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和被誤解的「歷史的終結」
福山和被誤解的「歷史的終結」
「我想我們可能註定要陷入這樣一種週期性的循環中——
我們先是在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度下經歷一段和平與繁榮，」
福山說道。
「我們厭倦了它，然後試圖摧毀它。」
台獨、統派
威權和平
自由民主繁榮
因未來的嚮往，想摧毀現在
歷史的終結論,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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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SZALAI
弗朗西斯·福山出版過大量政治及政治理論著作，其中包括關於自由主義的精深論著，以及一部嚴肅審慎的兩卷本研究，追溯現代國家的發展歷程。然而，他有時看起來似乎永遠擺脫不了那寥寥五個字的糾纏。
最近一個下午，他在帕洛阿爾托的家中說：「每週我在Instagram或其他社群媒體上發點什麼，總有人會說，『哦，我還以為歷史已經終結了呢。』」這些人所指的，自然是「歷史的終結」——福山為1989年夏的一期《國家利益》雜誌撰寫封面文章時所用的標題，也是該文的核心理念。在冷戰行將結束的日子裡，蘇聯帝國節節敗退，美國消費主義方興未艾，福山預見到「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將取得全然的勝利」。歷史正以「西方的勝利」走向終結。
這篇文章一炮而紅，把當時還是個國務院政策官僚的福山推上了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道路。他將文章擴展成自己的第一本書《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1992年），並且既幸運又不幸地，一出手就寫出了一部既是嚴肅政治理論又是超級暢銷書的著作。
「歷史的終結」聽起來極具衝擊力，同時又問題重重，福山因此遭受了無休止的嘲諷。人們會幸災樂禍地指出，歷史事件分明還在不斷發生。但他說的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而是更宏大、更具概念性的「歷史」。（這個惹麻煩的短語甚至不是他原創的：他借自亞歷山大·科耶夫，一個俄裔法國人，著名的黑格爾闡釋者。）福山認為，自由民主是一個終點，因為作為一種理想，它已無法從根本上加以改進：「所有真正重大的問題都已解決。」
這無疑是一個樂觀的命題，既是後冷戰時代的標誌，也成了一個笑柄。但福山的書中也包含一個黑暗的反題。「歷史的終結」始終籠罩在一種可能性之下：自由民主的傳播可能催生「最後之人」——尼采以此指代一種自滿、墮落的人物，他們為求舒適與安全而放棄風險和抱負。在該書最後五章中，福山預言，無聊與躁動可能助長對建制機器的憤怒，然而這幾章似乎沒幾個人讀過或記得。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躁動與憤怒無處不在，73歲的福山仍在努力讓人們理解他的本意。9月8日，法勒-斯特勞斯-吉魯出版社將出版他的回憶錄《最後之人的王國》。正如書名所示，福山在加倍強調自己的觀點，回擊他所譏諷的「那些對歷史終結愚蠢而膚淺的解讀」，這些解讀將他醜化為天真的樂天派。他認為，當前自由民主的困境並非對他早期著作的否定，反而是一種印證。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後之人」變得如此焦躁不安，以至於輕信了民粹主義煽動者，後者讓他們相信一切已經爛透——「這一結果，」他說，「早在30多年前就完全可以預見到。」
但這部回憶錄也展示了他思想的轉變。儘管他鄙視那些「隨意批評」他的第一本書的人——這些人連標題都懶得讀到後半部分，福山也坦言，他從未想到「最後之人」的世界會呈現如今這般景象。
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最後幾頁，福山曾順帶提及唐納德·川普，當時川普還是一個紐約房地產大亨。他寫道，川普屬於這樣一類人：在自由民主及其市場經濟中，他們的野心可以得到滿足。
「他們不必渴望成為暴君，只需變得非常富有即可，」福山回憶起自己當時的想法。「我萬萬沒想到，僅僅致富對他來說遠遠不夠。」
父與子
5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在史丹佛大學整潔優美的校園裡見到了福山。他目前擔任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本人說話輕聲細語，透著一股平靜沉穩，但他走過的思想與政治之途卻相當曲折。
福山的父親出生於洛杉磯一個日本移民家庭，母親來自日本。珍珠港事件後，父親一家被關進拘留營——父親因獲得內布拉斯加州一所文理學院的獎學金，才得以逃脫這一命運。
他的祖父失去了在「小東京」的五金店。「他最終在60年代初獲得公民身份，」福山說，「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票給極端保守的總統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相比之下，福山的父親則是一個「鐵杆自由派」。他身為社會學家和公理會牧師，積极參与民權運動，並反對越南戰爭。
福山是家中獨子，生於芝加哥，在紐約市長大。他在康乃爾大學修讀古典學，住在「特柳賴德之家」——一處相對封閉、由學生自主管理的宿舍，當時深受保守派政治理論家、古典學者艾倫·布盧姆的影響。布盧姆是德裔美國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學生。「隔壁就有一個兄弟會，」福山在「特柳賴德之家」的朋友露絲·愛潑斯坦回憶道，「他們開啤酒桶派對，我們則有供應雪利酒的教工招待會。」對於福山這樣求知慾旺盛的年輕人來說，這種氛圍令他興奮不已。
正是在那裡，他加入了一個「施特勞斯學派圈子」，並在政治上轉向保守，被關於絕對真理與人性的哲學理念所吸引。這種轉變令他的父親大為惱火，堅稱兒子被「洗腦」了。福山對這一指責深感不滿。父親稱他是某場邪惡影響運動的天真受害者，這至今仍讓他感到痛苦：「他從不相信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福山後來經歷了一系列思想轉變。他曾短暫接觸法國後結構主義，搬到巴黎住了六個月，期間參加了羅蘭·巴特的研討班。當他意識到自己不再想追求「在斷言理性話語之不可能後建起的虛無主義計劃」時，福山放棄了耶魯大學比較文學的研究生項目，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國際關係，並在那裡完成了關於蘇聯中東外交政策的博士論文。
「我曾認為自己不僅是保守派，還是新保守主義小圈子的一員，」他告訴我。但這一切在21世紀前十年發生了改變。首先，他因美國入侵伊拉克與新保守派決裂；隨後在2008年，華爾街的魯莽行為將金融體系推向崩潰邊緣。福山開始修正自己原有的信念。「相信動用軍事硬實力來推廣民主，導致了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則是保守派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市場能夠自我調節以維持穩定經濟增長的結果，」他說，「這兩者最終都被證明是一派胡言。」自由民主無法依靠極端放鬆監管來維繫，也不能靠槍口強加於人。
頗具戲劇性的是，如今他發現自己與父親的政治立場更加一致。父親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出版後不久便去世了。儘管如此，福山對他所稱的左翼「社會正義議程」不以為然，並將大學校園裡的親巴勒斯坦營地比作「為鬥爭而鬥爭」。他仍保留施特勞斯學派對人性的強調，像傳統保守派一樣談論男女之間的先天差異。
被問及如今如何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時，他輕聲笑了笑：「嗯，這很複雜。」
困於辯證法
儘管親身體驗過知識界名人身份帶來的種種弊端——輕率的批評、扭曲的解讀，福山始終希望擁有學術界以外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他在史丹佛校園裡有兩間小辦公室：一間牆上掛著一面巨大的烏克蘭國旗，另一間則擺滿了演播室燈光和攝像設備，用來為他的YouTube頻道「福山直言」(Frankly Fukuyama)拍攝內容。（這個名稱是個可愛又老套的雙關語——朋友們都叫他弗蘭克。）
「大約一年前，我雇了一位Z世代的社群媒體運營，」他說，藉此描述自己如何努力觸達那些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的年輕一代。在「最後之人」的時代，注意力成了硬通貨：「只要你說了什麼特別尖銳的話，馬上就能看到數據往上漲。」
而在課堂上，他的方式完全不同。他是公共政策碩士項目的主任，教授一門名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解決」課程。到訪那天，我旁聽了他講授的一個案例，內容是關於過去十年間多倫多創建智慧城市的失敗嘗試。
福山站在一間四壁布滿白板的教室前方，熟練地引導二十多名學生分析這項加拿大城市規劃倡議中那些瑣碎的技術細節。他告訴我，這門課的目的是從微觀層面審視問題：「我們大概不會用以色列該如何對付哈馬斯來做案例。」
看到福山——少數幾位擁有公眾知名度的美國政治理論家之一——向學生講解市政項目的細枝末節，而非用宏大理念吸引他們，這多少有些令人詫異。但哲學的缺席恰恰源自他的哲學。畢竟，如果你相信歷史已經終結，「真正的大問題」已經解決，你很可能就會認定，剩下的問題主要就是政策和執行層面的了。
這種對解決問題時具體操作細節的著迷，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也有對應的體現。福山是個終身的「動手派」；他在回憶錄中用多個章節講述了自己的各種愛好。他曾經組裝無人機，在校園裡放飛。在他與妻子和愛犬同住的家中（三個子女均已長大成人），放著他自己組裝的一排排電腦伺服器，用來存儲音樂和電影。他向我展示了幾把漂亮的弓背椅和一張精緻的牌桌，都是他自己製作的。製作出能正常使用的東西，顯然給他帶來了滿足感。他回憶錄原來的標題就叫《造物》(Building Things)。
不過，我偶爾也能瞥見他性格中更狂野、不那麼謹慎的一面。他的車道上停著一輛摩托車（是雅馬哈，他以前騎哈雷）。他的老友馬克·科多弗告訴我，大約20年前，他們一家住在維吉尼亞州麥克萊恩時，福山迷上了越野騎行，而且一上來就挑戰維吉尼亞州最險峻的路線之一。和他一起騎行時，科多弗「嚇得魂飛魄散」。
福山還曾在家門口搭起坡道，嘗試騎行跳躍，結果摔斷了手肘。我們一起走在史丹佛廣闊的校園裡時，單車從四面八方疾馳而過，他卻常常大步跨入路口，連停都不停。他因此不可避免地幾次被飛馳的電動單車撞到；其中一次撞得相當嚴重，他不得不用救護車送走。
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做事有條不紊、擅長製作實用物件的人，同時也是一個魯莽的冒險者，屢屢以令人費解的頻率危及自身安全。「我經常出事故，」他有些難為情地告訴我。不過，作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的作者，他本人身上就充滿了這種辯證的矛盾，倒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我們可能註定要陷入這樣一種週期性的循環中——我們先是在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度下經歷一段和平與繁榮，」當我們終於安全地坐在史丹佛的教師俱樂部裡時，福山對我說。「我們厭倦了它，然後試圖摧毀它。我們把自己拋回威權主義、衝突和戰爭之中。然後我們又厭倦了那些，然後我們說，『哦，也許我們該回到自由民主了。』」
他似乎懸置於一種當今許多人都可能感到熟悉的狀態中，介於希望與無奈之間：「我只是覺得，好像已經沒有多少新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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