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拜占庭战略的产生

第一部分
拜占庭战略的产生

〈第一部分：拜占庭戰略的產生〉之章節重點筆記整理，依照「歷史背景 → 結構性條件 → 戰略創新 → 制度支撐 → 長期意義」的邏輯編排，便於閱讀、教學與後續引用。

一、歷史分流的起點：395 年的帝國分裂

羅馬帝國於 395 年在形式上分為東、西兩部分，起初未被視為「命運的分歧點」
西羅馬帝國：
- 日耳曼軍官與移民逐步取代帝國統治
- 行政、財政、軍事能力瓦解
- 476 年羅穆盧斯・奧古斯都退位僅是象徵性終點
- 所謂「和平移民、文化融合」論，掩蓋了對物質文明的長期毀滅
東羅馬帝國（拜占庭）：
- 在同樣的外敵壓力下，未崩潰，反而形成新型戰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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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與結構劣勢：拜占庭其實更脆弱

拜占庭帝國並非「天生強國」，反而具備多重不利條件：
- 三面分布於歐、亞、非三洲，邊界極長
- 幾乎沒有安全腹地，除埃及外多數地區直接暴露於威脅
主要威脅來源：
- 東方：薩珊波斯帝國（長期、制度化對手）
- 北方：歐亞草原民族（匈奴、阿瓦爾、保加爾、馬扎爾等）
- 海上：地中海與黑海沿岸的兩棲威脅
結論：拜占庭在戰略起點上，比西羅馬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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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差異：戰略而非武力本身

拜占庭成功的核心，不在於單次戰役勝利，而在於：
- 長期適應不利環境的**「大戰略能力」**
其基本原則包括：
- 不追求殲滅敵人，而是遏制、分化、消耗
- 今日之敵，可能是明日之盟友
- 軍事行動永遠與外交、情報並行

四、拜占庭式「非對稱國家戰略」

1. 劝说（Persuasion）优先于战争

核心手段：
- 招募盟友
- 收买、分化敌对势力
- 操纵敌人彼此冲突
典型案例：
- 引导匈奴势力向西而非全面压向帝国
- 1282 年「西西里晚祷」阴谋，成功阻止西方远征君士坦丁堡

2. 情报与外交的早期形态

无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与情报机关
但具备：
- 广泛信息网络
- 对路线、距离、地形的高度熟悉
善于利用对手的「认知不足」进行战略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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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项关键制度遗产：拜占庭能长期运作的基础

（一）高度有效的税收—财政体系

特点：
- 税收稳定、以黄金为主
- 维持皇帝、官僚、军队、舰队
连锁效果：
- 稳定黄金流通 → 市场活跃 → 再支持税收
即使在 7 世纪后中央分配弱化，地税仍持续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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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化、持续性的军事训练

与多数敌人（部落征召军）形成鲜明对比
特点：
- 全职士兵
- 定期编队与战术训练
- 可根据不同敌人、地形调整战法
结果：
- 拜占庭军队具备高度战术弹性与适应性
- 能与使用各种武器、作战方式的敌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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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略文化的成熟：7 世纪的转折

在赫拉克略（Herakleios）时期：
- 军事、财政、外交、情报整合为完整战略文化
不是「国家战略文件」，而是一种实践中的治国艺术
战略目标不是扩张，而是：
- 生存
- 维持平衡
- 在危机后重新取得主动权

七、民族与敌人的再理解：匈奴并非单一民族

匈奴：
- 更像「政治—军事联盟体」，而非种族共同体
- 通过胜利吸引不同族群加入
民族的形成逻辑：
- 成功 → 吸纳 → 同质化
- 失败 → 解体 → 被他族吸收
拜占庭面对的不是固定民族，而是不断重组的政治力量

八、结论：拜占庭为何能活 800 年？

帝国的真正力量并非城墙或军队数量
而是：
- 战略弹性
- 制度持续性
- 对敌我关系的高度流动性理解
军队可能战败
领土可能丧失
但拜占庭的战略从未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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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戰略的產生：重點筆記

這份筆記整理了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如何在其生存環境中發展出獨特且成功的戰略。

一、歷史背景 (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至5世紀危機)

帝國分裂與命運分岐：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將羅馬帝國分給兩個兒子，形成西羅馬與東羅馬（拜占庭）。
- 西羅馬帝國的衰亡： 在日耳曼軍官和大量移民入侵下，逐漸失去財政稅收、領土控制權和政治身份，最終於公元476年滅亡。
- 東羅馬帝國的存續： 在5世紀最嚴峻的危機中，擊敗了日耳曼軍閥和匈奴人，建立了一種新的大戰略，並連續抵抗入侵長達800多年。
新舊敵人環伺： 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持續受到來自歐亞大草原（如匈奴人、阿瓦爾人等）、伊朗高原的薩珊波斯帝國，以及7世紀崛起的伊斯蘭文明等新舊敵人的攻擊。帝國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才被占領，最終於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重創而覆滅。
匈奴人的威脅： 匈奴人（Hunni）於公元376年左右出現在西方，其部隊結合了行軍速度快和部隊體積龐大的特點，使得傳統的軍事手段難以取勝，促使拜占庭尋求截然不同的戰略戰術。

二、結構性條件：東羅馬的劣勢與挑戰

儘管東羅馬擁有肥沃土地（如埃及、安納托利亞沿海平原）和豐厚的稅收，但在戰略地理上處於劣勢：

東部邊疆壓力（伊朗「陰影」）：
- 從高加索到幼發拉底河約500英里的漫長東部邊界，必須面對持續咄咄逼人的薩珊波斯帝國，這是帝國最危險的敵人。
- 東羅馬不能再從西方（西羅馬）召喚增援。
東北部草原威脅：
- 必須保衛多瑙河邊境，抵禦歐亞大草原上接連而至的入侵者（匈奴人、阿瓦爾人、布勒加爾人等），這些弓箭手比萊茵河邊境的日耳曼敵人更危險。
缺乏戰略腹地：
- 不像西羅馬擁有被比利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保護的伊比利亞、高盧南部、義大利等安全腹地。
- 東羅馬的大部分領土都存在邊境威脅，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即使是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土地也面對來自海上（地中海、黑海）的襲擊。
結論： 由於有更強大的敵人且地理位置較為不利，東羅馬帝國本來是兩個帝國中較為脆弱的一個。

三、戰略創新：拜占庭的“勸說”藝術 (Grand Strategy)

拜占庭帝國之所以能長期存續，是因為其統治者設計了新策略來應對不利環境，這種策略的核心是**「勸說」（persuasion）**，而非單純的軍事實力。

核心理念： 拜占庭戰略不太依賴軍事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各種形式的「勸說」。
具體手段：
1. 招募盟友： 說服外國統治者和國民來對抗帝國的敵人。
2. 勸阻敵人： 通過外交手段獲取讓步，或至少阻止干涉。
3. 誘敵互攻： 誘使潛在的敵人互相攻擊。
情報與外交：
- 情報系統： 儘管沒有現代的情報組織，但拜占庭擁有比大多數同時代統治者更通暢的信息渠道和優質的情報系統，能充分了解路線和距離，足以用來操縱異邦人。
- 外交斡旋： 在帝國最脆弱的時期，成功招募外國盟友來平息戰事、拯救國家。
- 戰鬥哲學： 戰鬥時傾向於遏制敵人，而非消滅，以保護自身力量，因為「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戰略的形成： 拜占庭戰略的誕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始於應對阿提拉領導下的匈奴人的威脅。在7世紀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統治下，拜占庭獨特的宏偉戰略才得以完全形成。

四、制度支撐：羅馬遺產的延續與強化

拜占庭人長期保留了兩種西羅馬帝國未能做到的習慣，為其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堅實的後盾：

1. 有效的稅收徵管制度

持續的財政收入： 沿襲了稅收財政制度，年復一年地為帝國提供大量黃金收入。
支出用途： 這些收入用於皇帝、文官機構的開支，以及維持軍隊和艦隊。
經濟刺激： 稅收產生的黃金流通，本身刺激了拜占庭經濟的發展，為農民、工匠創造了流動的市場。
最重要的成果： 定期稅收最重要的成果是支持了正規兵役制度。

2. 系統的軍事訓練

全職制度： 拜占庭人可以供養有薪酬且全年到崗的士兵和水手，而非依靠部落徵集或臨時志願兵。
系統訓練： 實行系統的軍事訓練，包括針對新兵的指導和編隊戰術的定期演練。
訓練內容： 訓練涵蓋戰鬥口號、戰鬥歌謠、呼喊技巧、保持警惕，甚至模擬戰線互相攻擊。
戰術優勢： 拜占庭軍隊被訓練與所有形式的軍隊作戰，使其比大多數只模仿傳統作戰技能的敵人更具靈活性、戰術上的優越性和作戰技巧的多樣性。

五、長期意義

核心力量： 拜占庭的生存之道在於其持久的能力，將出色的情報系統指導下的遊說藝術與較為薄弱的軍事實力結合起來，從而獲得力量。
韌性來源： 帝國的軍隊和艦隊可能被敵人打敗，但敵人不能打敗帝國宏偉的戰略。它的核心力量是無形的，不會受到直接攻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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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政府被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的两个儿子分裂成两部分——西部给了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部给了他的兄弟阿卡迪欧斯（Arkadios），那时候几乎没有人预言，这本属于同一国家的两部分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起先，日耳曼军官们打着捍卫领土的旗号进入西罗马，接着开始了军阀统治，后来发展成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移民进入西罗马，西罗马帝国政府也开始失去它的统治效力。最后，无论是不是西罗马帝国的意愿，日耳曼人的大量入侵，最终使帝国变得支离破碎，逐渐失去财政税收，也丧失了领土控制权以及罗马帝国的政治身份，到公元476年9月4日，最后一代帝国领袖罗穆卢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的退位，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入侵者开始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出现文化融合的插曲。但是这样一种几近和平的移民、温和且良性的向晚期古典时代过渡的观点，显然与日耳曼人对西罗马物质社会和文明教育的暴力摧毁这一事实相矛盾，所造成的毁灭经过1000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1]

君士坦丁堡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与西罗马帝国截然不同。依据现代习惯，我们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尽管这是古罗马人对其统治者和臣民的称呼，但早期居民几乎不认同边缘的“拜占庭”，这是一个古老的希腊城市，直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才把它变成了罗马帝国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5世纪最严峻的危机（该危机毁掉了它的西部伙伴）中击败了日耳曼军阀，并击败了匈奴人，从而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大战略，保守估计，借助这一战略，拜占庭帝国连续抵御入侵者的进犯浪潮，长达800多年。

图1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的分裂

注：本书地图文字系由原著地图翻译而来。

东罗马帝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新老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来自浩瀚的欧亚大草原、伊朗高原、地中海海岸，还有7世纪被伊斯兰文明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帝国还要承受来自复兴的欧洲敌人的攻击。然而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在战败中崩溃，直到1204年的十字军东征，才导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随后，拜占庭有小范围的复兴，但在1453年，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重创最终覆灭。

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为罗马帝国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当时的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完整、繁荣的国家，它涵盖了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土地，并延伸到了整个地中海之外的陆地深处。温和的征税和自愿征兵制度足以支持帝国舰队和三十多万人的军队在边防要塞和军团驻地进行持续的训练，精锐骑兵部队（Vexillationes）可以集结成野战军，以遏制罕见的内部叛乱或打击外来入侵者。[2]但在3世纪以前，罗马人很少需要通过战斗来获得战略优势。

在每一个边省，那里繁荣的都市以及粮仓，无不吸引着邻国的关注。与其在贫瘠的和平中度过，这些邻国更乐意对罗马开展残酷的掠夺和洗劫。而罗马帝国在军事力量的巅峰时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对它们采取简单的军事威慑或军事报复。调动野战军是用于军事威慑，部署在边境地带的卫戍部队则是用于军事报复，旨在进行积极的抵御，即使在我们时代的前两个世纪，这两种形式也一直在持续。后来，当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新旧敌人合并成强大的军团联盟，东方强大的萨珊波斯帝国（Sasanian Persia）取代了较弱的帕提亚帝国（Arsacid Parthia）时，罗马军队仍然强大到足以有效遏制它们，并采取了新的深入防御战略。[3]

拜占庭人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在395年，帝国的行政区划——当时还不是政治分裂状态，因为两个兄弟共同统治了两个地区——遵循了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第一次确立的东、西分界线，将整个地中海盆地分割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这是一个整洁的划分，但它将东罗马帝国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位于三个不同的大陆。在欧洲，东部边界由默西亚省（Moesia）和普拉瓦莱塔尼亚省（Praevalitania，现在位于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标记，也包括现代的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希腊、塞浦路斯和欧洲部分的土耳其——古代色雷斯（Thrace）——与君士坦丁堡本身。在亚洲，帝国领土包括广阔的安纳托利亚半岛（现为亚洲部分的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以及伊拉克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奥斯鲁尼省（Osrhoene）的一部分。在北非，帝国占领了埃及的省份，到达了西巴伊斯（Thebais）的尼罗河，以及现代利比亚的东部，由上利比亚和下利比亚，也就是早期的昔兰尼加（Cyrenaica）组成。

肥沃的土地、丰厚的税收是东罗马帝国第一代统治者阿卡迪欧斯（Arkadios，395～408年在位）的政治遗产。出口粮食的埃及和富饶的沿海安纳托利亚平原尤其珍贵，而且只有巴尔干地区才受到哥特人、波斯人和匈奴人的袭击和入侵。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与西罗马帝国相比，东罗马帝国处于极度的劣势。[4]

在它漫长的东部边疆，从高加索到幼发拉底河约有500英里，它仍然必须面对持久以来一直咄咄逼人的伊朗萨珊波斯帝国。长期以来，萨珊波斯一直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但帝国再也不能从西方的敌人中召唤增援。最近有人认为罗马人怀有伊朗“阴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年他们在卡莱战役中可耻的失败，而在现实中，萨珊波斯人并不是扩张主义者。[5]也许是这样，但是他们的统治者自称为“阿兰人和非阿兰人共同的国王”（Šahan Šah Eran u Aneran），仅伊朗部分就包括波斯、帕提亚、胡齐斯坦、马桑、叙利亚、阿迪拜内、阿拉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巴勒斯坦、帕莱斯瓦尔、米底亚、戈尔甘、梅尔夫、赫兰、阿巴萨尔、克尔曼、锡斯坦、图兰、马克兰、库桑沙尔、喀什、索迪亚纳和塔什干的山脉，以及海洋另一边的阿曼。因此，拜占庭帝国的一些领土、重要的拜占庭属地、亚美尼亚附庸国和中亚领土均包含其中，拜占庭人当然从未统治过上述领土，但他们在这些领土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特别是一些坚定的盟友。[6]

东北部的局势几乎同样糟糕。拜占庭人不得不保卫多瑙河边境，以抵御欧亚大草原接连而至的入侵者——匈奴人、阿瓦尔人（Avars）、欧诺古尔人（Onogurs）、布勒加尔人（Bulghars）、马扎尔人（Magy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最后还有库曼人（Cumans）——他们的弓箭手比在莱茵河边境上的日耳曼敌人更危险。即使如此，可畏的哥特人（Goths）还是从匈奴人的进攻中逃过一劫——那是在阿提拉把匈奴人的部落联合起来，并纳入了许多外国臣民如阿兰人（Alans）、格皮德人（Gepids）、赫鲁利人（Heruli）、鲁吉人（Rugi）、西里人（Sciri）、苏维汇人（Suevi）之前。

东罗马帝国也没有如西罗马帝国般的安全腹地：当时出口大量粮食的北非肥沃沿海地区，被比利牛斯山脉保护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远离危险的莱茵河的高卢南部省份，以及被阿尔卑斯山的自然屏障所保护的意大利本身。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同：除了埃及和利比亚东部，它的大部分领土都存在边境威胁，且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即使是保护君士坦丁堡免受来自东部陆地入侵的安纳托利亚，其大部分土地也坐落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海岸地带，而这两个地方均要面对来自海上的袭击。

由于有更强大的敌人和不太有利的地理位置，东罗马帝国无疑是两者中比较脆弱的。

然而，在5世纪逐渐消亡的却是西罗马帝国。从本质上讲，拜占庭帝国比西罗马帝国大得多，是因为它的统治者能够设计新的策略来对付新旧敌人，进而从战略上适应不利环境。几个世纪以来，陆军和海军，以及维持它们生存的极其重要的税收官僚系统，与皇帝及其所有官僚机构一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过去统一的罗马帝国相比，其总体战略行为有着明显的连续性。拜占庭帝国不太依赖军事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各种形式的“劝说”——招募盟友，劝阻敌人，诱使潜在的敌人互相攻击。此外，拜占庭人在战斗时，与其说倾向于消灭敌人，不如说是遏制敌人，这既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力量，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5世纪初，在最小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劝说能力的影响下，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的巨大力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向西进攻——甚至在800年后仍然如此：1282年，当强大的查尔斯·德·安茹（Charles d’Anjou）准备从意大利入侵君士坦丁堡时，他突然被西西里岛的失败所困，而这是皇帝迈克尔八世（Michael Ⅷ Palaiologos，1259～1282年在位）、遥远的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Peter Ⅲ）和策划者乔瓦尼·达·普罗卡（Giovanni Da Procida）之间的一次成功阴谋的结果。迈克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说是上帝给予了西西里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但请相信是我们把自由带来的，除了严肃的真理，我们什么都不讲。”[7]

因此，东罗马帝国如史诗般的存在，是由其独特的、成功的战略所造就的。这不仅仅是一次次战役的胜利——没有任何幸运的胜利可以持续8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帝国遭受了许多失败，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曾多次被入侵者占领。从其330年成立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其造成的毁灭性沦陷，君士坦丁堡本身也曾多次被围攻。之后拜占庭帝国逐渐衰落，最终于1453年覆灭。

拜占庭帝国在战略上的成功与许多战术上的胜利或失败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持久的能力，在一个又一个漫长世纪里，持续地将出色的情报系统指导下的游说艺术与较为薄弱的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令人惊叹的力量。当前我们称之为外交和情报，如果人们可以忽略它们在现代语境下的官僚性质——以下所有这些词的使用都应该加引号来理解。因为既没有外交部也没有类似的情报组织，所以拜占庭帝国没有专业的全职外交官或情报官员，只有偶尔扮演此类角色的临时官员。在帝国最需要外交斡旋的脆弱时期，说服外国的统治者和国民来对抗帝国的敌人，只是拜占庭外交最基本的运用，尽管这也可能是最重要的。

至于情报，据我们所知，皇帝和他的官员甚至无法保存系统的档案，而间谍活动永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几乎是他们收集情报的唯一手段。尽管以现代标准衡量，这是不够明智的，但他们仍然比大多数同时代的统治者拥有更通畅的信息渠道。一方面，即使他们没有精确的地图——而且有人认为罗马人甚至不能用制图的方法来辅助思考——但他们的道路建设证明了他们对路线和距离的了解非常充分。[8]这足以用来操纵一些不那么有见识的异邦人，尤其是刚从东部来的大草原酋长。[9]几乎同时代的梅南德·普洛特科特（Menander Protektor）保留了一位突厥酋长在577年的痛苦抱怨：

图2 欧亚大草原

你们罗马人，为什么要带我的使节穿过高加索去拜占庭，还声称他们没有别的路线可走？你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不敢在崎岖的地区攻击罗马帝国（高山对骑兵不利）。但我非常清楚达那普里斯河（Danapris，即丹纳普里河）、伊斯特罗斯河（Istros，即多瑙河）和希布鲁斯河（Hebrus，即玛利察河或梅利克河）的流向。

这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这三条河标志着沿黑海以北的草原走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10]

有时帝国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足以发动征服大片领土的大规模进攻；当时，外交手段主要是为了利用拜占庭帝国的威慑力获取一些让步，或者至少阻止干涉。有时，拜占庭的军队和海军是如此的软弱——或者他们的敌人如此强大——以至于帝国的生存只有通过长久以前或临时成功招募的外国盟友才能实现：不止一次，邻国或遥远国度派遣的勇士突然到达，战事才得以平息，国家才被拯救。

在这两种极端状况之间，通常存在一种更平衡的协同作用，在这种协同作用下，优质情报引导的外交策略由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而军事力量的运用又得到消息灵通的外交系统的促进。所有这些手段，还包括一些好运，都维护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它天生就没有西罗马帝国那么安全，却比西罗马帝国寿命更长。

游说通常是第一位的选择，但军事力量始终是拜占庭治国之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这种武力的保障，其他任何花招都毫无用处——当然，贿赂没有办法真正避免他国的攻击，如果国家实力软弱，这种贿赂只会刺激敌人的侵略心理。因此，如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是拜占庭帝国需要长期且从各方面克服的挑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拜占庭人能够长期保留两种罗马人的习惯——这是西罗马帝国无法做到的。正是凭借这两种习惯，拜占庭能够应对上述挑战，哪怕只是偶尔的一段时间。

第一种是税收征管制度，它在那个时代有着独特的效力，任何帝国的敌人都无法与之匹敌。评估之后，你会发现其数目十分庞大，由主税、地税组成，省、市、各区按比例分配，最后估计出其产值，按比例分配到各个区域。[11]在7世纪的时候，整个帝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配似乎已经终止，但是，地税的征收仍在自下而上进行。[12]

这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簿记员、审计人员、检查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薪水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这些官员是帝国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官员们接受贿赂，勒索非法款项，并将收入转移到自己的口袋，许多位皇帝都制定了法律和规定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同时，还有一些法律保护了小户主的利益，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后代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帝国官僚，所以这个阶级特别受到皇帝的青睐。由此可知，富有的地主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税收从大片土地转移到小户主或佃户身上。

然而，拜占庭人沿袭下来的税收财政制度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它年复一年，或多或少地为帝国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主要是黄金收入。这笔收入用于皇帝和整个文官机构的开支，包括用于维持军队和舰队。由此产生的黄金流通本身刺激了拜占庭经济的发展：当官员、士兵和水手花钱时，他们为农民、工匠和其他专职人员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市场，让这些人既赚取了用于缴税的黄金，也满足了自己的市场需要。[13]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定期税收最重要的成果是正规兵役制度。当拜占庭的大部分敌人不得不依靠部落征集、志愿士兵、海盗甚至是被镇压的农民等渠道，来为战场提供兵力补充的时候，拜占庭人却可以供养有薪酬并且全年到岗的士兵和水手，虽然他们也有随时可供召唤的临时预备役人员。

这反过来又使第二个罗马帝国制度得以复兴，它在5世纪之前已经衰亡，即系统的军事训练，既有针对新兵的个别指导，也有编队战术的定期演练。这似乎仅仅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事情——否则全职士兵们怎么打发时间呢？但大多数与拜占庭人作战的人并不是全职士兵，他们被征召参军，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有些人拥有强大的传统格斗技能，有些则没有。此外，军事训练作为一项持续的活动，不仅需要全职制度，而且需要高度专业的素质。即使到了今天，在现存的150支或更多的军队中，无论队伍规模的大小，其中大部分新兵都没有受过系统训练，他们只接受了几个星期的培训，包括着装和仪式、兵营拉练和个人武器的操作。在那之后，新兵被分配到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不时地进行一些仪式性的训练，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在队里进行过联合演习——如果真的进行演习，只会暴露出每个人缺乏训练的真实情况。因此，阅兵式更受青睐（我曾经目睹一个由42辆坦克组成的营在一公里范围内前进，并保持精确的队形；几个星期的训练被浪费在了这些毫无价值的战术表演上）。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的陆军和海军都经历了体制的衰败、恢复，再衰败，再恢复的循环，但拜占庭帝国却在持续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经常与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如不执行严格的训练标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拜占庭帝国曾在626年面临萨珊波斯帝国和阿瓦尔人联合进犯的威胁，当时这两个帝国的力量都达到了顶峰，帝国皇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的回应是进行最大胆的反攻。这一切都源于积极的军队训练：

（赫拉克勒斯）集结了他的军队，并增加了新的军事特遣队。他开始训练他们并指导他们从事军事活动。他将军队一分为二，并让他们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拉开战线，互相攻击；他教给他们战斗口号、战斗歌谣和呼喊技巧了，以及如何保持警惕，这样即使他们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们也不会害怕，而是会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就像身处一场游戏中。[14]

与传统的战士不同，拜占庭士兵和现代战士类似，他们经常根据地形和近战敌人的具体战术，接受不同方式的战斗训练。在这种简单的部署中，隐藏着拜占庭人的生存秘密。虽然熟练程度明显不同，但拜占庭士兵是带着战斗技能进入战场的，并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训练来适应特殊的战斗情况。这使得拜占庭的士兵、部队和军队比他们的敌人更加灵活，敌人们只模仿本民族或部落长老遗传下来的传统作战技能，很难得到改进。在关于公元前454年的尼达河战役的描述中，匈奴人被他们的日耳曼臣民所击败，研究哥特历史的历史学家乔丹尼斯（Jordanes）描述了每一个民族的战争：“人们可能会看到哥特人用长矛格斗，格皮德人用剑作战，鲁吉人用长矛作战，苏维汇人徒步作战，匈奴人带着弓箭，阿兰人用重武器开辟一条战线，赫鲁利战士则轻装上阵。”[15]

哥特人当然也可以用剑作战，而格皮德人也可以用长矛战斗，就像由巴利阿里弹弓师（Balearic）、克莱顿弓箭手（Cretan）和骑兵部队（Numidian）组成的经典罗马部队也可以用其他武器作战一样。但是6世纪时，当他们的敌人用一两件特殊的武器——矛、剑、投掷标枪、飞镖、吊带、长矛或者复合反射弓——作战时，拜占庭军队已经被训练与所有形式的军队作战。这使他们比战斗中所面对的大多数敌人都有优势，并且部队的训练赋予了拜占庭军队战术的优越性和作战技巧的多样性。

此外，拜占庭人还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这是由他们自己开创，而非财政制度和罗马训练方式那样的传统习惯。没有规划人员，没有正式的决策过程，也没有详尽的“国家战略”声明，这与当今时代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7世纪，拜占庭帝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治国文化，并在此后继续发展。它包含了丰富的军事专业知识，在幸存下来的战术指南和作战手册中仍然可以得到证明；一套优质的情报系统，尽管被不可避免地分散记录，但是仍旧能够找寻到其踪迹；最后，是拜占庭战略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面：无论是通过维持和平还是对帝国的敌人发动战争，总之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外国统治者为帝国的目的服务。

拜占庭人必须依靠战略，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拜占庭帝国在战略环境上不如西罗马帝国优越，缺乏如联合帝国时期一样能够用来应对其最强大敌人的优质资源，即便是顽强的抵抗也尚显不足。在战争中，坚韧不拔的毅力会制造令人惊讶的结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无论是团结的凝聚力、卓越的领导力、强烈的宗教信仰、令人执着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仅仅对自己的信心，这些无形的力量会将看似优越的军事力量消耗、磨损、甚至击退。拜占庭帝国记录了许多激烈抵抗强敌的历史事件，但是没有比1453年5月29日的最后一次战斗更为精彩的了。那是最后一次反抗，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与其5000名忠实臣民顽强抵御由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帝国军队。

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能够通过无数战争的胜利维持到最后，但是，无论多么坚固，顽强的抵抗还是无法解释拜占庭的生存之道——他们经常面对强大得多的敌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防御。正是通过不断应对新的威胁，创造性地做出反应，即制定战略，拜占庭帝国才得以绵延存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不止一次，接连不断的失败使帝国陷入危难之中，一度成为被包围的城市国家。君士坦丁堡的长城不止一次受到来自海上或陆地敌人的攻击，或同时受到两者的攻击。但是一次又一次，帝国成功地征召盟军以反击侵略者，这使帝国军队重新获得战略平衡，能够聚集力量再次进攻。当入侵者被驱赶后，帝国控制了比之前更大范围的领土。帝国的军队和舰队可以被敌人打败，但敌人不能打败帝国宏伟的战略。这就是拜占庭帝国如此坚韧的原因——它的核心力量是无形的，不会受到直接攻击的影响。

拜占庭战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最初的设想是为了应对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难以预料的攻击威胁，用现代术语来说，威胁大于预期。自从帝国边界在德西乌斯（Decius，249～251年在位）的统治下第一次被大规模攻破以来——这只是无数次受攻击的其中一次，一群法兰克人在250年时越过莱茵河，抵达西班牙——各种补救措施都被尝试过了。有些措施是短暂的，有些是持久的，有些是局部的，还有一些则是大规模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帝国范围内防御工事的扩建和军事的扩张，以及君士坦丁常备军的建立。[16]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逐渐建立起来的军事措施在保护帝国核心领土免遭入侵方面颇有成效，尽管纳税人和边疆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过，随着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进逼，这种渐进性的部署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如在第一章中所概述的具体战术操作那样，军事手段本身已不能再给帝国带来胜利的希望了。

即便有重大的战略创新，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候加以运用，那么这些措施都会被认为是注定失败且无济于事的。这发生在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os Ⅱ，408～450年在位）治下的君士坦丁堡，[17]那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够阻止阿提拉麾下匈奴人的入侵，因为他们结合了两种被认为不能相容的属性：他们的行军速度非常快，而且部队体积非常庞大。因此，无论多么具备机动性，用小部队拦截他们都是无用的；而且他们将渗透到你无法预测的方向，因此很难拦截他们——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匈奴人通常可以将拦截者击败。这个军事难题促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这是一种区别于主动发挥军事力量的方法——拜占庭确实需要建造起坚固的长城，从而抵抗阿提拉及其继任者。

然而，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新战略并没有得到直接巩固，而是出现了倒退，主流的军事战略随之回归。从匈奴人那里学到的重大战术创新大大增强了这个帝国的实力，在出色的领导和利己的运势下，帝国重拾了查士丁尼（Justinian）时期的进攻性军事战略。尽管在其他方面不断受到威胁，但帝国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事连连获胜，而且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整个拜占庭政府及其军队和海军。来自极地的最新证据证明，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城市人口更密集的拜占庭帝国，黑死病给居民带来的痛苦要比战争带来的痛苦更多。

当查士丁尼去世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再次减弱，在他继任者们的领导下，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在7世纪初赫拉克勒斯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独特的宏伟战略才得以完全形成——恰好及时地应对帝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因此，拜占庭战略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于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帝国，以及许多日耳曼人、阿兰人和来自各式各样阵营的追随者威胁要摧毁东罗马帝国的时候，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匈奴人是谁？他们是来自东亚强大的游牧战士，极大地困扰着中国的汉朝，但是直到376年攻击哥特人的时候，匈奴人（Hunni，Chunni，Hounoi，Ounoi）在西方都是不为人知的。在一份军事报告（罗马帝国在其中被称为“大秦”，中国承认其具备与自身相当的文明）中，对匈奴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份报告被收录在《后汉书》第88册中，该书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18]一些物证暗示了某种联系——铁锅的特殊设计在两者的文化中都有体现，匈奴人经常用这些锅烹饪他们最爱的马肉炖菜等。但是也有历史的证据否定这种联系，因为最后一次听说匈奴人的地方是在蒙古或者历史上更东边的满洲境内，那是在匈奴人出现在匈牙利伏尔加河以西的3个世纪之前，迁徙的速度再慢也不可能花费这么长的时间。[19]至于他们名字中的相似之处，这没有任何意义。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言，仅满足发音要求的貌似合理的身份和词源，“可以是由任何东西建构而来，也可以用来建构任何东西”；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英语中的“台风”（typhoon）一词很可能不是来自汉语中的“大风”（da feng），虽然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都很自信，但“typhoon”一词更有可能来自阿拉伯语“Tufan”，或葡萄牙语“strom”。[20]

在公元376年前后突然被罗马人所认知的强大的匈奴人，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起源，也不是一个特定的种族。他们可能，而且很可能像许多战士组成的“国家”一样，是一个由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以及其他部落或战争联盟组成的。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吸引了其他民族与阵营的人来分享战利品；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强化了原本较弱的主体民族，使其开始征服其他较弱的团体并奴役个体，也可能是大量人群。任何种族人群的融入都扩大了这个民族的力量，在这个民族内，只要愿意，个人可以保留各自的主观认知身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身份会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其速度取决于每个群体先前对各自身份认同的强弱，毫无疑问，这受到其先前的文化、肢体和语言与这一新出现族群相似程度的影响。正如集体的成功造就了这个民族一样，失败也会使它化为乌有，脱离这一族群的群体要么恢复到先前的身份，要么拥抱一个新的身份，通常他们自己塑造了一个更成功的新的民族身份。在我们当前的时代，生活在原苏联的不同家庭获得了“俄罗斯人”的身份，这是一个看似永恒的帝国的主要民族，但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就保留着对自身之前身份的认同。而一些人移民到德国、以色列或美国后，却接受了全新的身份认同。

使用“哥特人”或更广泛的“日耳曼人”概念时总是会引发极大争议，19世纪的日耳曼主义、20世纪的纳粹神话，以及21世纪的社会学研究都被卷入争论，人们最初引入种族起源的概念来描述欧亚大草原上更纯粹的民族发展过程。[21]他们没有高山和山谷来庇护族群中的弱者，这使得他们拥有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感，而游牧主义的共同模式又抹平了许多不同之处，因此，迅速接纳更为强大的迁徙族群且被其同化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个过程中，当阿提拉成为形形色色“匈奴人”“哥特人”“格皮德人”和其他各种人的最高统治者时，不久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而阿提拉的死也无法动摇匈奴人的力量。并且，在阿提拉时代，许多文化已经相互融合——阿提拉其实并不是匈奴人的名字。参考针对原楚瓦什共和国（Chuvash）和古老的卡特维利亚族（K’art’velian，他们是更纯粹的老格鲁吉亚人）的研究之后，也许会过于仓促地否定匈牙利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词源说解释，后者认为：阿提拉（Attila）=Atilla=Atil=突厥语中的“大河”=伏尔加，最著名的匈奴研究学者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阿提拉是日耳曼人，哥特人称其为“小父亲”[22]。毫无疑问，在399年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次突袭中，“叙利亚青年”也受到了一些同化。这在诗人克劳狄（Claudian）的作品对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进行抨击时有提及——克劳狄指责了匈奴人的入侵，因为他们将城市纵火焚烧，把年轻人带走作为奴隶。[23]

较为公正的消息来源证实了其中的突袭和奴役行为——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当地其他的年轻人自愿加入匈奴人参与战斗。[24]这也可以被理解。匈奴人也是粗俗的异教徒，他们掠夺、杀害和残害他们的同胞，也许是朋友或亲戚。但是，对于年轻人或者是老兵来说，在他们被摧毁的土地上加入匈奴人的军队，就意味着从战败国和被掠夺者的群体中脱离，并迅速进入胜利者的行列，掠夺财富和妇女，将战利品绑在他们的马上或装载在马车上面，胜利而归。

从过去到现在，这仍然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机制。通过制造利益来吸引追随者，胜利让“民族”从不同的族群中被创造出来。很快，这种扩大的群体就不再是种族同质的，但仍保留其原有的标签，从而或多或少成为一个伪民族的实体。因此，在匈奴人崛起并分散到其他民族之后，阿瓦尔人从一个显赫的族群，变成了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强大的势力，被更多的斯拉夫民族所接受。[25]在成功扩张之后，626年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陷落导致了斯拉夫人的叛变；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从791年开始对其进行打击，接连的失败随时间推移进一步削弱了阿瓦尔人。在那之后，阿瓦尔人的势力变得更小了——小到足以被布勒加尔人这样的力量攻击，很快他们就完全解体了，被其他民族吸收。他们以前居住的罗马潘诺尼亚（Roman Pannonia），现在仍然被胜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占领，这个部落通过同化类似的接受其族群名称的部落而成为一个民族，阿瓦尔人大多还住在马扎尔人的国土上，只有外国人称其为匈奴人。

考虑到族群起源的性质，其融合、同化、臣服和占领过程所形成的东西，根本不应该被称为一个民族，因为这确实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种族同质化，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国家”，它本质上毕竟是一个政治实体。唯一的障碍是，一些人口，如重要的佩切涅格人，仍然是松散的附属部落、宗族和战争团体；他们有自己的身份，但没有领导或组织机构，所以“民族”是必需的。匈奴人也是如此。当阿提拉作为唯一的国王统治他们时，匈奴确实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民族，通过建立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他们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1] 正如Bryan Ward-Perkins在他书中所极力主张的，参见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2005）。关于更广泛的讨论，参见Guy 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2007），pp.17-18，422-447。

[2] 有20～30个军团，约5500～6000人，每个军团的轻步兵和骑兵人数大致相同，总共275000～360000人；还有一些战舰；H.M.D. Parker，The Roman Legions （1928/1985）. G.L. Chessman，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1914/1975）.

[3] Hugh Elton，Warfare in Roman Europe，A.D.350-425（1997），from p.199；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2007），参见“大战略”附录及其评论。

[4] 参见Charalembs Papasotiriou的调查，“Byzantine Grand Strategy”（1991），from p.93；Mark Whittow，The Making of Byzantium，600-1025（1996），pp.15-37；以及John H.Pryor，Geography，Technology 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646-1571（1988），pp.1-24。

[5] Ze’ev Rubin，“The Sasanid Monarchy”（2001），from p.638；但同样地，他列出了所有由撒撒尼亚人发动的战争，参见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from p.21。

[6] 来自Shapuri（240～270）在Touraj Daryaee中的题词，“Ethnic 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rsia （Third to Tenth Century）” （2005），p.131。

[7] H. Grégoire，“Imperatoris Michaelis Palaeologi De vita sua” （1959-1960），p.462. Michele Amari 在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1851）中并未完全采信Giovannin da Drocida 的“谋略”，而是选择相信地区的自主性（p.90）。但我选择遵循Steven Runciman，The Sicilian Vespers （1960），pp.226-227 （在第313页，他温和地谴责了Michele Amari）。

[8] 关于罗马人缺乏制图观念的论述，可参见Pietro Janni，La Mappa e Il periplo：Cartografia antica e spazio odologico （1984）。

[9] 参见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from p.81.罗马军队使用行程指南：“itineraria prouinciarum，” N.P.Milner，trans.，Vegetius：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1996），Ⅲ.6。

[10]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14，in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R.C. Blockley （1985），p.175.

[11] Michael 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um Monetary Economy，c.300-1450（1985），from p.157.

[12] 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from p.173；与 Salvatore Cosentino的“Dalla tassazione tardoromana a quella bizantina：Un avvio al medioevo” （2007），pp.119-133相比。

[13] Nicolas Oikonomides，“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State in the Economy” （2002），pp.973-1058.

[14]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284-813，trans. Cyril Mango et al. （1997），no.303，AM 6113，pp.435-436.

[15] Jordanes，Getica （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line 261；translated by Charles C.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1915），p.126.拉丁文文本参见www.thelatinlibrary.com/iordanes1.html。

[16] 最好的翻译文本参见 Denis Van Berchem，L’arm ée de Diocl étien et la r éforme Constantinienne （1952）。

[17] 更丰富的背景资料，参见Fergus Millar，A Greek Roman Empire：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Ⅱ（408-450）（2007）。

[18] Hòuhànshū ［Book of the Later Han］，partial translation by John E.Hill at http：//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texts/hhshu/hou_han_shu.html.

[19] 参见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87.戈尔登教授（Golden，2008年3月23日）纠正了我对这一联系的忽视，可参考Miklós Érdy，“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1995），pp.3-26；以及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Huns et Xiongnu” （2005），pp.3-26。

[20] Henry Yule and A.C. Burnell，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ed.Rev.E. Crooke （1985），p.947.

[21] 关于种族形成的大量文献，参见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pp.14-16，457-470；Halsall同意Walter Pohl的观点，如Pohl的“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 （1998），pp.15ff.关于种族形成的最初概念，参见Peter B. Golden，“Ethnic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Cinggisid Turkic Eurasia” （2001）。

[22] 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from p.386.他也打消了阿尔塞姆（Altheim）的猜测（p.385 n.82）。

[23] In Eutropium I，250：“Taurorum claustra，paludes flos Syriae seruit”；参见Averil Cameron Claudian，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of Honorius （1970），from p.124。

[24] 西奥多瑞特（Theodoret）是叙利亚塞鲁斯（Cyrrhus）的主教，423～457年在位；我对此未有研究；引自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p.58-59.

[25]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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