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流亡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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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25-12-26 讯】

作者：苏晓康

【按：感恩节与圣诞节刚过，论感恩，我第一个要感恩的是法兰西共和国，八九那年我遭中共通缉，香港“黄雀行动”救出我时，西方只有法国愿意庇护我们，那时老布什的美利坚不肯收留“六四”逃亡者，于是我去了巴黎；恰巧，今晨网见著名的法兰西360，贴出2017年在巴黎对我的访谈，并附[访谈背景说明]：

‘苏晓康是中国八十年代纪实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中央电视台记者、北京广播学院讲师；八九年“六四”运动后，流亡法国，现居住在美国。

苏晓康的作品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具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电视剧《河殇》，曾对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变局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苏晓康的主要著作包括：《河殇》、《自由备忘录》、《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离魂历劫自序》等等。

“中国名人谈法国”对苏晓康的独家专访于2017年9月24日在巴黎第6区著名的“波拿巴特咖啡馆(Café Le Bonaparte)”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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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5年12月31日“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因故结束后，由“F360 Productions/F360影视传媒制作”专为“法兰西360”网站F360 Web TV视频专栏摄制的第一个视频；视频在内容设计上完全继承了“中国名人谈法国”的精神，呈现风格上略有改变，原先由说中文的法国主持人提问的形式改成了文字框(cartouche)展示问题的格式。

Caroline Gachet-Mauroz(卡罗琳娜·加歇-莫洛)负责摄像，剪辑与后期制作由Iris PAN(潘相戎)女士完成，视频全长19’12。’

我费好大劲，又找出来几篇三十多年前的旧文，有的还是旧报纸，那发黄的报纸上还留着我们滚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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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视频｜苏晓康：“法国最吸引我的是巴黎圣母院”- falanxi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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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7按：上午王丹告知从国内传来噩耗，老木刚刚去世，周日火化。三十年前在巴黎，他跟我一道在索邦大学学法语，他去租了一间居室，我们同住。他喜欢一个也在那里读书的台湾女孩。我后来离开巴黎了，未知下文。再后来我在美国车祸了，很多年后才听人说，他在巴黎成了流浪汉。我再也没有见过个头跟我差不多的这个北大中文系七九级年纪最小的天才诗人……我甚至找不到一张跟他的合影，但是，在我写巴黎不多的这篇文字里，竟然留下了他的一笔："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谨以此文纪念这个可惜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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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wangdan1989

·2021-11-27

刚刚从国内传来噩耗。老木，北大中文系出身，诗人，八九民运时的广场宣传部副部长，后流亡巴黎。因病重前年返国，刚刚去世，周日火化。我还清晰记得当年我们在广场上的促膝长谈，以及在巴黎的匆匆一面。想起和他青春为祭的那场并肩战斗，泪水无法止住。好兄弟，天堂温暖，你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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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纳河畔

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赛纳河，夜色里，法国辉煌的历史在两岸暗暗流动。逰艇上都是中国人，可大伙儿都好像故意不去议论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齐声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声溅落在河水里，仿佛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似的。我伏在栏干旁，被河上的凉风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着吼一聋，却不知为什么吼不出来。但我听得出来，逰艇上这吼声意味着某种深深的压抑。大陆流亡者和海外留学生们在"六四"以后都染上了一种屈原似的亡国苦痛，据说发狂般的宣泄是经常发生的。

几天后，我们几个流亡者无意之中走到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里。虽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进过缸瓦市教堂，但总是带着欣赏者的心态品味那里面的宁静和圣洁，却从未有过跪下去的冲动。然而，在这里我却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么，一时竟想不出来。出来圣心教堂才听人说，它乃是梯也尔在镇压了巴黎公社后修筑的，法国人颇为鄙视它。梯也尔便让我们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坦克和钢盔，于是我又暗暗有些后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缘草地上落满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鸽子。我们几个都默默地瞅著这些鸽子不说话。顷刻转身一看，一路上说话频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泪流满面。

我想，我们不必羡慕法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本来拥有比他们更悠久的历史。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嫉护法兰西蓝天下的自由。说实在的，无论是凯旋门还是艾菲尔铁塔，都没有让我特别激动，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鸽子，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酒店里悠闲的巴黎人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散漫而不经意的目光，却让我们这些从一场大屠杀、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国人受不了。

过去，我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羡慕西方文化，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未能涌出这种自由精神而不能原凉它。《河殇》或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产物，而它的偏颇可能也由此产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学者每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对此，我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不过是太偏爱中国文化罢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恨自己的落后，总是从文化上找根源，本来曾经认为，这总算找到了病根，慢慢来医治它就是了。这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也总认为只要观念改变了，老百姓都懂得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种"文化救国"的梦。

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这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的深谋远虑，倒不如说是他们的谨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大陆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对导致这种灾难的政治制度彻底绝望，相反，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觉得这制度似乎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帮助完善这种制度，而决然无意推翻它。这情形，颇像当年的维新党人，协助光绪改良而决不想推翻大清王朝。无论是直接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团"，从学术领域里论证各种改革难题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为改革而呐喊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比常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做得更谨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剧却重演了。学潮之初，便认定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绝食发生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哭天抢地的清求，都被视为是"煽动"、"火上浇油"；及至"六四"开枪后，明令"坚决打击"的首要对象，果然正是知识分子。掐指算算，这十年改革以来涌现的较有成就的各学科各专业的杰出人物，有几个不被通缉、逮捕、批判、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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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依然被视为这个制度的头号敌人——这是我在"六四"后才恍然悟到的。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原来都不过是些假面具。回过头来看看，自文革结束后大陆搞过的两次政治运动"清除污染"和"反对自由化"，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说这次"动乱"找不出"幕后"便拿知识分子出气，这是一种解释。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除了拿知识分子作为"敌人"外，实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敌人"。这便分明是制度问题而非文化问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视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统御天下的王朝。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傅统倾向。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极为病态的反智主义文化的话，则我们更需要从导致这种文化的那个制度上去寻找根源。

大陆当局并未因为《河殇》反傅统而饶恕它。相反，他们却认为这部绕开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动"了这次民运，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它同色情录影带和色情书刊一道碾碎、焚烧。这恰恰证明他们才不在乎知识分子反傅统呢。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同这个制度的历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这个制度早从它在延安的雏型时期，就以王实味祭刀来表明它与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才取得政权。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以后，便肆无忌惮地对知识分子实施"去势"手术。问题在于，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手术。这样，他们便失去了审视和批判这个制度的能力，除了趋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后，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者。她那无处不在的自由精神对我们不应只意味着庇护，而应成为一种刺激和鞭策。因为没有自由而残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在里舔净流血的伤口，再生为健全的自由人。

二、蓝色憔悴

1990年3月最后几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巴黎开会，空闲中约我去聊聊。那是一个周末，我从郊外赶到著名的拉丁区，忽觉春色悄然站立巴黎街头，塞纳河已不在细雨朦胧之中。在索邦大学附近一家叫“加尼福尼亚”的小旅馆里，法国社科院中国中心的华昌明女士和杜先生已在候我。我们一同沿着雄伟的先贤寺右侧小道，边走边聊，到大街上去寻黑啤酒喝……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谈当年旅居巴黎的巴金，可惜我一时找不到文字了。

1、巴黎遐思——从中央菜市场说起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回一趟巴黎，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谭雪梅女士邀请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几日，她的小女儿一家人正好出门度假，我们便下榻在那里，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旧区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闲逛。那一带是中央菜市场旧址，令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左拉小说，书名极传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视为文学上的“巴尔扎克时代”，而接下来的第二帝国，便是文学上的“左拉时代”。

我这一代大陆人，少年时代闷在闭关锁国中，却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拿破仑那个侄子并不陌生，端赖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甭管读不读得懂，却是人人都翻过两页的，甚至不少人或为此书汪洋恣意的揶揄笔调，而崇拜了马克思，也未可知。这回我来巴黎，则发现这“第二帝国”与当下中国的“盛世”，竟有惊人相似之处。

A、巴黎大改造与神州大拆迁

我的遐想，正是被营建中央菜市场的欧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来的。历史对这个“拆迁大师”可说毁誉参半，但大规模拆迁影响的首先不是珍贵的文物建筑，而是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被赶到环境恶劣的郊区，市区新建高楼群起，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持续十七年的改建，也积累著社会仇恨，直接后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社会的失声必须用欢乐和物质享受去覆盖，民众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筑的宏伟、庞大、高耸去分散，那是另一种性质的“煽动”（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狱里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欧斯曼不过是他的计划执行人而已。有了这个参照，我们就不难理解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乌烟瘴气的“神州大拆迁”、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及其贪污，以及从北京的鸟巢、巨蛋（国家大剧院）、大裤衩（央视新楼）直到安徽阜阳一个区政府的“白宫”，都是政治涵义压倒建筑审美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纪中叶巴黎破碎的残影。

拿破仑三世的大兴土木，也是马克思剖析他的一个特征：为了“召唤亡灵”，侄子不断需要打出叔父的灵幡，使死人复生。在此马克思说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个特征，恰巧也符合邓小平一口气指定的两代接班人的执政本质：“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我们只需将“波拿巴家族”一词换成“毛泽东和邓小平”，就非常准确了。如果真懂马克思，我们其实不必苛求邓小平的传人（江胡），他们的历史使命被规定成这样了，那是他们的宿命（destiny），而如果中国人不思改弦易辙，便也是大伙儿的宿命，外人概莫能助也。你说他们就不能超越点儿？马克思说了，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顶多多盖点高楼大厦。

可是马克思又说波拿巴乃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意思仿佛告诉我们，窃国大盗也是有一定“创造空间”的，即“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所以马克思骂他是“流氓”、“老奸巨猾的痞子”，但此君到底也是几度入狱又越狱，机关算尽谋江山，他那皇冠却不是他叔父“指定”给他的，马克思要是知道江胡等辈的权力来源，还指不定骂得多难听呢。

B、小拿破仑远不如江胡大手笔

其实在“给定”的空间里，江胡比小拿破仑耍得还要花哨。波拿巴或许因投机而心虚，“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绞尽脑汁收买从金融投机家、实业家、地主、农民直到城市失业者（马克思管他们叫“流氓无产者”），令第二帝国也“经济起飞”，巴黎之繁华，在左拉笔下有交响乐般的宏大描摹。中共邓后之江泽民一届，则是自六四血泊里“临危受命”，面对西方制裁和举国仇慨，却能够在国内高压肃杀的同时，大开国门以优惠敛入西方投资，再用廉价劳力制成低价商品倾销西方，这种双向的收买，哪里是消费至上的欧美吃得消的？美国经济界自己估算，中国的廉价产品为美国消费者省下六千亿，令中产阶级生活维持不坠。这么大的买单，买出一个什么“全球化”劳什子且不论，买昏了美国佬的消费欲，大伙儿撒欢儿花钱，寅吃卯粮，到底折腾出个金融海啸来，再回眸一看，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人，也就是说，它是美国的银行家。华尔街塌了，迁到北京办公去了。搞定了西方，收拾国内就是小菜一碟，从老百姓到知识界一概恫吓、收买，连带也把靠中国吃饭的西方汉学界一勺烩了。“收买”在这里只是经济学名词，若翻译成政治学名词，应该叫“绑架”——先绑架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做肉票，再去绑架整个国际社会，到那个层次，西藏自然是肉票了，连台湾还没统一进来呢，便预先也做了肉票的。北京却无须像拿破仑三世当年那般穷兵黩武，二十年里两届中共总理的头等差事，就是在海外撒银子，到欧美拿大订单动辄百亿，国际间约定俗成叫着“送大礼”，其实那是“温柔绑架”也。

由此说来，《雾月十八》里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头上都嫌捉襟见肘了，设若马克思活到今天，对北京的“收买”“绑架”技巧，必定也会有精到之论，但他绝对想不到，市场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居然在二十一世纪初差点儿崩溃，相去被它打败的列宁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不过二十年。马克思主义是“笑到最后的”，西方舆论猛揍“里根／撒切尔主义”，大唱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的赞歌，长叹美国需要北京来“拯救”之感慨，一位鼓吹“后美国世界”降临的专栏作家，建议奥巴马登基后的第一要务，乃是选好一位驻华大使。这厢中南海里据说也是跌破眼镜，感慨“没想到西方帝国主义垮得这么快”，可自己心里说，我干的是比美国“牛仔资本主义”还要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早把那社会主义扔得一干二净啦，要不然我怎么弄得垮你们？

相似之处还很多。在两者，都是所谓“现代性”登场的时刻，前面已提到大都市的改造，还有时尚、消费、摩登、休闲等，都是前所未有。拿破仑三世自然也要“大国崛起”，一八五五年和一八六七年分别举办了两次万国博览会，令巴黎风光一时；北京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办奥运，“八八八”地吐出百年晦气。两者政治上的反动，又皆露骨而毫不掩饰——波拿巴复辟帝制，江泽民碾碎全部民间社会，胡锦涛则于“红色圣地”延安西柏坡极为缠绵，又对“红色孤岛”朝鲜古巴倾心不已。

C、北京比巴黎还要醉生梦死

民风习俗的巨变，最是相似。道德伦常江河日下，厚颜无耻畅行于世，这一幕幕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浮世绘，在左拉的巨构《卢贡．马加尔家族》中，都有惊世骇俗、近乎疯狂的刻画，二十部头的相继问世，不断遭致社会愤怒、评家鞭笞、连载停刊、读者退单、司法纠纷。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就有：《贪欲的角逐》、《小酒店》、《娜娜》、《家常事》、《萌芽》、《土地》，然而这里的每一部小说，也都是左拉的巨大成功。到此，中法两个民族的差别出现了：“第二帝国”的荒淫喧嚣，可以造就左拉这样的伟大小说家，而中国醉生梦死的“盛世”却是精神／文化极苍白的，整个社会良善剥落、欲望赤裸、人性晦暗，悲喜哀乐充斥人间，却不能使干瘪的文学艺术有所触动。

于是，我们不妨在血腥、粗鄙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之大背景下，让左拉的文学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犹如卢贡．马加尔家族的成员们一个个相继“移民”到中国去（如今也是一种时髦）。卢贡这一支脉皆为社会上层人士，如曾侍奉孔皮埃涅宫廷、任帝国大臣的欧仁（《卢贡大人》），急不可耐要去中南海找大内高手曾庆红等人切磋讨教一番；他的弟弟阿理斯蒂德（萨加尔），那个在《贪欲的角逐》和《金钱》里肆无忌惮的地产投机商，一百多年前在法国已经赔得精光，此刻嗅到上海城市拆迁、土地批租的腥味，立马窜来，也对著名的“东八块”垂涎欲滴，日后他如何跟江泽民之公子别苗头，细节尚未公开。他们的表侄奥克塔夫（《家常事》、《妇女乐园》），野心勃勃的女福商店老板，这会儿却是法国家乐福集团中国总店的负责人，因经营有方，日营业额达一亿人民币，○八年春因西藏问题遭遇中国爱国民众抵制，处境维艰。

马加尔这一支脉多为底层劳工，因为有酒精中毒的遗传基因，即使移民中国也不能咸鱼翻身，如妖女娜娜，先是在湖广一带被某省长包养著，不久她捉弄伯爵侯爵的毛病又犯了，竟将那省长一通揭发以至被判了死刑，她干脆自己经营起这“繁荣娼盛”的生意，专门往港澳、东南亚包括台湾出口“北女”，顺便也做一点“统战工作”；她的同母异父哥哥艾蒂安（《萌芽》），则试图将他在蒙苏煤矿的罢工经验，输出给中国暗无天日的煤矿业，却发现当过主人、也专政过其他阶级的“中国无产阶级”，一盘散沙、胆怯猥琐，又热衷内斗，组织起来还需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他们的母亲绮尔维丝（《小酒店》），大约因自己前世的悲惨遭遇，来到中国以后就发现这里庞大的下岗女工群落，乃是被男性遗弃、再被国家遗弃的“双重边缘人”，而她自己后来不仅“武装”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懂了一点“女权主义”，两者在中国当下都大有用武之地，于是她变成了一个“女革命家”，启蒙中国姐妹们上访告状，追讨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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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看到第二帝国崩塌的。他在1869年说：“‘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果然第二年就发生了色当惨败。有趣的是，小拿破仑跟马克思都流亡在伦敦，而我们绝对没有那种想像力，去遐想他俩曾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来聊一聊。

三、浪漫不再遗传

红卫兵运动传染了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青年都到了青春期的躁动和反叛……不过，共产党对青春躁动只剩一个“杀”字，杀得西方那些当年的老红卫兵无地自容。

眼下中文语境里都在说文革，主要不是因为文革多少周年，而是北京好像又在闹文革，这至少证明邓小平‘否定’文革是失败的，共产党自个儿消灭不了文革。

1、从毛泽东到格瓦拉

巴黎一位友人寄来她的一篇文字给我，是回忆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潮”的，那字里行间的拉丁区街垒、焚毁的车骸，让我在三十年后读去，仿佛还有一股青春被烧焦的糊味儿。她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笔下“青春无悔”的不甘依然那样强烈。不同制度、文化以及东西方在本世纪对峙得那么水火不融，却在六八年同时上演了一幕角色相仿的青春躁动大戏，据说大伙儿还都公认导演是当时已被击毙的切.格瓦拉，和正在峰颠的毛泽东。

三十年前，我也绝过食、守过被成白上千手持钢矛大刀的“敌人”围困的一座孤楼，然后在黑夜里落荒而逃。那时我只有十六岁，看到一位老师被大卸八块的尸体后，很多天吃不下饭。跟许多同龄人不同，我很早就没了“青春无悔”的那种浪漫，因为这青春里总会泛起那具残肢的尸臭，一辈子也拂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八六年，同反越战、吸大麻的美国嬉皮以及巴黎性解放者们的八六年，有何相干？

也许，而今陷在股市崩塌、人欲横流之中，资本主义幻化成巨大的“虚拟资本”吸尽了东亚奇迹和尚未揭幕的“太平洋世纪”，我们又有理由去怀念三十年前弥漫的理想主义了。据说冷战消失之后，俄国和欧美的知识分子都惶惶然于他们称之为的“人类进入中空期”。“中空”仿佛比毛泽东的“中国六亿人，不斗行吗”还要可怕。不知道格瓦拉的传记在美国出了两、三本之多，同湖南乡下为“毛大爹”建祠堂，以及美国一群华裔毛信徒声讨“御医”李志绥，有何关联？真的是阴魂不散，还是不过怀旧而已？

2、明知故犯地怀旧文革暴力

伯克莱或巴黎的学运，同在毛泽东麾下我们这些“正牌”红卫兵，理由真的一样吗？六八年的销烟血泊，好像始终包裹着一层含情脉脉的理想主义光环，也从未被中国大陆死于“文革”的成千上万怨魂抵消掉过多少。暴力可以谴责，理想主义却永远纯洁无瑕。每一种青春，都可以理直气壮为她自己辩护，而且好像越是过来人越要辩护。不过，我始终觉得为红卫兵的辩护是苍白的。我常猜想，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在读史丹福王友琴写下的北京学生打老师的那些血腥故事时，肯追问自己一句。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去怀怀这个“旧”。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

青春总是令人怀旧的，而且样式很多。比如据说是“红卫兵”这三个字发明者的张承志，九四年还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说他很遗憾当年毛泽东给马丁.路德.金发唁电，而没有发给马尔孔.Ｘ，“也许是秘书们和专家们的失职，没有向毛主席介绍马尔孔.Ｘ其人。毛泽东是一定会喜欢马尔孔.Ｘ的”，因为毛泽东讨厌非暴力主义。红卫兵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再后来又成了回教原教旨主义者，他写的‘心灵史’，“要把黄河以南、汉语知识体系和汉族知识分子传统抛在一边”（某书评语），被中国回民奉为“新可兰经”。他很崇拜马尔.Ｘ这头“高贵而危险的黑豹”，说对今日中国青年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参考”，虽然他不会不知道马尔孔.Ｘ后来已经抛弃暴力主义，并且因此而死于暴力。这种明知故犯对“文革”暴力的怀旧，已经不是理想主义，是信仰了，而对于信仰则无论青春老迈都是无话可说。

还有一类怀旧，是辩护造反派的，恰好是张承志的对立面郑义、杨晓凯。他们说中国大陆以外的人根本不懂“文革”，把造反派和红卫兵一锅煮。他们写了许多文字论证造反派其实都是被红卫兵的“血统论”打出来的，是一个同共产党利益集团真正有“阶级仇恨”的被压迫阶层，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反对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民主运动者。这个阶层的英雄是遇罗克，写文章驳斥“血统论”的一个中学生，大概就是六八年前后被关进大牢，临枪毙前被摘掉眼珠，拿去作器官移植。一说到这样的“青春”，我只觉得血漫过了头，也漫过了那些什么浪漫、理想主义、躁动、反叛期等等，用这些字眼已经不配去谈遇罗克。

3、中国人青春躁动遗传基因被阉割

都说红卫兵运动传染了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青年都到了青春期的躁动和反叛。于是我想，这大概是可以遗传的。果然，到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那是一九六八年才呱呱落地的一代，是中国动乱里的“婴儿潮”，他们的父母都武斗过，都没读过什么书，只知道“批林批孔”，轮到他们可以上大学了，却是食堂里伙食不好就可以“造反”的一代，还对游行、静坐、绝食无师自通，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百思不得其解，说“你们怎么拿起筷子夹肉，放下筷子就骂娘？”共产党不懂青春期躁动，虽然他们的“大救星”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躁动的胚子，“和尚打伞，无发无天”，“在榻上乱天下”，浪漫到老，把中国搅得“周天寒彻”。

共产党对青春躁动只剩一个“杀”字。这一杀不当紧，杀得巴黎那些当年的老红卫兵无地自容，也杀得哈佛的费正清改变了一生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不过，最要紧的是，邓小平好像真的阉掉了中国人的青春躁动遗传基因，从此浪漫不再。刀光剑影之后，九〇年代初只剩下调侃全中国人的一个王朔，和几首痞里痞气的摇滚：“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装着正派面带笑容”……其实这副笑容是捉摸不定的，后来就有一副恶狠狠的“说不”面孔昭然天下。到这时连王朔这个痞子也被“放逐”到美国来，不知道他还找不找得到三十年前美国的雅痞们，交流一下反体制的心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不会去凭吊马尔孔.Ｘ。

二十几岁写过小说‘青春万岁’的王蒙很欣赏王朔，说这小子的一大贡献，是“颠覆崇高”，大概他自己当年那股万岁青春，已经耗尽在放逐新疆的右派生涯中。当过右派的文人，能活出地狱来，大凡都很讥讽理想主义，如今好像只有一个刘宾雁，流亡在外只担心中国道德乱丧，说大洋那边中国人都得了“心灵之癌”。三十年前我就看到许多右派分子虽然挨斗极惨，但自我保护的技术都很高，后来我才忽然知道他们大概看着红卫兵和天安门这两代，都很可笑。

三十年里很多龌龊都是借着“崇高”之名干下的，“崇高”被滥用得很廉价，青春就更是幼稚可欺；可是颠覆了崇高，是不是只剩下无耻畅行天下，今日的中国人大概也顾不上了。你很难说青春反叛期究竟是被邓小平阉掉的，还是被王朔“侃”掉的，反正中国大陆前后二十年两次青春大躁动，好像泄尽了元气，终于蔫了，也好像中国的“红卫兵精神”一绝迹，全世界也都乖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当年也曾是红卫兵的魏京生，蹲了十四年大牢出来还有理想主义，说他此生不打算结婚成家，要跟共产党死磕到底，在不再浪漫的世界看来，像一个怪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作者脸书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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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戰爭不是劇本：從香蕉湯到尿袋人生

作者：合艾 - 3月 29, 2026

戰爭不是劇本：從香蕉湯到尿袋人生 ——讀潘翠霞《不要提我的名字》、《我是父親的女兒》謝東森(國小退休教師) 在台灣，我們談「全民防衛、城鎮戰」，談的好像是一本安排好的劇本。但越南女作家潘翠霞筆下的越戰故事告訴我們：戰爭從來不是政治口號裡的英雄史詩，更不是演習劇本，而是從香蕉湯開始、到尿袋人生結束的漫長折磨生活。潘翠霞（Phan Thúy Hà）這位1979年出生的北方女作家，用《不要說出我的名字》記錄北越老兵的沉默創傷，用《我是父親的女兒》傾聽南越「敵人父親」的破碎命運。她把戰爭從官方檔案中解放出來，還原成一個個飢餓、恐懼、荒謬與潰爛的身體。「作為越南戰爭時期北越士兵的特殊記憶博物館，《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可視為近年最重要的補充資料之一，關於這場塑造20世紀歷史的戰爭。透過這本書，潘翠霞真正尊崇越南老兵，讓他們說出自己的聲音，袒露半生承載的痛苦。我認為，這樣的書應在大學與中小學廣泛推廣，讓年輕人從人文角度理解歷史真相。」 ——歷史學博士 Jason Picard 「1975年後南方政權的士兵，全都被懷疑、被歧視，都必須背負『失敗者、偽軍』的身份，他們的人生都充滿艱辛與苦難。潘翠霞像對待自己父親——一位北方士兵的親人一樣走近他們。她寫道：『父親的女兒去見叔伯們，我看到了父親的影子，像在與父親的靈魂對話。』於是，從前一本到後一本，她用戰爭中與戰後兩邊的人們命運，寫成一部越南人的悲傷歷史。可以說，這是一部傷痕史。」 ——文學評論家范春原（Phạm Xuân Nguyên）戰爭，向來是兩股力量的殘酷對抗，結局非勝即敗。而戰爭的歷史，幾乎總是由勝利者書寫。傳統的國家正史與戰爭史，往往只聚焦於一場場戰役的勝負得失、戰略的進退，以及最終的定局。在這樣的敘事裡，事件永遠凌駕於個人，數字與結果淹沒了無數血肉之軀的痛苦。潘翠霞卻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她不關心硝煙中的戰術與勝敗，她真正關注的，是那些走進戰爭、又走過戰爭的普通人。《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她記錄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北方）人民軍士兵的故事；《我是父親的女兒》則接續書寫越南共和國（南方）士兵的命運。這兩本書的主角，都是戰後回歸平凡生活的退伍軍人。即使是「勝利一方」的北方士兵，生還返鄉後，仍要面對戰爭留下的漫長後遺症：家破人亡、身心創傷，以及和平年代裡另一種難以言說的逆境。榮耀歸於國家，悲劇卻只屬於個人。《不要說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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