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可能發動的政變
距離美國史上最重要的中期選舉還有七個月。同時，唐納德·川普總統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了戰爭。這些都為國家元首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創造了理想條件。
川普的首要目標是保住自己的財富和權力，而如果民主黨像目前看來極有可能的那樣重新掌控眾議院，他將失去大部分財富和權力。顯然，川普毫不猶豫地干預選舉：他已經試圖無視202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並揚言取消中期選舉。之後，他又試圖強行通過一項法案，將對投票施加諸多限制，使投票成為一種特權。
在伊朗問題上，川普和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陷入了升級邏輯的陷阱，他們認為今天的失敗可以透過明天隨心所欲地採取行動來扭轉局面。衝突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包括與伊朗達成的兩週停火協議能否維持）每持續一天，總統圈內人士就能透過內線交易、政治投機或軍火交易獲利。而局勢拖得越久，就越有可能被利用來發動政變。
在此背景下，川普提出的將國防預算增加近40%的方案，應被視為向他希望獲得支持的軍官們輸送利益。而赫格塞斯則對高層將領中那些有原則的人展開了一場瘋狂的清洗。
的確，將外部戰爭轉化為內部獨裁統治並非易事，川普的處境也十分不利。但如果他真的發動政變，他可能會採取以下五種途徑。
一種論點是，戰爭時期需要強硬手段。喬治·W·布希總統就曾利用這一論點（該論點並未提及戰爭是否應該發動，也未提及領導層是否有能力指揮戰爭）贏得了2004年總統大選。而川普則必須利用這一論點來取消選舉或宣布選舉結果無效。
事情很複雜，因為川普需要願意違法的盟友。但大多數美國人反對伊朗戰爭，而這場衝突也暴露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內部的裂痕。此外，一些最有可能操縱選舉的人已經被解雇了。
第二種可能性是波拿巴主義：潛在的獨裁者在國外為民主而戰，但在國內卻摧毀民主。顧名思義，這正是拿破崙戰爭背後的戰略。但川普從未假裝關心民主（他更喜歡像俄羅斯總統普丁這樣的獨裁者），他在競選期間反對在國外進行國家重建項目，承諾將資金用於美國人身上。
另一個選擇是讓川普嘗試俾斯麥式的統一，即由統治者統一國家。普魯士領袖奧托·馮·俾斯麥在1864年至1871年間，透過三次戰爭（分別戰勝丹麥、奧匈帝國和法國）的勝利，統一了幾個德語邦國。由於他是透過武力而非革命或選舉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軍事君主制國家，其議會實際上只是像徵性的。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問題，川普會喜歡這種模式：他連一場戰爭都贏不了，更別說三場了。
第四種策略是法西斯領袖發動大規模戰爭，犧牲足夠多的同胞，以確保倖存者接受「一切都是鬥爭，敵人無所不在，全世界都與他們為敵」的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死亡成為一種意義的來源，將元首與其「人民」團結起來。雖然普丁在烏克蘭的戰爭也包含這種策略的某些元素，但最經典的例子是1941年納粹對蘇聯的艱苦卓絕的入侵。正如維克多·克倫佩勒的日記所顯示，這場入侵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加強了德國的法西斯運動。
但川普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者。與納粹不同，他並不信奉戰爭；他是在晚年才轉變為好戰分子，堅信在海外輕鬆取勝就能在國內取得成功。如今，他已多次吹噓在伊朗取得勝利，因此他不適合下令進行大規模地面入侵，因為這將導致大量美軍傷亡。他沒有做好必要的意識形態準備。
相較之下，希特勒在入侵蘇聯之前，已在波蘭和法國迅速取得勝利。這讓平民百姓和先前對他有所懷疑的軍事指揮官們覺得他胸有成竹，並為戰爭進入第二個、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階段鋪平了道路。
最後一種可能性，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是利用恐怖主義行為。這項策略依賴外國敵對勢力在戰時對美國平民發動攻擊，從而為潛在的獨裁者提供藉口，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推遲選舉。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此類事件；而這或許正是因為這是川普最大的希望，所以它才不會發生。伊朗領導人必須清楚，川普會試圖利用攻擊事件。
伊朗的宣傳的確包含對一些美國領導人的威脅。但對伊朗政權而言，嘲諷赫格塞斯比暗殺他更有利。
另一種可能性是偽旗行動：自導自演的恐怖主義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1999年，俄羅斯特工在莫斯科居民樓內安置炸彈；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標誌著普丁走向獨裁統治的開端。川普作為普丁在白宮的盟友，很可能考慮過這種做法。
但川普與美國情報界關係緊張，他試圖發動的任何此類行動都極有可能失敗。即便他能在美國本土發動“假旗行動”，他也無從阻止選舉。無論如何，如果未來七個月內發生恐怖攻擊，美國民眾都應該對川普保持警惕，他無疑會試圖將責任推卸給國內反對派，並抹黑中期選舉。
實際上，只要美國人民保持警覺和堅定，這些情況就不會發生。了解歷史可以改變未來。川普發動政變的最大障礙不是他自身的軟弱，而是人民從一開始就拒絕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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