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成南（Nguyễn Thành Nam）的《與清聊聊天》：為何引發爭議？
以下是該文章的中文翻譯：
阮成南（Nguyễn Thành Nam）的《與清聊聊天》：為何引發爭議？
阮成南（Nguyễn Thành Nam）的著作《與清聊聊天》（Chuyện với Thanh）正引發廣泛爭議。原因在於書中許多段落寫到胡志明（Hồ Chí Minh）、阮必成（Nguyễn Tất Thành）、越盟（Việt Minh）、八月革命、古芝（Củ Chi）以及越南各項歷史象徵時，使用了過於輕浮、隨便的用語。但問題不僅止於作者一人。這更關乎出版社、簽核審查人、發行單位、主流媒體、審查機關，以及為該書提供聲譽背書的相關組織之責任。
快速摘要：為何《與清聊聊天》會引發爭議？
《與清聊聊天》之所以引發爭議，並不單純是因為作者阮成南對胡志明或越南歷史提出疑問。一本書當然有權利進行「去神聖化」（giải thiêng，即祛魅）、有權質疑，也有權將領袖視為歷史中的普通人來觀察。問題在於，被截圖分享的多個書頁顯示，書中採用了輕浮、諷刺且有貶低歷史人物與事件跡象的措辭。
諸如「打雜跑腿」（điếu đóm）、「背包客/壯遊」（phượt）、「無名小卒」（vô danh tiểu tốt）、「唯唯諾諾」（khúm núm）、「越盟『搶劫』政權」（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順手牽羊」（tiện tay dắt dê）、「東躲西藏」（chui lủi）等詞彙，讓許多人提出質疑：這究竟是「祛魅」，還是「貶低」？這是對年輕人的歷史教育，還是把歷史變成了某種博眼球的震撼內容（content gây sốc）？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這本書並非以匿名個人文章的形式出現。它是正式出版、經過媒體宣傳推廣、掛著作者的名銜，並與多家教育、研究、出版機構綁定在一起的。因此，責任絕不能只停留在阮成南一人身上。
在討論書籍內容之前，有必要先釐清作者是誰
阮成南並非衝動的年輕筆桿，更不是缺乏社會經驗的人。他出生於 1961 年，已年逾六旬。他被介紹為數學博士，曾在前蘇聯留學與研究。他同時也是眾所周知參與 FPT 集團創立與發展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 FPT 及 FPT Software 的高層領導。
離開科技領域後，阮成南轉向教育界，與 FPT 大學、FUNiX 密切相關，並曾以客座講師/主講人的身份出現在 VinUniversity 的履歷中。許多媒體宣傳資料也將他介紹為在大學環境中參與教授、交流或傳播胡志明思想的人。
換句話說，這是一位屬於科技—教育—企業家精英階層的人物。他擁有年齡閱歷、學位、頭銜、媒體網絡以及社會聲譽。正因如此，《與清聊聊天》中的字字句句，都必須以極高的責任標準來審視。
如果是一個缺乏常識的年輕人在網路上寫了幾句錯話，或許還可以說是幼稚無知。但當一位博士、前 FPT 領導人、教育工作者、被多家媒體推廣的作者，對阮必成/胡志明使用輕浮隨便的詞彙時，就絕不能簡單地視為「失言」。
在這裡，年齡、學位和頭銜並不能成為免責的護身符。相反地，它們讓責任變得更加沉重。
《與清聊聊天》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與清聊聊天》被介紹為一本對話錄/隨筆集，靈感源自作者閱讀有關胡志明的書籍以及與大學生的交流過程。核心人物是「清」（Thanh）——一名被設定與「成老師」（thầy Thành）就歷史、胡志明、越南以及當代啟示展開對話的大學生。
在形式上，這並非嚴肅的學術歷史書。它更像是一種結合了管理思維、戰略、個人成長與社會思辨的「歷史—教育—勵志」類對話。本書試圖通過提出「為什麼？」、進行現代比較以及日常敘事風格，讓歷史對年輕人來說變得更加親近。
原則上，這種做法本身並沒有錯。
年輕人不應該只透過口號來學習歷史。胡志明也不需要被塑造成不可質疑的偶像。越南歷史需要透過史料、背景、爭論和艱深的問題來閱讀。一個成熟的教育體系不應害怕將領袖視為血肉之軀。
然而，《與清聊聊天》的問題並不在於它提出了疑問。問題在於它使用語言的方式，以及它用輕浮、冷嘲熱諷、有時甚至是輕蔑的語調來包裝許多歷史事件與人物。
對胡志明「祛魅」沒有錯，但貶低歷史則是另一回事
必須非常明確地區分：「祛魅」（giải thiêng）不等於「侮辱」。
「祛魅」是將歷史人物從神話的光環中拉出來，憑藉史料、時代背景與理性進行審視。這是必要的。歷史人物越偉大，就越應該接受嚴謹的研究。
但「貶低」（hạ thiêng）卻是另一回事。貶低是用嘲弄的語言拉低人物身段，故意剝奪其莊嚴性，將歷史淪為博眼球或娛樂的素材。
一本書可以寫阮必成曾經有過迷茫的時期，做過許多打工兼職，在經歷中學習，隨時間推移而改變認知。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切入角度。
但如果使用「背包客/壯遊」、「無名小卒」、「鄉巴佬園丁」、「打雜跑腿」、「唯唯諾諾」等詞彙來形容阮必成/胡志明，那麼這就不再只是單純的「祛魅」了。
一本書可以結合國際背景、權力真空以及越盟的準備工作來分析八月革命。但如果使用「越盟『搶劫』政權」這樣的詞彙而不作謹慎說明，它就不再是中立的表述。
一本書可以分析國語字歷史中的「大眾教育運動」（Bình dân học vụ）。但如果將胡志明的選擇稱為「順手牽羊」，就會讓這項偉大的教育政策蒙上一層投機耍滑的色彩。
一本書可以將古芝地道寫成非對稱戰爭的戰術。但如果使用「東躲西藏」（chui lủi）這個詞，那就是對抗戰力量和戰爭記憶的極大不尊重。
歷史需要被還原得生動鮮活，但生動並不意味著要將其廉價化。
《與清聊聊天》中引發爭議的詞彙
從被分享的頁面來看，許多詞彙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彈。
在描寫阮必成/胡志明時，書中出現了如下表述：
- 「給各位大佬打雜跑腿」（điếu đóm các bậc đại ca）
- 「二廚兼職」（job phụ bếp）
- 「背包客/壯遊」（phượt）
- 「鄉巴佬園丁」（chàng trai làm vườn quê mùa）
- 「無名小卒」（vô danh tiểu tốt）
- 「外表看起來並不完全討喜」（trông bề ngoài không hoàn toàn bắt mắt）
- 「非常害羞，甚至唯唯諾諾」（rất bẽn lẽn, thậm chí khúm núm）
- 「不得不坐在那裡啃枯燥的教案」（phải ngồi nhai giáo án khô khốc）
此外，在描述其晚年生活時，甚至直呼其姓稱「胡」（Hồ）。
在寫到越盟與八月革命時，書中出現了「越盟『搶劫』了政權」的說法。
在寫到大眾教育運動與國語字時，書中將胡志明的選擇解讀為「順手牽羊」。
在寫到古芝時，使用了「東躲西藏」一詞。
在寫到傳說與起源象徵時，書中的敘述方式如「18 代雄王荒誕怪異」（18 đời Vua Hùng ảo quái）、蜀泮「搶奪父位」、仲始去「釣媚珠」（cưa Mị Châu）、「男色計」（nam nhân kế）、「偷竊神弩」等。
如果只是單個或兩個詞彙獨立出現，或許還可以辯稱那是角色的台詞、課堂上的對話或是口語化文風。但當大量此類詞彙集中出現在同一本書中時，它就形成了一種風格。
而這種風格是有問題的。
對話不能成為作者甩鍋責任的盾牌。角色的台詞依然是作者的選擇。一旦印製成書，所有的語言選擇都必須接受公眾的評判。
為何「越盟『搶劫』政權」是一種極其嚴重的框架塑造（Framing）？
在越南語中，「搶劫政權」（cướp chính quyền）絕非中立詞彙。
如果想表達「奪取政權」（seize power）的意思，作者有很多選擇：奪取政權（giành chính quyền）、掌握政權（nắm chính quyền）、獲取政權（đoạt chính quyền）、接管權力（tiếp quản quyền lực）、領導總起義（lãnh đạo tổng khởi nghĩa）。每個詞都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但「搶劫政權」帶有不正當、非法、強行剝奪的意味。當套用在越盟和八月革命身上時，極易讓人產生否定革命合法性的感覺。
（*）框架塑造（Framing）： 名詞，源自動詞 frame（構建框架、塑造），是一個專有名詞，指透過特定的角度來塑造、呈現某個問題、資訊或形象的技術，旨在影響接收者的認知與評估方式。
當然，八月革命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人們可以也應該研究日本投降、陳重金政府衰弱、權力真空、越盟的準備、群眾運動、國際時機的作用以及各地區的演變等背景。
但進行複雜的分析不等於可以使用帶有批判/定罪性質的詞彙。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在社交網路上寫「越盟搶劫政權」，恐怕很快就會遭到批評。那麼，為什麼當它出現在一本正式出版、有出版社、有媒體宣傳、掛著教育頭銜的印製書籍中時，最初反而被稱為「新穎的切入方式」？
這是一個關乎標準一致性的問題。
「順手牽羊」與貶低大眾教育運動的問題
另一個引發爭議的詞彙是在談到胡志明選擇國語字/大眾教育運動時使用的「順手牽羊」。
有人可能會辯稱，國語字並非胡志明一人所創。這確實是事實。國語字的歷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包含了西方傳教士、學者、記者、革新派知識份子、東京義塾運動、張永記、潘周楨、傳播國語字運動以及許多其他社會力量的貢獻。
但從承認這段複雜歷史，跨越到使用成語「順手牽羊」，是一個巨大的滑坡。
「順手牽羊」帶有投機、耍小聰明、順便撈取好處的色彩。當套用在 1945 年後的全民教育政策上時，它削弱了「大眾教育運動」的格局，將一項重大決策扭曲成了類似利用政治機會的投機行為。
你可以說胡志明和革命政府將國語字用作建設國民的工具；也可以說普及文字的政策既有教育意義，也有政治意義。但完全不需要使用帶有貶低意味的成語。
這是該書重大問題的一個典型例證：論點或許可以討論，但語言卻毀了論點。
「東躲西藏」一詞與古芝記憶
古芝地道是人民戰爭以及在非對稱戰爭條件下展現適應能力的一個象徵。作者可以從軍事、後勤、地形、心理戰、游擊戰或民眾忍耐力的角度來分析古芝。
但使用「東躲西藏」（chui lủi）這個詞是一個極其糟糕的選擇。
「東躲西藏」不僅僅是用來描述待在地道裡。它帶有偷偷摸摸、卑微、猥瑣的色彩。當放在古芝這樣一個戰爭象徵旁邊時，這個詞極易被視為對抗戰力量以及那些在極端環境下生活、戰鬥和犧牲的人們的侮辱。
如果作者的目的是從古芝中汲取管理或商業經驗，那就更需要謹慎。絕不能將戰爭記憶粗暴地轉化為心靈雞湯式的類比。
問題不僅僅是「非主流」
有人會說《與清聊聊天》只是一種非主流的解讀方式。但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
- 非主流（Khác chính thống）： 是指作者提出新史料、新解讀、新立論，並用明確的證據加以證明。
- 缺乏標準（Thiếu chuẩn mực）： 是指作者使用嘲弄、輕浮、諷刺、貶低的字眼。
一本書可以說年輕時的阮必成還不是一個完美的天才。但使用「無名小卒」、「鄉巴佬」、「打雜跑腿」、「背包客」就是缺乏標準。
一本書可以說胡志明是一位懂得利用宣傳的政治家。但如果用某種語調將宣傳寫成耍小聰明，那就是缺乏標準。
一本書可以說雄王、安陽王等傳說需要與歷史學加以區分。但使用「荒誕怪異」、「釣媚珠」、「男色計」就是缺乏標準。
有一部分自命「啟蒙/開拓」（khai phóng）的人常將這兩者混為一談。他們以為只要說得與主流不同就是深刻，以為說得驚世駭俗就是有魄力，以為傷害象徵就是獨立思考。
事實並非如此。
知識份子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說話的人。知識份子是懂得說得正確、說得有憑據、說得有責任感，並且懂得文字份量的人。
首要責任在於作者阮成南
首要責任屬於作者。
沒有人強迫作者使用「打雜跑腿」。沒有人強迫作者使用「背包客」。沒有人強迫作者寫下「越盟『搶劫』政權」。沒有人強迫作者使用「順手牽羊」。沒有人強迫作者使用「東躲西藏」。
作者有權選擇風格。但當這種風格觸及胡志明、阮必成、越盟、八月革命、大眾教育運動、古芝以及民族歷史象徵時，作者就必須為其社會後果承擔責任。
特別是，阮成南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他被冠以許多顯赫的頭銜介紹：數學博士、FPT/FPT Software 前高層領導、FUNiX 創辦人、教育工作者、與胡志明思想教學相關的人士。
頭銜帶來了聲望。但聲望並非免責的鎧甲。相反地，聲望越高，就越需要謹言慎行。
編輯、簽核人與越南作家協會出版社的責任
一本印製出版的書籍不會憑空出現在市場上。它必須經過審稿、編輯、內容審查、簽發出版、印製、發行和送審備案等流程。
因此，如果《與清聊聊天》出了問題，絕不能輕描淡寫地說是「作者的個人觀點」。
必須明確追問：
- 負責的編輯是誰？
- 誰是出版責任人？
- 誰簽核了稿件？
- 稿件是否經過歷史—政治內容的同行評審？
- 那些敏感段落有人讀過嗎？
- 「打雜跑腿」、「越盟『搶劫』政權」、「順手牽羊」、「東躲西藏」、「背包客」、「無名小卒」、「唯唯諾諾」這些詞彙到底經過了誰的眼睛？
如果編輯讀了卻看不出問題，那是專業能力低下。如果發現了卻依然放行，那是放任失職。如果簽核人僅因信任作者的名氣或合作單位就草率簽字，那只是橡皮圖章，而非履行出版責任。
特別是，如果冠上了「越南作家協會出版社」的名字，責任就更不可小覷。一家以作家協會命名的出版社，不僅僅是發放書號許可證的地方。它代表著文化聲譽和語言標準。
一本對胡志明和民族歷史使用輕浮語言的書竟然能通過越南作家協會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需要被嚴肅解釋的問題。
發行單位與媒體的責任
書籍的發行單位與推廣媒體同樣無法置身事外。
當 Spiderum、Phanbook 或任何單位利用作者的頭銜、設計宣傳海報，並打著「新穎的切入方式」、「啟發靈感」、「與年輕人對話」等標籤參與推廣這本書時，他們不僅僅是在賣書。他們是在引導公眾的認知。
如果書籍內容有問題，宣傳媒體就必須為其推波助瀾建立聲譽而承擔責任。
宣傳海報上印著作者是 FPT Software 前總經理、FPT 創辦人之一、FUNiX 創辦人、VinUni 胡志明思想講師、《胡志明傳》（Ho Chi Minh: A Life）譯者……這是一種極具權威感背書的方式。
普通讀者可能會想：一個擁有這麼多頭銜、被這麼多單位推廣的人，這本書想必已經過嚴格把關。
那麼，如果這本書包含許多偏離標準的段落，推廣者的責任絕不能僅僅一句「我們只是做宣傳」就推得一乾二淨。
文化傳媒不僅僅是行銷，它還包含著對公眾的責任。
交流會海報上印有 Logo 的各單位的責任
書籍交流會的海報上出現了 FPT Schools、VinUniversity、VIASM（越南數學高級研究所）、越南作家協會出版社等 Logo。
Logo 不是裝飾品。
Logo 是信用背書。
當一家學校、一座研究院、一家出版社的 Logo 出現在書籍交流會旁時，公眾完全有理由理解為這些單位知情、同意、贊助，或者至少為該活動提供了聲譽保障。
因此，印有 Logo 的各單位需要回答：
- 事先讀過這本書了嗎？
- 誰批准了 Logo 的使用？
- 誰批准了這場活動？
- 是否進行過內容風險評估？
- 是否知曉那些引發爭議的段落？
如果沒讀過就允許使用 Logo，那是粗心大意。如果讀過了依然同意，那是標準認知的問題。如果只是借出場地卻讓 Logo 以贊助者的姿態出現，那是含糊不清的傳播陷阱。
特別是對於教育機構而言，責任更為重大。一本涉及胡志明、越南歷史、胡志明思想、學生與公民教育的書籍，絕不能被當作普通的交流活動來看待。
主流媒體的責任
另一個層面的責任屬於主流媒體。
如果各大報社、行業報、文化報、法律報、公安報、軍隊報、文藝報、大型電子報或官方主流傳媒頻道曾對這本書進行過正面報導、介紹和推廣，那麼就需要嚴肅提出質疑。
- 媒體記者讀過這本書了嗎？
- 還是只是照單全收讀了新聞稿？
- 記者有沒有核對過內容？
- 編輯有沒有發現敏感段落？
- 報社在介紹一本關於胡志明的書籍時，有沒有評估過風險？
如果媒體沒細讀就讚美，那是變相做公關（PR）。如果細讀了依然讚美，那是標準偏差。如果等輿論反彈後才悄悄刪稿，那是逃避責任。
主流媒體不能只對網路上的普通民眾嚴格，而當自己參與推廣有問題的產品時卻裝作無關緊要。
一個嚴肅的媒體行業必須懂得「先讀後讚」、「先問後公關」、「先審思後報導」。
審查機關、出版管理與宣教部門的責任
在越南，印製書籍並未排除在管理體系之外。書籍出版有著嚴格的出版、送審、後檢和內容管理流程。因此，《與清聊聊天》事件對審查與後檢機制提出了一個巨大的疑問。
通常情況下，宣傳與內容管理系統對於扭曲歷史、侮辱領袖、否定革命成果、歪曲八月革命、抹黑抗戰力量等問題極其敏感。
那麼，為什麼一本包含「越盟『搶劫』政權」、「順手牽羊」、「東躲西藏」、「打雜跑腿」、「背包客」、「無名小卒」、「唯唯諾諾」等詞彙的書籍，竟能過關斬將闖過層層關卡？
- 出版管理機關進行後檢了嗎？
- 宣教部門閱讀過了嗎？
- 敏感內容的發現機制到底在哪裡？
- 還是要等到社群網路上的網民逐行圈出、逐頁拍照，整個系統才開始注意到？
如果是這樣，這就是後檢機制的失敗。
更嚴重的是管控標準的不一致：普通人說錯話很快就會被處理，而擁有頭銜、人脈、大機構 Logo 背書的人，最初卻能獲得寬容甚至被忽視。
一個審查體系若想擁有公信力，就必須保持一致。絕不能對弱者重拳出擊，對強者網開一面。
部分精英階層的「變色」現象
這起事件還反映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部分精英階層的「變色」。
有些人大談特談啟蒙/自由思想（khai phóng）、批判性思維、現代教育、融合與國際化。但一碰到民族歷史，他們卻極易陷入輕蔑傲慢的姿態。他們誤以為說話驚世駭俗就是深刻；以為嘲弄象徵就是有魄力；以為越是惹人不快，越能證明自己思想自由。
事實並非如此。
- 啟蒙/自由思想不等於忘本。
- 批判性思維不等於無禮。
- 現代化不等於蔑視民族記憶。
- 閱讀西方史料不代表可以輕視越南人自己的歷史情感。
一位真正的知識份子可以對胡志明提出極其艱深的問題。但他必須具備足夠的語言道德，不把問題演變成侮辱。
一位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希望年輕人減少死記硬背。但他絕不能把嬉皮笑臉當成教學方法。
一位文化工作者可以希望打破偶像化。但他必須明白，民族象徵不是用來試驗文風的玩具。
年輕人需要真實的歷史，不需要被「迷因化」的歷史
年輕人不需要被香火神化的歷史。但年輕人同樣不需要被「迷因化」（meme hóa，即梗圖化/低俗化）的歷史。
我們需要更多講真話、更有深度、更有史料依據、更立體的書籍。我們需要知道胡志明並非一出生就是完美的人物。我们需要理解阮必成是如何學習、觀察、勞動、遭遇失敗、改變與做出選擇的。我們需要理解八月革命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組織、時機、群眾與國際背景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需要理解國語字有著複雜的歷史。我們需要理解古芝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更是非對稱戰爭中的深刻一課。
但所有這些，都可以用嚴肅莊重的語言來書寫。
不需要「打雜跑腿」。
不需要「背包客」。
不需要「鄉巴佬」。
"“Chuyện với Thanh” Nguyễn Thành Nam: Vì sao gây tranh cãi?
“Chuyện với Thanh” của Nguyễn Thành Nam đang gây tranh cãi vì nhiều đoạn dùng từ suồng sã khi viết về Hồ Chí Minh, Nguyễn Tất Thành, Việt Minh,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Củ Chi và các biểu tượ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Nhưng vấn đề không chỉ nằm ở một tác giả. Đây còn là câu chuyện về trách nhiệm của nhà xuất bản, người ký duyệt, đơn vị phát hành,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cơ quan kiểm duyệt và những tổ chức đã cho cuốn sách mượn uy tín.
Tóm tắt nhanh: Vì sao “Chuyện với Thanh” gây tranh cãi?
“Chuyện với Thanh” gây tranh cãi không đơn giản vì tác giả Nguyễn Thành Nam đặt câu hỏi về Hồ Chí Minh hay lịch sử Việt Nam. Một cuốn sách có quyền giải thiêng, có quyền phản biện, có quyền nhìn lãnh tụ như một con người lịch sử. Vấn đề nằm ở chỗ nhiều trang sách được chia sẻ cho thấy cách dùng từ suồng sã, giễu nhại, có dấu hiệu hạ thấp nhân vật và sự kiện lịch sử.
Các cụm từ như “điếu đóm”, “phượt”, “vô danh tiểu tốt”, “khúm núm”,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iện tay dắt dê”, “chui lủi” đã khiến nhiều người đặt câu hỏi: đây là “giải thiêng” hay là hạ thiêng? Đây là giáo dục lịch sử cho người trẻ, hay là biến lịch sử thành một dạng content gây sốc?
Nghiêm trọng hơn, cuốn sách không xuất hiện như một bài viết cá nhân vô danh. Nó được xuất bản chính thức, được truyền thông, được quảng bá bằng danh xưng tác giả, được gắn với các tổ chức giáo dục – nghiên cứu – xuất bản. Vì vậy, trách nhiệm không thể chỉ dừng ở Nguyễn Thành Nam.
Trước khi bàn nội dung sách, cần nói rõ tác giả là ai.
Nguyễn Thành Nam không phải một cây bút trẻ bồng bột, càng không phải một người thiếu trải nghiệm xã hội. Ông sinh năm 1961, thuộc thế hệ đã ngoài 60 tuổi. Ông được giới thiệu là Tiến sĩ Toán, từng học tập và nghiên cứu ở Liên Xô cũ. Ông cũng được biết đến như một trong những nhân vật gắn với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và phát triển FPT, từng giữ các vị trí lãnh đạo tại FPT và FPT Software.
Sau giai đoạn công nghệ, Nguyễn Thành Nam chuyển sang giáo dục, gắn với Đại học FPT, FUNiX và có hồ sơ tại VinUniversity dưới vai trò giảng viên/diễn giả thỉnh giảng. Nhiều nội dung truyền thông cũng giới thiệu ông như người tham gia giảng dạy, trao đổi hoặc truyền bá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trong mô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ói cách khác, đây là một nhân vật thuộc tầng lớp tinh hoa công nghệ – giáo dục – doanh nhân. Ông có tuổi đời, học vị, chức vụ, mạng lưới truyền thông và uy tín xã hội. Chính vì vậy, từng câu chữ trong “Chuyện với Thanh” cần được đánh giá bằng một chuẩn trách nhiệm cao hơn rất nhiều.
Nếu một người trẻ thiếu hiểu biết viết vài câu sai trên mạng, có thể nói đó là non nớt. Nhưng khi một tiến sĩ, một cựu lãnh đạo FPT, một người làm giáo dục, một tác giả được nhiều kênh truyền thông giới thiệu dùng những cụm từ suồng sã về Nguyễn Tất Thành/Hồ Chí Minh, thì không thể xem đó là “lỡ lời” đơn giản.
Ở đây, tuổi đời, học vị và chức vụ không phải để miễn trách nhiệm. Ngược lại, chúng làm trách nhiệm nặng hơn.
“Chuyện với Thanh” là sách gì?
“Chuyện với Thanh” được giới thiệu như một cuốn sách đối thoại, ghi chép, lấy cảm hứng từ việc đọc về Hồ Chí Minh và từ quá trình trao đổi với sinh viên. Nhân vật trung tâm là “Thanh”, một sinh viên được đặt vào các cuộc trò chuyện với “thầy Thành” về lịch sử, Hồ Chí Minh, Việt Nam và các bài học cho hiện tại.
Về hình thức, đây không phải sách sử học hàn lâm. Nó giống một dạng đối thoại lịch sử – giáo dục – truyền cảm hứng, có pha tư duy quản trị, chiến lược, phát triển cá nhân và phản biện xã hội. Sách cố gắng làm lịch sử trở nên gần gũi hơn với người trẻ bằng câu hỏi “tại sao?”, bằng so sánh hiện đại và bằng lối kể đời thường.
Về nguyên tắc, cách làm đó không sai.
Người trẻ không nên chỉ học lịch sử bằng khẩu hiệu. Hồ Chí Minh không cần được học như một hình tượng bất khả vấn. Lịch sử Việt Nam cần được đọc bằng tư liệu, bối cảnh, tranh luận và câu hỏi khó. Một nền giáo dục trưởng thành không nên sợ việc nhìn lãnh tụ như một con người bằng xương bằng thịt.
Nhưng vấn đề của “Chuyện với Thanh” không nằm ở chỗ nó đặt câu hỏi. Vấn đề nằm ở cách nó dùng ngôn ngữ và cách nó đóng khung nhiều sự kiện,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bằng giọng suồng sã, mỉa mai, đôi khi khinh bạc.
Giải thiêng Hồ Chí Minh không sai, nhưng hạ thấp lịch sử là chuyện khác
Cần phân biệt rất rõ: giải thiêng không phải là xúc phạm.
Giải thiêng là đưa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ra khỏi lớp sương huyền thoại để nhìn bằng nguồn tư liệu, bối cảnh và lý trí. Điều này cần thiết. Một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càng lớn càng nên được nghiên cứu nghiêm túc.
Nhưng hạ thiêng lại là chuyện khác. Hạ thiêng là kéo nhân vật xuống bằng ngôn ngữ giễu nhại, cố ý làm mất trang trọng, biến lịch sử thành chất liệu gây sốc hoặc giải trí.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nói Nguyễn Tất Thành từng có những giai đoạn mù mờ, từng lao động nhiều nghề, từng học hỏi qua trải nghiệm, từng thay đổi nhận thức theo thời gian. Đó là một hướng tiếp cận có thể chấp nhận.
Nhưng nếu dùng các cụm như “phượt”, “vô danh tiểu tốt”, “chàng trai làm vườn quê mùa”, “điếu đóm”, “khúm núm” để nói về Nguyễn Tất Thành/Hồ Chí Minh, thì câu chuyện không còn chỉ là giải thiêng nữa.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phân tích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bằng bối cảnh quốc tế, khoảng trống quyền lực và sự chuẩn bị của Việt Minh. Nhưng nếu dùng cụm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mà không giải thích cẩn trọng, thì nó không còn là trung tính.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phân tích Bình dân học vụ trong lịch sử chữ Quốc ngữ. Nhưng nếu gọi lựa chọn của Hồ Chí Minh là “tiện tay dắt dê”, thì nó làm chính sách giáo dục lớn bị phủ một lớp nghĩa mánh lới.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viết về địa đạo Củ Chi như chiến thuật chiến tranh bất đối xứng. Nhưng nếu dùng chữ “chui lủi”, thì đó là một cách nói thiếu tôn trọng với lực lượng kháng chiến và ký ức chiến tranh.
Lịch sử cần được làm sống động. Nhưng làm sống động không có nghĩa là làm rẻ đi.
Những cụm từ gây tranh cãi trong “Chuyện với Thanh”
Qua các trang sách được chia sẻ, nhiều cụm từ đã khiến dư luận phản ứng mạnh.
Khi viết về Nguyễn Tất Thành/Hồ Chí Minh, sách xuất hiện các cách nói như:
“điếu đóm các bậc đại ca”
“job phụ bếp”
“phượt”
“chàng trai làm vườn quê mùa”
“vô danh tiểu tốt”
“trông bề ngoài không hoàn toàn bắt mắt”
“rất bẽn lẽn, thậm chí khúm núm”
“phải ngồi nhai giáo án khô khốc”
Ngoài ra, có đoạn gọi trống không là “Hồ” trong bối cảnh nói về những ngày cuối đời.
Khi viết về Việt Minh và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sách có cụm “Việt Minh đã ‘cướp’ chính quyền”.
Khi viết về Bình dân học vụ và chữ Quốc ngữ, sách diễn giải rằng lựa chọn của Hồ Chí Minh là “tiện tay dắt dê”.
Khi viết về Củ Chi, có cụm “chui lủi”.
Khi viết về truyền thuyết và biểu tượng nguồn cội, sách có cách kể như “18 đời Vua Hùng ảo quái”, Thục Phán “cướp ngôi cha”, Trọng Thủy đi “cưa Mị Châu”, “nam nhân kế”, “lấy cắp nỏ thần”.
Nếu chỉ một hoặc hai cụm đứng riêng, có thể còn tranh luận rằng đó là lời nhân vật, là đối thoại trong lớp học, là văn phong đời thường. Nhưng khi hàng loạt cụm như vậy xuất hiện trong cùng một cuốn sách, nó tạo thành một phong cách.
Và phong cách đó có vấn đề.
Đối thoại không thể là cái khiên để tác giả né trách nhiệm. Lời nhân vật vẫn là lựa chọn của tác giả. Khi đã in thành sách, mọi lựa chọn ngôn ngữ đều phải chịu sự đánh giá của công chúng.
Vì sao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là một framing(*) rất nặng?
Trong tiếng Việt, “cướp chính quyền” không trung tính.
Nếu muốn diễn đạt ý “seize power”, người viết có nhiều lựa chọn: giành chính quyền, nắm chính quyền, đoạt chính quyền, tiếp quản quyền lực, lãnh đạo tổng khởi nghĩa. Mỗi cụm có sắc thái khác nhau.
Nhưng “cướp chính quyền” mang nghĩa bất chính, phi pháp, tước đoạt. Khi áp vào Việt Minh và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nó dễ gợi cảm giác phủ định tính chính danh của cách mạng.
(*) Framing (danh từ, bắt nguồn từ động từ frame – đóng khung, tạo khung) là thuật ngữ chỉ kỹ thuật định hình, trình bày một vấn đề, thông tin hoặc hình ảnh theo một góc nhìn cụ thể nhằm tác động đến nhận thức và cách đánh giá của người tiếp nhận
Tất nhiên,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là một sự kiện phức tạp. Có thể và nên nghiên cứu bối cảnh Nhật đầu hàng, chính phủ Trần Trọng Kim suy yếu, khoảng trống quyền lực, sự chuẩn bị của Việt Minh, vận động quần chúng, vai trò của thời cơ quốc tế và diễn biến ở các địa phương.
Nhưng phân tích phức tạp không đồng nghĩa với dùng một từ mang tính kết án.
Nếu một người bình thường trên mạng xã hội viết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có lẽ họ sẽ bị phê phán rất nhanh. Vậy tại sao khi nó nằm trong một cuốn sách in, có nhà xuất bản, có truyền thông, có danh xưng giáo dục, ban đầu nó lại được gọi là “cách tiếp cận mới”?
Đây là câu hỏi về sự nhất quán trong chuẩn mực.
“Tiện tay dắt dê” và vấn đề hạ thấp Bình dân học vụ
Một cụm gây tranh cãi khác là “tiện tay dắt dê” khi nói về lựa chọn chữ Quốc ngữ/Bình dân học vụ của Hồ Chí Minh.
Có thể tranh luận rằng chữ Quốc ngữ không phải do riêng Hồ Chí Minh tạo ra. Điều đó đúng. Lịch sử chữ Quốc ngữ là một quá trình dài, có vai trò của giáo sĩ phương Tây, học giả, nhà báo, trí thức cải cách, phong trào Đông Kinh Nghĩa Thục, Trương Vĩnh Ký, Phan Châu Trinh, các phong trào truyền bá chữ Quốc ngữ và nhiều lực lượng xã hội khác.
Nhưng từ việc thừa nhận lịch sử phức tạp đó đến việc dùng thành ngữ “tiện tay dắt dê” là một bước trượt lớn.
“Tiện tay dắt dê” gợi sắc thái cơ hội, mánh lới, nhân tiện lấy lợi. Khi áp vào một chính sách giáo dục đại chúng sau 1945, nó làm giảm tầm vóc của Bình dân học vụ và biến một quyết định lớn thành hành vi giống như tận dụng cơ hội chính trị.
Có thể nói Hồ Chí Minh và chính quyền cách mạng đã tận dụng chữ Quốc ngữ như một công cụ xây dựng quốc dân. Có thể nói chính sách phổ cập chữ viết vừa có ý nghĩa giáo dục, vừa có ý nghĩa chính trị. Nhưng không cần dùng thành ngữ có sắc thái hạ thấp.
Đây là một ví dụ rõ cho vấn đề lớn của cuốn sách: luận điểm có thể tranh luận, nhưng ngôn ngữ làm hỏng luận điểm.
Cụm “chui lủi” và ký ức Củ Chi
Địa đạo Củ Chi là một biểu tượng của chiến tranh nhân dân và sự thích nghi trong điều kiện chiến tranh bất đối xứng. Người viết có thể phân tích Củ Chi từ góc độ quân sự, hậu cần, địa hình, tâm lý chiến, chiến tranh du kích hoặc sức chịu đựng của người dân.
Nhưng dùng chữ “chui lủi” là một lựa chọn rất tệ.
“Chui lủi” không chỉ mô tả việc ở dưới hầm. Nó mang sắc thái lén lút, thấp kém, hèn mọn. Khi đặt cạnh một biểu tượng chiến tranh như Củ Chi, cụm này dễ bị xem là xúc phạm lực lượng kháng chiến và những người đã sống, chiến đấu, hy sinh trong hoàn cảnh cực đoan.
Nếu mục đích của tác giả là rút ra bài học quản trị hoặc thương trường từ Củ Chi, thì càng cần cẩn trọng. Không thể biến ký ức chiến tranh thành phép so sánh self-help một cách thô.
Vấn đề không chỉ là khác chính thống
Có người sẽ nói rằng “Chuyện với Thanh” chỉ là một cách đọc khác chính thống. Nhưng vấn đề không đơn giản như vậy.
Khác chính thống là khi tác giả đưa ra nguồn mới, cách đọc mới, lập luận mới, rồi chứng minh bằng chứng cứ rõ ràng.
Thiếu chuẩn mực là khi tác giả dùng từ giễu nhại, suồng sã, mỉa mai, hạ thấp.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nói Nguyễn Tất Thành lúc trẻ chưa phải một thiên tài hoàn chỉnh. Nhưng dùng “vô danh tiểu tốt”, “quê mùa”, “điếu đóm”, “phượt” là thiếu chuẩn mực.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nói Hồ Chí Minh là nhà chính trị biết sử dụng tuyên truyền. Nhưng viết bằng giọng khiến tuyên truyền thành mánh lới là thiếu chuẩn mực.
Một cuốn sách có thể nói 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ương, An Dương Vương cần phân biệt với sử học. Nhưng dùng “ảo quái”, “cưa Mị Châu”, “nam nhân kế” là thiếu chuẩn mực.
Có một bộ phận người tự nhận khai phóng thường nhầm lẫn hai thứ này. Họ nghĩ cứ nói khác chính thống là sâu sắc. Cứ nói sốc là bản lĩnh. Cứ làm biểu tượng tổn thương là tư duy độc lập.
Không phải vậy.
Trí thức không phải là người nói cho khác. Trí thức là người biết nói đúng, nói có chứng cứ, nói có trách nhiệm, và biết sức nặng của chữ.
Trách nhiệm đầu tiên thuộc về tác giả Nguyễn Thành Nam
Trách nhiệm đầu tiên thuộc về tác giả.
Không ai ép tác giả dùng chữ “điếu đóm”. Không ai ép tác giả dùng chữ “phượt”. Không ai ép tác giả viết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Không ai ép tác giả dùng “tiện tay dắt dê”. Không ai ép tác giả dùng “chui lủi”.
Tác giả có quyền chọn phong cách. Nhưng khi phong cách ấy đụng đến Hồ Chí Minh, Nguyễn Tất Thành, Việt Minh,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Bình dân học vụ, Củ Chi và các biểu tượng lịch sử dân tộc, tác giả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ới hậu quả xã hội của nó.
Đặc biệt, Nguyễn Thành Nam là người có vị thế xã hội. Ông được giới thiệu bằng rất nhiều danh xưng lớn: Tiến sĩ Toán, cựu lãnh đạo FPT/FPT Software, người sáng lập FUNiX, người làm giáo dục, người có liên hệ với việc giảng dạy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Danh xưng tạo uy tín. Nhưng uy tín không phải áo giáp miễn trách nhiệm. Ngược lại, càng có uy tín thì càng phải cẩn trọng.
Trách nhiệm của biên tập viên, người ký duyệt và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Một cuốn sách in không tự nhiên xuất hiện trên thị trường. Nó phải đi qua bản thảo, biên tập, duyệt nội dung, ký xuất bản, in ấn, phát hành và lưu chiểu.
Vì vậy, nếu “Chuyện với Thanh” có vấn đề, không thể nói đó chỉ là “quan điểm cá nhân của tác giả”.
Cần hỏi rõ:
Ai là biên tập viên phụ trách?
Ai là người chịu trách nhiệm xuất bản?
Ai ký duyệt bản thảo?
Bản thảo có qua phản biện nội dung lịch sử – chính trị không?
Những đoạn nhạy cảm đã được đọc chưa?
Các cụm như “điếu đóm”,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iện tay dắt dê”, “chui lủi”, “phượt”, “vô danh tiểu tốt”, “khúm núm” đã đi qua mắt ai?
Nếu biên tập viên đọc mà không thấy vấn đề, đó là yếu kém nghiệp vụ. Nếu thấy mà vẫn cho qua, đó là buông lỏng trách nhiệm. Nếu người ký duyệt chỉ ký như thủ tục vì tin vào danh tiếng tác giả hoặc đơn vị liên kết, đó là dấu cao su chứ không phải trách nhiệm xuất bản.
Đặc biệt, nếu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đứng tên, trách nhiệm càng không thể xem nhẹ. Một nhà xuất bản mang tên Hội Nhà văn không chỉ là nơi cấp giấy phép in sách. Nó đại diện cho uy tín văn hóa và chuẩn mực ngôn ngữ.
Một cuốn sách dùng ngôn ngữ suồng sã về Hồ Chí Minh và lịch sử dân tộc mà đi qua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là điều cần được giải thích nghiêm túc.
Trách nhiệm của đơn vị phát hành và truyền thông
Các đơn vị phát hành, truyền thông sách cũng không thể đứng ngoài.
Khi Spiderum, Phanbook hoặc bất kỳ đơn vị nào tham gia quảng bá cuốn sách bằng danh xưng tác giả, bằng thiết kế truyền thông, bằng các cụm như “cách tiếp cận mới”, “truyền cảm hứng”, “đối thoại với người trẻ”, thì họ không chỉ bán sách. Họ đang định vị nhận thức công chúng.
Nếu nội dung sách có vấn đề, truyền thông sách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đã góp phần tạo uy tín cho nó.
Hình ảnh quảng bá ghi tác giả là nguyên Tổng giám đốc FPT Software, một trong những nhà sáng lập FPT, sáng lập FUNiX, giảng viên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tại VinUni, tác giả dịch thuật “Ho Chi Minh: A Life”… là một cách đóng dấu thẩm quyền rất mạnh.
Độc giả phổ thông có thể nghĩ: một người có từng ấy danh xưng, được từng ấy đơn vị quảng bá, chắc cuốn sách đã được kiểm chứng.
Vậy nếu cuốn sách chứa nhiều đoạn lệch chuẩn, trách nhiệm của người quảng bá không thể chỉ là “chúng tôi làm truyền thông”.
Truyền thông văn hóa không phải chỉ là marketing. Nó còn là trách nhiệm với công chúng.
Trách nhiệm của các đơn vị có logo trên poster giao lưu
Poster giao lưu sách xuất hiện các logo như FPT Schools, VinUniversity, VIASM,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Logo không phải vật trang trí.
Logo là bảo chứng.
Khi logo của một trường, một viện, một nhà xuất bản xuất hiện cạnh một buổi giao lưu sách, công chúng có quyền hiểu rằng các đơn vị ấy biết, đồng ý, bảo trợ hoặc ít nhất tạo uy tín cho sự kiện.
Vì vậy, các đơn vị có logo cần trả lời:
Đã đọc sách chưa?
Ai phê duyệt việc dùng logo?
Ai phê duyệt sự kiện?
Có đánh giá rủi ro nội dung không?
Có biết các đoạn gây tranh cãi không?
Nếu không đọc mà vẫn cho dùng logo, đó là cẩu thả. Nếu đọc rồi vẫn đồng ý, đó là vấn đề về chuẩn mực. Nếu chỉ cho mượn địa điểm nhưng để logo xuất hiện như bảo trợ, đó là truyền thông nhập nhằng.
Đặc biệt, với các tổ chức giáo dục, trách nhiệm càng cao. Một cuốn sách liên quan tới Hồ Chí Minh, lịch sử Việt Nam,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sinh viên và giáo dục công dân không thể được xem như một sản phẩm giao lưu bình thường.
Trách nhiệm của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Một tầng trách nhiệm khác là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Nếu các báo lớn, báo ngành, báo văn hóa, báo pháp luật, báo công an, báo quân đội, báo văn nghệ, báo điện tử lớn, hay các kênh truyền thông chính thống từng đưa tin tích cực, giới thiệu, quảng bá cuốn sách này, thì cần đặt vấn đề nghiêm túc.
Báo chí đã đọc sách chưa?
Hay chỉ đọc thông cáo báo chí?
Phóng viên có đối chiếu nội dung không?
Biên tập viên có phát hiện các đoạn nhạy cảm không?
Tòa soạn có đánh giá rủi ro khi giới thiệu một cuốn sách viết về Hồ Chí Minh không?
Nếu báo chí chưa đọc kỹ mà vẫn khen, đó là làm PR trá hình. Nếu đọc kỹ mà vẫn khen, đó là lệch chuẩn. Nếu sau khi dư luận phản ứng mới gỡ bài trong im lặng, đó là né trách nhiệm.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không thể chỉ nghiêm khắc với người dân bình thường trên mạng xã hội, còn khi chính mình góp phần quảng bá một sản phẩm có vấn đề thì coi như không liên quan.
Một nền báo chí nghiêm túc phải biết đọc trước khi khen, hỏi trước khi PR, phản biện trước khi đưa tin.
Trách nhiệm của cơ quan kiểm duyệt, quản lý xuất bản và tuyên giáo
Ở Việt Nam, sách in không nằm ngoài hệ thống quản lý. Có quy trình xuất bản, lưu chiểu, hậu kiểm, quản lý nội dung. Vì vậy, vụ “Chuyện với Thanh” đặt ra câu hỏi lớn về cơ chế kiểm duyệt và hậu kiểm.
Bình thường, hệ thống tuyên truyền và quản lý nội dung rất nhạy với các vấn đề như xuyên tạc lịch sử, xúc phạm lãnh tụ, phủ nhận thành quả cách mạng, bóp méo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bôi nhọ lực lượng kháng chiến.
Vậy tại sao một cuốn sách có những cụm từ như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iện tay dắt dê”, “chui lủi”, “điếu đóm”, “phượt”, “vô danh tiểu tốt”, “khúm núm” lại có thể đi qua nhiều tầng?
Cơ quan quản lý xuất bản đã hậu kiểm chưa?
Cơ quan tuyên giáo có đọc chưa?
Cơ chế phát hiện nội dung nhạy cảm nằm ở đâu?
Hay chỉ khi dư luận mạng xã hội khoanh từng dòng, chụp từng trang, thì hệ thống mới bắt đầu chú ý?
Nếu vậy, đây là thất bại của hậu kiểm.
Càng nghiêm trọng hơn nếu tiêu chuẩn kiểm soát không nhất quán: người bình thường nói sai thì bị xử lý nhanh, còn người có danh xưng, có quan hệ, có logo tổ chức lớn thì ban đầu được nương nhẹ hoặc bỏ qua.
Một hệ thống kiểm duyệt nếu muốn có uy tín thì phải nhất quán. Không thể mạnh với người yếu, lỏng với người mạnh.
Sự đổi màu của một số tầng lớp tinh hoa
Vụ việc này còn cho thấy một hiện tượng đáng suy nghĩ: sự đổi màu của một bộ phận tầng lớp tinh hoa.
Có những người nói rất nhiều về khai phóng, tư duy phản biện, giáo dục hiện đại, hội nhập, quốc tế hóa. Nhưng khi chạm tới lịch sử dân tộc, họ lại dễ rơi vào thái độ khinh bạc. Họ tưởng rằng nói sốc là sâu sắc. Tưởng rằng giễu nhại biểu tượng là bản lĩnh. Tưởng rằng càng làm người khác khó chịu thì càng chứng minh mình tự do tư tưởng.
Không phải vậy.
Khai phóng không phải là mất gốc.
Tư duy phản biện không phải là vô lễ.
Hiện đại không phải là coi thường ký ức dân tộc.
Đọc nguồn phương Tây không có nghĩa là khinh rẻ cảm thức lịch sử của chính người Việt.
Một trí thức chân chính có thể đặt câu hỏi rất khó về Hồ Chí Minh. Nhưng người đó phải có đủ đạo đức ngôn ngữ để không biến câu hỏi thành sự xúc phạm.
Một nhà giáo dục chân chính có thể muốn người trẻ bớt học vẹt. Nhưng người đó không được lấy sự cợt nhả làm phương pháp.
Một người làm văn hóa có thể muốn phá vỡ thần tượng hóa. Nhưng người đó phải hiểu rằng biểu tượng dân tộc không phải đồ chơi để thử nghiệm giọng văn.
Người trẻ cần lịch sử thật, không cần lịch sử bị meme hóa
Người trẻ không cần lịch sử bị nhang khói hóa. Nhưng người trẻ cũng không cần lịch sử bị meme hóa.
Chúng ta cần những cuốn sách nói thật hơn, sâu hơn, có nguồn hơn, đa chiều hơn. Chúng ta cần được biết Hồ Chí Minh không phải một nhân vật sinh ra đã hoàn chỉnh. Chúng ta cần hiểu Nguyễn Tất Thành đã học hỏi, quan sát, lao động, thất bại, thay đổi, lựa chọn như thế nào. Chúng ta cần hiểu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không rơi từ trên trời xuống, mà là kết quả của tổ chức, thời cơ, quần chúng và bối cảnh quốc tế. Chúng ta cần hiểu chữ Quốc ngữ có lịch sử phức tạp. Chúng ta cần hiểu Củ Chi không chỉ là biểu tượng, mà còn là một bài học về chiến tranh bất đối xứng.
Nhưng tất cả những điều ấy có thể viết bằng ngôn ngữ nghiêm túc.
Không cần “điếu đóm”.
Không cần “phượt”.
Không cần “quê mùa”.
Không cần “vô danh tiểu tốt”.
Không cần “cướp chính quyền”.
Không cần “tiện tay dắt dê”.
Không cần “chui lủi”.
Không cần gọi “Hồ” trống không để tỏ ra khách quan.
Người trẻ không ngu đến mức phải dùng ngôn ngữ sốc mới chịu đọc. Người trẻ cần được tôn trọng bằng một văn bản tử tế.
Cần công khai trả lời, không thể im lặng cho qua
Vụ “Chuyện với Thanh” không nên kết thúc bằng vài bài báo bị gỡ trong im lặng, vài lời giải thích mơ hồ, hoặc vài câu “cách dùng từ chưa phù hợp”.
Cần trả lời rõ:
Ai là người biên tập cuốn sách?
Ai là người ký duyệt?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đã thẩm định thế nào?
Đơn vị phát hành đã đọc toàn văn chưa?
Các đơn vị có logo trên poster giao lưu đã đọc sách chưa?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khi giới thiệu sách đã đọc hay chỉ nhận thông cáo?
Cơ quan quản lý xuất bản đã hậu kiểm chưa?
Nếu sai, sai ở đâu?
Có thu hồi, chỉnh sửa, đính chính hay xin lỗi không?
Nếu cho rằng không sai, thì hãy công khai bảo vệ quan điểm rằng những cụm từ như “điếu đóm”,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iện tay dắt dê”, “chui lủi”, “phượt”, “vô danh tiểu tốt”, “khúm núm” là phù hợp trong một cuốn sách giáo dục về Hồ Chí Minh và lịch sử Việt Nam.
Công chúng cần minh bạch. Không cần sự im lặng né tránh.
Kết luận: Không chỉ là một cuốn sách
Vụ “Chuyện với Thanh” không chỉ là chuyện một cuốn sách gây tranh cãi. Nó là bài kiểm tra cho nhiều tầng trách nhiệm.
Tác giả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ới chữ nghĩa của mình.
Biên tập viên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đã để các đoạn lệch chuẩn đi qua.
Người ký duyệt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chữ ký xuất bản không phải thủ tục hình thức.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thương hiệu văn hóa của mình.
Đơn vị phát hành và truyền thông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đã quảng bá bằng danh xưng và uy tín.
Các tổ chức có logo trên sự kiện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ì đã tạo bảo chứng công khai.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nếu đã PR thay vì phản biện.
Cơ quan quản lý xuất bản và tuyên giáo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nếu để sản phẩm đi quá xa rồi mới phản ứng.
Không ai phản đối việc đặt câu hỏi về lịch sử. Không ai phản đối việc nhìn Hồ Chí Minh như một con người. Không ai phản đối việc làm lịch sử gần gũi hơn với người trẻ.
Điều bị phản đối là sự khinh bạc được ngụy trang thành khai phóng.
Điều bị phản đối là ngôn ngữ hạ thấp được gọi là cách tiếp cận mới.
Điều bị phản đối là một hệ thống nhiều tầng bảo chứng đã để một cuốn sách như vậy đi qua.
Tôi không sợ giải thiêng.
Tôi sợ những người nhân danh giải thiêng để hạ thiêng.
Tôi không sợ tranh luận về Hồ Chí Minh.
Tôi sợ một xã hội mà người có danh xưng, có logo, có báo chí, có nhà xuất bản đứng sau, có thể dùng ngôn ngữ suồng sã với lịch sử rồi gọi đó là giáo dục.
Và tôi càng sợ hơn khi những người đáng lẽ phải đọc, phải duyệt, phải kiểm tra, phải phản biện, lại để dân mạng làm thay công việc của họ: chụp từng trang, khoanh từng chữ, chỉ ra từng lỗi mà đáng lẽ phải bị chặn từ vòng biên tập đầu tiên.
Vụ “Chuyện với Thanh” vì vậy không chỉ là một vụ sách. Nó là tấm gương soi vào trách nhiệm của tác giả, nhà xuất bản, báo chí, cơ quan kiểm duyệt và một bộ phận tinh hoa đang nhầm lẫn giữa khai phóng và khinh bạc.
Nếu còn muốn nói về giáo dục, văn hóa và lịch sử một cách tử tế, chúng ta phải bắt đầu từ điều rất căn bản: tôn trọng chữ nghĩa, tôn trọng sự thật, và tôn trọng ký ức của dân tộc mình.
FAQ
“Chuyện với Thanh” là sách gì?
“Chuyện với Thanh” là một cuốn sách dạng đối thoại/ghi chép của Nguyễn Thành Nam, xoay quanh lịch sử Việt Nam, Hồ Chí Minh, Tư tưởng Hồ Chí Minh và các bài học được rút ra cho người trẻ.
Vì sao “Chuyện với Thanh” gây tranh cãi?
“Chuyện với Thanh” gây tranh cãi vì nhiều đoạn dùng từ suồng sã hoặc có sắc thái hạ thấp khi viết về Nguyễn Tất Thành/Hồ Chí Minh, Việt Minh,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Bình dân học vụ, Củ Chi và một số biểu tượ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Nguyễn Thành Nam là ai?
Nguyễn Thành Nam là Tiến sĩ Toán, cựu lãnh đạo FPT/FPT Software,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tham gia sáng lập FPT, người sáng lập FUNiX và có liên hệ với lĩnh vực giáo dục đại học.
Vấn đề lớn nhất của “Chuyện với Thanh” là gì?
Vấn đề lớn nhất không chỉ là sách có góc nhìn khác chính thống, mà là cách dùng ngôn ngữ và framing nhiều sự kiện lịch sử bằng giọng suồng sã, dễ bị xem là hạ thấp hoặc làm lệch cảm nhận về lịch sử.
Ai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ề vụ “Chuyện với Thanh”?
Trách nhiệm cần được nhìn theo chuỗi: tác giả, biên tập viên, người ký duyệt, Nhà xuất bản Hội Nhà văn, đơn vị phát hành, tổ chức có logo trên sự kiện, báo chí chính thống và cơ quan quản lý xuất bản/hậu kiểm.
Bài viết bởi Phạm Xuân Hiếu — XuanHieu.org."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