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柏對中國的分析
羅伯特·庫柏對中國的分析：後現代視野中的「現代國家」
羅伯特·庫柏（Robert Cooper），英國資深外交官與歐盟政策制定者，在其2002年經典論文《後現代國家》（The Postmodern State）中，將當代國際體系劃分為三類國家：前現代國家（failed states，如索馬利亞或阿富汗，充斥霍布斯式混亂）；後現代國家（以歐盟為典型，強調主權模糊、相互干涉內政、拒絕武力解決爭端、安全依賴透明與相互依存）；以及傳統「現代」國家，這些國家仍遵循馬基雅維利式的原則，以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領土主權與軍事力量為核心，奉行帝國主義邏輯。 中國，在庫柏的框架中，明確被歸類為後者，與印度、巴基斯坦並列為「仍如以往般運作的國家」，其行為模式源於19世紀的現實主義外交，視安全為征服與平衡的遊戲，而非後現代的合作帝國。
新自由帝國主義
英國外交政策顧問呼籲建立新帝國主義
羅伯特·庫珀，《後現代國家與世界秩序》，Demos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ISBN 1-84180-010-4；《重塑世界－9·11事件的長期影響》，外交政策中心，2002年，ISBN 1-903558-10-7
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核心特徵
庫柏的分析並非道德譴責，而是結構性診斷：現代國家如中國，處於一個「秘密爭奪核武的競賽」中，戰爭仍是政策的延續（借用克勞塞維茲的論點），而非失敗的標誌。 中國的崛起，被視為潛在的「破壞穩定因素」（destabilising actor），因為其經濟與軍事實力足以挑戰後現代體系的邊界。 具體而言：
- 馬基雅維利邏輯的延續：中國的外交政策強調「國家理性」，優先考慮領土完整（如南海爭端、台灣問題）與戰略緩衝，而非歐盟式的「啤酒與香腸」內政干涉。庫柏指出，這類國家「不願融入全球經濟的良性循環，除非符合其自身條件」，中國雖深度參與貿易，卻拒絕全面接受西方治理標準（如人權或司法透明），視之為對主權的侵蝕。
- 帝國主義潛力：在庫柏的後現代帝國主義願景中，西方應透過「自願帝國主義」（如歐盟東擴）將鄰國納入合作框架。但中國被視為例外，它不僅是區域強權，還可能成為全球「不穩定者」，因為其「一帶一路」倡議或軍事現代化，類似歷史帝國的擴張野心，而非純粹的經濟互依。 這與庫柏對巴西、印度的擔憂相似：這些國家雖非「前現代混亂」，卻可能因追求單邊利益而顛覆平衡。
中國對後現代世界的挑戰
庫柏的框架強調，後現代國家（如歐盟）必須對現代國家採取「雙重標準」：內部恪守法律與合作，外部則需「叢林法則」——武力、先發制人或欺騙，以防其威脅滲透。 中國正體現這一挑戰：
- 經濟槓桿的雙刃劍：庫柏承認，西方可透過貿易（如WTO規則）迫使中國「同意某些承諾」，但這不足以轉化其行為，因為中國「怨恨合作世界體系」。 例如，中國的「國有資本主義」模式，雖融入全球經濟，卻維持政治威權，阻礙後現代的「相互脆弱」轉化為安全基礎。
- 後果的長期發酵：在後期著作《大使們：從馬基雅維利到現代的外交思維》（The Ambassadors, 2021）中，庫柏反思基辛格1970年代的「開中國政策」，將其比作法國大革命——「半個世紀後，其後果仍在展開」。 這一開啟雖帶來經濟奇蹟，卻也放大了中國的現代屬性：它從邊緣玩家變成挑戰者，核武擴張與南海軍事化，正如庫柏預言的「現代世界中，平衡地區寥寥無幾，且核威脅日益嚴峻」。
政策啟示：防禦性帝國主義的必要
庫柏並非反中鷹派，而是務實的歐洲主義者。他主張，面對中國這樣的現代國家，後現代世界不能天真依賴「軟實力」；需重建防禦，包括心理與物質層面。 在其2003年著作《破碎的國家》（The Breaking of Nations）中，他將歐洲視為「先知」般的存在，呼籲與美國、日本聯手，形成「合作帝國」以制衡中國的「不穩定潛力」。 這解釋了當今歐盟對華政策的二元性：經濟上互依，戰略上脫鉤（如芯片禁運），正是庫柏式「雙重標準」的體現。
總之，庫柏對中國的分析是結構性的警示：作為頑強的現代國家，中國提醒後現代體系，其帝國主義遺緒並未消亡。歐盟若想維持「合作帝國」的願景，必須直面這一「馬基雅維利殘餘」，否則，中國的崛起將重塑全球平衡，迫使西方從「啤酒與香腸」轉向「坦克與導彈」。 這一視角，距今逾20年，卻在2025年的地緣緊張中，顯得愈發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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