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智光法師是越南共產黨黨員：
## 社會
旅江
**又提釋智光的事！** PDF 列印 電子郵件
目前仍有關於釋智光法師的爭論。在《中部變局》一書中，煉成先生（淨潔法師的姪子，前任順化承天省國家警察指揮官少校）根據以下兩個因素
斷定釋智光法師是越南共產黨黨員：
第一，根據法國密探留下的資料，釋智光已於1949年在承天省陽和縣的良苗祕密基地加入了越南共產黨。
第二，2000年秋天，談到南方人物時，素友確認是他接納了范文章（即釋智光）加入越南共產黨。
在2008年2月26日發表於「交點」團體網站上一篇題為〈對煉成先生「中部變局」報告（共11部分，通過網路流傳）中假設的評論〉（該報告認為「智光法師是共產黨員」）的文章中，律師謝文財認為「但素友的話可能只是『信口開河』，目的是抹黑釋智光法師的信譽。」他引用杜忠孝的〈統一佛教〉報導文來為釋智光法師辯護，並將杜忠孝視為「國家宗教委員會的幹部，在統一佛教中扮演關鍵角色」。隨後，幾位作者也就此問題提出了疑問。
**幾點初步評論**
可以立即指出，煉成先生以及律師謝文財為確定或反駁釋智光法師是否為越南共產黨黨員而提出的事件和論點，都存在諸多疑問。
謝文財律師提出了一些問題來反駁煉成先生的資料。謝文財律師問道，事情發生超過四十年，煉成先生怎能記住每一個細節並記錄下來，除非他是天才。至於文件，謝文財律師提出問題：如果煉成先生撤退，由於口岸公安不允許，他無法攜帶文件；如果他是偷渡出境，他也無法隨身攜帶。
聽到謝文財律師的這些問題，我們覺得與博爾薩（Bolsa）公安的那些問題頗為相似。有人問：「為什麼禿驢什麼都知道？」另一人回答：「是中情局提供的！」另一人反駁：「是越共提供的！」
事實上，煉成先生所述之事僅限於承天順化一帶。類似事件也發生在許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峴港、廣南、廣義、平定和富安。
我以峴港為例：在動盪的三年（1964-1966年）期間，峴港發生的事情比順化更加可怕，其中包括清波-德利事件。我們必須多次前往峴港以掌握情況。1974年，我回訪峴港，一名安人員告訴我，在峴港，十座寺廟中有八座為越共活動！
為了重建上述事件，我接觸了證人和負責調查這些事件的安人員。有人在回答採訪時錄了音，還坐下來為我寫了幾十頁他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內容。通過此人介紹他人，我積累了一份包含幾十卷錄音帶和數百頁手寫紙張的檔案。將這些資料系統化，並使用對照比對的方法進行驗證，我可以輕鬆撰寫並出版一本比煉成先生的《中部變局》更厚的資料書。這是歷史學家常用的方法，我相信煉成先生也是這樣做的。
關於參考資料，除了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文本以及個人設法帶出的資料（有36種方式可帶出）外，越共的檔案館還保存著一些與1963年至1975年佛教鬥爭有關的文件。原則上，只有少數獲許可的研究人員才能查閱。實際上，因為這些不屬於「國家機密」，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查閱，只要願意花錢。證據就是我們挖到了我們需要的文件。
近年來，幾乎每年美國歷史學家都會發現並公布關於1963年政變的祕密文件，改變了我們的看法。他們是怎麼拿到那些文件的？
謝文財律師認為「事實是，煉成先生『並非』戰略情報人員，無法了解1975年前南越統一佛教教會高層僧侶的真實事件。」
我們相信，不是煉成先生，而是謝文財律師本人「不了解真實事件」，才會有如此荒謬的論證。幾乎所有與1963年至1975年隱光教會鬥爭有關的主要文件都已經解密，無法再硬拗。有了這些文件，我們多次證明在1963年的事件中，佛教鬥爭只是中情局的工具，而在1966年被越南共和國軍擊敗後，隱光教會便追隨了越南南方解放陣線。該教會在越共佔領整個南方後，還組織了「慶祝解放」和「胡伯伯誕辰」活動。之後，該教會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派遣厚孝法師前往河內談判，以在隱光佛教會的領導下統一越南佛教。越共識破了隱光派領導人的野心和陰謀，不僅不予批准，反而稱之為「反動佛教」。一部分隱光教會追隨政府，成立了國家佛教會，另一部分則反對，導致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法難」！
趁著這場辯論，《宗教論壇》（VN-Religion）邀請了了解越南佛教問題的人士對釋智光這個人物提出看法。
我們有關於此人非常完整的資料，從他的原籍和受沙彌戒的地方，到他參與越盟活動、1954年按照河內計畫成立和平運動以要求國家統一、被招安並成為吳廷瑾的走狗、在中情局的操控下發動1963年的佛教鬥爭、躲進美國大使館、利用騷亂在1964-1966年間奪取政權等等。但寫出關於釋智光法師的完整細節，至少也需要50頁紙，而一篇報道的篇幅僅約5頁。因此，我們只能呈現主要脈絡和一些正在辯論的問題。
**簡歷摘錄！**
我讀過釋智光法師撰寫的幾篇關於越南佛教事件的文章，如《自傳小記》、《從榛木渠到美國大使館》、《越南佛教回憶錄，1963-2000年8月16日》等等。我從未見過有哪位佛教高僧寫的歷史如此胡說八道、充滿妄語！即便是他個人的履歷，他也寫得不符事實！
釋智光法師原名范文鵬，後改為范光，1923年12月21日出生於廣平省同海市西郊的鹽田村（又稱奈軒村或計奈村）。
煉成先生說釋智光是麗水人是不對的。廣平省沒有麗水村，只有麗水縣。吳廷琰總統原籍麗水縣大豐村，而釋智光法師並非出生於麗水，而是如前所述的鹽田村。該村的人祖籍清化，說話帶有河內計諾村人的口音，例如將「làm sao」（怎麼做）讀成「nàm thao」，將「di cư」（移民）讀成「ri cư」等等。廣平省只有鹽田村講這種口音。正因為這種口音，釋智光法師在說法時遇到了許多困難。
他是家中四個兒子中的長子。繼他之後的是文明、文正和文大。小時候，他被香貴先生收養，之後被送去出家。1936年，他在同海市的普明寺接受宏宣和尚的沙彌戒。在同海，人們常稱宏宣和尚為普明和尚。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法號是宏宣。宏宣和尚是成家後有了兩個孩子才出家的。他身材魁梧，手腳和身體都很長。每次佛誕節，我看到他主持儀式都非常莊嚴。他沒有跟隨越盟，但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他留在了同海。
受比丘戒後，釋智光被送到順化，就讀由黎廷探醫生創辦、由越共黨員釋智度和尚擔任校長的安南佛學院。1945年，越盟奪取政權時，時任佛救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釋智度和尚，任命釋智光為廣平省佛救國委員會主席、釋善明為廣治省主席、釋密體為承天省主席、釋玄光為第五聯區（包括廣南、廣義、平定、富安等省）主席。這是動員佛教信徒參加越盟陣線的組織。1947年6月25日，法國重新佔領廣平，釋智光被法軍逮捕，但多虧順化一位越籍高級官員的擔保，他才獲釋並返回順化。他在報國寺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前往由釋正直上座（本名段文忠）住持的慈談寺。釋正直也跟隨越盟，並可能是黨員。
文明也出了家，但不久便還俗。文正和文大只上到小學（三年級）。越盟奪取政權時，文明學歷較高，因此參與了村裡的行政工作。而文正和文大都參了軍。文正擔任小隊長，指揮一個越共游擊小隊，於1947年6月4日在同海市西部的德普被法軍擊斃，年僅21歲。文大是一名部隊醫護兵，日內瓦協定簽署後留在了北方。
在Harper and Row於1965年出版的《失落的革命》一書中，羅伯特・沙普倫記錄道，大約在1964年5月，吳廷琰政權垮台後，釋智光的二弟釋妙明（廣平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曾與一名越南南方解放陣線幹部，祕密進入慈談寺探望釋智光。但我們知道文明從小出家時就已還俗。可能他進入順化時穿上了袈裟，並取名釋妙明，以便混入當時極具權勢的佛教僧侶隊伍中。
**成立和平運動**
1954年7月20日日內瓦協定簽署後，律師阮友壽成立了和平運動，以支援越盟要求法軍撤出南方並組織總選舉。
在順化，時任越南佛學會會長的釋智光出面發起了這項運動，因此吸引了一批當時順化的佛教知識分子，如黎克川醫生、潘文憲獸醫、阮高昇藥劑師、阮文政先生、尊室楊忌教授……
面對這種情況，吳廷琰政府於1954年11月7日下令逮捕所有與親共和平運動有關的人員。由於釋智光是順化佛學會會長，公安人員便呈報內務部讓吳廷瑾處理。吳廷瑾查看釋智光的檔案後，發現釋智光是同鄉，便決定招安這整個團體。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釋智光上座同意合作，吳廷瑾便利用釋智光上座及其團體來掌控順化的佛教界。許多人曾就此勸阻吳廷瑾，但他相信自己能夠掌控釋智光。
釋智光的團體都得到重用：黎克川醫生被任命為順化中央醫院院長，順化醫科大學成立後，他被任命為醫學院院長。出身西政的阮文政先生轉為督府使職銜，被任命為平定省省長，之後於1955年至1962年出任峴港市政廳總秘書，隨後被調任為承天省省長兼順化市長。阮高昇被授權出面接手法國OPV藥品公司並成為該公司老闆。這是勞工黨一個重要的財政經濟基地。至於潘文憲獸醫，則被吳廷琰總理任命為難民事務總負責人。
永福先生是陳金線醫生的親信，他回憶道：藉著在錫蘭召開佛教大會之機，越南佛教派了善明和智光兩位上座前往參加。由於這兩位法師與吳廷瑾非常親近，吳廷瑾寫了一張小卡片給陳金線醫生，上面只簡短寫道：「介紹智光上座和善明上座兩位同志。」這顯示這兩位上座非常受吳廷瑾信任。
**智光的真面目**
根據釋智光的本質和活動歷程，我們看到他是一個野心勃勃、狂熱、極端和衝動的人，但他沒有謀略，有勇無謀，得勢時囂張跋扈、傲慢自大，但失勢時又設法逃跑，任由追隨他的人承擔後果……
根據承天省國家警察局1963年10月21日第10364/CSĐB/4M號「佛教內務總結」絕密報告，在聯部委員會與聯派委員會發表聯合公報後，順化的局勢趨於緩和。釋智光上座立即派遣智首上座（常被稱為「溫嘉藍」）到順化重新搗亂，但智首上座感到困難。報告指出，釋正樂大德供稱釋智光上座曾託他轉交一封信給釋智首。信末有一句話：「既已戰鬥即意味著接受犧牲，既然不敢犧牲，就別妨礙他人犧牲。」（第41頁）
然而，事情臨到自己頭上時，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留下來的報告，以及對時任順化內安副省長鄧士少校和順化國家警察局長黎文餘先生的採訪，都指出1963年在順化策劃一場異常盛大、旨在挑釁政府的佛誕節慶祝活動（這是中情局計畫的一部分）的人是釋善明上座，而非釋智光上座。儘管在1963年5月8日上午於慈談寺說法時使用了仇恨和煽動性的言詞，但在順化廣播電台事件發生後，釋智光還是接受了吳廷瑾的和解方案。
釋心珠和尚於1993年12月31日公佈的白皮書，引用了順化釋光成大德於1973年12月31日寫給釋智光上座的一封長達10頁的親筆信，嚴厲譴責了釋智光上座的懦弱態度。釋光大德寫道：
「……但沒人知道，此典禮（1963年慈談寺佛誕節）之後，上座又通過時任順化市長阮文政先生為仲介，以越南中部佛協會長的名義寫信給吳廷瑾先生，保證不會再有事情發生，將終止一切，如果吳廷瑾先生允許舉辦一場超度法會。寄信後，上座會見了吳廷瑾先生，之後，上座將所有事情交給其他上座，自己只會見沃爾夫先生。如果其他上座也像上座這樣做，不知還會有1963年的革命嗎？……
「1964年，在阮慶政府時期，天主教徒走上街頭時，上座推卸責任，剃掉眉毛鬍鬚，化裝逃往柬埔寨。半路上，聽說情勢有變，上座才返回。在鬥爭中，每當陷入絕境、危險時，上座都採用絕食的形式，將責任和工作交給其他上座。」
釋光成大德還指責釋智光上座：「拋棄孩子不顧。半途投降。逃避責任。不配做僧尼的榜樣。」
在西貢美國大使館避難期間，釋智光曾請求出國。在1963年9月9日的第365號電報中，美國國務院認為將釋智光帶出越南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問題是如何做到以及將他帶到哪裡。
然而，在卡伯特・洛奇大使於1963年9月17日發出的第531號電報中，他報告有多項計畫可疏散釋智光，但根據大使館的觀點，應將釋智光留下。如果成立了新政府，他可以在其中扮演角色；如果吳廷琰政府繼續存在，屆時美國會悄悄將他疏散。
（參閱 FRUS 1961–1963, 第四卷, 第137頁, 文件75）
當發動利用騷亂奪取政權的運動時，釋智光提出了非常激烈的反美標語，例如：「打倒美國的阻撓」、「我們要獨立」、「越南是越南人的」、「美國人給越南人民製造混亂」等。
但當局勢開始危險時，1966年5月15日，釋智光上座從順化發了一封電報，懇求詹森總統干預。在這封電報中，他呼籲「美國政府設法阻止對越南佛教的鎮壓」。1966年5月17日，詹森總統向媒體宣布，他和美國政府將支持越南共和國軍，讓這支軍隊在未來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呼籲越南共和國軍迅速終止內鬥，以對抗共產黨並實現民主。隨後，國務卿迪安・魯斯克通知釋智光上座，美國無法干預屬於越南主權的問題，也不會介入阮高祺將軍鎮壓反對派的行為。他建議集中所有努力對抗共產黨。
1966年5月20日，釋智光上座再次發聲，懇求詹森總統緊急干預。他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採取行動，否則將讓革命爭取力量炸毀峴港機場。未見美國回應，1966年5月22日，他下令砲擊峴港機場。一架美國飛機受損，數名美國士兵受傷。許多美國飛機被迫飛往其他基地。美軍基地奉命若遭攻擊即開火。
軍事施壓無效後，1966年5月25日，釋智光上座又要求詹森總統和美國國會停止援助阮高祺政府！
**是不是黨員？**
在越南共和國時期，以我的地位，我曾聯繫多個安全機構，想查明釋智光是否為越共黨員，但我們只查到釋智度和尚已於1941年加入越共。釋明珠上座和武廷強於1943年加入越共。沒有任何檔案提到釋智光加入過越共。
黎廷探醫生的情況很奇特：他被法國人派到順化成立安南佛學院，沒有資料顯示他與越共有關聯。但1945年越盟奪取政權後，他從1946年至1949年被任命為中越南部抗戰行政委員會（即第五聯區）主席，隨後由阮維貞接任。難道他是被釋智度和尚介紹的？
一個共產黨員至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 有紀律、有技巧地生活和活動；(2) 絕對服從上級的路線和指示。釋智光是個衝動的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行動沒有紀律和技巧……，因此不可能被接納為越共黨員。只要看看釋智度、釋明珠、釋清四、釋智廣等黨員的活動方式就清楚了。
如果2000年素友確實透露，他於1949年在承天省陽和縣良苗祕密基地接納釋智光加入越共，那也只是一個心理戰手段，旨在阻止那些不同意武文愛、釋玄光法師、釋廣度法師等路線的佛教團體，這些人正密謀推舉釋智光法師成為一個新組織的領袖。如果釋智光法師確實是黨員，素友是絕不會這樣透露的。
雖然不是越共黨員，釋智光卻遵循越共的路線，並包庇潛伏活動的共產黨幹部，特別是以下兩位骨幹：
1. 阮克施，釋智光的秘書。後來人們發現施是越共黨員。1975年4月30日後，他在西貢擔任政府宗教委員會副主任。
2. 武廷強，承天省委的民運委員，化裝為順化「家庭佛子」的兄長。
這兩個傢伙非常受釋智光信任，因而極具權勢。尤其是武廷強，受到他最大限度的保護。每次武廷強因替越共活動而被越南共和國安全人員逮捕，他都出面干預使其獲釋。
武廷強掌控著順化的「家庭佛子」和佛教社團。這是潛伏共產黨幹部的基地和行動力量。正是武廷強在1963年5月8日晚帶領佛教青年和兒童團包圍順化廣播電台，強迫電台播放上午釋智光咒罵政府的錄音帶。在此事件中，站在電台走廊上的八名兒童因某種至今無法確定的爆炸物而身亡。
1963年3月，釋善明成立了「佛教學生團」，由黃富擔任團長，武文詩和泰氏金蘭擔任副團長，潘廷柄擔任秘書。但該團受到安人員監視，很少能聚集。直到1966年，當隱光教會決定利用騷亂奪取政權時，該團才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出現，對抗越南共和國軍。在先前的那些事件中，釋智光都是使用武廷強的「兵馬」。
由於每次想做任何事都必須得到武廷強同意才有「兵」可用，因此武廷強非常囂張。當政府機關或團體想徵求釋智光意見或與他談判某個問題，以及記者想見他時，都由武廷強事先控制並決定是否准見。有一次我們想採訪釋智光，武廷強說想知道什麼問他就夠了。我們說想直接聽聽釋智光的觀點，武廷強說：「釋智光也得來我這裡。」
**比閹割還痛！**
1981年成立國家佛教會時，越共利用宗教動員幹部杜忠孝的名義來欺騙釋智光。1975年前，杜忠孝是出自佛教鬥爭團體的共產黨幹部，負責西貢-嘉定區的智慧委員會（動員知識分子、大學生、學生）。杜忠孝非常崇拜釋智光。律師謝文財和一些人士認為杜忠孝是「國家宗教委員會的幹部，在統一佛教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實際上杜忠孝只是個小角色，後來因為追隨隱光派而被淘汰。
政府宗教委員會和祖國陣線成立了「佛教統一動員委員會」，並交給智首和尚擔任主任。隱光教會分成兩派，一派追隨國家，一派反對。釋智光保持中立。因此，政府宗教委員會設法讓釋智光不要倒向反對派。
知道杜忠孝崇拜釋智光，春水便召喚杜忠孝到河內，假裝交給杜忠孝任務，讓他為即將成立的國家佛教會尋找領導人。果然不出所料，杜忠孝推薦了智光上座，並說此人最有威望。春水假裝同意，並想見釋智光。陳白騰讓公安為釋智光購買飛往河內的機票，但暗中命令公安攔截，不讓他走！
釋智光以為自己即將成為國家佛教會理事會主席，滿懷期待地等待……但在1981年11月4日於河內館使寺舉行的佛教大會上，當選為理事會主席（傀儡）的不是他，而是原隱光教會和道院院長的智首和尚！
在被狠狠耍了一道（比閹割還痛）之後，釋智光還被請出了隱光寺。他不得不搬到廣香伽藍寺居住。從那時起，他便沉默修行求安。當一些熟人來探望時，他曾私下發表過一些批評政權的言論，但在公共輿論上，他從未像釋玄光、釋廣度、釋善幸等法師那樣發表過反對政府的言論。
由於釋智光被認為是有勇無謀且非常膽小（如已證明），安機關不太關注他。相反地，釋善明被認為是足智多謀的人，因此越南共和國政權和共產黨都設法剷除他。
總之，1975年之前，釋智光只是一個野心勃勃但有勇無謀的政治棋子，先後被中情局和越共利用來當傀儡，用完即棄。
**旅江**
Xã hội
| Lữ Giang | |||
| Lại chuyện Thích Trí Quang! |  |  |  |
Trong một bài dưới đầu đề “Nhận xét về giả thuyết trong bài tường trình “Biến động miền Trung” (gồm 11 phần, luân lưu qua internet) của ông Liên Thành, cho rằng: “nhà sư Trí Quang là Cộng sản” được phổ biến trên Website của nhóm Giao Điểm ngày 26.2.2008, Luật sư Tạ Văn Tài cho rằng “Nhưng lời Tố Hữu có thể chỉ là lời nói “vơ vào” để làm mất uy tín của HT Trí Quang.” Ông dùng bài tường thuật “Thống Nhất Phật Giáo” của Đỗ Trung Hiếu để bênh vực HT. Trí Quang và coi Đỗ Trung Hiếu là “cán bộ của Ban Tôn Giáo Nhà Nước đóng vai chủ chốt trong việc thống nhất” Phật Giáo. Sau đó, một vài tác giả cũng đã nêu lên câu hỏi về vấn đề này. VÀI NHẬN XÉT SƠ KHỞI Có thể nói ngay rằng các sự kiện và lập luận mà ông Liên Thành cũng như Luật sư Tạ Văn Tài đưa ra để xác định hay phản bác HT. Trí Quang có phải là đảng viêng đảng CSVN hay không, đều có nhiều nghi vấn. Luật sư Tài đã đưa ra một số câu hỏi để phản bác tài liệu của ông Liên Thành. Luật sư Tài hỏi rằng chuyện đã xẩy ra trên 40 năm làm sao ông Liên Thành có thể nhớ từng chi tiết như thế để ghi lại, trừ khi ông là một thiên tài. Còn về tài liệu, Luật sư Tài đặt vấn đề: Nếu di tản ông Liên Thành không thể đem tài liệu đi được vì công an ở các cửa khẩu không cho. Còn nếu vượt biên ông Thành cũng không thể mang theo được. Nghe những câu hỏi của Luật sư Tài, chúng tôi thấy gần gióng các câu hỏi của đám công an Bolsa. Có anh hỏi: Tại sao Tú Gàn cái gì cũng biết? Một anh trả lời: CIA cung cấp! Anh khác cãi lại: Việt Cộng cung cấp! Thật ra, những gì ông Liên Thành thuật lại cũng chỉ liên quan đến Thừa Thiên – Huế mà thôi. Những chuyện như thế cũng đã xẩy ra ở nhiều nơi, nhất là tại Đà Nẵng, Quảng Tôi lấy trường hợp của Đà Nẵng làm một thí du: Trong ba năm xáo trộn (1964 – 1966), những gì đã xẩy ra tại Đà Nẵng còn kinh hoàng hơn ở Huế, trong đó có vụ Thanh Bồ – Đức Lợi. Chúng tôi phải lui tới Đà Nẵng rất nhiều lần để nắm vững tình hình. Năm 1974, tôi về thăm Đà Nẵng, một nhân viên an ninh nói với tôi rằng ở Đà Nẵng cứ 10 chùa thì có 8 chùa hoạt động cho Việt Cộng! Để dựng lại các biến cố nói trên, tôi đã tiếp xúc với các nhân chứng và các nhân viên an ninh có nhiệm vụ điều tra các biến cố đó. Có người sau khi trả lời phỏng vấn có ghi băng, còn ngồi viết lại cho tôi mấy chục trang về những gì mắt thấy tai nghe. Nhờ người này giới thiệu người kia, tôi đã có một hồ sơ gồm mấy chục cuốn băng và hàng trăm trang giấy viết tay. Hệ thống hoá các tài liệu này lại và dùng phương pháp đối chiếu để kiểm chứng, tôi có thể viết và cho ấn hành một cuốn tài liệu dày hơn cuốn “Biến động miền Trung” của ông Liên Thành một cách dễ dàng. Đây là phương pháp mà các sử gia thường dùng và tôi tin ông Liên Thành cũng đã làm như thế. Về tài liệu tham khảo, ngoài những văn bản còn lưu trử trong thư viện Quốc Hội Hoa Kỳ và tài liệu của từng cá nhân đã mang đi được (có 36 kiểu để mang đi), văn khố của CSVN còn lưu giữ một số văn kiện liên quan đến cuộc đấu tranh của Phật Giáo từ 1963 đến 1975. Trên nguyên tắc, chỉ một số nhà nghiên cứu giới hạn được tham khảo. Trong thực tế, vì không phải là “bí mật quốc gia” nên gần như ai cũng có thể tham khảo được nếu chịu tốn kém. Bằng chứng là chúng tôi đã moi được các văn kiện mà chúng tôi cần. Trong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 gần như năm nào các sử gia Mỹ cũng đã khám phá được và tung ra những tài liệu bí mật về cuộc đảo chánh 1963 làm thay đổi cách nhìn của chúng ta. Họ làm cách nào để lấy các tài liệu đó? Luật sư Tài cho rằng “sự thực là ông Liên Thành KHÔNG phải là nhà tình báo chiến lược để biết các sự kiện có thật về các tu sĩ ở hàng giáo phẩm cao cấp ở trung ương Giáo Hội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Thống Nhất thuộc Miền Nam Việt Nam trước 1975.” Chúng tôi tin rằng không phải là ông Liên Thành mà chính Luật sư Tài đã KHÔNG “biết các sự kiện có thật” nên mới lý luận vớ vẩn như thế. Gần như các tài liệu chính liên quan đến cuộc đấu tranh của Giáo Hội Ấn Quang từ năm 1963 – 1975 đã được bạch hoá hết rồi nên không thể cãi chày cãi cối. Với những tài liệu đó, chúng tôi đã nhiều lần chứng minh trong biến cố 1963, Phật Giáo đấu tranh chỉ là công cụ của CIA, và sau khi bị QLVNCH đánh bại vào năm 1966, Giáo Hội Ấn Quang đã đi theo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Giáo Hội này đã tổ chức “Mừng Giải Phóng” và “Sinh Nhật Bác Hồ” sau khi Việt Cộng chiếm toàn bộ miền Nam. Sau đó, tưởng mình “có công với Cách Mạng”, Giáo Hội này đã phái HT. Đôn Hậu ra Hà Nội thương lượng để thống nhất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dưới quyền thống lãnh của Phật Giáo Ấn Quang. Đảng CSVN đã nhận ra tham vọng và âm mưu của các nhà lãnh đạo khối Ấn Quang, nên chẳng những không chấp thuận mà còn gọi là “Phật Giáo phản động”. Một phần của Giáo Hội Ấn Quang theo chính quyền thành lập Giáo Hội Phật Giáo Nhà Nước và một phần chống lại, đưa tới “Pháp nạn” kéo dài cho đến hôm nay! Nhân cuộc tranh luận này, Điễn Đàn Tôn Giáo (VN-Religion) đã mời những người hiểu biết về vấn Phật Giáo Việt Chúng tôi có rất đầy đủ tài liệu về nhân vật này từ quê quán và nơi ông thọ giới sa di, đến việc ông tham gia các hoạt động của Việt Minh, thành lập Phong Trào Hoà Bình năm 1954 để đòi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theo kế hoạch của Hà Hội, được chiêu hồi và làm tay sai cho ông Ngô Đình Cẩn, phát động cuộc tranh đấu của Phật Giáo năm 1963 theo sự giựt dây của CIA, trốn vào Toà Đại Sứ Mỹ, dùng bạo loạn để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ừ 1964 – 1966, v.v. Nhưng nếu viết đầy đủ những chi tiết liên hệ đến HT. Trí Quang cũng phải tốn ít nhất 50 trang giấy, trong khi phạm vi một bài báo chỉ khoảng 5 trang. Vì thế, chúng tôi chỉ có thể trình bày những nét chính và một số vấn đề đang tranh luận mà thôi. LÝ LỊCH TRÍCH NGANG! Chúng tôi đã đọc một số bài sau đây liên quan đến các biến cố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do HT. Trí Quang viết như Tiểu truyện tự ghi, Từ Rạch Cát tới Toà Đại Sứ Mỹ, Hồi Ký về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1963 – 16.8.2000, v.v. Chúng tôi chưa thấy có cao tăng nào của Phật Giáo mà viết lịch sử bố lếu bố láo và chứa đầy vọng ngữ như thế! Ngay cả lý lịch của cá nhân ông, ông cũng viết không đúng sự thật! HT. Trí Quang có tên là Phạm Văn Bồng, sau đổi thành Phạm Quang, sinh ngày 21.12.1923 tại làng Diêm Điền (còn được gọi là làng Nại Hiên hay làng Kẻ Nại) ở phía Tây ngoại ô thành phố Đồng Hới, tỉnh Quảng Bình. Ông Liên Thành nói Thích Trí Quang người Lệ Thủy là không đúng. Ở Quảng Bình không có làng Lệ Thủy mà chỉ có huyện Lệ Thủy. Tổng Thống Ngô Đình Diệm người gốc làng Đại Phong, huyện Lệ Thủy, còn HT. Trí Quang không hề sinh ở Lệ Thủy mà ở làng Diêm Điền như đã nói trên. Người làng này gốc ở Thanh Hoá và nói tiếng ngọng gióng dân làng Kẻ Noi ở Hà Nội, như “làm sao” đọc thành “nàm thao”, “di cư thành ra “ri cư, v.v. Ở Quảng Bình chỉ có làng Diêm Điền nói giọng như vậy. Vì có giọng nói này, HT. Trí Quang gặp nhiều khó khăn khi thuyết pháp. Ông là con trưởng trong một gia đình có bốn con trai. Những người kế tiếp ông là Phạm Minh, Phạm Chánh và Phạm Đại. Lúc còn nhỏ ông được ông Hương Quỳ nuôi, sau đó cho đi tu. Năm 1936 ông thọ giới sa di với Hòa Thượng Hồng Tuyên ở chùa Phổ Minh, Đồng Hới. Ở Đồng Hới, người ta thường gọi Hòa Thượng Hồng Tuyên là Hòa Thượng Phổ Minh. Ít ai biết pháp hiệu của ông là Hồng Tuyên. Hoà Thượng Hồng Tuyên đã có vợ hai con rồi mới xuất gia. Ông có thân mình ngũ trường, tay chân và thân mình đều dài. Mỗi lần lễ Phật Đản, tôi thấy ông chủ trì rất uy nghi. Ông không theo Việt Minh, nhưng sau Hiệp Định Genève 1954, ông ở lại Đồng Hới. Sau khi thọ giới tỳ kheo, Thích Trí Quang được gởi vào Huế học trường An nam Phật Học do Bác Sĩ Lê Đình Thám thành lập và Hoà Thượng Thích Trí Độ, một đảng viên đảng CSVN làm giám đốc. Năm 1945, khi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Hoà Thượng Trí Độ đang là Chủ Tích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của Hội Phật Giáo Cứu Quốc, đã cử Thích Trí Quang làm Chủ Tịch Ủy Ban Phật Giáo Cứu Quốc ở Quảng Bình, Thích Thiện Minh ở Quảng Trị, Thích Mật Thể ở Thừa Thiên và Thích Huyền Quang ở Liên Khu 5 (gồm các tỉnh Nam, Ngãi, Bình, Phú). Đây là tổ chức vận động các tín đồ Phật Giáo tham gia Mặt Trận Việt Minh. Ngày 25,6,1947, Pháp tái chiếm Quảng Bình, Thích Trí Quang bị Pháp bắt, nhưng nhờ một viên chức Việt Nam cao cấp ở Huế bảo lãnh, ông được thả ra và trở lại Huế. Ông ở chùa Báo Quốc một thời gian rồi về chùa Từ Đàm do Thượng Toạ Thích Chánh Trực (tên thật là Đoàn Văn Trung) trụ trì. Thích Chánh Trực cũng theo Việt Minh và có thể là đảng viên. Phạm Minh cũng đi tu, nhưng đã bỏ chùa sau một thời gian ngắn. Phạm Chánh và Phạm Đại chỉ mới học tới sơ học (lớp ba). Khi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Phạm Minh có học hành khá hơn nên tham gia công việc hành chánh trong làng. Còn Phạm Chánh và Phạm Đại đều đi bộ đội. Phạm Chánh có cấp bậc Tiểu Đội Trưởng, chỉ huy một tiểu đội du kích của Việt Cộng, đã bị Pháp bắn chết ở Đức Phổ, phía Tây thành phố Đồng Hới vào ngày 4.6.1947 khi mới 21 tuổi. Phạm Đại là một y tá bộ đội, đã ở lại miền Bắc sau khi Hiệp Định Genève được ký kết. Trong cuốn “The Lost Revolution” do Harper and Row xuất bản năm 1965, Robert Shaplen có ghi lại rằng khoảng tháng 5 năm 1964, sau khi chế độ Ngô Đình Diệm sụp đổ, người em thứ hai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là Thích Diệu Minh, một Ủy Viên của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Quảng Bình, đã cùng với một cán bộ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lén vào chùa Từ Đàm thăm Thích Trí Quang. Nhưng chúng tôi biết Phạm Minh đã bỏ chùa từ khi còn là chú tiểu. Có lẽ khi vào Huế, Phạm Minh đã mặc áo cà sa và lấy tên là Thích Diệu Minh để dễ trà trộn trong hàng ngũ tăng sĩ Phật Giáo đầy quyền thế lúc đó. LẬP PHONG TRÀO HOÀ BÌNH Sau khi Hiệp Đình Genève được ký kết vào ngày 20.7.1954, Luật sư Nguyễn Hữu Thọ thành lập Phong Trào Hòa Bình để yểm trợ cho Việt Minh đòi quân đội Pháp rút khỏi miền Nam và tổ chức tổng tuyển cử. Tại Huế, Thích Trí Quang đang giữ chức Hội Trưởng Hội Việt Nam Phật Học, đã đứng ra phát động phong trào này, nên đã thu hút được một số trí thức Phật Giáo thời đó ở Huế như Bác sĩ Lê Khắc Quyến, Bác sĩ Thú Y Phạm Văn Huyến, Dược Sĩ Nguyễn Cao Thăng, ông Nguyễn Văn Đảng, Giáo Sư Tôn Thất Dương Kỵ... Trước tình thế này, ngày 7.11.1954 chính phủ Ngô Đình Diệm đã ra lệnh bắt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liên hệ đến Phong Trào Hòa Bình thân Cộng. Vì Thích Trí Quang đang là Hội Trưởng Hội Phật Học ở Huế nên công an trình nội vụ cho ông Ngô Đình Cẩn giải quyết. Sau khi xem hồ sơ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ông Ngô Đình Cẩn thấy Thích Trí Quang là người đồng hương nên quyết định chiêu hồi cả nhóm này. Trước cái thế chẳng đặng đừng, Thượng Tọa Thích Trí Quang đã chấp nhận hợp tác và ông Cẩn đã dùng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và nhóm của ông để nắm khối Phật Giáo ở Huế. Nhiều người đã ngăn cản ông Cẩn về chuyện này, nhưng ông tin rằng ông có thể nắm Thích Trí Quang được. Nhóm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đều được trọng dụng: Bác sĩ Lê Khắc Quyến được cử giữ chức Giám Đốc Bệnh Viện Trung Ương Huế và kh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Y Khoa Huế được thành lập, ông được cử giữ chức Khoa Trưởng Y Khoa. Ông Nguyễn Văn Đảng thuộc ngạch Thừa Phái của Tây được chuyển qua ngạch Đốc Phủ Sứ và được bổ làm Tỉnh Trưởng Bình Định, sau đó ra làm Tổng Thư Ký Tòa Thị Chính Đà Nẵng từ năm 1955 đến năm 1962, rồi được đưa ra làm Tỉnh Trưởng tỉnh Thừa Thiên kiêm Thị Trưởng Huế. Nguyễn Cao Thăng được giao cho đứng tên sang lại hảng được phẩm OPV của Pháp và làm chủ hảng này. Đây là một cơ sở kinh tài quan trọng của Đảng Cần Lao. Riêng Bác sĩ Thú Y Phạm Văn Huyến đã được Thủ Tướng Ngô Đình Diệm cử làm Tổng Ủy Phụ Trách Đồng Bào Tỵ Nạn. Ông Vĩnh Phúc, một người thân tín của Bác Sĩ Trần Kim Tuyến, có kể lại: Nhân có đại hội Phật Giáo tại Tích Lan,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đã cử hai Thượng Tọa Thiện Minh và Trí Quang đi tham dự. Vì hai vị sư này rất thân với ông Cẩn, nên ông Cẩn đã viết cho Bác Sĩ Trần Kim Tuyến một tấm thiệp nhỏ, vỏn vẹn ghi mấy chữ: “Giới thiệu hai đồng chí Thượng tọa Thích Trí Quang và Thượng tọa Thích Thiện Minh.” Điều này cho thấy hai Thượng Tọa này rất được ông Cẩn tin cậy. CON NGƯỜI THẬT CỦA TRÍ QUANG Theo bản chất và qua quá trình hoạt động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chúng ta thấy ông là người có nhiều tham vọng, cuồng tín, cực đoan và bốc đồng, nhưng ông lại là người không có mưu lược, miệng hùm gan sứa, khi gặp thời thì hống hách, kiêu căng, phách lối, nhưng khi thất thế lại tìm cách chạy trốn, để mặc hậu quả cho những kẻ theo ông gánh chịu... Theo biên bản “Tổng Kết Nội Vụ Phật Giáo, Phúc trình tối mật số 10364/CSĐB/4M ngày 21.10.1963” của Ty Cảnh Sát Quốc Gia Thừa Thiên, sau khi có thông cáo chung giữa Ủy Ban Liên Bộ và Ủy Ban Liên Phái, tình hình ở Huế dịu xuống. Thượng Toạ Thích Trí Quang liền phái Thượng Tọa Trí Thủ, thường được gọi là “Ôn Già Lam”, ra Huế để quậy lại, những Thượng Tọa Trí Thủ thấy khó khăn. Bản phúc trình cho biết Đại Đức Thích Chánh Lạc khai rằng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có nhờ ông giao cho Thích Trí Thủ một lá thư. Cuối lá thư có câu: “Đã chiến đấu tức là chấp nhận sự hy sinh, mà đã không dám hy sinh thì đừng cản trở người khác hy sinh.” (tr. 41). Thế nhưng khi việc đến tay ông, ông lại làm ngược lại. Các báo cáo còn để lại, cũng như các cuộc phỏng vấn Thiếu Tá Đặng Sĩ, Phó Tỉnh Trưởng Nội An ở Huế và ông Lê Văn Dư, Trưởng Ty Cảnh Sát Quốc Gia ở Huế thời đó đều cho biết người hoạch định kế hoạch tổ chức Lễ Phật Đản ở Huế năm 1963 một cách rầm rộ khác thường để khiêu khích chính quyền theo kế hoạch của CIA là Thượng Tọa Thích Thiện Minh chứ không phải Thượng Tọa Thích Trí Quang. Mặc dầu đã có những lời lẽ hằn học và kích động trong bài thuyết pháp vào sáng 8.5.1963 tại chùa Từ Đàm, sau khi biến cố xẩy ra ở đài phát thanh Huế, Thích Trí Quang đã chấp nhận giải pháp hòa giải của ông Ngô Đình Cẩn. Cuốn Bạch Thư của Hòa Thượng Thích Tâm Châu công bố ngày 31.12.1993 có trích dẫn lá thư viết tay của Đại Đức Thích Quảng Thành ở Huế, dài 10 trang đề ngày 31.12.1973, gởi cho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lên án một cách nặng nề thái độ hèn nhát của Thượng Tọa này. Đại Đức viết: “... Nhưng chưa ai biết, sau buổi lễ này (lễ Phật Đản tại chùa Từ Đàm năm 1963), Thượng Tọa lại gửi thơ cho ông Cẩn, nhân danh Hội Trưởng Hội Phật Giáo Trung Phần Việt Nam, qua trung gian của ông Nguyễn Văn Đẳng, Thị Trưởng Huế lúc bấy giờ, để xin cam đoan không có chuyện gì sẽ xẩy ra nữa, sẽ chấm dứt mọi chuyện, nếu ông Cẩn cho tổ chức một lễ cầu siêu. Sau khi gửi thư, Thượng Tọa gặp ông Cẩn và sau đó, Thượng Tọa giao hết mọi chuyện cho các Thượng Tọa khác, Thượng Tọa chỉ còn gặp ông Woulf. Nếu các Thượng Tọa khác cũng làm như Thượng Tọa thì liệu có hay không cuộc cách mạng 1963?... “Năm 1964, khi Thiên Chúa Giáo xuống đường dưới thời chính phủ Nguyễn Khánh, Thượng Tọa đã trút bỏ trách nhiệm, cạo bỏ râu mày, cải trang trốn sang Cao Miên. Nữa đường, nghe tình thế biến chuyển, Thượng Tọa mới trở về. Trong những cuộc đấu tranh, cứ đến khi nào bí lối, nguy hiểm, Thượng Tọa đều dùng hình thức tuyệt thực, để giao trách nhiệm và công việc cho các Thượng Tọa khác”. Đại Đức Thích Quảng Thành còn trách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Đem con bỏ chợ. Đầu hàng nữa chừng. Trốn tránh trách nhiệm. Không xứng đáng làm gương cho Tăng, Ni noi theo”. Trong thời gian tỵ nạn ở Toà Đại Sứ Mỹ tại Sài Gòn, Thích Trí Quang đã xin đi ngoại quốc. Trong công điện mang số 365 ngày 9.9.1963, Bộ Ngoại Giao Hoa Kỳ coi việc đưa Thích Trí Quang ra khỏi Việt Nam có thể là điều tốt nhất. Vấn đề là làm thế nào để thực hiện điều đó và đưa ông ta đi đâu. Tuy nhiên, trong công điện mang số 531 được đánh đi ngày 17.9.1963, Đại Sứ Cabot Lodge báo cáo có nhiều kế hoạch để di tản Thích Trí Quang, nhưng theo quan điểm của Toà Đại Sứ, nên giữ Thích Trí Quang lại. Nếu chính phủ mới được thành lập, ông ta có thể đóng một vai trò trong đó; nếu chính phủ Diệm còn tồn tại, lúc đó Hoa Kỳ sẽ di tản Thích Trí Quang một cách âm thầm (if the Diem Government continue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evacuated him without fanfare). (Xem FRUS 1961 – 1963, Volume IV, trang 137, document 75) Khi phát động chiến dịch dùng bạo loạn để cướp chính quyền, Thích Trí Quang đã cho đưa ra những biểu ngữ chống Mỹ rất quyết liệt, chẳng hạn như: “Down with US Obstruction”, “We want Independence”, “Nước Việt Nam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Nguời Mỹ gây rối cho Nhân Dân Việt Nam” v.v. Nhưng khi tình hình bắt đầu nguy hiểm, ngày 15.5.1966, từ Huế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đã gởi một điện văn nhờ Tổng Thống Johnson can thiệp. Trong điện văn này ông kêu gọi “Chính phủ Hoa Kỳ cần tìm cách ngăn chận cuộc đàn áp Phật Giáo Việt Ngày 20.5.1966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lại lên tiếng kêu gọi Tổng Thống Johnson can thiệp gấp. Ông yêu cầu Thủy Quân Lục Chiến Hoa Kỳ có hành động, nếu không sẽ cho Lực Lượng Tranh Thủ Cách Mạng phá phi trường Đà Nẵng. Không nghe Hoa Kỳ trả lời gì, ngày 22.5.1966 ông ra lệnh cho bắn phá phi trường Đà Nẵng. Một phi cơ Hoa Kỳ bị hư hại và một số binh sĩ Hoa Kỳ bị thương. Nhiều phi cơ Mỹ phải bay đến các căn cứ khác. Các căn cứ quân sự Mỹ được lệnh nổ súng nếu bị tấn công. Dùng áp lực quân sự không có kết quả, ngày 25.5.1966,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lại lên tiếng yêu cầu Tổng Thống Johnson và Quốc Hội Hoa Kỳ ngưng yểm trợ chính phủ Nguyễn Cao Kỳ! ĐẢNG VIÊN HAY KHÔNG ĐẢNG VIÊN? Dưới thời VNCH, với vị thế của mình, tôi đã liên lạc với nhiều cơ quan an ninh để xem Thích Trí Quang có phải là đảng viên đảng CSVN hay không, nhưng chúng tôi chỉ tìm thấy Hoà Thuợng Thích Trí Độ đã gia nhập đảng CSVN năm 1941. Thượng Toạ Thích Minh Châu và Võ Đình Cường gia nhập đảng CSVN năm 1943. Không hồ sơ nào nói Thích Trí Quang có gia nhập Đảng CSVN. Trướng hợp của Bác Sĩ Lê Đình Thám rất lạ: Ông được Pháp đưa ra Huế lập trường An Nam Phật Học và không có tài liệu nào cho thấy ông có liên hệ với đảng CSVN. Nhưng năm 1945, sau khi Việt Minh cướp chính quyền, ông được cử làm Chủ Tịch Ủy Ban Hành Chánh Kháng Chiến Miền Nam Trung Bộ (tức Liên Khu V) từ 1946 đến 1949, sau đó Nguyễn Duy Trinh lên thay. Phải chăng ông được Hoà Thượng Trí Độ giới thiệu? Một đảng viên cộng sản phải hội đủ ít nhất hai yếu tố: (1) sống và hoạt động có kỷ luật và có kỷ thuật, (2) tuyệt đối tuân hành đường lối và chỉ đạo của cấp trên. Thích Trí Quang là người bốc đồng, muốn nói gì thì nói, muốn làm gì thì làm, hành động không có kỷ luật và kỷ thuật..., nên không thể được kết nạp vào đảng CSVN. Cứ xem các đảng viên Thích Trí Độ, Thích Minh Châu, Thích Thanh Tứ, Thích Trí Quảng... hoạt động thì sẽ rõ. Nếu quả thật năm 2000, Tố Hữu có tiết lộ rằng năm 1949 tại mật khu Lương Miêu, Dương Hòa, Thừa Thiên, ông đã kết nạp Thích Trí Quang vào đảng CSVN thì đó chỉ là một đòn tâm lý nhằm ngăn chận nhóm Phật Giáo không đồng ý với đường lối của Võ Văn Ái, HT. Huyền Quang, HT. Quảng Độ... đang âm mưu dựng HT. Thích Trí Quang lên làm lãnh tụ của một tổ chức mới. Nếu quả thật HT. Trí Quang là đảng viên, Tố Hữu không bao giờ được tiết lộ như vậy. Tuy không phải là đảng viên đảng CSVN, Thích Trí Quang đã đi theo đường lối của đảng CSVN và bao che cho các cán bộ cộng sản nằm vùng hoạt động, đặc biệt là hai cán bộ gộc sau đây: 1.- Nguyễn Khắc Từ, Bí Thư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Sau này người ta khám phá ra Từ là đảng viên đảng CSVN. Sau 30.4.1975, y giữ chức Phó Ban Tôn Giáo Chính Phủ tại Sài Gòn. 2.- Võ Đình Cường, Ủy Viên Dân Vận của Tỉnh Ủy Thừa Thiên nấp dưới danh nghĩa Huynh Trưởng Gia Đình Phật Tử ở Huế. Hai tên này rất được Thích Trí Quang tin dùng nên rất có thế lực. Riêng Võ Đình Cường được ông bảo vệ tối đa. Mỗi lần Cường bị nhân viên an ninh VNCH bắt vì hoạt động cho Việt Cộng, ông đều can thiệp để được thả ra. Võ Đình Cường nắm trong tay Gia Đình Phật Tử và các Khuôn Hội Phật Giáo ở Huế. Đây là cơ sở của các cán bộ cộng sản nằm vùng và là lực lượng hành động. Chính Cường đã đem đoàn thanh niên và thiếu nhi Phật tử đến vây đài phát thanh Huế vào tối 8.5.1963 đề buộc đài này phải cho phát thanh cuốn băng Thích Trí Quang chửi chính quyền vào buổi sáng. Trong vụ này, 8 em đứng trên hành lang đài phát thanh đã bị banh xác do một chất nổ mà cho đến nay vẫn chưa xác định được. Tháng 3 năm 1963, Thích Thiện Minh cho thành lập Đoàn Sinh Viên Phật Tử do Hoàng Văn Giàu làm Đoàn Trưởng, Võ Văn Thơ và Thái Thị Kim Lan làm Đoàn Phó, Phan Đình Bính làm Thư Ký. Nhưng đoàn này bị nhân viên an ninh theo dõi nên ít khi tập trung được. Mãi đến năm 1966, khi Giáo Hội Ấn Quang quyết định dùng bạo loạn để cướp chính quyền, đoàn này mới xuất hiện như một lực lượng quân sự để chống lại QLVNCH. Những biến cố trước đó, Thích Trí Quang đều xử dụng “quân” của Võ Đình Cường. Vì mỗi lần muốn làm chuyện gì đều phải có sự đồng ý của Võ Đình Cường mới có “quân” thực hiện, nên Cường rất hóng hách. Khi cơ quan chính quyền hay đoàn thể muốn lấy ý kiến hay thương lượng vấn đề gì với Thích Trí Quang cũng như khi các ký giả muốn gặp ông, Võ Đình Cường đều kiểm soát trước và quyết định cho gặp hay không. Có lần chúng tôi muốn phỏng vấn Thích Trí Quang, Võ Đình Cường nói rằng muốn biết chuyện gì cứ hỏi anh ta là đủ. Chúng tôi nói muốn nghe trực tiếp quan điểm của Thích Trí Quang, Võ Đình Cường nói: “Thích Trí Quang thì cũng phải qua đây”. ĐAU HƠN HOẠN! Năm 1981, khi thành lập Giáo Hội Phật Giáo Nhà Nước, Việt Cộng đã dùng tên cán bộ tôn giáo vận Đổ Trung Hiếu để dánh lừa Thích Trí Quang. Trước 1975, Đổ Trung Hiếu là một cán bộ cộng sản phát xuất từ nhóm Phật Giáo đấu tranh, phụ trách Trưởng ban Trí Trẻ (vận động trí thức, sinh viên, học sinh) khu Saigon - Gia Định. Hiếu rất tôn sùng Thích Trí Quang. Luật sư Tạ Văn Tài và một số người cho rằng Đỗ Trung Hiếu là “cán bộ của Ban Tôn Giáo Nhà Nước đóng vai chủ chốt trong việc thống nhất” Phật Giáo, nhưng thật sự Đỗ Trung Hiếu chỉ là một tên cắc ké, sau này vì theo nhóm Ấn Quang nên bị loại. Ban Tôn Giáo Chính Phủ và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đã thành lập “Ủy Ban Vận Động Thống Nhất Phật Giáo” và giao cho Hoà Thượng Trí Thủ làm Trưởng Ban. Giáo Hội Ấn Quang chia làm hai phe, một phe đi theo Nhà Nước và một phe chống lại. Thích Trí Quang đang đứng trung lập. Do đó, Ban Tôn Giáo Chính Phủ đã tìm cách để Thích Trí Quang đừng ngả về phe chống đối. Biết Đỗ Trung Hiếu tôn sùng Thích Trí Quang, Xuân Thủy đã cho gọi Đỗ Trung Hiếu ra Hà Nội và giả vờ giao cho Hiếu tìm người lãnh đạo Giáo Hội Phật Giáo Nhà Nước sắp hình thành. Đúng như đã dự đoán, Đỗ Trung Hiếu đã giới thiệu Thượng Tọa Trí Quang và nói ông này là người có uy tín nhất. Xuân Thủy giả vờ đồng ý và muốn gặp Thích Trí Quang. Trần Bạch Đằng đã bảo công an mua vé máy bay cho Thích Trí Quang đi Hà Nội, nhưng lại ngầm ra lệnh cho công an chận lại đừng cho đi! Thích Trí Quang tưởng mình sắp được làm Chủ Tịch Hội Đồng Trị Sự Giáo Hội Nhà Nước, nên phập phồng chờ đợi... Nhưng trong đại hội Phật Giáo ngày 4.11.1981 tại Chùa Quán Sứ ở Hà Nội, người được bầu làn Chủ Tịch Hội Đồng Trị Sự (bù nhìn) không phải là ông mà là Hòa Thượng Thích Trí Thủ, nguyên Viện Trưởng Viện Hòa Đạo của Giáo Hội Ấn Quang! Sau khi bị chơi một vố đau hơn hoạn, Thích Trí Quang còn bị mời ra khỏi Chùa Ấn Quang. Ông phải về cư ngụ tại Chùa Quảng Hương Già Lam. Từ đó, ông im lặng cầu an. Khi một vài người quen thân tới thăm, ông có phát biểu trong riêng tư những lời chỉ trích chế độ, nhưng trên công luận ông không hế có lời phát biểu nào chống lại chính quyền như các HT. Huyền Quang, Quảng Độ, Thiện Hạnh... Vì Thích Trí Quang được coi là hữu dỏng vô mưu và rất nhát (như đã chứng minh) nên cơ quan an ninh ít quan tâm. Trái lại, Thích Thiện Minh được coi là người có nhiều mưu lược nên chính quyền VNCH cũng như Cộng Sản đều tìm cách loại. Tóm lại, trước năm 1975, Thích Trí Quang chỉ là một con bài chính trị có nhiều tham vọng nhưng hữu dỏng vô mưu, nên hết được CIA đến Việt Cộng xử dụng để làm con rối, xài xong rồi bỏ. Lữ Giang |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