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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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謝東森（國小退休教師）
東北亞中日韓台四國的「戰爭記憶」是以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為核心，這也是大陸與台灣島內統獨問題的根源。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則來自於「1945失敗」。與日本相似的是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也是出於「1949失敗」。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一書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並非單純的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在麥克阿瑟將軍主導的和平憲法下，進行的「道德創傷管理」：—種對戰敗的國家自我形象的修補工程。
日本在二戰之後，以「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受害者敘事:大災難」及「加害者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三種文化創傷記憶交錯來重建國家認同。日本的戰敗因此內化為一種矛盾的精神狀態：既羞愧又自赦，既懷舊又失語。正如書中指出，這三種敘事：「加害者的反省、受害者的悲情、英雄的自我慰藉」，讓日本首相及政治人物在二戰歷史的戰爭責任與道歉問題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讓外人認定日本人不知反省。其實日本一直有這三種二戰歷史問題記憶敘事模式互相拉扯，日本的二戰並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反而是兩岸的革命戰爭歷史問題的文化創傷敘事模式較傾向單一的集體記憶，
橋本如何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開展「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內容呢？
1.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神風特攻、玉碎、以及「大和號」的壯烈出征，皆是明知有去無回卻仍選擇犧牲的行為。這些行為被日本戰時宣傳塑造成「英勇無私」的象徵，構成了一種以死亡為中心的國家信仰。實際上主導大和號出征沖繩決定的參謀神重德內心是認為：讓大和號白白被美國勝利接收，太浪費了。
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時指出，德國社會為了撫平戰敗的創傷與倖存者的罪惡感，透過將陣亡士兵「烈士化」的過程，賦予死亡以神聖意義。戰死者被視為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的犧牲不再是徒然的，而成為民族重生的象徵。
這種「烈士化」的敘事進入日本後，被進一步轉化為一種宗教化的美學。陣亡者不僅被尊為英靈，還被賦予了救贖性的使命──他們的死被描繪為使日本未來更加光明、更具道德純度的必要代價。於是，戰敗本身也可被重新詮釋為「幸運的失敗」：一種能喚醒民族精神、淨化靈魂的悲壯犧牲。
2.受害者敘事：巨大災難的陰影
「我們必須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勇氣向戰爭與核武說不，這樣才永遠不會再次成為那樣的受害者。」日本以原子彈、空襲、戰災平民為中心的受害者敘述，日本將戰敗的記憶轉化為「國家災難」的象徵，強調民眾的痛苦、哀悼與地震承受的命運。這種敘述使日本在歷史中「扮演並在道德層面上尋求救援」與被原諒的資格。
3.加害者敘事：墮黑暗的地獄
這是自責式的反省敘事，「十五年戰爭是一場不公不義、不計後果的戰爭。日本政府一開始的目的和手段便名不正言不順——發動戰爭並拒絕及時結束戰爭，均屬於非法且錯誤的行為。」
在此框架下，戰爭被認為是由軍國主義與日本野心所推動的歷史錯誤，是亞洲這種敘事源自戰後知識分子與左翼思潮的道德省思，但在民眾中往往缺乏情感認同，因此始終難以成為主流國族記憶。
這種分裂的記憶在戰後逐漸內化為一種低度自信的民族心理。根據調查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個國家中敬陪末座。(南韓：第 41、台灣：第 46、香港： 第49。東亞國家地區都屬低分群)。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政治領導者時，日本民眾的看法普遍消極：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在全世界135個做過此調查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127位。
對應這英雄、加害者、受害者三個敘事類型，作者提出三條解決路徑：
1.民族主義途徑：從戰敗到尊嚴與國家歸屬。代表形象就是安倍晉三與靖國神社。
民族主義者主張擺脫戰敗陰影的方式，不是透過國際和解，而是藉由強化國力、重建民族自信。他們強調共同的國家歸屬感與歷史共同體的信仰，從傳統遺產中汲取社會認同。這一立場的人傾向談論民族自豪與尊嚴，對因戰敗而喪失國際地位感到憤懣。
2.和平主義途徑：拒絕賦予國家戰爭權，以此作為信念。代表團體是日本和平號（Peace Boat）郵輪與日本廣島及長崎原爆生還者組織「日本被團協」（Nihon Hidankyo）。
和平主義者則以反軍國主義為核心信念，將和平視為戰後贖罪的終極目標。他們把戰爭視作人類共同的敵人，不再信任國家能夠和平解決衝突。和平主義成為日本人道主義的象徵，使社會得以擺脫「異常國家」的形象，恢復道德尊嚴。
3.和解主義途徑：以「世界公民」視野，追求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代表人物是前首相村山富市發表「村山談話」和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和解主義者主張，日本必須正視加害歷史，與東亞鄰國重建信任。他們認為，承認罪行與修正錯誤，是日本重新獲得國際尊重與道德地位的前提。這一路徑超越黨派界線，強調人權、轉型正義、友誼與多元共存的重要性。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主軸是「1949文化創傷」的其中一個敘事：受害者(失敗者)的悲情(龍應台在1949大江大海裡稱之為「幸運的失敗者」)。在這「幸運的失敗者」上，龍應台與日本論述不同，日本的戰敗文化是將靖國神社英雄化，日本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就是因為靖國神社英靈的犧牲，所以1945日本雖然戰敗，但卻是「幸運的失敗」。
龍應台的「戰敗」年分並非1945，而是1949。那一年，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潰退來台，形成了島上主導性的歷史心理：戰爭失敗、國家幻滅、政權流亡、集體無力。1949後，蔣介石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國策，但終究只能是「孤君無力可回天」。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集中在受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缺少「革命戰爭責任」、「英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讓人覺得「和平主義」蒼白無力，只祈求「避免戰爭」，不如「反戰主義」的激情。
日本戰後社會把「拒絕戰爭」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日本的再軍事化議題，就困於「和平憲法」第九條，由於戰爭記憶與戰敗文化創傷，所以當日本政府在違背多數民意的情況下，想要重新詮釋和平憲法，讓自衛隊得以參與海外攻擊性軍事行動時，數以千計的日本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這些修憲舉動與安倍晉三政府的政策。
1949後的兩岸則是把「統一」、「台獨」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所以兩岸的和與戰、統獨問題，比起日本單純的二戰歷史問題更為複雜，日本的再軍事化受到「和平憲法」與美軍的保護約束。中國兩岸的再革命戰爭化，則是受困於｢統一憲法｣與｢台獨黨綱｣的制約，加上1949後持續的分裂，導致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四種敘事，在存亡的戰爭威脅下，未能獲得充分的討論。
日本有稱呼那場戰爭為15年戰爭(1931九一八事變-1935日本投降)。龍應台的和平主義歷史論述，遠者要從1895甲午戰爭的失敗談起，近者要從1949革命大潰敗來重新論述敘事。由於甲午戰爭導致孫文發起革命，但孫文領導的革命成功了嗎？孫文的革命是一場魯莽的行動嗎？孫文的革命有必要嗎？更由於1949革命大潰敗，導致中國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
中國在近代百年歷史轉型過程中(封建->帝國->現代國家)，背負著不是對外「戰爭」的歷史問題，而是對內「革命失敗」的歷史問題。在漫長百年革命失敗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的爭執，解決這些爭執，要從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三條解決路徑，從統獨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的「文化創傷」角度敘事思考，才更有可能釐清兩岸迫在眉睫的戰與和的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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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戰敗文化撫平漫長戰敗的文化創傷
戰敗後寫給麥帥的信
親愛的麥克阿瑟
Sodei, Rinjirō袖井林二郎
美國南方邦聯
德國
法國
摩洛哥
土耳其
蔣介石
楊振隆：加害者受害者英雄
台灣長老教會：向妓女丟石頭的法利賽人
民族主義
和平主義
和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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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中日韓台四國的「戰爭記憶」是以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為核心，這也是大陸與台灣島內統獨問題的根源。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則來自於「1945失敗」。與日本相似的是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並非來自「積極的反戰理性」，而是出於「1949失敗」。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一書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並非單純的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在麥克阿瑟將軍主導的和平憲法下，進行的「道德創傷管理」——一種對戰敗的國家自我形象的修補工程。
日本在二戰之後，以「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受害者敘事:大災難」及「加害者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三種文化創傷記憶交錯來重建國家認同。日本的戰敗因此內化為一種矛盾的精神狀態：既羞愧又自赦，既懷舊又失語。正如書中指出，這三種敘事：「加害者的反省、受害者的悲情、英雄的自我慰藉」，讓日本首相及政治人物在二戰歷史的戰爭責任與道歉問題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讓外人認定日本人不知反省。其實日本一直有這三種二戰歷史問題記憶敘事模式互相拉扯，日本的二戰並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反而是兩岸的革命戰爭歷史問題的文化創傷敘事模式較傾向單一的集體記憶，
橋本如何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開展「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內容呢？
1.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神風特攻、玉碎、以及「大和號」的壯烈出征，皆是明知有去無回卻仍選擇犧牲的行為。這些行為被日本戰時宣傳塑造成「英勇無私」的象徵，構成了一種以死亡為中心的國家信仰。實際上主導大和號出征沖繩決定的參謀神重德內心是認為：讓大和號白白被美國勝利接收，太浪費了。
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時指出，德國社會為了撫平戰敗的創傷與倖存者的罪惡感，透過將陣亡士兵「烈士化」的過程，賦予死亡以神聖意義。戰死者被視為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的犧牲不再是徒然的，而成為民族重生的象徵。
這種「烈士化」的敘事進入日本後，被進一步轉化為一種宗教化的美學。陣亡者不僅被尊為英靈，還被賦予了救贖性的使命──他們的死被描繪為使日本未來更加光明、更具道德純度的必要代價。於是，戰敗本身也可被重新詮釋為「幸運的失敗」：一種能喚醒民族精神、淨化靈魂的悲壯犧牲。
2.受害者敘事：巨大災難的陰影
「我們必須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勇氣向戰爭與核武說不，這樣才永遠不會再次成為那樣的受害者。」日本以原子彈、空襲、戰災平民為中心的受害者敘述，日本將戰敗的記憶轉化為「國家災難」的象徵，強調民眾的痛苦、哀悼與地震承受的命運。這種敘述使日本在歷史中「扮演並在道德層面上尋求救援」與被原諒的資格。
3.加害者敘事：墮黑暗的地獄
這是自責式的反省敘事，「十五年戰爭是一場不公不義、不計後果的戰爭。日本政府一開始的目的和手段便名不正言不順——發動戰爭並拒絕及時結束戰爭，均屬於非法且錯誤的行為。」
在此框架下，戰爭被認為是由軍國主義與日本野心所推動的歷史錯誤，是亞洲這種敘事源自戰後知識分子與左翼思潮的道德省思，但在民眾中往往缺乏情感認同，因此始終難以成為主流國族記憶。
這種分裂的記憶在戰後逐漸內化為一種低度自信的民族心理。根據調查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個國家中敬陪末座。(南韓：第 41、台灣：第 46、香港： 第49。東亞國家地區都屬低分群)。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政治領導者時，日本民眾的看法普遍消極：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在全世界135個做過此調查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127位。
對應這英雄、加害者、受害者三個敘事類型，作者提出三條解決路徑：
1.民族主義途徑：從戰敗到尊嚴與國家歸屬。代表形象就是安倍晉三與靖國神社。
民族主義者主張擺脫戰敗陰影的方式，不是透過國際和解，而是藉由強化國力、重建民族自信。他們強調共同的國家歸屬感與歷史共同體的信仰，從傳統遺產中汲取社會認同。這一立場的人傾向談論民族自豪與尊嚴，對因戰敗而喪失國際地位感到憤懣。
2.和平主義途徑：拒絕賦予國家戰爭權，以此作為信念。代表團體是日本廣島及長崎原爆生還者組織「日本被團協」（Nihon Hidankyo）。
和平主義者則以反軍國主義為核心信念，將和平視為戰後贖罪的終極目標。他們把戰爭視作人類共同的敵人，不再信任國家能夠和平解決衝突。和平主義成為日本人道主義的象徵，使社會得以擺脫「異常國家」的形象，恢復道德尊嚴。
3.和解主義途徑：以「世界公民」視野，追求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代表人物是前首相村山富市發表「村山談話」和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和解主義者主張，日本必須正視加害歷史，與東亞鄰國重建信任。他們認為，承認罪行與修正錯誤，是日本重新獲得國際尊重與道德地位的前提。這一路徑超越黨派界線，強調人權、轉型正義、友誼與多元共存的重要性。
橋本的結論讓人看到，日本社會並未忽視這場關於「戰爭責任」的辯論。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主軸也是「1949文化創傷」的其中之一：受害者(失敗者)的悲情(龍應台在1949大江大海裡稱之為「幸運的失敗者」)。在這「幸運的失敗者」上，龍應台與日本論述不同，日本的戰敗文化是將靖國神社英雄化，日本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就是因為靖國神社英靈的犧牲，所以1945日本雖然戰敗，但卻是「幸運的失敗」。
龍應台的「戰敗」年分並非1945，而是1949。那一年，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潰退來台，形成了島上主導性的歷史心理：戰爭失敗、國家幻滅、政權流亡、集體無力。1949後，蔣介石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國策，但終究只能是「孤君無力可回天」。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集中在受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缺少「革命戰爭責任」、「英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讓人覺得「和平主義」蒼白無力，只祈求「避免戰爭」，不如「反戰主義」的激情。
日本戰後社會把「拒絕戰爭」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日本的再軍事化議題，就困於「和平憲法」第九條，由於戰爭記憶與戰敗文化創傷，所以當日本政府在違背多數民意的情況下，想要重新詮釋和平憲法，讓自衛隊得以參與海外攻擊性軍事行動時，數以千計的日本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這些修憲舉動與安倍晉三政府的政策。
1949後的兩岸則是把「統一」、「台獨」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所以兩岸的和與戰、統獨問題，比起日本單純的二戰歷史問題更為複雜，日本的再軍事化受到「和平憲法」與美軍的保護約束。中國兩岸的再革命戰爭化，則是受困於｢統一憲法｣與｢台獨黨綱｣的制約，加上1949後持續的分裂，導致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四種敘事，在存亡的戰爭威脅下，未能獲得充分的討論。
日本有稱呼那場戰爭為15年戰爭(1931九一八事變-1935日本投降)。龍應台的和平主義歷史論述，遠者要從1895甲午戰爭的失敗談起，近者要從1949革命大潰敗來重新論述敘事。由於甲午戰爭導致孫文發起革命，但孫文領導的革命成功了嗎？孫文的革命是一場魯莽的行動嗎？孫文的革命有必要嗎？更由於1949革命大潰敗，導致中國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
中國在近代百年歷史轉型過程中(封建->帝國->現代國家)，背負著不是對外「戰爭」的歷史問題，而是對內「革命失敗」的歷史問題。在漫長百年革命失敗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的爭執，解決這些爭執，要從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三條解決路徑，從統獨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的「文化創傷」角度敘事思考，才更有可能釐清兩岸迫在眉睫的戰與和的歷史問題。
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
世界上戰爭和軍事博物館遠比和平博物館的數量多，歷史也更悠久。但日本就是不一樣，日本全國共有65座和平博物館，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一個有700年尚武歷史的國家，為何有這麼多和平博物館呢？中國有1200年的科舉取士文人治國歷史，兩岸有多少間和平博物館呢？台灣的和平博物館有辦法從2025和平論壇開始嗎？
戰爭責任、戰爭英雄、受害者、加害者
日本敗戰歷史敘事類型——英雄、加害者、受害者——對應三條「歷史問題」（history problem）的解決路徑：
民族主義途徑：透過強化國家與民族士氣克服過去；
和平主義途徑：拒絕賦予國家戰爭權，以此作為贖罪；
和解主義途徑：以「世界公民」視野，追求與鄰國的良好關係。
她的結論讓人看到，日本社會並未忽視這場關於「歷史責任」的辯論。
右派將二戰視為「為國家存亡而戰」的悲劇，但將士的犧牲成就了戰後的繁榮，是「不幸中的榮耀」與「以苦換甜」的民族記述。
左派認為戰爭是由野心勃的軍事與政治領袖一手造成，對亞洲各國帶來深重創傷，應以道德責任和歷史懺悔為基調。
中間派則是關注廣島、長崎與各地空襲的平民死亡，認為這場戰爭是由一個運轉失靈的軍國體制引發的悲劇，最終以必然的失敗告終。
二、龍應台的和平修辭：戰敗者的延續，而非理性反戰
龍應台的文章表面上呼籲「主動設計和平」，但其論調的深層結構仍繼承1949的敗戰心理：
她說「和平不能外包」、「和平是智慧的國家風險管理」，語氣充滿理性與戰略，但她沒有處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何台灣的「和平想像」總是以「無力」為前提？
她把「主戰」與「主和」對立為情感與理性的衝突，彷彿和平需要的是「苦藥」與「謙卑」，這與德國總理布蘭特、法國戴高樂的例子相呼應；但《漫長的戰敗》提醒我們，這種「謙卑和平」若沒有自我主體性的重構，往往只是一種道德性補償，而非真正的政治性反省。
龍應台並沒有回到「為什麼我們會陷入無力」這個核心問題。她談和平，卻不談權力關係；談「韌實力」，卻避開制度性安全困境；談文明力量，卻不處理台灣內部長期的認同分裂。她的「和平推」在心理結構上，更像是延續敗戰的創傷修辭——「只要不再戰，就能得救」。
這與國民黨長期的戰後論述幾乎如出一轍：強調「和平、反戰、經濟建設」，但背後真正的情緒是失敗者的倦怠與對歷史主體性的逃避。
也因此，她的「和平主義」並非出於積極的理性，而是出於「失敗不再重演」的恐懼。
三、龍應台應該加強的三個面向（根據《漫長的戰敗》書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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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敗戰記憶」與「和平倫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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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imoto指出，日本的戰後和平教育強化了「拒戰」與「罪責意識」，卻壓抑了複雜的歷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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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若真要推動「和平推」，就必須讓和平不是「逃避衝突」的代名詞，而是「重新理解權力與責任」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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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台灣自己的「敗戰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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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昭和的失落」，台灣則有「民國的幽魂」。1949的失敗，不只是軍事潰敗，更是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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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應該探問：台灣為何仍用敗戰者的語氣說和平？為何「無力」成為我們的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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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東北亞的「記憶戰爭」納入和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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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imoto強調日本的歷史問題超越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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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若要成為「和平的設計者」，不能僅思考兩岸，而必須定位自己在中、美、日、韓的記憶鏈條中，理解戰敗文化如何在區域內循環──台灣的「和平敘事」正是這個循環的一部分。
-
四、結語：從「漫長的戰敗」到「未竟的和平」
龍應台談「韌性」，但她的和平論若沒有穿透「戰敗文化」的心理結構，只會流於道德化的修辭。
真正的「積極反戰理性」，不是用謙卑化解力量，而是從失敗中重建力量的定義。
台灣若要走出「1949的陰影」，就必須讓和平從「敗戰的避難所」變成「主體的再起點」。
是否希望我幫你將這篇評論改寫成風傳媒投稿格式（1500～2000字版本，含標題、導語、段落標題、結語）？
😃😃
漫長的戰敗
致中國讀者
致謝
第一章戰敗國的文化記憶
文化創傷、記憶與國家認同
三種道德觀:有關文化創傷的分裂敘事
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受害者敘事:大災難
加害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
戰敗文化中的分裂記憶。
關於本書
第二章 修復個人歷史與校準家...
戰時一代的證詞
世代之間被壓抑的對話;填補空白與撫平
“他是個好父親”
“我們一定永遠不要再打仗”
“他是個惡霸”
家庭歸屬感與結構性無助感
第三章反思戰敗--大眾媒介...
紀念活動的政治表演
我們為什麼要為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去送死?
全國性報刊社論中有關戰爭責任與犧牲的討論
文化傳媒在紀念方面的創作
我們那場可怕與痛苦的戰爭
我們父輩那場愚蠢的戰爭
我們祖輩那場英勇的戰爭
國家歸屬感與被壓抑的同情感
第四章 戰爭與和平的教學--...
來自上面的歷史:社會研究課本中的戰爭
高中歷史課本中所述的戰爭與和平
高中公民學課本中有關戰爭與和平的介紹
來自下面的歷史:流行漫畫作品集中的戰
“學術派”歷史漫畫
“大眾派“歷史漫畫
為戰後一代提供道德教訓的文化創傷
第五章戰敗國的道德恢復一一...
超越戰敗文化:道德恢復的三個願景
民族主義途徑:從戰敗到尊重與國家歸屬感
和平主義途徑:從戰敗到創傷痊癒與人類
和解途徑:從戰敗到正義與道德責任
是否有一種普適全球的和解模式?
對德國的比較觀察
以「正常」國家的認同重新融入世界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
日本在1945大戰敗後，做的是在美軍命令下，重新與人民簽約，制定和平憲法。日本的和平憲法成功嗎？
國民黨在1949大戰敗後，做的是凍結憲法，增訂動員時期戡亂條款，限制人民更多權利。國民黨的保衛大台灣、反共抗俄、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功了嗎？
全民直選總統
面臨大戰敗的文化創傷，日本在和平憲法與戰爭責任追索下下，重新思考了英雄、加害者、受害者的敘事記憶，朝著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的路徑，分別重新定位日本。
對比之下，龍應台在1949大江大海後，她只提出和平主義與受害者意識，忽略了民族主義與和解主義的思考，也未從戰爭（革命）失敗責任，去重述英雄、加害者的戰敗創傷記憶。
英雄、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和通敌者
龍應台的和平論壇為何如此蒼白無力？
戰敗敘事文化：
恥辱、烈士、制度
軍事失敗的戰敗記憶
如何為大規模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
哪一個是最理智的做法？
如何治理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現代國家？
摩洛哥：法國入侵：中央政府、職業國民軍、資本主義及工廠、單一民族主義
德國：一戰烈士、二戰加害者
土耳其：改革制度，復興國家
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
美國南方：南北戰爭的美化
美國：越戰
一群不尊重憲法國內法的訟棍
為何卻那麼在意沒有公信力執行力的國際法
國旗爭議暴露了印尼人在
權力、抗議和愛國主義
方面日益擴大的代溝。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像魯夫的草帽這樣的符號代表著
自由、反抗和正義——
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在當前的政治秩序中越來越缺乏。
😀阵亡英雄叙事:幸运的失败
英勇无私的牺牲行为。历史学家乔治·莫斯通过检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抚平失败的痛苦，纾解幸存者的罪责感，德国是如何将战争中的亡者“烈士化”，对这种颂扬阵亡士兵的倾向进行了探索。 [31] 烈士化之后，生者可以说，士兵并没有白白牺牲。到了日本的版本中，阵亡英雄的叙事常常还为他们博得救赎，具体而言，他们的死在表面上是使得日本的未来更美好、更光明的原因之一，因而是“幸运的失败”。
😀受害者叙事:大灾难
我们必须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勇气向战争及核武器说不，这样才永远不会再次成为那样的受害者。
😀加害者叙事:陷入黑暗的地狱
十五年战争是一场不公不义、不计后果的战争，日本政府一开始的目的和手段便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发动战争和拒绝及时地结束战争，均是政府非法和错误的行为。
😀战败文化中的分裂记忆
右派保守派：這是場悲剧性的冲突——是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打，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勇敢地去战斗。在这一英雄叙事中，当下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是在过去的国家悲剧基础上辛苦得来的奖赏。
左派：战争是由好战政府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这些人不计后果进行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和苦难。
中間派：整场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比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美军数千次空袭中的受害者。在中间派看来，这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冲突，由一个运转失常的军国主义政府愚蠢地发起，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负面的国家记忆，內化：
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个国家中敬陪末座。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政治领导者时，日本民众的看法普遍消极：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全世界135个做过此调查的国家中，日本排名第127位。
😀民族主义途径:从战败到尊重与国家归属感
民族主义途径
要求摆脱过去，但不是通过国际和解，而是通过提升国家实力。
它强调的是共同的国家归属感以及对一种历史共同体的集体信仰，并从这种传统遗产中得出了一种社会认同。
走这条途径的人倾向于谈论民族自豪感，并对国家因战败而丧失了威望和国际地位感到不满。
不过，他们的强度各有不同。
在寻求尊重的问题上，他们有的是咄咄逼人的强硬派，有的是温和派；
在寻求对别国（比如东亚邻国）的竞争优势时，他们有的是现实主义者，有的则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对战争的英雄叙事的使用，与他们最关注的东西相吻合，那就是消除历史污点、获得美国和西方的平等认可——完成“摆脱”漫长战败的部分目标。
😀和平主义途径:从战败到创伤痊愈与人类安全
和平主义途径
则采纳了一种反军国主义的思想与和平主义的信条——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赎罪的另一部分目标。
它视战争为敌人，
不信任国家能负起和平解决冲突的角色。
和平主义是人道主义自豪感的源头，也是一种集体认同感，可以让日本抛开非正常的过去，恢复其道德威望。
这种以人为本的愿景，
关注的是战争暴力和核威胁的所有受害者，谈论的是军事行动造成的人类苦难和不安全感。
走这种途径的人，强度也各有不同：
在抗议军事暴力时，有的是激进派，有的是温和派；
论及自己头脑中的受害者形象时，有的放眼国内，关注在原子弹爆炸和空袭遇难的人，有的人则持国际视野，关注叙利亚难民。
😀和解主义途径:从战败到正义与道德责任
和解主义途径
支持与东亚各国重新修好，为日本的施害者历史赎罪。
这种途径更看重日本与邻邦关系的改善，而且在这方面跨越了党派界限。
这一派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
承认历史罪行是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纠正历史错误则是日本在全球建立互信关系时唯一可行的方式。
他们谈论的是人权、转型正义、友谊、多元主义等一系列内容，强调的是日本需要和邻国建立良好关系。
一些具有国际头脑的政商界领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信奉这条途径，在寻求赔偿和正义方面，他们有的激进，有的温和；
在寻求和解方面，他们有的是现实主义者，有的则是理想主义者。
这一途径具有世界眼光，预设了正义是一种普世价值，且不论它是源自基督教、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跨越国界的思想感情，抑或国际机构的宣言。
中正紀念堂轉型：戰爭英雄館、先賢祠
中國革命要學英國、美國、法國？
中國革命為何要學法國？
為何法國大革命革命可以出現拿破崙稱帝？
中國革命為何袁世凱當不了皇帝？
中國革命為何最後走上大小蘇聯模式？
孫文值得國父地位嗎？
大和號願意為注定失敗的戰爭赴死
太原五百完人卻因李敖造假考據失去英雄地位，他們的犧牲變成毫無意義。
台灣的進步與太原五百完人有關嗎？
台灣至今仍籠罩失敗主義？
進步與犧牲
直面死亡的勇氣與紀律、怨恨、感激和讚美
為何台灣長老教會成為向妓女丟石頭的法利賽人？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摩西 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1895的革命是否必要？
1911的武昌起義是否必要？
孫文的革命是否必要？
袁世凱能力如何？
孫文是來亂的
德國蘇聯共產黨
蔣介石1949為何失敗？
中國的統一、日本的和平憲法
民族主義
谁有权要求平民为成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当权者又何曾介意过平民的伤痛。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致敬。
中国人的集体“出中国记”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自小受皇民教化的台湾青年，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在台湾招兵，第一期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第二期也只收一千，却涌来了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皮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日本厚生省统计，日本在二战其间在台湾招募军属，军夫，军人共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余下回到台湾的，一生被“民国”社会所鄙弃。如果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后被征兵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军开赴内战战场，有的后来被俘又当了解放军，那个年代，根据他们那年满十七岁，他们就加入了不同的军队，如果不死的话，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这本书翻到最后，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423页）
看看这一本书，从头到尾是血泪的控诉，一句轻描淡写的“对不起”就够了吗？可是，对不起之外，还能要求什么？我也替她为难。
这句对不起应该向谁要呢？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满洲人还是日本人？是什么让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让人间处处悲剧？《大江大海》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回答问题。兴许是因为，这些不是“台湾人”关心的。
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很懂人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不过这次错了，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却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龙氏走访了这些幸存者，有俘虏营的澳洲兵比尔，有从南京送去的国军俘虏利瓦伊恂，有台藉〔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两人战后被判十年。立体地呈现了当时俘虏营的情况，台藉〔监视员〕听命于上司，他们接受的军训第一课就是互打耳光，他们本来就时常给上司揍，揍俘虏是他们的职责，集体屠杀俘虏是军命不可违。他们有的也保护过国军战俘。龙氏提出了战争中的〔罪与罚〕，是下命令的上级该负全责，或是执行的下级需要负其独立“人道”责任，这些在欧洲战场也一样说不清。换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都有了独立思想的教育，而当他们认为这战争是不义时，他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当兵呢？
战争的负面记忆
革命獨立統一的負面記憶
日本（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美國英國法國）的战败文化，
战争记忆。
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旁觀者（恥辱、災難、成就）
战败的分裂记忆
戰敗國道德恢復自尊敘事：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
自我反省的同理心。开脱罪责
“如果换作是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们会怎么做？能否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智慧，采取不同的行动？”
對話、理解
否认战败历史、发誓永不再战、重新夺回它们失去的东西、悼念亡者、保护家人的问题上，不同国家有着形形色色的动机。
“创伤”（trauma）心理現象？文化現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创伤
德國大空襲：只是痛苦
猶太大屠殺：文化創傷
日本大空襲、原子彈：文化大創傷
南京大屠殺：否認、謊言
“影子比较”（shadow comparisons）法，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
“战争记忆”（war memory）
“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
战败文化
台灣地位未定論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1928、1949
国家创伤的记忆何以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
为什么尽管人们有避免回忆起可怕往事、努力向前看的冲动，有关苦难的记忆却历久弥坚？
日本“二战”战败后战争记忆的利害，展示了战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国民集体生活中无法抹掉的一部分。
战争记忆的实质，因为战争记忆正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争端与不断升级的摩擦——后来被总称为日本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所在。
战争和战败这类艰难经历的记忆延续下来有诸多原因：
国家的前进轨迹或许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
日本在1945年放弃主权；
集体生活必须从灾难性的国家失败中重生；
失败者名誉扫地，背上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后，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窘境。
在此过程中，战败方往往要调动崭新和修正后的叙事来解释惨痛的国家失败，悼念亡者、转嫁责任，从耻辱与罪责的重担中恢复正常。 [1]
为战败方编织一段前后连贯的故事，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工程，意在修复一个破碎社会的道德脊梁。
而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
理解这个工程，对于
评价日本的选择——
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和解主义”（reconciliationism）——以及讨论日本在当下面对的国内外紧张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1948）
军队、官僚、政府、商业人士，以及——这一点颇具争议性——天皇。
对于谁该为战争负责和谁有罪，
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
而在裂缝之下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牺牲？
对集体失败、不公和痛苦的个人及政治反应构成的。
战争的责任，还有国家归属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战争与暴行
“历史认识问题”。
“再军事化”，
“和平宪法”
国家创伤
面对要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一些国家的反应是将败局已定的战争进行夸张美化，比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
一些国家将阵亡士兵奉为烈士，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11]
而另一些则选择通过彻底改革，将焦点集中在复苏上，如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
战争是由好战政府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这些人不计后果进行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和苦难。
中间派的主张则狭窄些，强调的是整场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比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美军数千次空袭中的受害者。在中间派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冲突，由一个运转失常的军国主义政府愚蠢地发起，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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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由好战政府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这些人不计后果进行的革命活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和苦难。
中间派的主张则狭窄些，强调的是整场革命给中国国内造成的伤亡，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的受害者。在中间派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冲突，由一个运转失常的革命政党愚蠢地发起，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有史以来第一场国家战败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回归故土后的士兵感到悲动欲绝便不足为怪了，更何况他们还对发动并输掉一场不公、“错误”的战争感到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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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战败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破坏，逃抵台湾的士兵感到悲动欲绝便不足为怪了，更何况他们还对发动并输掉一场不公、“错误”的革命感到耻辱。
旁觀者、加害者、受害者和英雄叙事线索
在战争合法性、为国牺牲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立场。
在革命、解放、統一和獨立的合法性、为国牺牲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立场。
“记忆风潮”，
加害者罪责。受害者的证言。
战争（革命）责任中心的研究机构
民粹主义者想要修补和恢复战时英雄的清白，挑战判定了日本的战败和战争罪的东京审判的结果。在他们眼中，推动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是道德和政治改革运动，目的是要消除战败的耻辱，努力净化“肮脏的”国家认同。
为国牺牲是
“我们的和平根基”，
并且将之视为一种规范性框架，决心在悼念死者时为他们突然被夺去的生命寻找出某种意义。
几百万战争死者光荣地“为国牺牲”
将矛头指向那些给自己的人民制造了巨大灾难的影子施害者 。
“幸运的失败”（國共內戰失敗）
叙事中，为国牺牲为日本的和平繁荣做出了贡献。
大空襲绝望会变成对日本领导阶层的怒火，他们就是影子施害者 ，
國民黨革命失敗的绝望有沒有变成对國民黨领导阶层的怒火，他们的無能就是影子加害者 ，ㄅ
國民黨有沒有悼念死者的意图，他处理加害者罪责上的政治分歧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发行量为300万）——开始定期发表纪念社论，将历史上的日本定义为一个施害者国家。
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为1000万）和最小的《产经新闻》（发行量为200万）有所不同，在战争罪责问题上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宣称那种罪责是胜利者不公平的捏造。
记忆文化、忘记的渴望”。
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这种叙事手段，
在一个宣称信奉和平主义的战败国纪念战争及其死者（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这种叙事手段，），是一项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相当复杂的活动。
（革命失敗）战败创伤
纠正不公和历史错误，抚平破裂的伤口，恢复正面的道德和国家认同——但并没有汇聚成一份纯粹的“集体记忆”。
承认自己身为施害者的阴暗历史，对哪个国家而言都不容易。
压制、忽略或者重新阐释有罪和可耻的历史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冲动，而这种冲动通常会胜过承认相关历史的意愿。
照亮国家历史的阴暗面、质疑日本在战争中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依赖的是战时一代人的努力。
日本军队最残暴的表现，便是神风突击队的自杀性任务。士兵并非（像官方所称的那样）心甘情愿。他们是受上级的命令，几乎等同于来自天皇的命令……
军部还强迫（前线）士兵集体自杀（玉碎）。他们不派兵增援，反而命令士兵就地自杀（不能投降）。这些都是惨无人道的谋杀行为。
不负责任、草率粗略的作战计划，还迫使无数国家“烈士”活活饿死——尤其是在南太平洋地区。大量士兵都死于饥饿……因此宣称他们是“高呼着天皇万岁，为国捐躯”，是对历史的彻底歪曲。我们必须推翻这个（谎言）。
國共民的革命統一獨立的救贖是什麼？
重新学会了仁慈。
虽然他们十分清楚战争是个愚蠢的选项，但还是发动了战争。我们不能说那只是一时发疯而已，毕竟有那么多人的死都是因为日本。那么多人牺牲了自己，我们绝不能停止质问自己为什么选择发动战争。
虽然他们十分清楚獨立战争是个愚蠢的选项，但还是发动了战争。我们不能说那只是一时发疯而已，毕竟有那么多人的死都是因为台灣。那么多人牺牲了自己，我们绝不能停止质问自己为什么选择发动獨立战争。
虽然他们十分清楚革命是个愚蠢的选项，但还是发动了革命。我们不能说那只是一时发疯而已，毕竟有那么多人的死都是因为中國。那么多人牺牲了自己，我们绝不能停止质问自己为什么选择发动革命。
和平宣誓，模糊了施害者作为殖民者、军事侵略者、战犯和“普通”士兵的角色，没有说清楚他们是否有意成为“我们”还是“他们”。
他们对战时一代在战后完全改变了自身的道德认同，表示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对于除了“永不再战”，没有其他道德原则来引导他们思考日本的未来，表现出了一些愤怒；关心和平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為何和平無法成為兩岸的崇高目標？
为什么人们无法制止戰爭？革命？
和平教育通常会催生和平主义的道德观，但其根据并不是对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理智判断，而是基于本能的求生直觉。
和平博物馆
战争博物馆，
在和平教育中，采用容易催生负面情绪（如怜悯、恐怖、对被遗弃和惨死的本能恐惧）的叙事其实很常见。
如何進行和平教育？
纪念馆通过讲述痛苦的过去，唤起参观者强烈的反战情绪。
和平纪念馆通过讲述痛苦的过去，唤起参观者强烈的反战情绪。
发动战争有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发动革命有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发动武統有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发动獨立有其正义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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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摩洛哥和法國爆發戰爭，一支較小的法國軍隊擊敗了一支規模較大的摩洛哥軍隊。蘇丹阿卜杜勒拉赫曼（Sultan Abdulrahman，1822-1859 年在位）並不傻，他知道必須有一些事情來解釋為什麼摩洛哥如此輕易地被擊敗。因此，他派遣私人秘書穆罕默德前往法國，有兩個目標：
- 談判和平
- 了解法國如何變得如此優越
穆罕默德按照命令行事，並向蘇丹通報了法國正在做的這些非常奇怪的新事物。列舉 4 個重要的：
- 法國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巴黎的官員向國家製定政策，使他們能夠充分利用法國的資源，並確保法國各地區相互合作。
- 法國有一支被稱為「國民軍」的東西。法國公民作為「職業士兵」加入其中，這些人一生都在打仗，並獲得了將經驗傳授給下一代職業士兵的經驗。
- 法國擁有這些被他們稱為「工廠」的大型建築，它們的生產速度比手工製作的工匠更快。
- 穆罕默德觀察到，法國人有一種「民族主義」的概念，他們是法國民族的一部分，因此法國人努力改善自己的民族。
蘇丹阿卜杜拉赫曼得出摩洛哥沒有希望的結論
並不是蘇丹懶惰，而是摩洛哥其實不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而是不同政體和民族的拼湊。
- 摩洛哥分為三種政體：部落國家（由部落統治的地區）、貴族莊園（由單一家族統治的地區）和城邦。
- 摩洛哥有數十個不同的民族。有里夫柏柏爾人、傑貝利柏柏爾人、阿特拉斯柏柏爾人、蘇西柏柏爾人、撒哈拉人、貝都因人、阿拉伯人、安達盧西亞人、戈莫拉柏柏爾人。雖然各國人民確實混雜在一起，但他們其實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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