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第九章：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章節重點筆記

• 阿拉伯穆斯林的稱呼與歷史背景 《禮儀之書》稱阿拉伯統治者為「凱里奧斯」（kyrios，貴族），但10世紀阿拉伯半島無領主；古羅馬佩特拉-阿拉伯省的加薩尼王國（基督教貝都因部落）曾助拜占庭防禦薩珊波斯與貝都因人，但被穆斯林征服。 阿拉伯半島在穆罕默德領導下統一，新宗教融合猶太一神教、征服救贖、合法掠奪與異教優越感；權力中心移至外地（如大馬士革、巴格達）。
• 穆罕默德的繼任與早期征服 穆罕默德632年去世，繼任者阿布·巴克爾、歐麥爾、奧斯曼及將領哈立德·本·瓦利德領導阿拉伯穆斯林掠奪拜占庭敘利亞與薩珊美索不達米亞。 征服成功：因拜占庭與薩珊剛結束30年戰爭，雙方衰弱；阿拉伯軍在雅穆克戰役（636年）擊敗拜占庭，佔領敘利亞、埃及、利比亞；薩珊帝國641年亡。
• 聖戰概念與伊斯蘭教義 聖戰非伊斯蘭五大支柱，但為僅次於其的義務（古蘭經命令）；暫時狀態，至全人類穆斯林化結束。 哈瓦利吉派視為基本信條（被邊緣化）；「大聖戰」（內心鬥爭）為蘇菲派非正統解釋；主流穆斯林（如沙特瓦哈比派）禁止與非穆斯林友好；西方大學教的寬容伊斯蘭少見於穆斯林土地（除土耳其拜克塔什派等）。
• 拜占庭的邊境防禦與阿拉伯襲擊 托魯斯山脈為天然邊境，拜占庭設軍事區（themes）防禦；阿拉伯軍夏季突襲（ghazwa），掠奪但不佔領。 阿拉伯內部分裂：什葉派（阿里後裔）、遜尼派（選舉哈里發）；倭馬亞王朝（661-750）首都大馬士革，攻君士坦丁堡（674-678、717-718失敗）；阿拔斯王朝（750起）首都巴格達，較文官化。
• 阿拉伯王朝的分裂與地方勢力 阿拔斯王朝衰落：地方王朝如圖倫王朝（埃及）、哈姆丹王朝（敘利亞）；法蒂瑪王朝（什葉派，909起）佔北非、埃及、敘利亞。 拜占庭反擊：10世紀馬其頓王朝擴張，擊敗哈姆丹王朝（賽義夫·道萊），佔安提阿（969年）；但未永久收復。
• 突厥人的崛起與角色 突厥人源自中亞，伊斯蘭化後成軍事奴隸（ghulam）；阿拔斯王朝用突厥軍取代阿拉伯軍；圖倫王朝創始人圖倫為突厥人。 加茲納王朝（962-1187）源自突厥奴隸，征服伊朗、阿富汗、北印度；塞爾柱王朝（1037起）突厥遊牧者，信遜尼派，擊敗拜占庭於曼齊刻爾特戰役（1071年），開安納托利亞伊斯蘭化。
• 曼齊刻爾特戰役與後果 1071年，羅馬努斯四世敗於阿爾普·阿爾斯蘭；戰役細節：拜占庭軍內部背叛，弓箭戰術失利；導致安納托利亞失守，塞爾柱人建立魯姆蘇丹國。 拜占庭求援西方，引發十字軍（1095起）；十字軍助拜占庭收復領土，但第四次十字軍（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
• 馬木留克與奧斯曼的興起 馬木留克（突厥/切爾克斯奴隸軍）推翻阿尤布王朝，統治埃及/敘利亞；擊敗蒙古（1260年艾因賈魯特戰役）。 奧斯曼人：源自突厥遊牧，14世紀興起，1453年梅赫梅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軍事優勢：耶尼切里軍團、火炮。
• 註釋補充 [1-2] 聖戰定義與五大支柱。 [3-5] 古蘭經命令與伊斯蘭派別（如瓦哈比派）。 [6] 拜占庭-薩珊戰爭與阿拉伯征服。 [7-10] 早期戰役（如雅穆克、卡迪西亞）。 [11-14] 倭馬亞王朝與圍攻君士坦丁堡。 [15-19] 阿拔斯王朝與地方分裂。 [20-24] 法蒂瑪王朝與拜占庭反擊。 [25-29] 突厥軍事奴隸與王朝（如圖倫、加茲納）。 [30-33] 塞爾柱人與曼齊刻爾特戰役。 [34-38] 十字軍與拜占庭衰落。 [39-42] 馬木留克與蒙古戰爭。 [43-46] 奧斯曼征服與軍事優勢。 [47-51] 曼齊刻爾特細節與安納托利亞失守。 [52-55] 突厥弓箭戰術與奧斯曼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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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我们在《礼仪之书》中发现：

致被祝福的阿拉伯的凯里奥斯（kyrios，贵族）。一只金牛。君士坦丁和罗曼诺斯，忠于上帝，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阿拉伯的统治者……（名字）。

但在10世纪，在今天的约旦王国境内，就被称为“无情的阿拉伯”的古罗马佩特拉-阿拉伯省（Arabia Petraea）而言是没有领主的。基督教贝都因人部落组成的加萨尼王国（Ghassanid）很好地帮助帝国保卫了通往黎凡特的沙漠通道，使之免遭萨珊波斯人的侧翼进攻和贝都因人的袭击，但他们已被穆斯林的征服所消灭。此外，他们的统治者应该会被冠以“飞拉哈”（phylarch）——宗族首领——或者更准确的“大飞拉哈”（megaphylarch），而不是凯里奥斯（Kyrios）。

尽管7世纪的时候，半岛在穆罕默德的卓越领导下和其激进新宗教的作用下获得了统一，但阿拉伯半岛也没有领主，新宗教只是将纯粹的犹太一神教、传教士以救赎名义进行的征服、合法化的掠夺和对异教徒的全面优越感杂糅在了一起。自相矛盾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在各个侵略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反而令阿拉伯半岛本身缺少一个权力中心，类似大马士革、巴格达、阿勒颇和福斯塔特（Fustat，现位于开罗）那样的阿拉伯穆斯林权力中心是在半岛之外的。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一年后，在他昔日同伴和自封的继任者阿布·巴克尔（Abu Bakr）、欧麦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āb）、奥斯曼·本·阿凡（Uthmān Ibn Affān）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Khālid ibn al-Walīd）的领导下，他的阿拉伯穆斯林追随者们开始对拜占庭的叙利亚和萨珊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掠夺。这次突袭非常成功，以至于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征服和传教士的远征。

圣战，即对异教徒进行的神圣斗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支柱”（arkan）[1]。[2]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一批极端主义者，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对异教徒的战争确确实实地提升为一项基本信条，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教徒和所有当代圣战分子也是如此——现在他们必须被描述为超级极端分子，因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18世纪极端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它禁止与非穆斯林建立任何友好关系。

虽然这不是所有信徒的绝对义务，但所有正统的穆斯林法学家都会将圣战视为仅次于五大纲领的宗教义务，因为“古兰经”（Qur’an）中有来自真主本人的命令，尤其是在第二部分：193：“与他们（异教徒）战斗，直到毫无异议，完全成为安拉的宗教。”因此，圣战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当所有人都成为穆斯林时，圣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它是穆斯林作为整体的一种义务，尽管不是每个穆斯林都如此，但是极端分子无疑是这样对待它的。[3]这样的日子由“圣战至大”（al-Jihad-al Akbar）组成，即与自己的肉体欲望进行的“伟大斗争”，这样的斗争能够被分解为与异教徒的小圣战[4]。但这是一些苏菲派和自由神职人员的非正统解释，包括大部分苏菲运动人士在内的主流穆斯林大多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国家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温和、人道且宽容的伊斯兰教，但除了为拥有古老且正统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土耳其拜克塔什教派（Bektashi）和前奥斯曼帝国的阿列维教派（Alevis）等少数派信奉外，这种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土地上仍是不为所知，或者说是少见的。[5]

穆罕默德的宗教预言了胜利，而前进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这样的预言在胜利的欢呼中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奇迹般地将巨大且古老、当时来说还十分强大的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击败，这些帝国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东所有值得被统治的肥沃土地。

这两个帝国刚刚结束了他们所有战争中历时最长、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将近30年广泛的相互侵略，破坏了许多城市，摧毁了商业，掏空了国库，耗尽了人力，摧毁了边境的防御和野战部队，使得双方各省的居民憎恨彼此，土地不仅任由敌人掠夺，还在战争前后被残酷地征税。几年的平静可能会使两个帝国恢复实力以抵御阿拉伯突袭者的任何狂热挑战，但事实是两个帝国都遭到了入侵，各自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战败。[6]

在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一个理性的人能够预见，到了646年，罗马帝国会失去已拥有6个世纪的叙利亚、埃及和它们之间的所有土地。当昔日伟大的征服者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军队于636年8月在雅尔穆克（Yarmuk）河上被彻底击败之后，大多数领土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

图6 公元638～740年，穆斯林的攻势

在以前，无论何种信仰都未使阿拉伯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新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他们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7]但是，战斗是根据各自的情况而展开的战术和作战行为，因此交战各方的决策和执行战术的成效则各不相同，而拜占庭指挥官瓦汉（Vahan）和西奥多瑞·特里苏里奥斯（Theodore Trithurios）似乎犯了重大的战术错误。[8]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战术影响着战局，因为在同一年，阿拉伯穆斯林也攻击了波斯萨珊帝国，那时，波斯的势力已经从地中海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63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迪西亚（al-QAdisiyyah），波斯军队也被彻底击败，失去了它的国库和首都城市泰西封。在尼霍万（Nihawand）战役中，号称“众王之王”的国王亚兹格尔德三世（Yazdegerd Ⅲ）亲自指挥战事，试图最后一次保卫波斯腹地，之后，随着抵抗的逐渐衰弱，萨珊波斯帝国最终在651年覆灭。

在过去，阿拉伯穆斯林的征服者们谦逊地视为胜利的东西，即阿拉伯语的“纳斯鲁拉”（Nasr Allah），如今回顾起来，可以被看作更好的，一场对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政治胜利，他们不仅赢得了大片领土，还获得了许多当地居民的认可。

如果入侵者的到来不具备两个非常巨大和直接优势的话，阿拉伯人急躁的进攻可能不过只是短暂的袭击，注定要被本土主义者的抵抗所击退。

阿拉伯穆斯林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大幅减税，因为当时的赋税已变得极其繁重。但另一个举措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歧视性对待所有非穆斯林，另一方面结束了对叙利亚和埃及大多数居民的肆意宗教迫害。

穆斯林的征服和减税

穆斯林的税收可能很低，因为穆斯林统治的成本很低。在麦加和麦地那的财政紧缩时期，穆斯林征服者既没有庞大的官僚和朝臣管理系统，也不像那些年里的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人那样，试图迅速重建遭到破坏的帝国军队。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征税是严厉而具歧视性的，因为只有非穆斯林才必须缴纳其中的大部分税款，但幸运的是，这些税款比存档相对完整的拜占庭税收体系和众所周知的萨珊波斯税率都要低得多。[9]

虽然很多人一直致力于证明罗马帝国因过度征税而“衰落”，但是尚未有人成功。直到7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征税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下一年的帝国支出总额首先被确定，然后再由逐个省份计算开支所需，接着根据耕地-人力体系，即每块大片土地预期的农业产出和可用的人力资源，将帝国支出总额反过来分配给各省登记在册的纳税人，主要是缴纳土地税的人。[10]

这是一项独特且复杂，但行之有效的税收系统，也的确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相比同时期其他帝国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也确实意味着，无论庄稼收成好坏，只要碰到干旱或洪水，遭受破坏性的异族突袭，甚至是完全的入侵，纳税人都必须支付预先计算好的金额。影响尤为巨大的灾害或许能够说服帝国当局降低受灾省份需承受的税收负担，但是正常的收割或者市场浮动就无法获得任何减免了，因为缺少的金额无法得到弥补：公共债务和以有息债券销售的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

人们有时会购买有薪酬的政府职位，将一次性资本偿付换成收益流，这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向公众出售债券，但这并不能广泛实施。因此经常性收支必须按照严格的量入为出方式，由本期税金支付——这在丰年里是负担得起的，但在荒年里却是残酷的，有时，人们甚至不得不选择在收税人到来之前逃离。

从根本上说，拜占庭式的税收制度实在是太有效了。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491～518）以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入侵他国，从506年开始的四年来，他与一向咄咄逼人的萨珊波斯进行了更劳民伤财的全面战争，他还在公共建设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包括大力重建和加固长城，以及建造要塞城市达拉（Dara，靠近土耳其的奥伊乌兹），“（为达拉）建造了一圈坚固的城墙作为其防御工事……重建的不仅包括教堂和其他神圣建筑，还有柱廊和公共澡堂”。[11]

阿纳斯塔西奥斯花费了很多钱，但他却能够废除针对独立商人的税收（Collatio lustralis），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对各式财富进行严格征税的系统，包括建筑、牲畜、工具，以及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奴隶价值，这不包括教师，但包括妓女和娈童。最初是每5年征收一次（lustrum），到了阿纳斯塔西奥斯时代，每4年就以正常税收方式征收一次，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工匠和小商人都很难一次性支付足够的黄金［尽管它的希腊名称是金银税（Chrysargyron），但只有黄金被收税人接受］。被称为《伊德萨、阿米德和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危难时期的历史叙事》（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Period of Distress Which Occurred in Edessa，Amid and All Mesopotamia）的资料，即叙利亚文的《柱顶约书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描述了在伊德萨（Edessa）取消征税时人民的欣喜若狂，该镇的征税估值是140磅黄金，10080索里迪，这对人民显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阿纳斯塔西奥斯皇帝的法令于今年下达，商人无须支付4年一次的黄金，也豁免了缴税义务。这条法令不仅适用于伊德萨，所有罗马境内的城市都是如此……整个城市都欢欣鼓舞，无论地位尊卑，人们都身着白衣，手持点亮的蜡烛和燃烧着的香炉，高唱着赞美诗，万人空巷……感谢上帝，赞美皇帝……喜悦和欢乐的盛宴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所有的工匠们都围坐在一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在教堂的院子里、柱廊里（沐浴和）放松。[12]

尽管阿纳斯塔西奥斯花了很多钱，也取消了很多税收收入，但同时也提高了税收的效率和廉洁程度。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去世时，帝国国库中还剩余320000罗马磅的黄金。[13]在撰写本文时，黄金的价格约为每盎司（一盎司为31.1克）903美元，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留下的财富价值约为3039496257美元，这在当今并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来说黄金是相当值钱的，假如和面包相比的话。

在阿拉伯人入侵的时候，帝国已经没有任何财政盈余了。30年的战争大幅度地增加了帝国的开支，但同时也严重地减少了财政收入，使得国库几近空虚。隐藏的财富储备——比如在危机中能够充公的教会的金银饰品——也被耗尽了。早在公元622年，皇帝赫拉克勒斯就曾“用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烛台和其他器皿，铸造了大量的金银钱币”。[14]其结果是，在帝国从波斯手中夺回被占有多年的叙利亚和埃及后，马上对他们进行征税——这些土地曾被拜占庭人征税，后又被萨珊波斯人入侵和征税，在被帝国重新征税前曾遭反复践踏和掠夺。当帝国正在重建它的力量时，臣民必须上交一定的黄金，否则将面临财产被没收或更糟的情况。但是这数量实在太多了。因此他们反而更欢迎阿拉伯穆斯林和他们带有歧视性的人头税，等等。

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的征税信息少之又少，但肯定有土地税，用塔木德（Talmud）的亚拉姆语称之为“tasqa”，还有人头税，即“karga”。“tasqa”的税款很高，至少对建筑来说是这样，而且是固定的。在犹太口传法律集《巴比伦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的“誓言”（Nedarim）一章中印证了土地税的存在，道德上允许承租人以支付土地税的形式向房屋所有者租房——这暗示着土地税足够抵消租房所产生的全部租金。[15]

至于缺乏灵活性，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税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最佳资料——《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ikh al Rusul wa’l-Muluk）中，有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轶事。此书的作者是著作极有教益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本·贾里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l-Tabari，849～923），这是一部关于伊斯兰地区的世界史，充满了准确的信息和不受年代影响的洞察力。

在解释萨珊波斯帝国的财政制度是如何大幅度改革时，塔巴里谈到了关于农业生产和产量的地籍调查——显然是抄袭拜占庭的做法。[16]这是卡瓦德一世（Kavad Ⅰ）所下的命令，他死于531年。

当他的儿子基斯拉［库斯劳一世阿奴细尔汪（Khusrau Ⅰ Anushirvan，Anushirvan意为“高贵的灵魂”），531～579年，希腊语称为“库斯劳（Chrosoes）”库］成功掌权时，他下令继续执行……并清点枣椰树、橄榄树和人数（所谓工人，即拜占庭的可用人力资源，capitatio）。然后命令他的大臣计算总数，并向人民发出了一份总传票。他命令负责土地税的秘书向人们宣读土地的总税负以及枣椰树、橄榄树和人头的数量……然后基斯拉对他们说……“我们规定，税款应每年分三期缴纳。这样，我们的国库里就会存有大量的钱，这样，一旦在我们脆弱的边境线上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或任何其他不测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使用金钱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既然我们不希望在紧急情况下征收新税，我们就应该把钱储存在这里，随时可用。你对我们设想和商定的程序有什么看法？”

很明显，库斯劳一世为他的创新感到自豪，而这其实是他父亲的设计，而且从根本上说是罗马和拜占庭耕地-人力体系（jugation-capitatio）的复制。然而，虽然身处君主专制的统治下，聚集起的民众仍是明智的：

在场的人……一个字也没说。基斯拉（Kisra）重复三次询问是否有意见。有一个人从群众中站起来，对基斯拉说：“王啊——愿神赐你长命百岁！你正在转瞬即逝的地基上为土地税建立永久的基础：难道这不是一棵将会死去的葡萄藤，一片可能枯萎的玉米地，一汪因被切断供应而将干涸的泉水或一个将遭受同样命运的地下水渠吗？”

他触到“地雷”了。

基斯拉回答说：“哦，制造麻烦且不祥的家伙，你来自哪个阶级？”那人说：“我是大臣之一。”基斯拉下了命令，“用贮墨筒将他打死”。因此，众人尤其是大臣们，都企图通过用贮墨筒打他，从而将自身与这个人的观点和言论切割开来，以取悦基斯拉，最后他就这样死掉了。

当时大家都知道基斯拉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人们说：“王啊，我们完全同意你向我们征收的土地税。”[17]

所有国家的物质力量最终都来自从人民那里榨取税收的能力，无论是因为人民习惯性的服从还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库斯劳的制度是新的，所以不能靠习惯性的服从来维持。但他在战争中很幸运，因此他的战利品收入降低了他对税收的需求——这些税收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得到了缓和。如果收税人要求的金额超过库斯劳政府评估原件中规定的金额，纳税人可以根据所持有的副本要求行政法官进行干预。因为只对小麦、大麦、水稻、葡萄、三叶草、枣椰树和橄榄树等指定作物征税，所以人们至少可以从免税的农场动物和蔬菜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费。至于人头税（capitatio）（20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无须缴纳），则从4迪拉姆（dirhams）增加至12迪拉姆，相当于价值3.4克黄金的德拉克马（drachma）[18]，低于劳动者的周工资。

事实上，这一制度在原则上是如此温和，以至于征服者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哈里发（Umar ibn al-Khattāb）在没有遇到已知抵抗的情况下，便实现了对未开垦的土地增加税收，可能是因为他也“免除了民众对生存物资的纳税义务”。但是，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这一代人中，库斯劳二世（Khusrau Ⅱ，591～628年在位）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撑大规模战争。只有恐怖统治，才能使他在战争年代从人力日益枯竭的领土上得到所需的一切。在边界另一侧的拜占庭也是如此。

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征服

穆斯林统治的第二个优势是，它的宗教歧视比拜占庭的宗教迫害要好。在之前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土地上，拒绝皈依的异教徒将被杀死，这样的人是少数，因为自从被认定非法以来，这些人就隐藏得很好。相反，《古兰经》中确定的“书卷之民[19]”包括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及后来出于人民的绝对需要而添加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上述信徒都被允许列入“保护协定”，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部下而生活，即“协定之民”（ahl-al-dhimma）。

所有“受保护人”（dhimmis）免服兵役，但必须缴纳吉兹亚（jizya），即非穆斯林人头税，而且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古兰经》明确指出：“与那些不相信真主或末日，还有那些执着于被真主和他的信使所禁止的事物或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代表真理的信仰的人战斗，（即使他们是）书卷之民，直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支付吉兹亚，并感到自己被征服为止。”[20]程序因人而异，也可能是松散的。但对于那些认为只有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获得救赎的人来说，他们在感化“受保护人”方面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杰出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施古兰经（sura）（9.29）章的规定：抓住纳税的不信教者的胡须，并击打其双颊，以表恩惠。[21]

起初，穆斯林的歧视性规定基本上是从早期拜占庭针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法律中复制过来的。直到后来，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时运不济，权力和荣耀被莫名其妙地给了异教徒，这引起了伊斯兰教的信誉危机，并激怒了其信徒。因此法学家和地方政府争相发明新的限制和羞辱手段；什叶派成为先锋，被羞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开心的，尤其是在羞辱过程中。［后现代之后的阿亚图拉赛德·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Grand Ayatollah Seyye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甚至恢复了对“不干净”的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纯洁”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被禁止接触供穆斯林消费的食品或饮料。］

但是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由于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大部分都驻扎在军营里，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此外，穆斯林在宗教歧视上具有“非歧视性”的巨大优势——无论好坏，所有类别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这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拜占庭领土上的居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尤其是大多数基督徒本身，即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派。

他们曾受到拜占庭政府的严厉迫害，强迫他们接受现在仍然得到大多数基督教教派支持的，由351年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提出的基督论，即神性和人性在基督的单一本质中共存。但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多数本土基督徒一直是一性论者，坚持科普特教会（Coptic）和叙利亚东正教的神人合一教义。只有讲希腊语的少数精英是迦克墩信徒（Chalcedonian），免遭拜占庭当局的迫害。[22]

这是对帝国凝聚力的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打击。在基督“一性论”信者所著的被称为《泰勒-马赫雷的伪狄奥尼修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一书中，作者列出了那些被“赶出他们的视线”的主教的名字，总共有54个；而对于更伟大的塞维鲁（Severus）来说，即使他是安提俄克的宗族长，也不得不离开他的岗位。接着，作者将新就任安提俄克宗族长的迦克墩长老描述为“犹太人保罗……是毁灭的工具，他被选中并送到这里——保罗（也）被称为尤提切斯（Eutyches），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他是犹太人……是他宣读了卑劣的迦克墩会议（教义）”。[23]在迦克墩僧侣和非迦克墩僧侣的丑闻中，他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相互伤害并相互杀戮。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每当拜占庭政府试图没收教堂和宗法设施，驱逐或逮捕广受民众支持的一性论高级教士时，就会爆发血腥的骚乱，从叙利亚的安提俄克到埃及的亚历山大，而萨珊波斯军队和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正是在那里入侵了帝国。

教义上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双方对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对一性论教徒来说，敌人是迦克墩信徒，而不是阿拉伯穆斯林。由一性论教徒所著的《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The Chronicle of 1234）记述了皇帝赫拉克勒斯的兄弟西奥多里克是如何在叙利亚向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开战的：

当他们到达阿尔-尤西亚村（al-jusiya）时，西奥多里克拜访了一位赞同他的修道者（一位非常有名的隐士）：那人是一个迦克墩信徒。在他们之间的长谈结束后，修道者对西奥多里克说：“胜利归来是不够的，你还应该消灭塞维鲁（被驱逐出安提俄克的一个宗族长）的追随者，并以酷刑折磨他们。”西奥多里克回答说：“在您提议之前，我已经决定要消灭塞维鲁等人了。”然后，作者兴奋地叙述了拜占庭人被阿拉伯穆斯林打败的过程。[24]

赫拉克勒斯试图在极端情况下，以一个简洁的基督式的妥协来团结他的臣民，或者至少允许他的宗族长瑟吉厄斯一世（Sergius Ⅰ）在638年的《续论》（Ekthesis）中这么做。它宣布了基督一志论（“一个意志”）学说，即基督具有两种本性，人性和神性，但在单一意志下，其目的性得到完美融合。[25]这是皇帝第一次尝试对教义进行改进，“单一精神主义（monoenergism）”，其伟大的美德在于基督的“单一精神”没有被定义，从而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

起初，罗马教皇霍里奥斯一世（Honorius Ⅰ，610～638年在位）欣然接受了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但它最重要的目标受众，即“一性论”信众，却拒绝了：他们闪米特人（Semitic）的“一神论”立场不会因希腊人的诡辩所软化。[26]与此同时，坚定的迦克墩信徒坚决反对任何妥协；在他们的坚持下，在公元680年的第六次基督教主教特别会议上，“基督一志论”被谴责为异端邪说。

到那时，几乎所有的“一性论”信众都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根据当时埃及尼基乌（Nikiu）的“一性论”主教约翰的说辞，穆斯林的征服是对迫害他的信仰的神圣惩罚，是对受迫害者的救济：

（拜占庭的）军队和军官……放弃了亚历山大城。于是，穆斯林首领埃米尔（’Amr）不费吹灰之力就入主亚历山大。居民都恭敬地接待他，因为他们正处于极大的苦难之中。

在从罗马人的统治中逃出来13年之后，埃及人的“一性论”宗族长亚巴·本雅明（Abba Benjamin）回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去了教堂，视察了他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说：“罗马人败走和穆斯林的胜利，是源于赫拉克利斯皇帝的邪恶和他通过迦克墩派的宗族长赛勒斯（Cyrus）对东正教徒的迫害。”这就是罗马人灭亡和埃及被穆斯林征服的原因。[27]

对于犹太人来说，事情就简单多了。他们仍旧大量聚居在他们的家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取材于关于拉比教义辩论手稿的《巴比伦塔木德》得以成册，这场辩论在位于蓬贝迪塔［Pumbedita，今伊拉克的费卢杰（al-Fallujah）］的苏拉（Sura）、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Nusaybin）］和马霍萨［Mahoza，今巴格达附近的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的阿拉姆语名称］的学校之间展开。

穆罕默德通过抢劫麦地那北部的犹太绿洲，从而使他的追随者们富裕壮大起来。他还将犹太人的巴努·纳迪尔（Banu Nadir）铁匠部落驱逐出麦地那。尽管穆罕默德已经给予犹太人最大的赞美，将犹太主义的大部分都融入了新宗教，但是犹太人仍旧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古老信仰进行改造，《古兰经》表达了穆罕默德对此产生的强烈愤恨。[28]

尽管如此，犹太人仍然欢迎阿拉伯人的征服，就像基督教徒中占多数的“一性论”信徒一样，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在阿拉伯人的规定之下，与包括先前享有特权的“国王的基督徒”，即迦克墩信徒在内的其他“协定之民”一样，犹太人享有有限但稳定的权利。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拜占庭皇帝定期颁布越来越严格的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赫拉克勒斯尤为突出，他似乎是按照当代的“雅各布最近受洗”的方式要求强制皈依。[29]这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犹太人在614年萨珊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时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最重大的战争灾难之一。长期以来，萨珊王朝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复兴也引发了对异教徒的迫害。早在库斯劳的前任霍尔姆齐德四世（Hormizd Ⅳ，579～590）的统治下，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被迫逃离，其中包括蓬贝迪塔的整个塔木德学派（Talmudic school）——这是根据拉比·谢拉（Rabbi Sherira）撰写的《拉比·谢拉的书信》（iggeret Rav Sherira Gaon“the epistle of Rabbi Sherira”）所得出的结论，他是三个世纪后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Gaon）。[30]

面对同样都不容纳异教徒的库斯劳二世和拜占庭，除非消息非常不灵通，否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太可能冒很大的风险来帮助库斯劳二世取代拜占庭。但是，在混乱和道德败坏的时代，任何对犹太人的诋毁都很容易令人相信——包括添油加醋甚至是丑化，在这种情况下，安条克·斯特拉戈斯作为自称的见证者，留下了些文字，他是如今仍然存在的圣萨巴修道院［Mar （saint） Saba］的僧侣。但是这些文字的希腊语原始片段仅以旧格鲁吉亚语译本或者阿拉伯文译本流传下来：

邪恶的犹太人，他们是真理的敌人和基督的仇恨者……（当城市沦陷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憎恨基督徒……在波斯人的眼中，他们非常重要，因为波斯人是基督徒的背叛者……自古时候起，他们用银子从犹太人那里“买”来了上帝，所以他们也从马米拉（Mamilla）水库中赎出了被囚禁的基督徒……犹太人给波斯人银子，买了一个基督徒，把他像绵羊一样杀掉。然而，基督徒们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正在为基督献身。当百姓们被带往波斯，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亲手拆除并烧毁这些仍旧屹立的神圣教堂。[31]

犹太人将基督徒赎出并杀害是为了得到快乐，这听起来更像是恶毒的幻想；虽然憎恨犹太人，但是安条克·斯特拉戈斯（Antiochus Stratgos）并不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因他们纯粹的坚守而犹豫的牧师——教会本身允许将犹太教排除在所有其他不合法的非基督教宗教之外。早在公元614年之前，帝国内所有已知的非基督徒要么被迫皈依基督教，要么干脆被屠杀。只有犹太人被允许以非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即使生活条件很差甚至是处于危险之中。

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一系列立法对改变信仰的宗教和表达（“嘲笑”）以及残疾公民都施加了宗教限制。最重要的是，418年3月10日的一项法律［《狄奧多西法典》的第16章第8节第24条］禁止犹太人进入帝国从政——这是一项巨大的权利剥夺，因为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能够望其项背：

从今以后，那些活在犹太迷信中的人都不能入职国家行政体系……因此，所有宣誓为国家服务的人，无论是初级管理人员（agentes in rebus）还是宫廷会计师（Palatini），都可能在法定期限内被终止职务，忍受这种行为而不是鼓励它，现在我们所希望的针对一部分的缓和行为在未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对于那些有着这个国家所认为的邪恶行径，但是被证明已经进入军队服役的人来说，我们依照法令，毫不犹豫地收回他们的腰带（“cingulum”，军队腰带，即罗马士兵的象征），而且他们将不会因以前的功绩而得到任何帮助或保护。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的犹太人作为倡导者的自由，我们允许他们享有教廷礼仪的光荣（强制的市政职责），这是伴随出生就拥有的特权和家庭荣耀。既然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满意，他们就不应将国家服务部门的禁令视为耻辱的标志。[32]

这也许是无意的讽刺，因为拜占庭军队中的十夫长（decurion）一职花费巨大且没有任何补偿。尽管如此，直到第6世纪，法律仍然保护犹太人免受暴力——包括由牧师煽动、针对暴增的“天堂敬畏者”（caelicolae）的暴民行动，这些人在没有正式皈依犹太教的情况下参加犹太仪式。420年8月6日的一项法律被《狄奧多西法典》纳入第16章第8节第21条，并成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第1章第9节的第1条：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犹太身份而被毁灭，即使是罪犯……不可随意焚烧，也不可无故不正当地毁坏犹太会堂和住处。

但是犹太人被警告说他们必须保持谦逊：

但是，正如我们希望通过这条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做出规定一样，我们发出警告，以免犹太人变得傲慢，或是为自己的安全处境而得意扬扬（ne iudaei forsitan insolescant elatique sui securitate），进而做出损毁基督教偶像尊严的轻率行为。[33]

在那个年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处于平均水平：比以前更糟，但是也比未来要好。438年1月31日，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丁尼安三世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可能是由耶路撒冷的僧侣们煽动所致，法律规定“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异教徒和异端者”被排除在包括市政机构在内的所有行政体系以外——除了那些被强迫使用自己的钱来履行职责的官员们（curiales）。该法律还禁止建造新的犹太教堂，并规定任何使其他人皈依犹太教的犹太人都将被处死，他的财产也将被没收。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527年到553年新颁布的11个主要法律增加了更多对公民的法律限制，并规定了更严厉的惩罚，同时为皈依基督教提供了动机——任何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后裔都具有完整的继承权。[34]总而言之，犹太人被允许生活下去，而其他所有非基督徒都被消灭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对拜占庭效忠：当阿拉伯穆斯林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拉比·艾萨克（Rabbi Isaac）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征服者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他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h）的丈夫，也是伊斯兰的第四任哈里发。

哈里发和君士坦丁堡

由于无法承担穆罕默德的先知角色，其继任者阿布·巴克尔、欧麦尔·伊本·哈塔卜（Abu Bakr，Úmar ibn al-Khattāb）和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Affān）为非世袭、由议会选举产生的领袖设计了一个头衔，即哈里发（Khalifa，英文为caliph），意为替代者或副手。穆罕默德的领袖魅力已经驯服了阿拉伯的部落，但他们只效忠于他个人，而不是他领导下的宗教运动，因此在他死后，部落主义再次出现，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政府。

第一任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 as-Siddīq，632～634年在位）不得不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推行他的政策。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Úmar ibn al-Khattāb，634～644年在位）遭到穆罕默德家族党羽的反对，尽管他后来被一名波斯奴隶无缘无故地暗杀。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Áffān，644～656年在位）的统治下，《古兰经》成稿。他面临着暴乱和叛乱，最后在麦地那自己的房子里被胜利的叛军杀害。第四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656～661年在位），他被叙利亚的战争领袖、倭马亚王朝的创始人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Mu‘āwīyah ibn‘Abī Sufyān）击败，不过，是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极端分子暗杀了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就像现代圣战分子一样，哈瓦利吉派要求对所有非穆斯林进行永无止境的战争，谴责所有离经叛教者，反对所有的世袭君主）。

鉴于大多数继任者都被谴责为暴君，赞扬这四个“英明”哈里发（al-Khulafa’ ur-Rashidun）的现代穆斯林无视这一机制本身的极度不稳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是以持续折磨异教徒来庆祝辉煌胜利的。当然，纷争甚至内战都难以减缓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势头。他们继续向西穿过北非，在690年践踏过拜占庭的阿非利加（以现代突尼斯为中心），在711年到达西班牙；他们向北，经由东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横穿高加索地区，直至遇到了来自哈扎尔人的顽强抵抗；他们一路向东横穿阿富汗，在664年到达信德省（Sindh），该省位于历史悠久的印度西部边缘。

《古兰经》对法老和国王都怀有敌意，其倡导的信徒平等精神威胁着世袭继承制度。但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30年里，第五任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安排了他的儿子耶齐德一世（Yazid Ⅰ）继承王位，从而开启了倭马亚王朝。这被许多逊尼派法学家和所有什叶派法学家谴责。什叶派的全称为“阿里的党派”（Shi’at Ali’即英文的“the party of Ali”），因此按照什叶派的说法，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656～661年在位）才应该是合法的世袭继承人。

正是之前打败阿里的穆阿威亚的儿子耶齐德一世率领的军队，在680年的穆哈兰姆月（Muharram）里杀死了阿里的儿子侯赛因（Hussein）。这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自那以后，什叶派一直为此哀悼，每年伊斯兰教历元月的第十天是阿舒拉节，人们在这一天都会含泪歌唱、流血自残以示纪念。（他们削下婴儿的头皮，以流血的额头显示他们家族极度的虔诚，逊尼派对此尤为谴责。）

随着穆阿威亚的哈里发地位受到强烈质疑，他只有进一步对外征服，用获得的战利品来缓和国内的反对浪潮，并且证明他持续受到真主恩宠。萨珊波斯帝国已经被摧毁了，拜占庭帝国虽然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仍然屹立不倒，因此对拜占庭的最终征服是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的侵略早已渗透到安纳托利亚，正通过更大规模、更深入的袭击，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击做好准备。到674年，阿拉伯入侵者甚至到达了安纳托利亚的最西边，而在叙利亚的港口城市，许多水手已经被他们转宗为穆斯林或者被简单地雇用。

在他们的帮助下，穆阿威亚的军队通过陆路和海路突进君士坦丁堡。但既没有持续的围攻，也没有对城市的有效封锁，而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通过陆路和从海上进行的袭击，直到678年。他们的势头似乎不可抗拒，但是5年零星战斗的结局是穆斯林在战略重要性上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一连串征服的首次暂停。[35]

到西奥芬尼斯于818年去世前，阿拉伯穆斯林仍然是帝国的危险敌人，边境地区时常发生战争，但他们在717年第二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的溃败让他们的威胁性似乎没有布勒加尔人那么大。这在西奥芬尼斯关于第一次进攻的描述中有所反映（自创世以来的第6165年）：

图7 公元668年，斯拉夫人、伦巴底人和穆斯林入侵之后的帝国

今年，上帝的敌人们扬帆起航，停泊在色雷斯地区……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交战……进攻和防守。敌人的进攻从4月持续到9月。然后，他们返回已经攻下的安纳托利亚密细亚的基齐库斯（Kyzikos），并在那里过冬。春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出发，在海上对基督子民们发动战争。战事就这样持续了7年，上帝和圣母的庇佑使他羞愧，加之伤亡惨重，他们带着沉重且悲伤的心情返回。但这支舰队（将被上帝击沉）出海时，碰上了一场寒冷的暴风雨……它被撞成碎片，彻底毁灭。[36]

在此之前，拜占庭海军第一次使用虹吸管在海上作战，这种虹吸喷出的是“液体火”（hugron pur），即“希腊之火”，这在第十三章会有更多叙述。

战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结果可以由战术层面决定，也可以取决于行动层面，例如偶然事件（如大风暴）。但在这场战斗里，狄奥多西城墙，阿曼努斯（Amanus，Nur）守护城墙的卫戍部队，还有高级海军成为决定因素。紧接着，一场风暴使阿拉伯穆斯林雇用的船只四散沉没。即使战争规模巨大，其结果产生的影响在具体的战术或行动上可能也是有限的。但这一次的影响是战略性的。

显然，为了拿下君士坦丁堡这一最终目标，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调动了所有的战斗部队和所有他能在黎凡特港口招募的船只，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阿拉伯人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被击溃。马尔特人（Mardaites）自称是当今好斗的罗马天主教分支马龙派（Maronites）教徒的祖先（身份有争议），他们占领了从安提俄克和黎巴嫩山向内陆延伸的阿曼努斯（努尔）山脉，吸引了众多奴隶和逃亡者。

因此，在西里西亚与拜占庭人作战的阿拉伯圣战分子腹背受敌。在创世以来的第6169年，西奥芬尼斯描述了战争的影响：穆阿威亚不得不像拜占庭人所理解的那样为和平而请求谈判（“书面和平条约”），尽管它只是一份赫德纳（hudna），即一份伊斯兰式的休战协议，因此有时间限制。

赢家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换取30年的停战，穆阿威亚同意每年进贡3000块黄金，50匹纯种马，以及交换50名囚犯。

西里西亚在遥远的西方，但双方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西帝国的居民，即阿瓦尔可汗、国王、酋长、卡斯加迪［castaldi或者gastaldi，即伦巴底（Lombard）的酋长］……和西方的王子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向皇帝派遣使者和赠送礼物，祈求和平与友谊。”[37]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拜占庭的，但是伦巴德人拥有更多的领土，所以拜占庭对看似不可抗拒的阿拉伯穆斯林的胜利所形成的威慑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为当一边与布勒加尔人战斗，一边又需要守卫与阿拉伯毗邻的边界时，拜占庭没有任何庞大的军队可以被派往意大利转威慑为防守。

直到717年，阿拉伯人才开始尝试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第二次进攻，当时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布德·阿尔-马利克（Suleiman bin Abd al-Malik，715～717年在位）因圣战而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支海军远征队，远征队由他的兄弟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 Malik）担任指挥，而他自己则通过陆路向西里西亚推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斯拉马于色雷斯登陆的部队在狄奥多西城墙上遭到后方攻击，并被布勒加尔人击败，而登陆马尔马拉海岸的部队则遭到封锁和饥饿困扰；哈里发本人于717年被杀害，因此无法向马斯拉马提供任何帮助。

图8 公元780年，在与穆斯林及布勒加尔人和解之后

新的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Umar ibn Abd al-Aziz）被认为是虔诚的，无论是著名的倭马亚式优雅还是努力夺取君士坦丁堡，他都毫无兴趣。根据《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记载：

他一成为国王（哈里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拯救被困在罗马帝国中的阿拉伯人民身上。知道无法获得他们的消息，他便任命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并给了他足够的护送队伍，将他派往罗马帝国……这个人想方设法进入了阿拉伯阵营，了解了军队的全部情况；然后，马斯拉马给了他一封充满谎言的信，让他转告欧麦尔：“军队的状况很好，这个城市就要拿下了。”

直到717年的冬天过去了，欧麦尔才再次有可能命令马斯拉马回家，但这意味着要打破海上封锁：“他们乘船出航，罗马人在那里与他们作战，烧毁了他们的许多船只。幸存者在海上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大部分船只都沉没了。”[38]

阿拉伯人失败后开始迫害基督教徒是典型的做法，哈里发欧麦尔将虔信主义与极端主义结合在一起，强制命令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直到10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势力依然强大，在地中海地区不断发动袭击，并时不时地攻击帝国的陆地边界。这让帝国遭受诸多损失，许多城市被夷为村庄；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人数甚至也减至不足5万人，他们生活在被遗弃的房屋中，直到768年才有一条可正常运行的输水渠。[39]到了9世纪，帝国正从早期的领土损失和掠夺中恢复过来，但是阿拉伯的陆上攻击所造成的代价依然高昂，海军的侵略袭击仍在继续。902年8月，位于西西里岛陶尔米纳山（Taormina）的最后一个拜占庭要塞沦陷了；那时，几乎所有的地中海岛屿都被占领或袭击，大大小小的沿海城市也遭到攻击。

904年7月，皈依伊斯兰教的的黎波里的利奥（Leo of Tripoli）发动了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利奥的庞大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之后，佯装要攻击君士坦丁堡，随后却在拜占庭战舰大规模出击前逃离，转而攻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科（Thessalonike）。这座城市没有警惕，防御工事也没有准备好。因此许多居民被杀害，大量的人口被俘沦为奴隶。

圣战动员仍在发挥作用，胜利后可能得到的战利品和奴隶，以及战死后的奢华来世这样的双重诱惑仍然有助于招募许多志愿者，但是，政治上的阿拉伯穆斯林势力由于长期的不团结而遭到致命的破坏。拜占庭帝国的确存在叛乱、起义、篡夺和内战。但是直到1204年，也只有一个帝国，不是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可以肯定的是，甚至在进行跨国扩张之前，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就获得了比拜占庭帝国大得多的领土，在751年与唐朝军队进行塔拉斯河（Talas River）战役时，阿拉伯穆斯林的边界就到达了中国的外缘地区，同时进入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即现在的巴基斯坦。

这种巨大的扩张带来了政治和宗派分裂——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以及紧张的种族关系，首先是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起初，因伊斯兰的征服，历史悠久且迷人的波斯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和风俗习惯受到打压，但后来它们又以波斯伊斯兰教的形式重新出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伊斯兰共和国的狂热倡导者也不再试图阻止纯粹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诺鲁孜火节（Nowruz fire ritual）和其他节日庆典；这也表明，自16世纪以来，波斯穆斯林是坚定的什叶派，而不是逊尼派，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是逊尼派。

拜占庭式的胜利往往建立在穆斯林内部不团结的基础上——这在不知疲倦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巴西尔二世（Basil Ⅱ，死于1025年）所统治的年代达到顶峰，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向四面八方扩张。到那时，原本应该将所有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阿拉伯语为Umma）进行统治的单一哈里发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不同势力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时，对拜占庭最重要的是非正统的哈里发王朝——法蒂玛王朝，名字取自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王朝的创始人阿卜杜拉·艾尔-马哈迪·比拉（Abdullāh al-Mahdī Billah）声称自己是她的后裔。法蒂玛王朝以现在的突尼斯为起点，以埃及为中心，它的最大疆域向西延伸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南到苏丹，向东横穿叙利亚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向西到达阿拉伯西部的麦加和麦地那。

因此，在11世纪和12世纪，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相邻，虽战事频仍，但和平气氛更甚，因为他们在宗教上互相宽容，谨慎治国，以经济扩张和广泛的贸易交往为主。法蒂玛王朝是伊斯玛仪（Ismailis）“七纳”（Sevener）什叶派，他们和所有的什叶派一样，都认为根据朝代继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本应是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他的这条血脉由绝对可靠的伊玛目（阿拉伯语的“领袖”，Imam）所延续，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仍旧秘密或者超然地活着；但与当代伊朗和伊拉克的“十二纳”（Twelver）什叶派不同，他们认为最后一个伊玛目是穆罕默德·艾尔-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他出生于公元868年（仍然活着），伊斯玛仪派对伊玛目的继承只承认至公元765年去世的第6个伊玛目，即死于765年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Ja’far ibn Muhammad），以及他们自己最后且不朽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梅尔（Muhammad ibn Ismail，生于721年）（还有“五纳”什叶派）。

阿拔斯哈里发都是逊尼派，并且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伊玛目。尽管他们的王朝最初是由库拉桑（Khurasan）边疆的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得到了波斯人的支持，从而取代了前倭马亚王朝纯粹的阿拉伯精英。大约在750年被阿拔斯人摧毁后，倭马亚一族由安达卢斯（al-Andalus，意为穆斯林西班牙）的直系后裔以酋长国的方式复活，这至少意味着默认了阿拔斯哈里发国的统治。但是在公元929年，倭马亚哈里发政权宣布在科华多（Cordova）重建，因此，西有位于西班牙的逊尼派哈里发国，东有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法蒂玛王朝在教义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挑战。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时没有自己的力量，不过，由于先后受到波斯复兴派和“五纳”什叶派白益王朝（āl-iBūya），以及后来为阿拔斯王朝重新征服了巴格达并以其名义统治的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的保护和控制，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得到了巩固发展。在此期间，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甚至出现了反扑，尽管以穆斯林为伪装。当卡尔马特派（Qarmatians，阿拉伯文为Qarāmita）作为特殊的波斯版什叶派于899年出现在巴林（Bahrain）时，它挑战了当时统治麦加的法蒂玛王朝，并于928年袭击了麦加，移除了镶在克尔白（Kaaba）东南角的黑石（Black Stone），重新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对火的崇拜，并宣布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Shari’a）。

随着阿拉伯人的衰落，长期以来，波斯人无法将他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教相调和——这是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首位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代却已经到来。

塞尔柱突厥人与帝国的衰落

巴西尔二世于公元1025年逝世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第二次扩张的顶峰。尽管帝国的领土面积比500年前查士丁尼统治下第一次扩张的时候少了一半，但没有散落在危机四伏、3000公里宽的地中海上，基督教更具有凝聚力，除了在意大利东南部的飞地外，它更紧凑的疆界也没有受到新的威胁。至于其他国家，随着保加利亚国的消失，只有温顺的塞尔维亚人，即作为不重要的马扎尔基督徒的新匈牙利王国，在库曼人和钦察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衰弱的佩切涅格人和雅罗斯拉夫一世的基辅罗斯人。基辅罗斯的权力正处于其地理扩张的鼎盛时期，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战略威胁，因为它在敌对与顺从之间摇摆不定——俄国人似乎常常这样：1043年，在一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舰队被拜占庭海军击败并烧毁之后，雅罗斯拉夫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 Monomakhos，1042～1055年在位）的私生女，将其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即未来的基辅王子弗塞沃罗德（Vsevolod）。

至于通常更危险的东部前线，它在1025年的时候就悄无声息了，因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已经无能为力，而其笨拙的保护者、波斯人布威·维齐耶（Buwayhid Viziers）——他采用伊斯兰创立以前的沙罕沙头衔，意为“万王之王”（“Shahanshah”）——愈加受到内部纷争和敌对势力的削弱。

所有情况似乎都很顺利，但拜占庭的战略环境依旧长期不稳定。当巴西尔二世在公元1000年占领了凡湖（Lake Van，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部）东部的亚美尼亚土地时，他不可能知道关于图赫里勒（Toğrül）的任何事。图赫里勒是塞尔柱（Seljuk）的孙子，那时他可能只有7岁，而塞尔柱是突厥乌古斯（Oğuz）部族中第一个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人。但是，正是在这位图赫里勒（1063年9月4日去世）的带领下，塞尔柱（Seljuk，Seljuq或Selçuk）从一个游牧部落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40]他们的成功源于许多因素，但是其中的战术因素不可忽略：作为来自中亚的新人，他们的箭术——一种不易衰败的技能——品质是最高的。[41]在1055年进入巴格达时，图赫里勒分别被阿拔斯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和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授予了苏丹（Sultan，“权力持有者”）的称号，但前者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权威，受到内部纠纷的困扰，法蒂玛王朝则已经拿下麦加和麦地那，伽色尼王朝位于东部，处在衰落中。[42]

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塞尔柱人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支力量，但在30年之内，他们就统治了包括现代伊拉克、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广袤领土。因此，他们对拜占庭造成了战略性威胁，但他们冥冥之中也是拜占庭的盟友，因为他们抵制埃及法蒂玛哈里发王朝的扩张。得益于埃及丰富的税收收入，法蒂玛人拥有一支有效的舰队和有能力的突厥雇佣军。

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塞尔柱王朝都是拜占庭的战略盟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威胁着东部边境地区，从伊拉克北部一直到伊朗西北部，以及当时在拜占庭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随着越来越多饥肠辘辘、失去土地、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部落族人的到来，对边境的骚扰袭击和更深入的侵略变得更加频繁，彻底的入侵正成为确切的威胁。1064年，亚美尼亚重要的大教堂城市和宗教首都阿尼（Ani）被洗劫一空。[43]

塞尔柱人和他们的乌古斯部落，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土库曼人（Turkoman或Turkmen=任何突厥穆斯林）作为新的皈依者，他们都强烈地想要履行圣战的宗教义务，通过入侵哈尔卜疆土（Dar el-Harb），即异教徒的“战争之地”，来扩展穆斯林主导的伊斯兰和平区域（Dar el-Islam）。对于伊斯兰殉教者（Ghazis）——圣战的边界战士——来说，伊斯兰教的责任和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他们可以拥有战利品，可以将俘虏出售或者将其作为自己的奴隶，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真主承诺他们将到达一个装饰华丽、雨水丰沛的天堂（jannah），在那里，与黑眼睛的处女和英俊的男孩一起享受无尽的欢乐。[44]对他们的阿拉伯前辈来说，也曾如此，阿拉伯人向外征服的冲动从7世纪中叶起就开始改变北非、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面貌，但到那时，这种冲动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

图赫里勒对乌古斯和其他土库曼骑兵的洗劫严重影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在他出色的继任者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1063～1072年在位）的领导下，情况更甚。就像之前的贝都因人和库尔德人掠夺者一样，伊斯兰殉教者统治下的土库曼部落充当着塞尔柱扩张主义的先行军——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战斗技能要高得多，就像来自中亚的骑兵一样。

既缺少有组织的边境防御，也没有由巡逻队连接起来的堡垒，只有零星的防御，包括围城、堡垒修道院，以及由当地权贵构建起来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支撑着拜占庭边防军（akritai），边防军大都是亚美尼亚的边境战士，以浪漫天性和歌曲动人而闻名遐迩，他们对本地的防御并不如有力地抵抗边境袭击有效。就这样，3个世纪以来，帝国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边界一直抵抗着阿拉伯人，从黑海的特拉比松地区（Trebizoned）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西里西亚，军事手册《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对此做了解释，下文将进行叙述。但是，对游牧民族来说，反袭击是徒劳的，并不能牵制土库曼人的突袭，任何帝国军队的伏击和追击都无法做到。

只有最为精致的罗马边境经典防御系统才能保护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结合了能望见彼此的坚固瞭望塔，在前线的每一个山谷里都有驻扎着数百个守卫者的堡垒，后方提供支援的大型建筑工事——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绵延数百英里，其建造、驻军或补给的代价都十分高昂。除此之外，罗马人曾在中东和北非的干旱地区采取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手段，那里没有需要保护的覆盖全省的农业，只有大大小小的零星绿洲：轻骑兵部队在边境线外巡逻，侦察掠夺者或直接入侵者的行动，500人或1000人的辅助骑兵、步兵或混合部队驻扎在边境线后方某个深度的要塞里，他们会将掠夺者和入侵者拦截，距离最近的军团和辅助野战编队会增强他们的力量。

即时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首先必须先到达堡垒，然后辅助部队也需要时间来准备战斗；最后才是找到入侵者，与他们展开战斗，或者使之受到惊吓而不敢再次跨越边境。本来掠夺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掠夺和奴役平民，但所有重要的绿洲和村庄也都有自己的防御“点”——要么是城墙，要么是由简单的石屋构成的外圈，这些石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只留下一些狭窄的通道，突袭骑兵无法通过。在游牧民族放牧的干旱边境地区，不存在没有防护的农场或小村庄。牧民通常不允许不设防的农场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生存——在敌人掠夺收成的时候，没有人会有所节制，因为一个劫掠者为了确保明年的收成而留下的那一部分，也会被另一个劫掠者夺取——这是牧区掠夺者版本的“公地悲剧”。

对于那些居住在山谷中、灌溉着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的亚美尼亚农民和牧羊人而言，罗马对于干旱地带的解决方案其实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他们的安全需求也不能被忽视——他们为帝国提供了一些税收，许多新兵，以及所有的兼职前线部队。此外，巡逻和拦截的办法也无法满足基本的军事需求：配备精良的骑兵无法追赶上土库曼人。这些土库曼人大多不戴头盔、盔甲、盾牌、刀剑、狼牙棒或长矛，只使用复合弓和弯刀，或者仅仅是一把匕首——更轻的载荷显然是为了更快地骑行。

经历了与难以捉摸的土库曼骑兵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对抗后，在1071年的夏天，罗马皇帝罗曼诺斯四世集结了一支异常庞大的军队——据考证有4万兵力，以便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45]他的目标是将塞尔柱人从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东北的新据点里驱逐出去，乌古斯部落正是由这些据点发起突袭，并直接侵入帝国的领地。单一区域都无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当然不可能抵抗一支4万人的军队，所以罗曼诺斯四世可以将其逐个击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摧毁土库曼恐怖时期的塞尔柱基础设施。其中的一个据点是曼齐克特（Mantzikert），即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d），位于土耳其远东地区的凡湖以北。它及时地向拜占庭投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美地说明了战略和战术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而且可能会毁掉最好的计划。除了远见和有才能的指挥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防止这种矛盾的发生，因为尽管战略和战术是由完全相同的逻辑所支配的，但作战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受到不同的影响，包括不同人的倾向。

首先，罗曼诺斯在那里保护居民和帝国臣民免受土库曼人的袭击，防止他们丢弃更多的耕地和应税土地——尽管大部分土地已经荒芜。

这是他的战略目标。然而，尽管这4万人的军队本应带着60天的食物行军，但他们自己却沿途掠夺了该地区长期受苦受难的人口，军队中许多或大部分士兵是亚美尼亚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信仰，令皇帝更不满的是，甚至连他的德意志卫兵（Nemitzoi，斯拉夫的“日耳曼人”）也加入这一行列中。据考证，皇帝将他们派走，近身防卫的人就减少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这次4万人军队的远征并没有给帝国纳税人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反而明显地加剧了当地军民对帝国的不满——在凡湖周围生活的大量基督徒，对拜占庭政府没有任何留恋，宁愿温顺地生活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之下。

4万人的军队中也许有一半都是外国雇佣兵——乌古斯人和佩切涅格人的弓箭骑手、诺曼人的重骑兵、瓦兰吉人的卫兵和亚美尼亚人的步兵，而对于这样一支代价高昂的军队来说，唯一合适的目标是发起征服伊朗的战略进攻，但没有消息表明罗曼诺斯曾有过这样的野心。也许4000名优秀士兵就可以实现他狭隘的目标了——当然，除非塞尔柱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愚蠢地选择将他的主要部队集中在那个闭塞的地方，仅仅是为了阻止一次有限的攻击。一旦4万人的军队开始行军，他们就不能被忽视了。当阿尔普·阿斯兰知晓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正在土耳其东北部山脉行进时，他正在准备对法蒂玛王朝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击。

这甚至算不上双方交战的主要战区，他们不仅应该像萨珊波斯人和罗马人那样战斗，而且要为更有价值的领土进行斗争，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部（现在的土耳其西南部），那里有经常被围困的阿米达（Amida）、达拉、伊德萨和尼西比斯。在任何情况下，阿斯兰的战略重点都不是与拜占庭作战，而是与埃及的法蒂玛人作战，因为对于当时巴格达的统治者来说，法蒂玛人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竞争对手。阿拔斯哈里发赋予了阿尔普·阿斯兰在他的领土上统治的权利，所以他作为苏丹王的政治权力可以合法地与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一起延伸。如果法蒂玛人异端的伊斯玛仪信仰被摧毁了，那么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信仰就会再次统治埃及，而他们的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就可以统治那肥沃的土地，享有大量的税收收入。此外，对于一个伊斯兰统治者来说，埃及还有更大的优势：它有大量的基督徒，基督徒需要缴纳人头税，而穆斯林不用。

在这一事件中，阿尔普·阿斯兰在对埃及发起战略进攻时，并没有忽略对拜占庭的反击——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刚皈依伊斯兰教的新王朝攻击其他穆斯林（无论多么异端），而不是反对最高基督教权利以捍卫穆斯林的征服，这将在政治上造成损害。或许有另一种政治损耗的方式使得罗曼诺斯捍卫他的统治：在伊朗附近还有很多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一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不仅振奋了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基督徒，或许还可以赢得新皈依的穆斯林的支持。

一旦阿斯兰放弃了他的埃及计划，让他自己的军队和更多的土库曼追随者开展对抗罗曼诺斯的活动，这就为双方在曼齐克特的意外相遇埋下了伏笔。而罗曼诺斯则认为，他只不过是在做一场巡查行动，因此，他竭尽全力，尽可能地覆盖了许多地方：乌塞尔（Oursel）［又称为卢塞尔·德·巴约勒（Roussel de Bailleul）］指挥的诺尔曼雇佣兵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被派去占领位于凡湖西北岸的奇拉特［Chliat，今土耳其的阿赫拉特（Akhlat）］据点。随后，受亚美尼亚指挥官约瑟夫·塔奇诺特（Joseph Tarchaneiotes）领导的第二武装被派去增援卢塞尔·德·巴约勒，同时，皇帝的德意志卫兵被派往后方。然而另一支由亚美尼亚指挥官尼可佛洛斯·巴西莱克斯（Nikephoros Basilakes）带领的骑兵队，在战斗前两天遭遇了严重战败，他们急躁地追赶着一群仓皇逃窜的骑兵，正是他们导致巴西莱克斯陷入了一场精心准备的伏击。

敌人完全遵循了草原骑射手的标准战术，但是巴西莱克斯却忽略了拜占庭战地手册中明确规定的反伏击说明。400年前，游牧民族的虚假撤退战术在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中得到了正确的分析，有着非常明确的结果：如果他们真的在恐慌中逃离，那么你已经赢得了战斗，并且没有必要去追赶他们；如果他们假装逃跑来引诱你进入埋伏圈，避免追赶也将使你安全。区分敌人这两种逃跑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幸运的是，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无论何种情况，后续措施都是一样的：不要追赶逃跑的游牧民；他们速度更快，所以你无论如何也抓不到他们，相反，他们可能会让你陷入伏击——因此，不要进行任何追击是成立的。显然，巴西莱克斯要么无知，要么过于冲动，或者两者兼有——他最终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个被击败的反叛者。

由于这些原因，当曼齐克特战役于1071年8月26日周五早晨开始时，罗曼诺斯四世身边并没有4万军队，甚至连该数量的一半都没有。在战争开始的那天，当罗曼诺斯四世突然发现阿尔普·阿斯兰已经集结了新生力量去攻击他时，他发现他的大部分力量都在别处，而且无法快速响应。因此，这场失败是注定的，除非有求之不得的战术运气。

但是，罗曼诺斯四世不仅没有从作战错误中进行艰难的战术补救，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战术错误，当然，任何战术部署和行动都可以因战败而被认为是犯了严重错误，就像在胜利时这些因素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一样。[46]

据说这其中有叛国行为。这是对意料之外之失败的常见解释，但在此次战役中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当时政治对手充斥着罗曼诺斯的朝廷，尤其是其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Eudokia Makrembolitissa）前夫的杜卡斯家族（Doukas）。[47]最鲁莽但也可能无法避免的是，罗曼诺斯依靠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Andronikos Doukas）来指挥他的后卫军。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的父亲是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即罗曼诺斯的姐夫，同时也是他最突出的政治对手。[48]

像拜占庭这样精良的军队，面对暴徒的突进或撤退时，其所采用的作战方式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如果战斗顺利展开，特定军力可以分散开而进行协同攻击，如果没有顺利展开，则用于防御。

军事部署根据实际情况而千差万别，但侧翼和后方守卫几乎是必需的——军事手册中坚持认为，即使以削弱主要战斗力为代价，也需要保证此二者。后方卫兵可以被召唤到前方以巩固胜利，如果前线部队迫于敌人的压力而向后撤退时，他们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支援。一旦敌人突破，只有后卫军才能在前线堵住缺口来稳定局势，因为井然有序才能压制突如其来的恐慌。后卫军的另一职能是通过在前线后方展开攻势以拦截敌人的侧翼包抄，这通常是比通过放松前线秩序来拓宽正面战场要好得多的方法。最后，后方卫兵通常使得总司令能够采取二次行动。当前线已经完全被战斗所困住而无法控制时，位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的总司令实际上还可以指挥后卫军。

但是罗曼诺斯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控制这两个梯队的位置上。相反，他扮演的角色是战士而不是将军，他要直接上前线作战。当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一看到这位令人憎恨的皇帝陷入困境并需要帮助时，就直接带领他的部队离开并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参加了罗曼诺斯的废黜仪式，并见证了迈克尔七世的即位，后者是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与第一任丈夫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Ⅹ Doukas）的儿子。

这给拜占庭帝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战略失败，不仅仅因为某些领土遭到分割，或者是损失许多部队——从长远来看，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而对于在1025年被巴西尔二世重新收复的巴尔干半岛的次多瑙河地区、安纳托利亚和希腊来说，显然也不是决定性的。真正的灾难是，安纳托利亚是帝国的核心，而它的大部分领土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曼齐克特，拜占庭的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也许一点也不严重。[49]乌古斯战士的轻骑兵擅长突袭和监视巡逻，但不善于压制全副武装的敌人更别提杀死他们了——这是重型步兵或重型骑兵的任务，起码在当时而言，装备着钉头槌的装甲兵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体冲破敌人的阵线。

塞尔柱人赢得了战场，但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拜占庭军队一开始就缺席，或者因为不忠而已经安全撤退了。但战果是轰动的：负有轻伤的罗曼诺斯四世被俘虏了。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人们掠夺了他奢华的远征军营地和补给车队，而罗曼诺斯四世则被带到了阿斯兰面前。

这不是一次与野蛮人的会面：从图赫里勒建国之日起，塞尔柱人与帝国已经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双方最近的一次对话就发生在战斗的前一天，当时罗曼诺斯轻率地拒绝了提出和解的特使。特使们以远在巴格达的哈里发而非阿斯兰的名义而来，这是典型且聪明的做法，而阿斯兰可能只是和他的主力部队在山的另一边隐匿着。

图9 公元1081年，亚历克西斯一世即位时的帝国

阿尔普·阿斯兰没有羞辱或折磨被俘虏的罗曼诺斯四世，而是在礼貌地与其谈判的同时，向他提供了令人尊敬的款待。显然，阿斯兰知道罗曼诺斯在帝国政府中的敌人——他妻子的杜卡斯亲属们——已不需要他，所以阿斯兰甚至没有试图勒索赎金。一周后，他干脆放了罗曼诺斯并且派遣卫队护送其回家，以换取他个人的承诺，包括支付赎金、割让东安纳托利亚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保持友谊。撇开阿斯兰慷慨的骑士精神不谈，两国由此开始了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穿插友好往来的循环，并持续了两个世纪——阿尔普·阿斯兰重申了他的战略重点不是摧毁拜占庭帝国，而是在穆斯林势力范围内扩大塞尔柱的统治权，以逊尼派伊斯兰教和巴格达哈里发的名义，反对法蒂玛王朝，同时，以塞尔柱的名义对抗逊尼派竞争对手。

这份协议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遵守，因为罗曼诺斯已经被他的继子迈克尔七世废黜了。在随后的内战中，土库曼人的军队和有组织的塞尔柱部队有充分的机会深入安纳托利亚，甚至一路抵达尼西（Nicea）［即现代土耳其的伊兹尼克（Iznik）］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的西齐克斯（Cyzicus），那里距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骑行路程。

那时，帝国甚至有可能走向终结，因为帝国头衔的竞争者们为了获取塞尔柱的支持，抗衡彼此的势力，割让了更多的领地，为弥补帝国日益下降的税收而扩大征税。但是，三股互不相连的力量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拜占庭和塞尔柱之间的力量平衡。

首先，塞尔柱人对法蒂玛的进攻使他们在1071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但在随后的混乱中，尽管还伴随着其他原因，这个圣地因西方朝圣者的进犯，即西欧的十字军运动，而变得不安全了。在曼齐克特战役打响26年后的1097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像土库曼掠夺者或伊斯兰殉教者圣战士一样渴望战争。他们在前往遥远的安提俄克和圣地[50]的途中，将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西部。

其次，拜占庭的内战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游戏，而亚历克西斯一世在罗曼诺斯被罢黜后10年间的长期斗争中获胜，他显然是更有天赋的，也适合重建被摧毁的帝国；他也有时间这样做，因为他在位共37年。[51]

最后，塞尔柱帝国的核心是伊朗，而阿斯兰的首要任务显然是控制邻近的中亚地区——1072年，阿斯兰在现代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奥克斯河（拉丁语“Oxus River”，即阿姆河“Amu Darya”）上被害，距离他在曼齐克特的胜利只过去了一年。此外，塞尔柱人暴露在长期不稳定的大草原上，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撒马尔罕（Samarkand）附近的卡特万大草原（Qatwan steppe）上，塞尔柱的桑贾尔（Sinjar）苏丹于1141年9月9日在与契丹国（Qara Xitay）交战时丧失了一支军队。[52]

因此，就算征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也无法充分享受曼齐克特战役的胜利，甚至需要参与接下来10年的内战。如果塞尔柱人这样做了，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无法长久延续了，因为安纳托利亚是它不可或缺的人口和朝贡基础。尽管在基里吉·阿斯兰一世（Kilij Arslan Ⅰ）——他是亚历克西斯一世绅士风度的受益者，亚历克西斯在没有索要赎金的情况下就把其被俘的家人送回——的带领下，塞尔柱人到达了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地方，但很快他们又被赶回到安纳托利亚中部，在伊科尼姆（Iconium）也就是如今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建立了他们的朝廷，伊科尼姆成为他们建立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ûm，Rûm=罗马帝国=安纳托利亚）的首都，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尽管从1243年起蒙古人的统治就开始了。

图10 公元1143年，约翰二世死后的帝国

曼努艾尔一世是勇猛的，他不屑于宗教，虽然强调独特的多元文化，但是偏袒拉丁人和突厥人下属及其习俗，此外，他在外交和战争上也具有天赋。在不同的时期，他对意大利政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尽管他不得不放弃入侵的企图；他一边与诺曼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和基辅罗斯结成的联盟作战，一边掠夺领土，于1167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姆林（Semlin，今科索沃）击败匈牙利人之后，又在克里米亚重新建立了拜占庭政权。最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拜占庭对安纳托利亚所有沿海平原的控制，将罗姆苏丹国的领土缩减至内陆，并加强了拜占庭对西里西亚和叙利亚西部的控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终结罗姆苏丹国并重建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全境的统治，曼努艾尔一世试图在军区层面发起进攻。通过一系列小规模行动，他已经成功地从罗姆苏丹国手中夺回了领土。但是激烈的战斗回合并没有破坏苏丹和皇帝之间传统的友好个人关系；因此在1162年出现了基利吉·阿斯兰访问君士坦丁堡这一特殊插曲。这既不是官方访问，也不是草率的行为；他富有教养，像东道主一样心胸开阔，他甚至敢于调侃重构一种适用于两种宗教的神学。

君士坦丁堡的臣民对于此次访问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这是）一件伟大而奇妙的事，我知道罗马人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在许多伟大的皇帝中，谁也不甘示弱，然而，一个统治这么多土地和如此多部落的人，竟然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宫廷）里？[53]

盛大的接待仪式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和宴会紧随其后。只有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游行被大主教路易卡·克里索伯吉斯（Louka Chrysoberges）所禁止，他的权威无疑因为恰好遭遇的一场大地震而增强。

在1162年的访问期间，和平协议巩固的仅仅是个人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1176年，协议破裂了，曼努艾尔断然放弃了拜占庭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渐进主义道路，发动了一场深入的渗透攻势，以征服塞尔柱的首都伊科尼姆，即现在的科尼亚。投石机和围攻伊科尼姆的器械被精心准备，据报道，曼努艾尔还配备了3000辆战车的补给，从额外的弓箭到食物，一应俱全。至少有10000名或甚至是20000名轻型、重型步兵和骑兵，其中包括了拜占庭战团重装骑兵（kataphraktoi），他们是用长矛冲锋的装甲骑兵，也可以使用狼牙棒和剑进行近距离作战，以此驱散任何数量的轻骑兵。[54]

深度渗透策略通常是存在风险的：尽管那里的地形复杂——位于佛里基亚山区（the Phrygian mountains）——但是必须迅速穿越以达到突袭的效果，然而狭窄的通道适合塞尔柱人的伏击，却不适合快速推进。在那之后，曼努艾尔的部队将能够在更开阔的地形上展开战斗，直逼伊科尼姆，在离城市更近的地方，拜占庭重骑兵会找到适合他们制造毁灭性冲锋的平坦地面。

无论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进攻太慢，还是塞尔柱人的行动太快，1176年9月17日，两军的相遇并没有发生在伊科尼姆的平原上，而是发生在山上——这座山为这场战役命名，密列奥塞法隆（Myriocephalon）之战，意思是“千山之巅”。

这一地形对拜占庭军队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空间将长长的纵向行军队伍改为宽阔的横向战线部署。此外，塞尔柱人已经到达了齐布利茨山口（Tzibritze Pass），这将是先期战场，他们在两边的斜坡上安置了弓箭手，随时准备向下面的敌人射击，或向较弱的部队发起冲锋。

结果是，塞尔柱人在有限的作战规模上发起了一次完美的伏击，战术上的优势扩大了他们各部分兵力的总和：他们的弓箭手比处于下方的弓箭手更占优势；即使是最强大的拜占庭重型骑兵也受挫了，因为他们不能在斜坡上行进，而身处高地的塞尔柱部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或是抓住机会攻击下方敌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马车供给线，它被彻底摧毁。塞尔柱人已经消除了拜占庭人对他们首都的直接威胁，但仍然缺乏击退曼努艾尔军队的力量。大多数帝国军队得以幸存下来，但其进攻势头已不复存在。

齐布利茨山口的战败并没有直接导致任何重大后果。曼努艾尔并没有像罗曼诺斯四世在1071年遭遇曼齐克特战败后那样被推翻，塞尔柱军队没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十字军也没有在他们的拜占庭庇护人衰弱的时候实施背叛。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帝国已无法重建其军事力量以重新获得主动权。这需要英明皇帝领导下的政治团结，高效的税收管理和卓越的武装力量集结能力。在统治精英内部，实际上在拜占庭政府内部，残酷的派系斗争迫使劣势团体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武装力量寻求帮助，这是一群好斗、饥饿并且掠夺成性的骑士和不幸的朝圣者，他们被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巧妙地操纵，后者成功地在十字军的混乱暴力中为他的城市谋取了实际收益。

图11 公元1282年，迈克尔八世死后的帝国

争夺王位的人召唤外国军队来决定拜占庭的统治者，这绝不是第一次发生。哈扎尔人、布勒加尔人和俄国人都曾担任过这一角色，但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拜占庭人强烈的认同感、坚韧的士气和持久的行政能力使帝国每次都具备惊人的恢复力。但在1204年，外邦人干预的结果是致命的，天主教徒不再承认东正教统治的合法性是原因之一。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恢复了被废黜的安格洛斯家族（Angeloi）的伊萨克二世（Isaac Ⅱ，1185～1195年在位），并承认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克西斯四世（Alexios Ⅳ）为共治皇帝。当心怀不满的朝臣亚历克西斯五世（Alexios Ⅴ Murtzuphlus）推翻他们时，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于1204年4月13日以震怒、掠夺，亲自攻下君士坦丁堡并且任命了天主教皇帝作为回应。东罗马帝国的巨大韧性最终不是败给了中亚的草原异教徒游牧民族或愤怒的伊斯兰圣战分子，而是与之拥有相同罗马传统的竞争者。

拜占庭人必须面对的极端多变的战略环境再次被1204年所发生的事情所印证。当十字军闯入君士坦丁堡，掠夺其积累的宝藏时——部分宝藏如今在威尼斯仍可以看到——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都记得，在他们年轻的皇帝曼努艾尔一世的统治时期，意大利似乎即将被收复，就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收复一样，当时，拜占庭在欧洲的影响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

在此之前，帝国也曾几度濒临毁灭，但复兴得都很快，然而，在1204年的溃败之后，帝国就再也没能真正恢复了。当迈克尔八世在1261年统治君士坦丁堡时，他统治的只是一个希腊王国，而不再是一个帝国。

几年后，尽管他被质疑为圣战分子，但奥斯曼（Osman，拉丁语为“Osmanli”）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军事首领，开始以伊斯兰殉教者的身份，聚集和领导他的追随者：但他允许基督教徒同行。科尼亚的苏丹国一直苟延残喘到1308年，但当奥斯曼于1326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容纳逐渐在其国土上定居的乌古斯人和其他突厥移民，并具备进行重要军事改革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发明了制服、编队、“新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çer，“janissary”）[55]，这是所有现代军队和军乐队的祖先。拜占庭皇帝越来越名不副实，海峡两岸的土地在与地方性王朝斗争中不断缩减，而不断衰减的税收也使得残余领地无力残喘。1402年之前，臣服于被称为“耶尔德勒姆”（“Yildirim”意为“霹雳”）的苏丹王巴叶兹德（Sultan Bayezid）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但就在那时，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蒙古人和突厥人后代的帖木儿（Timur-i-lenk，西方人称之为Tamerlaine）入侵了苏丹王国。1402年7月28日，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摧毁了巴叶兹德的军队。这使得拜占庭皇帝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苟延到1453年，然后在悲壮的英雄主义中战斗至死。

[1] 伊斯兰教有五大纲领，即五大支柱。——译者注

[2] 一共有五个支柱：“先知”（shahada），“有且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每日五次祈祷（salat）；慈善（zakat）；斋月期间的白天斋戒（sawm）；还有麦加朝圣（hajj），麦加朝圣使麦加人与新的宗教相融合，延续了前伊斯兰教对黑石的朝圣。

[3] 在浩瀚的文献中可以看到，Michael Bonner最近的研究，Jihad in Islamic History：Doctrines and Practice （2007），与之相比的是 F.Piacentini的 Il Pensiero Militare nel Mondo Mussulmano （1996），pp.191-221，290-301.

[4] 在《古兰经》中，圣战分为两个层次：大圣战（Jihad Akbar）指的是个人层次也是灵魂层次上同内心的欲望、邪恶、撒旦展开的斗争；小圣战（Jihad Asghar）指的是社会层次，也是战场上同异教徒展开的较量。——译者注

[5] 阿列维人比任何人都更像比克塔什人；他们的什叶派信仰主要是名义上的，而他们独特的做法大多是遵循萨满教的。

[6] 这是传统的观点。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内部分裂致命地破坏着拜占庭的统治；请参见Walter E.Kaegi Jr.，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1992），from p.47.

[7] High Kennedy，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2001），from p.19.

[8] Kaegi，Byzantium，p.119.

[9] 关于拜占庭税收，参见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from p.173。

[10] A.H.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1973），参见简要概述，from p.1：411。

[11] Michael Whitby，tran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2000），bk.III，38，p.183.

[12] 塞琉古王朝的809年（497/498 CE）. Frank R.Trombley and John W.Watt，trans.，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 （2000），no.31，pp.30-31.

[13] Prokopios，Anecdota，bk.XIX，7，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6：229.

[14]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03，AM 6113，p.435.

[15] Folio 46b.Tractate Nedarim，46/b.可从以下网址查看：www.comeand-hear.com/nedarim/nedarim_46.html. Reassured by Maurice Sartre，D’Alexandre à Zénobie：Histoire du Levant antique，IVe siècle avant JésusChristIIIe siècle après Jésus-Christ （2001），我在“The Reforms of Khusro Anushirvan” （1995）中冒险地更多相信Talmudic 的证据，而非Ze’ev Rubin的，from p.232。

[16] 但是对于权威的Ze’ev Rubin来说，这件事是有争议的。Rubin，“Reforms，” p.231。

[17] 在“Mention of the Holders of Power in the Kingdom of Persia after Ardashir b. Babak，” 的副标题“Resumption of the History of Kisra Anusharwan，” 下面sec.960-962。In C.E. Bosworth，The History of al-Tabari （1999），pp.5：256-257.

[18] 德拉克马（drachma）是古希腊的银币名或重量单位。——译者注

[19] “书卷”指的是《圣经》。——译者注

[20] Abdullah Yusuf Ali，translation of Al-Tawba （repentance），Sura 9.29.

[21] “The infldel remains standing... his head bowed and his back bent. The infidel must place money on the scales，while the collector holds him by his beard and strikes him on both cheeks” （Al-Nawawi）；or，“Jews，Christians，and Majians must pay the jizya... on offering up the jizya，the dhimmi must hang his head while the official takes hold of his beard and hits ［the dhimmi］ on the protruberant bone beneath his ear ［i.e.，the mandible］” （AlGhazali）. http：//en.wikipedia.org/wiki/Dhimmi Sect.4.7.1.

[22] 他们被神人合一教派污蔑为“Melkites”——也就是说，作为马尔科·叙利亚皇帝的追随者，特别是马西恩（450～457），他主持了议会。在18世纪，这种侮辱有了另一个名字——希腊迦勒赛丹教会的天主教徒Melkite，他们保留着拜占庭式的礼拜仪式，却效忠于教皇。

[23]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19-21.

[24] Andrew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Chronicles （1993），text no.13，no.53，p.148.

[25] WalterE.KaegiJr.，Heraclius：Emperor of Byzantium （2003），pp.269-271.

[26] 黎巴嫩的马龙派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一神论教会，直到19世纪，随着法国势力的崛起，一个与受法国保护的罗马教皇亲近的迦克墩教派获得重视。

[27] R.H.Charles，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 （1916），chap. CXX，sec.72，and chap. CXXI，sec.1.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htm No.John_of_Nikiu.

[28] 马丁·路德的反应甚至更为强烈，他呼吁在犹太人莫名其妙地拒绝成为路德教徒时将他们焚烧。

[29] Doctrina Jacobi nuper baptizati，ed. and trans. V.V. Déroche （1991），pp.70-218.

[30] Encyclopedia Judaica （1973），s.v. “Pumbedita，” p.13：1383.

[31] Frederick C. Conybeare，“Antiochus Strategos’ Account of the Sack of Jerusalem （614）” （July 1910）. 有关更广泛的背景，参见 Kaegi，Byzantium，from p.220。

[32] Theodosian Code，XVI，18.24.拉丁文文本和译本，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 （1987），no.45，pp.281-282.

[33] Theodosian Code，XVI，18.24.拉丁文文本和译本，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 （1987），no.46，pp.284-285. The text of XVI，8，如今已上线：http：//ancientrome.ru/ius/library/codex/theod/liber16.htm8.

[34] Codex Justinianus，I，5，13，in Linder，The Jews，no.56，from p.356.

[35] 参见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的权威摘要，pp.63-64，和George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1969）的早期评估，pp.123-125.

[36] Theophanes，no.354，pp.493-494.

[37] Theophanes，no.355，p.496.

[38] Palmer，West-Syrian Chronicles，text 13，nos. 161，162，163，pp.217-218.

[39] 关于逆城市化的争论正逐渐地被考古学家所重视；请参考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from p.93.关于君士坦丁堡的论述，参见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之后被称作ODB），p.1：511，col.1。

[40] 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216；Oèuz的Dede Qorqut史诗是当时土耳其最早的文献，对他们的后代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41] 参见Walter Emil Kaegi Jr.，“The Contribution of Archery to the Turkish Conquest of Anatolia” （2007）。

[42] 伊朗最南端的首都和加兹纳最后的堡垒保留了帝国首都的一个特征：除了喀布尔以外，它是阿富汗民族最多元的城镇。

[43] 在亚美尼亚边境的现代土耳其的卡兹省。几个世纪后，库尔德游牧民族的掠夺破坏了这座城市。

[44] Qur’an，Yusuf Ali translation；e.g.，Sura 52 At-Tur：17：“As to the Righteous，they will be in Gardens，and in Happiness.” 18：“Enjoying the （Bliss） which their Lord hath bestowed on them.” 19：（To them will be said：） “Eat and drink ye，with profit and health，because of your （good） deeds.” 20：“They will recline（with ease） on Thrones（of dignity） arranged in ranks；and We shall join them to ［female］ Companions，with beautiful big and lustrous eyes.” 22：“And We shall bestow on them，of fruit and meat，anything they shall desire.” 24：“Round about them will serve，（devoted） to them. Youths ［handsome］ as Pearls well-guarded.”

[45] ODB，p.3：1086，col.1.参见John F.Haldon简要而权威的总结，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114.

[46] 这个作者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一支部队因导航错误而偏离正确路线，撞上了敌人的一个指挥所，然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7] ODB，p.2：739，col.2.

[48] ODB，p.1：658，col.1.

[49]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p.126.

[50] 圣地是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区域，包括约旦河的东岸。“圣地”这个词传统上是“圣经以色列地”以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同义词，如今通常指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西约旦、南黎巴嫩部分地区和西南叙利亚，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均以此处为神圣之地。——译者注

[51] ODB，p.1：63，col.1.

[52]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23.

[53] John 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 Charles M. Brand （1976），bk.V，3，pp.156-157.

[54]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from p.139.

[55] 耶尼切里军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常备军队与苏丹侍卫的统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