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权力地理学

 

第七章：權力地理學　章節重點筆記

• 拜占庭的外國民族興趣與資訊收集 拜占庭人展現希臘式好奇，對外國文化、習俗感興趣（非僅敵意偏見）；士兵收集敵人戰術/武器資訊，使節勤奮報告民族細節，成為可靠來源。 基督教促進消除偏見（普世接納，勸阻洗澡減低氣味障礙）。 資訊來自神話（如哥革/瑪各人、亚马孫人）與實際觀察。
• 拜占庭外交的地理範圍 從君士坦丁堡東至里海海岸（1000英里）、西跨歐洲1000多英里、北至基輔罗斯（100英里）、南至埃及。 《禮儀之書》詳述官方信函問候、印章價值，反映實權等級與傳統禮節；涵蓋亞洲斷續接觸。
• 統治者優先順序與稱呼 羅馬教皇優先（金牛印章一索里迪，稱「精神之父」）。 亞歷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主教次之（三索里迪金牛）。 世俗首領：巴格達阿拔斯哈里發（四索里迪金牛，稱「信徒領袖」）；當時哈里發權力衰落，實權在漢達尼德酋長國等。
• 高加索地區的複雜性與外交 高加索地形碎片化（深谷、高山），導致文化/語言/政治多樣；今日仍有亞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等，語言達30種，未認國家如阿布哈茲。 統治者多為小酋長或王，易攻擊但控制通道關鍵；拜占庭以溝通/禮物避免戰爭。 多數統治者熟悉拜占庭文化，持雙重頭銜（如亞美尼亞Isxan與帝國Kouropalates）。 例子：巴格拉蒂家族的陶大衛（David III），統治陶/塔隆地區，966-1000年被吞併。
• 北方民族與互動 佩切涅格人：草原遊牧者，拜占庭以貢品/聯盟管理；多瑙河為邊界，易渡河攻擊。 俄羅斯人：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瓦蘭吉人，定居基輔；早期野蠻，後皈依東正教；《帝國行政論》記載其貿易/戰爭。 保加利亞人：源自突厥，斯拉夫化；864年鲍里斯皈依，創保加利亚帝國；與拜占庭長期衝突。 馬扎爾人（匈牙利人）：源自芬蘭-烏戈爾語族，9世紀遷徙歐洲；拜占庭操縱其路線對抗保加利亞。
• 突厥民族的遷徙與影響 突厥人源自中亞，552年起擴張；子孫如欽察人、佩切涅格人、烏茲人遷徙歐洲。 欽察人（庫曼人）：與俄羅斯聯姻，統治保加利亞/匈牙利；史詩歌曲仍存。 塞爾柱人：11世紀入侵安納托利亞，1071年曼齊刻爾特戰役擊敗拜占庭；安娜·科穆寧娜記載其戰術。
• 遠東接觸與絲綢貿易 絲綢貿易源自中國（蠶絲秘密），經中亞突厥人傳至拜占庭（查士丁尼時偷蠶）。 中國記載拜占庭為「拂菻」（Fu-lin），描述其建築/習俗（如水晶宮、無瓦屋頂）；唐/宋史料記其貢品/使節。 明朝《太祖實錄》記1372年貢使（可能虛構）。
• 註釋補充 [1] 拜占庭的外國民族研究。 [2-3] 《禮儀之書》與外交範圍。 [4-5] 高加索歷史與巴格拉蒂王朝。 [9-13] 佩切涅格人與多瑙河邊界。 [14-19] 俄羅斯人起源與貿易。 [20-22] 保加利亞人皈依與帝國。 [23-26] 馬扎爾人遷徙。 [27-30] 突厥人與欽察人。 [35-37] 馬扎爾人與保加利亞衝突。 [41-42] 絲綢貿易與普羅科皮厄斯記載。 [43-46] 中國史料對拜占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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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权力地理学

考虑到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的线性思维——他们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有路线距离，而没有空间距离，依靠的是行程而不是地图——这一章也许应该被命名为“权力的民族志”。好奇外国民族是希腊人的品质，但直到罗马人演变成拜占庭人，他们才真正展现了这一品质。尽管现代的学术潮流普遍只看到他们的敌意和偏见，但拜占庭的著作向我们表明，他们对外国文化和习俗非常感兴趣，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1]的确，拜占庭人关于外国人民的新信息是从过往积累的神话中获得的——包括哥革人（Gog）和玛各人（Magog），亚马孙人（Amazons）和高贵的野蛮人，他们不断地被重新塑造为更温和或更恶劣的形象。但是拜占庭士兵也收集了很多关于敌人的战术和武器的真实信息，而拜占庭使节则对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进行了勤奋的报道，并且使这些报告具备足够的准确性，成为许多人信息的主要来源。基督教显然有助于消除偏见——不仅因为它的普世接纳性，还因为它劝阻信徒们洗澡，因此消除了极大阻碍罗马人与野蛮人亲密接触的气味藩篱。

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之书》详细说明了在当时的礼仪规则下，官方信函如何向收信者问候，以及每封信的印章价值（目前仍然保留了成千上万个拜占庭的印章，其余的就像丢失了的文件一般）。一长串的名称谓展现了拜占庭外交广阔而详细的地理范围。[2]除去与亚洲遥远大国断断续续的接触外，拜占庭外交的范围从君士坦丁堡向东延伸1000英里到达里海海岸，向西跨越欧洲1000多英里，向北100英里到基辅罗斯，并一直向南延伸到埃及。[3]

在《礼仪之书》中，名称排列的优先顺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权的等级，部分是由传统的礼节规定的——因此罗马教皇首先出现：

致罗马教皇（eis ton papan Romes）。一只价值一索里迪（one-solidus）的金牛。“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我们唯一的上帝。（名字）和（名字），罗马人的皇帝，忠实于上帝，忠诚于（名字）罗马教皇和我们的精神之父（pneumatikon patera）。”

对于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的主教们，书中关于他们的措辞是一致的，但省略了“我们的精神之父”一词。另外，他们的信件是用三枚金色的索里迪币密封的。

在明显是优先次序的内容中，被列为世俗世界第一统治者的是巴格达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据说他统治着各地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但那时，他已经沦为竞争地区名义上的权力首脑——两个酋长国都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权威，而苏丹和其他的哈里发政权则没有这么做。在该文本被记录下来时，总部位于阿勒颇的汉达尼德（Hamdanid）酋长国是拜占庭面对的最重要的伊斯兰力量。那时，伊斯兰世界对帝国的恐惧比帝国对它们的恐惧更大，因此，不存在将拜占庭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表现的危险：

致忠实的埃米尔的第一参赞（protosymboulon，原信仰者的领袖）（Amermoumnes=信徒领袖）。一只价值四索里迪（one-solidus）的金牛。献给最伟大、最高贵、最尊贵的（名字）夏甲人（Agarenes=阿拉伯人，亚伯拉罕被抛弃的妃子夏甲的后裔）第一参赞和向导，从（名字）到（名字）的忠实独裁者，奥古斯提和伟大的罗马皇帝（名字）和（名字），他的信仰是主，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人的伟大皇帝向最伟大、最高贵、最杰出的（名字）夏甲人第一参赞的向导致敬。

在穆斯林之后，外高加索的统治者接踵而来。高加索山脉拥有独特的地形，其被高山分割的深谷在冬季无法通行，即使在夏季也交通不便，因此该地区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的碎片化程度都达到了极致。[4]时至今日，该地区仍然是语言、宗教和身体特征迥异的各类族群共同居住的动荡家园。如果每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将不止有现在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内的七个高加索共和国——其中最大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拥有250万人口，尽管只列出了10个主要民族，通用语言却有30种。事实上，还有更多未被承认的国家，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克。

在拜占庭时期，就像如今我们的时代一样，高加索列强在非常小的领土上相互争斗，而战士们则被过分渲染的身份政治，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盗精神所驱使。只要拥有一座由粗糙的毛石完好堆砌而成的塔和一群战士，任何一个小酋长都可以成为他自己山谷中某个地盘的统治者，而那些可以统治整个山谷的酋长们则走上称王之路。有一部分高加索统治者是重要的，而其他则是不稳定的首领，但哪怕是次要的统治者，拜占庭人也不能忽视，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打开或关闭一条穿越山脉的通道，这可能会造成战争局势的巨大转换。所有人都很容易受到攻击或围攻，但为了避免耗费时间的战斗，最好的办法是提供舒缓局势的沟通和礼物。

在3个世纪前结束的拜占庭帝国与波斯漫长的斗争历史中，高加索统治者也可能是敌人，正是由于他们在物质文化上与波斯人相近，而在宗教上与基督徒趋同，因此帝国更容易与他们合作，对抗文化上陌生的阿拉伯穆斯林。大多数高加索统治者熟悉拜占庭文化，许多统治者个人熟悉君士坦丁堡宫廷的魅力和奖赏，虽然有些人声称他们拥有作为早期古迹的独立教会，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反对帝国在其他任何宗教方面的首要地位。

于是，大多数高加索当权者在本地以双重身份行事，一方面通常拥有亚美尼亚人的头衔Isxan［希腊文的执政官（archon），大致相当于我们的王子］，另一方面也作为帝国官员，通常是高级别的Kouropalates（皇宫主管）。这是9～10世纪第三高的等级，仅次于恺撒，主要是为皇帝的家族成员和贵族保留的。

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有一位高加索统治者的确是伟大的：皇宫主管大卫三世（kouropalates David Ⅲ），格鲁吉亚人称他为达维特（Davit’），在历史上他更常被称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巴格拉蒂家族的“陶”（Tao）、“塔隆”（Taron）或“塔伊克”（Tayk）的大卫。其家族是亚美尼亚的统治者，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现在的阿塞拜疆西部）的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格鲁吉亚统治者，持有大内总管头衔的巴格拉提德王朝的最高等级者。他们统治的领土大多在现代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从966年一直到1000年，1000年的时候，大卫被谋杀，当时其领土被拜占庭帝国吞并；他们的后代再次成为地方统治者，最终成为俄国的贵族，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5]尽管这些文本是在他成名前编纂的，但陶大卫比任何当代的高加索统治者都更适合这一段致辞：

致伟大的亚美尼亚王公（archon ton archonton）。

一只价值三索里迪的金牛。

“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他们的信仰在上帝身上，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人的伟大皇帝向伟大的亚美尼亚统治者和我们的精神之子（名字）致敬。”

还有一个特别的亚美尼亚统治者，他的阿兹祖尼（Artzuni或Ardzruni）家族统治着瓦斯普拉肯（Vaspurakan），完全不在高加索地区，而是在它的南边，在环绕凡湖的土耳其附近地区。大部分时期，瓦斯普拉肯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视阿刺蛮八戈刺王朝为宗主国，但他们仍被视为独立的统治者。不仅地区霸主捍卫自己独特的称谓，许多瓜分当代亚美尼亚的小规模统治者也是如此，科科维特（Kokovit）执政官、塔隆（Taron，注定要扩张）执政官、莫埃克斯（Moex）执政官、奥赞（Auzan）执政官、锡恩（Syne）执政官、瓦托尔（Vaitzor）执政官、查奇尼（Chatziene）执政官以及被称为黑人男孩（Maura Pardia）的“瑟维托（Servotioi）三王子”。

亚美尼亚的北部是伊比利亚（Iberia），古格鲁吉亚卡尔特利王国的希腊和罗马称谓，其居民现在仍然称自己为卡特维利（Kartveli），而不是格鲁吉亚其他地区的明格里拉人（Mingrelians）、拉兹人（Laz）和斯凡人（Svans）。它的统治者也享有皇宫主管的高等级地位。

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并不比现代比利时或台湾大，但考虑到高加索人的分裂倾向，该地区对单一统治者来说仍然太大，因此，维里亚萨（Veriasach，）、卡纳塔（Karnatae）、库尔（Kouel）和阿扎拉（Atzara）这四个地方政权也得到了承认。事实上，整个高加索地区并不比希腊大，但除了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和卡尔特利或格鲁吉亚之外，它还被其他几个国家分割：阿拉尼亚（Alania），它或多或少相当于现代俄罗斯联邦内的奥塞梯（Ossetia）；阿巴贾（Abasgia），与现代阿布哈兹（Abkhazia）差不多，其脱离格鲁吉亚后（显然无人关心）只得到俄罗斯联邦的承认；还有阿尔巴尼亚（Albania），在现代阿塞拜疆共和国之内。

即使在今天，高加索地区的东部也比西部更加分裂，无论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30种语言，还是阿塞拜疆境内的飞地。因此，许多地方的执政官也得到了承认，其中包括阿兹亚（Azia）的执政官，那里是达吉斯坦的杰尔宾特（Derbent）地区，仍然矗立着一座萨珊波斯堡垒，“里海之门就在那里”。[6]他可能只是一个小统治者，但阿兹亚的执政官控制着关键的战略通道，这是南部草原和伊朗西北部之间的一条易通行的海岸路线。

除了囊括许多小的高加索统治者，名单还包括那些不与君士坦丁堡主教领导的东正教教会进行交流的基督教教会神职人员：亚美尼亚天主教主教（the Katholikos of Armenia）［仍然冠以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领袖的头衔——不与罗马交流——位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伊比利亚天主教主教（the Katholikos of Iberia）（现代格鲁吉亚使徒教会主教的前身）；阿尔巴尼亚教会主教（the Katholikos of Albania）（一个已消失的教会的名称）。

随后文本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重复，用价值两块索里迪金子而非价值一块的印章，向罗马已经受到敬礼的教皇致以更复杂的敬意。这里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礼仪之书》并不是一部连贯、独著的作品，而是一部由档案文件摘录的汇编，所有这些都更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汇编者无意中摘录了来自两个不同信件的问候语，而这两封信可能是在不同日期编辑的。

在西欧，权力远没有高加索地区那么分散，即使该地区局势并没有更加稳定。随着小国家的不断形成，将要持续几个世纪的后加洛林王朝的分裂，直到10世纪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致萨佐尼亚［=萨克索尼亚（Saxonia）=德国东部］的国王［雷克斯（rex），这个头衔远不如奥古斯都-巴斯利乌斯（Augustus-Basileus）］；致瓦伊乌雷（Vaioure）的国王，“这是被称为涅姆提佐伊（Nemitzoi）的土地”（斯拉夫语代表“德国人”），致高卢的国王［在1887年，巴黎和杜克的伯爵休·卡佩（Hugh Capet）加冕为法国国王——一个比现代法国小得多的领地］；致德国国王［利杜尔（Liudolfling）家族的奥托一世（Otto Ⅰ），他开创了自己的奥托尼亚王朝；他于公元936年在查理曼的亚琛大教堂由德国美因茨大主教加冕，明确彰显了帝国野心[7]］。

上述即所有致辞的礼仪。“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我们唯一的真神。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罗马帝国的皇帝，忠于上帝，致尊敬的国王（名字），精神上理想的兄弟（pepothemenos pneumatikos adelphos）。”

那是在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宣布分裂之前，如果愿意的话，双方允许建立一种完整的精神兄弟关系。直到公元962年2月2日，在《礼仪之书》完成编纂之后，由于丑闻缠身的教皇约翰十二世（Pope John Ⅻ）非常需要保护，因此才把罗马的奥托一世冠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帝王称号。10天后，奥托向约翰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份为教皇的领土提供安全保证的书面文件，即奥托法令（Diploma Ottonianum）。皇帝迅速从罗马出发，与教皇的敌人作战，且很快大获成功：教皇约翰十二世现在开始担心他的独立了，并秘密派遣特使前往拜见仍是异教徒的马扎尔人和君士坦丁堡，要求他们与奥托作战。秘密败露了，奥托于963年11月回到罗马，召集了一群主教，罢黜了约翰的职位。

因在罗马执意加冕另一个皇帝而对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冒犯并没有因为教皇的重新考虑而减弱，但在972年，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承认了奥托西方最强大统治者的地位。奥托令人信服的声称，从966年起，他就派他的盟友去攻击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的拜占庭领地——小兰戈巴迪亚（Langobardia Minor），今天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普吉里（Puglie），这是在876年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的。拜占庭部队在各个地区将军的指挥下轻易击退了这些攻击，但约翰一世正在准备对阿勒颇（Aleppo）的汉达尼德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不想把他的军队转移到战略意义不那么重要的意大利与奥托一世作战，他更愿意达成协议，包括建立一个王朝联盟。

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一位不存在的统治者的敬礼：“向罗马的君主（Prince）（古希腊语作prinkips）致敬。”编写《礼仪之书》时，罗马没有君主或皇帝，而在此之前的超过500年的历史中也未曾有过一位；目前还不清楚这仅仅是一种复古，还是对教皇的一种讽刺。

“致非洲的埃米尔”［阿拉伯的伊弗里奇亚（Ifriqiya）、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份和现代突尼斯共和国］；阿非利加直到909年以前都是由阿格拉布尔人（Aghlabid）统治的，然后是被齐里德人（Zirids）——为埃及法蒂玛（Fatimid）哈里发王朝服务的柏柏尔人（Berbers）统治。在向这些穆斯林致意时，基督教被自豪地重申：

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他们的信仰是在上帝身上，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最受尊敬的（内部人）和最高贵的（欧洲人）。一只价值两索里迪的金牛。

“致埃及的埃米尔”，那是直到972年法蒂米德将其征服为止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国统治下的伊赫什德（Ikhshid）或总督。作为伊斯梅利的“七纳”什叶派，法蒂米德声称他们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并且会拒绝埃米尔的从属头衔。

在那之后，两支意大利的力量得到了认可，其中一个特别模糊——“萨达尼亚的王公（执政官，archon）”，那就是撒丁岛，但当时岛上有四个独立的统治者；而另一个注定要拥有丰厚的财富和光荣的名声：“威尼斯的总督（doux=dux，doge）”。

威尼斯作为拜占庭的附属国，从乡村国家一路向上发展为城市帝国。当《礼仪之书》出版时，它的拜占庭总督（doux）或地方执政官几乎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独立海洋帝国的总督。723～727年，威尼斯仍然被拜占庭帝国总督［“外部统治者”，（代表国王管辖行省或殖民地等的）总督］的拉文纳总部统治。接下来是第一位威尼斯人统治者乌尔苏斯（Ursus）（直到738年），他拥有古罗马的头衔“总督”（最初是战斗领袖，后来是地区指挥官，最终成为公爵），随后是多米尼克（Dominicus）、费利克斯·科尼库拉（Felix Cornicula）和乌尔苏斯之子德斯德迪特（Deusdedit），以及包括德斯德迪特在内的其他三个人。同样，一直到756年，他们都被授予拜占庭军衔。在此期间，帝国在拉文纳的总督于751年被推翻消灭。756年之后，拜占庭的头衔不再被记录在硬币或铭文中，尽管拜占庭在该地的权力至少维持到了814年。在那之后，随着其海外前哨基地和商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威尼斯的执政官们才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寡头共和国的领导人：1204年，威尼斯人在多吉·恩里科·丹多洛（Doge Enrico Dandolo，1192～1205）的领导下，成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所集结军队的主要力量。

在《礼仪之书》编撰时和编撰后的900年里，意大利仍然是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地域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区域性的权贵，他们都是边远地区的贵族，有与土匪头目混为一体的，也有一些大城市更文明的治理者。其中一个是阿马尔菲（Amalfi），这是在当时而言相当大的海洋共和国，直到诺曼人于1073年将其征服前都保持独立。因此，卡普亚（Capua）、萨勒诺（Salerno）、阿马尔菲（Amalfi）和盖塔（Gaeta）的国王和那不勒斯公爵一道获得了承认。

接下来是一个更有异国色彩而更强大的政权，哈扎尔（Khazar）汗国[8]：

致哈扎尔的可汗（Chaganos）。一只价值三索里迪的金牛。“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我们唯一的真神。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罗马帝国的皇帝，忠于上帝，向……（填上名字），最高贵的（显赫的）最著名的（优越的）哈扎尔的可汗致意。”

在8世纪至10世纪的权力鼎盛时期，哈扎尔人以里海东北部的伏尔加地区为中心的扩张趋势有时会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与拜占庭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哈扎尔人（希伯来语：库扎里姆）的汗国更经常扮演的，是拜占庭帝国主要战略盟友的角色。[9]

作为盟友，哈扎尔的重要之处在于，虽然它不是与帝国直接接壤的邻国，但是其与帝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接壤，即入侵高加索和黎凡特的阿拉伯穆斯林。当阿拉伯穆斯林从现在的伊朗库尔德斯坦进攻帝国东部的安纳托利亚边界时，哈扎尔汗国就可以通过直接攻击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当阿拉伯穆斯林从他们位于叙利亚或更前沿的基地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哈扎尔人也可以间接帮助帝国攻击阿拉伯人的后方地区。

哈扎尔汗国是在640年至650年伟大的突厥汗国（Türk qaganate）解体后出现的——后者最终于659年被中国唐朝人打败——但零星的证据表明，哈扎尔人并不是致力于恢复独立的从属部落，他们本身是突厥汗国的核心精英：即中国资料来源中提到的统治者阿史那（Ashina，伊朗东部的“蓝色”）部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626～628年抵抗萨珊波斯侵略的巨大危机中，当帝国濒临灭绝时，向赫拉克勒斯皇帝提供了至关重要帮助的突厥盟友被描述为“东突厥人，而在西奥芬尼斯的《编年史》（Chronicle）中，他们被称为哈扎尔人”[10]，这是现存的最好的资料来源。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一个简单的时代错误：哈扎尔汗国在他的时代如日中天，而突厥汗国却消失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领导人西奥芬尼斯被称为“西贝尔”（Ziebel），无疑是类似于西部突厥汗国领导人统叶护（Tong Yabghu）这样的人，或者可以想象他正带领着一个崛起中的哈扎尔汗国——因为毫无疑问，后者确实出自前者。

最近有人提出，突厥汗国从大约625年开始由盛转衰，并大约于640年最终瓦解，这是由气候事件造成的：火山喷发会引起剧烈冷却，在627～629年，东突厥帝国经历了严寒、降雪和霜冻。许多马和羊冻死了，造成了一场大饥荒，破坏了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11]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哈扎尔联盟，尤其是在7世纪和8世纪，倭马亚王朝（Umayyad）阿拉伯哈里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君士坦丁堡遭到攻击。阿拉伯人的资料来源称，在其650年入侵北高加索地区的哈扎尔领地时，阿布德·拉赫曼·伊本·拉比（Abd al-Rahman ibn Rabiah）的军队被歼灭，而哈扎尔部队则于731年渗透远至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赫拉克勒斯可能将其16岁的女儿欧多西亚（Eudokia）嫁给了统叶护，而查士丁尼二世肯定娶了可汗的妹妹，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则娶了可汗的女儿，后者是“哈扎尔人”利奥四世的母亲。

在萨珊波斯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的势力离开该地区很久之后，哈扎尔人会时不时地作为有用的盟友重新出现，即使他们汗国的势力从9世纪末开始衰弱。最后的瓦解发生在969年，当时的阿提伦（Itil或者Atil），即位于伏尔加（Volga）的哈扎尔首都被基辅罗斯伊戈尔（Igor）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的军队摧毁。

他们在《礼仪之书》（第三十卷）的致敬列表中出现：

致罗西亚（Rhosia）王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拉丁语的‘语法（grammata）’］，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罗西亚的大主教。”

根据当时的史实，或描述他们的历史学家的民族情感，那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斯拉夫人，或者两个民族混合组成的统治者（但是，rus的演变是从古瑞典语roper开始、经由古芬兰语rotsi而来的说法一直备受争议且尚无结论）。[12]对于拜占庭人来说，总督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后代还是原始的俄国人是无关紧要的；他统治着今天乌克兰的罗西亚（Rhosia）或基辅罗斯地区，我们如今的俄罗斯或他们后来的罗西亚（Rossiya）就是源自那里——帝国直到860年才知晓这一政权，当时有大批载有战士的船只突然从黑海抵达并进攻君士坦丁堡。罗斯人（Rhos）本身作为一个族群的存在当然已经为人所知，因为特罗耶斯的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 of Troyes）在839年的《圣伯提尼安年鉴》（Annals of St. Bertinian）中首次证实了他们来自君士坦丁堡：

公元839年，西奥菲勒斯皇帝（Theophilus，830～839年在位）派出的一个使团来到了位于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虔诚路易的宫廷，陪同他们的是一些自称为罗斯人（Rhos Voari Dicebant）的人，他们请求路易允许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穿越他的帝国。这件事在加洛林（Carolingian）宫廷内被彻底调查，法兰克皇帝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属于瑞典人的氏族。[13]

860年的袭击是典型的维京式（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强盗”）远程突袭，一种集中的暴力行动，旨在麻痹敌人的抵抗，这种方式对西欧的沿海居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完全的意外。主教与未来的圣人菲提奥（Photios）的布道为我们提供了目击者的反应，尽管文字风格优美，但他的震惊是显而易见的：

你还记得那些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刻吗？当散发着残忍、野性和谋杀气息的野蛮人船只向你驶来时，当大海铺展出平静安详的海面，让他们温和而惬意地航行，然而，逐渐狂野起来的波涛却激起我们的战争浪潮时，当船驶过城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水流的作用下），他们的水手高举着剑，仿佛用剑威胁着城市时……当震惊和黑暗萦绕在我们的脑海时，我们的耳朵只听得见：“野蛮人已经渗透到城内，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因为事件的突发性和攻击的猝不及防，可以说，每个人都能想象和听到这样的事情——这在人群中几乎是普遍的：因为他们过分担心，以至于未经核实便深信不疑。”[14]

罗斯人并没有侵入城内，而是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周围的郊区，从而开启了威胁、联盟，更多的袭击、联盟，皈依基督教和全面战争的漫长篇章。

到了880年，黑海北部的大草原上出现了第一个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个强大的国家，位于现在的乌克兰，首都在基辅，它的领土范围有时是广袤而多变的。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基辅罗斯，它的力量是建立在水手们的技能之上的，他们能在艰难的河流中航行，能够勇敢地渡过公海，同时，它也依靠强壮步兵的战斗力。他们和周围拥有着弓箭手的突厥人有很大的不同。不像氏族、部落或汗国那样，可能会先拥护一个可汗，然后是另一个，基辅罗斯的领导者都是航行中的战士型商人。到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统治者，奥列格（Oleg），他试图攻击君士坦丁堡，并在911年与帝国签署和谈条约后被授予了王公（archon）的头衔。基辅罗斯的力量在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自980年起成为统治者，他于988年皈依基督教）和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1019～1054年在位）的统治下达到顶峰，在他们之后，敌对的侯国逐渐分裂，最终形成了几十个，经常互相交战。

他们是勇敢的长途贸易商，罗斯人出口琥珀，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购买皮毛、蜂蜜和奴隶，或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从斯拉夫人那里索取贡品。他们的主要贸易路线开始于遥远的北方，在波罗的海西部的比尔卡（Birka）、海泽比（Hedeby）和哥特兰岛（Gotland）；然后越过波罗的海东部，沿着涅瓦河，也就是现在流经圣彼得堡的河流，一直到达拉多加湖；然后，这条路线沿着沃尔霍夫河，到达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诺夫哥罗德，穿过伊尔门湖，沿着洛瓦特河逆流而上，由此船只不得不通过陆路运到格内兹多沃（Gnezdovo）的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在那里已经发现了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钱币。从那里又向西南转进1000英里，沿着第聂伯河航行——在急流中有困难的运输航段——然后绕过或直接穿过黑海，通过基辅到达君士坦丁堡。从基辅出发时，货物和奴隶也被从陆路沿东南安全运到伏尔加河口。伏尔加河口是经里海海岸前往巴格达的贸易路线的终点站，穿过扎格罗斯山脉西部，直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罗斯的战士型商人甚至更加勇敢，如远征军和两栖作战的狂人一般，像与武器共生的勇敢的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那样。例如西格尔德的儿子哈拉尔德，他曾是一名拜占庭卫兵，从他的挪威王国航行穿越北海去征服英国，直到1066年在斯坦福桥被击败并杀害。不久之后，在欧陆定居已久，更加文明但仍然强悍的古代北方人（Norsemen）或诺曼人于同年，即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而其他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征服者则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意大利的最南端，然后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岛，他们人数有限，但作战强悍，勇气十足。

然而，尽管基辅罗斯人英勇无比，但他们并没有阻止来自草原的新骑手，新骑手们终有一天会消灭他们。新骑手的兴趣集中在经由顿河（希腊语，塔纳伊斯）、最重要的第聂伯河，布格河（Bug，Hypanis）和丹纳斯特河（Dniester，Danastris）流向黑海的河流路线上——而不是在河流之间广阔而无特色的草原上（在那里，一波波的草原游牧民族陆续到达，放养他们的羊群，并与挡住他们前路的人战斗）。

到那时，阿瓦尔人已经离开历史舞台很久了。在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他们向北迁移到了现在的匈牙利，而在8世纪末，他们最终被法兰克人摧毁了——查理曼大帝在796年洗劫了他们的主要营地“阿瓦尔环”（the Avar Ring），从而获得了相当多的黄金和白银，这在查理曼的所有胜仗中，也是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次。

阿瓦尔人的死敌，伟大的突厥汗国早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而欧诺古尔人、库特里格尔斯人和乌特里格尔斯人部落在伏尔加以东也不复存在，他们已经在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以南立足。因此，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之间的大草原已经成为哈扎尔汗国的领地，向西则是行进中的马扎尔人的领地，以及一个更强大的突厥民族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的领地，他们不断地驱赶着马扎尔人，他们与基辅罗斯共存或与之激烈交锋，通常是为了拜占庭而战。

致图尔科伊［Tourkoi，=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执政官（王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图尔科伊的大主教。”

与他们的特点相符，匈牙利人也就是他们自称的马扎尔人的起源，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在所有人都采用“匈牙利人”这一身份之前，马扎尔人原本是他们的首领部落，而图尔科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拜占庭人的误称。拜占庭的作家们不喜欢奇怪而新颖的蛮族名字，正如阿瓦尔人总是被称为匈奴人一样，一旦在早期的文献中对于这个异邦的描述已经有了合适的称呼，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以逝去的伟大草原帝国的创立者突厥人来称呼匈牙利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此种称呼是有道理的，因为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突厥式的，就像游牧的牧民和骑兵一样，尽管他们的芬诺-昂格里克语（Finno-Ungric）证明，他们一开始是大草原以北森林中的居民，也许位于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15]

到了8世纪中叶，他们形成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但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欧诺古尔人变成了昂加人（Ungar）和亨加鲁斯人（Hungarus）；斯拉夫恩格里人（Slav Ungri）和哈扎尔马加人（Khazar Majgar）——他们自称是马吉尔人（Majier）。[16]当拜占庭人在830年前后遇到他们时，马扎尔人和其他部落生活在现在的乌克兰东部，且在哈扎尔人的统治下，即使没有推行完全的宗主制的话——他们肯定也从来没有自己的可汗。在850年，更多的佩切涅格人涌入他们的牧区，迫使其中一些人向西穿越乌克兰，最终进入现在的罗马尼亚。其他人留在乌拉尔山脉南部和伏尔加河之间，即现在称为巴什基里亚（Bashkiria）或巴什科托斯坦（Bashkortostan）的地区，这可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名字［在罗马尼亚俚语中，博兹戈里（bozgori）、博兹吉奥里（bozghiori）和波安吉（boangi）仍然是“匈牙利人”的贬义词］。

894年，马扎尔人和臣服于他们的部落应拜占庭的要求，越过多瑙河，进攻赛蒙一世（Symeon Ⅰ）统治的保加利亚，迫使他停止以实力悬殊的优势对利奥六世发起的进攻。保加利亚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拜占庭没有成功地留住他们的新盟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连尝试都没有，他们宁愿依靠基辅罗斯和佩切涅格人来牵制保加利亚人。

马扎尔人在布勒加尔人或佩切涅格人的压力下越过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山脉——草原牧民不会自愿冒险在山区中饲养牲畜——到了900年，马扎尔人和他们的部落到达了潘诺尼亚平原，即现在的匈牙利，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马格亚罗萨格（Magyarország），即马扎尔人的土地。与所有的人口流动一样，有一部分人被抛在后面，最后，马扎尔轻骑兵队（Vardariotai）这一作战单位在现在马其顿的瓦尔达尔山谷（Vardar Valley）中形成。匈牙利地形最平坦的地方普兹塔（Puszta），是欧亚大草原最西边的延伸，非常适合骑行的牧民，而这些牧民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现。

当成为弓箭手时，马扎尔人自然而然也成了掠夺者。[17]但就像在他们之前更强大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也知道如何建造攻城机械。五十多年来，马扎尔人的袭击、抢劫、焚烧一路向西，蔓延到日耳曼的土地上，有时到达现在的法国——《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包括CCⅩⅩⅩⅢ.3248至CⅩⅩⅩⅣ.3254）中一再提到他们，他们被列为不服侍上帝的部落之一，且在战争中都是重罪杀人犯：“一个是匈奴，另一个是匈牙利人（Hongres[18]）。”奥托一世已经是德国国王，注定要成为皇帝，他于955年8月10日在奥格斯堡城（Augsburg）附近的莱奇菲尔德（Lechfeld）击败了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突袭队；奥托的装甲重骑兵屠杀了他们的弓箭手轻骑兵，此后马扎尔人的突袭很快就走向终结。他们在匈牙利和普兹塔的前辈阿瓦尔人也曾向西突击，并继续向西进攻，直到被消灭，但马扎尔人经历了快速的转变。在他们于莱奇菲尔德遭受决定性失败之后的5年里，他们有了一位基督教国王，也就是后来在公元1000年由教皇西尔维斯特（Pope Sylvester）加冕为国王的圣斯蒂芬（St.Stephen），从那以后，马扎尔人开始发起基督教战争，而不再于马背上发起突厥式的袭击。

9世纪，佩切涅格人作为一个新的突厥国家出现在大草原上，他们在10世纪取代了哈扎尔人成为帝国最有用的盟友。[19]但这不同于帝国与哈扎尔人的战略联盟，因为没有共同的敌人永久地迫使双方合作。但是如果报酬足够的话，佩切涅格人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帝国对付基辅罗斯，也可以对抗迁徙的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果没有报酬，或者报酬不足的话，他们有能力并且确实会攻击拜占庭帝国，或者加入其他人的行列共同进攻帝国。

就像之前所有半游牧的突厥民族一样，他们从中亚地区来到伏尔加是受到身后其他突厥民族的压力，而压力主要来自奥古兹人（Oèuz），是奥古兹人决定了佩切涅格人是成为拜占庭的盟友还是敌人。但是哈扎尔人也把佩切涅格人赶向了西部。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他们的权力集中在顿河和多瑙河之间。

致帕齐纳基泰（佩切涅格）的执政官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帕齐纳基泰的执政官。”

因此，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之书》中的部分是非常简短的，不过，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帝国行政论》中有许多关于佩切涅格人的描述，他们确实也是正文中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其标题很有启发性：

至于佩切涅格人，可以想一想，自从他们与罗马皇帝和睦相处以来带来了多少好处。

……这总是给罗马帝国皇帝带来很大的好处，注意与佩切涅格民族保持和平，同他们缔结友好的公约和条约，并每年向他们派遣……（一名使节）携带着适合那个民族的礼物，并从他们身边得到担保人，即人质和（一名使节），他们将……享受皇帝赠予的一切皇家恩惠和礼物。[20]

第一个目标是阻止佩切涅格人对帝国领土的攻击，这是被动的但仍然非常重要的：

佩切涅格是与（拜占庭的）赫尔松地区接壤的邻邦，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友好，他们可能会对赫尔松进行侵略和掠夺。

积极的目的是利用佩切涅格人来威慑他们所能够触及的所有势力，从伏尔加下游的哈扎尔人，一直到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在“至于佩切涅格人和俄国人”的标题下，文章首先概括地解释了威慑是如何起作用的：

俄国人很难发动境外的战争，除非他们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因为当他们离开家园时，这些人可能会袭击他们，毁坏和劫掠他们的财产。[21]

另外还有一种指定的威慑机制，反映了这种情况下非常特殊的权力分配——基辅罗斯可以利用其船只控制第聂伯河直到黑海，却不能控制其两边的广大草原：

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贸易，俄国人都不能来（君士坦丁堡），除非他们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因为当俄国人带着他们的（船只）来到河堤时，他们无法渡河，除非他们把（船）从河中拉出来，将它们扛在肩上，然后……佩切涅格人就会向他们袭来，而且……他们很容易被击溃。[22]

佩切涅格人可以阻止马扎尔人——在文本中一直被称为“突厥人”——简直轻而易举，尽管他们没有船只也没有可穿越的急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而佩切涅格人总是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

（马扎尔人的）部落……也很害怕……佩切涅格人，因为他们经常被佩切涅格人打败……因此（马扎尔人）带着恐惧看待佩切涅格人，并被他们控制住了。[23]

作者叙述了当一个拜占庭特使请求马扎尔人攻击佩切涅格人时发生的事情：

（马扎尔人的）首领大声喊叫道：“我们不会让自己挡住佩切涅格人的路，因为我们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的民族很伟大，他们的人民众多，他们是魔鬼的子民；所以不要再这样对我们说了，因为我们不喜欢！”[24]

有文字提出了同样的对付保加利亚人的“佩切涅格策略”，并表明当时双方在多瑙河沿线有直接的接触：

所谓的佩切涅格人也是这些保加利亚人的邻居，当他们为了私利或向罗马皇帝提供帮助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轻易地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凭借他们的优势，以他们的力量压倒保加利亚人，最终打败他们。[25]

另外，佩切涅格人并不像奥古兹人和高加索阿兰人（Caucasian Alans）那样被视为对抗哈扎尔人的有用盟友。可能是因为佩切涅格人害怕哈扎尔人，他们和奥古兹人一度占领了佩切涅格人的牧场，驱赶他们向西穿过伏尔加河，然后到达顿河。

显然，为了达到目的，帝国必须向佩切涅格人支付报酬，并且不仅仅是黄金：

（他们）贪婪且强烈地渴望着对于他们来说罕见的物品，厚颜无耻地要求帝国对其慷慨馈赠……当帝国的官员进入他们的领土时，他们首先要求皇帝的礼物，当这些东西满足了男人，他们就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和父母送礼物。[26]

对于佩切涅格人来说，想要商品而不是黄金是有道理的，黄金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消费。草原上的工艺品种类显然有限，包括皮革、羊毛、骨、金银制品，而铁则不那么常见；其食物主要是肉、奶酪、马奶酒（kumiss或kymis），发酵的母马奶散发一种经过加工才有的味道。而君士坦丁堡则有更多选择，包括来自远方的香料和葡萄酒，而拜占庭工匠生产的所有材料，其中的合金、陶瓷和玻璃，都是远近闻名的。文献中所列举的具体物品相当平淡无奇，但它们在草原上显然是稀少的：“紫色布匹、缎带、松散编织的（=轻型）布、金锦、胡椒、猩红色的或‘帕提亚’（Parthian）皮革。”[27]

让作者感到愤怒并刺激他使用严厉形容词的显然是，所有相关人士都要求在皇帝的“礼物”之上再得到回报，不仅包括享受贵宾待遇的佩切涅格贵族人质（而此时，拜占庭使节却在佩切涅格领地内面临危险），还有来回运送人质和使节的车夫：

这些人质为自己要这个，为他们的妻子要那个，护卫队为他们自己的辛劳要求回报，为他们牲畜的损耗则要求更多的东西。[28]

护送帝国使节的马车夫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在作者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贪婪，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佩切涅格汗国没有可以通过分发拜占庭贡品来实现奖惩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只有松散聚集在一起管理不同部落的酋长，而他们最多也就是在议会中集体商议，以规划共同的行动。文中写道：

帕其拿西亚（Patzinacia）的全境［原是“佩切尼迦”（Pechenegia）］，被分为八个省（diaireitai=divisions），拥有同样多的大王公……这八个省被划分为四十个区，这些区由小的太子党统领。[29]

这有点过于简单，不太可信，但解释了为何佩切涅格人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由只受他奖赏的人忠诚拥护。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因提供服务而获得单独的奖励。对于一个拜占庭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新奇而令人不安的想法，但希腊人无法蔑视自由：“佩切涅格人是自由人，可以说是独立的（自治），不从事任何没有报酬的服务。”佩切涅格人显然有他们的定价，况且草原上的其他所有势力都是如此，佩切涅格人显然是更便宜的：

只要罗马皇帝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俄国人和突厥人（马扎尔人）就既不能用武力来对抗罗马的统治，也不可能从罗马人那里榨取大量的金钱和商品作为和平的代价。[30]

但是，即使是勇敢的佩切涅格人，也无法令帝国一劳永逸。为了服务于拜占庭，一个盟友必须既强大到能够有效对抗帝国的敌人，自身也不能对帝国产生威胁。从1027年开始，佩切涅格人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失败了。他们从那一年开始横扫多瑙河，而在1036年，他们被雅罗斯拉夫一世统治下的基辅罗斯军队打败了——也就是说，他们被他们本应该控制的力量打败了。拜占庭需要在大草原上有一个新的突厥盟友，而库曼人或他们自称的钦察人（Qipchaqs）或基辅罗斯所称的波洛维茨人适时地出现了，他们注定将在不同政权的统治下取得长期的成功。[31]

就像之前的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马扎尔人等一样，他们也是高度机动和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弓箭手，也成为草原的主人，并在数量上超越了诸多前辈。

1091年4月29日，拜占庭人与他们的新盟友库曼人在位于现在保加利亚南部的马里查河谷（Maritsa）的莱文宁（Levounion）战役中与大量的佩切涅格人战斗。显然，由于库曼人夺取了他们的牧场，佩切涅格人被迫进入帝国领土，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一支突击部队而来，而是作为一支由大量牲畜、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游牧大军出现。

当时，帝国的总体战略形势极为不利。二十年前的1071年8月，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1067～1071年在位）率领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地面部队，辅之以法兰克骑士、突厥雇佣军弓箭手和精英宫廷卫队，以对抗塞尔柱突厥帝国日益崛起的力量。在所谓的曼齐克特（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虽然在位于土耳其东部凡湖以西的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作战，但骑士们却叛逃了，一些雇佣兵也叛变了，罗马努斯四世本人被王朝的竞争对手所指挥的部队遗弃在战场上，随后被俘虏。[32]尽管传统上认为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失败。绝大多数拜占庭军队在皇帝被俘之前都发挥出色，然后又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以准备下一场战役。

塞尔柱苏丹穆罕默德·本·达乌德·查格里（Seljuk sultan Muhammad bin DaÛud Chaghri）因他的绰号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英勇的狮子”）而闻名，他尊重俘虏，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他对条款的温和要求也反映了拜占庭军队的持久实力［拜占庭军队早些时候在西里西亚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直到战斗的前夕，皇帝和苏丹已经谈判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罗马努斯四世也在一个星期内踏上了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路途。

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灾难。皇帝被废黜并失明，取而代之的是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他的参谋拒绝履行和平条约，但并未动员军队保卫被数千名土库曼（Turkoman，Turcoman或Turkmen）部落成员侵入的边境——这些土库曼部落成员就是现在所认为的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尽管其中大多数是奥古兹人。[33]

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帝国的核心，损失其任何一部分都使其可纳税的作物和可聘用的人力资源成比例地减少——其中大部分是在曼齐克特之战后的二十年间丢失的，既有输给奥古兹非正规军的，也有输给塞尔柱贝斯人（Seljuk Beys）和军阀的。拜占庭战败的消息也使其他敌人兴奋，其中主要是诺曼人和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诺曼人于1071年之前就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东南部的最后一个拜占庭飞地。然而，蹂躏了帝国的主要是内战，在随后的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1078～1081年在位）统治期间也是一样。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亚历克西斯一世（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统治下，帝国辉煌重现，其中包括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势力的恢复。十年来，亚历克西斯一直与诺曼人、塞尔柱贝斯人和激进的保罗派（Paulician）等异教徒进行斗争，在恢复货币、税收和领土治理的同时，还维护了帝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希腊的岛屿，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帝国的所有收入和人力都必须来自这个已经衰落的王国，因此，1091年佩切涅格人乘虚而入，威胁到帝国大部分的剩余领土，并损害了整个帝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在莱文宁战役中彻底击败佩切涅格人，对亚历克西斯一世和帝国的重新崛起具有战略意义——从那时起，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和痛苦，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逐渐恢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胜利者那非常有才华的女儿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在其所著的《亚历克西亚德》（Alexiad）中，描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情感：

那一天，一个新的景象出现了，不止一万人，而是整个国家不计其数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完全被消灭了。那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四月的第二十九天；于是拜占庭人唱了一首滑稽歌，“就差一天，可是斯基泰人（佩切涅格人）无法看见五月的到来了”。当太阳慢慢西沉，几乎所有的斯基泰人都倒在剑下，孩子们和女人们也一样，还有许多人被活捉了，皇帝命令他们吹响归队号，然后返回他的营帐。[34]

莱文宁之战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场大屠杀——库曼人拒绝加入其中——但在1094年，仍有一些遗留在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对其发起进攻并最后一次入侵多瑙河，直到亚历克西斯一世之子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的军队于1122年在贝多利亚（Beroi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斯塔尔·扎戈拉（Stara Zagora）将他们彻底击败。

族群交流的动力在两方面起到作用：正如成功的部落集合体会吸引更多的部落和个人，数量之多和力量之庞大就像正常运转的国家，甚至是帝国那样，而失败的集合体则把个人、宗族和所有部落都输给了更富有的对手。一些幸存的佩切涅格人变成了保加利亚人，另一些人变成了匈牙利人，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库曼人。

“致克罗瓦蒂亚（Chrovatia，Croatia，克罗地亚）的执政官（王公）。”7世纪初，当阿瓦尔人向帝国发动一系列攻势，并于626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而达到高潮时，他们发动了大量的斯拉夫人（Sklabenoi，Sklauenoi，Sklabinoi），有些在他们的命令下作战，有些只是充当行军的追随者，并希望有洗劫的机会——他们在阿瓦尔战士的精巧装备和先进技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数优势。据《帝国行政论》所写，赫拉克勒斯皇帝成功地将这些斯拉夫人分裂，首先是克族人（Croats）：“因此，在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命令下，这些克族人打败了阿瓦尔人，并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达尔马提亚（Dalmatia）］驱逐出去。”[35]

当阿瓦尔人未能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向北撤抵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平原时，一些斯拉夫人随之撤退，逐渐分化为克族人［现代克族中的赫夫拉蒂人（Hvrati］），更多的是分化为塞尔维亚人（Serbs，Srb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只是在政治和异端宗教上的分化——因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是相似的，就像今天一样。

到了9世纪中叶，克族人正在经历基督化，并在达尔马提亚的两个沿海地区形成了初期的国家，以第拿里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和其身后的平原为分界线，其中一部分是罗马的潘诺尼亚。

在港口城市拉德拉（Ladera，Zadar，扎达尔），即使伦巴底人于751年终结了拉文纳作为大区总督的历史，但是拜占庭依旧在达尔马提亚拥有指挥部，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在845～864年，拜占庭将军常常不得不与克族统治者特里皮米尔（Trpimir）交战。此后不久，一支更强大的力量出现了，因为在879年，教皇约翰八世（Pope John Ⅷ）以赞美的措辞给特里皮米尔之子布拉尼米尔（Branimir）公爵写信，成功地使克族教会效忠于罗马。斯普利特（Split）的长期主教是罗曼·斯帕拉特姆（Roman Spalatum），当时斯普利特是达尔马提亚最大的城市，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的管辖，所有的克族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他们使用的是用格拉哥里文（glacolitic）而非拉丁文书写的圣徒西里尔（Cyril）和梅多迪乌斯（Methodius）的斯拉夫礼拜仪式。

直到很久以后，约翰八世管辖野心的最终影响——就此而言没有教义上的不同——才在天主教徒克族和东正教徒塞族之间的血腥仇恨中有所体现，甚至在20世纪后期，他们各自的牧师也强烈地鼓励他们互相厮杀。到公元925年，在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统治时期，这两个克罗地亚人团体在他们自己的托米斯拉夫国王（Tomislav）的带领下获得统一。

“致塞维洛伊（Servloi，Srbi，塞尔维亚人）的王公。”《帝国行政论》再次写道，皇帝赫拉克勒斯在创造他们的政治身份时，保证他们在“塞萨洛尼卡省（Thessalonica）的一个地方定居”。[36]那听起来像是把他们和阿瓦尔人分开的好办法。

在斯蒂芬·尼曼贾（Stephan Nemanja，1109～1199）的统治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于12世纪出现，他们是拜占庭的一个危险的敌人，直到斯蒂芬·尼曼贾被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姆内诺斯（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俘虏并与之成为朋友。

但是，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祖邦人”［来自祖帕尼亚（zupania）=郡］统治的只是小酋长领地，其中最大的是拉斯西亚（Rascia，Raska，拉什卡）。在《帝国行政论》中的“达尔马提亚省的故事”标题下，对其中几个祖邦人或酋长领地的描述足够确定它们的大致位置，主要是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现在波斯尼亚联邦的黑塞哥维那省（Herzegovina）：

扎赫鲁米（Zachlumi）的领地，从拉古萨（Ragusa，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开始，一直沿着奥龙久斯河（Orontius）延伸；而在海岸一侧，它与帕加尼人（Pagani）相邻，但在山区一侧，它与北部的克罗地亚人相邻，在边境上与塞尔维亚人相邻。[37]

随后分别提到了卡纳利（Kanali）、拉布尼（Travuni，Tercolia，特科利亚）、杜克利亚（Duklja，Diocleia，阿巴拉契亚）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摩拉维亚（Moravia）。

《帝国行政论》中提到了一个“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恰当地称呼了一个广阔但不明确的地区，其中可能包括现代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现在的摩拉维亚只是历史的回声，在地理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第一位国王莫伊米尔一世（Mojmir Ⅰ，830～846年在位）是查理曼大帝创造的广阔法兰西亚领地的邻居，也是他儿子路易·皮埃克斯·路德维格德·弗罗姆皇帝（Louisle Pieuxor Ludwigder Fromme，814～840年在位）的附庸。[38]当莫伊米尔的儿子拉蒂斯拉夫（Ratislav，846～870年在位）继承皇位时，这位新的摩拉维亚统治者试图摆脱法兰克人的影响，这无疑是因为查理曼的帝国已经被分割，他的邻居已经变成了日耳曼人卢伊索·路德维希（Louisor Ludwig）统治下衰落的东法兰西亚。根据这一政策，拉蒂斯拉夫派出使者前往拜访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842～867年在位），请求帝国派出可以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福音传播的主教和教师，取代用拉丁语传教的法兰克传教士，并获得基督徒的灵魂，这不仅是为了神，也是为了罗马的教皇和法兰西亚。

迈克尔三世以向未来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圣徒两兄弟授予此重大使命为回应。但他们没有像法兰克人用拉丁文来进行礼拜仪式那样，把希腊的礼拜仪式强加给斯拉夫人，他们用西里尔在马其顿斯拉夫（Macedonian Slav）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他没有发明西里尔语）创造了辉煌的古斯拉夫礼仪。拜占庭的传教士在其他地方取得了最宏伟的成就，但他们的摩拉维亚东正教教会很快就被消灭了。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已成功地在855年使拉斯蒂斯拉夫（Ratislav）归顺，但他在864年的第二次讨伐则更为成功。而6年后，拉斯蒂斯拉夫被残酷地弄瞎了双眼——他很快就去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侄子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又被称为现代捷克语中的斯瓦托普克（Svatopluk）。并非巧合的是，这位新统治者更喜欢法兰克传教士的拉丁礼拜仪式，而不是斯拉夫式的，并且没有阻止教皇将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管辖的圣卫理公会的摩拉维亚信徒逐出教会。

这决定了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命运，直到今天。在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870～894年在位）统治下，大摩拉维亚涵盖了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拥有庞大的斯拉夫人口——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科特布斯（Cottbus），许多人仍然使用斯拉夫索布语（Slavic Sorb）——包括斯拉夫的波兰西部，以及波希米亚（Bohemia）、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Slovakia）——在所有这些地方，东正教令人印象深刻和旋律优美的斯拉夫式礼拜仪式自然而然地流行起来，除非被强行排除在外，跟从前那样。那个时代的教皇，特别是福尔摩苏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向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发动宗教斗争方面有着非凡的经验。他们的冷酷无情往往使他们能够克服巨大的障碍：他们缺少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皇帝。正是一种长期的不平等激化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神职人员之间的竞争，在当时，教义上的分歧无法成为所有敌意的说辞。教皇福尔摩苏斯本人曾任鲍里斯一世（Boris Ⅰ）的使臣。鲍里斯一世又被称作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博戈里斯（Bogoris，852～889年在位），他在867年请求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任命保加利亚的福尔摩苏斯为大主教，这是一种蓄意的企图，试图将族长对新兴的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交由教皇。

4年前的863年，鲍里斯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保加利亚统治者。正如拉斯蒂斯拉夫所希望的，他的基督教信仰应源自遥远却安全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位于他边境上、过于强大的日耳曼人路易统治的法兰西亚，所以鲍里斯邀请了君士坦丁堡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没有邀请距离很近但傲慢的日耳曼人路易的牧师[39]。

拉蒂斯拉夫和鲍里斯都试图避免使宗教附属成为自身的战略劣势。但他们都没有成功。迈克尔三世热心地派遣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支持拉蒂斯拉夫从法兰克教会中取得宗教独立，但同样是他，又派了一支军队到保加利亚，迫使鲍里斯在东正教仪式下重新皈依基督教。公元864年，鲍里斯与他的家人和拥护者一道，在其首都普里斯卡（Pliska）皈依基督教。以上帝之父的名义，鲍里斯成为历史上的鲍里斯·米哈伊（Boris-Mihail），而在记载中只有“迈克尔”这一名称，正如后来的封印所写，“修道士迈克尔，保加利亚人的执政官”。[40]

鲍里斯一世的两次信仰转变显然是政治行为，其中一次是由当时的主要势力强加给他的。然而，他无疑是推崇基督教信仰的：当保加利亚人仍然因旧宗教而在865年反抗新的信仰时，鲍里斯施以大规模的暴力，处决了52名部落首领（抵制者）和他们的家人。889年，鲍里斯退位，成为一名修道士——这无疑证明了他的宗教虔诚——在893年，鲍里斯重新出山，召集一支军队推翻了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并弄瞎了其双眼，把王位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赛蒙一世；根据很久之后的普鲁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um）撰写的几乎是当代编年史的记载，鲍里斯推翻并肢解了弗拉基米尔，因为弗拉基米尔想恢复旧宗教。赛蒙将宗教与独立的愿景调和起来，通过获得拜占庭的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获得了自治，他可以任命其主教，就像拜占庭皇帝任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一样。

在《礼仪之书》中，印度被致意：

致印度的基里奥斯（hyperechon kyrios，最高领主）。

“君士坦丁和罗马诺斯，忠诚于基督，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名字）印度最高贵的君主，我们亲爱的朋友。”

从印度进口香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41]但直到7世纪，结盟空间仍然很大，因为萨珊波斯帝国也威胁到印度的古普塔（Gupta）统治者。

因为拜占庭人和古普塔人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可以有利地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也就是西端帕米尔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交汇的地区，是从中亚经陆路前往印度的一个不可能越过的障碍，但船只习惯于从拜占庭的埃及地区驶向印度港口，顺便将印度故事带向全世界。从尚存的摘要来看，尼多斯（Cnidus）（在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处于鼎盛）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撰写的《印度记》（Indika）充满了传奇故事，但是梅格斯奈斯（Megasthenes，公元前350～前290年）写就的《印度记》则包含了较准确的信息，包括对种姓差别的描述，他是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孔雀王朝（Maurya）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塞鲁克斯一世（Seleucus Ⅰ）的使者。公元2世纪，一位匿名者所著的拉丁文名称为《红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的文献中包含详细的贸易信息，6世纪的印度旅行者（Cosmas Indicopleuste）——一位成为僧侣的长途商人——在其所写的《基督教地志》（Christian Topography）中，描述了他在塔普萘（Taprobane，现在的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与泽马乔斯（Zemarchos）需要历时3年才能在位于阿尔泰山脉的突厥汗国间进行的往返相比，使节从水路往返意大利的通道更为安全，更舒适，而且更快。

这个潜在的联盟从来没有被建立起来。考虑到地理上的障碍，联合武装力量进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即使后勤经过了改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也只不过是在马来西亚槟城（Penang，Malaya）短暂地共同部署过潜艇联合部队罢了。协调一致的进攻本来是可能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有这样的意愿。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最接近“印度高级君主”的是以古吉拉特（Gujrat）为中心的查夫达（Chavda）王朝的统治者，最后一位是萨曼辛赫·查夫达（Samantsinh Chavda），他的养子穆拉杰（Mulraj）在942年推翻他的统治并且创立了另一个同名王朝。

至于中国拓跋氏（Taugast）统治下的北魏，拜占庭人对那里的突厥列强所知甚少。总的来说，中国被认为是丝绸的原始来源地——而丝绸对于宫廷、高级官员和高级牧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丝绸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原因是把控中亚丝绸之路的各个站点经常会导致族群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两侧丝绸之路城市中的索格底人是如何通过促成与拜占庭的联盟来应对突厥汗国的到来的。此外，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人仍被迫通过萨珊波斯帝国进口丝绸，以增加其黄金财税收入。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讲述了“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在查士丁尼皇帝（527～565）面前叙述的故事，而那些僧人所言则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说丝绸是在印度北部的塞林达（Serinda）由蠕虫（实际上是蚕）制造的，喂以桑叶，并提出要走私它们的虫卵——他们的动机是不让萨珊波斯人获得丝绸交易的丰厚利润。[42]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内部的真丝生产的确是在查士丁尼时期开始的，但没有结束进口，因为中国丝绸的质量和多样性是无法比拟的。1953年，中国山西省隋代墓穴中发掘出一枚贾斯汀二世时期的索里迪金币，随着“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考古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拜占庭钱币被发现。[43]

中国人和拜占庭人经常面临同样的威胁，因为包括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在他们之间的所有范围内活跃着——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王朝的历代记载中可以了解到突厥人的早期历史。[44]但是，即使是建立最松散的战略协调，在后勤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外交将是一种空洞的礼貌交流。这不能引起拜占庭人的兴趣；相比于无意义的礼节，他们明显倾向于具有目的性的外交。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Kublai或 Khubilai）汗（Qan，Khan），确实派出了两名基督教派（Nestorian）的使者，他们最终获得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年在位）的接见。两个与安德罗尼科斯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妹嫁给了成吉思汗的曾孙，因此他收到了北京（当时的元大都——编者注）的姻亲寄来的信件。

双方的另一次交流也没有实质性战略内容，而是为了自身利益：1372年，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洪武帝宣布与拜占庭皇帝合作。如果知道当时约翰五世（John Ⅴ Palaiologos，1341～1376年在位）的领地已经缩小到只有一个萎缩而贫穷的君士坦丁堡和几个残余的岛屿和半岛，而皇帝本人在威尼斯讨伐者的监狱里遭受三重羞辱，在试图从西方寻求帮助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儿子安德罗尼科斯四世（Andronikos Ⅳ Palaiologos）篡夺皇位，不得不屈从于帮他东山再起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Ottoman Sultan Murad Ⅰ）的话，洪武皇帝就不会费心这么做了。——事实上，这一切似乎即将结束，但是帝国直到80年后的1453年才寿终正寝，这既是由于帝国运气尚佳，也是因为残存治国之道的影响。

洪武帝（用旧的威妥玛拼音是Hung-woo T’i）名叫朱元璋，曾是贫农，寺院仆人，也是反叛分子。通告中的内容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迫尽可能广泛地宣布其与帝国的合作。他把自己描绘成元朝统治者蒙古人忽必烈之后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并试图通过呼吁似乎更为现代的民族情绪来为他的大明王朝寻求合法性：

自从……元（蒙古）王朝从（戈壁）沙漠中崛起，入主中国统治了一百多年后，上苍已经厌倦了他们的恶政和放荡，也想将他们毁灭……（中国）十八年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当这个国家开始觉醒时，我们作为淮河以西的普通农民，萌发了爱国救民思想。然后，我们进行了14年的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在帝国建立了和平，并恢复了（中国）的旧疆界。我们已经派出使节前往所有外邦……除了你们拂菻（罗马，拜占庭），因与我们相隔西海，至今你们还没有收到宣告。我们现在派你们的本国人捏古伦（Nieh-ku-lun）把这份宣言交给你们。虽然我们在智慧上无法与古代的统治者相提并论，他们的美德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承认，但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希望维持四海和平的意图。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发布了这份宣告。[45][46]

顺便提一句，信使捏古伦（Nieh-ku-lun）可能是方济会的尼哥拉乌斯·德本特拉（Nicolausde Bentra），也是拉丁化而被称为堪巴禄克（Cambaluc）的蒙古可汗的居所、现在被称为“北方之都”的北京的主教。

[1] 浅薄的东方学者和政治宣传家 Edward Said 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做法：e.g.，Francois Hartog，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988）；and 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 （1989）：“它者”也被“发明”，当然是含有偏见的。可参见 Gilbert Dagron，“Ceux d’en face：Les peuples 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p.207-232.

[2]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I，48，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ed.J.Reiske （1829），pp.1：686-692.但此处源于Paul Stephenson的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decer2. html。

[3] Gilbert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Étude sur certain passages du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15 and 46-48，and map on p.357.

[4] 有关10世纪的语境和历史背景，参见Bernardette Martin-Hisard，“Constantinople et les Archontes du Monde Caucasien dans le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48。

[5] C.Toumanoff，“Armenia and Georgia” （1967），pp.593-637.

[6]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

[7] 关于小结，参见Eckhard Muller-Mertens，“The Ottonians as Kings and Emperors” （1999），pp.233-254。

[8] 希伯来语：Kuzari，pl. Kuzarim；Persian，阿拉伯语：Xazar，Qazar；斯拉夫语：Khozar；汉语：Ho-sa，K’o-sa，但突厥（土耳其）语的描述是恒定的=Tujue Kesa. 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pp.233-244；and Golden，Khazar Studies：An Histori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1980）.

[9] Compare Thomas Noonan，“Byzantium and the Khazars：A Special Relationship？” （1992），p.109，but also p.129：“The looming clash between Khaza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never took place.”

[10]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no.315，AM 6117，p.446.

[11] Jie Fei，Jie Zhou，and Yongjian Hou，“Circa A.D.626 Volcanic Eruption，Climatic Cooling，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Turkic Empire” （April 2007）.作者依靠的是刘昫945年编写的《旧唐书》，囊括了唐朝的历史。

[12] R.J.H.Jenkinsetal.，ed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2：Commentary （1962）（之后被称作DAI-Commentary），s.v. “9/I，” pp.20-23. 俄罗斯建立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13] Annales Bertiniani，ca.839，ed. G.Waitz （1883），pp.19-20.参见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1996），pp.29-32.

[14] 在他的1000部书（Bibliotheca 或 Myriobiblon）中，Photios评论并总结了279本书（在线版本正在更新中www.ccel.org/p/pearse/morefathers/photius_ 03bibliotheca.htmNo.34）. 节选自Cyril Mango翻译，The Homilies of Photius，in Deno John 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1984），p.351。

[15] 参见 Andras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1999），from p.319；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58；and the summary in Peter B.Golden，“The Peoples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1990），pp.229-248，文中展示了 famous work of Gyula Németh的著名作品，A honfoglaló magyarság kialakulása （在我父母的图书馆里有这部作品）。

[16] 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p.311.

[17] 就像其他部落被纳入马扎尔族群之中；只有罗马尼亚Székely或Szeklers部落讲的是Magyar，但不是Magyars，因此保留了独特的风俗。

[18] 法国人称匈牙利人为“Hongres”。——译者注

[19]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64.

[20]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1，pp.48-49.

[21]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 pp.49-50.

[22]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p.50.

[23]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p.51.

[2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8，p.57

[25]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5.p.53.

[26]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7]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6，p.53.

[28]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9]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7，p.167；关于背景，参见 DAI-Commentary，s.v. “37，” p.143.

[30] DAI，sec.4，p.51.

[31] 他们被蒙古统治者所吞没；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70。

[32] John F.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p.112-127.

[33] Oèuz 的史诗歌曲仍旧为今天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突厥后裔所熟知。（官方称作“Azeri”）.

[34] Bk.8，V［204-205］，translated by Elizabeth A. Dawes （London，1928），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annacomnena-alexiad08.html.

[35] DAI，sec.31，p.149. 对于这种构想存在怀疑：参见 DAI-Commentary，sec.31/8-9，p.124.

[36] DAI，sec.32，p.153. 但可参见 DAI-Commentary 的解释，p.131.

[37] DAI，sec.30，p.145；DAI-Commentary，sec.30/90-93，pp.120-122.

[38] 参见 Charles R. Bowlus，Franks，Moravians and Magyars：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788-907（1995）。

[39] 英文原文的表述是“所以鲍里斯邀请了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不是附近但傲慢的君士坦丁堡的牧师”，经查证应是作者笔误。——译者注

[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pp.1：310-311.

[41] J.Innes Miller，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 BC to AD 641（1969）.

[42] The Gothic War，bk.8，XVII，1-8，in H.B. Dewing，ed. andtrans.，Procopius （1962-1978），pp.5：227-231.

[43] Lin Yin，“Western Turks and Byzantine Gold Coins Found in China” （July 2003），online at http：//www.transoxiana.org/0106/lin-ying_turks_solidus.html.

[44] 尤其是刘昫945年编写的《旧唐书》。

[45] From Friedrich 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1885），pp.65-67. Edited by J.S. Arkenberg in Paul Halsall’s Internet East Asian History Source Book，http：//www.fordham.edu/halsall/eastasia/1372 mingmanf.html.

[46] 此文本的中文原文出自《太祖实录》卷67。——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