无政府社会第四版序言：《无政府社会》与当代世界政治

无政府社会第四版序言

[英]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

《无政府社会》一书,在问世35年之后,更加清楚地显示出其作为一部经典著作的地位。该书最为系统与有力地阐明了

国家组成一个国际社会的观点,

并且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视角,以此分析与评估

世界政治中各种可能存在着的秩序类型。

《无政府社会》一书的核心问题是: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提供的这一政治框架,

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充当世界秩序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布尔的著作与冷战结束

以后令人瞩目的有关全球治理之辩论密不可分。但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对特定制度进行理论解读,而是

评估世界政治中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之总体性质、不同全球治理方式所体现出来的规范性主张,以及现存国家间制度在应对实践与规范性挑战时是否有效。

直至今天,《无政府社会》依然是所谓

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最重要的、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它也是一本重要的教学用书。其学术价值源于布尔的写作和分析能力,即思想严谨、表达清晰、不落俗套。

布尔抵制追求政策相关性(policy relevance) 的主张,而是

坚持认为学术探索具有其内在逻辑,它要求学者们愿意提出和探讨那些并非时髦的问题,并且对所有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传播者保持一种高度怀疑的态度。2

很显然,在该书首次出版后的35年中,世界政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

* 又译“国际关系英国学派”。———————译者注

I

无政府社会

化,这篇序言的

第一部分将论述布尔的分析到底具有多强的生命力,并且把他的研究路径和结论,同世界政治结构与实践中业已发生的重大变革加以对照。本序言的

第二部分则评估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的思考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主要进展之间的关系。

《无政府社会》与当代世界政治

从表面上看,布尔著作中的很多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

他极其重视大国、均势以及战争等这些国际社会中的制度,

他爱援引格劳秀斯、霍布斯以及康德的观点,以及他主要关注源于

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经典国家体系的理念与实践等等,

所有这些似乎都与当代世界政治研究相去甚远。

布尔很多想法的形成,深受

冷战、核武器威胁、核威慑管理以及超级大国竞争

处于舞台中心等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之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关于

经济相互依存正在损害国家的地位以及改变世界政治的言论,他对此深表怀疑。

布尔强调延续性,

这使得他在当时(今天更是如此)似乎轻视了全球政治中正在发生作用的动力因素,

也未能注意到国际体系正坚定地朝着

“超越威斯特法利亚”的方向演进。

与全球化

有关联的那些重大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使得很多读者难以接受

布尔所主张的底线立场,即

一个弱的(thin)、多元的国际社会依然是维护世界秩序之最佳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很多国际关系的分析思路的确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以自由国际主义的视角,或者

《无政府社会》一书所说的

自由连带主义视角,

来理解全球秩序。

以大国竞争、均势政治为特征的旧世界,

以及强调国家主权和严格的不干涉规则的旧式国际法,

正在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过时了。

尽管道路可能很崎岖,但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进程

似乎已经开始了,其表现包括:

正式与非正式多边制度之作用的扩大;

规则和规范的适用范围、数量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大增加,它们虽然形成于国际层面,但是也影响着国内社会的组织方式;

新的行为体越来越深地介入全球治理之中;

强制性地执行全球规则的行为;

有关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公民与国际共同体的关系之政治、法律与道德上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除了国家间治理模式的扩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超越国家的复合治理世界 (the world of complex governance)。

此种治理的特征包括:

全球规则制定的复杂性;

私人市场行为体和公民社会团体在表述价值观念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价值观念随后便被吸收进国家间制度;

非正式但受规范制约的治理机制

之作用范围在扩大,这些机制常常产生于复杂的网络之中, 既包括跨国和跨政府间关系,也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以及国家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渗透。

从这个角度看,

在布尔思想世界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一个有特权的主权制度之地位,

而是变成了众多行为体之一,以及成为一种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和法律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3

毫无疑问,《无政府社会》中的很多观点看来难以同冷战后全球政治中已经发生了的变革相吻合。

毕竟布尔从来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正式的国际制度不感兴趣。

他坚信自己所关注的那些

较深层次的“制度”,即均势、战争、大国、外交以及国际法,

更具持久的重要性。

他一直批评有关

自由民主扩展与影响的“康德式”乐观主义,

这一套乐观主义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民主和平论。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跨国市民社会重要性的增加,国际制度的数量、适用范围和影响力度的扩大,以及

国家的解体和族群自我伸张(ethnic self-assertion)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所有这些因素的发展使得很多评论家认为,

布尔关注于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的狭隘思想现在不仅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过时的。

我们对这种看法的

一个回应,

或许就是简单地把布尔那些冷静清醒、 疑虑重重的结论视为沙滩中的一个标记,以此评估有关变革与转型的观点。从学术上说,学者们确实有必要把布尔的书,同20世纪90年代和21 世纪初出版的、强调体系变革(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中的变革)思想的那些著作一起加以阅读。

布尔书中的哪些观点今天依然具有说服力呢? 

哪些观点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

布尔并非无视变革,《无政府社会》中的后几章提到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变革,以及不少通向世界秩序的其他道路。 但是,布尔主张在分析变革的时候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始终认为, 当今世界中的很多趋势和特 征————————

从跨国公司到以恐怖主义集团或者军阀为代表的暴力私人化倾向

————————乍一看是新生事物,实际上我们如果以足够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就会发现它们似曾相识。

同样地,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比较当下与过去的变革时代中获益良多。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但或许不成熟的想法,即

“新中世纪主义”,

它既可以是泛指所有地区,

也可以是特指某个地区(比如欧洲),我们未来或许能够见证一种

世界秩序的回归,

它不以民族国家为特征,而是以

多种多样、相互重叠的权威、管辖权以及认同为特色。

于是,我们大概就可以把《无政府社会》简单地视为这样一部著作,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

如何思考有关变革主张的阐释方式。

不管怎么说,

布尔从未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唯一合法对象

(实际上今天也是如此),也不认为国家必然继续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事实上,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前景十分悲观。因此,他于1975年在回复一位读者对《无政府社会》书稿的评论时写道:“我不能确定这种说法是对的…………………我在本书中看到“一个正在出现的国际社会”。我想我应该说,

国际社会是存在的, 但是它正处于衰落之中。”4

国际社会处于衰落之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规范性野心已经膨胀到如此之大的程度,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国际社会的政治基础受到了侵蚀。同样地,他充分意识到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这种现象所具有的潜在的驱动变革之性质。然而,他不太确信这些新的因素能否为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或者正义)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

第二个回应,

就是把《无政府社会》一书所表述的理论观点,作为解读某些业已发生的重要变革之工具。

英格兰学派中的很多人一直努力发展布尔有关多元主义和连带主义国际社会分野的思想。

他们认为, 布尔自己有关国际社会的思考,在其晚年的时候正朝着具有较多连带主义色彩的方向转变,或者说他的思考原本就具有连带主义色彩。5他们声称,与

《无政府社会》一书

所表达的国家主义和怀疑主义立场

截然相反的是,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有关

人道主义干涉或保护的责任

这类连带主义规范之共识。“

还有一些人则以一种进步主义色彩更重的方式(这依然和布尔的著作有很大关系),探讨正在变化中的

全球政治如何为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提供政治与道义空间。”

与此相类似的是,有人选取《无政府社会》中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资源,

比如说,

接受地区主义

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之立场,但是把这些

“地区国际社会”

放在布尔的思想与概念框架中加以考察和比较。或者借用

“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概念,

来思考国际社会同这个越来越强大,政治上更加活跃的世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方式, 布尔在其书中已经强调过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就此进行充分的论述。8

第三个回应

或许是,我们认为布尔常常是正确地提出了有关变革的问题,他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也是对的。迄今为止,提出正确的问题通常是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项目中最难的部分。举例说,布尔一直着迷于思考

国际社会的边界、

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标准

以及如何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

等相关问题

会随着社会因素的加深而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理念。

这促使他探询那些处于

国际社会历史边缘地带

或者国际社会历史边界之外的团体

到底具有何种地位,那些团体包括

海盗、雇佣军、异教徒或者信奉异端邪说的人以及野蛮人。

在20年以前,一本国际政治的书去讨论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显得很另类古怪。但今天,海盗、雇佣军、异教徒以及野蛮人之重要性是难以被质疑的。

很显然,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重复布尔的论点,因为他在当时的关注重点及其实际运用都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如20世纪90年代有关全球化的言论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样,我们在布尔的著作中以及在他提出的很多实质性结论中所看到的论证模式,还在不断地重现:

当今全球化力量的历史新奇性一直被夸大;

国家角色的衰落始终被过分强调; 

有关秩序建立在大国以及主要大国关系基础之上的认识,显然并未从全球舞台上彻底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布尔所强调的双重挑战,

即管理大国关系以及

调和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

这对于理解当今世界中的自由连带主义之限度,以及旧式的多元主义秩序机制之重要性,依然是极其关键的。

我们在面对麻烦更多的时代时,应该承认

布尔的现实主义以及怀疑论思想

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使得这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其表现如下:

(1)安全问题

再次凸显,国家安全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重要性压倒人权观念或者国际法的价值,打仗和反叛乱重新成为关注的对象;

(2)从过去延续下来的或者重新抬头的

民族主义力量,

再也不能够从政治上或者学术上被装进

“族群冲突”

这个盒子里面,而是体现在体系中的主要国家之认同政治与对外政策行为之中;

(3)核武器

又变得重要起来,它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大国等级结构的形成以及外交场合座次的排列等等依然有关联;

(4)宗教具有国内与跨国影响力

(两者都很重要);

(5)均势

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动机

(比如美国的亚洲政策),

以及作为所有二流国家和新兴大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要素,

又悄悄地回来了,即便其主要表现形式并非增强

硬的军事实力

,而是所谓的

软制衡。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

全球化并非超脱于国家体系之外,

而是受到国家体系结构与动力的影响。

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活力和成就,

对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最主要是发生有利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权力转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

20世纪90年代有关权力转移的辩论

主要关注权力从国家到公司的转移,

那么过去十年间有关权力转移的辩论之焦点则是:

正在崛起和新兴的大国;

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和潜在的资源竞争;

现存的全球经济治理安排与那些拥有实际经济决策权力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不相匹配。

那场让西方核心国家受损最为严重的

金融危机,

使得有关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拥有最先进的专门知识和政治合法性的论点不堪一击,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强调

国家作为“秩序的最终提供者”之作用。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事态发展简单地视为

国际关系回归到“威斯特伐利亚规范”时代,

或者用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的话来说, 就是

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

但是,一种更为正确和有益的做法是,

正视一个复杂的、混合的以及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

它所面对的不仅包括

一系列古典的、多元主义的挑战(特别是与权力转移和新兴大国崛起有关), 

也包括那些带有

强烈的后威斯特法利亚特点之挑战,

比如全球化的物质条件、合法性特征的变化、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之间(甚至一般来说,在内省的社会之间)的均势之改变。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简要地解答

为什么布尔对国际秩序的分析

今天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

首先,大国具有实际与潜在的作用。

如果权力的确转移到新兴大国群体中,现存的多边与连带主义国际制度面临着严重挑战,大规模国际集会显得无力应对诸如

气候变化

那样的复杂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构建一个以少数几个大国为核心的秩序之可能性呢?

随着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更多的麻烦,一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努力

回归到一种以大国为中心的秩序,

其中,

协调一致式(concert-like)的协商、合作或者协作,

正如八国集团(G8)或者二十国集团(G20)那样的群体,

将会再次扮演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此的协作一方面有可能减弱来自那些已经被广为讨论的

权力转移与多极化趋势之危险,

另一方面则可能提供一种有助于

主要博弈者(比如美国和中国)之间

持续的相互理解之框架, 否则的话,那些更为精巧的多边和全球治理形式就无法发挥作用。

《无政府社会》

明显地体现了它那个时代的特征,布尔是在

超级大国关系

这个背景之下阐述相关思想的,即他所说的

大国协调的基辛格模式。

然而,这本书对于

大国秩序的演进、紧张关系的产生

(比如权力与法律、权力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那些会损害该书在当今条件下的解释力与适用性的变革,也提供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具有范本性质的解读。

根据这样一种理解,

大国的管理角色

可能有助于减弱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危险与不可避免的摩擦。

大国不仅通过管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借助外交、 会议、代表团以及联合干涉行动),也通过培育对于责任的共有理解,以及利用自己对于势力范围和同盟体系内部附属国家的支配权力,来构建和维护秩序。

大国不仅追求特定(particular)利益或地区利益,也追求总体 (general)利益。

按照《无政府社会》的论述,

大国关系要成功地得到管理, 

必须有赖于如下几个条件:

极大地重视克制和谨慎的必要性;

承认他者利益的合法性;

愿意承认安全总是相互依赖的,绝对安全是不可企及的;

创造和培育有关权力与利益、正义与公平的共有话语。

其次,是有关非西方世界的地位问题。

与很多主流的国际关系分析不同,布尔坚持认为,

从欧洲国际社会到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演变,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

这一演变过程包含着

五个方面的斗争,

即

争取非殖民化和帝国终结的斗争、

争取平等主权的斗争、

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

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以及

争取文化解放的斗争。

在布尔看来,这一演变也导致一系列深层问题的产生。

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破坏或者挑战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与制度?

国际社会成员数目的增多所带来的长远影响是什么?

国际社会的发展是否已经损害其欧洲或者西方的文化根基?

如果说国际社会的发展已经损害其欧洲或者西方的文化根基,那么未来国际社会建立在何种文化根基之上?

布尔有关

欧洲国际社会到全球性国际社会演变的分析,

是一种很大气的(或许也是极具

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

和具有历史眼光的叙事。

同样由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他的关注焦点是

20世纪70年代来自第三世界的挑战

以及所谓

南北关系的重要性。

后来数十年的发展,使得这样的看法显得有些老旧了:

来自第三世界的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被挫败了,

即便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那些

原先挑战西方秩序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印度或者巴西)的行为方式上,

它们正在不断深入地陷入(enmesh)、 适应(socialize)以及融入(integrate)

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之中。

但是在今天,不仅是非西方国家的兴起,还有从更广泛意义上说的权力从西方工业化世界这个核心向外扩散,都让我们重新关注布尔对历史变革的感知,以及历史变革给国际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当下有关

权力转移的辩论,

提出了很多涉及英美全球秩序或者欧洲全球秩序未来地位的问题,这一全球秩序在19世纪中叶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并因此产生了许多有关权力政治秩序、国际法律构建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与实践。

 不仅如此,布尔所关注的某些问题也再次成为焦点。例如,

布尔认为一个持久存在的国际社会必须依赖合法性观念,

而合法性观念必须反映国际社会中那些较弱小成员之利益和价值。

这里的确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哪些国家需要被容纳?

到底只是指那些有能力构成修正主义挑战的国家呢,还是指那些真正被排挤在外的、力量弱小的国家呢?

但是,中心问题依然如故:

理解国家之间的合作,

不仅仅要研究

大国的权力冲突和利益考量的变化,

也要分析较弱小国家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对自身地位与外部承认的关切,以及

国际秩序观念历经时间与空间的演变方式。

这一分析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涉及权力因素,即

那些新兴的、修正主义的(或革命的)国家或集团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社会的制度之中?

与此同时,该分析思路也重视价值观念因素以及国际社会的文化根基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

文化多样化

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个核心问题。他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国际社会的基础到底有多广泛、多深厚?

有关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之性质及其可能得以实现的途径之共识到底有多么强烈?

布尔的部分担忧在于

程序性(procedural)价值共识,

而非实质性 (substantial)价值共识,

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创立一个共有的规则框架,

以此调解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念分歧?

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担忧

国际社会扩展到其历史的、欧洲核心地带之外所带来的影响,

关心现代化和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

会在多大程度上

造就一个统一和单一的全球文化。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布尔并不相信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价值体系基础之上,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常常暗示这一点。文化的作用是一个需要加以探索的经验性问题,但它不是一个解析性假设。

即便不提那些更为激进的有关

文明冲突的读物,

布尔的想法毫无疑问也一点不过时。

全球化的强大压力到底是更多地导致同质化和趋同化,

还是更多地引起反抗和抵制?

这样的讨论与布尔的思考不谋而合。

同样很清楚的是,随着

国际法律秩序朝着更具连带主义和跨国主义性质的方向发展,

以及

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所说的“主权水线”(wa-terline of sovereignty)在下降,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政治重要性也在上升。

有关人权、人民和少数族群权利以及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国际规则,对国内社会的组合产生了极为深刻的侵蚀作用。

不仅如此,随着法律秩序从高调的标语口号,转变成在上述那些领域中更为具体和极具侵入性的行动规则,以及更为强硬的执行手段(通过制裁和限制条件),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变得更为重要。文化本身不一定起作用,但文化差异和多样化却是很重要的。世界各个地方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差异巨大,反映出国家和地区历史的不同、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差别、政治背景和道路的各异。

再次,是有关正义问题的规范理论与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大部分时候,布尔有关秩序高于正义的观点,他对国家间正义的强调,以及他有关国际政治受到道义制约的思想,都显得过时了。

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强烈地批评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所阐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之观点。

他们认为,所谓

“国家道义”应该被抛弃,

代之以实现个人正义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说,所谓

自由大西方霸权的再构建之主张,

设定了规范性辩论的议程:

打开干涉的空间,明显地走出了冷战年代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扭曲的状态,有可能服务于一系列自由主义目的;

自由民主思想的胜利,加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全球性的民主化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在全球范围得以推广,它显然成为了规范性分析的重要内容。

在学术界,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伦理和全球正义问题进行抽象性和理想化的讨论,尤其是很多受康德思想启发的理论家们,他们变得更为关心

国际关系、全球正义、战争以及干涉问题。

对其批评者来说,布尔(以及整个英格兰学派)所开辟的古典政治思想领域是一片沃土,但他对“古典理论“的理解是狭隘的,也是乏味的。其结果是,国际关系学科被切断了同那些内容更为丰富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轻视或者忽视一系列有关

国家、共同体以及民族的问题,

单单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是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解答这些问题的。很显然,这样的批评大多是合理的。在过去35年间,学术资源增加很多,任何一个研究规范性问题的人,都应该会很快让自己的视野超出《无政府社会》之外。

一个比较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一个极不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重现于当今世界,已经使得布尔对政治道德和规范性实践的许多关切再次受到注意。布尔的研究路径既令人着迷,也让人感觉受挫,其原因在于他把自己所感兴趣的秩序看作既是事实,也是价值,而且他也在努力理解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已经建立起来或可能建立起来的桥梁。他于是注意

从法律和道义层面,去理解产生于国际社会内部或者围绕着国际社会而形成的秩序与正义;

探讨一个有意义的道德共同体所应该具备的政治与物质前提条件;

思考国际社会中的程序性和实质性规则,如何以十分复杂和经常令人沮丧的方式,同具体的制度、权力政治结构以及世界政治中那些往往很冷酷的交易行为联系起来。

因此,布尔不同于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其独特的贡献在于他坚持认为,

争取道德共识的斗争与政治实践问题

不可避免地具有密切的关系。10

例如,那些特定的规范性问题,同

权力不平等模式、国家和国家结构的凝聚力以及国际规范与制度的合法性

是有关联的。布尔暗示,世界政治领域中许多最紧迫和难以对付的

道义困境,

既涉及实践、权力和过程的合法性问题,也涉及哲学基础问题。

这绝对不是研究世界政治中的规范性问题,也涉及哲学基础问题。这绝对不是研究世界政治中的规范性问题之唯一路径,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路径。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

我们在重视政治道德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秩序常常需要(不一定绝对需要)被置于正义之上;

合适的评判标准将产生于政治秩序自身内部,而不是来源于外部的法律或道义观点;

政治的特征常常表现为无法根除的冲突,而不是理性的共识;

对法律和道义的质疑会导致整个否定政治决定和政治判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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