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大革命未必催生新制度

托克維爾：大革命未必催生新制度

撰文：

01哲學團隊

出版：2020-04-16 18:30

更新：2021-03-17 16:16

作者｜黎子元

革命，還是不革命，這是一個問題。在後革命時期人們試圖反省革命歷史得失的時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尤為矚目地展現出來。近年來，在那些鼓吹「告別革命」者用以支持「不革命論」的理據中，常常會出現從《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摘錄的著名觀點，使這部出版於1856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從長期無人問津又一時間變得洛陽紙貴起來。它的作者就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托克維爾通過親身查閲大量一手歷史文獻，從中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發現許多原以為源自大革命的觀念和情感，其實就根植在大革命前的舊社會當中。他根據歐洲歷史規律來分析法蘭西民族根本問題、總結法國曆史發展特殊規律，再結合國別史的比較研究，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原因與後續影響給出了重要洞見。經過這番研究，作者感嘆大革命事業所成就的遠較人們所設想的要小。以下就是「不革命論」引述最多的托克維爾的其中一個主要觀點：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

革命群眾進攻巴士底獄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深入反思，致使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並未直接帶來新的、較以往更為進步的社會制度，相反，無論革命進行得如何劇烈、進步觀念怎樣被標榜，它在制度創新上的成就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為專制的政府集中了全部權力，抹殺了以高昂代價換回來的個人自由。在中國近代史上，常常被用來驗證托克維爾這番言論的就是從晚清改革到辛亥革命的那段歷史。藉助托克維爾的著述，「不革命論」宣稱傳統制度和舊的社會結構，如貴族階級、宗教社群、封建法律等，其實扮演了可以制約權力集中的重重屏障，倘若以革命橫掃這些屏障，則勢必造成中央集權和專制主義。「不革命論」植根於維護傳統制度的保守主義思想脈絡，指出「新秩序只能從舊制度內部有序而穩定地生長出來，徹底摧毀舊秩序反而導致回歸到比舊制度更為落後的制度」（《保守主義》（第三版），劉軍寧著，東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革命時期的斷頭台

出身沒落貴族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確表達了對於舊的社會結構例如貴族制度的讚賞與維護。他總結的其中一條真理就是，那些長久無法擺脱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就是那些貴族制度已經不存在的社會。他寫道：

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癒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以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托克維爾的觀點儘管可以為保守主義所援引，然而他個人卻不是保皇黨，他的思想不能被簡單地化約成守舊派意識形態。托克維爾思想所表現出來的矛盾、複雜與多面性，實在是源自他的祖父馬勒澤布（Chrétien de Malesherbes，1721-1794）。一種不受黨派立場所綁架、不以個人利益為算計的公義，就體現在馬勒澤布法官生平的實際行動當中：他保護了啟蒙思想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編纂的百科全書書稿並支持其出版；在大革命的審判中，他自願站出來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最終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托克維爾對於這種公義應是深有體悟。他曾說：「我是馬勒澤布的後裔，他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又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

狄德羅：現代《百科全書》之父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法國作家保爾・雅內（Paul Janet，1823-1899）在其1875年出版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哲學》中這樣評價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某種意義上為革命辯護，在另一種意義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於革命的批評者或革命的擁護者通常對革命採取的行徑。他替革命申辯，證明革命並不像守舊派所說的那樣標新立異，因而也不是那樣荒誕不經⋯⋯反過來，托克維爾力圖喚醒我們對革命的一種可能後果的憂慮，即新專制主義的確立」。顯然，托克維爾是力圖站在公義的位置上展開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研究的，因此他的活生生的研究成果才不能被化約主義隨意裁剪與操縱。

黑格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觀點——黑格爾：社會真正運動的時刻　是在日常的勞動和教化過程之中

要理解托克維爾，就必須理解他所秉持的崇高信念與公正立場，必須感受到托克維爾作為一位以自由為畢生追求的思想家所具備的熱烈情感。這種對自由的不懈探尋很早就體現在他對於民主制度的研究當中了。他的另一部經典名著，出版於1935年的《論美國的民主》，就通過記述自己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考察，旨在向法國人民展現一個方興未艾的民主的秩序。而民主的真正含義則是達至自由與平等的均衡狀態，致使個人與社群在民主的秩序下皆能實現其自身。其中，托克維爾認為，保障個人自由才是保障民主社會的關鍵，只有自由才能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絕不會誕生偉大的人民。他在書中寫下了如此激進的思想來反對人的墮落：「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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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華馬克思主義｜專家有話說

撰文：

外部來稿(國際)

出版：2022-10-11 20:00

更新：2025-02-17 19:16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馬克思主義就是黨的指導思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又成為中國社會的法定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

中共領導人基於不同時代的歷史使命，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並賦予了其時代化內涵。那麼，不同領導人和不同時代提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有沒有普遍的哲學形態？

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中華馬克思主義。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從理論到實踐，那麼中華馬克思主義則是從實踐到理論，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在不同時代的政治實踐中再度抽象化、理論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基礎，中華馬克思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發展和普遍化。

馬克思主義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是「舶來品」，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與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

2021年6月3日，位於上海市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全新開放。紀念館「鎮館之寶」《共產黨宣言》72種版本全部展出，100件五四運動前後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報刊雜誌悉數亮相。 圖片作者:簽約供稿人/人民視覺

中華傳統哲學是生生哲學或者生命哲學，由《周易》奠定。《周易》包含《易經》和《易傳》，《易傳》是《易經》的哲學解釋，是講宇宙的生成和人類的繁衍。《易經》開篇一是乾二是坤，《易傳》開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生生」的前「生」是名詞，即生命本體，後「生」是動詞，是生長、生育、繁衍。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揭示了中華傳統哲學的精髓:「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用生生哲學看問題，必然是歷史的、發展變化的和麪向未來的，世界會越來越複雜，是開放的包容的，儒釋道所以能在中國長期共存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底層構成，以及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從西方傳入中國並在與中國革命實踐與傳統文化結合過程中不斷髮展壯大，完成中國化，成為中國社會的法定指導思想，其哲學根源即來自於此。

西方傳統哲學是以古希臘為傳統形成的西方近代哲學，是還原哲學。還原哲學認為，世界真實存在的不是多而是一，複雜的東西就是簡單或基本的東西組合而成，通過基本的東西可以解釋所有複雜的東西，只有一種解釋才是真正的解釋，這也是西方一神教的哲學本源。

2018年5月5日，一位工作人員在北京西城區馬尾溝集郵營業廳展示紀念郵票首日封。 當日，中國郵政發行《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郵票1套2枚，郵票圖案名稱分別為：馬克思像、馬克思與恩格斯像，全套面值2.40元。 新華社記者李賀攝（圖源：新華社）

生生哲學與還原哲學是中華傳統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的根本區別，根源在於中華傳統哲學是人事哲學，西方傳統哲學是物事哲學，因而前者是關係本位和二元統一，後者是實體本位和二元對立，前者是變革的辯證邏輯思維，後者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思維。中華傳統哲學的二元統一和西方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一直是中西思維方式之爭的根源。

在中西已經成為一個統一體的背景下，仍然將中華哲學或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對立起來實質上是西方傳統哲學思維。中西哲學的融合是中華哲學的必然要求，因為中華哲學一直是陰陽一體和對立統一的。

中西哲學的統一既不是一元論、二元論，也不是三元論，而是包含一元、二元和三元的四元論。「元」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再化約的東西，可以是實體、關係和時間，以往的哲學將元侷限於實體，所以跳不出二元論。四元除了兩個實體元，還有一個關係元和一個時間元。

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兩個實體元是物質和意識；在中華傳統哲學中，兩個最根本的實體元是陰和陽；在四元論中，兩個實體元是對立的兩個不能化約的東西，例如主體與客體、黨與人民、道德與法律、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等等。四元論揭示兩個實體及其關係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發展。任何複雜的關係都可以分解為二元統一關係，成為三元，而任何關係又都是在時間維度上存在，所以哲學是且只可能是四元論。

四元論可以理解為事物關係實在論和時空關係實在論的統一體。量子力學揭示事物關係實在論，相對論建立在時空關係實在論基礎上，因此我們可以說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四元論的自然科學基礎，事物關係實在論與時空關係實在論是四元論的自然哲學基礎。當然，四元論不僅僅是自然哲學，更重要的是人的哲學和社會哲學，是人類哲學，因而是統一世界的哲學。

201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將習思想稱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圖源：人民日報截圖

四元論的突破有兩點。首先是將「關係」作為與兩個實體平等地位的一元。原來的「二元統一」要麼變成了一元要麼僅僅是一種說法，現在「二元統一」既將「二元」突出出來，同時將「統一」關係揭示出來，這樣就將「二元統一」變成了三元論，解決了二元統一在二元論框架下到底是一元還是二元的死結，因為二元統一實際上既不是一元也不是二元。其次是將時間維度引進來作為一元。現代科學已經認識到宇宙是有歷史的，人類是進化而來的，社會關係都是有其產生和發展過程，要解決好社會問題首先需要了解這種關係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

應該認識到，不同的人所認識到的世界可能不同，不同的人對同一個世界的認知也可能不同。不同人認識到的世界可能是四元論的，也可能是三元論、二元論、甚至是一元論的。四元論是本體論，而一元論、二元論、三元論和四元論可能成為不同層次哲學家或者哲學愛好者的認識論。認識論下的一元論、二元論、三元論和四元論可以簡單用公式來表示。

所有討論的前提是至少有兩個實體x和y，一元論可以用y=f(x)表達，f表示必然性因果關係；二元論有兩種可能，一種是r(x,y)=0，0表示兩個獨立實體x和y沒有任何關係，另一種是r(y=f(x),t)=?，表明y是x的必然性因果關係，但這種必然性因果關係可以隨着時間（t）而變化；三元論可以用r(x,y)=？表達，其中？表示關係r需要求解，因此也是一「元」；四元論的一般形式是R(r(x,y),t)=？？，其中r表示兩個實體x和y之間的關係，R表示實體關係與時間的關係，？？表示關係r和R都需要求解，當r(x,y)=0時，R(r(x,y),t)=？是三元論，但若x與y之間有互動關係，則成四元論。人類大腦是三維的，人類是三維動物，通常只能認識到一維世界、二維世界和三維世界，四維世界更多靠思維把握，不是一般人能夠認識到的。

與此類似，四元論一直不能被揭示出來是因為人們同時認識到事物關係性和時間維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儘管現實中的事物都是處於各種關係之中，也都在歷史中展現。這也是有的人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有的人能認識到中國現實，但是少有人能將二者結合，以及只有極少數出類拔萃者才能在動態的歷史發展中將之時代化和再理論化的原因所在，當哲學家關注的對象不同時，四元論可能會降低為三元論、二元論和一元論，而且有可能都是有用或者有效的哲學。

2021年9月28日，吉林省長春市文廟舉行紀念孔子誕辰2572周年仿古祭祀活動。圖為活動現場。（中新社/視覺中國）

馬克思哲學是在西方傳統哲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四元論，但卻常常被表述為二元論，甚至被進一步扁平化為唯物主義一元論。

按照西方哲學傳統，普列漢諾夫斷言：「最傑出的哲學體系始終是一元論的」。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哲學本來至少是三元論以上，但按照普列漢諾夫的標準，都被歸為一元論。「只存在兩個一元論體系，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體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醫治的二元論，或者是前兩種體系中的一個階段。」列寧同樣指出：「透過許多新奇的詭辯言辭和學究氣十足的煩瑣語句，我們總是毫無例外地看到，在解決哲學問題上有兩條基本路線、兩個基本派別。」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馬克思哲學只能被稱為唯物主義一元論，或者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或者「實踐唯物主義」的二元論框架之中轉圈。

不管是唯心辯證法還是唯物辯證法，實際上都是反二元論的，而至少是三元論，因為辯證法的存在既有對立又有統一（互動關係與生成變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以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為基礎，不同於黑格爾的歷史唯心主義從概念的自我否定或者與歷史相脱離的抽象的人出發，來解決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邏輯與歷史相分裂的二元論，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實踐辯證法，實踐總是在歷史中發生的，所以也是歷史辯證法，馬克思哲學突破了一般辯證法的三元論特徵，其實是四元論。馬克思通過引進實踐和倒置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將人類歷史理解為通過生產勞動實踐而逐漸產生和發展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對立統一過程。

馬克思將自己的哲學定位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實踐是一種關係，也就是人的思維與現實的互動，這已是三元論。但現實的實踐活動是有時間維度的，所以，馬克思將黑格爾哲學的三元論拓展為四元論。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傳統哲學強大的二元論思維下，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論中的「對立」消失了，只剩下「一」，所以，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黑格爾哲學被認為從康德的二元論成為了唯心主義一元論；馬克思的哲學則是將黑格爾哲學倒立過來，也被定位為一元論，是唯物主義一元論，區別只在於黑格爾哲學是唯心論一元論，馬克思哲學是唯物論一元論。

馬克思哲學試圖突破二元論哲學，但後來又在西方傳統哲學強大基因下回到一元論，突出表現在對社會關係的理解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將人放在與他人、與他們生產的產品以及與他們的活動等關係中來討論，「關係中的人」使得每個人是複雜的和具體的，而非自由主義哲學所認為的孤立的抽象的個人，這是馬克思對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極大突破，接近於中華傳統哲學對人的理解。

然而，馬克思後來將社會關係簡化為僅僅是經濟關係，而且將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進一步簡單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相互對立的階級：「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進一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馬克思哲學本來要突破西方傳統哲學，但最終，令人非常遺憾地，還是退回到二元對立的西方哲學巢穴，甚至成為僅代表無產階級的一元論。

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東曲阜孔廟舉行。（中新社/視覺中國）

馬克思之所以最終沒有突破二元論哲學，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的哲學從一開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是在一個二元結構下觀察思考。馬克思「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他的哲學的性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用經濟學論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性。

馬克思哲學是無產階級革命哲學，決定了馬克思哲學的高度，只要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或者更一般地說，只要還有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存在，無產階級革命哲學就會存在。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鬥爭本質，在革命實踐中是無往而不勝的利器，能為革命者提供最有力的思想工具，但是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中，在階級矛盾已非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卻因其強烈的鬥爭秉性，因為對「關係元」的認知偏差與對「時間元」的認識不足，而製造了很多人為悲劇。

按照馬克思在當時的認知，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不是為了成為無產階級，而是為了消滅無產階級：「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他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說的就是馬克思哲學的實現是消滅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說的是如果無產階級不能將馬克思哲學實現，就不可能消滅無產階級自身。

無產階級革命哲學只能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如果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無產階級，那麼就意味着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資產階級，於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追求的價值應該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自由，而非無產階級革命。然而，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使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話語，在實踐中也因此而留下了不少歷史教訓。

恩格斯明確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馬克思和我的話，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像馬克思那樣去思考問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詞才有存在的理由。」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毛澤東說「跟馬克思平行，不算馬克思主義；比馬克思低，不算馬克思主義；只有超過馬克思，才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微博@利涉大川595）

新時代有必要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類實踐哲學，有兩條基本標準：目標價值是人類解放，通過實踐而實現。馬克思區分了人類解放與政治解放。資產階級革命只是實現了政治解放，沒有實現人類解放，實現了人的政治自由，但是沒有實現人的真正自由：「當國家宣佈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當它不考慮這些差別而宣告人民的每一位成員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享有者，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時候，國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儘管如此，國家還是讓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以它們固有的方式，即作為私有財產、作為文化程度、作為職業來發揮作用並表現出它們的特殊本質。

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只有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這些要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了政治解放，廢除了封建等級制和特權，但僅僅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自由，並沒有實質上的平等和實質上的自由。所以馬克思提出了人類解放的偉大目標，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然後再通過不斷自我革命來實現。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正是因為實踐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改變世界的哲學和人類解放的哲學。

如何基於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消除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期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哲學的不足，建構符合實現人類解放價值的社會主義哲學，這是擺在中華學者面前的使命。尤其在中國已成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又在全球範圍掀起新一輪制度競爭、中國模式與中國經驗對國家治理實踐越來越具有參考示範意義的情況下，更是責無旁貸。

在四元論框架下我們可以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接上中華傳統哲學基因，重建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避免馬克思主義哲學受西方傳統哲學的宰制，退回到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思維的泥潭之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逐漸開花結果。中華傳統哲學和中國革命的各種現實條件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自毛澤東思想提出來之後，中華馬克思主義就一直存在，但無「中華馬克思主義」之名。「中華馬克思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後提出來的，是「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凝練表達。

中華馬克思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因為中華傳統哲學的基因支撐，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根（砧木），馬克思主義是嫁接到中華傳統哲學上的幹（接穗），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中華傳統哲學基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基因相融合，形成了新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範式（新幹），在新幹上再長出新枝，然後開花結果。

1979年3月，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史太林和列寧的海報。Affiches de Staline et Lénine à Pékin en mars 1979, en Chine.（圖源：VCG）

嫁接是人們有目的的將一株植物上的枝條或芽等組織，接到另一株帶有根系的植物上，使這個枝條或芽接受它的營養，成長髮育成一株獨立生長的植物。這個枝或芽叫做接穗，帶原根承受接穗的植株叫做砧木。通常來說，砧木主要執行吸收水分、無機營養和儲存營養物質的功能，使接穗植物的特性仍然保持不變，但砧木可以增強植物適應環境的能力，同時可以保存植物優良品種的性狀。通過嫁接可以培育植物新品種，稱為嫁接雜交。達爾文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首次肯定了嫁接雜交能產生新品種。達爾文認為，嫁接雜交是通過從兩個不同物種的細胞組織之結合而產生新品種的過程。

植物學家普遍認為，一個嫁接成活的植株，接穗和砧木結合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統一的輸導系統，由接穗發育成的枝葉和砧木的根系進行營養交換。因為這個嫁接植株是由兩個不同的個體組成，砧木的根不但有吸收、輸送水分和礦物質的功能，還能合成有機酸和氨基酸，而接穗的葉子是有機營養物質合成的主要器官，兩者不是機械的結合，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相互依存的。砧木和接穗各自具有為生存所必須的特定功能，而且還能相互影響彼此的功能，不僅對個別代謝產物的合成有明顯作用，有的還能影響繁殖器官，並表現於種子後代。嫁接植株的品質與砧木接穗的親緣遠近、年齡大小和發育階段的老幼、樹體高矮等都有直接的關係。

哲學或者文明也可以嫁接雜交形成新哲學或者新文明。儘管人類的產生是無目的的自然選擇的結果，但人類是有自主意識的動物，人類本身的進一步進化至少部分是有目的的過程，而且通過人工選擇大大加速了進化的歷程。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不能停留在自然選擇上，人類有意識地利用植物的嫁接原理將不同的哲學或者文明進行嫁接也是可能的，可以稱之為「哲學嫁接」或者「文明嫁接」。不同思想或理論或哲學或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實際上是嫁接過程，有的嫁接失敗了，有的嫁接成功了，在成功的嫁接植株中表現出砧木與接穗的有機結合，不同文明之間的結合形態是不同的，有的文明幾乎完全被新的文明所替代，有的文明經過新生出現更加強大的新文明。

文明的融合嫁接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下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一元哲學觀點，更吻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多元共存哲學。新文化運動之後，各種各樣的西方哲學大量被引進中國，不少中國人接受了西方哲學，其思維表現為西方哲學思維，符合一般嫁接的特點。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西方哲學，但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直接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在殘酷的革命實踐中進行檢驗，經過激烈競爭，作為教養者的中華傳統哲學和作為被教養者的馬克思主義相互影響，結合成為統一的整體，中華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經過嫁接雜交成為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純粹的哲學，而是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作為被教養者，還不太穩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對於兩千五百多年曆史的中華傳統哲學，二者在核心價值上高度耦合，同時又是一個年青的哲學體系，所以容易接受教養而改變自己的遺傳性，從而與中華傳統哲學的遺傳性進行雜交形成新的哲學——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了使得嫁接成為新品種，應該大量摘除被教養者的枝葉，被教養者的枝葉越多越會影響新品種的產生而導致被教養者的廣泛傳播。當前，為了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幾乎每所大學都設有馬克思主義學院，但各馬克思主義學院未能致力於本元體系的建立，卻將作為接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枝葉廣泛研究和傳播，捨本逐末，嚴重影響了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生成與壯大。

毛澤東是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奠基人。毛澤東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新哲學正是因為哲學嫁接。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已經具有深厚的中華傳統哲學基礎，而後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哲學主要是革命實踐的總結和提煉，具有理論哲學的特徵。毛澤東哲學著作主要有《矛盾論》和《實踐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是真正的辯證法，是四元論。

毛澤東的《實踐論》是他長期革命實踐的總結和提煉，是實踐哲學，是四元論。毛澤東還是中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體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鄧小平哲學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主要體現在南方談話之中。習近平哲學是中華馬克思主義法律哲學，也就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其精髓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和「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後，西方傳統哲學在中國的再度盛行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西方哲學基因。西方哲學盛行使得二元對立哲學已經成為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大障礙。例如，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在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是一種動態的相互關係，很容易理解，但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就只能理解為要麼是「黨主」要麼是「民主」。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原則在西方傳統哲學中也只能被理解為要麼「德治」要麼「法治」；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原則也不可能被西方哲學傳統所理解，更不可能被接受。改革開放後，中國法理學界在「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的二者選一站隊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學二元對立思維，而「權利本位論」無論是從思維方式和從價值觀上判斷都是完全西方的。事實上，權利與義務和權力與責任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有在關係之中才能理解，也只能在歷史的發展中才能逐步完善，這就不僅需要超越傳統二元，甚至要在包含了「關係」與「時間」維度的四元哲學體系中才能有科學認知。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期間一直獲得恩格斯資助，到他死後恩格斯又協助整理其遺稿。（視覺中國）

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將自身塑造為民主和法治的守護神，按照西方哲學傳統，中國就被污衊為專制和人治的對立面，就像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一樣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如何打破這個僵局呢？路徑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基於四元體系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一個人只有改變了西方哲學傳統思維方式才能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正當性和優越性，而要改變西方哲學傳統思維方式不是以簡單的中華傳統哲學思維方式來替代，因為強化中西對立正是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當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強調「中國特色」，這正是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典型表現。我們只有建構和完善統攝中華傳統哲學、西方傳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哲學體系——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使命。

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四元論。我們可以用四元論來分析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關係和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等。以黨導立憲製為例。黨導立憲制是社會主義憲治，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憲制也不同於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黨導立憲制理論曾經在二元論框架下被錯誤地理解為「二元憲治」。在四元論框架下看，黨導立憲制是四元憲治。黨導立憲制是對黨導民主制進行立憲規範，黨導民主制包括黨內民主、黨導民主和人民民主，相對應的法律規範是黨內法規、黨導法規和國家法律，黨員既要遵守國家法律，同時也要遵守黨內法規，作為領導黨的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不僅僅要遵守黨內法規，還需要遵守黨導法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和各個民主黨派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黨導立憲制之下的法治與民主都具有時間維度，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自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實行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體制就是黨導立憲制，只不過一開始是以隱規則形式出現。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納入到憲法條文之中，與原來僅僅在序言中以陳述的方式表達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從隱規則的黨導立憲制進入到顯規則的黨導立憲制。新時代有可能通過重新立憲或進一步修憲，在憲法的條文中加入具體明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等組織的關係和基本規範，如此就可以成為明規則的黨導立憲制，這才是真正的黨導立憲制。即使已經建立了真正的黨導立憲制，仍然可以根據所關注的重點的轉變而對憲法繼續進行修改完善以適應時代的變革。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華馬克思主義的提升，是中華新文明的標誌。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一百周年，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也已經七十多年。中華馬克思主義既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僅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既定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理論在先、實踐在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社會主義政治是一種德性民主政治，是對資本主義私利政治的否定，因此必須基於「向善論」的人性論；社會主義德性民主政治也不同於古代中國封建主義德性政治，可以看作是對封建主義德性政治的否定之否定。社會主義德性政治與封建主義德性政治的形式有相似之處，但內容有別，因為社會主義政治所要求的政治道德不同於封建主義所要求的政治道德。西方傳統哲學、中華傳統哲學和傳統馬克思哲學都不能個別單獨解釋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政治和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都需要新的哲學支撐，四元論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社會主義政治和法治提供了基礎。

(作者柯華慶為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有片｜袁彌昌夥林朝暉對談重新認識中共：馬克思主義有可取地方

習近平福建考察茶產業　參觀朱熹園強調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思想（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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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中國觀察

認識中國共產黨· 二 | 馬列主義究竟對中共有何影響

撰文：

余一竹 應濯

出版：2022-10-19 09:00

更新：2025-02-17 19:14

編者按：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開。這是建黨已經超過100年的中共，在成功讓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召開的一次決定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走向的重要會議。百年以來，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引發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一切的發生與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可以說，伴隨着中國的影響力藉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在世界範圍內的外溢，認識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之下中國的一個地方特區，其命運早已與整個中國的未來走向緊密相連，更是迫切需要認識中國。而認識中國的關鍵，便在於認識中國共產黨。

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諸多不同，在海外社會盛行的自由主義觀念影響下，許多人對中共的認知過於意識形態化。數十年以來，海外社會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預測過它的崩潰。但結果它一而再、再而三證偽許多人的預測，成功應對一個又一個危機，讓昔日積貧積弱的中國很可能在未來數年超越美國的經濟總量。人們不能不去思考，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黨，讓近代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超大型國家實現主權統一，並在建政後犯下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後，還能帶領中國創造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

當一個政黨及其建立的體制，存在時間越久，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越大，那麼必然有其不能不去正視的普遍性與合理性。對於長期用偏見的眼光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香港社會來說，與其活在不切實際的想象中，不如實事求是，理性認識中共，為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探尋更多可能和空間。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中共和西方政黨有何區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香港01刊發系列文章，通過傳統文化、馬列主義、西方政黨對比等三重視角來認識它，此為第二篇。

認識中國共產黨 · 一 | 中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

多年以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存在明顯區別，中共在西方語境裏很長時間都類似一個巨大的「謎團」，不斷地被妖魔化。其實，西方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異質感」，很多都源於西方對中共「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基因的陌生，使得中共成為西方社會一個異質的「他者」。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直都在不斷地中國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不斷克服列寧主義（Leninism）政黨的某些弊病，但主體框架至今都承繼着馬列主義的政治基因，它們關係着中共的執政根基，是中共的「大政治」。這些與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一起，構成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的最大區別所在。若不能讀懂中共身上所包含的馬列主義傳統，就很難理解它。

2011年6月28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一面中國國旗和中共黨旗圖標。（Getty/VCG）

對於任何一個政黨來說，意識形態和組織是兩個最核心的指標，意識形態是政黨的靈魂，組織則被視為政黨的肌體。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也必然離不開這兩個維度。而中國共產黨恰恰在這兩方面藴含了馬克思主義（Marxism）基因，奠定了它的政治底色，令其與世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開來。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道出了馬列主義之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中國近代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長期陷入內憂外患的局面，國將不國，人民流離失所。在此情況下，經歷多次救亡圖存行動失敗之後，一批知識分子突然看到信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蘇俄布爾什維克取得革命成功，於是心嚮往之，渴望在中國複製其經驗，再加上作為馬列主義核心的馬克思哲學其實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都重視歷史傳統、都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故才有了中共的誕生。

196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盛大慶典。（Getty）

那麼，馬列主義到底怎樣在意識形態層面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首先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列主義不單提出了與中國古人想像的「大同世界」相類似的共產主義理想，而且為之構建了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以一種類似進化論的視角，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分為依次演進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包含着無法克服的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產生前所未有的階級對立，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

基於此，馬克思作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將被社會主義社會取代的預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是由社會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實行按勞分配，是進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準備。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將發揮領導者的角色。而後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的鬥爭實踐中，完善了無產階級的政黨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嚴密的政黨，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而且不同於馬克思關於革命必須吸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成果，只能以世界革命的方式首先爆發於發達國家，列寧則認為，落後國家可以跳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2021年6月16日，駐華使節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參觀訪問。（新華社）

中共正是在這種共產主義理想和暴力革命理論指導下，於1921年由一批主張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建立。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在中國開始了長達28年的革命歷程，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創立新政權，並於1953年開始，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建立了公有制。而其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延續了馬列主義乃至史太林（Joseph Stalin）體制的特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和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它依然是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理想。

其次是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對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剖析，發現了他眼裏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巨大「秘密」，即剩餘價值。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通過支付工資向工人購買勞動，但工人除了生產出自己的工資，其實還生產了更多的價值，但這些價值被資本家無償佔有了，這就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發財致富的「秘密」。而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則設法掩蓋了這個秘密，這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不科學性和不可持續之所在，而且只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剩餘價值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傳統的理論認為，工人階級若要從根本上消滅剝削，就必須消滅私有制，走向公有制，實現「按需生產」的共產主義。但馬克思和列寧在這一點上存在着差別，馬克思本人認為公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達後產生的，是經濟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結果，而列寧則基於其一國革命理論，認為可以通過建立政權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公有制。史太林則更激進，用行政力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

這套政治經濟學對於中共具有顯著影響。在革命時期，中共利用「剝削」理論在農村進行「剝削」論的宣傳，組織農民反抗地主階級，顯現出強大的激勵作用，對中共動員群眾起到了理論支持。

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搞單一公有化，亦不搞全盤私有化。﹙視覺中國﹚

在1949年建政後，基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以及消除剝削必須消除私有制的理念，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中國進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經濟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既確保了中共新興政權的穩定，讓中國能在西方封鎖的困境下，以不重走西方殖民老路的和平方式完成資本積累和工業化，而且還讓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致今日中國仍是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從根源來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指向。

當然，該學說本身存在不少問題，很容易被極端化，如推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等錯誤政治運動，甚至片面否定企業家的作用，阻礙經濟的有序發展。計劃經濟體制後來因其僵化和低效，在鄧小平等政治家檢討反思之後，逐步轉化為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不過，中國的市場經濟也並不等同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習近平更創造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國家政策，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仍保留着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以解決市場失效問題。

再者是作為前二者哲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們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思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具有深遠影響。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融合了德國古典哲學集大成者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辯證法和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唯物論而創立的哲學體系，歷史唯物主義則是馬克思將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成果。辯證唯物主義在認同世界是物質第一性的基礎上，更多地科學探討世界的存在狀態。辯證法兩個基本特徵包括，世界是普遍聯繫的，世界是永恆發展的，而矛盾是世界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根源。因此，辯證法的核心是矛盾，即「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

熟悉中國傳統思想的人都容易接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等哲學理論，甚至將它們與「史」學、「易經」等聯繫起來了解。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鎖定在「實事求是」，有些人認為這就是一種「現實哲學」，都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特別是在「中國化」的背景下，而且從教條僵化的應用中撥亂反正之後，被人民普遍接受。

2018年5月5日，在德國特里爾，人們在參觀馬克思雕像。當日，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由中國贈送的馬克思雕像揭幕儀式在他的故鄉——德國西南部城市特里爾舉行。（新華社）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歸納了辯證法的三條規律，經常被馬列主義者奉為教條，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其實這不過是對辯證法一種簡便的裁剪，是對辯證法的一種抽象，而毛澤東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抽象化，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在中共歷史上，經常運用這種對立統一的思維來解決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過於根據社會情況調整主要矛盾，如中共十九大就調整了鄧時代確立的社會主要矛盾。當然，因為一些中共官員容易把辯證法聚焦在「對立」關係上，強化對立，淡化統一，造成對辯證法的誤用，淪為一種「二元對立」思維，於是非黑即白，僵化死板。這類負面教訓在中共歷史上不勝枚舉。習近平近年來經常提出「知行合一」、「不忘初心」、「以人民為中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等說法，很大程度是要扭轉教條僵化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的傲慢，他既是要去除傳統思想中的糟粕，更是要去除官僚體系的專制。

其實相比辯證唯物主義，對中共影響最大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系統的哲學理論，可簡單概括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更具體說，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不斷發展，作為上層建築的生產關係將會發生相對應的變化，人類歷史就是這種發展——變化——發展的不斷延伸，而且早已經形成一套規律，社會就是根據這一套規律不斷演進。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上層建築是政治建構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其中國家政權是核心。經濟關係是政治和思想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政治和思想都不過是經濟關係的一種反映，是第二性的、派生的。

在資本主義等階級社會裡，因為經濟關係的對立性，使得政治和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代表着不同的階級利益。這種唯物史觀對於中共的影響，既包括革命時期，以階級分析法劃分國內的政治勢力，比如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表現在建政後錯誤地運用階級鬥爭，將階級對立放大化，忽視了統一的一面。1949年以來，中共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權，公有制曾經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這種唯物史觀的自覺運用。只是在同一時期，它同樣放大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誇大意志的能動性，錯誤地發動了大躍進，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包括違背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國家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並適時地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築，同樣是發揮經濟基礎決定作用的表現。

鄧小平南巡。（《紫荊》雜誌）

由此可以看出，馬列主義作為中共的官方指導思想，從哲學理念、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層面對中共的意識形態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為中共的建黨、革命、建政，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甚至重塑了現代中國人的思想話語體系。

政黨組織

如果把馬列主義分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兩部分的話，列寧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黨組織層面。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天然領導者，共產黨的角色只是輔助作用。但在俄國革命實踐中，列寧發現無產階級和社會大眾可能是極端「落後」的，要等待無產階級的自發覺醒，寄望於經濟鬥爭或者議會政治的改良主義，根本沒有出路。所以他主張必須建立一個組織嚴密、思想和行動高度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該政黨除了要由具備先進意識和能力的群體來領導，以確保「先鋒隊」角色之外，還必須採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共產黨的支持者們高舉旗幟和列寧的畫像，前往列寧誕辰151周年的陵墓參觀。俄羅斯共產黨每年都會慶祝蘇聯創始人列寧的生日。(美聯社）

關於這一點，列寧曾在《進一步，退兩步》裏說：「黨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具體到實踐中，列寧實行近乎軍事化的嚴格管理，黨的中央機構可以通過金字塔型的組織系統掌控每一個黨員。這樣一來，列寧主義政黨就具有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並由此成為革命軍隊的建造者和領導者。因此，「黨指揮槍」是列寧主義政黨的特色。

正是因為列寧主義政黨的革命黨身份，使得他們不會走在他們認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議會政治道路，而是走武裝革命建立政權的道路，故「以黨建國」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特點。

縱觀世界，這種「以黨建國」的道路成為蘇聯、中國和越南等許多落後國家走向民族國家建構的途徑。而在建國後，一黨執政、黨政不分也被理解為許多革命黨執政後面對的困局，即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變，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個通過革命勝利而獲得政權的政黨，如何可以在執政上依然能夠勝利的質問。在西方政治語境中一直存在對列寧主義政黨持續執政的懷疑。

換言之，考慮到列寧主義政黨普遍產生於革命環境下，時刻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故他們為了提高生存的幾率，採取高度集中的軍事化組織形式和充滿鬥爭性的意識形態，以保證高效的行動能力，就不難理解。但執政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革命時代的生存壓力不復存在，那種高度集中的政黨組織和一元化的鬥爭性意識形態，開始面臨巨大的爭議，甚至出現執政合法性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極端惡劣的革命環境下誕生，採用了列寧主義政黨的建黨方針，思想上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旗幟，組織上採取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了嚴密的半軍事化的黨組織系統，強調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對黨的絕對忠誠。而在執政後，中共也曾經面臨着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深層困境。習近平針對這種質疑給出了自己的說明，也就是不存在革命黨和執政黨的轉變或過渡，相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極具革命性、而且是長期執政的政黨，它已經經受過革命、建設、改革各個階段的考驗，「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國的社會現實為這種說明提供了堅實的回應。

2016年9月28日，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一些民眾觀看《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這是展出的水粉畫《井岡山會師》。（VCG）

無論如何，高度集中的組織如何應對自身向官僚主義蜕變，防止自身腐敗墮落為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如何避免走向個人崇拜和專制集權，都曾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在蘇聯的史太林時期和中共的毛澤東時期，都曾出現個人崇拜，都在各自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災難。誠然，中國社會有自身的歷史文化特色，尤其是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傳統，使得中共體制有較強適用性，能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繼續發揮核心作用，但集權不等於專制，中共的挑戰是如何在中央集權的體制裡，為社會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人文環境。

同樣地，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和平年代，面對多元化的利益和許多人追求個體自由的訴求，如何保持對人們的吸引力，同樣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現實和理論挑戰。列寧主義政黨在執政後普遍面對國家及經濟治理的成效質疑。中國亦不例外。毛澤東時代，由於他本人在革命年代積累起來的個人權威，使得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意識形態的一種化身。當這種革命意識形態反覆受挫後，也就是中共的國家治理模式深陷困境的時刻，例如在「文革」後，中國出現普遍的理想破滅現象即是例證。

改革開放後，中共有意識地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動員弱化，專注經濟民生，一時間使得中國的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漸次打開。經過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如今中國的經濟模式、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大為改變，如何應對社會上的多元價值，持續塑造一種開放、包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就成為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

馬列主義是個系統的理論體系，以上分析只是對其影響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這兩個最重要面向的剖析，即便如此，也足以印證中共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教條認識馬列主義造成的理論張力。儘管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愈來愈「中國化」和「時代化」，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組織形態上，都更加注重吸取中國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更強調社會的現實需要，順應現實國情的要求進行調適和改革，但它依然有著對馬列主義的教條認識傳統，甚至內嵌於它的政治基因中。就算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其意識形態的「中國化」、「時代化」，亦無可避免地需要一段時間才可能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及發展無縫對接，因此要理解中共既要回歸到中國的傳統思想，但亦繞不開馬列主義的哲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