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0世纪的军事复兴

 

第十四章：10世紀的軍事復興　章節重點筆記

• 拜占庭帝國的戰略轉變 從10世紀中葉起，拜占庭從防禦轉向進攻，對南方穆斯林與北方保加利亞人發動戰略攻勢；擴張巴爾幹與黎凡特領土。 主導者：尼克福羅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在位前已推動）、約翰·齊米斯凱斯（繼任者）、巴西爾二世（頂峰，徹底擊敗保加利亞，收復多瑙河邊界）。
• 尼克福羅斯二世的軍事手冊與貢獻 手冊互補性強，充滿實用建議；反映10世紀軍事文化，包括武器、邊境生活。 手冊目標：道德語境、組織框架、實戰技術資訊（如奧納桑德、海吉納斯·格羅馬蒂克斯、艾利安）。 君士坦丁七世備忘錄：批評早期文本（如卡塔基拉斯作品）語法錯誤，強調實用指南。
• 軍事復興的背景與動力 9世紀末經濟/文化復蘇促成軍事復興；軍事文獻（如利奧六世）為促成因素。 軍事手冊來源：宮廷圖書館、修道院（如西格里安修道院）；君士坦丁七世推動編纂，確保傳承。
• 重裝騎兵（Kataphraktoi）的角色與裝備 核心部隊：鐵甲護身、馬匹護具；武器包括長矛、劍、釘頭錘、弓箭。 訓練：從幼年起，強調耐力、紀律；陣型如三角形衝鋒，輔以步兵方陣。 戰術：偵察敵情、伏擊、心理戰；避免無謂損失，優先消耗敵人。
• 邊境戰爭策略（De Velitatione Bellica） 針對阿拉伯邊境小規模戰爭；強調偵察、游擊、伏擊、防禦。 將軍職責：情報收集、士兵福利、醫療後送；保護平民，避免大戰。 細節：營地佈置、哨兵配置、夜襲防禦；使用間諜、俘虜審訊。
• 武器與裝備細節 步兵：長矛、盾牌、斧頭、投石索；防護包括皮革/鐵甲、頭盔。 騎兵：長矛優先，輔以弓箭；特殊武器如menavlion（重型矛）、paramerion（彎刀）。 創新：希臘火手榴彈、攻城器械；強調質量而非數量。
• 訓練與紀律 每日訓練：射箭、騎術、陣型演練；懲罰漸進（批評到處死）。 士氣管理：演說、音樂、醫療；將軍應公正、經驗豐富。
• 凱考梅諾斯《戰略》（Kekaumenos Strategikon） 11世紀作品，實用建議多；涵蓋將軍品質、戰術、日常生活。 強調謹慎、情報、避免魯莽；例子：偵察敵營、夜襲、伏擊。 社會洞見：忠告避免債務、謹慎交友、家庭管理。
• 軍事文化的整體特點 實用導向：間接戰術、情報優先、避免決定性戰鬥。 融入基督教：祈禱、道德；手冊抄襲傳承，但更新情境。 遺產：助拜占庭擴張，影響後世軍事思想。
• 註釋補充 [1] 尼克福羅斯手冊互補性研究（Sullivan、McGeer）。 [2] 手冊目標與古羅馬比較。 [3] 君士坦丁七世備忘錄原文（De Cerimoniis）。 [10-20] 重裝騎兵裝備與訓練（Kolias、Haldon）。 [30-40] 邊境戰術細節（Dennis譯本）。 [50-60] 武器創新與希臘火。 [70-80] 凱考梅諾斯生平與作品（Spadaro編）。 [90-100] 戰術例子如伏擊、偵察。 [110-120] 日常生活忠告。 [121-136] 凱考梅諾斯文本節選與社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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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0世纪的军事复兴

经过几个世纪的防御，拜占庭帝国从10世纪中叶开始，对南方的穆斯林和北方的保加利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略进攻，在巴尔干和黎凡特都取得了很大的领土收益。甚至在成为皇帝之前，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已经是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导者，在他的谋杀者和继任者约翰·齐米斯西斯的领导下，这一转变一直延续到巴西尔二世时期并达到顶峰，他从四面八方扩张了帝国的版图，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夺回了多瑙河边界地区。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尼克福罗斯二世的个人谋略形成了一套作战手册，这些手册之间的互补性远远超过它们的重叠性，而且充满了精明的建议。[1]特别有趣的是，它们不经意间揭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拜占庭武器到争议性“圣战”边界上的平民日常生活。

正如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一本作战手册可能反映出各种不同目标的任意组合：以奥纳桑德的著作为例，他为战争提供道德语境；或者为了应对战争的混乱状况，制定整齐有序的军衔制度和档案框架，安排营地规划，就像海吉纳斯·格罗马蒂克斯和艾利安所做的那样；并提供可实际用于战斗的技术信息，这似乎是下文所讨论的10世纪军事手册的主要目的。[2]

尽管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它们来源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具书生气的作者案例是君士坦丁七世。在一篇非常私人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他为此所做的工作。他已经开始为他的儿子罗曼诺斯书写一份备忘录，题为“当伟大的罗马皇帝继续作战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被谈论过，到现在很多人仍在讨论，但一直没有以书面形式写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好的……我们在完成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却发现宫廷内未储存任何这方面的文献，最后，我们终于在名为西格里安（Sigriane）的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份处理这些事情的备忘录，在这座修道院里，名叫卡塔基拉斯（Katakylas）的神甫已经接受了修道院的生活并开始写作生涯。因为这些是由利奥皇帝下令记录的东西……

但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希腊语版本没有完成，因此书中包含了许多野蛮、孤立的观念和语法错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在其内容中）……既然我们发现这部作品是以一种粗心的方式创作的……把事情含糊不清地摆出来，就好像一个幻影的脚印，可以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备忘录和指南留给你。[3]

这份文件本身的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附带信息，特别是关于后勤方面的信息，但它所描述的是帝国取得某些胜利的进展，而不是真正的远征；正如莫尔特克（von Moltke）可能说过的那样，它没有战术价值。但是，编纂这些具启发性的文献，还有编辑并保存它们的工作，存在巨大的价值——这些工作让我们现在可以阅读这三本军事手册，这些文献一点也没有摆脱令君士坦丁感到不安的野蛮和孤立主义，而论述中也包含着丰富及契合实际的建议。

《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Skirmishing）

阿纳托利亚东部的拜占庭-阿拉伯边疆是这部著作的地理背景，最近出版的著作名为《游记战术》（Traité sur le guerilla），但传统上它应该被称为《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 Bellica Nicephori Augusti），现在它被翻译成英文，称为《皇帝尼可福罗斯的前哨骚扰战术》（Skirmishing by the Emperor Lord Nikephoros）。[4]

这是一部关于与阿拉伯穆斯林进行边境防御战争的作战方法和战术的独创性著作，它不应归功于枯坐图书馆的研究，而一切都要归功于实战经验——作者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他的话。

从理论上讲，在伊斯兰统治下，所有的帝国领土都是“战争之地”达尔哈布（Dar al-Harb），在这片土地上，私人开展掠夺的同时也是在削弱异教徒的势力，这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就像自愿参加哈里发或地方统治者的战争一样——两者都是圣战，要么在俗世为自己创造荣耀（或至少是尊重），要么欢乐地去殉道。与此同时，劫掠已成为边境地区的一个行业，当然风险很大，但显然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至少比种植作物或饲养牲畜要轻松得多。[5]事实上，由于拜占庭的袭击，这些活动也面临危险。

边境地区有自己的宗教：以圣战为中心的伊斯兰教——在新皈依的土库曼人中，他们可能对新信仰知之甚少——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很久之前，人们就想称之为拜占庭的改革运动。边境地区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以史诗或诗情画意的《狄根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as）为例，他是众多“阿克拉”（Akra=边境线）地区的作品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贝都因人关于劫掠的诗歌，后者越来越多地被突厥民歌所取代——其中一些仍然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伊斯蒂卡尔街的音乐咖啡馆听到，其形式是博鲁·贝伊式的民歌循环。[6]

至于边界地区的军事文化，在《前哨袭扰》一书中，作者宣称其目的是要在幸运的、不需要它的时候保护好这些知识，以防将来帝国需要它。

基督……大大削弱了以赛玛利后裔的能力和力量……然而，为了时间……也许不会抹杀这有用的知识……我们应该致力于写作。[7]

作者提到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他写道，他受到那些“发明它的那些人……”的指导——这里提到的是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他是军区部队指挥官（Domestikos Tou Schoai），也是高级战地指挥官，作者还提到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953年被俘虏死于敌手），利奥（Leo）（他赢得了几次重大战役），以及另一个儿子，后来成为皇帝的尼克福罗斯二世，还有尼克福罗斯的侄子，被称为谋杀者和继任者的约翰·齐米斯西斯。

在《前哨袭扰》中，作者目标是少花钱多办事，由相对较小的部队进行突袭，通过出其不意的行动来扩大他们的力量——也就是说，突然袭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突然袭击会改变作战双方力量的平衡，因为只要它持续下去，敌人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组织，无法对袭击做出反应；因此，就很容易以有效的方式进行攻击。此外，如果突然袭击可以用来削弱和打乱敌人，那么即使在突然袭击结束后，双方也无法恢复先前的力量平衡了。

鉴于并非所有的边境地区都能得到保护，因此首要任务是监视山口，以尽早发现敌人的入侵。在崎岖的高山上，需要安排“相距三四英里”的岗哨。[8]拜占庭人和他们之前的罗马人一样，可以在夜间用火发出信号，在白天用烟发出信号，但对警告信息进行保密是有好处的，这样敌方入侵者就不知道自身被发现了；因此，作者建议进行信号传递接力：“当观察敌人时……他们应迅速赶往下一站并进行报告……反过来，这一站的人也应该跑到下一站去。”接力一直持续到“位于更高地面”的骑兵哨所，哨所人员将通知将军。

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岗哨兵是一种专门的士兵，他们的一次巡逻就是15天的短途旅行——在日程安排上，军官们的压力会减轻。然而，这些兼职兵被认为是秘密的（隐蔽的）童子军，甚至是秘密的（伪装的）特工：“他们不应该长期待在同一个岗哨，而应该被换到另一个地方去……否则……他们就会被识别出来，很容易被敌人俘虏。”在边疆地区，人们必须勇敢地保护他们的牲畜和家庭，使之免于被渗透中的掠夺者侵扰，而且他们也很狡猾，可以做一些策反工作并偷窃敌人的牲口，否则，牲畜们都将被敌人掠去，而不会留下任何值得保护的东西。但边境地区不仅有单纯的盗贼，也有劫掠专家、逃亡者（expilatores）、法律意义上的拉丁暴力劫匪存在——但在这里他们显然都是侦察员。尽管编辑明智地指出，“在这些边境地区，人们的差别可能微乎其微”。[9]

该著作对亚美尼亚人的评价很低，拜占庭军事文本更多地赞扬他们的英勇精神：“亚美尼亚人执行哨兵任务时相当糟糕且粗心大意。”作者建议进行每月轮换、提供固定薪金和每月津贴，但“这些人不大可能很好地执行哨兵任务，因为他们毕竟仍是亚美尼亚人”。[10]

这些山地巡逻者不是说希腊语的本地人，也不完全是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既拒绝了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Creed），也拒绝了纯粹的基督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ism）——他们当中还存在一些异国风俗，它们混合了波斯人的习惯和口味——其中的每一点都构成了希腊和东正教作家对其不信任的充分理由。但下文讨论的《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一书对他们提出赞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本书完成于976年后：约翰·齐米斯西斯是亚美尼亚裔，他于976年杀死了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并继承了他的地位；福卡斯家族也是如此，作者对其非常钦佩，但是，“矮子”齐米斯西斯应该也是亚美尼亚人。］

无论如何，良好的信息是关键，作者建议既要使用间谍手段，也要使用轻骑巡逻军——前锋骑兵（trapezites或tasinarioi，其他地方称为tasinakia），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突袭和掠夺行动中捕获犯人并进行审问。[11]

在可以预见到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军队就会采取行动来阻止敌人，用重型步兵的联合力量击退他们，派遣标枪和弓箭手、轻型步兵一起在狭窄通道对敌人进行阻挡，并且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对其展开伏击；第二条战线设立在第一条战线后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堵住敌人可以到达防御部队后方的小路，就像波斯人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所做的那样，后来还有无数其他人也这样做了——因为在防守方看来，山地地形的巨大优势往往是一个陷阱，只要敌人有足够的决心，就可以越过那些被认为无法通过的地区。

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一切准备妥当，敌人就会被打败，或者被诱使尝试另一条更加迂回的路线，使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或者士气低落，被迫撤退。

预测敌人入侵的时间和方向，进而动员军区的临时部队，并在敌人到达之前将他们部署到指定位置。这是很难成功的。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的任何时候，罗马帝国的解决办法都是保护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整个边境的每一个部分——实体的古罗马边境城墙（limes）就此形成——包括有人驻守的城墙、护栏、守卫森严的河道或根据地形展开巡逻的公路，所有这些都是由辅助步兵群和骑兵“队伍”（alae）组成的堡垒，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得到加强，同时，这些堡垒又可以获得每个边境省份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和军团炮兵的增援，而这些部队本身也可以由驻扎在近处或远方的其他省份军团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Vexillationes）来加强。这是一项宏伟的军区战略，即永久的、排除式的防御，使帝国能够通过抵御掠夺者和入侵者而繁荣昌盛，而对于资源大大减少的拜占庭帝国来说，维持这一战略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相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人驻守的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次优选择，是一种反应性的防御工事，根据这种保守性的防御工事，在敌人每次到达之前，都会部署充足的部队来抵御入侵，以守住受到威胁的边界的特定部分。但是，即便是这种成本更低的战略变体，仍然需要更多的间谍和侦察兵来预测敌人每次入侵的时间和方向，以及更多的全职部队，除了军区的民兵之外，还必须能足够快速地为所有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配备人员。

而且，即便如此，这仍将是一种纯粹的防御战略，只是等待敌人进攻，在没有任何能力预先影响进攻的情况下，放弃主动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更多的间谍和军队，阿拉伯突袭者仍然可以接近帝国领土，通过他们自己的侦察员和间谍发现，拜占庭人已经准备好击退进攻，然后放弃突袭行动，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突袭，比如从地中海到高加索的漫长边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部位。这两种选择都会让突袭者付出代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式的军区战略会让拜占庭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阿拉伯突袭部队在边境附近集结，随时准备入侵，他们就无法继续动员他们的兼职民兵，让他们远离家园、田地和牲畜。

因此，作者推荐了另一种具有威慑目的的弹性防御军区策略：与其试图阻止入侵——太难做到——不如在其回程路上困住敌人的突袭队。虽然以帝国领土遭受破坏和掠夺为代价，但避免了预测敌人入侵时机和方向这一不可能的问题：人们很容易预测袭击者会沿着什么路线返回穆斯林领地。它还避免了提前调动、集结和部署军区部队的问题，然后，或许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让他们远离家乡。相反，只有在需要时才能召集军区部队，并在敌军带着俘虏和战利品返回家园时，有足够的时间部署到位，拦截敌军纵队：

就许多方面而言，与其在敌人入侵罗马尼亚的途中跟他们对抗，不如在他们从我国返回他国时予以拦截，这种方法更为有利。那时他们会……背上很多行李，俘虏和（被抓走）的动物。这些人和他们的马会疲惫不堪，在战斗中会分崩离析。[12]

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将有时间动员、集结——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调集部队——并适当地部署。

但是，军区防御战略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保护不了任何东西，因此成本是应该减少的：作者早些时候指出，当接到入侵警告时，平民“可能会在戒备森严的地方与他们的牲畜一起避难”。袭击者通常会试图以攻击或围攻的方式占领戒备森严的城市，因为城市可以提供足够的掠夺物和俘虏，以证明他们付出的时间、努力和伤亡是有回报的；不过，只有非常饥饿的掠夺者才会为了牲畜而围困高山上的乡村防御工事——当然，奴隶也有他们的价值。

对于那些受到猛烈攻击又毫无防备的边境居民来说，尤其是当他们中间身体强壮的男性被动员到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时，最好的保护措施是情境性的，即把城镇和村庄安置在无法到达的地方，即使这意味着每天需要通过两次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比他们的居住区域位置低得多的工作场所；实际上通过并排建造房屋的外缘，各外缘间没有通道，尤其是较厚的外缘之间，而且地面上也没有入口，从而使房屋获得保护；还有密集的布局，建筑物间只留下狭窄的小巷，骑兵不敢去那里冒险，因为很容易被封锁；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以及希腊城镇和村庄的古迹、遗迹和废墟都充分说明了这三个防御特征；它们仍然可见，因为自12世纪以来，奥古兹人和其他土库曼人、约鲁克斯人（Yörüks）、鞑靼人（Tatars）、库尔德人以及扎扎人（Zaza）定居的地方，大多位于河流附近地势低洼的地带，最初是半游牧营地。[13]

边境人民也有其他方式来限制敌人的破坏，尽管每种方式都有其潜在的代价：优先选择饲养牲畜，而不是种植掠夺者可以焚烧的大田作物；他们偏爱在春季收获的作物，而不是入侵者青睐的夏季和初秋；他们别出心裁地制作窗帘，不仅是为了添置财产，也是为了村民自己的安全；整个村庄的人口都定居在足够高的山脉间，还包括他们的牲畜，都转移到了高山的夏季牧场。

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损害的措施，弹性防御的军区战略就会因为缺乏人力而崩溃，因为连续突袭造成的累积破坏将导致平民放弃该地区，使军区军队无法召集临时民兵。最终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在编写这部作品时，这一战略仍然可以通过累积威慑效果取得成功——作者明确指出：“在他们返程时发动进攻……他们仍然在担心入侵时我们会占领通道，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减少入侵次数。”[14]

“哈姆丹之子阿里”（Ali the Son of Hamdan），即萨伊夫·阿德·道拉的三次失败，被视作这一战略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例子：950年，当他越过哈里斯河（Halys，现在的克泽尔河）深入现在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在成功地进行掠夺袭击后准备撤退时，遭到利奥·福卡斯（Leo Phokas）的伏击；公元958年，他被未来的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在此过程中，约翰还占领了萨摩亚［Samosata，土耳其的萨姆萨特（Samsat），直到洪水冲垮阿塔图尔克大坝将其淹没］；960年，道拉再次被利奥·福卡斯击败，利奥的哥哥尼克福罗斯后来成功地发起了重新征服克里特岛的远征。

利奥·福卡斯的部队很少。继他的成功进攻之后，他的哥哥为他动员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这可能是萨伊夫·阿德·道拉被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仅仅两年后便决定再次入侵帝国的原因，利奥·德孔（Leo the Decon）描述了这次入侵，他经历了巴西尔二世986年在保加利亚图拉真之门的惨败，因此对战争的理解可能得到了增强或更加丰富，巴西尔同样在成功入侵后撤退，结果遭到伏击。利奥·迪肯解释了利奥·福卡斯是如何部署他的部队的：

（因为）他率领着一支弱小的军队……利奥决定……占据悬崖上最具战略意义的阵地，埋伏在那里，守卫逃跑路线。[15]

人们或许可以猜到，古典风格的利奥·德孔接下来将描绘顽固且玩世不恭的萨伊夫·阿德·道拉毫无防备地行军游荡，这简直是毁灭前狂妄自大的典范，不仅如此，著名的穆塔纳比（Almutanabbi）的一首诗中也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当时正和贴身护卫一起骑着马：

哈姆丹自信而骄傲，他的追随者众多……并吹嘘战利品和俘虏的数量……他急急忙忙往这边跑，现在他骑行在军队的后方，他领着路，挥舞着他的长矛，把它抛向风中，然后又用夸张的动作收回它。[16]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作者期待的“前哨袭扰/小规模战斗”，这种一人能打败十人的战术方法，其军事收获足以抵消军区战略的成本，这种战略不能保卫帝国领土，只能阻止敌人进一步的攻击：

野蛮人不得不挤在非常狭窄和崎岖的地方，打破他们的队形，并不得不尽他们所能穿过陡峭的部分。然后将军命令吹响战斗号角，使部队从埋伏中一跃而出，攻击野蛮人。[17]

结果是一场屠杀——拜占庭人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当敌人因行军而疲惫不堪时，他们自己却得到了充足的休息。萨伊夫·阿德·道拉失去了他所有的战利品并差点被抓获——他们通常的伎俩，即用金银来分散追击者的方法，在之前已经被提到了。

本文就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具体建议，首先需要通过控制每个伏击地点的每一条泉水，来确保军队的水源供应。

接下来是战术。[18]面对经常发生的仅由骑兵进行的突袭（Monokoursa），熟练的侦察人员必须从蹄印和被践踏的草丛中估算出他们的人数，并猜测他们的方向；然后需要由有能力的军官和装备好马的部队在行动中抓住和攻击敌人。这些做法通常针对财物和奴隶的掠夺者，但是作者也建议准备抵抗大规模的圣战组织，这些组织成员更有可能是宗教上激进的伊斯兰游击队（那些战斗的人）：

8月，大批军队将从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南部到达西里西亚，到达安提俄克周围的国家，到达阿勒颇，并在他们的军队中增加了一些阿拉伯人（Arabas，贝都因人）……他们将于9月19日入侵罗马领土。[19]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圣战分子越来越多地由突厥战士组成，而不是阿拉伯人。其中也有许多人是吉尔曼人雇佣军（特殊的吉尔曼人，ghilman）。在《古兰经》（52：24，56：17，76：19）中，吉尔曼人［或被称作乌尔丹人（wuldan）］，指的是“神圣的青年，永远年轻，美丽如珍珠”，他们提供亲密服务，如情妇提供的贴身服务，是对正直的穆斯林、死去的圣战分子和当今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天赐奖赏；但后来这个词形容的不是盖尼米德（Ganymedes），而是突厥战士，即所谓的“奴隶士兵”——一种与财富和权力相容的特殊契约身份。10世纪的伽色尼帝国是由古拉姆·阿布·曼苏尔·塞布克·蒂金（ghulam Abu Mansur Sebük Tigin）建立的，他大约出生于942年，小时候在博卡拉（Bokhara）被贩卖，大约在1250年，被奴役的钦察突厥人巴伊索（Baibars）从保镖被提拔为警卫指挥官，然后在1260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即邦杜克达里（al-Malik al-Zahir rukn aldin babar al-Bunduqdari），并庆祝他们战胜了十字军和蒙古军队。[20]

由于圣战分子定期聚集起来进攻边境，先进的情报是关键；除了前面提到的间谍、侦测队和轻骑兵巡逻队之外，商人们还应该被派往边境，去一展身手。

接下来是对敌人进行策反：巴格达的哈里发天高皇帝远，到那时也势力渐衰，甚至像萨伊夫·阿德·道拉这样非常活跃的敌人也远离阿勒颇的边界。因此，信件和“礼品篮”应发送给“控制边境城堡的当地埃米尔”。[21]

接下来是对前进中的敌军的跟踪，直到确定他们将在哪里扎营。主力部队穿戴特殊的深色盔甲，向前方派出侦测队，以便在敌人从营地出发继续前进时跟踪监视。[22]作者显然认为，敌人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致无法有效地攻击其营地——即使不是在夜间，也难以获得什么优势。

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有效地监测敌人的行动。需要三支经过挑选的侦测队伍：第一支队伍要在敌人附近，与其保持相当近的距离，以至于能听到敌军嘈杂的连续的声音；第二支队伍在与敌人保持距离的同时要确保第一个支队伍在其视线内；第三支队伍也同样如此。所有三支队伍都将专注于监测敌人，而不是将他们的发现传达回最高指挥官下面的旅长（turmarch），名义上他将负责2000人或人数更多的军队，这里指的是负责行动的副指挥官。他将派遣四人小组从三支追踪小队那里获取信息，而四人小组则要保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当有信息需要报告时，四人小组会派遣其中两人送回消息。这样，将军就可以放慢、加速或调整其隐蔽部队的行进速度，以跟上敌人的行动。[23]单纯地跟着敌人是危险的：他们会很有经验地将隐蔽的后卫军留在后面，伏击追击者。

如前所述，所有这一切都假定敌人的力量太大，不可能全部受到攻击。但如此密切地监视入侵，其目的之一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入侵者在“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之外搜寻战利品，使其主力部队变得脆弱，那么就可以准备对其迅速发动攻击。这就需要提前进行夜间行动，否则入侵者看到隐蔽部队造成的尘云，就会克制自己，不再分散开去突袭。

就算万事俱备，“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仍然可能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攻击的是一个或多个突袭部队。如果后者在劫掠时有用来保护他们后方的“防御部队”——文本中对这一部队使用的单词是foulkon，日耳曼语意为罗马式的“步兵盾牌墙”，他们中的任何支队的注意力都不会被抢劫所吸引——那么，指挥军官就应该将部队分为两队，一支用来吸引“步兵盾牌墙”，另一支由其本人率领“以极大的速度和精神、喊声和战斗呼号”攻击掠夺者。[24]虽然这种攻击对按战斗顺序排列的“步兵盾牌墙”部队是不起作用的，但可能会使四散的掠夺者部队惊慌失措，掠夺者和俘虏将开始无序地逃跑，然后被追击者砍倒。

作者解释了他提供更多战术细节的原因：“在写下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时，我们不会有丝毫犹豫。”[25]

接下来的是关于隐蔽、突袭、伏击、封锁等主题战术的详细变化，但针对拥有主要力量的主力军展开攻击，无论胜负，都必须承受惨重的损失。这个帝国没有可消耗的士兵，只有住在边境地区有价值的农民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帝国甚至更缺少专业士兵，在新兵经历充足训练之前，专业士兵是不能被取代的。战斗日复一日，今天造成的伤亡将直接给明天的备战带来影响。相比之下，圣战者可以通过在战斗中死去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很容易被来自伊斯兰纵深地区的新志愿者所取代，在那里，实际参与圣战的人口比例很小，留下了许多潜在的新兵。即使是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队伍也可以被取代，因为圣战者追求荣耀或殉道，自由战士寻求掠夺和奴隶，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另一个可以跟随的领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击败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群——但将他完全消灭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埃米尔和另一个战斗群所取代。这使得消耗战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在短期内，伤亡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是在长期的情况下，也会另幸存者离开边境地区，而对敌人造成的伤亡将很快被新的志愿者和掠夺者的涌入所弥补。

与进行消耗战相反，文中建议进行机动战，以分散和干扰敌人，而不是在直接战斗中，把敌人的单位和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掉。这都是针对特定敌人的“关系策略”，对其特定的优势需要规避，对其特定的弱点需要利用。

例如，当敌军因为骑兵跑在前面进行抢掠而与部队分开，导致步兵滞留在后面时，步兵就会受到攻击；当突击队在行军或骑马前往目的地时，由于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跑得更快，骑兵部队可以提前到达那里，很好地隐藏起来，等到入侵者散开去抢劫时，他们就可以冲出来将其砍倒或俘虏；或者，作为补充，伏击也可以在前往这些可预测目的地的路上进行，或者在敌人逃跑时，从途中消灭他们。

当较少的攻击和伏击已经造成足够的伤害时，就到了与敌人的“战斗线”——主力部队交战的时候了。为此，骑兵是不够的，步兵也需要发射飞弹并进行近距离战斗。如果被骑兵的军事行动抛在后面，步兵部队应该在战斗开始前努力赶上。如果因为距离太远而不可能做到，必须命令一些“能干的”骑兵下马，用弓箭、吊索、长矛和盾牌徒步作战。当部队准备战斗的时候，将军要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帐篷营地，通过展示这种自信来引起敌人的“惊愕和绝望”。

作者还提出了建立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的建议。它虽然不可能在公开战斗中攻击敌人的主要战斗群，但可以通过伏击必须经过山区的敌人纵队而获胜。步兵是必不可少的，必须隐藏在道路两旁。这支部队规模很小，敌军的进攻可能会使其士气低落。指挥官可以通过自己的镇定姿态来稳定军心。他就位于步兵后方，“非常非常接近他们……他自己的位置几乎应该在步兵的后队中”。[26]

伏击可能仅仅因为敌人去了其他地方而失败。动态伏击是一种补救办法：一支骑兵部队从战斗中逃跑，以引诱敌人追击。它会进入准备好的杀戮场，或许是双重伏击，考虑到隐蔽的步兵在山的必经之路的一侧，隐藏的骑兵在另一侧，以消灭从步兵伏击中撤退的敌人。如果可以隐藏起来，即使没有通向敌人的隘路或通道，骑兵也可以发起伏击，因为任何队列都很容易受到来自侧翼的攻击，如果战士和马因为追逐诱饵而疲惫不堪的话，则尤其如此。

可靠的对策是避免追击逃亡的敌人，但这恰恰是骑兵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可以减少士兵的逃亡人数。

准确地预测敌人的行动是野战情报的最高成就。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敌人的“突然袭击，集中进攻”只需少量兵力，就能使将军大吃一惊，而没有时间动员、集结和部署他的主力部队。平民也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待在自己的住所里，而不是在该地区的疏散堡垒里。有趣的是，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平民是第一要务。“将军”派军官“以极快的速度”赶在敌人入侵之前，“疏散并为村庄居民和他们的羊群寻找避难所”。[27]在那之后，它才开始反击，以削弱敌人的力量。

但这也可能失败。敌人可以谨慎地保持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击退进攻，避免派出突击部队，从而防止主力被过分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可能采取行动，派遣小型部队（“300人或更少的战备骑兵”）伏击前进中的敌人，然后审慎地撤退到主体部队中，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防御工事加以保护（“如果附近也有一个堡垒”的话）。步兵在骑兵的快速撤退中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设防的地方来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骑兵联合行动。

至少，针对敌人的小规模部队将有伏击的机会，例如敌方派出的先遣队，旨在为正在前进的主力部队选择和测量营地。然而，即便如此，保障措施也应该是有序的：主体部队应该在附近做好准备，这样，如果敌人的先遣队足够强大，能够反击和追击伏击部队，伏击部队就能够骑行到安全地带，让主力部队“以高尚而勇敢的冲锋”击退追击者；但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敌人的先遣队是由许多部队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几个测量员，步兵可以从堡垒里出来参加战斗。

为了隐藏、超越和突袭，防御性军队必须在调遣方面高度机动，以及在战术上灵活多变。后者涉及的是培训和领导的问题，但前者取决于良好的组织和健全的程序。装备马车和骡子的行李部队（Touldon）是绝对必要的——没有食物、备用的箭、标枪、多余的外套、盔甲和盾牌，以及所携带的各种修理和挖掘工具，军队就不能长期运作。饲料体积太大，无法有效运输，但至少在极端干旱地区，其中一些饲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行李部队太慢了，必须与战斗部队分开，仍旧留在堡垒里；一些准备好战斗的骑兵被派去那里，以便他们可以护送马车和骡子走出堡垒到指定地点补充作战部队。两三天的饲料可以放在“快骡子”上和骑兵的鞍袋里。[28]

有许多可以用来隐藏，伪装，最小化或最大化部队力量的技巧。骑兵在深夜出征，这时扬起的尘埃云是看不见的；指挥官和侦察部队会仔细研究地形，从而为伏击部队，或者任何在战场上应该向敌人隐藏的部队（而不是在阻挡攻击的时候）寻找地点；强大的部队可以以非常安静的方式行进，把动静降到最小，而一部分士兵则可以伪装成农民，他们脱下盔甲，武器被藏得很好，光着脚，和真正的农民和牧民混在一起，充当诱饵，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较弱的部队可以通过在尾部绑上枝条来扬起更多的灰尘，从而最大限度地制造声势。

也有针对这些技巧的反制措施，敏捷轻骑兵的先头部队可以在更脆弱的主力部队前面触发伏击，或者相反，迫使敌人暴露其力量；而后文中经常被提及的后卫军（saka），是为了保护部队后方脆弱的土尔登马车（touldon）和骡子的后卫军，它总是需要拦截那些试图攻击缺乏机警的后方部队的敌人。

自然消耗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战场上同时有一支庞大的敌军和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的话，就不能允许敌人随意掠夺。如果敌人确实派出突击纵队，那么可以像以前一样，由一支小型伏击部队、一支更大的预备役骑兵部队和附近要塞的步兵（如果有的话）进行伏击。否则的话就得开战了。

如果敌人太过强大，将军可以在最近的设防城镇（Kaston）内寻求庇护，但前提是他必须确保所有部队、平民和牲畜的安全——不这么做的话将是羞辱且可耻的，并将导致国家的毁灭和衰败。[29]

以上这些战术都建立在部队训练得特别好，纪律更加严格，士气比一般的前线部队高得多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战争对个别士兵的要求要比在命令等级中战斗的要求高得多。在现代军事中，轻型步兵和更多的精英衍生品维持了这种特质。

训练士兵和部队是将军的首要任务。除了个人和团体技能之外，还必须加强以下方面：

除了首先锻炼和训练你的军队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的方法……来为战争做准备了。你必须使他们习惯于训练，使用武器，让他们忍受痛苦和疲倦的任务和劳作。[30]

边境战争需要长途跋涉，在马鞍上度过漫长的日子。士气在每一种战斗形式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边境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许多作战行动必须由成对的士兵、四人小组或极小的团队独立进行，远离高级军官的注视。

保持士气首先要有纪律，以抑制懒惰、懈怠、酗酒，但也必须有激励措施：包括按时支付的工资和食品津贴，还有超出“习惯或规定”的礼物和奖金，这样士兵就能获得最好的马和装备，并以“快乐的精神状态”去服役。[31]

军区民兵也必须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甚至遭殴打。

向“小人国”（manikins）征税对公共利益毫无贡献，但唯一目的是……把穷人榨干，他们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压榨大量穷人的血汗，囤积了很多黄金。

军区士兵得到了工资和土地分配，但必须缴纳土地税；因此，他们被帝国的收税员当作普通的纳税人一样对待，也就是说，从记录中的文字看，这是非常糟糕的。士兵仍然需要将税收交给大地主，而且整个村庄仍有集体纳税责任。[32]主审法官也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尊重，民兵不应该像“囚犯那样被拖走，鞭打，被绑在铁链上，而且——哦，多么可怕的事情——被嘲笑”。

显然，民事法官一直在审判案件，并对一半的农民进行了典型且严厉的拜占庭式判决，我们的作者则坚持认为，在由神圣皇帝亲自规划的战略下，军官应该把他们当作士兵来评判。但不排除其应该与民事法官和公务员合作，只要后者服从军事当局的权威，并认可这“从法律上是明确的”。这一部分叙述的末尾是对“热情、幸福和欢乐”的一种探索，一旦“那些使人陷入贫困的因素”被皇帝消灭，就会获得“热情、幸福和欢乐”。

在这之后，军区规模方面还有更多的作战方法，特别是非常有趣的“防御性进攻”，其目的是在敌人的军队太强大而无法直接作战时迫使他们撤退，无论他们多么狡猾。作者引用了利奥六世的《战术》或《战术宪法》（Tacticae Constitutiones，Ⅺ，25）的早期规定，然后描述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一支庞大的圣战军队从西里西亚入侵帝国，围困米塞里亚（Mistheia，克劳迪辛西埃斯特地区）时所发生的情况。阿纳托利康军区（Anatolikon）和奥普西奇翁军区的将军被抛在后面，“尽他们所能”进行保卫，而尼克福罗斯·福卡斯，这位高级战地指挥官和未来皇帝的祖先，带着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深入西里西亚，前往有城墙的城市阿达纳（Adane，即现代的Adana）。守备部队——圣战军队离开后留下的部队——出城迎战拜占庭军队。他们被打败了，逃回城内，掉队者被杀或被俘。尼克福罗斯没有直接进攻阿达纳，而是按照《前哨骚扰》的原则行事，摧毁了该城市的农业基础，砍倒了果树和葡萄藤，并夷平了城墙外的“优雅而美丽”的定居点。第二天，他率领他的军队进抵海岸，捕获了“非常多的俘虏和众多羊群”，然后返回约40公里外的基德诺斯河（Kydnos）或希拉克斯河（Hierax）畔，即现在的塔尔苏斯湾（Tarsus Cay）。然后，他没有攻击河口的塔尔索斯市（Tarsos），而是通过沿海平原和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希利尼关口［Cilician Gates，现在的红其拉甫口岸（Gülek）］返回帝国。

当圣战分子还在围困米塞里亚时，听到自己的领土遭到毁灭性入侵，就转身回去，但“在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因为他们抓不到尼克福罗斯·福卡斯，后者率领他的部队穿过山间道路返回。[33]

这是一次典型的行动，所有的事情对拜占庭人来说都恰到好处，而且突袭表明，这一战术的基本概念对任何规模的作战都是有效的，而且经常被应用：防御比进攻更难，因为防御者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对抗敌人的进攻；如果他们自己进攻，他们就能选择目标，攻击敌人薄弱的地方，就像尼克福罗斯·福卡斯那样。因此，一旦这样做，敌人就可能被迫取消大规模的进攻，因为这样规模的进攻是防御无法抵抗的。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胜利的福卡斯甚至没有攻击阿达纳和塔索斯，这两个国家都有潜在的战利品和奴隶，但它们也是有着坚固城墙的城市，正如西里西亚的所有城市那样。他的部下不太可能具备制造攻城器具所需的技能，行李中也不可能携带训练所需的工具（任何快速移动的突袭部队都无法携带），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拜占庭的袭击者无法逗留围城，因为失败的圣战分子即将归来。

当作者转向描述围攻行动时，他分析的是拜占庭城镇遭到敌人围攻的情况。[34]他直言不讳，许多戒备森严的城镇都是坚不可摧的，它们没有理由害怕被围困——他的意思肯定是，贫穷的地方既不值得敌人花费力气攻克，也很难攻克，因为它们位置偏远，许多边境地区的城镇都是这样。

对于那些更富裕、更容易进入，因而值得敌人发起围困的城市，作者敦促他们至少需要储存四个月的食物，并适当注意蓄水池的情况。至于其余部分的措施，作者请读者们参考先前关于围困的书籍，并称他将只讨论围城战术之外的小规模战斗：夜晚的时候，在被围困的城市周围攻击敌人的营地，采取牵制行动，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补给，并彻底摧毁任何能帮助围攻者的东西，包括城墙外的房屋。

边境战争可能是史诗般壮阔的，但可能是不具骑士风度的——作者曾告诉我们，当一支部队必须迅速行动时，除非能把囚犯提前送走，否则他们应该被杀掉。在这一有价值著作的结尾，作者没有进行总结，而是只留下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祈祷和注释：“在上帝的帮助下，《战术》终于完成。”

《论军事》（De Re Militari）

与《前哨袭扰》相反，《论军事》（De Re Militari）致力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前线对阿拉伯穆斯林采取防御行动，这同样是一本实用的军事手册，专门针对阿拉伯穆斯林的进攻行动，但更多的是为了针对保加利亚人、佩切涅格人和基辅罗斯人组成的“北方阵线”。这篇著作以前出版时的名字是De Re Militari，手稿的标题是“匿名战术书”（Anonymous Book on Tactics），最近被编辑成《战役组织》（Campaign Organization）。[35]

这本著作中引用了“古人”的文献，但《论军事》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原创作品。在著作中，在位的皇帝被描述为一支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我们的作者以明显的不卑不亢的叩问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权威的编辑认同了先前有争议的说法，即该著作中所描述的皇帝实际上是巴西尔二世，保加利亚人的未来征服者，但在991年到995年，他仍然年轻，不太成功。

军事手册在开头建议，皇帝需要为一支由16支旅团组成的大型远征军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容纳大约1.6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部分临时军区军团和全职军区军团都有席位。步兵类别包括500名剑盾重步兵（Hoplitas）、[36]200名“标枪投掷者”和300名弓箭手。

编辑指出，拜占庭作家倾向于柏拉图式的理想，而非平庸的实际，这里所描述的军营可能是那种完美的、完全想象出来的营地。[37]也许确实是这样，但建造营地已经是罗马作战的标准程序之一，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他们也会精心地建造有保障的行军营地。

书中详细指示规定了营地的布局（建造成正方形是有利的），这样可以确保营地不受外界影响，并在发生紧急呼救时避免内部拥堵；一名优秀的测量师是必不可少的——作者使用了拉丁文中的单词“测定仪”（sorts）——它是罗马军团中的一个检查员（mensor）。

在营地中心，驻扎着皇帝的秘密营帐和他的御前守卫及精锐部队：[38]不死军（immortals，athanatoi），这一称号最早由约翰·齐米斯西斯提出，以他们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先辈的名字命名，后者在大约1500年前曾在塞莫皮莱作战，但现在指的是骑兵；首屈一指的卫兵团叫作“Megale”（大型军团）——字面意思是“同伴实体”（companion entity）——与“中型军团”（mese），“小型军团”（mikre），“小型连队”（hetaireia）以及最古老的宫廷卫士——西部教导团（Scholai）的军区兵不同。

营地内圈还有皇帝自己的核心圈子，在这种布局下，皇帝的私人保镖驻扎在此：曼格莱维泰（manglavitai）是以权杖的名字命名，被皇帝宠信，在皇帝穿过宫殿的大厅和走廊时，那里将挤满焦急的朝臣和上访者，曼格莱维泰的日常职责就是在那时为皇帝扫清道路。[39]它还进一步规定，在皇帝帐篷周围需要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以便在夜间值班的人可以四处巡逻——这是一项适切的安全措施，不仅仅针对敌人的渗透者。

在战争期间，皇帝的营地也是他的宫廷。作者描述了其中两位最高官员的营地：有一顶帐篷主要是建造给宫廷典衣大臣（Protovestiarios）、长袍太监，还有掌管宴席的太监使用的，他们都是近距离接触皇帝的官员。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其他未具名的高级官员也住在那里，他们渴望与皇权保持密切联系，或者是被迫必须这样做。皇帝的内阁既不是可靠的王朝形式，也不是选举形成的，而是“职业式的”，皇帝知道，必须与宫廷中的朋友保持紧密联系，但更需要亲近自己的政治敌人，使他们不太可能暗中策划回到首都篡位。现在，柏林、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博物馆里收藏的1683年维也纳失败围攻战中的战利品——典雅的奥斯曼帐篷，就属于这样一个宫廷营地。

营地附近需要向导员（Doukatores），以便皇帝能直接获得信息；但他们不是皇帝自己的宫廷卫士，他们必须奔波在外才能履行职责，也许是与敌军或皇帝的敌人接触。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非柏拉图式的建议，表达了一种精明的谨慎意识：“向导员应该与近臣（proximos）——一位宫廷参谋——或其他神圣皇帝完全信任的人住在一起。”[40]

接下来，这本手册转向描述普通军营的设计，规定要“根据古人的习惯”按部队扎营，而不是混编。为了方便起见，每个步兵应该配备有大约8个铁蒺藜（caltrops），每距离10个单位（dekarchy）都要设立一个铁木桩，用铁蒺藜来固定住帐篷；小坑里有尖尖的木桩，作者推荐在上面挂上一种被称为“脚步追踪器”的工具，那是一圈有铃铛的绳子。[41]第三部分是论述在夜间安排守卫，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按照指示，霍普利塔彻斯（hoplitarches）——首席步兵团指挥官——应该监督防范敌人渗透或突袭的安排；按照现代的说法，他被设置为一名支部巡查员，而不是一个作战指挥官，因为夜间守卫队必须是一个骑兵和步兵联合组成的队伍。[42]关于营地主题的描述在第四部分，包括前哨站（编辑称它们为观察哨），只有4名士兵的步兵前哨和更远处具有6名骑兵的骑兵前哨。而白天只需要更远的骑兵前哨。接下来更多的是关于营地规模的叙述，补充了对骑兵比例较小部队营地规模的计算（第5节），包括一支只有12个，而不是16个旅团的远征部队（第6节）的营地规模，以及关于在同一地形上安置两个营地的情况，作者提出既要避免拥堵，又要避免海拔过低的位置，因为“飞弹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帐篷里”（第7节）。

在这部分的叙述中，作者以不同的数字进行有规律的重复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相反，这是专业的军事人员在日常考虑军队组织和力量安排时经常做的事情。其中，第8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骑兵人数为8200人，则应分成24个部队单位，每个部队单位最多300人……每个部队单位应分成4组……每组有6支战斗分队。”[43]这是出于一个战术上的目的，即为了掩护部队的后方和两侧，只在前方留下3支战斗分队。较小的骑兵部队应该是人数较少，而不是装备较少——这是一个忠告——但削减骑兵应该是有限度的：“皇帝绝不能以这么小的力量发动战争。”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作者介绍了针对东部和北部敌人的最新战斗经验，这两部分内容与古代资料没有任何关系：整个军队自营地出发，从小心翼翼地逐步拆除帐篷开始，首先拆除皇帝的帐篷，然后是远征军自己的帐篷。

我们并没有从被反复使用的希腊文本中获取，而是从关于后卫军（saka）的著作中读到了这一内容，他是一名后卫军（来自阿拉伯语中的saqat）成员，在一名足够高级，可直接接受皇帝命令的军官麾下效力——因为让军队行进，然后从后方攻击敌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在后来的文本叙述和远征实践中，作者建议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来减轻被分配给萨卡部队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麻烦”，同时让他们中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官留在原地来指导新分配的部队。

“为了抵御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图尔库斯人（Tourkous，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马扎尔人，未来的匈牙利人，以及专门从事轻骑兵突袭的贝都因人）非常大胆的攻击，把大约150名步行弓箭手分派给外面的12个战斗单位是个好主意。”[44]皇帝也要小心，因为一旦他们在行军，突击者就能穿透强大的军队：“给皇帝安排尽可能多的弓箭手。给皇帝身边配备一些罗斯兵（Rhos，瓦兰吉卫兵）和马拉蒂尤（malartioi）。”后者想必是某种携带特定武器的人，至少最初是这样的（根据士兵卫队的说法），但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不为人知。[45]

这一节的最后为皇帝的作战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一天的行军结束时，“除非有其他任务需要注意”，否则皇帝和他的随行人员不应该赶赴他的营地，而是应该仔细观察所有的部队，直到萨卡到来。

不仅如此，军队必须有反应机制，因为敌人也会发起行动。敌人在夜间对营地发起袭击时，最好在途中伏击他们，但要在营地附近谨慎行动，无论以哪种方式击退了敌人，都要避免以无用和危险的方式追捕他们。敌军也可以在我方行军途中发起进攻，如果他们规模庞大，就不会被击退；相反，行军队伍必须停下来，放下行李，并按照适当的顺序进行战斗。

在没有水的地区行军，要格外小心：“打两场仗是件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仗对付敌人，另一场仗对付缺水时的高温。”[46]

如果有水，最好选择更长的行军路线。作者无疑还记得拜占庭军队于636年7月的炎热天气中在雅尔穆克的惨败，即便有一条河。拜占庭东部的敌人，包括萨珊波斯人、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塞尔柱土厥人，最后还有奥斯曼人，都比君士坦丁堡的人更熟悉沙漠战争，因为这座城市的腹地特别肥沃，面对着安纳托利亚最葱郁的部分。

作者会赞同英国军队的格言，即花在侦察上的时间很少被浪费掉。他呼吁有经验和智慧的向导（doukatoras），并认为他们必须得到很好的对待——而不是被看作低贱的士兵——他们不仅必须了解地形，而且必须知道如何计算军队在该地区的行动和需要。向导只能观察，不能探测敌军，他们无法安全地深入敌人的领土进行侦察活动。要做到这一点，并通过发动小规模的探测性攻击来确定敌人的力量（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侦察），是以快速行动著称的轻骑兵小型部队的任务，他们被称为轻骑兵（trapezitai或tasinarioi，来自亚美尼亚），但更常见的是沙罗骑兵（chosaroi）。这个新的希腊语词，取自“Magyar Huszar”，而这个词又取自古塞尔维亚语“Husar”，它源自希腊语“prokoursator”或它的前身拉丁词汇“procursator”——它的意思是“向前跑的人”——这是对轻骑兵的很好的一种恰当描述（因此，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被完整地演绎了一遍，而Hussar一直向西流传，至今仍用来形容装甲侦察部队）。

要比最敏捷的轻骑兵更深入敌人内部，就需要用到间谍。文中没有增加任何关于如何管理间谍的建议，如在《战略论》（De Re Strategica，42.20）中提到的那样。不过，它包含一些具体建议，“不仅需要在保加利亚人（当中），而且需要在所有其他邻近民族中安插间谍，例如，在帕齐纳基亚（Patzinakia，佩切涅格人的转移领地）、图尔基亚（Tourkia，麦加人的领地）、罗西亚（Rosia，基辅罗斯）等地安插间谍，这样我们可以获悉他们的任何计划”。[47]如果俘虏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捕，他们可以被派回敌营监视他们的战友以换取家人的性命。

在穿越山口时要小心，即使他们没有被敌人占领——自811年皇帝尼克福罗斯一世和他庞大的军队惨败以来，这一定被认为是与保加利亚人战斗时的最大危险。保加利亚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穿越国境占领和阻拦前进中敌军部队后面的山路，阻止他们的撤退。[48]

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该战术，首先由“向导、间谍和轻骑兵”进行几天的初步侦察，然后派出一支先遣队，其中的弓箭手和掷标枪手比不太灵活的重型步兵的人数要多。当列队开始进入关口时，指挥官将抢占前面的地形最高点，提防敌军在侧翼突袭他的行军部队。主力部队只有在经过侦察、保护和监视后才进入关口。两个步兵团应该在骑兵前面行进，用工具来改善道路状况。每当他们到达一个敌军可能占领的特别困难的通道时，就会留下一些步兵来控制这个地方，直到整个军队都通过为止。如果通道被敌人占领，就需要更多的准备。如果敌人的军队很强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个通道，即使是在很远的地方。否则，在弓箭手、掷标枪手和吊索手的飞弹攻击疲软后，除了全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外别无他途，可以期盼部队能加速逃离，但要做好战斗准备。

关于攻城战，作者同样见多识广，但他对此远非乐观。[49]他预测，除非城内居民的农业供应基地首先被一场长时间的袭击摧毁，比如砍伐果树和葡萄藤，烧毁庄稼，抢夺牲畜，这样他们就不能比围城者坚持更久，围城者携带的大麦，只能供给马匹24天。否则，围城者将无法攻占戒备森严的城市。只有当骡子运粮车（在可行的情况下，也可用马车）通过时，有强大的护卫部队对付敌人的袭击，围城者才能在供给上取得优势，并在饥饿战中打垮敌人。作者明确指出了一个历史背景，即拜占庭人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的斗争。这个国家的领土肥沃，但受到战争的破坏；另一个是“保加利亚人的国家”，那里“完全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因为那里的农业生产长期中断，而不是因为自然资源贫瘠。

帝国所攻占的最伟大的阿拉伯城市是安提俄克，它于969年10月28日被尼科福罗斯二世福卡斯攻下，当福卡斯在962年还是一名军官时，就已经袭击并短暂占领了萨伊夫·阿德·道拉的首都阿勒颇，古时称其为伯罗亚（Berroia），后来是阿勒颇和现在的哈拉布（Halab）。与安提俄克一起，大约60个较小的城市也被拜占庭人占领，从东安纳托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延伸穿过叙利亚北部，这引发了圣战主义者的反应：

攻占安提俄克和其他城市……是对全世界萨拉森人（阿拉伯语意为贝都因人）和其他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兰人（Elamites，库尔德人）以及阿拉伯人费利克斯（Felix）和萨巴（Saba，也门）居民的侮辱。他们达成协议，结成联盟，从四面八方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由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突尼斯人）负责。他们的指挥官是佐哈尔（Zochar），一个富有活力和军事才华的人，熟知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行动。众军一聚集，就出发与罗马人争战，共有100000名勇士。他们从达芙妮（Daphne，一个树木茂盛、水源丰富的园林）来到安提俄克，并对它进行了有力的围攻，但城里的人勇敢地抵抗着，士气高昂，因此围攻持续了很长时间。当这群士兵的聚集被皇帝得知后，他迅速发信（命令派出增援部队），从而使无数的野蛮人在一场战斗中四散逃命。[50]

作者建议，可以试图引诱守卫者出城，在开阔的战场上击败他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考虑到补给货车到达的可靠性，围城者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保护战壕和壁垒来抵御敌人的攻击。可以派出负责觅食的队伍——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为了给马寻觅饲料、草料的小队——但有必要保护他们和牧马人免受敌人的突击，伪装成手无寸铁的马夫就可以把这些突围的敌人引诱出来。

围攻时还要进行突袭和反突袭行动。集结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在半路突袭一支敌人的救援队伍，武装力量中包括骑兵、标枪投掷者、弓箭手、重装步兵——还有“更好的马”，明显是指罗兹骑兵，他们被单独挑出来领导这个纵队。显然，罗兹兵，也就是作为瓦兰吉卫队的挪威人，当时被认为是精锐的士兵，实际上也的确是几支不同精锐警卫部队中的佼佼者。

作者最后谈到了针对防御工事实施的围困行动。到目前为止，只提到需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保护攻城机械免受敌人的袭击，以及需要在敌人投掷石块（petrobolos）的射程之外扎营。

在声明围攻行动需要“伟大的创造力”之后，作者列出了布雷、攻城锤、“战龟”、投石机，并再一次提到尚不明确的“petroboloi”（最有可能是简单但牵引装置强大的投石机，而不是拉力弹射器或更复杂的扭力机）、绳索、木塔、梯子和活动梯。机械是“建造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它们是如何被建造的，因为“古代的权威专家已经在书中提供了极好且非常实用的资料。”[51]

在训练方面，作者呼应了权威人士的普遍说法：“古人把训练和组织军队的必要性传授给了我们……他们不仅要训练军队以一个整体行动，而且要教导每一个士兵，让他们练习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在实战中，具备勇气，加上运用武器的经验和技巧，应该能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毫无疑问，有必要进行演习并认真注意武器操作问题。对于许多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军队是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的小型军队，被派出与数以万计的敌军作战。”[52]

这听起来很让人唏嘘，这意味着在作者那个时代，拜占庭军队还没有受过训练，但这确实取决于地理位置、战略深度和日常安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训练的紧迫性，或者说缺乏这种紧迫性。在对临时军区（Matic）的士兵不再训练，而是“出售他们的战斗装备和他们最好的马去买牛”，如此一来，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在对“再也找不到任何能当兵的人”的情况进行抱怨之后，作者立即承认，鉴于他们的训练和在战场上的表现，那些生活在边境地区，“和我们的敌人做邻居”的人是“充满活力和勇敢无畏的”……他们应该被尊为基督徒的捍卫者。因此，生活在安全的后方，没有敌人侵入到生活中的记忆，训练将被视为无用的苦差事，与边疆地区认真训练的士兵和农民相比，两者之间有一个很自然的区别。在当代以色列也是如此，从预备役中退伍的当地防御部队在城市中基本上是不活跃的，但在边境地区却异常警觉。

本书可能的作者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自己就是一名成功的将军，并为同样成功的战斗皇帝巴西尔二世服务——他于997年在斯佩切罗斯河畔（Spercheios）彻底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并参与了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收复叙利亚北部的战斗。无论作者是不是这场战事中的主角，这些成功毫无疑问都不是由拿着棍棒和吊索的贫农取得的，而是由经过全面训练的士兵取得的，无论是位于边境的临时军区部队，还是皇家近卫团的精锐、全职、受薪部队，他们都必须准备好抵抗敌人持续不断的袭击和频繁的进攻。当时，战团部队本身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伊科比特军区（Exkoubitoi）和守望军团（Vigla）的骑兵，都是从较早的步兵警卫部队和较新的精英骑兵军团（hikanatoi，“有价值的人”）转变而来的，还包括步兵、城墙卫兵和努美拉（noumera）步兵，他们同时兼任宪兵和狱警。[53]如果作者不是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也仍是他的同龄人，因为他认识到军队完成训练的重要性，没有这一点，当时是不可能对阿拉伯穆斯林和保加利亚人实现决定性胜利的。

作者接下来为我们介绍了一个罕见的拜占庭军事管理机构——人事部——作为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当然，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文书工作，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真正的纸张，而不是昂贵得多的维卢姆纸，这令人感到鼓舞。整个军队必须在综合（katholika）名单上登记情况，以确定有多少人被召集起来，有多少人留在家里，有多少人逃跑，有多少人因虚弱而获得豁免，有多少人已经死亡。

然后，这份名单转向记录军队的“质量”信息，这是一种系统的评估：有多少战马和战斗装备保持良好状态；谁在努力工作，谁在偷懒；有多少人是勇敢的——因为“那些敢于冒着死亡和被捕危险的战士不应该与懒惰和消极的人在一起”。[54]然后每个勇者都会得到应得的奖赏。

该书没有结束语。相反，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还想解释一些有关突袭以及在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进行袭击的方式，并提出摧毁他们国家的适当、有效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写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了。”[55]

尼克福罗斯二世的《军事学》

这本作战手册传统上被称为《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其希腊语标题的意思是“关于尼克福罗斯皇帝战争的介绍和创作”，这本书权威的新编辑确实把其归功于战斗皇帝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963～969）。[56]这场战争的背景是针对穆斯林的进攻性战争，特别是针对胜利不断减少的阿里·伊本·哈姆丹（Ali ibn Hamdan），及现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独立统治者萨伊夫·阿德·道拉，该地区的名义统治者是阿拔斯哈里发。萨伊夫·阿德·道拉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圣战分子，他的部队深入安纳托利亚，后来多次被尼克福罗斯和他的战地指挥官兼继任者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失去了西里西亚肥沃的土地和重要的城市安提俄克。

因此，这本著作与《前哨袭扰》完全相同，两者针对的是同样一片区域，即安纳托利亚东部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肥沃土地，两本书应对的是同样的对手，但本书的战略定位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它提出了有力的进攻战术。

《军事学》首先规定了步兵需要什么——指的是近距离作战所需的“重型”步兵，即文中的剑盾重步兵（Hoplitas）：40岁以下的罗马或亚美尼亚新兵和身材高大的新兵，他们要用盾牌和长矛进行适当的训练，队伍中有十夫长（dekarchs）、五十夫长（pentekontarchs）或百夫长（hekatonarchs），就像现代连队指挥官一样，不过，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像高级别的中士。

书中还对部队的凝聚力有适当关注：这些人应该和他们的朋友、亲戚待在昆图伯尼亚（kontoubernia），这是古罗马军队的8大帐篷群，在拜占庭时期转变为5～16个不等的帐篷群，但重点是，他们应该一起生活，行军，并共同战斗。

作者设想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野战军，其中有11200名重装步兵，不包括轻型步兵。他们的装备是低廉的，确实很差，用棉被或者至少是煮熟的皮革胸甲代替金属盔甲，“如果可能的话”，配备高靴，否则就是“带子鞋”（mouzakia或tzerboulia），也就是所谓的穷人、妇女和僧侣所穿的轻便鞋类。[57]他们没有金属头盔，只有一顶厚厚的毡帽——但这种特殊的“重型”步兵在战术上就是如此定义的，而且根本没有装甲，因此与罗马军团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支部队在武器上并不吝啬。作为潜在的敌人，哈姆丹部队中有许多骑兵，既有用于小规模战斗和袭击的来自贝都因地区的阿拉伯人，也有用于冲锋的战团重装骑兵。因此，《军事学》中规定，重型步兵要装备25～30斯皮塔美（Spithamai，长度单位，5.85米至7.02米）长的坚固的长枪和长矛。[58]编辑称这些长度是“不可能的”。[59]当然，对于射程范围的上限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就像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萨里沙长矛（sarissa）一样，武器的长度最好能方便骑兵使用它冲锋，而行军时则可以通过将其拆分成两个半截来缓解携带的尴尬（就像萨里沙长矛那样），也可以被扣在一个项圈上——上述的科斯皮亚（kouspia）。[60]规定的武器清单上继续列有“腰部束着的剑、斧头或铁锤，因此，根据每种不同的战斗技能，一个士兵用一种武器战斗，接下来的士兵用另一种武器战斗”。[61]它还规定，他们应该在腰带上携带吊索，使他们可以从远处对敌人进行射击和骚扰，然后在进入近距离战斗范围后，以他们的长矛或剑战斗；吊索通常是对射击步兵弓箭的补充，在潮湿的天气下尤其有用。作者规定了要装备6个斯皮塔美（1.4米）长的大型护盾，“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大”。这反映了他们缺乏抵御大量弓箭射击的盔甲，而萨伊夫·阿德·道拉的部队就可以发射大量的箭。

有了这些装备，重型步兵确实会很“重”，太“重”了。因此，文中规定，“每四个重型步兵必须有一个佣人（antropon），其责任是在战斗中照顾他们的牲畜、行李和供应品”。[62]

除了11200名重型步兵，这支部队中还有4800名“熟练的弓箭手”。在《军事学》中，轻型步兵等同于弓箭手，实际上他们是职业弓箭手，并且规定要有“两个箭袋，一个配40支箭，另一个配60支箭，两把弓，四个弓弦以及小手持盾牌，腰部束剑和斧头，他们也必须在腰带上佩带吊索。”[63]

尽管这段文字的含义很明显，但它描述的无疑是已发放给士兵的装备，而不是那些士兵实际上应该携带的装备。在战斗中——他们带有剑和斧头，身上还有两把弓和103英尺长的箭，步兵将很难变得轻便或灵活。更有可能的是，一些装备是由行李部队的牲畜和佣人携带的。

在这一点上，作者引用了一种自古以来就在使用的混合了骑兵和步兵的战术列队，在这个阵型中，12个独立的步兵编队在各自之间留下走廊，10～15名士兵组成的小型骑兵部队可以经由这个走廊出发并返回。此外，如果有标枪兵，即如上所述的异邦人新兵，他们可以站在步兵方阵后面（暗示他们是可以被舍弃的），准备封锁一条走廊以阻挡敌军的骑兵。弓箭手和投石者是不能做取舍的——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飞弹的力量——他们站在每一个编队的重步兵后面。动态的情况是，当敌军骑兵在两个编队之间追击拜占庭骑兵时，标枪骑兵要在弓箭手和吊索兵的飞弹支援下来阻挡敌人。这使得拜占庭骑兵可以在不考虑自身防御的情况下进行攻击，因为步兵在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了保护。

组成每个队形的队列有七层纵深，每一边各有两个重步兵，三个弓箭手夹在中间，这样形成的队形就可以面朝着两个方向。团长（taxiarchs，1000人的统帅）领导着100个这样的队列，其余300名士兵包括200名标枪手和投石者——一种更便宜、技术更差的，装备着廉价武器的轻型步兵——还有100名士兵则完全相反，他们是精心挑选的，装备着一种在罗马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武器：重刺矛，或称长枪（pike），即拉丁语中的“hasta”，希腊语中的“menavlion”，夏数形式为“menavlia”。[64]

它的特殊功能是保护步兵编队不受骑兵的攻击——在引入刺刀之前，欧洲步兵团中一直保留长枪兵团这一角色。

它更一般的作用是充当体格健壮战士的坚固武器，组成锋线步兵（menavlatoi）部队，在受到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或者相反，针对敌人的顽强抵抗展开攻击。因此，长枪也是精英士兵的武器——他们会勇敢地站起来对抗冲锋的重骑兵——他们也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长枪军团中的战士也的确是这样。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酗酒的枪手问伪装的亨利五世他是谁。“我是一支连队的绅士。”他这么回答，意思是一位绅士志愿者。“你跟在那条强大的长枪后面吗？”枪手问道。国王回答说：“正是如此。”这是坚毅者的武器，比火枪更久负盛名。

早在很久以前，哈斯塔（hasta）就已经武装了共和国军团中最成熟的第三梯队（Triarii），在“哈斯塔”这个恰当的古典名字下，它被认为是6世纪步兵的一种武器，[65]但它在《军事学》中得到了特别强调，其中明确指出：

不能用切成片的木头制作，而要用橡树、山茱萸或所谓的阿泽卡（atzekidia）树苗来制作。如果找不到树苗，那就将木头切成几段，但必须用坚硬的木头，而且要足够厚，这样士兵就可以握紧它。锋线步兵自己也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战士。[66]

这种武器的长度载于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战术》第56章：枪杆使用一根或两根乌吉艾（ourguiai），矛头或尖头使用一根半或两根斯皮萨迈（spithamai），即2.7米至3.6米和35厘米至47厘米。[67]同样，其具体用途是抵抗重骑兵的冲锋，尤其是面对哈姆丹军队的重型骑兵时；这些段落顺便说明了更坚固的武器和普通长矛（kontaria）之间的区别：

锋线步兵必须在步兵阵列前线站稳脚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不会），即步兵的……长枪被敌人的装甲骑兵击碎，那么锋线步兵就要坚定地站稳脚跟，勇敢地面对装甲骑兵的冲锋，并把他们赶走。[68]

更通常的目的是在正面攻击中增加兵力——在英国内战中，“长枪的推进”仍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或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稳定整个步兵编队：

当战斗开始时……（部队）可以不受阻碍或干扰地组建起来（在保护者的防护之下）……另外，战士们疲惫不堪，受伤的士兵回来后可以在他们的保护下获得一些安慰。[69]

这再一次清楚地表明，重矛（Menavlion）是用来威胁和刺杀的，而不是用来投掷的，因此它与古罗马的皮勒姆（pilum）完全不同，后者是一种沉重的投掷长矛，更不用说以任何名字命名的标枪了。以下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即因为太重而不能投掷的矛剑型武器（长枪、重矛、哈斯塔）和因为太脆弱而不能冲刺或阻吓冲锋骑兵的投掷型武器［标枪、梭枪（akontia）、飞枪（monocopia）］，包括骑兵的长矛康塔斯（contus），等等，以及短程重型投掷矛皮勒姆，用于在边缘地区插入，仅仅是因为格莱姆剑（gladium）太短了。[70]

在书中规定的战斗阵型中，10个人当中只有3个是弓箭手，而在设想的军队中，有4800名弓箭手和11200名重步兵——这一比例与《战役组织和战术》（Campaign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中所预期的比例相同。

显然，这些部队是为进攻而组建的，主要是由骑兵的突击行动推动，他们对箭术的使用要比防御性部队少得多。在罗马帝国军队中，弓箭出于同样的原因被边缘化，当然，他们也并未拥有真正强大的弓箭，虽然和6世纪时相比，射箭在10世纪的拜占庭军队中已经次要得多，但它仍然足够重要，以便保证在罗马军队中有专门的弓箭供应。考虑到训练有素弓箭手的射出率，每个弓箭手携带的100支箭会很快用完。因此，有另外15000支箭（或每名弓箭手50支箭矢），将由跟随部队进入战斗的牲畜（不是主要的行李货车）携带，并且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陆军中校之类的军官，千夫长（chiliarch，1000名士兵的统帅）被命令：

要预先计算出数目，把50支箭捆起来，装在箱子里……每个战斗部队单位（1000人）中应有8人或10人向弓箭手供箭，以免他们离开（战斗位置）。[71]

每名弓箭手额外射出50支箭看起来并不多，因为他们已经射出了100支，但在战斗中，并非所有弓箭手都能一直有效地射箭——他们必须被部署在敌人可以到达弓箭射程之内的地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更多人来说，这一点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一旦1500多支额外的箭被分配给活跃的弓箭手，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是每人发50支。

接下来，我们在书中读到军队指挥官也必须拥有的特殊武器：“小长枪，三支埃拉卡蒂亚（elakatia），一支带液体火的旋转管和一个手摇泵。”这些武器与现代机关枪和迫击炮的辅助武器不同，它们就像步枪一样用途多样；它们可与反坦克火箭和榴弹发射器等武器相比较，每种武器都很特殊，在特别情况下非常有用，但它们大多在战斗中处于闲置状态，等待时机。希腊火是无法用水扑灭的，在非常短的虹吸管或手摇泵的射程内它能燃烧和恐吓敌人，但至多只能有10米；因此，只有当攻击的敌人即将到达战斗一线时，才能使用它——即使到那时，也只对那些在它的短距离攻击范围内的人有效。

至于“投石器”（cheiromangana），现代编辑暂时把它看作便携式投弹发射器，类似于腹弩（gastraphetes）或重十字弓。[72]但罗马和拜占庭火炮的命名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在4世纪，弹射器（catapult）从“扔石器”变为“箭矢发射器”，弩炮（ballista）的变化则相反——而且，如果允许使用双关语的话，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小型的、可移动的牵引吊车。[73]

因为具有特殊的优点，所以它后来的法语名字成了一个传统术语，拜占庭文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来描述它，一些人从机械设计上扭力和张力非常不同的弩炮中继承了古代工程师们的技术，他们认为这种投石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机动攻城塔（helepolis），重型弹射机（Petrobolos），投石器（Lithobolos），抛石机（Alakation），扔石机（lambdarea），攻城机（manganon），栈桥桅杆（manganikon petrarea），四雷机（tetrarea），还有投石器。从技术角度看，抛石机应该足够大，才能在200米的有效距离甚至更远的，超出射程范围的地方摧毁质量最好的石头城墙，或者应该足够小，这样才能灵活移动，一个人即可操作，就像把投石机（cheiromangana）本身那样。有关这一问题的权威人士认为，拜占庭人在838年7月的安森战役（Anzen）后意识到了小型机动投石机的作用，在那次战役中，阿巴斯德部队使用牵引式投石机向拜占庭部队投掷石块，在一场暴雨使拜占庭士兵的突厥式弓箭被摧毁后，他们惊慌失措地逃散。[74]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种武器都是由一根横梁组成的，横梁以相对较高的车架支撑着车轴，长臂和短臂参差不齐。飞弹被放置在一个贮器中，或放在长臂末端的柔性吊索中，同时将绳索固定在短臂上。为了发射一枚炮弹，短臂会突然被人牵引向下拉，随后将飞弹弹出，或通过重力释放出的平衡力将其射出，或两者兼有。人们普遍认为，10世纪的拜占庭式攻城秤车（trebuchets）是牵引或混合动力的，而更强大的重力式攻城秤车是由约翰二世（John Ⅱ 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第一次建造和使用的。[75]

这是一个很长的进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扩散过程（如果是的话）。的确，中国人很久以前就使用过攻城秤车——事实上，第一次记录使用攻城秤车的是“阿瓦尔人”，他们可能在到达西方之前就已经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建造它们，尽管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报道了一名被俘的拜占庭士兵巴萨斯（Busas）的故事，他教“阿瓦尔人”如何建造一架机动攻城塔，在这个问题上，权威人士把它翻译为“攻城秤车”（Treebuchet）。[76]但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作战机器，包括最初的机动攻城塔（helepolis），即一种可移动的围攻塔。此外，西莫卡塔描绘了有能力的阿瓦尔人，他从技术角度对攻城器械进行了描述，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略》中反复建议使用阿瓦尔人的技术。无论如何，在597年对塞萨洛尼科的围攻中，“阿瓦尔人”使用了50架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攻城秤车，当时的大主教约翰一世（Archbishop John Ⅰ）在著名的回忆录中第一次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这些攻城车（petroboloi=弹射机=攻城秤车）具有四边形框架，底部较宽，由底部到顶部逐渐变窄。在这些机器上，有厚厚的轴，末端是铁，上面钉着一大块木头，就像一幢大房子的横梁。挂在木块背面的是吊索，从前面的绳子上吊下来，松开吊索，可以把石头推到高处，发出很大的响声。一旦被释放，他们就会发出许多巨石，这样地面上的建筑都无法承受这些冲击。

他们还用厚木板从三面覆盖了那些四边形的攻城车，所以那些在里面负责投射的人可能不会被城墙上的人射伤。由于其中的一块木板被燃烧的箭射中报废，他们就带着机器回去了。第二天，他们又拿出这些覆盖着刚剥下的皮毛和木板的攻城车，把它们放在离城墙更近的地方，开始抛射，把“大山”和“小山”扔向我们。还能用别的什么词来形容这些巨大的石头呢？[77]

接下来，作者又回到了重步兵的话题上，强调每两个人就应该配备一头骡子来替他们携带盾牌、长矛和给养，每四人的小组必须有一个人（不是仆人或士兵）在士兵作战时看守这些财产。作者的下一条评论提醒我们，有水源的地方一定会打起仗来。[78]这些零散的意见是一种典型的叙述方法，相当于一套实际作战说明，由一位实践者留给他的继任者。

10世纪军事文献中关于骑兵的论述并不像6世纪的《战略》那样，强调其占主导地位。原因很明显，一支军队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赢得和控制领土，而不是战胜和控制敌人，必须有强大的步兵才可以坚守阵地。此外，与《战略》中多用途的，同时也是同质化的骑射兵相比，10世纪的骑兵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在东方，拜占庭人面对着一个骑兵水平有明显差异的敌人。贝都因人有持剑和矛的轻骑兵，他们是敏捷的掠夺者，在探测和侦察方面可能不那么可靠；突厥式骑射手则越来越多地取代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成为圣战的主角；而且他们从萨珊军队中接管了装甲骑兵，而罗马人以前曾模仿过他们的装甲骑兵（clibanarii）。

在《军事学》中提到的第一种骑兵是突行者骑兵（prokoursatores），在那时他们是用来探测、偷袭、侦察敌人的轻骑兵，并负责打击对手的类似行动。按规定，他们应该穿戴克利巴尼亚（klibania），这个词的意思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克利巴尼亚不是板状或层状的或其他厚重的盔甲，它一定是由皮革或紧密编织的布料或其他轻薄的保护物制成的，因为突骑兵的定义不是“过重而坠，而是轻巧和敏捷”。[79]

侦察兵，顾名思义，只限于承担观察任务，不会刻意加入战斗，对于突骑兵来说，这也是他们的部分功能，尽管他们很重要。但对他们提出的更高要求是用现代的方式进行侦察，也就是说，即使行动谨慎，他们也会故意与敌军交战，以诱使敌人暴露自己，从而探测敌人的力量，抓捕敌人进行审问，并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或伏击来削弱敌人。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击退敌人的探测或侦察。在任何情况下，如果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或任何形式的精心部署的进攻，他们的任务不是战斗至死，而是自救，他们可以通过保持军队的消息灵通，并切断敌人的消息来源，从而更好地协同作战。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确定上述内容，因为作者为突骑兵规定了组织形式和装备。他设想的总兵力为500人，其中110～120人是装备盔甲、头盔（klibania或lorikia）的熟练弓箭手，还携带剑和锤子，其余的人将是骑兵——这些是突袭轻骑兵的理想武器。实际上，每个骑兵在出击时都要多带一匹马（不是在精心部署的战斗中），这是很久以前从草原游牧民族那里学到的一种方法，而且对于战斗后的逃跑特别有用。作者还提到了当时一种巧妙设计的编队，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负责非战斗性行政勤务的编队，他们有时还会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完成战斗。事实上，他指出，如果军队规模较小，那么该部队应该由300人组成，其中包括60名弓箭手。[80]

第二种骑兵是更加专业的战团重装骑兵，装甲骑兵骑在受保护的马匹上，队形结构紧凑，以对敌人造成冲击。文中建议，如果军队规模足够大，则由504人组成三角楔形部队，共12级纵队，其中一级骑兵20人，二级骑兵24人，三级骑兵28人，四级骑兵32人，五级骑兵36人，以此类推，直至第12级的64名骑兵，总计504人。如果战团重装骑兵人数较少，作者详细说明了它们应该如何组成一个更小的楔形队伍，共384名骑兵。

这些不是小数目，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部队。昂贵的装甲骑兵骑着昂贵的大马，在现代意义上相当于开着装甲车——在写这篇文章时，整个英国军队也只有382辆坦克。在有利的地形中，由504人或384人组成的装甲骑兵队伍发起精心部署的冲锋将是可怕的，即使没有发生真正的武器交锋，也很容易通过纯粹的心理震撼效应驱散除最坚定敌人以外的任何敌人。

但是战团重装骑兵也会全副武装，准备进行近距离的战斗，因为作者所列的第一件武器不是长矛，而是近战的经典武器：

铁制钉头锤（sidhrorabdia，铁杖）全铁的头部必须有锋利的角……或者其他（直的）钉头锤或刀（parameria）。他们都必须配有剑（spathia）。他们应该把铁棒或军刀握在手中，并在他们的皮带或马鞍上携带其他铁锤。第一条战线，也就是队形的前方，与第二、第三、第四条战线必须有相同的装备，但是从后面的第五条战线开始，侧翼的战团重装骑兵应该这样设置——一个人拿着长矛，另一个人拿着权杖，或者拿着军刀。[81]

所有这些装备都具有完美的战术意义，事实上，它勾勒出了一种协同性的武器组合。这些重铁锤，其厉害之处在于其尖锐的角，这是为了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它们可以对抗全副武装的敌人，也可以抵挡较轻的攻击。“其他钉头锤”是较轻便的铁锤变体，但它们当中嵌入的刀片可以被抛出（vardoukion，matzoukion）；它们在非常熟练的战士手中将是可怕的武器，也可能被习惯用于骑马狩猎，大概近邻国家会这么做［12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图文并茂的手稿《拜占庭史》（Madrid Skylitzes）中的一幕，描绘了巴西尔一世在狩猎中用钉头锤猎杀一只狼的场景］。这就是为什么要规定战士应该在腰带或鞍具上装配不止一个铁锤——否则，携带不止一个铁锤是没有意义的。

佩剑（Sabers）、刀以及可以弯曲的单刃砍刀（以避免作战中纠缠住）等武器是由那些无法适应沉重的锤子，并且缺乏投掷铁锤所需要的特殊技能的战士们使用的。

所有的人都必须有剑，“parameria”这个词一般指一种至少有一码长的兵器，在冲锋中很有用。

普通长矛没有被作者提及，但它们一定会发给所有战士，因为它们是冲锋中最卓越的武器，而操作不会太烦琐——据《战略》中的描述，它们足够轻，并可以绑在背上。

战团重装骑兵本身除了会扔几个锤子外并不配备飞弹，但如果编队没有飞弹，就会过分限制他们的发挥。因此，作者提到了骑射手——这是第三种骑兵——其数量为150人，配置在50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或者80名骑射手配置在38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他们被安置在装甲骑兵第四梯队的后方，因此获得很好的保护。[82]这样，编队就可以在肉搏战开始之前进行战斗了。例如，通过将弓箭手带到有效射程内，而前方的骑兵则被盔甲保护，免受敌方飞弹的攻击。

这就是在任何战争年代装甲部队的优点：优越的战场机动性，即在敌人开火的情况下仍有移动的能力，在遭遇飞箭的情况下，本身移动速度较慢的装甲骑兵比不受限制的轻骑兵前进得更快，因为那些轻骑兵不得不后退以避开敌人飞箭的有效射程；今天的慢速坦克也同样如此，在枪林弹雨下，它仍能比最快的轻型车辆前进得更快。

我们所讨论的装甲兵在文本中有非常精确的定义。每一个人都必须穿戴有袖扣的重型铁片甲（klibanion），向下延伸到护肘、挡板和护手，由“粗丝或棉布缝合在一起”制成，并由衬甲（zabai）和盔甲保护。[83]很明显，这些薄片铠甲是由金属盔甲、板层或其他材质制成，作者也推荐使用无袖的由粗丝或棉布制成的绵甲（epilorika）；不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盔甲之上”——这并不是一个证明盔甲设计所有变化的可靠证据——而是因为需要在潮湿的天气防止金属装甲生锈。

头盔是铁制的，并得到了大量的加固，用锁子甲或两到三层厚的板层遮住士兵的脸，“只露出眼睛”，作者还规定了护腿和盾牌。装甲防护不一定要完美无缺才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因为即使是薄弱的防护也能防止长距离射出的箭的伤害，然而随着防护的增加，敌人将会射出更强大的箭。全副武装的装甲骑兵可以下马自卫，但出于进攻目的他们需要骑马，同时也必须被保护免受箭的伤害。事实上，他们的上身必须装备“覆盖盔甲”的毛毡和煮熟的皮革直至膝盖，仅留下“眼睛和鼻孔”，与任意野牛皮制成的胸部保护甲——由欧洲野牛制成，或更好的高加索野牛皮制成，当时它们在高加索地区以及整个欧洲的森林中仍然普遍存在。[84]

当然，为弓箭手规定的装甲较少——他们确实需要远离近战战场才能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但他们也必须有薄片铠甲和头盔，他们的马应该用棉布（Kabadia）保护。

作者设想了三种骑兵的不同组合，由于只有一部分战团重装骑兵能担当骑兵的角色，所以这些组合确实有更多的不同。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也是更大作战编队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亲情和友谊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共享同一住所和日常生活”。[85]

像每一位权威的军事领袖一样，作者知道50名战士加上部队凝聚力所产生的战斗力是50名战士单个力量相加的许多倍，他也知道如何通过分享日常生活来培养这种战斗力，无论是好是坏。顺便说一句，50人是能产生家庭情感和最大凝聚力的数目上限——在所有现代军队中，基本作战单位是30人左右的排。很明显，保持这个单位的团结是很重要的，即使当实际需要的人变得多一点或少一点的时候，这个数字会让人觉得不太合适。

凝聚力是第一位的。作者针对不同的情况推荐了不同的战术队列，基本的作战单位一般是50人一组的农兵团，这是指挥官自己的战斗部队，如果要组成《前哨袭扰》中提到的日耳曼术语“步兵盾牌墙”（foulkon），当总兵力有500人时，则需要用3个农兵团的兵力组阵（Bandn）；如果总兵力只有300人，那么就组成1个100人的“步兵盾牌墙”也就是2个农兵团的兵力。[86]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其他的士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兵团，都将被派去侦察敌人——这是由于整个战线的战斗人数通常太少，不可能有连续的战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拜占庭军队和他们的敌人都在寻找彼此。

同样地，在确定主战阵型时，右侧翼是100人，包括骑兵和弓箭手，两个农兵团；左翼也要有100人来“击退敌人的侧翼”；主要的兵团每个都有500人，包括300个骑兵和200个弓箭手，是6个或4个农兵团。[87]只有由50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是才不完全符合50人一组的规则。

战斗部队具有同质性，每支部队都是为了内聚力而组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共存的，在《军事学》的设计中，有重型和轻型步兵、轻骑兵、骑射者和装甲骑兵的异质性，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分工，从而为强大的协同增效创造了机会。

例如，由504个战团重装骑兵组成的令人敬畏的三角楔形战斗阵形可以攻击敌人的战斗队列，也许可以成功地打破敌人的阵型，导致他们的骑兵惊慌失措地逃跑，但只有敏捷的战团重装骑兵才能真正利用这一机会，追击并用长矛刺伤敌人，用军刀砍杀他们。如果敌人的步兵也在逃跑，那么战团重装骑兵自己就可以用刀剑和钉头锤进行伟大的行刑，而骑射战士则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长剑。

对于战团重装骑兵来说，这些确实是辉煌的成就，而且都是他们在重要战役中取得的；但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场合，当然——毁灭性的胜利总是如此。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504人（或者是38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可以达到一个更普通但仍然非常有效的成果：他们可以用长枪和长矛来迫使敌人继续保持严密的阵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阻止他们的进攻，因为骑兵通常不会用锋利的长武器直接面对看上去坚实的步兵阵列。敌人的编队靠得越紧，弓箭手的目标就越集中（除非他们面对一堆形态各异又高高举起的罗马盾牌），他们不再需要停下来瞄准单个目标，而是迅速地在200码的范围内将复合反射弓和弓箭手的能力发挥到最好，能杀死的人虽然很少，但可以击伤很多人，也会使许多马匹丧失作战能力；在最多100码的范围内，最好的弓和箭可以穿透大多数形式的盔甲，极大地增加杀伤力。

尼克福罗斯·福卡斯二世，或者说是撰写这篇文章的人，对战斗心理有着很好的了解。用“呐喊和战斗口号”来吓唬敌人通常是个好主意，就像《前哨袭扰》中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古代的战斗中，鼓、喇叭、鞭炮和刺耳的尖叫声在很多时候被用来吓唬敌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快速的开火声对一些人来说也还是不够的——德国空军装备了一些俯冲轰炸机（87 Sturzkampfflugzeug，“Stuka”），它们会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哀号声，而苏联红军的喀秋莎火箭弹则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德国军队对其十分痛恨。

噪音使人害怕，并可能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寂静也可以是致命的。这就是文中所提到的：“当敌人临近时，整个（军队）都必须念出基督徒们固有的祈求战无不胜的祈祷语，‘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怜悯我们，阿门’，这样他们就能够开始向敌人进攻，以规定的速度平静地前进，而不发出哪怕轻微的骚动或声音。”[88]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出这样的效果：一支装甲骑兵部队以完美的秩序和完全的沉默前进，这将显得更加势不可当。

《军事学》中包含了拜占庭式战争最集中的表现。拜占庭式战争不是为了个人荣誉的荷马式战斗，也不是亚历山大式伟大的英雄战争，更不是罗马经典战争中对敌人的无情毁灭。文本中描绘的拜占庭战地指挥官既不是圣洁的信徒，也不是光荣的胜利者或光荣的殉道者，更不是一个期待成功的冒险者。拜占庭式战争的任务是成功地赢得战争，偶尔通过战斗，但多数时候不是；他只打能够取胜的仗，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公平斗争的情况：“不仅要避免实力优越的敌人，而且要避免力量对等的敌人。”[89]

侦察、间谍和轻型骑兵侦察队将被充分和反复利用，来估计敌人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后者一如既往地更为更重要，根据拿破仑的说法，他对精神力量的渴望胜过物质力量的三倍。计谋和伏击是战争的替代品，因为它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挫伤敌人的士气，最终使确保战斗胜利。[90]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战术》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是10世纪军事复兴时期最后一部著作无可争议的作者，他并不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分析的作战手册的作者那样是一位皇帝，但他已经足够显赫了。首先，他作为法庭军事顾问（Vestes）被派往巴格达去协商引渡巴达斯·斯克罗斯，后者是在979年被帝国击败后，逃到阿拉伯人那里去的。[91]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一场没完没了的谈判所诱骗，最终被监禁，986年他被赎回；尽管有这样的失败，他还是被提拔了，他担任了将军一职（高级将领），这是帝国西部卫士（domestikos ton scholon）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是战地指挥官，997年，他在斯佩切罗斯河畔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两年来，塔塞·萨缪尔（Tsar Samuel）在摧毁塞萨洛尼科的拜占庭要塞后，带领保加利亚人成功地通过希腊前往阿提卡（Attica）。作为一个满载而归的征服者，他将自己的军队安扎在河边，这条河在希腊中部的塞萨利（Thessaly）仍然被称为斯佩切罗斯。尼克福罗斯率领下的拜占庭军队强行行军到达了河的彼岸：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河水泛滥，漫过河岸，因此不存在交战的可能。但是，将军（尼克福罗斯）在河的上游和下游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认为有可能由此渡河（即浅滩）。他在夜间集结军队，成功渡河，对沉睡中的塞缪尔军队发动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进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杀了，没有人考虑抵抗。塞缪尔和他儿子罗曼努斯（Romanus）都受了重伤，他们只有躲在死人中间才得以逃脱。[92]

正如戴恩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作战手册不断推荐的那种案例，通过巧妙的策略发起突然袭击，暂时使敌人陷入瘫痪，从而消除我方与敌方在数量和战斗力上的巨大差异；但在这些手册中，作者所保证的只有战术优势，而在斯佩切罗斯河畔，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赢得了战略性胜利。[93]保加利亚人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希腊再也没有受到塞缪尔的威胁，虽然直到17年后，在1014年7月爆发的克莱迪翁关口战役中，塞缪尔的军事实力和其治下王国才被最终摧毁，但此役无疑使塞缪尔的实力和王国被彻底削弱了。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作品规模同样宏大：至少有178个章节，用希腊语写成了500多页，用英语写成的篇目则更多；尽管戴恩自14世纪50年代起从18份不同的手稿中重建了文本，但这部作品从未整体出版过。作为其中之一的第36部分是关于君士坦丁城邦的叙述，其中包含33章，在1887年由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布拉斯（Frederick Blass）向全世界展示，他发现该部分手稿被错放在托普卡帕宫（Topkapi Sarayi），即狂热的宫廷想象中的塞拉格利奥（Seraglio），实际上它仅仅是奥斯曼苏丹的住所和总部，直到1853年。［正是由于他们转移到现代的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才使得一位外国学者能够搜索里面的图书馆）］[94]正是从这部手稿中，诞生了“Taktika”（有关拜占庭战术和战略的两部军事专著）一词，在这部著作目录中，它是有着一个段落长度内容的公开标题。

第一部分，包括第1～55章，是对上面提到的利奥六世的《战术宪法》中《智者》（“The Wise”，886～912）的重述，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早期作品基础上的，因此尼克福罗斯的《战术》关于“一位好将军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的开篇是以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战术宪法》为基础的，而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本身就是从上面提到的奥纳桑德的《兵法》中摘录的，正如戴恩在四篇并排的专栏文章中清楚地说明的那样。[95]

第56～74章是对《军事学》的翻述，其中只有六章尚存；丢失的文本部分可以从尼克弗罗斯·乌拉诺斯的个人历史中重建出来，还有一个现代版本囊括了第56～65章，另一个版本囊括了第63～74章。[96]它们描述了步兵、骑兵，尤其是装甲骑兵，然后开始描述常见的军事行动：小规模战斗、突袭、围攻——而且，由于无法完全避免在开阔地带与敌人开展正面战斗，因此还包括关于如何打赢战斗的说明。

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包括第75～175章，其中第112～118章是关于如何秘密通信的；第119～123章是关于海战的，戴恩本人将这部分发表在他1943年的《海战演习》（Naumachica）中；还有第123～171章，其中包含了一串冗长的关于战争规则的古老案例，基本上源自波利艾努斯的《战略》。

公元999年，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任命为西里西亚和附近叙利亚地区的指挥官，他驻扎在安提俄克，也就是现代的安塔基亚（Antakya），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于969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强大的拜占庭人不必担心过去每年的圣战入侵，但边境上从未和平，只有突袭、反击和更大规模的入侵。它们是《战术》第63～65章的主题，反映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的实际军事知识。

突袭不同于进攻，因为它们不像全面进攻一样是为了获得领土，它需要全面的情报准备，因为突击部队的规模小，因此天生就不堪一击，并且需要依靠他们的生存能力来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又避免自己措手不及。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敌人及其性情有更好的了解：

军队指挥官必须首先通过间谍、战俘和叛逃者进行调查，查明每个敌占区，它们的村庄和要塞的情况，以及它们（好战）部队的规模和性质。[97]

在收集了情报并制定了计划之后，考虑到该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因此最热的低洼地区将在夏季作战时被避开，而春天的洪流阻碍了该地区的通行，保密则是下一个优先事项。

保密总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是为了聚集更强的力量，会习惯性地进行妥协——即使不能完全不受敌人的干扰，但往前线增派部队往往更好。得到预先警告的敌人会给我方造成更多的伤亡，但增援部队可以打破战场平衡，从而确保胜利。袭击和入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权衡：如果敌人有足够的先发制人的作战知识，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准备一支足以发起伏击的力量，完全毁灭我方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绝对保密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项更大的行动，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隐瞒所有情况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因为筹备工作仍然会被敌人发现，意图总是可以被猜到的；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欺骗手段来转移敌人对真实信息的注意力，或通过提出错误的解释来模糊其真实情况（suppresio veri，suggestio falsi）；而运用欺骗手段则需要反监视：

（指挥官）须绝对确保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意图，也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将要入侵的地区，甚至不向任何一个（通常）知道他的秘密的人透露信息。相反，他应该传播消息说，他正计划前往其他地方，他应该像他所宣布的那样，把他的意图隐藏起来，继续前进。当他发现没有人在意时，他必须做好一切适当的准备，然后突然赶往他打算去的地区。[98]

在安排更大规模的入侵时，步兵和行李队伍要形成后方，只有相对较少的战团重装骑兵保护。轻骑兵部队的骑射手们是入侵的主要力量，不能为了保护步兵而把骑兵留在后方从而减少他们的兵力，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应该增加：

（指挥官）应该命令每个军官都必须从他的轻型步兵中抽调出100人或150人，并把他们变成骑兵（战团重装骑兵）来加入骑兵部队……同样，四五十个战团重装骑兵应该分开，他们将把他们自己的重甲和战马的重甲留在行李部队处，然后和其他轻骑兵一起出发。[99]

文中指出，这样做是为了更公平地分享战利品，但隐含的战术计划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参加轻型骑兵部队，以进行掠夺和俘虏，从而实现入侵的直接目的，而步兵和战团重装骑兵则是做生意的成本，可以这么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提供一支主要的战斗部队来支援轻骑兵。

如果骑兵遭遇坚决的抵抗，前进受阻，那么主力作战部队就可以进行近距离作战以突破敌人；如果敌人反击，轻骑兵可以寻求主力部队的保护，后者也可以保护由骡车和马车组成的，驮着箭、备用装备和食物的行李部队。

情报是制订入侵计划的关键，但在入侵开始时需要新的情报：

当军队接近敌人所在区域时……最重要的是，指挥官必须迅速而警觉地派人外出……去获得准确的情报。对敌人领土发起意料之外的入侵经常给军队带来许多危险。因为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在突袭发动前一两天，一支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部队加入敌人阵营。[100]

这使先前收集的情报失效，即使情报只有一周或四天的历史，而且绝不是偶然的：当军队移动时，敌人会听到这一消息，并派遣增援部队来加强其预设道路上的防御。

如果突击骑兵的入侵是成功的，而敌人仍然没有动员和派遣他的部队进入受攻击的地区，那么就会进行第二轮的“返回”突袭行动。首先，动物和士兵必须休息三天以上。然后，拜占庭的军队必须继续沿着回家的道路前进，以消除敌人猜疑，直到它迅速转身再次进攻的那一刻到来。

入侵行动是进攻性的，但它也需要防御以确保安全：轻型骑兵作为前卫和侧翼守卫，主要战斗部队沿着前进的方向行军，准备在遭遇战场压力时向轻骑兵部队派遣增援部队。主要作战部队必须保持严密的秩序，以便快速通信，这样分遣队就能够在需要时迅速投入行动。

掠夺和扣押俘虏是士兵作战的一个重要动机，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规定，掠夺物应由掠夺者公平分配，用以奖励留在后方的部队以确保其后方、营地和行李部队的安全。

但是，入侵的战略目的是使阿拉伯人士气低落，并在物质上削弱他们的力量，部分是通过破坏他们的农业经济基础来实现的：“在穿越敌人领土的路上，你应该……烧毁住所、庄稼和牧场。”[101]这一先发制人的做法，尤其考虑到了牧场的重要性，考虑到了当时骑兵在双方军队中的首要地位。没有牧场，或牧场被烧毁，意味着没有马，这在当时就意味着没有军队，因为步兵仅起着决定性的次要作用，而骑兵不能携带超过两天的粮草，如果必须这样的话，那就要把鞍袋填满，并装载闲置的马和骡子。

到目前为止，战略突袭已经被假定，但当然，敌人可能会预料到入侵即将发生：

如果敌人离营地很近，如果其军队很强大，他们……寻求作战，我军破营行军是不行的。应该留在营地和步兵部队……准备战斗……骑兵部队应撤离营地，部署作战……步行的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应该站在骑兵部队后面，但不能离步兵（重型）部队太远。[102]

如果敌人保持静止且虚弱无力，就不需要让步兵在后面保卫营地，全军都可以出动来进攻和驱散敌人。如果敌军很弱，并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那么他们的存在不应该使军队偏离其预定的行军路线，但行军仍然必须有先遣队、侧翼卫队和后卫军（Saka），从而在主战部队周围形成一个移动的防御圈，以应对攻击并在运动中攻击敌人，有人可能会猜测，还有未提及的行李部队。这个前进的防御圈外层是由轻骑兵部队组成的，当然，步兵组成了内层。在这样做的时候，步兵不应背负个人盔甲和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将装载于随行的驴、马或骡子身上。行军的时候，士兵必须跟随自己的部队，服从十夫长、五十夫长和百夫长的命令：

所以，如果发起突然袭击……每个人都将在他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将迅速拿起装备，所有的人都会各就各位，站在自己队形中固定的位置上。[103]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是脆弱的，太脆弱以至于不能诱使军队改变其前进路线，但如果我方忽视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可能发动造成敌人痛苦损失的突然袭击。行军纵队周围需要有轻骑兵的巡逻和纠察，以探测敌人的攻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拦截它们，同时警告主体部队在行军中占据战斗阵地。

即使没有敌人出现的迹象，作者也规定了要在通过狭窄通道时采取特别的防范措施。从本质上讲，步兵必须在骑兵进入之前确保通道进出安全，因为骑兵天生就更容易受到伏击。当然，如果敌人真的保卫了一条无法绕过的山口，事情就会变得困难许多。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敌军在场，其主要的步兵和骑兵作战部队就会在关口前战斗——没有部署战斗空间的地方无法作战，而且骑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主战部队被击败并分散逃跑，实际上站在通道内或从高地俯瞰公路的较小部队也可能转身逃跑。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一场艰难的战斗将不可避免：

如果（敌军）在陡峭的山脊上，守卫着下面的道路，那么就派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轻型步兵），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一些长矛兵去包围这些陡峭的地方，直接从平坦的地方水平地靠近他们。[104]

其目的是诱使敌人撤退，以避免被包围，放弃战术上优越但被孤立的阵地，因为如果拜占庭人能够穿过这道关口，或者绕过它，这些阵地就会变为很多陷阱。

至于锋线步兵，他们在陡峭的山脊上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长枪对付骑兵，但是这些强壮的士兵在山地战中也有他们的用处：如果他战场上的轻型步兵突然遭到袭击，而骑兵无法赶到救援，他们中的少数人就可以对抗多数人；而锋线步兵可以用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加强包围的力量，迫使守卫者逃跑。

但是，如果敌军稳固地坚守阵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仍然守住其陡峭和天然强大的阵地，就不要对其发起正面的攻击：“不要强迫战斗，轻易与对方交战，因为地形对敌人有利，而是要在不同的地点向他们进攻，用上述的标枪、弓箭手和吊索击垮他们。”[105]作者再一次强调，机动性即是破局答案，而不是正面作战的消耗，但如果这也失败了，就只能听天由命，除了命令步兵部队进攻外，别无他法。

包围行动是第65章的主题，这一章比前几章长得多。尽管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是通用的“kaston”，但它隐含的意思是，包围行动的目标不是据点，而是一个主要的堡垒，或者更可能是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要塞建得很坚固，并且有强大的驻军，就不要发起直接的攻击。相反，我们建议发动一场突袭，在要塞地区行进的一到两天内毁掉敌人的收成，破坏他们的庄稼。这种做法必须持续下去，直到要塞因供应不足和驻军减少而被削弱。只有到那时，我方军队才能接近要塞，接受投降，或者以进攻的方式夺取它。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叙利亚北部，拜占庭人正在那里对阿拉伯穆斯林发起进攻，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则指示边境战略家——负责不同地区的军官——提防敌人的任何供应物资的流入。尽管早期的热情已经消失，但这仍然是圣战，而且敌人在防御上更加顽强：

因为敌人为粮食缺乏所迫，派人到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和城镇、社区，并向清真寺内的信众（matabadas，来自阿拉伯的muta’abida或pl.muta’abiddun）宣布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以及因饥饿压迫而导致的痛苦……他们对信众说，“如果我们的堡垒落入罗马人手中，萨拉森人的所有土地将遭到毁灭”，于是萨拉森人起来保卫他们的兄弟和信仰……他们收集所谓的“捐赠”、金钱、大量谷物和其他粮食……特别是，信众将大量金钱给了他们。[106]

钱是最主要的威胁：如果支付给军队足够的钱，“一个诺米玛币（相当于4.5克黄金）可以买两到三个莫迪（modion，相当于12.8公斤）的谷物”，即使是生活在帝国边界之内的虔诚基督徒，即使社会地位很高，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走私谷物进入防御中的城市，还有奶酪和羊，而且数量也很大。有人建议进行恐吓和严厉惩罚，以阻止这种叛国贸易，而从叙利亚境内运送食品的商队将被边防部队严格拦截。

贿赂也是一个问题——从文中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是拜占庭的官员也是易受影响的；他们不受忠诚信仰的召唤，相反，作者建议的补救办法是我方提出比敌人更高的价格：

有必要提高守卫道路的军官及其部属的士气，给予他们许诺、奖励和礼物，使他们都能铁面无私地工作……以免守卫道路的人……让走私的食品通过……那些出于对敌人的同情或出于疏忽，所做之事与任务要求相反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审判和惩罚。[107]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推断，忠诚也会面临分化。这座堡垒是一个城镇或城市，在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人口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占多数，而且他们也被封锁所吞噬；守卫道路的拜占庭军区部队士兵也是当地人，可能在城里有亲戚，至少他们会同情被围困的民众。

要塞很重要，预计会面临长时间的围困；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来自外部敌军的、为解除围困而发动的攻击。

如果预计敌人会发动重大进攻，部队就不能分散在被围困的要塞周围。这里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营地，有供水系统和安稳的周边环境，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长矛和倒刺（Tzipata）来抵御骑兵的攻击，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时使用的防栅（chevaux-de-frise），以90度用两组尖刺在简单的圆木上打孔，使之穿透圆木，这样尖刺四个端点总是以45度向外凸出。

如果敌人的救援队正在逼近，最后一次尝试是以展现实力和发布宣言的方式来促使堡垒里的敌人投降。首先，每个编队，各单位和亚单位［军级单位（thema），营级单位（tagma），骑兵部队（tourmai），团级单位（banda）］在堡垒周围的指定位置各就各位。然后向堡垒内的敌人发出提议：“如果你们自愿把堡垒交给我们，你们将保留自己的财产。你们中第一个投降的人将收到我们的礼物。如果你们（现在）不投降，然后又反悔，同意投降，你们的请求将不会被我们接受，罗马军队将把你们的财产和你们的人（作为奴隶）通通带走。”[108]为了给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还将对他们宣布：“在这座堡垒被攻占之前，不向我们投降的所有马吉泰人（Magaritai）、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都将被斩首。”从逻辑上讲，这些要被斩首而不是被奴役的人必须是叛国的基督徒，而不是圣战分子——他们可以通过加入围城军来赎罪；从642年著名的希腊-阿拉伯古典文献到维也纳的现存文献来看，[109]“Magaritai”一词是穆斯林战士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前基督教皈依者；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太有经验了，不可能在口头劝降上期待太多，但即使敌人没有投降，也有另一个好处：“即造成敌人之间的不和与分裂。”

围困行动不仅需要大炮，而且需要专门的装备，显然，行李部队并没有携带这些装备，无疑是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所以军队必须在现场制造所需要的东西，从利用藤蔓或树枝编织成可以防箭的护盾（laisai）开始，这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但这里提到想要建造的是精心设计的营房，有尖式屋顶，有一个设置屏障的门廊，有两扇门，“可供15或20个人使用”，而不是平坦的遮挡物。然而，作者更详细地提到了四个门道上挂的流苏，但他们必须仍然是容易携带的，实际上，只要它们是由藤蔓和薄树枝做成的就行。除非精力已经耗尽，否则他们不能停止向要塞射箭，但他们可以隐藏士兵，这样敌人的弓箭手就不能瞄准他们，当然他们也会避开大多数的射击。

这些便携式营房将被直接建造在距离城墙5或10奥吉艾（orguiai）处，也就是距离城墙9米或18米远的地方，看上去非常近，确实太近了——这样里面的部队就可以用弓和吊索攻击防御者。其他部队将使用攻城秤车（trebuchets）攻击城墙，或者直接用大锤和攻城槌发动袭击。

部队也开始在堡垒的墙下挖掘，以使其坍塌。隧道必须挖得够深，以防止敌人反掘进。如果在松散的泥土中挖掘，隧道的天花板必须用由柱子支撑的垫子来固定。标准的做法是在适当的时候拆除堡垒墙体：首先用一个厚实的木桩嵌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在洞里填满干燥的木头，当一切都准备好后就放火烧木桩，把墙推倒。进攻必须昼夜不停地进行，把军队分成三组，其中两组可以在任何时候休息，第三组继续战斗。

显然，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熟悉关于“围城”的经典文献，其中描述了希腊时代精巧的装备、移动的塔楼、摇摆的攻城梯、龟甲阵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但是，在非常矛盾地补充说所有这些设备其实最近都被试过之后，他断言，如果操作得当，挖墙法比所有这些设备都更有效。

如果围困行动一切顺利，被围困的敌人将寻求有条件投降，放弃要塞，但不被侵犯。除非有一支救援部队正在逼近，同时驻军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这个提议才会被接受。否则，要塞将最终被攻占，以使其他要塞和堡垒内的守卫者士气低落：“消息将传遍各地，而你打算攻击的叙利亚其他要塞将……主动投降……而不作任何抗争。”[110]

接下来，在第66章中，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研究了轻型步兵的战术，包括弓箭手、标枪投掷者和吊索兵，他们通常被安置在重型步兵的后面，它们可以得到保护，前方部队也能得到飞箭的支持。但轻型步兵也可以在崎岖的地势上被部署在侧翼，对抗敌人的包围，或视情况而定部署在其他位置。在重型步兵进入战场纵深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被安置在一边的侧翼或两边侧翼处，因为他们在后方发射飞箭的话就会造成自相残杀的伤亡。最后，轻型步兵可以在位置上短暂地领先于重型步兵，用飞弹击退敌人的骑兵。[111]

在战场上定位骑兵的关键战术选择是队形的横/纵比例。深入又狭窄的部署可以掩盖部队的真实规模，并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军队还可以不那么明显地穿越受限通道。由一条线构成的没有纵深的队形，对于携带俘虏和抢掠无人守卫的地方是有用的，但在战场上却是毫无用处的。[112]

我们在文中读到了守夜者卫队（Viglatores），这里指的是看守人，而不是名为守望军团（Vigla）的皇家警卫团的成员（来自罗马的非精英卫士、市政警卫和消防员）。这些守望军团要在离营房很远的地方生火，这样他们就能在黑暗中靠近敌人，并发现敌人；他们应该把马阉割掉，这样马就会比较安静。因为守夜者卫队驻扎在营外，所以他们可能成为敌人的目标，必须为此做好准备。[113]

战争很少结束，因为失败者在身体上被摧毁了，或者被包围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或战斗至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输家决定战争的结果，只有失败者才会选择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撤退以避免更多的损失。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双方的部队都已精疲力竭，一方意外地得到了新部队增援，即使是很少的部队。（现代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第七旅在1973年10月战争中面对叙利亚连续四个师的推进，与之进行了史诗般的战斗：经过大约70个小时的不停战斗，在只有7辆坦克来增援以色列人的时候，叙利亚人突然开始撤退，而那时，以色列人甚至已经无法保持清醒了。）

平衡的秘诀有时是物质上的，有时是心理上的，但更常见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明智的将军总是保持一支后备力量，不管它多么小，即使这削弱了剩下的战斗力量；新的力量进入战场，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能够收获比从一开始就保持同样力量大得多的效果。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推荐了一种利用这种差异的策略。如果将军（这里指陆军指挥官）在等待未能到达的增援部队，他可以派出一支特遣队，要秘密地将其派遣出去。随着战斗的进行，分遣队可以被召唤回来，“带着热情”参加战斗。敌人会认为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并可能撤出战斗。[114]

关于战斗前夕的行动，作者对将军的建议呼应了奥纳桑德著作的观点，但作者凭借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夜间，将军应派遣一些骑兵部队［文本中提到的是皇家近卫团，但显然其意思是分遣队］到敌人的后方去，早晨时敌人就会因看到他们而感到不安。[115]

克卡曼诺斯（Kekaumenos）的《战略》（Strategikon）

根据阿尔方斯·戴恩和德·福柯（De Foucault）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最后一项研究，是11世纪的克卡曼诺斯的《战略》，他甚至不属于标准的拜占庭战略家，这是一本万能的建议类著作，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军事问题。[116]这是事实，而且“战略”这个标题是由该著作的第一位现代编辑添加的，而不是其独特手稿中固有的。[117]

缺乏对文本的其他考据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手稿是由一名僧侣抄写员抄写的，他显然不懂他在写什么，因此历任编辑不得不面对许多严重错误，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字符序列。[118]

文本的组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从一个主题徘徊到另一个主题，然后又重复了很多次；另外，它是用同时代希腊口语写成的，未受如此多拜占庭文本强迫性的古典主义倾向影响，由此也产生了文本上的模糊性。

但这本书最有趣的特点是它的观点：就像其他军事手册一样，无论是作为战地指挥官还是军区负责人，它是针对战略性目标的，但它唯一的关注点不是帝国的权力和荣耀，而是战略目标的事业和个人荣誉——这是对年轻人，也是他的一位亲戚的忠告。[119]

例如，该著作从传统理念开始了我们熟悉的说教。是的，战略部队必须谨慎，但没有任何理由对军队的安全表示担忧。“如果你想保卫你的军队，你为什么要进入敌人的领土？”[120]

但作者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在谨慎和大胆之间寻求一条折中之道——例如奥纳南德等人关于安全的建议——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个人声誉、个人荣誉。[121]

当再次讨论如何管理一个军区，将军应如何处理他的非军事职务时，克卡曼诺斯的提议是明确的：“永远不要接受一个行政官职，包括税收——你不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服务。”[122]需要税收的是帝国。

当克卡曼诺斯提出他关于“阅读”的建议时也有同样的动机：“阅读书籍、历史、教会经文。不要反对，且认为‘一个士兵能从教会的教条和书籍中得到什么好处？’它们肯定是有用的。”克卡曼诺斯随后指出，圣经中充满了战略性的建议，甚至在新约中也有箴言。但他接着谈到了真正的动机：“我希望你唤起每个人对你的勇敢、谨慎和文化的钦佩。”[123]

克卡曼诺斯并不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愤世嫉俗者，而是一个拜占庭式的人物，因此文本中包含了对上帝由衷的，当然也是真诚的召唤，但毫无疑问，他平静地写道，帝国的命运不如他学生的个人成功重要——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忠告在任何其他战略著作中都找不到。”[124]

也许这种解释掺杂了个人因素，但它可能也间接反映了帝国的堕落状况。最近的编辑认为这部作品写作的年代非常近，在1075年到1078年，因为它提到迈克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1071～1078年在位）作为皇帝进行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希菲里努斯（Xiphilinus，1065～1075年在位）那时已经死了。[125]

半个世纪前，当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帝国，这个帝国从北向西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向东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入侵西西里岛似乎迫在眉睫。但50年在国际政治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永远暴露在中亚地区新来者的面前。几个世纪以来，突厥民族一直沿黑海以北的草原走廊向西迁移，其威胁有时甚至越过多瑙河边界，但最近他们一直向南迁移，转向去掠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并沿途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些人加入了反对基督教帝国的圣战，他们是雇佣兵、奴隶士兵或阿拉伯人领导下的狂热分子。但是，随着土耳其的战士首领在从阿富汗到埃及的伊斯兰教中心地带逐渐夺取了阿拉伯统治者的权力，他们的防御状况也随之改变。塞尔柱突厥王朝的阿尔普·阿斯兰已经统治了伊朗，从奥克斯（Oxus，Amu Darya）直到幼发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于1071年8月在曼齐克特击败并抓获了罗曼诺斯四世（1067～1071年在位），为他的众多突厥追随者进入安纳托利亚开辟了道路。如果该书确实创作于1075年至1078年，那么克卡曼诺斯是在帝国的灾难时期写作的，因为安纳托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本身，如今，除了西部边缘外，它几乎都处在塞尔柱突厥的统治之下了。[126]

尽管该著作具有明显的非文学风格，但也许克卡曼诺斯的作品只是从文学而不是从实际经验中衍生出来的作品。但从战略部分（第24节）的开头来看，这本书似乎反映了真实的军事经验：关于敌人能力和意图的情报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战果。

因此，负责军队的战略指挥官首先被命令雇用大量“可靠和有活力”的间谍。文中使用的术语是“konsario”，来源于“cursatore”或“prokoursatore”，其意思是早期文本中的侦察或突袭轻骑兵，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还应该充当秘密特工——事实上，下面的文本中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工作，与其他同事保持陌生，否则，如果一个人被抓获（并由敌人成功审问），[127]我方就会失去所有的人。间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8个、9个、10个甚至更多单位的侦察队（sinodikoi）。只有间谍才有希望进入敌人的总部或统治者的宫殿去偷取或至少偷听到战争计划，但侦察人员需要侦察、监视和报告敌人实际已经在进行的活动。当侦察队表现出色时，指挥官应该慷慨地给予他们礼物，并且经常和他们交谈——观察他们中谁是坦诚的，谁在撒谎。但指挥官不能和他们分享他的计划。

接下来的建议反映了帝国的痛苦经历，包括曼齐克特之战——尽管是叛国和叛变决定了这场战斗的结果，但缺乏信息也是原因之一：

每天尽一切可能找出敌人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

接着是另一条可悲的建议：

即使敌人不狡猾，也不要低估他们——要像对待聪明人那样对待他们。[128]

当谈到战争中的作战方法时，严格地说，克卡曼诺斯极为正统地重复了自莫里斯《战略》以来所有作战手册中的建议，这一建议包含了拜占庭独特战争风格的精髓：不断地收集周围的情报，奋力作战，但只进行小规模的战斗，避免为决定性的胜利而进行全面的战斗，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短暂的喘息，当双方都为昨天的损失感到痛心时，下一个敌人又即将到来。

不过一旦投入战斗，就不会撤退，因为撤退会使部队士气低落。因此，在战斗之前，必须用小规模的攻击对敌人进行试探和测试，以确定他们的实力，并了解他们是如何战斗的——因为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帝国之前从未交手过的全新敌人——这是对曼齐克特之战的又一次反省。克卡曼诺斯熟悉军事经典，并希望他的读者也了解这些经典——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他不写战争理论的原因。[129]

相反，在敌人部署部队之前，我们敦促指挥官先明确敌人的种族，因为一些民族传统上以一个方阵战斗，另一些民族则以两个方阵战斗，还有一些民族仍然以开放秩序战斗。作者写道，最好的战斗阵型是罗马式的，但没有给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很可能是因为罗马人在所有军事领域的优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著作全文基调都是温和的，但作者在有一点上言辞激烈：他赞成对一名指挥官判处死刑，因为他对敌人入侵其营地感到惊讶。众多哨兵被派往四周，即使在最不可能发动攻击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指挥官永远不应该说，“我没有预料到（周边）那部分会受到攻击”，对此的回答是，“你有敌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不想到最坏的意外情况呢？[130]这篇叙述呼应了以前作战手册的观点，但也可能是个人经验的反映（就像我自己的情况一样）：派哨兵比全军每晚都保持清醒要容易得多，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当然，除了在哨兵熟睡的那个晚上。

作者提到如下一系列禁令（第32～33节）：“不要低估敌人，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文本中提到的词是‘民族’，而不是野蛮人），因为他们也有理性、天生的智慧和狡猾的力量”；“如果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要勇敢地给下属以勇气。你若惊慌失措，谁能领导，谁能激励军队呢？”至于处理访问营地的特使问题，克卡曼诺斯重复了拜占庭常见的程序：

他们应该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扎营，一个可靠的人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能窥探你的军队。未经允许，他们不得闲逛或与任何人交谈。此外，如果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让他们进来，而是读他们的信，并回信，送他们华丽的礼物……他们会称赞你的。[131]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题，但文中也有一些对“原创思想”的有趣叙述，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说法很常见，即人们永远被告知，彻底改造所有的东西是多么聪明，但在拜占庭文化中最不寻常的是：

如果你确信你所反对的人的首领（archenos）是狡猾的，那么要警惕邪恶的权谋。你也应该想出对策——不只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而且要发明新的。

克卡曼诺斯和后人一样尊敬古人，但显然认为有必要为他的读者们解惑。[132]

克卡曼诺斯再次与未指明的古人——这次不是奥纳桑德——发生冲突，因为他反驳了这样的建议，即一支从战场上撤出的军队应该被禁止参战三年：

我反而认为：“如果你马上就能征集到四分之一的军队，即使你的军队没有那么可怖，你也可以得到那些你能够聚集起来对抗敌人的人。当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主动从后方或侧翼开始进攻，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正如克卡曼诺斯所说，赢得战斗的敌人将放松警惕，你可以出其不意发动攻击，失败可能会变成胜利。[133]（这就是德国军队在1943年开始击败越来越多的人，并在军队数量上超过敌军，从而延长了它对前进中苏联红军的抵抗的原因。正如克卡曼诺斯所规定的那样，它习惯于在遭受失败后立即反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了——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混乱，补给不足——但没有比此时反击更有效的了，因为这会削弱敌人的势头。红军在突破后冲向前方，遭遇了最后一批惊慌失措逃跑部队的反击。拿着手枪的军官们会给撤退的部队发出临时警报，命令他们发动反击，这往往会给敌我造成不成比例的伤亡。因此，德国军队的优秀军官们为他们溃败的战友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他们在战争的那一年里杀死了大部分的敌人，这是一种纯粹的战术技能。）

这条建议本身就表明，无论身份如何，无论是否有军事经验，克卡曼诺斯都了解战斗的动态发展。

下面的这几页文本中弥漫着冷血的现实主义色彩，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作者关于如何对付以攻击相威胁进而索要黄金的敌人特使的建议：付钱给他们，因为这些损失将小于对帝国领土造成的损害，而且，战斗永远是一场赌博。[13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罗马人非常强大，如果收买敌人比作战的代价小，他们总是更愿意收买敌人——美国众议员罗伯特·古德洛·哈珀（Robert Goodloe Harper）的口号是“宁在国防开支上花费数百万金钱，也不用一分钱为敌人进贡”，但这句口号不是为拜占庭人准备的。自从他在1798年6月18日说出这句话以来，确实已经有数百万国防开支被花掉了。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没有那么浪漫主义，但是克卡曼诺斯却更进一步：“拒绝敌人要我们放弃领土的要求，除非……他接受成为你的臣民并向你进贡”；如果敌人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就成了封建附属的事情了，“如果有迫切的需要”的话，或许——情况会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做你能做的事。[135]

当敌人仍然藏身一个设防的城市时，克卡曼诺斯对进攻更加乐观：“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力量的大小，相信我，他们只有很少的人和不够充足的力量。”他的建议是，向这个戒备森严的城市派出突击骑兵（konsarios）——曾经的奔行者骑兵（cursatores/prokoursatores）的最新版本，要找到一条进入戒备森严的城镇的通道——“不要相信任何人所说的没有办法进去——这么大的一块区域怎么能完全处于监视之下呢？”一旦找到了入口，不要直接进入，而是在敌人面前保持队形，同时派一些富有领导力的人进入城内，他们一旦进去，就会用烟或火来发出信号。然后开始攻击。[136]

在拜占庭的战略家中，克卡曼诺斯是一个较不起眼的人物，但他的著作，包括所有这些聊天式的闲谈，仍旧表明拜占庭有着充满活力的军事文化，那里的军人应该阅读军事著作，甚至自己也写上一篇。这使拜占庭人在面对无休止的战争变迁时具有真正的优势：他们比敌人有更广泛的程序、战术和作战方法，这样他们就不会经常感到惊讶，而他们自己却能更经常地以一种战术、作战方法或未知的战略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

[1] 不仅如此，根据Eric McGeer：“Nikephoros Phokas composed the Praecepta Militaria，his notes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and his call for a treatise on campaigning in the west inspired the De re militari”；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178。

[2] 请参阅“Tradition et modernité dans le corpus de tacticiens” in Gilbert Dagron and Haralambie Mihǎescu，Le trait é sur la gu érilla （De velitatione） de l’empereur Nic éphore Phocas （963-969）（1986），from p.139。

[3] John F.Haldon，ed. and trans.，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Three Treatises on Imperial Military Expeditions （1990），pp.95-97. Haldon对编辑过程的复原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之后被称作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In noting the work，Alphonse Dain，“Less tratégistes byzantins”（1967），p.369，concludes：“Ilmériteraitune traduction et un commentaire.” Dennis 负责地提供了一个转换；Dagron和Mihǎescu 在他们最新编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个详细的评估。

[5] 关于概述，参见Ralph-Johannes Lilie，“The Byzantine-Arab Borderland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Ninth Century，” in Florin Curta，ed.，Borders，Barriers，and Ethnogenesis：Frontier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2005）.

[6] Clinton Bailey，Bedouin Poetry from Sinai and the Negev （1991），from p.253包括现代贝都因人的战争诗歌。

[7]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147.

[8]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p.151 n.1：1 Byzantine mile = 1574 meters = 0.978 standard miles.

[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p.153；评论，p.153 n.1.查士丁尼的法典，47.18，is in De effractoribus et expilatoribus.

[10] De Velitatione，2，p.153. 关于亚美尼亚军区的论述，参见Dagron and MihÝescu，Le traité，from p.247.

[1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2，p.153.

[12]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4，pp.157-158.

[13] Jak Yakar，Ethnoarchaeology of Anatolia：Rural Socio-Economy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2000）.

[1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4，pp.157-159.

[15] Bk.ii.2，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72.

[16] Bk.ii.2，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74.n.26.

[17] Bk.ii.4，ibid.，pp.74-75.

[18] Dagron and Mihǎescu，Le traité，from p.198，甚至描述了运筹方式和战术（“dispositifs de combat”）.

[1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3.

[20] 有关概述，参见Daniel Pipes，Slave Soldiers and Islam：Genesi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1981）。

[2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2.

[22] 黑色护甲：正文中的Epanoklibana，其他地方的epilorika=在klibanion之上；最初是一种护甲，后来指任何盔甲，或Lorika，最初是按比例缝制的护甲（Lorica Squamata），或相互连接的板层护甲，或链甲（Lorica Hamata）。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7；2。

[23]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9，p.169.

[2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p.173. 参见Philip Rance，“The Fulcum，th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Testudo：The Germanization of Roman Infantry Tactics？” （2004），265-326.

[25]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0，p.175.

[26]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1，p.183.

[27]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2，p.187.

[28]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6，p.201.

[2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7，pp.206-207.

[30]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9，p.215.

[3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p.217.

[32] H.J.Scheltema，“ByzantineLaw，” in J.M.Hussey，ed.，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4：The Byzantine Empire，pt.2 （1967），from p.73.

[33]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0，p.221.

[3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1，p.223.

[35]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之后被称作Campaign Organization）. 也可参见Rudolf Vary，Incerti Scriptoris Byzantini Liber de rei militari （1901）.

[36] 希腊文本的第12行，p.246；translated as “regular soldiers” 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47.

[37]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42.

[38] 希腊文本的第99行，p.250；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p.251.

[39]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56 n.12. Harald Ⅲ Sigurdsson “Hardrada”从Michael Ⅳ the Paphlagonian （1034-1041）那里接受了manglavites的头衔，原因是他对西西里的开拓。

[40] Alpha 12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p.253.

[41] Alpha 12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Beta from 18，p.263.

[42] 但这位出色的编辑写道（p.265 n.1）：“The hoplitarch 似乎在战役中可以命令步兵。”

[43]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8，p.275.

[44] Iota （Zeta is repeated） 3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0，p.281；and Lamda Alpha，5-9，ibid.，no.31，p.325.

[45] Not quite an hapax legomenon：编辑可以引用（p.283 n.2）单独的1079号文件，其中malartioi 毫无帮助地被与kontaratoi （lance carriers）相提并论，但总体来说还是“士兵”的意思。

[46]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3，p.285.

[47]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8，p.293.

[48]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9，pp.293-295.

[49]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1，from p.303.

[50] 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811-1057 AD，trans. John Wortley；“John Tzimiskes，” sec.4，p.155.

[5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7，pp.317-319.

[5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8，pp.319-321.

[53] John 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c.580-900（1984），from p.256.

[54]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9，p.321.

[55] Lamda beta from 16.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32，p.327. The reference may be to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56]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composition p.178，text from p.13，当中的评论和分析很有价值。以前只有拜占庭人J.A.库拉科夫斯基（J.A. Kulakovsky）所著的1908年版的唯一现存手稿（Mossquensis Gr.436），而现在，乌克兰人并没有不公正地宣称拥有它。

[57]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2nn.20-23；tzerboulianoi 开始具有贬义。

[58] One spithame=23.4 厘米.

[59]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3 nn.29-31.

[60]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3 n.32.

[61] Praecepta Ⅰ.25-26，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 para.3.

[62] Praecepta，Ⅱ.2-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1.

[63] Praecepta，Ⅰ.33-38，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 para.4.

[64] Praecepta，Ⅰ.62ff，p.17.McGeer的注释（摘自第64页注83），必须澄清某些地方的文本错误；例如，重矛的长度被说成是两个或两个斯皮塔美（0.46米至0.58米），这长度远远不够。

[65] Giorgio Ravegnani，Soldati di Bizanzio in Eta Giustinianea （1988），p.46.

[66] Praecepta I.119-12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9 para.11.

[67] Taktika，56，82-8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93 and pp.210，清晰明确。

[68] Praecepta I.116-119，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9 para.10.

[69] Praecepta，I.75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7 para.8.

[70] Contra：M.P. Anastasiadis，“On Handling the Menavlion” （1994），pp.1-10，cited at p.349 n.86. But see 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p.218.

[71] Praecepta I.137，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1 para.14.

[72]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65，150-155nn.

[73] Paul E. Chevedden，“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Prelude to the Middle Ages” （2007），p.137.

[74] 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p.72-116；关于对the cheiromangana of Praecepta Militaria 的识别，p.79；also p.10 n.144.

[75] 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114.

[76]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bk.2，16.10-11；Cheveddent，“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p.75 and n.9.

[77] In his Miracula St. Demetrii. 此处只是较小程度的借鉴Cheveddent，“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 p.74，itself from P.Lemerle，ed.，Les plus anciens recueils des miracles de saint D ém étrius et la p én étration des Slaves dans les Balkans （1979），p.1：154.

[78] Praecepta Ⅱ.2-1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1-2.

[79] Praecepta，Ⅱ.20-2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3.

[80] Praecepta，Ⅳ.7-1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9 para.1-2.

[81] Praecepta，Ⅲ.53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7.

[82] Praecepta，Ⅲ.46-5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6.

[83] Tentatively translated as mail （“chain-mail”）在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70 n.29，的著作中，临时翻译为mail（“chain-mail”），在词汇表中，参见p.370，但是丝绸和棉衣显然可以支撑标准的盔甲，原因是链子不需要支撑（Ⅲ.27-30，p.35 para.4）。关于另一种观点，参见Timothy Dawson，“Kremasmata，Kabadion，Klibanion：Some Aspects of Middle Byzantine Military Equipment Reconsidered” （1998），pp.38-50.

[84] Praecepta Ⅲ.36-46，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s.4-6.

[85] Praecepta，Ⅳ.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9 para.1.

[86] Praecepta，Ⅳ.17-2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1 para.2.

[87] Praecepta，Ⅳ.29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1 para.3.

[88] Praecepta，Ⅳ.106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5 para.11.

[89] Greek text lines 204-205 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50；English text：p.51 para.19.

[90] 《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的权威新编辑还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战术分析，其中根据文本仔细重建了协同作用的具体方式。参见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esp.from p.294。

[91] Alphonse Dain，La “Tactique” de Nicephore Ouranos （1937），p.134.

[92] Skylitzes，“Basil II Bulgharoctonos，” sec.23，p.183.

[93] “A la suite d’une habile manoeuvre dont il pouvait voir le thème dans le manuels de tactique qui lui étaient familiers...，” Dain，La “Tactique，” p.135.

[94] Blass罗列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经典文本。“Die griech. und lat. Handschriften in alten Serail zu Konstantinopel” （1887），pp.219-233，包括Constantinopolitanus Graecus 36 （p.225）.

[95] He adds the Sylloge Tacticorum；Dain，La “Tactique，” pp.42-43.

[96] For chaps.56-65，参见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79-163；chaps.63-74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inédits de la Tactique de Nicéphore Ouranos” （1973），pp.286-311.

[97] Taktika，from 63.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改编。

[98] Taktika，from 63.1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

[99] Taktika，from 63.2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

[100] Taktika，from 63.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5，其事实被描述成险恶的（p.165 n.36）；俄军抓捕德军进行审讯时也使用“抓住舌头”这一相同的表述。

[101] Taktika，from 63.8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7.

[102] Taktika，from 64.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7.

[103] Taktika，from 64.4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9.

[104] Taktika，from 64.9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3.

[105] Taktika，from 64.9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3.

[106] 萨拉森（Saracen）一词最初是指托勒密西奈北部的一个部落，在此处取代阿加琳（Agarene）（哈加的后代，亚伯拉罕与之断绝关系的情妇）来形容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当时的贝都因人，很久之后才用于阿拉伯人中。Taktika，from 20～3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5.

[107] Taktika，65.55-64，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7.

[108] Taktika，65.73-79，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158-159.

[109] Papyrus Erzherzou Rainer 558.

[110] Papyrus Erzherzou Rainer，65.162-165，p.163.

[111] Taktika 66，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pp.302-304.

[112] Taktika 68，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p.306-307.

[113] Taktika 69，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p.306-307.

[114] Taktika，72，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308. 根据Dain的复原 （Dain，La “Tactique，” p.21），这段文章令人想起Praecepta Militaria，itself from Onasander 22.

[115] Taktika 73，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pp.308-310.

[116] Alphonse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 J.A. de Foucault （1967），p.373.

[117] Mosquensis Gr.436，1654年从位于Mount Athos的Iviron修道院购买，并一直存放于莫斯科。

[118] 我参考了最新的版本：Maria Dora Spadaro，ed. and trans.，Kekaumenos：Raccomandazioni e consigli di un galantuomo：StratÁgikon （1998）。第一位编辑（B.Wassiliewsky and V.Jernstedt，Cecaumeni “strategikon” et incerti scriptoris “de oficiis regiis libellus，” St.Petersburg，1896）身处第一波俄国拜占庭学浪潮中，该浪潮随布尔什维克革命而终结；第二位编辑 （G.G.Litavrin，Sovety I rasskazy Kekavmena Socinenie vizantijskogo polkovodka Ⅺ veka，Moscow，1972）则是1945年后复兴潮流中的一员。1945年后的复兴。

[119] Alexios G. C.Savvides，“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ekaumenos” （1986-1987），pp.12-27.

[120] Secs.26，36-37；Spadaro，Kekaumenos，pp.66-68.

[121] Paul Magdalino，“Honour among the Romaioi：The Framework of Social Values in the World of Digenes Akrites and Kekaumenos” （1989），pp.183-218.

[122] Sec.52，4-5，Spadaro，Kekaumenos，p.88.

[123] Sec.54，19-24，p.88.

[124] Sec.54，26-27，p.88.

[125] Sec.54，26-27，p.88.

[126] 关于更广泛的视角（Cecaumeno e la societa’ bizantina），参见Spadaro，Kekaumenos，from p.19.

[127] Sec.24，Spadaro，Kekaumenos，p.65.

[128] Sec.25，p.67.

[129] Sec.28，p.69.

[130] Sec.30，p.70.

[131] Sec.36，p.75.

[132] Sec.34，pp.73-74.

[133] Secs.41.14-42.29，pp.78-79.

[134] Sec.46，p.83.

[135] Sec.47，p.83.

[136] Sec.49，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