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和王國維：新世紀的解讀

梁濟和王國維：新世紀的解讀

黃道炫

北京西北面曾經有兩個湖，一是昆明湖，一是積水潭。如今昆明湖還在，積水潭則早已填平了。當年，王國維和梁濟，分別選擇這裏做了他們最後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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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積水潭還是京城一個富有野趣的小湖，1918年11月初，梁濟離開家裏住到湖邊。這時，天氣忽冷忽暖，樹葉乍黃還綠。梁濟在蕭蕭的落葉聲中，伴著微明的燈火，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寫下了長達幾千言的〈敬告世人書〉和一系列信件。

似乎，題目做得有點大。但梁濟的個性並不喜歡矜誇，和兒子梁漱溟日後比起來，他的名氣和聲望也小了許多。也許是即將做出的自沉舉動，給了他更大的決心和勇氣，要用這樣一個大題目，向世人和自己證明一些甚麼。

在〈敬告世人書〉中，梁濟一開頭就寫道：「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系殉清而死也。」正是這句開場白使得陳獨秀、胡適等很多人都認為，梁濟的自沉，只是出於對清王朝的愚忠。其實，梁濟自己很清楚，他距清王朝垮台七年之久後的殉身，所殉的決非簡簡單單一個清朝，之所以不惜被人譏為愚忠而高標殉清旗幟，其中當然別有深意。畢竟，浪擲生命既為梁濟畢生信守的儒學傳統所不取，也不是立身謹慎之梁濟所願為。

確實，梁濟可以說是前清遺臣，且「累世仕清」。但他在清朝做的只是一個小官，而且身處京城，王朝的專制腐敗與積貧積弱可謂歷歷在目。1893年秋，華北暴雨成災，屋塌地陷，災民成群，他扶門而望，憂心忡忡。與此同時，京城的達官貴人們卻仍然奔走於「熱鬧場中，庸庸碌碌，全不介意」，使他憤怒和失望之極。緊接而來的甲午之役、庚子之變，更使他對清王朝喪失信心。宦途內的坎坷遭遇，因清廉正直而鬱鬱不得志的現實都使他與舊體制逐漸離心。翻檢梁濟的閱讀書目，所涉相當廣泛，其中包括嚴復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創辦北京最早的白話報《京話日報》，對這一新事物，他從物質和精神上都給予不少支援。

正因如此，武昌起義爆發後，梁濟採取的是並非臣子盡忠之道的旁觀態度。次子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他只是以「謹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勸，並未表示強烈反對。對清朝他已沒有甚麼愚忠情緒，他自己曾明確表示，內心「極贊共和」。

這樣一個思想並不迂腐，甚至可以說是對現實保持高度敏感的文人，在清王朝垮台七年後，卻聲言殉清，個中原因，值得深究。梁濟本人在遺書中對此做出的回答是：「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

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由此可見，梁濟所謂的清朝只是一個代名詞， 一個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象徵。也許清王朝本身並不足以擔當道德模式的重任，但梁濟以為，他要通過為舊主自沉的行動表明一種道德的選擇，用超常的忠義行為對抗忠義觀念的流失，付出生命的代價以捍衛道德精神的尊嚴。

從選擇「忠義」作為捍衛道德精神傳統並不惜為之獻身的原則看，梁濟對世紀初中國思想的走向是敏感的。清王朝覆滅後，中國社會經歷著大分化、大轉折，社會思想也劇烈動盪，通常我們注意到的新文化運動實際只是這一變化的濫觴，而遠不是變化的起始。就現實政治言，當時社會政治失序，民主政治遇挫，各派軍閥武力自恃，一些當政要人「空談高遠政治，無一事從人民根本著手」，政治道義被棄之如敝屣；從社會思想角度看，西方思想的大量輸入使選擇成為自由，新思想帶來了新觀念，但囫圇吞棗，也難免魚龍混雜，欲望氾濫於社會，現實利益的旗幟壓倒了忠信的呼聲。當梁濟說一些人「以驕盈矜誇不求事實之政治，導國民以狡詐之行為」時，其所指稱的大概應包括如上種種事實。而且，在對腐敗政治已見怪不怪的梁濟看來，道德信仰的崩潰也許更值得擔憂。世事人心，世事固然可怕，而人心的失去也許更為可惜。

面對此一局面，梁濟既不贊同兒子梁漱溟當時選擇的沉迷佛老，別求出世之道，也無能入世為言，維護世事人心。痛苦之餘，終於出於自沉一途。對梁濟而言，他本不願殉，本可不殉，卻不得不殉。生命在他，已成為唯一的賭注，最後的希望就是能以自己非同尋常的殉清舉動，以超常的忠義行為，警醒世人，為忠義觀念的重新培植盡屍諫之力。他以這樣一段話結束了自己的遺言：「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 而自以為忠於世界。」

梁濟死後，在京城僅僅激起了小小的幾點浪花，忙忙碌碌的世人們並未認真理會梁濟道德的警醒。事實上，日後地位遠非梁濟所能比擬的大人物發出的禮義廉恥呼聲，也每每成為人們譏笑的對象。20世紀中國對道德、忠義的呼籲常常是抵觸的，革命者視之為封建餘孽，改革者也每以制度為言，人們對制度變化的關注，要遠遠超出觀念的培植，更何況這種觀念本 身，在許多人看來，還在當廢棄之列。有人說，救亡壓倒啟蒙，其實救亡壓倒的，又何止是啟蒙，而啟蒙背後，也未始沒有無謂的犧牲。20世紀中國的成成敗敗，說遠一點，和這些也許都不無關聯吧。幾十年後，重溫梁濟這篇遺書，很難再說它有多大的價值，其在20世紀中國遭遇冷落的命運似也難以避免，只是這種結果對梁濟、對20世紀中國，也許都不是那麼令人愉快的。

二

從梁濟自沉的積水潭出發，沿著一條蜿蜒的河道，曲曲彎彎向西北方向走去，便是頤和園昆明湖。和積水潭的野趣不同，昆明湖精緻、華貴，處處顯出一副雕琢過的皇家氣派。1927年 6月2日，王國維在這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此時，他剛屆識天命之年。

和梁濟相比，表面上看，王國維的自戕得到了更多的注意，關於他的死因，也是眾說紛紜。可惜，和梁濟相比，王國維辭世前寫下的遺書只有短短的幾句。要瞭解他辭世前的心境，可能還得追索他更長久的心路歷程，從輯錄其一生大部分著作的《王國維遺書》著手。

《王國維遺書》展示了一個敏感的心靈和才華橫溢的精神世界。青年時代的王國維，傾心於

哲學真義的求索，在日本留學時，對西方意志論者叔本華、尼采等一見鍾情，叔本華憂鬱的氣質、悲憫的精神對他有一種奇特的吸引力。中國文人往往都天生有著自悲悲人的氣質，王國維更是如此。加之生命意志哲學和東方思想的某些相通之處，使王國維迅速得出其可愛的結論。

然而，王國維沒有淺嘗輒止。當他由表及裏，深入這一哲學的內核時，其強烈的非理性精神和赤裸裸的欲望追求使他頗感震駭，而其徹底的、甚至有些殘忍的悲觀情緒，也和王氏「溫情的悲觀」有著本質區別，畢竟，「和而不同」的中國意識在他心底有著更深厚的沉澱。不久，他得出結論，「其所說非不莊嚴宏麗，然如蜃樓海市，非吾人所可駐足者也」。可愛者不可信，王國維沒有在生命哲學中真正找到自己的生命理想。

從叔本華哲學中走出，王國維一度又進入到更為宏大的康德哲學中。康德哲學如星空般深奧、廣博的思辨體系，使他為之欽歎、折服，不由自主地浸潤其中。但是康德純粹理性的邏輯架構，終究和王國維性格中的詩人氣質難以融合，短暫的親和之後，又發出可信者不可愛的歎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以學問作為終極追求，希望從哲學中「豁然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完成圓滿人生的王國維，終於「疲於哲學有日矣」。

1907年，正當而立之年的王國維開始了學術歷程的第一次轉變。西方哲學探求的失敗，使他重新回到中國文化精神傳統，最初的回程停留在最熟悉的古典文學詩詞、曲賦中。他徜徉於唐詩、宋詞、元曲的文化回廊，追尋著曹雪芹在大觀園中展示的理想世界，從《遺書》的一系列詩詞創作及有關文論中，可以看到王國維遨遊在中國文學中的足跡。也許，文學最適合王國維的性情，他的《人間詞話》堪稱絕世美文，而《宋元戲曲史》則被推為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並列的「中國文藝研究史上的雙璧」。但是，文學可以予他性靈以「直接之慰 藉」，卻無法滿足他內心中求真、求善、求知的渴望，畢竟，文學的世界還是稍顯空幻，在他中國文化回程中，註定只能是一個中轉站。

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速了王國維向中國古史的轉移。革命在他心中激起了深刻的波瀾。和梁濟一樣，對革命本身他並無反感，但革命後持久的武人爭雄、「禮崩樂壞」局面，卻使他深感困惑、迷茫。正是由此開始，王國維逐漸向古史挺進，希望在曾經那麼耀眼的古典中 國，發現一些能支撐其信念的永恆價值。

也許，王國維不虛此行。民國初年，他寫出〈殷周制度論〉一文，盛讚周公與周代的改制。認為，周公改制實際開中國道德規範建立之先河，寫道：「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於上，而民風化於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亂。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王國維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國傳統道德與政治的特殊關係，有其學術思想價值；更重要的是，文章表明了王國維對傳統道德典章制度的態度。在民初政治失序、道德蒙塵的背景下，他高揚親親、尊尊、賢賢的意義，強調道德對政治的中心作用，當然不純為學術之言。兩千多年前曾被孔子盛讚為「郁郁乎文哉」的周禮，再次在王國維這裏得到了強烈的認同。

從哲學到文學到史學，從西方到中國，從宋元到殷周，王國維完成了其複雜的精神尋路歷 程，最終停留在代表原初中國的殷周古史中，並取得了20世紀中國無人可與比肩的學術成就。和很多人一樣，這時，他也「悔其少作」，把匯集青年時期作品的《靜安文集》，投入熊熊燃燒的爐火中。

但是，古史展示的理想世界畢竟和現實有著太大的距離。古史雖然給他提供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卻無法使他從容直面現實。王國維並不是一個純為學術而生的避世學者，他有敏銳的思維和善感的心靈，也有追求純真、至善、盡美的執著信念，他將學術探求等同於生命理想，因此，學術的欠缺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他人生的欠缺。新文化運動的狂飆突進，使他理想的精神世界與現實社會距離越來越遙遠，衝突越來越激烈，學術乃至生命的意義，也相應地成為問題。其實，這種痛苦迷惘的經歷又何止王國維獨有，在「整理國故」中暴得大名的顧頡剛談到：「我要忠實於自己的生命，則為社會所不容，若要作委蛇的生存，又為內心所不許。」只不過，王國維之為王國維，決定了他的這種痛苦要更甚於常人。因此，當他最後決定赴死時，留下的短柬中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這淒涼的意表，無可奈何的心境，怎一個「欠」字了得。

和梁濟一樣，王國維與世界的告別也十分從容。6月2日上午，他照常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沒有任何異樣。離院後，徑赴頤和園，在湖心一小亭中默默沉思一會，便起身投進湖水的擁 抱中。

死，對他們而言，似乎只是完成一個多年的預約。

梁濟、王國維之死，是20世紀初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絕唱。一曲哀歌，在近代中國顯得那樣微弱，當時就被風雲激蕩的思想狂飆所壓倒，隨後更在洶湧澎湃的革命大潮中隨風飄去。只有如史家陳寅恪輩才願也才能解讀他們的心靈：「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此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 也。」

在世紀交替後的中國，梁濟、王國維離我們已經那樣遙遠，他們所展示的精神世界，今天也已成空谷足音。幸，抑或不幸，誰知道呢。或許，他們在新世紀仍然要頂著遺老、保守的謚號；又或許，他們可以讓我們在寂冷的青燈下垂首歎息：20世紀的中國，還有這一些別一 樣的文人。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一期 2004年10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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