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種族滅絕
對古巴的禁運力度從未像現在這樣強硬。川普政府以對任何向古巴出售或供應石油的國家加徵關稅相威脅，正以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扼殺古巴。
如今，該島本已存在的結構性經濟危機因燃料短缺而雪上加霜，燃料短缺不僅癱瘓了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還影響了醫療保健、供水以及糧食生產。毫無疑問，這項政策正在造成人員傷亡。
賭注和以往一樣：經濟窒息將導致政權垮台。
問題在於，實證研究表明，封鎖很少能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大量學術文獻記載，經濟制裁往往會摧毀國家經濟，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卻並未促成更民主政權的建立。
有時，制裁甚至會間接地使受制裁國家的統治菁英受益，因為民眾會團結在他們周圍，將他們視為外部勢力的受害者。此外，制裁會削弱國家的監督能力，助長貪腐。
1970年至1990年間，美國對各國實施的製裁僅在21%的情況下取得成功。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記錄的那樣，制裁的有效性幾乎完全局限於目標較為溫和且不涉及徹底政權更迭的情況。
制裁在促進深刻的政治變革方面無效的典型例子是聯合國在1990年代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入侵科威特後對伊拉克實施的禁運。當時人們認為封鎖足以推動伊拉克的民主化進程，但結果卻恰恰相反：禁運對平民百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傷害，卻並未對政治領導階層產生實質影響。
伊拉克經濟遭受重創。惡性通貨膨脹使數百萬中產階級家庭陷入貧困，童工、營養不良和孕產婦死亡率上升。食品和藥品短缺導致霍亂、肝炎和傷寒疫情爆發，可治癒疾病的死亡人數也急劇上升。據估計，因禁運造成的嬰兒死亡人數高達50萬人。
當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將禁運的後果描述為“廣泛的人類苦難”，聯合國駐伊拉克人道主義協調員辭職，認為制裁等同於種族滅絕。
當然，正如今天許多法律專家堅持加薩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法律上不構成種族滅絕一樣，當時也有人拒絕接受這種解釋。
但拋開法律層面的爭論，無可否認的是，對伊拉克的禁運造成了人道災難，卻並未推翻伊拉克政權。伊拉克領導層雖然有所緩和，但並未被推翻。最終，美國不得不透過入侵來推翻它，而這帶來了我們今天所知的美國所面臨的一切後果。
正因為如此以及許多其他類似案例，政治學界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已經明確表明，禁運並不是促進政權更迭的有效工具。
曾幾何時，人們認為最佳方案是實施“精準制裁”，即有針對性地打擊政治精英，而不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例如凍結銀行帳戶或禁止政治領導人乘坐飛機）。然而，近期證據表明，這些措施也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在專制國家尤其如此，即使製裁能夠促使民眾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這種活動也可能被國家鎮壓。
基於上述所有原因，不應就古巴問題產生任何誤解。美國奉行的經濟扼殺政策並非通往古巴民主化的道路，而是強加於古巴人民的無差別苦難。
墨西哥向該島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不應被解讀為政治支持，而應被視為阻止一場距離其海岸僅數公里之遙的種族滅絕的孤注一擲之舉。墨西哥並未提供武器或資金，而是提供了奶粉、肉類、米和豆類。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種性質的援助竟然會引發批評。
如果我們人類渴望促進民主和人權，我們就必須放棄造成大規模苦難的政策，選擇將平民的生命、尊嚴和福祉置於任何外交行動中心的道路。
目前，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美國對古巴制裁的後果。如果這些制裁開始造成人員傷亡，全世界必須團結起來譴責這些制裁。
我們不能將集體懲罰正常化，並將其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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