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拜占庭战争艺术

 

第三部分：拜占庭戰爭藝術　章節重點筆記

• 拜占庭軍事文化的獨特性 拜占庭軍事受古希臘與早期羅馬影響，但從5世紀起逐步形成獨特文化，透過制度、習俗、規範、口述及文字記載傳承。 古希臘與羅馬軍事文獻受尊重，但拜占庭人越來越依賴自身著作，尤其是實用性強的軍事手冊（後續章節將評述）。
• 軍事文化帶來的優勢 提供大量敵人缺乏的戰術、作戰計劃與策略，使陸軍與海軍作戰範圍擴大，常能出其不意取勝。 優勢通常微妙而非壓倒性，但這些微小優勢幫助帝國在最嚴重危機中存活。
• 拜占庭戰爭與和平的獨特概念 6世紀末形成名副其實的「操作法典」（結語詳述）。 核心觀點：戰爭不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同於早期羅馬、拿破崙與克勞塞維茨）。 這是革命性轉變，體現在行動、言論與歷史事實中，並在軍事著作中最清晰完整表達。
• 拜占庭軍官的教育程度 指揮官多非知識分子，受教育程度可能低於羅馬普通士兵（依據信件與紙莎草文獻判斷）。 6世紀晚期《戰略》（莫里斯皇帝著作）指出：師長（merarch，領導最多7000名騎兵）應「謹慎、務實、有經驗，若可能的話，還應會讀寫」。 副將（hypostrategos）甚至不強求讀寫能力。 讀寫能力在騎兵軍官中極為罕見。
• 文盲現象的原因 6世紀騎兵深受草原遊牧民族（「匈奴人」，如歐諾古爾人或其他突厥戰士）作戰方法影響，與雇傭兵並肩作戰。 查士丁尼戰爭中，目不識丁的草原戰士塑造軍營文化，騎兵軍官多從此環境晉升。 有文化的君士坦丁堡年輕貴族難以指揮半野性騎兵。 類似早期羅馬輔助騎兵長官（praefectus alae），多為經驗豐富的百夫長或土著首領，而非年輕貴族。
• 文盲對軍事手冊的影響 《戰略》作者詳細列出單位名稱、軍銜、戰術指令（許多仍用拉丁語），因文盲口傳易導致詞義扭曲與誤解。 作者為書辯護：許多指揮官「連最明顯的事都不明白」，因而陷入困難。 儘管軍官無知，查士丁尼時期仍重新征服北非、伊比利亞東南、西西里與意大利大部，證明他們是優秀戰士而非讀者。
• 軍事知識的集體性 戰爭為集體行為：有文化指揮官記錄睿智策略與訓練程序後，整個無文化軍隊皆可運用。
• 註釋補充 [1] 莫里斯《戰略》（Strategikon）原文與翻譯版本（George T. Dennis 1984年英譯）。 [2] 羅馬帝國輔助部隊研究（G.L. Chessman 191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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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拜占庭战争艺术

在组织和训练军队上，以及在设计战术和作战方法以及做战略选择评估时，尽管拜占庭人受植根于古希腊和早期罗马帝国的军事文化的影响，但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终造就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

从5世纪开始，随着层次的不断叠加，这种独特的文化通过制度、习俗、规范和口述等方式得以流传，其中最耐久的是文字记载。古希腊的军事文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包括一些罗马的文献，但拜占庭人越来越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其中包括详细的手册。我们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罗马野外作战手册，即由有经验的士兵编写的供士兵使用的指南，但我们确实有几本具有明显实用价值的拜占庭手册；每一本手册都会在下文中加以评议，并非其所有建议都完全过时。

这种累积而成的军事文化给拜占庭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使他们拥有大量敌人所不具备的战术、作战计划和实践策略，拜占庭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范畴得以扩大，从而可以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然而通常情况下，因为其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势不可当的，因此这种军事文化衍生出的好处是很微妙的——但也确实是这种极小的优势使帝国在最严重的危机中生存下来。

在所有衍生物中，比任何狡猾的计谋更重要的是拜占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独特概念，在6世纪末期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操作法典”（本书的结语中将会详述）。它的出发点是作战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早期罗马人的战争目标，就像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和直到今天的模仿者一样，尽管他们的信念或许在逐渐减弱。因此，拜占庭关于军事的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回转，其强有力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拜占庭人的所做和所说上，还体现在史实中。同时，这些观念在他们的军事作品中得到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表达。

拜占庭军队的指挥官不是知识分子。从整体来看，在较好的年份，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也比罗马军队的普通士兵要低，这是通过大量的留存记录和幸运地保留在纸莎草和树皮上的个人信件和各种各样的文字判断出来的。在6世纪后期，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拜占庭最好的军事手册——莫里斯皇帝的《战略》——中推测，高军衔官员属于文盲是很正常的，因为作者写道，师长（merarch）应该“谨慎、务实、有经验，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会读写”。这对军团（meros）的指挥官来说尤为重要……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必须接管（战略指挥官）所有职责。[1]一名师长可以最多领导7000名骑兵，这个数量相当于作者设想的整个野战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而师长就相当于一个指挥小型师队或大型旅队战斗群的现代准将。副将（hypostrategos）是其设想的三个领导者的其中一个，即整个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副手（“后备人选”，“placeholder”）。然而，作者甚至没有坚持要求指挥官具备读写能力，只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因此，在骑兵军官中，读写能力肯定是很罕见的。

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者描述的是6世纪晚期的拜占庭骑兵，他们极大地得益于草原游牧民族的作战方法，与雇佣兵骑兵并肩作战，而这些雇佣兵就是普罗科皮厄斯经常提到的“匈奴人”。他们可能是欧诺古尔人或其他的突厥战士，而不是阿提拉的少数匈奴后裔，当然也被征召到拜占庭的常规部队中。在查士丁尼无休止的战争中，目不识丁的草原战士很可能塑造了军队的营地文化和军队本身，而骑兵军官必然是从这样的军营环境中被提拔起来的——对于那些从有文化的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年轻绅士来说，他们不太可能成功地指挥半野性的骑兵部队。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罗马先辈们在骑士职业阶层的初始阶段，也就是任命辅助骑兵中的长官（praefectus alae）时就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在这一军衔中，那些有记载的人并不是年轻的绅士，而是经验丰富的百夫长或土著首领。[2]顺便提一下，1914年以前欧洲军队中的骑兵军官，特别是骠骑兵和其他轻骑兵，普遍没有受过同僚步兵和炮兵的教育，在6世纪可能也是如此。

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战略》的作者在列出作战单位和军衔名称，以及战术所需的不同指挥用语方面如此细致——其中许多仍然是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当文盲们口口相传，特别是转述着他们所不认识的词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大部分都变得面目全非，只能在单一群体内保留其实用意义，当军官从一个作战单位调到另一个作战单位时，就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误解。

军官中的文盲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作者为自己的书正名：“那些掌握部队指挥权的人甚至连最明显的事情都不明白，因此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而，如果这本书真是在查士丁尼统治后期所写成的，那么作者所谴责的那些无知的军官们则刚刚重新征服了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边缘、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一定是更优秀的战士，而不是读者。

任何情况下，战争都是一个集体行为。如果一位有文化的指挥官掌握了睿智的策略或训练程序，一旦他将此记录下来，那么没有文化的整个军队都能够运用。

[1] Bk.I；George T. Dennis，ed.，Das Strategikon des Maurikios，trans. Ernst Gamillscheg （1981）；更早一些的：Haralambie MihÝ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ǎ：Mauricius （1970）. 此处引自George T. Dennis，trans.，Maurice’s Strategikon 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p.16。

[2] G.L. Chessman，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1914/1975），pp.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