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莫里斯皇帝的《战略》

第十一章：莫里斯皇帝的《戰略》　章節重點筆記

• 《戰略》的歷史與影響 莫里斯皇帝的《戰略》（Strategikon）是重要作戰手冊，被後世拜占庭軍事作家模仿、改寫；帝王與指揮官長期使用，但15世紀後歐洲忽略（因希臘語障礙與拜占庭著作被視為墮落）。 1664年首次印刷（阿里努斯版），20世紀前夕重新發現，吸引戰略理論家與實踐者注意其專業性。 與維吉修斯著作對比：後者廣受崇拜，但《戰略》更實用。
• 作者與寫作背景 作者（莫里斯皇帝）謙稱作戰經驗有限，但為稱職軍官；書寫於592-610年，強調實用、非華麗文字。 描繪軍隊結構與經典羅馬模式不同：從步兵轉向騎兵為主，帶來戰略革命、新作戰方法與戰術。
• 語言與術語演變 軍隊語言從拉丁語過渡到希臘語；許多術語仍用拉丁詞以希臘文發音（如dux、comes、tribunus）。 單位名稱混雜：moira（希臘語，1000人）、tagma/arithmetic/bandon（300人）；koursores（散兵）、defensores（防禦者）。 命令詞彙：希臘語與拉丁語並用（如silention、parati），避免誤解。
• 書的整體結構與內容 分12冊：前11冊陸戰，第12冊混合主題（陣型、營地、狩獵）。 強調情報、偵察、心理戰；避免正面戰鬥，追求最小成本勝利；將軍品質：謹慎、公正、經驗豐富（若可能會讀寫）。 軍隊規模：1-2萬人理想（避免補給問題）；大軍易敗，小軍易勝。
• 訓練與組織（第1-3冊） 騎兵訓練：裝備（鐵甲、弓箭、劍、盾）、馬匹護具；強調射箭、標槍、騎術。 組織：師（meros，6000-7000人）、團（moira，2000-3000人）、營（tagma，200-400人）；軍官選拔標準：年輕、活力、紀律。 懲罰：漸進式（批評、鞭打、減俸、降級、處死），避免過嚴。
• 行軍與營地（第4-6冊） 行軍：偵察敵情、路線、水源；防伏擊，設前衛/後衛/側翼。 營地：方形/圓形佈局，設壕溝/柵欄；維持衛生、士氣（音樂、演說）。 補給：士兵攜帶糧食，計算消耗；避免饑餓導致失敗。
• 戰鬥準備與陣型（第7-8冊） 戰前：士兵裝備檢查、演說激勵、偵察敵軍。 陣型：一線/二線/三線佈置；騎兵為主，步兵輔助；強調靈活性、預備隊。 心理戰：隱藏實力、製造恐慌、夜襲。
• 圍攻與渡河（第10冊、第12冊B） 圍攻：避免正面攻城，優先勸降/饑餓；使用攻城器械（弩炮、衝車、梯子）。 渡河：偵察渡口、設橋、掩護部隊；使用皮囊/浮橋；防敵襲擊。
• 敵人分析（第11冊） 詳細敵人：波斯人（重裝騎兵、紀律強）、斯基泰人（突厥/阿瓦爾，弓箭游擊）、斯拉夫人（輕裝、伏擊、渡河弱）。 調整戰術：對波斯用陣型，對斯基泰用追擊，對斯拉夫用突襲。
• 其他主題（第9冊、第12冊） 第9冊：戰鬥當天準備、信號、伏擊。 第12冊：陣型變更、營地佈局、狩獵訓練、渡河戰術、海戰簡述（無細節）。 強調突然性、欺騙、避免無謂戰鬥；情報為關鍵（偵察員、間諜）。
• 《戰略》的創新與遺產 實用導向：詳細命令、裝備清單、醫療、士氣管理。 戰略哲學：戰爭非榮耀，而是必要惡；追求外交/間接勝利。 影響：被後世手冊（如利奧六世《戰術》）抄襲；反映拜占庭軍事轉型。
• 註釋補充 [1] 維吉修斯手稿與印刷歷史。 [2-4] 《戰略》印刷與寫作時間。 [5-10] 語言術語與單位組織。 [11-20] 訓練與裝備細節。 [21-30] 行軍與營地。 [31-40] 戰鬥陣型與心理戰。 [41-50] 圍攻與敵人分析。 [51-60] 渡河與其他戰術。 [61-70] 海戰、狩獵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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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莫里斯皇帝的《战略》

在军事复兴运动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很崇拜韦格蒂乌斯，并且经常引用他的著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最近，由皇帝莫里斯所著的出色的《战略》一书仍然鲜为人知。这是一本重要的作战和军事手册，被后来的拜占庭军事作家们大量地复制、改写和模仿，几个世纪以来，进行战争的帝王和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也大量使用其中的谋略，但是，当15世纪以后欧洲的军事创新者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军事经典著作时，这些手册根本就无法使用了。这本手册存有许多中世纪维吉修斯的手稿，在许多版本的第一版中，文本已经印刷了1487份，既有拉丁文原文，也有翻译本，有些还制作了大量插图。[1]然而，在当时，希腊语对西欧最有学问的学者来说，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

在那之后不久，人们重新发现了这门语言和它的相关著作，但是只有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后来的著作被认为是堕落的，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的著作。因此，直到1664年，以古董和装饰工艺作为掩护，罗马军官阿里努斯（Arrianus）（尽管以希腊文写作，但也因此更有声望）才印制了《战略》的文本。[2]甚至在1664年之后，由于长期被忽视，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这部拜占庭思想的黑色传奇遭到反启蒙运动的宗教虔信者的压制，因此，直到20世纪前夕，《战略》才被重新发现，并最终吸引了战略理论家，甚至是战略实践者的目光，他们能够认识到其中蕴含的专业技能。

作者谦虚地说，他的作战经验有限，但他显然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军官。在序言中，他保证要将其写得简明扼要，“着眼于实用而非优美的文字”，而后他的确信守了此诺言。[3]这本书是在6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写成的——“现代版”的编辑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是在公元592年和610年之间完成的。[4]

《战略》一书描绘了一支在结构上与经典罗马模式完全不同的军队，最明显的原因是从步兵到骑兵作为主要作战单位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变化；这是出于发动战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场真正的战略革命，迫使人们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战术。

有趣的是，在开始之前，军队中的通用语言并没有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即使在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军队的语言也有一部分是拉丁语。从查士丁尼时期开始，军队语言逐渐从拉丁语过渡到希腊语，尽管许多希腊词汇术语在《战略》中仍然是拉丁词汇，以希腊文的方式添加和发音。它的Strategos（“将军”）和Hypostrategos（“中将”或“少将”）是纯希腊语，但在它们之后，拉丁语在描述军队等级中仍然存在：dux（后来成为我们的“公爵”）指挥着1000名士兵的（纯粹的希腊语）莫伊拉（moira）。Comes（后来成为我们的“伯爵”）或Tribunus是指挥着组成莫伊拉的三个单位之一，为此，作者记录了三个不同语言来源的不同名称，这些名称的意思完全相同——一个由300人组成的单位：纯希腊语是Tagma，意思是“编队”，arithmos是拉丁语数字“号码”（numerus）的直译，和Bandon来自同一个日耳曼词（实际上是“旗帜”的意思），和我们的“军团”一个意思。我们遇到的koursores（后来的prokoursatres），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散兵”或“侦察部队”，取自原始的拉丁文cursores，然而Defensores一词没有变化，意思是旨在维持战线的全副武装且训练有素的部队，deputatoi即“辅助医务人员”，是拉丁语deputati的变形，和希腊语的发音一样。

罗马军队是非常守旧的，特别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我们发现，胜利的罗马帝国光荣军团的战斗命令在最初的拉丁文中完全保持不变：exi意思是“退出”“撤退”，此时战线的宽度将增加一倍，纵队的纵深从8人减少到4人；dirige frontem的意思是“当一些人走到前面……整条战线变得参差不齐时，把战线拉直”；junge的意识是“会合”或“队伍紧密团结”。一位学者列举了50个这样的术语，以说明它们是如何被翻译成希腊语的，在随后的转译中被收录在利奥六世（Leo Ⅵ）的《战术》中，他给出了一个当时在军令上守旧的例子，即瑞典一个精锐的胡萨兵团仍保留德语的军令语言。[5]

在现代战争中，肉搏战是非常罕见的，战斗大多是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开始的，因为会受到远处看不见的敌人投掷、投射或发射炮弹造成冲击的影响。在古代的战斗中，没有远程武器，所以除了伏击之外，在战斗前的最后时刻，在敌人蓄意接近或向敌人逼近的过程中，直到第一次武器冲突之前，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经验。这是最紧张的最后几分钟的命令顺序，对于那些知道该害怕什么的老兵来说是非常紧张的，对于那些不知道的新手来说，这是一种微妙的循序渐进的心理准备过程：

Silentium（静默）mandatacaptate（理解你的命令）；

nonvosturbatis（不要着急）；

ordinemservate （保持你的排列和在纵队中的位置）；

bando sequute（跟随旗帜，单位军旗）；

nemo demittatbandum et inimicosseque （不要过于冒进去追击敌人）。

当战斗即将开始时，当部队接近敌人的弓箭可及范围时，“发出命令‘帕拉蒂’（parati），意思是‘准备好’。”就在这之后，另一个军官喊道：阿迪乌塔（Adiuta），救救我们！众人齐声清楚地回答说：“神啊，你是神啊。”[6]在这时，弓箭手将会射出他们的第一批箭，而受到更好保护的重步兵将会以密集队形前进，盾牌连接着盾牌一齐横跨向前线。

在一支讲希腊语的军队中保留拉丁文的命令并不是盲目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保持连续性的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机构，也是新罗马帝国从旧帝国得到的最重要的遗产。

莫里斯的《战略》是拜占庭最完整的作战手册，尽管其篇幅很短。为了描述能让一个人打败三个人的训练和战术，作者自己只用了一个词，而其他作家在这里可能得用三个。几个世纪以来，它无疑是拜占庭军事首领们最有用的参考书籍，即使到现在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在神秘基督教仪式的面纱背后，拜占庭人纯粹的实用主义作风是非常罗马化的，在《战略》一书中，起始内容是“我们的夫人，纯洁的，永远的圣母，玛利亚”，然后立即转向关于士兵训练的叙述，这是任何严肃的作战手册的正确起始点，就像现在一样。

军事历史中往往没有提及双方的士兵是如何训练的。然而，这通常是军队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忽视了培训的本质重要性，从最初的个人培训或“基础”培训开始即是如此。如果新兵在被派往部队之前，在接受基本训练的时候还没有掌握武器和作战技术，那么部队就不能练习战术，因而不得不弥补每一个新兵所缺乏的基本技能。大多数军队的大多数部队都是这样做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军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用去监督新兵的个别训练，包括每天早起，夜晚没有娱乐活动，长时间麻木重复的指导，以及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大量的行军、跑步和爬行。所以，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军队中，经历几周的拉练和军事演习之后，新兵们会到达他们的部队，如果训练时在射程范围内可以打中10次或20次，那么战斗中会产生的后果将毫不意外。

在现代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军队是认真训练士兵的，因此在战术上比未受过训练的大多数军事人员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这就是《战略》的目标。它选择的主要士兵类型既不是步兵也不是骑兵，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弓箭手是最重要的。因此，需要对士兵进行站立和坐式射箭训练，以及在上马时及近距离战斗中使用长矛刺或猛戳，士兵还需要接受单位的冲锋训练。旧的术语“骑兵”（mounted infantry）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不过是拥有劣质马匹的步兵，不能骑马，更别提射箭了；更古老的术语“龙骑兵”（dragoon）暗示，考虑到准确性和射程，更高级的龙骑兵装备的是步枪而不是滑膛枪。在“个别士兵的操练和演习”标题下，我们读到：

他应该被训练快速站立射击（弓箭），要么用罗马人的（拇指和食指）方式，要么用波斯人的（三个中指）方式。速度是重要的，它能使箭从箭袋中松动，并以强力的方式释放。这是必不可少的，战士也应该在骑行时进行练习。事实上，即使箭瞄得很准，缓慢射出也是无用的。

弓箭手的战术效能明显取决于他们的射速、精确性和致命性，但三者之间不存在同质的权衡，因为敌人通常会撤退到精确且致命的弓箭射程之外，或者相反，他们会试图冲锋并超过弓箭手，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射击率发生重大变化。“他还应该骑着马飞快地奔跑，向前，向后，向左，向右。”[7]

如果在马全速前进时骑手可以保持安全，大多数骑手会毫不犹豫地依靠自己的膝盖发力，同时用两只手前倾射箭。更困难的是，他们要避开其他骑马奔驰的人，身体向前倾斜，向侧面瞄准。另外，他们可以在马鞍上右转，直接向后方射击，从而直接释放出（古代帕提亚骑兵佯作退却而返身发射的）回马箭。但是如果有一些初步的天赋并经过大量的训练，即使是这些精湛的射箭技术，骑手们也可以基本掌握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些技术最初是拜占庭人从匈奴人那里学来的，匈奴人从小就开始训练，在蒙古国的那达慕节日比赛中，这些技术仍然被一些骑射手进行出色展示，在那里，人们可以欣赏当地精英们的精确射术，就像《战略》中所描述的那样，“前、后、左、右”速奔跑。根据普罗科皮厄斯的说法，这是拜占庭骑士的一项既定技能，在《战略》写成之前不久，他就在战场上看到了这一技能：

他们是骑射专家，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全速骑行时将弓指向两侧，无论是追击还是逃跑（向后的“帕提亚射击”）都能射中对手。他们紧贴右耳将弓弦拉至前额，这样射箭的冲力足以杀死任何挡道的人，盾牌和胸衣都没有力量抵挡它。[8]

在战斗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狙击到全力以赴的战斗，从用弓箭追击撤退的敌人，或者防守阵地，或为进攻敌人的部队提供掩护，骑射手和步兵射手都有其特定的角色。

《战略》中所描述的拜占庭骑兵的武器肯定不是简单的木头弓和能够拉到胸前的绳子制成的，这是留给罗马军队的辅助军团的，尽管他们有阿波罗神圣的射箭术，荷马（Homer）还是一再嘲笑他：“阿尔戈斯人（Argives），你们这些弓箭手，不感到羞耻吗？”（《伊利亚特》4，242）；“你们弓箭手，是肮脏的战士”（《伊利亚特》11，386）；“（弓）是……懦夫的武器，而不是战士的武器”（《伊利亚特》11.390）。[9]最鄙视弓箭的是伟大的英雄狄奥米德斯（Diomedes），他的脚踵就是被海伦的情人帕里斯暗箭射穿的：

弓箭手和吹嘘者，面对女孩，用你的可爱和你的热情吧；如果你用真正的武器面对我，你会发现你的弓和箭都是可怜的防御……你所做的只是把我的脚底刮干净……从懦夫和乳臭未干的小子手中射出的箭无法伤害我。我的武器（投掷长矛）有更大的优势。一碰触它们，人们就将死去。[10]

到了6世纪，拜占庭弓箭手装备了复合反射弓，这是古代最强大的个人武器。早在《战略》问世之前，当拜占庭人于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攻打哥特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骑射的战术优势做到了这一点。《战略》提供了士兵所需培训的具体内容：

在马背上奔跑（疾驰）时，他应该迅速射出一两支箭，并把上弦的弓放入盒子中（如果盒子足够宽），也可以放入为此而设计的半截箱中，随后，他应该抓住他背上的长矛（kontarion）。并把长矛握在手里，然后迅速将其放回他的背上，再拿起弓箭。这是一个好主意，士兵们可以在骑行时如此练习。[11]

复合弓是由动物骨头黏合在一起制成的，主要由干燥的动物肌腱提供动力，在特殊情况下必须保护其免受雨水的侵袭。它足够宽，骑手在它已经被绑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握住弓，而无须仅在其松开的时候。这与其他同类的拜占庭风格的弓箭不太一样，如奥斯曼人的弓箭，是用皮革材料制成，能经受住防水考验。

此外，《战略》中提到“一件特大型斗篷或带头罩的毡斗篷……大到足以覆在……（盔甲和）弓上以‘保护它’不被雨水或露水沾湿”。[12]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建议骑手快速射出一支到两支箭，然后从它的后背捆绑带中拔出长矛，随后换掉长矛，再把弓箭拿出来。

这就是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进行的武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掌握武器的最初阶段之后，为了能够准确瞄准（命中是另一回事）而多次射击目标。下一阶段是学习如何在战斗中使用武器，此阶段不再是单独使用武器，而是与盾牌、剑、标枪或投掷长矛组合使用。在这一点上，训练的目标是使士兵在作战过程中流畅地使用装备，在插入、切割和投射武器之间来回切换。

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已经在罗马军队中培养起来的艺术。一段著名的铭文记录了公元128年巡游各地的皇帝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在骑兵-步兵混合第六军团（Cohors Ⅵ Commagenorum，第六区，现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士兵面前发表的一段直言不讳的讲话。第六军团刚刚进行了一项武器转换作战演习，不幸的是，他们在一个明显更为精锐的纯骑兵军团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Ala Ⅰ Pannoniorum）的表演之后进行演习。

对混合组成军团来说，即使是其本身也很难满意演习结果，尤其是在看到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的训练之后，更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表现产生不满。阅兵式场地的区域不同，掷标枪的人数也不同，士兵们正确的武器轮转在快速连续地进行，坎塔布里亚（Cantabrian）骑兵井井有条（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刚刚做了精湛的表演），然而你们战马的外表和质量以及武器训练的质量都符合你们较低的水平。但如果你们干劲十足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避免我的厌恶了。此外，你们还用弹弓发射石块，用投掷物作战……至于（你们的指挥官）卡图利纳斯（Catullinus）……我很清楚，像你们这样的人确实是由他带出来的。[13]

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认为消灭敌人是不够明智的，使敌人屈服的好处更大，能够实施切割、推进和围攻的重型步兵是最重要的武器，因为它能最好地达到决定性的效果。

相比之下，大多数时候，也是当《战略》问世的时候，拜占庭人相信需要遏制而不是摧毁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可能是明天潜在的盟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骑兵是更重要的武器，因为它的参与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能够以快速撤军或谨慎的方式结束战斗，这样双方就不会损失过于惨重。尽管如此，即使在骑兵时代的鼎盛时期，仍然需要一些步兵，包括轻步兵和重步兵。因此，《战略》为这两种人的培训提供了建议，同时承认长期以来对这一主题的忽视。

在“重型步兵个人训练”标题下，只有几行字：

他们应该接受单兵作战训练，装备盾牌和棍棒（一个真正的盾牌和一支模拟长矛），同时，训练远距离投掷短枪和尖刺飞镖。[14]

还有更多关于“轻装步兵或弓箭手的训练”：

他们应该被训练成用弓快速射击。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他们应该训练快速射击，同时携带盾牌，远距离投掷小标枪，使用吊索，跳跃和奔跑。[15]

《战略》一书阐述了每一种步兵规定装备的特点，重步兵的队列中至少要确保两端的两个人穿戴盔甲，这样，前面和后面的两个士兵才能免受敌人弓箭，包括切割武器，还有钉头锤等的攻击；所有的头盔都带有双颊板，还有用于保护膝盖以下腿部的铁皮或木板制作的盾牌，型号不详，但尺寸完整——在其他地方则提到了小盾牌或“靶子”。这是一份也许不太深刻但详尽无遗的新式军事研究，包含一长串不同的装备类型或设备名称，虽然有插图，但根据名称就可以了解到它们的危险之处。[16]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几百年后，甚至在火器出现之前，重型步兵的作用都是夺取阵地。除了投掷石子吊索和长矛，以及投掷标枪和铅尖飞镖的适度冲击外，它不会有很大的敏捷性，投掷物的力量也不会太强。

《战略》中描述的长枪始于骑兵的长矛（拉丁语是Contus，希腊语是Kontos），步兵也可以用它来阻击骑兵。还有许多名为轻投矛或标枪的武器，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和设计：单管枪（monokontia），齐宾诺伊（zibynnoi），飞掷枪（missibilia）或经典的阿肯蒂亚（akontia）。[17]值得注意的是，轻步兵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弓。

就像拜占庭所有其他文献一样，《战略》中的轻步兵主要是一支投射部队，装备着最多可容纳40支箭的复合反射弓箭，尽管规定“可能没有弓的人或没有经验的弓箭手”要配备小标枪、斯拉夫（轻型）长矛、铅头飞镖和弹弓。

还有一种更深奥、更容易被人误解的装备——片箭（solenarion），它不是人们曾经以为的带有短箭的小十字弓，而是“管子”，或者更完整地翻译成原始的圆柱形金属箭——适用于小箭的木制发射管。它们是现代弓箭手有时仍在使用的透支或“扩展”装置。[18]

使用它，短箭头比全尺寸的箭头更容易插入一个中央有狭缝的管子里；这样，即使箭头只有40厘米，而不是140厘米长，弓弦仍然可以被完全拉回。这些短箭被称为梭镖（Myas），它们对于干扰敌人的攻击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的射程能够超出全长箭的射程范围，但全长箭可以穿透厚厚的覆盖物和装甲，米纳斯却不能。[19]

在《战略》中，主要类型的士兵无疑是骑兵——弓箭手，当然还有更多关于其装备的细节。（不可能训练每个人都使用复合反射弓，射箭步兵也很常见，这可能误导了这位杰出的学者，以致其认为“拜占庭复合长矛/骑射手可能是个神话”。）[20]

作者推荐缝制鳞片盔甲（Lorica Squamata）、链接板层盔甲（Lorica Hamata）或链接板层盔甲的连帽衫，一直长到脚踝——这是格斗时用的重要装备，被使用了800年左右，直到火枪开始普及；也有用防水皮革覆盖的手提箱，因为盔甲很贵，而且会生锈；作者进一步规定装盔甲衣的轻柳条箱也应该放在腰部的马鞍后面，因为“如果战况发生逆转，负责备用马匹和辅助装备的（仆人）某天不见了，盔甲的外壳也不会因不受保护而遭到损坏”。

书中还提到了头盔、剑、铁胸甲和马头甲，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士的主要武器：“弓箭设计应该适用于每个人的力量，最好不要过重，实际上应该更轻。”[21]

复合反射弓是有效的，因为它能够蓄积大量的能量，但也具有同样的抵抗力，所以选择一个可以迅速将弦拉回的弓是一个好主意，确保即使在第30支箭时也能将其拉紧，而不仅仅是第1支箭。如上文所提到的，不仅在军团仓库中储存了备用弓弦，在士兵的鞍囊中也有充足的弓箭，他们装备有容纳30支或40支箭的雨罩箭袋，还有小的锉刀和用于现场维修的小工具。

作者特别指出，装备有皮革和燕尾旗、圆颈件、胸部和颈部覆盖物、宽大的内袍和帐篷（圆形皮革蒙古包）的长矛骑兵被称为“阿瓦尔型”。半个世纪前出现在普罗科皮厄斯时代的拜占庭骑兵是以匈奴人为原型的，但在写《战略》的时候，拜占庭人已经多次受到阿瓦尔人的攻击。阿瓦尔人是突厥人中第一批到达西方的骑兵，他们不仅拥有与匈奴人相同的复合反射弓箭，还在迁徙途中从另外两个先进文明那里获得了许多其他装备。中国文明是他们的发源地，而在向西迁徙的途中，到达中亚的贸易城市时，他们遇到了伊朗文化。

与匈奴人不同，阿瓦尔人从一开始就可以构建并操作精心设计的攻城设备，可能包括牵引式投石机，并以其强大的简洁性淘汰了之前所有的掷石器械。此外，他们很可能在西方引进了一种最著名的装备：斯卡拉（skala）。[22]“stair”的字面意思就是“马镫”——依附在马鞍上的应该是两个铁制品（“马镫”）——阿瓦尔语的对应词汇已经失传了。这是不幸的，原因是它本可以佐征马镫的起源，后者的诞生已成为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与不懂骑射的历史学家所宣扬的神话相反（例如，“没有马镫，带长矛的冲锋不可能是一种策略”），[23]马镫并不是让骑兵用长矛冲锋而不被冲撞倒地的必要条件。如果骑手从马匹上摔下来，那并不是因为缺少马镫，因为马镫只是紧紧固定住骑手的大腿，使其不至于松垮垮地悬挂于马腹上。在这方面尤其有价值的文献是一位现代骑士的证词，他对“冲击战斗机制和冲击战术发展的检验”从实验上最终证明了这一点。[24]

此外，最近的研究已经可以重建罗马骑兵马鞍，它们的特殊设计将使有能力的骑手保持良好的骑行状态，同时可以使用冲刺枪进行冲击，或半转身挥动长剑。它们由一个用皮革包裹的坚固木框架组成，每个角都架设了前鞍，用以帮助骑兵锚定所有四个方向。[25]后人已经尝试了这个没有马镫的设计，展示了它的功能。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骑兵有同样的马鞍，但这一成功的设计似乎不太可能被遗忘。

在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中，最著名的是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骑兵，他们配备着特有的盔甲。伊朗的历代大国，如帕提亚（Arsacid Parthia）和萨珊波斯等也都有重型骑兵，就是为冲锋而训练的骑兵。事实上，早在马镫发明之前，他们就已经训练装甲骑兵冲锋了。他们装备着厚厚的煮过的皮革、链甲、层状盔甲，甚至是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的板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们模仿了中世纪骑士的形象，因为后者很少配备全套的盔甲。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萨马提亚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以及所有在实战中对敌人发起过冲锋的人——使用的武器都是手持刺刀（Kontos），他们也装备了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骑兵的长矛，而不是中世纪后期骑士比武和电影中的重击杆。

当罗马人第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炎热的夏天遇到波斯骑兵时，他们嘲笑源自克里巴（cliba）的全副装甲波斯骑兵克里巴纳利（clibanarii）是“面包炉”。然而，他们仍模仿了这种最笨重的装甲骑兵。这种骑兵装甲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使战士精疲力竭（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但选择它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在适宜的地形下，它可以提供“升级优势”，即发起迅速、尖锐、勇猛的冲锋。5世纪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列出了10个军团单位的名称，其中有几个单位的名称表明了它们的东方起源：“equites primi clibanarii Parthi”（第一支帕提亚装甲骑兵），指的是阿萨息斯帕提亚；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分别是“Equites secondi clibanarii Parthi”和“Equites quarti clibanarii Parthi”；“Equites Persae clibanarii”是波斯装甲骑兵，“Cuneus equitum secundorum clibanariorum Palmirenorum”是帕尔米安（Palmyrian）装甲骑兵第二中队。[26]其他军团单位仅以其专长来命名：“Equites clibanarii”，板甲骑兵；“Equites promoti clibanarii”，高级板甲骑兵；还有“Equites sagittarii clibanarii”，装甲弓箭手。

同样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百官志》不可能是一份精确的军队人员清单——无论何时，它都可能包括那些已经退役却仍在领取工资的部队名单（对出纳员来说有利可图），同时不包括已在首都却还没有注册的新队伍。此外，军事编队倾向于保留传统的头衔，即使它们实际的组成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代美国陆军的装甲骑兵团已经没有马匹了，而步兵师却有许多坦克。因此，当《百官志》中的某一部分被编辑时，没有人能说出书中罗列的全副装甲骑兵军团的实际性质，但如果它们本来没有装备独特的板甲，就很难被命名。

《百官志》中还列出了另一类注定要留传更久的重型骑兵——全身包裹式重骑兵（catafractali，希腊语中的katafractoi，源自kataffrasso，“封盖”）。他们也全副武装，以面对近距离的战斗。他们同样受过使用长矛冲锋的训练，但至少他们最初的装甲不像克里巴纳利的那样重。[27]这些士兵没有配备更重的钢板或板层盔甲，而是缝制了规模化的盔甲或链甲，就像《战略》中提到的那样，或者用煮熟的皮革或厚厚的布制成盔甲——如果一开始织得很紧，就可以多层缝合打结，就像一种原始的芳纶（Kevlar）。

《百官志》中列出了9个单位，其中一个单位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3世纪，即埃及南部底比斯（Thebaid）的“Ala prima Iovia catafracurum”（第一支朱庇特装甲骑兵“队”），而其他军团则在现代用语中被简单地列为“equites”，也就是“骑兵部队”或“中队”，但“cuneus”（“楔形”），即“equitum catafractariorum”等由指挥官亲自领导的部队，以及在不列颠的莫尔比奥（Morbio），“Praef ectusequitum catafractariorum”除外。在长期的军团转型中，即使他们古老的名字依然流传着，但是两种装甲骑兵的区别很有可能已经消失了。

显然，马镫的历史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特别是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所做的说明。他试图在这个狭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实际是一种诡辩。[28]但是，毋庸置疑，马镫增加了所有种类骑兵的相对战斗价值，使所有形式的骑乘更为便捷。穿着铠甲的人不能像罗马人所训练的那样轻易上马，而是需要踩在马镫上。在战斗中，马镫增强了骑兵的横向稳定性，无论是在他们挥舞着剑和狼牙棒时，还是冲锋时。

最重要的是，马镫可以让弓箭手掌握足够多的技能，无论是小跑、慢跑，还是疾驰，都能令他们笔直地站在马背上，同时放出他们的箭，这极大地提高了命中率。

在《战略》中没有提到板甲射手，而全身包裹式重骑兵（catafractali）已经进化成装备有鳞片或链甲防护的初级长矛射手。在《百官志》中没有提到全身包裹式重骑兵，而全身包裹式重骑兵正是他们的前身。

除了轻型投射步兵和负责地面控制和地面占领的重型步兵，《战略》还提到了其他三种类型的士兵在《战略》中被提及。第一类是“私人卫队”，以两次烘焙的脱水面包命名，这种面包被分发给战斗中的船员和士兵。最初，私人卫队是由战地指挥官们私下培养的，作为他们的私人警卫和突击部队。但很明显，前者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国家培育的精英部队，原因是，他们的表现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对于这个私人卫队（bucellarii）来说，装备铁手套和挂在背带上的小流苏，以及给他们的战马配上胸带，还有在自己的肩膀挂上小旗，都是不错的做法。因为士兵越是装备得风度翩翩，他对自己就越有信心，也就会给敌人带来更多恐惧。[29]

这个道理对其他类别的军队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些装束展现了他们的地位，特别是私人卫队。顺便说下，私人卫队不久后就演变成一支领土守卫部队，而在7世纪后期，当应对战败和撤退的紧急反应发展成一种机制时，它又被派遣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或军区内管理和保卫一方土地。关于私人卫队所管辖军区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君士坦丁七世的“10世纪调研”中，这本著作被称为《军区论》（De Thematibus）。[30]

第二种类型的军队是联邦制部队（federati），或者可以将其简称为“外国人”，他们最初作为“条约”（协约）军队，原本在自己部落首领的领导下。但由于太穷困而无法纳税，或者太强大而不能征税，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军团单位被提供给帝国；后来，他们成为按合同为帝国提供服务的军团单位。[31]与今天由安保承包商提供的雇佣兵不同，联邦军所耗费的费用比同等数量的军队要低得多，因为军团中的公民士兵能得到丰厚的薪水，住进舒适的兵营，获得精心的医疗照顾，以及享受可观的退休津贴。帝国军队中大概有一半是更廉价的部队，因为在罗马的军队中，它们是由低工资，非公民的辅助部队组成的——他们几乎组成了仍以步兵为主力的军队中的所有骑兵。但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尊贵的罗马军官，因此联邦军队甚至更为廉价。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在拜占庭军队中服役的原因，他们通常作为可以承担更多牺牲的轻装部队，比如10世纪《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中所述的“标枪手，无论这‘标枪手’是罗斯人（早期俄国人）还是其他外国人”。[32]

他们有时以出色的作战技能和英勇精神而著称，就像欧诺古尔人（Onogurs，匈奴人）一样，他们在意大利为贝里萨里奥斯（Belisarios）而战；鲜有对于他们失败的指责，但也有人指责他们在战场上有过叛变行为，尤其是面对来自同一种族的敌人时。据推测，这是1071年8月26日星期五罗曼诺斯四世在曼齐克特遭遇重大战略失败的原因之一：他的一些雇佣兵与塞尔柱敌人同属奥古兹突厥族裔，据描述他们在战场上改变了立场。在《战略》中“人民与敌人的关系”标题下，作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预防措施：

在作战开始很久之前，应该将与敌人相同种族的部队从军队中抽调出来，并派他们去其他地方，以避免他们在关键时刻倒戈。[33]

最后，《战略》中谈及了某种民兵组织，或者至少是在这种组织中服役需做的总体准备：

所有40岁以下的年轻罗马人，无论是专业弓箭手还是普通弓箭手，都必须装备弓箭和箭袋。他们应该配备有两把长矛，以便第一支没打中时有第二支作为备用。不熟练的人应该用较轻的弓。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即使是那些不知道如何射击的人也要学习，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34]

考虑到所有的异族入侵都将渗透进帝国的领土中，并有可能到达君士坦丁堡，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略》的作者会提倡对公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了，因为这样，所有健全的公民都可以协助专业的帝国军队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在后来的军事著作中，也有作者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譬如，据说在544年，伊德萨（Şanliurfa，Urfa）的居民在驱逐萨珊波斯人入侵的战斗中扮演了勇敢的角色：

现在，那些和士兵一起上前线的民众们最有力地击退了敌人，许多人［阿克格罗康·波洛伊（akgroikon polloi）］以英勇的行动向野蛮人展现了非凡的作为。[35]

但罗马和拜占庭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而有组织的民兵很少得到拜占庭当局的批准。[36]这并不奇怪。在敌人入侵帝国的特定区域时，他们才会做出其潜在的、偶然的军事贡献，而在平时，他们对帝国政府可能会造成实际的、持续的政治威胁，甚至是威胁到帝国的稳定。帝国的统治不是专断的，因为它是受法律规范的，但也不是君民双方两相情愿的。建立民兵组织的政治前提是，公民士兵必须效忠于当权政府，因为民兵组织代表着公民的选择，或许他们很快就会在下届选举中获胜。

很明显，民兵组织并不适用于帝国的独裁统治，不管这支队伍是多么的温和——再温和也无法与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治下的队伍相比，至少根据普利尼厄斯·卡西利乌斯·塞肯德斯（Plinius Caecilius Secuntus）的说法是这样。他是安纳托利亚最西部重要的比特尼亚-庞图斯省（Bithynia-Pontus）的年轻帝王总督（Legatus Proraetore Conacari Potestate）。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中，普利尼厄斯提到：

在尼科梅迪亚［Nicomedia，今伊兹米特（Izmit）］发生的大火摧毁了许多私人房屋和……两座公共建筑。它是被强风煽动起来……但是……如果不是大众的冷漠……这场大火就不会蔓延那么广……总督阁下，可否考虑成立一支（志愿）消防队伍，人数以150人为限。我会确保，如果不是真正的消防员，公民不会被允许加入这支队伍……观察这么小的一支队伍并不困难。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帝国官员，普利尼厄斯非常谨慎，尽管150人很难威胁到帝国。但对于图拉真来说，他不够谨慎：

你很可能会想到，在尼科梅迪亚组建一个消防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社会组织是造成你所在省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如果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集会，无论我们给他们取什么名字，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变成一场政治集会。因此，提供消防设备并指示业主们使用它是一项更好的政策。[37]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战略》在其关于个人培训建议中的观点始终如一，就像它所推荐的策略和作战方法一样。

对于强者来说，他们能在对抗中直接战胜敌人，而战术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调遣军队并运用武器来对抗敌人。由此产生“消耗”这一近乎机械的过程，必须以人员伤亡为代价。在仍是一个商业国家时，英语称之为“屠夫账单”（butcher’s bill）。但它能够可靠地打击敌人，避免过于单一或复杂的军事行动带来的所有风险。即使现在没有一种远程火力攻击可以只给作战的一方造成消耗，这在古代也同样是不平衡的：只要有更好的个人训练、装甲和武器，“屠夫的账单”就可以被削减到同样的程度。罗马人在他们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可以依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团士兵发起强大的正面进攻，通过切割敌人部队来赢得战斗。消耗是肯定的，但已经相当经济。骑兵中的非公民辅助军团（alae，“翼”）可以守卫步兵编队的侧翼和后方并击退敌人的骑兵，而辅助轻步兵部队（队列）可以用标枪、弓箭和弹弓来打击和骚扰敌人，射箭和投掷石块的野战炮兵也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决定战斗胜负的是步兵团“绞肉机”。

在前进的军团面前站稳脚跟的敌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明智的。他们首先会被连续两轮的轻标枪（pila）齐射击中，标枪的重金属头将穿透盾牌，甚至可以刺穿他们的头盔。接着，军团的士兵们在厚重的护盾后面前进，一直向前推进，并用致命的短剑刺向他们。在大盾牌的上下都有头盔和护盾来保护他们，同时在第二梯队的龟甲阵型中设置有更多的盾牌，步兵们迈着有节拍的步伐向前推进，装甲部队的力量是残酷的。死亡或逃跑是那些面对他们的人的通常选择，但逃跑最好早点开始，甚至是在战斗之前。因为虽然笨重的军团步兵很难追得较远或较快，但辅助骑兵和轻装步兵已经做好了追捕和消灭逃兵的准备。

拜占庭人钦佩马其顿方阵古老的辉煌，更钦佩罗马军团鼎盛时期的力量。但拜占庭人拒绝效仿两者的作战风格。他们从未试图复制这些步兵杀人机器，因为他们不想承受罗马式决战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伤亡。相反，他们一直倾向于不那么果断的战术，更机动，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组织更难以捉摸的骑兵部队。在《战略》中，作者总结了尽可能避免消耗的战术论点：

战争就像打猎。追捕野生动物靠的是侦察，网，埋伏，跟踪，绕圈，以及其他类似的计谋，而不是靠纯粹的武力。我们进行战争，无论面对的敌人是多是少，都要这样做。试着在正面战场上手拉手，面对面地简单压倒敌人，即使你似乎赢了，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式，可能会对你自己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除了极端的紧急情况外，去获得如此昂贵，却只带来空洞荣耀的胜利是荒谬的。[38]

尽管罗马人一直在为他们典型的歼灭战术而训练，但他们自己通常都尽量避免据此战斗。他们更倾向于让他们的敌人撤退到据点固守，然后让他们在缓慢的、系统的、无情的围攻中因饥饿而被打败。这些军团经过交叉训练，已经装备成战斗工兵，在拆除和修建防御工事上一样得心应手，他们可以建造公路、桥梁、高架桥、仓库，甚至整个军区。朱利乌斯·恺撒最终在他的高卢战争中击败了维辛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就像维斯帕索（Vespasian）和他的儿子提图斯（Titus）在耶路撒冷和马萨达（Masada）的围攻中结束了他们的犹太战争一样。通过诱捕和饥饿围困敌人直到他们投降，从而使罗马人避免了在任何双边战斗中都不可避免的伤亡，以及在会战和片式战斗中将遭遇的变幻莫测。作战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更加确定。

当拜占庭人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其他敌人骚扰时，他们也倾向于采取缓慢而安全的围攻战术。但这些都是罕见的情况，拜占庭人一贯不愿意在消耗战中进行耗资的训练、提供昂贵的装备和投入稀缺的兵力。

旨在以最少消耗来实现目标的作战计划，可以是由多个步兵、骑兵和水兵部队汇聚在一个目标上进行联合行动，也可以是简单的一系列兵种的行动。但如果是协同行动，就像拜占庭骑兵标准的三步作战计划一样：第一，以冲锋相威胁，诱使敌人密集集结；第二，不要冲锋，而是将一排排的箭发射到紧密聚集的敌军中；第三，正大光明地冲锋，但只有当敌人消耗殆尽并明显摇摆不定时，才能将其打垮。

这种战术在理论上不那么简单，但如果训练得足够，则将是非常实用的，这种出色的作战方案结合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战术行动，以及轻型和重型骑兵的战术行动。

为了战斗，重型步兵必须在敌人长矛的攻击范围之内作战；使用飞镖、标枪、弹弓或箭进行攻击，必须让敌人在其射程内——但仍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长矛和刀剑之害。这在拜占庭时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很多解决方案都被尝试过；所有方案都采用了线性和非线性阵列的变体。在第一种方案下，两种步兵以相同的部署混合在一起：“有时弓箭手会被派到每个纵队的后方，与人数成比例配备，即16个重步兵搭配4个弓箭手……有时他们被安排在队列中，一名重步兵和一名弓箭手交替排列。”[39]

这样做的优点是简单——这是处于混乱战斗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但这意味着弓箭手和其他投射部队要么将武器发射使之越过前方重步兵的头顶，要么就不受他们的保护，分散在前线中，从而削弱了队伍抵抗冲锋或攻击的能力。在没有轻步兵的情况下，重步兵可以形成一级盾墙来击退骑兵，而后面的二级步兵可以举起盾牌，遮住头部，以抵挡俯冲而下的投射物。同样地，当发起攻击时，一组重步兵会比一支混合部队拥有更多的质量和动力，而轻步兵只有小盾牌且没有装甲。

在非线性阵列中，轻步兵单位和重步兵单位是分开的，以便使它们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问题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克服的。如果有高地，轻步兵部队可以安全地驻扎在高地上，而且可以很容易发射投射物击中敌人——下方的狭窄通道是埋伏的理想地形；那么，地形优势就可以完全抵消轻步兵力量的不足，围攻时的城墙和塔楼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否则，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克服这个古老的问题：轻型步兵部队必须在前后之间来回移动，穿过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走廊”。后者延长他们的纵列以缩短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打开走廊，或者缩短他们的纵列以延长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关闭走廊，形成一个连续的战线。

这听起来很复杂，但拜占庭人一直在这么做——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操练工作，而这些操练正是为了能够在战时迅速改变部队部署的纵深，从而改变他们战线的宽度。部队的正面战线可以缩小，整个战斗的战线也将缩小，从而使其与敌人的战线保持一致，或使其更深入、更灵活，或为轻型步兵或骑兵开辟通道。

如何将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以达到运作层面的协同效应也是一个困扰拜占庭人许久的问题。因为不同种类步兵的组合，即使是复杂的，也仅限于战术层面。

努力减少损耗不仅仅是保护稀缺资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战略上的原因是，即使成本很低，也要避免消耗。拜占庭人总是面对很多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从来没有一个敌人的毁灭意味着冲突就此结束——正如苏联的解体曾经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自从匈奴入侵以来，拜占庭人就知道，在敌人的后方，还有其他人在伺机对帝国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摧毁一个敌人，完全可以为另一个敌人打开前进的道路，而另一个敌人可能会更加危险。此外，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今天的宝贵盟友。讨好潜在的敌人，招募他们成为盟友，这一策略最初并不是由拜占庭人发明的，却成了他们的专长。因此，他们学会以一种明显的矛盾心态看待面前的敌人，不仅将他们视为必须予以反击的敌人和可能需要艰苦抵抗的直接威胁，而且将其视为未来可能的盟友。这使得消耗战术在战略层面上行不通，而且代价高昂。

有些时候，帝国确实追求获取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北非汪达尔人和意大利东哥特人的力量被其完全摧毁，而且帝国不断地与保加利亚人作战，最著名的皇帝当属巴西尔二世。这些状况在拜占庭历史上如此罕见，以至于所举的例子以半个世纪为间隔。消耗战术的目标与拜占庭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但仍然不适合拜占庭人，因为他们将需要更大规模的部队，并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亡。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缺乏前者，更负担不起后者，因此，就连查士丁尼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巴西尔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也不是正面进攻或迅速决定的消耗战，而主要是长期的机动战役和围攻，这几乎不可能造成那么多的伤亡，因为拜占庭军队的总人数一开始就不多。

战备部队的严重短缺确实是拜占庭战争中的长期状况。[40]这不是因为541年的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结构崩溃，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健康的可服兵役的男性。帝国绝大多数的敌人［除了分散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以外］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削弱，此外，帝国总是可以在境外招募新兵，而且经常这样做。即使是维持军事力量的高昂成本也不能解释这一短缺，因为帝国经常用黄金贿赂外国统治者，而这些黄金本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军队。

关键的制约因素既不是人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训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成士兵训练所需的时间。考虑到帝国的战争风格，只受过基本训练的军队对拜占庭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它需要多才多艺的战争工匠，与团结和训练有素的部队结合在一起，随时准备执行不同的战术。部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他们的战术，以达到这种能力，这需要大量时间。在现代军队中，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一些部队，征兵后不到6个月就可以参战，而服役一年以上的拜占庭士兵还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这是普罗科匹厄斯关于拜占庭人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解释：

还有其他800多名勇士英勇牺牲……几乎所有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s）都倒下了……他们甚至不敢拿起武器去对付敌人。他们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因为他们最近才放弃务农，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41]

普罗科匹厄斯还记录到，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而在色雷斯招募的4000名士兵在一年后被认为在战斗中训练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损失了很多时间，但即使是最初的训练也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在当代美国军队中则缩减到4个星期）。[42]

这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

从原始农业的微薄盈余中可以征收到的税款，无法负担一支人数齐备、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长期花费；但也不能只在需要军队来对付敌人的时候才去招募青年男子，因为作战所需的训练时间太长了。

这一战术方向在一系列准则中得到强调：

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被攻占时，重要的是开放城门，这样居民才能逃离，而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当敌人的防御工事被攻占时，情况也是一样。[43]

再一次强调，

当敌人被包围时，最好在我们的战线上留个空隙，让他们有机会逃跑。[44]

弗朗提努斯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他的罗马同胞们通常希望在围攻结束后完全摧毁敌人并奴役战俘，而拜占庭人标准的操作手法是为敌人留下出路。最后，还有一条建议概括了这一原则：“一位明智的指挥官不会与敌人进行激战，除非出现真正特殊的机会或优势。”[45]

换句话说，即使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是肯定的，即使胜利是肯定的，也这也不足以成为开战的理由。

在拒绝消耗的情况下，拜占庭人必须有另一种战斗方式，事实上，战略战术主要包括两种合理的选择方案：战略（或战争的诡计）和“关系策略”，战术和作战计划是专门为绕过某一特定敌人的特殊优势和利用其特有弱点而设计的。

关于战略和关系策略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但它们也被概括为准则。在当今所谓“掩护和欺骗”的标题下，我们发现：“在敌人中散布你正策划一件事的谣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就去做别的事情。”[46]和“如果敌人的间谍在测探我们的部队时被俘，那么当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强大且状态良好时，释放他是个好的选择”。[47]

谣言为必须得到保密的真相提供了“谎言的护卫”。当然，防止向敌人泄露信息的安全措施是必要的，但可能还不够：如果有一些信息被泄露，只有一个已经到位的掩盖性谣言才能在内容上误导敌人。此外，欺骗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当敌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过来，应该向他们的领导人打听信息，并且他们一抵达就需要非常友好地予以招待，这样他们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怀疑为通敌。[48]

还有：

在敌人中引起不和与怀疑的一种方法是，避免烧毁或掠夺敌方某些站在自己一边之显赫人物的财产，但也仅仅限于这些人的财产。[49]

拜占庭式战争

在“战前要考虑的问题”的标题下，《战略》在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位将军是明智的，他在进入战争之前仔细研究敌人，以便防御其优点，利用其弱点。”[50]

这是“关系策略”的前提条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它的战术组成不同于单纯的战略，这也是罗马和拜占庭战争之间的区别之一，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罗马式的征服到拜占庭式的游击战争。”[51]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游击队一词是不可取的，因为对拜占庭人来说，这只是几种战争模式中的一种。

当关系策略成功时，它通过回避敌人的优势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达到有效的军事平衡。在一场直接的消耗战中，除非有特殊的情况，3000名同等素质的士兵必须战胜1000人，如果具备相关的作战方法或战术，1000人很容易就能打败3000人。或者，如果军队规模相等，1000人可以击败1000人，但伤亡人数要少得多。再或者资源支出较少，或两者兼而有之。

所以，怎么会有人以其他方式战斗呢？

第一个理由是，要发现敌人需要避免的优点和可以利用的弱点，就必须了解敌人本身，这需要智力支撑，也需要努力克服情感上的仇恨，因为没有同理心就不可能对此战术有深刻的理解。[52]

拜占庭人也可能憎恨他们的敌人，但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了解敌人的特点。即使没有被仇恨蒙蔽，强者和无知者也可能缺乏研究敌人的基本好奇心。事实上，超级强权通常会导致无知，因为它让人觉得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些被鄙视的弱者。仅这一点就可以解释战争中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从公元9年开始，帝国第十七、第十八和第十九军团被阿米尼乌斯（Arminius）、他的切卢斯克人（Cherusci）部落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成员消灭，而这些成员不是完全忠诚于这三个军团，就是绝对服从或至少无力蔑视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的溃败。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国不识字的农奴和醉鬼军官的致命低估，导致他辉煌的胜利道路无可挽回地被摧毁，瑞典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于1709年在波尔塔瓦被笨拙的俄国新兵打得惨败，而拿破仑的错误又被希特勒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那是在1941年，他开始摧毁斯大林率领的次等种族的军队。

罗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他们是非常恰当的文化主义者——但他们太强大了，以至于对非罗马人的琐碎生活根本不感兴趣。除了鲜为人知的科尼利厄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外，罗马人并没有遵循自希罗多德开始的希腊民族传统，他们依据的是希腊托勒密（Ptolemaios，Ptolemeus或Ptolemy，83～161）的地理学传统，如果读者对此有兴趣的话，可做进一步了解。

拜占庭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著作对外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不仅仅是关于他们的统治和军事特征的实用主义情报——包括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或摩拉维人、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早期的历史和文化，都只能从他们的文字中被重建出来。[53]

作为“关系策略”确实在其推荐的战争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证据，《战略》一书第19卷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不同国家的军事民族志的——这是针对不同敌人设计不同作战方法的基本前提。此外，作者不满足于技术细节——除了敌人的武器、战术和作战的具体习惯外，还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54]

当与萨珊波斯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系列激烈的战争被正式的和平协议所保护的友好关系所打断——于7世纪逐渐走向其灾难性的高潮时，波斯人自然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首先，文本中说明他们是特别危险的敌手，因为他们是高度组织化的，就像拜占庭人，而不像不太文明和更个人主义的敌人：

他们喜欢通过计划和统帅来达到目的：他们强调的是有秩序的方法，而不是勇敢和冲动的方法……他们在围攻时是可怕的，但当被围困时，他们会更加强大。[55]

这是针对与波斯人进行阵地战提出的明确警告。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萨珊波斯可以组织大量的野战军，即使在干旱地区也能维持他们的食物、饲料和水的供应。与因饥饿而被迫撤退的野蛮人不同，波斯人可以对设防的城市进行长时间的围攻，他们还具备破坏和攻破城墙的装备和训练。

在359年对阿米达的围攻中，士兵目击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详细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其他器械中，他描述了带有投石器的移动铁塔，这些投石器是用来攻击城墙的。[56]

萨珊波斯人与拜占庭人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战役中，他们在防御工事内扎营，在战斗来临时，他们用一条沟和一道锋利的栅栏围成一圈。这是拜占庭人高度组织化的另一个标志。另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没有继承罗马人的传统，在四个广场内有秩序的街道上建立帐篷营地，这四个广场是由“普林普利斯大道”（via principalis）和“普莱托利亚大道”（via praetoria，拉丁语为军营大道）相交而成；相反，波斯人无论如何都要在防御工事内搭起帐篷，这使他们容易受到突然袭击。

人们注意到，波斯人身披盔甲（大概是一件胸衣，即胸甲和背甲）和链甲，并佩带剑和弓。它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指骑兵或步兵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只有骑兵可能装备如此重的装甲。

当《战略》继续描述波斯人的装备和战术时，他们可以被利用的弱点开始显现：“他们在快速射箭方面更有经验，但他们的弓箭却不是很强硬。”这意味着波斯人只能使用更小或更轻的抵抗弓，这些弓可以被拜占庭箭术所超越。“他们真的被寒冷的天气，雨和南风所困扰，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的弓弦变松了”——军事手册中经常重复这些有用的信息。拜占庭式的复合弓也有一个干筋制成的外缘，随着湿度的增加会失去弹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拜占庭战士会配备特殊的防水便携箱，同时，需要在雨中发射箭矢的时候，部队可以依靠他们的弹弓——那是每一个弓箭手都要在腰带上至少装备一个的东西。

“他们也会被精心组织的步兵队伍所干扰。”这明显反映出萨珊波斯人通常都是与不那么有组织的敌人战斗，譬如穿过奥克斯河（Oxus）的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西部的贝都因阿拉伯人，以及阿富汗和俾路支（Baluchistan）的游牧部落。对他们来说，拜占庭也是唯一拥有先进文明的敌人，波斯人不习惯看到井然有序的敌人，他们会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波斯人也害怕“一个甚至没有任何障碍的战场”，因为波斯步兵都是弓箭手，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配备重型步兵来抵抗敌人的进攻：“他们本身不使用长矛和盾牌。”

至于波斯骑兵，“向他们发起冲锋是有效的，因为他们被要求快速骑行”，而且不像大草原上的骑兵那样，“他们不知道如何突然转向”以对抗他们的追击者。没有指明的原因是，波斯骑兵被训练成以队形作战，且不可能围绕每一个敌军军团来逆转整个队形的方向，因为只有当他们完全在同一时间转动时，才会起作用——没有任何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能以如此的精确度来表演精湛的骑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他们总是以松散的队伍骑着马，并且习惯于互相操纵以避免碰撞和纠缠，以至于在没有阵形的情况下不受干扰。

出于同样的原因，《战略》建议不要试图通过旋转或掉头来阻止撤退——这些人会迎面冲进正向他们逼近的波斯骑兵队里，因为波斯人即使在快速追击的时候也要努力保持紧密的队形。建议的选择是偏离撤退的方向，向后转一半，然后以平行于敌人的路线前进，直到抵达波斯编队的后方。

这是他们的弱点：“（波斯人）容易受到攻击和来自侧翼的包围……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侧翼守卫。”

在萨珊波斯人之后，《战略》研究了“斯基泰人”，这么称呼是因为沉迷于拜占庭人对古典术语的热情，但紧接着又补充道：“这是与阿瓦尔人，突厥人，以及其他种族生活方式相似的匈奴人。”那时，他们是拜占庭人熟悉的一类种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骑着马的弓箭手，自匈奴人开始，最后是更多的阿瓦尔人，阿瓦尔人在他们祖先的敌人——第一个突厥汗国之前到达。[57]在这些人到达之前，其他草原民族也属于拜占庭人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先由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但是，在写到这些族群都是相似的之后，作者指出只有突厥人和阿瓦尔人的军队是有组织的，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比其他草原民族更强大。

很明显，在这本著作完成期间，谁是帝国主要的敌人是很明显的——阿瓦尔人：“他们无赖，狡猾，在军事上很有经验。”

作者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阿瓦尔人，而是说明了他们的武器是剑、弓和长矛：“长矛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弓拿在手上，他们根据需要使用这两种武器。”这正是《战略》一书中对拜占庭骑兵的规定，还包括盔甲和正面铁甲，或者是阿瓦尔酋长的战马盔甲。此外，他们还强调，应该训练战士的骑射技术——这确实需要大量训练才能发挥作用。

在书中“避免敌人优势”的标题下，作者提出了许多警告。敌人看起来漫长的战线中会隐藏着大小不同的军团单位，而且还会有隐藏的作战预备队：“除了主要编队之外，他们还有一支额外的部队可以派出去伏击粗心大意的敌人。”

即使没有成千上万马蹄疾驰所带来的尘土，即使是在大白天，在与草原骑士作战时，也很难估计敌军的真实力量，从而无法决定是勇敢地发起进攻，还是坚决地进行防御，或者迅速撤退。因为拜占庭数量不多的指挥官们在所有军事手册中都被命令要这样做。这意味着在敌军周围进行侦察是必要的，因为敌军展示的正面形象可能会使拜占庭人低估他们的真正实力。

当他们追赶逃跑的敌人时，不会停下来进行掠夺，而是会继续追击敌人，直到将其完全摧毁。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强大后方守卫来保证部队有序撤退，那最好选择站起来跟敌人战斗，而不是撤退。相反，如果他们撤退甚至逃跑，就不应该对其仓促追击，因为他们练习的正是快速转身和反击战术，也就是通过假装撤退来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最著名的例子是在484年，当时萨珊波斯国王佩罗兹（Peroz）被嚈哒人杀害。

当谈到敌人可以被利用的弱点时，作者首先提到他们伟大战马机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拜占庭骑兵不同的是，草原骑兵不止有一匹马，或最多有一匹备用马，他们骑着一大群马，这些马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肉类和奶类营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可以被再利用的马匹，所以即使在战斗中，他们也可以骑马返回去取一匹新马（他们将马匹拖到帐篷旁边）。

有历史目击者描述了当时库曼人的情况，在12世纪，他们取代了佩切涅格人成为拜占庭在草原上的战士盟友/敌人：

他们每个人至少有十匹到十二匹马，这些马必须跟随他们去任何地方；他们先骑一匹，然后再骑另一匹。每匹马在迁徙时，都会配备一个装着食物的鼻袋，它跟着主人吃东西，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它们都不停止行进。他们骑得也很辛苦，昼夜不停地至少要骑行六天、七天甚至八天。[58]

所有这些马都需要牧场，所有的鼻袋都需要补充饲料，这限制了草原战士的战略能力，尤其是在冬天。这个问题在利奥六世的著作《论问题》（Problemata）中有所描述，它是以问答的形式从《战略》中摘录出来的：

如果（敌人）是斯基泰人或匈奴人，将军必须怎么做？

他应该在2月或3月左右攻击他们，那时他们的马在冬天的艰难困苦中变得虚弱了。[59]

这摘自《战前第一天》（“Before the Day of Battle”）的第七章，尽管这也被认为是乌尔比修斯所著。[60]他们对牧场或饲料的依赖也意味着，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放火烧草来削弱草原战士们的力量。但更有力的补救措施是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将草原战士从良好的牧场转移到已经过度放牧的土地上，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草的土地上。

其更大的弱点是结构性的。他们是骑兵，而不是步兵，在徒步作战时他们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完全没有经过近距离作战的训练。因此，只要有足够多的弓箭手阻止草原弓箭手简单地站在他们面前向集结的队列放箭，敌人的骑兵就很容易被有组织的步兵拦截住。此外，虽然草原骑兵是最好的骑兵，但他们不是重骑兵，也没有重型步兵，所以他们会被拜占庭骑兵发起的肉搏战击败。因此，《战略》指出，必须选择平坦且畅通无阻的战场。

这表明，无论他们做怎样的努力，拜占庭人都不能指望靠高超的箭术来对抗草原上的大师们，他们不能像超越其他敌人那样，在射程上超越那些骑马的弓箭手。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快地拉近他们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让双方放弃箭术对抗，转而进行刀剑、匕首和装甲的较量。当然，这是在骑兵冲锋产生影响之后。也有人说“夜间攻击也是有效的”，大概是因为草原上的敌人不能依靠标准化的训练来克服混乱。

他们还有一种政治上的弱点：“他们由如此多的部落组成，故而没有血缘或团结的意识。”因此，策反将是有效的：“如果一些人开始逃亡，并获得敌方良好的待遇，更多的人将跟进叛逃。”然而，这意味着战争的潮流已经转向：就像胜利使匈奴人和后来的阿瓦尔人赢得了更多受压迫国家和部落的追随者一样，而失败则削弱了他们。

拜占庭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不仅要与东部的萨珊帝国和北部草原的骑射手做斗争，而且要与北欧的勇士们进行斗争，后者在《战略》中被统称为“浅发民族”（“light-haired peoples”）。[61]它们被分作法兰克人、伦巴底人，“还有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

法兰克人于539年从西北方进入意大利，就在拜占庭人战胜哥特人维蒂吉斯的时候，袭击了米兰（维蒂吉斯在拉文纳被围困，并最终投降）。普罗科皮厄斯描述了法兰克人战斗时的样子：

这时，法兰克人听说哥特人和罗马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苦难……他们立即聚集起数十万人，在特尤迪贝（Theudibert）的领导下，向意大利进军：有一小队骑兵跟随着他们的首领，他们是唯一装备着矛［希腊长枪（dorata），不是长矛］的骑兵，其余的都是步兵，既没有弓箭，也没有矛，但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剑、盾牌和一把斧头。现在，他们的武器［著名的法兰飞斧（francisca）］很厚，两侧都非常锋利，而木柄很短。而且他们习惯于在第一次冲锋时发出信号投掷这些斧头，从而粉碎敌人的盾牌，杀死敌人。[62]

伦巴底人（拉丁语为Langobardi）于568年从东北方进入意大利，距离554年哥特人的最后战败只有12年，但拜占庭人早在遭遇法兰克人或伦巴底人之前就遇到了许多其他的“浅发民族”，最近的一次是在535年进入意大利之前，他们在最终目的地北非击败了迁徙的汪达尔人，以及以锡尔米乌姆［位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斯特林斯卡·米特罗维察（Stremska Mitrovica）］为首都的格皮德人，格皮德人在那里威胁着拜占庭人的土地，直到568年他们被伦巴底人和阿瓦尔人联合击败。当阿尔博因（Alboin）统治下的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从拜占庭控制的土地一直到那不勒斯附近的贝内韦托（Benevento），他们带来了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的追随者，以及布勒加尔人，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同化，拥有了共同的伦巴底身份。

作者在《战略》中开始抒发他的评论，给予其很高的赞美：“浅发种族的人非常重视自由。”早些时候，他曾把波斯人描述为“奴隶”，他们“出于恐惧而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几千年后依然如此——并将君主制的政府（汗国）形式归因于草原民族，以及草原民族的统治者“对他们的错误施以残酷的惩罚”。

相比之下，浅发种族自由地为他们的荣誉而战斗，这给了他们力量，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战术：“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尽管他们胆大妄为，但他们认为任何胆怯甚至短暂的退却都是可耻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假装撤退或任何其他类似的策略都是不光彩的；这种“僵化”的英勇为拜占庭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投掷型攻击力，正如贝里萨里奥斯提到的意大利的哥特人，因为他们的武器是“盾牌、（长矛）和挂在肩上的短剑”，没有提到弓——然而，他们有弓，但数量不多，弓也不够有力。意大利战役从535年开始，时断时续，持续了30年，然而哥特人以及跟随他们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并没有采用拜占庭人的复合弓，就像后者模仿了匈奴人的箭术那样。

为什么“浅发民族”没有采用更高级的武器？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太落后了，无法学会如何把一层层的马筋放在木芯上烘干，把骨板压下来，并用胶水把三部分的弓粘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哥特式装备流传下来尤其需要更高的技术才能；第二，“哥特人”是另一支被误称为民族的战斗力量，他们中间还有其他族裔群体，当然包括罗马人，甚至包括来自草原部落的追随者。

只有猜测才能解释这一谜团，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必思考得太远：哥特人没有采用复合弓，也没有采用它能接受的射箭战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长弓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也几乎没有被模仿过（而且，这是一种非常笨拙的火绳枪，一只手需要握着枪械，在精确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不如弓箭）。无论是长弓还是拜占庭的复合弓，都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来获得和保持使用的熟练程度。

浅发民族追求自由的属性还没有与纪律性相共存，这就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要么骑着马，要么步行——他们在冲锋中易冲动而不守纪律，仿佛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不是懦夫的人。他们不服从领袖。”因此，他们可能被引诱进行不顾一切地追击，那里却有强大的力量秘密等待着将其伏击。这可能在任何规模的战斗上都会发挥作用，如果战斗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诱走，拜占庭人就可能赢得战斗。“他们很容易在侧翼和战线后方被伏击，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视部署侦察兵和其他安全措施。”

因此，只有当他们在人数和冲动上的优势能够弥补他们的缺点时，也就是在全面战斗时，浅发种族才是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从逻辑上讲，下面的建议很有道理：“因此，在与他们作战时，首先要避免激战……而要利用精心策划的伏击、偷袭（利用他们没有侧翼警卫和侦察兵的弱点）和计谋。”

还有一个重要的非战术性建议：与他们谈判。“假装和他们达成协议。”为什么？我们的作者认为，目的是拖延战斗，以削减他们的热情，“因为部队缺乏补给”。对于不那么有组织的人来说，最大的弱点必定是后勤。除了在围攻中，在最坏的情况下，拜占庭军队都由帝国可靠地供养着，它的军队组成是收税员、政府职员和仓库管理员。但大多数时候，浅发族群这个群体都谈不上是一个国家，他们只有战斗领导。主要是在较高的作战层面上，这种最大的弱点可以被利用，通过一种弹性的方式，以最低限度的实战遏制敌人，使他们的补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耗尽。谈判也为分裂浅发族群提供了机会，部分原因是其潜在的种族身份可能会被唤醒，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正如作者之前所声称的，“他们很容易被金钱腐蚀”。

在编写《战略》时，多瑙河边界及其下游的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大陆，不得不与斯拉夫人的骚扰、入侵和永久定居做斗争。与哥特人和其他浅头发的人，萨珊波斯人或匈奴人相比，斯拉夫人是更新的敌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关于斯拉夫人和安塔人［Antes，斯克拉沃伊斯人（Sklavois），或者更常见的是称其为拉丁文中的Sklavenoi，Antais，Antes］和“其他与其类似种族”的那一章节比其他章节要长得多的原因。他们是谁？斯克拉沃伊斯人可以合理地与斯拉夫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个词将其含义大致概括了——它确实包括许多民族，他们的多种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除非安塔人只是斯克拉沃伊斯人中的一个特别麻烦的部分，否则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种族群体，而只是一个不同血统战士的结合体，就像阿兰人（Alans）那样，从高加索地区到现在的法国，他们被称为各种各样的骑兵；他们都只有一种营地语言，就像印度莫卧儿（Mughal）军队的乌尔都语一样。

另外，根据普罗科皮厄斯的描述，安塔人和斯克拉沃伊斯人以前是一个民族，后来分裂了，普罗科皮厄斯对他们战斗方式的描述似乎指的是安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步对抗他们的敌人，手里拿着小盾牌和标枪（Akontia），但他们从来不戴军帽。”[63]

在《战略》一书中，描述斯拉夫人的开场白令人不得不想起20世纪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人的形象：“他们……坚韧，随时忍受炎热、寒冷、雨水、缺衣少食。”他们有几个长处：“他们有效利用了伏击、突击和袭击……他们渡河的经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现代俄罗斯军队也是如此）作者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使用过的一种伎俩：

（当）被意外地困在一个紧要关头时，他们会潜入一片水域的底部。在那里，他们拿着又长又空的芦苇……把芦苇伸到水面上，把它们的另一端塞进嘴里。他们仰卧在水底，呼吸着，坚持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人怀疑他们在那里。

斯拉夫人的弱点始于他们的武器——原始民族可怜的武器：“他们装备短标枪，每人两支。也有些好看……但笨重的盾牌。”

虽然他们经常遭受弓箭手的冲锋和攻击，但他们没有复合弓；相反，他们用简单的木制弓箭勉强对付，也许足以捕猎鸟类，但显然在任何重要的射程内都缺乏穿透力。取而代之的是“涂上有毒药物的短箭”。这算不上一种可怕的战争武器。它在捕猎动物时起作用，他们可以耐心地追踪猎物直到它们死亡，但它不太可能有效地对抗被厚厚的衣服或皮革保护的部队，更不用说《战略》中描述的戴头罩和锁子甲的骑兵了。

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高明的战术：“由于他们没有政府……他们不熟悉作战的次序。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严密的秩序中进行战斗。”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按等级和纵队进行战斗训练，用盾牌挡箭，用长矛和刀剑向前推进，用重型步兵掩护轻步兵投射飞弹，或者用刀剑并排掩护相互支援。作者关于利用这一缺点的建议很简单：“他们会被弓箭齐射，从不同方向发动的突然攻击，以及肉搏战所伤害。”

但是斯拉夫人不太可能被抓住，他们会“跑到森林里去，在那里他们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在这种狭窄地方作战的技巧”。

人们针对与斯拉夫人的作战方法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给作战骑兵和步兵装备大量的飞弹（“不仅仅是箭矢，还有其他投掷武器”），还有一些用于建造桥梁、浮桥的材料（如有可能）。在斯拉夫人的国家里，有无数不可阻挡的河流——在多瑙河下游及其三角洲的另一边（“他们生活在难以渗透的森林、河流、湖泊和沼泽之中”），建议以“斯基泰人”的方式同时建造突击桥，有些人在建造框架的同时，已经把木板铺好了；用牛皮或山羊皮做的皮筏也是需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士兵们在夏天渡河发起突袭的时候，能盛放他们的盔甲和武器。但作者实际上建议部队在冬季行动，当河流结冰后可以在上面迅速通过，斯拉夫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他们不能躲在光秃秃的树林中。

在最冷的几个月里发动进攻将会有一定困难，作者建议采取两栖作战，在多瑙河沿岸适当的地点部署战船［指定了道蒙战船（dromon）］。部署一支莫伊拉骑兵提供安全保障，与在多瑙河沿岸的整个部队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在前一天晚上，可以派出一支由弓箭手和重兵组成的步兵部队横渡河流，形成一个背靠河流的队形：“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可以架起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当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应该突然过境，与敌人进行交战，最好是在空旷和平坦的地面上。战斗队形不应太深，任何时候都应避免进入树木丛生的地形中，哪怕只是为了不让马匹在其中沙沙作响。

作者建议突然袭击应该以这样一个标准的顺序进行：一个支队接近敌人并正面挑衅他们，然后转身逃跑，而第二支部队就位，在预定地点埋伏等待追击的敌人。

实际上，即使只有一条合适的道路，作者也建议在进攻中把部队分开；原因是一支先头部队要继续前进，而另一支部队则对斯拉夫人的定居点进行侵袭和掠夺，因为“他们拥有各种丰富的牲畜和农产品”。即使拜占庭人不需要食物，掠夺斯拉夫人仍然是重要的。

利用贿赂和劝说在斯拉夫人中进行策反应该是特别有效的，因为在他们中间的许多“国王”“总是彼此不和”。但是作者不得不接受战斗的必要性，因为他提供了几种作战方法，这些方法都互相关联。

为什么《战略》会如此关注这种准备不足的敌人？或者说，如果斯拉夫人装备如此简陋，且几乎没有组织，他们怎么会成为如此可怕的敌人呢？总的来说，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因为他们“人口众多”。

当然，萨珊波斯的军队规模很大，但只是以高度组织化军队的标准来衡量——有数千人或几万人参加战斗，甚至是10万人。浅发族群的人数更多一些，但也不多——我们阅读了阿拉里克所有关于西哥特人（Visigoths）在行军中的故事，即使在一个衰败不堪的罗马帝国里，他们也可以靠征召来维持人数。至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撇开所有关于两者人数的争论不谈——当然，他们没有众多的人口，只有统治精英——无可争辩的是，任何地区的骑兵总数都不能让饲养着众多马匹的草场超载，因此这严格限制了他们的数量。不管有多少人，每当骑射手冒险进入较崎岖且潮湿的地区时，他们的人数必然会下降，就像他们横穿多瑙河向南移动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到色雷斯和希腊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骑兵很强大，但在入侵这些地区时，他们的人数不可能有太多。与此不同的是斯拉夫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重新定居在希腊大部分地区，也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不可能被规模小得多的拜占庭军队所控制。实际上，对于他们是如何在自己领土上抵抗斯拉夫人的大量进攻行动的，作者并没有描写太多，作者更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打击多瑙河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而不是那些在查士丁尼统治下已经进入帝国的斯拉夫人，也不是关于再次被驱逐的斯拉夫人的。

如今，人们把这些文字作为殖民主义的发明，被设计用来诋毁另一种充满想象的恐惧，或者是秘密的欲望，但总是被像行动那样，用言语来压制的行为所驱使。也许是这样，但似乎这个《战略》的作者是想要去理解而不是发明，因为他的目的是发掘敌人真正的力量和弱点，而不是想象中的。

在设计“关系策略”和战术时，其所需的信息是一种障碍，可以通过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完备的情报工作来克服。但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关系策略”可以非常成功，但也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如果敌人确实在混乱中崩溃的话，大胆地深入敌后，使敌人陷入混乱，扰乱他们的补给，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敌人能够容忍混乱并保持平静，那么前进的部队就会被夹在从后面发起进攻的敌军和从后防线返回的敌人之间。

大胆的策略会面临因过度扩大而失败的风险，这也是大多时候避免使用“关系策略”的常见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任何比直截了当的攻击或快速防御更复杂的军事行动，都更有可能仅仅因为“冒失”而崩溃——许多看似很小的拖延、错误和误解加在一起，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这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是如此，但更多时候是为了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或者通过困难的地形和远距离的渗透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战略》遵循一个中间路线，非常强调通过侦察和间谍活动来收集情报，但建议采取谨慎而非大胆的行动。

关于战术本身的讨论始于对骑兵单一的、战线过长的批评，特别是长矛轻骑兵。作者解释说，他们会被不同的地形扰乱，在远离战地指挥官的地方很难被控制，甚至可能会出现逃兵。此外，单线作战没有战略深度，也没有弹性，因为它后面没有第二条战线，也没有像阿瓦尔人那样的作战预备队，所以如果这条战线被包抄或被破坏，就没有办法补救了。[64]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赞成从单线作战开始呢？这个问题在《战略》中没有被提出或解答，因为它太明显了。这并不是说，一条长长的队伍看起来比任何更具深度的队形更令处在平坦或较低的地面上的敌人印象深刻，而敌人的骑士们则肩并肩地站立并延伸至地平线上。这只会给那些对当代战争一无所知的敌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种罕见的阵型，英国人在遥远迁徙途中有时会遇到，但拜占庭人从未记录过。

引人注目的原因很简单，那条单排的长队不需要事先训练就能教会每个人如何在不同的队形中迅速占据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根据命令进行个别移动以改变整个编队的形状，比如深化队形使其变成更长或更短，或者更浅更长的行列，甚至完全不同的形状。

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这就是罗马人和波斯人都部署单线长队的原因（Ⅱ，1，20），因为当这个时代的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战斗时，他们的部队会尽可能地被充分调动起来，虽然两方的近卫军部队都在各个兵种上经历过出色的训练，但他们能召集的其他人包括兼职的民兵（thematic）骑兵、蛮族同盟和辅助部队，尽管也许都是非常熟练的骑兵和战士，但他们没有受过维持和调整阵形的训练。

然后，《战略》继续倡导和解释部队应该由不同的队形组成战斗阵型，每个阵型由各自的指挥官指挥，而不是由单一的无形单线阵型组成。就像在所有现代军队中一样，官方推荐的部队队形结构是三角形的：基本战斗单位班登（Bandon）由300人或更多人组成；其中三个班登连同军官和专家组成一个莫伊拉，而三个莫伊拉组成6000人左右的联合作战部队美罗斯（meros）。

虽然作者拒绝长且单一的单线阵型，但他并没有提倡太过纵深的阵型——事实上，他倾向于四队列的深度。

在正文（第三册）中，作者提供了一些阵型建议，并给出了详细的符号说明：在基本的布局中，每个纵列的开头都有一个十夫长（dekarch），一个十夫长指挥十人，拥有长矛和盾牌（重型步兵）；在他的后面是一个伍长（Pentarch），一个伍长指挥五个人，拥有长矛和盾牌；一个并未配备盾牌的弓箭手（轻步兵）排在第三纵列；第四纵列中，另一个弓箭手在他身后，但配备盾牌以防后驱战；另一个在第五纵列中的弓箭手没有盾牌，在他身后是第六名士兵，他选择配备武器。

交替的重步兵和轻步兵的顺序，打开或关闭纵列，不同的编队被图解为一个个单一的标签，然后作者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军队战斗部署，包括侧翼近卫军，行李运输和储备部队，还有针对重型步兵进行的不同组合，他们可以站立、坚守，并进行近距离战斗，轻步兵则用它的箭来消灭和骚扰敌人。

《战略》中最雄心的战斗队形是“混编的战斗序列”，描绘了一支由重型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完整的军队，后方只有少数轻步兵。[65]重步兵和骑兵都有七层纵队，但每个美罗斯步兵纵队有五人，每个美罗斯骑兵纵队则有七人。

在战斗阵型中，每边都有一个步兵美罗斯来保护侧翼，在里面还有一个骑兵美罗斯，在它旁边的是另一个步兵美罗斯，最后是一个中央骑兵美罗斯，一共有七个。在后防保护方面，每边各有一支步兵部队，也有五支纵队，每一侧有五支纵深的重步兵，最后一排只有五名轻步兵，所以每边的两个外侧纵队实际上是十三纵深，不过是两个独立的单位。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队列的后部有五个美罗斯，但是没有敌人可能会冒险进入，因为骑兵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的移动目标。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样一个编队将如何战斗。敌方的骑兵依靠力量和冲锋，会与坚守在地面上的重型步兵的盾牌和矛相碰撞。一个依靠大量步兵的敌人会撞上骑射手们射出的飞箭——这就是只需要几个轻步兵驻扎后防线的原因。当然，如果提前观察了这种阵型，也就知道它不足为奇了。骑兵离地面太高，无法隐藏，但步兵可以隐藏在尘土和混乱中。“为了防止敌人在战斗前过于仔细地观察我方阵形，可以在步兵方阵前部署一层薄薄的骑兵作为掩护，直到敌人接近为止。”[66]这样的组合可以让每支部队得到比单独的战术力量更大的作战效果。但是，战争中没有免费的礼物，而且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经受更多的训练，正如《战略》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阵型需要不断地训练，无论是人还是马。”[67]

驻守在河上的舰队人员也需要专业精神，他们的任务除了监视和巡逻外，还要负责运送士兵、马匹、大炮和补给品，并要驻守着等待并抵抗遥远河岸对面的敌人渡河。这是《战略》第十二卷B部分中插入的五个段落的主题，这些段落通常被称为“De fluminibis traiciendis”，即“关于河流的过境点”。最近，人们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清晰的解释：[68]在《战略》一书的观念中，江河舰队的价值超过了海上舰队的价值，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零星的海盗和海上劫掠者之外，没有任何海上敌人（3世纪的哥特海盗是明显的例外），而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总是有危险的野蛮人。在作战上，将正面进攻与支援、伏击或突袭相结合，由河运舰队在敌人后方发起进攻，是利用拜占庭人在组织和计划方面相对优势的一种极好方式——事实上，在与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作战，派部队通过黑海进入多瑙河攻击他们的后方时，这就已经成了拜占庭人标准的作战程序。从战术上讲，抵抗敌人渡江需要专门的训练，因为要在遥远的河岸上攻击警戒和部署好的敌人，用现代的说法，首先必须“以火制胜”，就是当浮桥一节节（第5段）组成的时候，密集射箭并投掷石块来驱散敌人。

《战略》中所描述的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并非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衣衫褴褛形象，而是一个职业化军人的形象，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此相称：

这些人，特别是那些为了达到目的而接受帝国津贴的人，应该有权要求得到仆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根据现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把士兵安排到行李车上）……

但是，如果一些人负担不起佣人的费用，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就有必要要求三四名较低级别的士兵加入组成一个仆人的队伍。对于驮畜也应遵循类似的安排，因为战士可能需要携带盔甲外衣和帐篷。[69]

在“关于行李车”的一节中再次提到仆人，这意味着有许多仆人：

乘车的是士兵们所需要的仆人……我们认为不会有大量的仆人被带到主战场上去……（但是）每个纵队应该有足够的仆人来照顾马匹……在战斗时，这些仆人应该留在营地里。[70]

这就是《战略》所建议的一种非常苛刻的战略战术，但强化个人训练、进行大量战术训练并执行作战计划和纪律，其回报是达到最大限度的机动和最小的消耗这一目的。消耗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的一件事，以避免战术上的胜利导致帝国的战略性失败，对这个帝国来说，总是会有新的敌人出现在地平线上。

[1] 例如，1535年的巴黎版本中，有120幅精美奇异的插图（包括弗朗提努斯、埃利亚努斯和莫德斯）。Renati Fl.Vegetii，Viriillustris：De re militari libri quatuor （1535）.

[2] ArrianiTactica et MauriciiArtismilitaris libri duodecim （1664）. Alphonse Dain，“Les stratégistesbyzantins，” ed. J.A. de Foucault （1967），p.344.

[3] George T. Dennis，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hereafter cited as Strategikon-Dennis），p.8.

[4] George T. Dennis，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hereafter cited as Strategikon-Dennis），p.xvi.

[5] Henrik Zilliacus，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imoströmischen Reich （1935），pp.134-135；军团：Kronprinsenshusarer，p.137 n.

[6] “B Infantry Formations，” bk.Ⅻ，16，14，in Strategikon-Dennis，pp.146，145.

[7] “B Infantry Formations，”，bk.I，1，p.11.

[8] Prokopios，The Wars，bk.Ⅰ，i，13-15，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1：7.

[9] Caroline Sutherland，“Archery in the Homeric Epics” （2001），http：//www.ucd.ie/cai/classics-ireland/2001/sutherland.html.

[10] Iliad，trans. E.V.Rieu （1950），bk.Ⅺ，385-392，p.207.

[11] Bk.I，1，5. Haralambie MihÝ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ǎ（1970），p.51，将kontarion 译成罗马尼亚语sulita = javelin，an error；“spear” （Strategikon-Dennis，p.11）也可以用来指一种投掷武器，不过，它是罗马重型骑兵从萨尔玛提亚人那里学来的Stabbing contos。

[12] Bk.I，2，Strategikon-Dennis，p.13.

[13] Corpus InscriptionumLatinarum，vol.8，18042 = Dessau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2487. In 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trans.，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 Book II：The Empire （1966），p.509.

[14] Bk.Ⅻ，B，“Infantry Formations，” 2，Strategikon-Dennis，p.138.

[15] Bk.Ⅻ，B，“Infantry Formations，”，3，p.138.

[16] Taxiarchis G.Kolias，Byzantinische Waffen：Ein Beitragzurbyzantinischen Waffenkund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lateinischenEroberung （1988）.

[17] Justinian’s Novel 85 of AD 539，Caput V：“contos et quolibet modo vel figurafactaslanceas，et quae apud Isaurosnominanturmonocopia.”

[18] D.Nishimura，“Crossbow，Arrow-Guides，and the Solenarion” （1988），pp.422-435.与之相对的是G.T. Dennis，“Flies，Mice，and the Byzantine Crossbow” （1981），pp.1-5.

[19] Giovanni Amatuccio引用了位于巴里（Bari）的一个可能是对solenarion 的描述；参见“Lo Stranoarcieredella porta dei Leoni” （2005），http：//www.arcosophia.net/database/N1/amatuccio_leoni.htm_edn6.

[20] John 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 （1999），p.216.

[21]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22] 关于抛石机，参见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p.72-116；还有最近的资料：Stephen McCotter，“Byzantines，Ava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ebuchet”（2003），http：//www.deremilitari.org/resources/articles/mccotter1.htm. 关于skala，参见 Strategikon-Dennis，bk.I，2，p.13。

[23] Maurice Keen，Chivalry （1986），p.23.

[24] R.P Alvarez，“Saddle，Lance and Stirrup” （1998）.

[25] Peter Connolly and Carol van Driel-Murray，“The Roman Cavalry Saddle” （1991），pp.33-50；我引用了Eric McGeer的著作。

[26] 查看有价值的内部文本，http：//www.intratext.com/X/LAT0212.htm。

[27] J.W. Eadie，“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1967），pp.161-173.

[28] I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6）.

[29]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30] A.Pertusi，ed. and trans.，De Thematibus （1952），pp.133-136. For the federati，也可参见A.H.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1973），pp.1：665-667.

[31] Jones，Later Roman Empire，pp.1：663-666.

[32] In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 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p.1：51-52；p.15 para.6.

[33] Bk.Ⅶ，15，Strategikon-Dennis，p.69.

[34]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35] Prokopios，The Wars，bk.Ⅱ，xxvii，33-35，in Dewing，Procopius，p.1：511.

[36] Justinian’s Code，11.47.0，禁止任何帝国政府以外的人使用武器（“Ut armorum usus inscio principe interdictus sit”），这是已经在《狄奥多西法典》（XV，151）中提到的一项法律，该法典可追溯至364年的瓦伦丁尼安和瓦伦斯时期。

[37] Bks.Ⅹ，ⅩⅩⅩⅢ，and ⅩⅩⅩⅣ. In Betty Radice，trans.，Pliny Letters and Panegyricus （1975），pp.2：206-209.

[38] Bk.Ⅶ，“Before the Day of Battle，” Strategikon-Dennis，p.65.

[39] Strategikon-Dennis，pp.143-144.

[40] 请参见Michael Whitby，“Recruitment in Roman Armies from Justinian to Heraclius （c.565-615）”（1995），pp.3：61-124。

[41] Prokopios，The Wars，bk.Ⅰ，xviii，39，40，in Dewing，Procopius，p.1：173.

[42] Giorgio Ravegnani，Soldati di Bizanzio in Eta Giustinianea （1988），p.53.

[43] Bk.Ⅷ，1，25，Strategikon-Dennis，p.81.

[44] Bk.Ⅷ，2，92，Strategikon-Dennis，p.91.

[45] Bk.Ⅷ，2，86，Strategikon-Dennis，p.90.

[46] Bk.Ⅷ，1，8，Strategikon-Dennis，p.80.

[47] Bk.Ⅷ，2，29，Strategikon-Dennis，p.85.

[48] Bk.Ⅷ，1，17，Strategikon-Dennis，p.80.

[49] Bk.Ⅷ，2，20，Strategikon-Dennis，p.81.

[50] Bk.Ⅶ，Strategikon-Dennis，p.64.

[51] Gilbert Dagron，“Ceuxd’en face：Les peuples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209.

[52] 1973年，埃及的总参谋长并非是无能的，他将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日期定在10月6日，即犹太人日历中第七个月的第十一天，这天是赎罪日，是一年中最适合紧急动员的日子，因为所有预备役军人都在家或在祈祷，不允许出行。埃及人尽一切可能推迟以色列军队在前线的部署——但显然没有人知道赎罪日。

[53] 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in Late Antiquity （1993），pp.101-102，draws the contrast.

[54] Dagron，“Ceuxd’en face，” p.209.

[55] Bk.Ⅺ，1，Strategikon-Dennis，pp.113-115.

[56] Bk.ⅪⅩ，7，2，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1：503.

[57] Bk.Ⅺ，2，Strategikon-Dennis，from p.116.

[58] Robert de Clari，La Conqu ête de Constantinople，as cited in John Earl Wiita，The Ethnika in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77），p.144.

[59] Strategikon-Dennis，p.65.

[60] By E.A. Thompson，The Huns，由Peter Heather （1996）修订，p.65，引用了Dain的版本，Leonis Ⅵ Sapientis Problemata （1935）以及 （p.287 n.57） Urbicius vii，I，from Arriani Tactica et Mauricii Artis militaris libri duodecim （1664）.

[61] Bk.Ⅺ，3，Strategikon-Dennis，pp.119-120.

[62] Wars，bk.Ⅵ，xxv，1-4，in Dewing，Procopius，p.4：85.

[63] Wars，bk.，Ⅶ，Xiv，25-26，in Dewing，Procopius，p.4：271.

[64] Bk.Ⅱ，1，Strategikon-Dennis，pp.23-24.

[65] Bk.Ⅻ from A，1，Strategikon-Dennis，from p.127.

[66] Bk.Ⅻ from A，7，Strategikon-Dennis，from p.134.

[67] Bk.Ⅻ from A，1，Strategikon-Dennis，from p.135.

[68] Salvatore Cosentino，“Per una nuova edizione dei Naumachica ambrosiani：Il De uminibus traiciendis （Strat.XII B，21）” （2001），pp.63-105，包括文本和一个意大利语的译本。

[69] Bk.I，2，Strategikon-Dennis，pp.13-14.

[70] Bk.V，1，Strategikon-Dennis，p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