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第二章 修复个人历史与校准家族记忆

• 第二章 修复个人历史与校准家族记忆
• 战时一代的证言
• 代际之间被压抑的对话;填补空白与抚平...
• “他是个好父亲”
• “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
• “他就是个恶霸”
• 家庭归属感和结构性无助感

• 第二章 修复个人历史与校准家族记忆

从小到大，我常听家里人讲一个与1945年5月时东京空袭有关的战争故事：美国空军投下了成千上万枚燃烧弹，其中一枚将我祖父在驹泽的家烧成了灰烬。跟孩子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人们——通常是我母亲——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幸运的一家人在炸死了几十万人的夜袭中侥幸逃过一劫，而是不幸的一家人被命运的转折搞得家破人亡，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家人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饱受折磨。而且，总还要再补充的一个细节是，房子是我祖父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修建时花去了他的毕生积蓄，因此，房子以及别的财产损失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从家庭角度讲述时，这个故事勾起的是敬畏、哀伤和惋惜的情感，但由于它缺乏相应的历史和政治语境，所以小时候我觉得几百架美国B-29战斗机那晚一路飞到东京，好像就是专门要炸毁我祖父的房子。日本家庭在讲述类似的战争记忆时，也通常会将焦点集中在个人痛苦上，因为这在当时盖过了其他一切问题。直到几十年后，我才了解到日本也曾针对许多中国城市，比如重庆，发动过猛烈的空袭，同样毁掉了无数的平民住所，炸死了成千上万人。

以这种方式向许多战后的孩子讲述那些战争故事，常常会被描述为家族记忆中的“可怕经历”，但实际上，它们通常涉及的只是战争最后几年发生的事件，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日渐加剧，失败即将来临的那几年。正是出于这部分原因，许多有关前线和大后方的战争故事关注的通常都是1945年左右的各种穷困潦倒、天怒人怨和26九死一生的经历。许多幸存者记得的都是一种无助感——从狂轰滥炸的空袭、无比惨烈的失败，到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虚弱，再到杀戮、撤离和强奸——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安全感都被完全剥夺了。这种创伤和绝望，给那些经历过它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影响了他们后来向子女和孙辈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战争故事的方式。战后日本社会大量涌现出的这类创伤故事，使日本倾向于从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侵略者或英雄的角度来审视战争，于是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1]

玛丽安·赫什将这种类型的知识称为“后记忆”（postmemory），指的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却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的想象式理解。在实际情况中，这种继承自父母和祖父母的文化创伤的经历，后来又成了构建家庭关系和社会身份的事件背景。创伤本身往往很难被完全描述或者表达，甚至可能都无法被完全理解清楚，但是，创伤带来的禁忌、成见和痛苦，却能通过这类亲密关系和情感纽带得到传播，成为共有的文化和认知框架，供几代人来解读那些事件。 [2] “后记忆”这一概念在理解战争记忆上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时下对战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由继承这类解读框架的战后几代人在做。同时它还表明，个人视角和代际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关系会如何影响战后几代人对战争的道德评价，而这样的评价，往往要比学校的课本和文化的表象来得更真切和私密。 [3] 家族内部流传下来的私人记忆，对公共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和官员的思想感情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程度更深。家族记忆是发自肺腑、切中骨髓的，不管其表述是否明晰，都背负着一种深重的情感内涵，那就是生活在战争年代，利益攸关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比如著名当代文化评论家大冢英志就发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即便在对父母那些乏味的战争故事渐渐失去兴趣之后，“我也可以感觉到父亲想要传达给我的那种东西，虽然我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但很肯定的是，它构成了我当下写作主题的基础”。 [4] 其他的同代人也印证了这一点，比如畅销漫画《次元舰队》（Zipang ，通过时间旅行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走向）的作者川口开治承认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希望搞清楚我们的父母到底是怎样一代人”，同时也坦陈他自己从来都不敢去问他父亲在中国打仗时都干过些什么。 [5]

后记忆是一块大画布，有关战争经历的个人叙事，可以作为一项跨代际的工程而得到修复。德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罗森塔尔解释说，个人历史修复是一种对创伤经历的跨代际解释性重构，通常包括选择性记忆、隐瞒策略和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如此，受害者的家庭历史才能被构建，创伤的恢复才得以进行。 [6] 正如我们将会在本章中看到的，个人历史的修复不等于失忆，而是一种解释性重构，粉饰那些难以提及的东西，忽略那些难以听取的内容。比如，一家人不愿讨论父亲在侵略战争中毫无意义的死亡，为了缓解这种痛苦，或许会让孩子把父亲想象成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当父亲从战场归来后，在情感上封闭自我时——这种情况十分典型——不让他们有意识地感到愤怒、怨恨和懊恼，就成了孩子的责任。 [7] 这种类型的家庭动态，将家庭和谐置于为那场遥远大战中受到伤害的陌生人伸张正义的抽象概念之上。几代人之间这种针对孰轻孰重而发展出来的心照不宣的理解，是战后家庭中个人历史修复项目的核心所在。这一途径是为了方便自我保护，让日常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机制，使得施害——受害者——英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发生颠倒。 [8]

本章将会通过个人历史修复的镜头，来探究后记忆的轮廓，追问艰难的战争记忆是如何在家庭中被讲述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政治认同和责任感的传播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呈现我们的无助感，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政治效能和赋权感。 [9] 社会学家妮娜·艾利亚索弗提出，在面对艰难的境况时，我们会有意地建立无助感以确保社交关系的平稳运转，利用情绪活动来消除棘手的冲突，“告诉自己我们不在乎，或者只在乎那些我们暗中认为自己能轻易处理的问题，或者绝望的双手一摊”。在家中反复讲述战争中的无助经历，可以唤起同情性的情感来协助修复家庭历史，但引来的也有可能只是他人的漠然。通过谈论父亲、母亲和家人的无助来保护“切进自家”的关系，可以极其28有效地传达战争对于“小人物”而言那种恶毒的本质，并拒绝战争的专制叙事。不过，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的，这也会促成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视而不见，忽视“离家很远”的那些无助受害者遭遇的不公。 [10]

我会通过考察老兵及其子女和孙辈的个人证言，来探索家庭记忆中的叙事和政治认同中的自我效能，这一话题少有人研究。这些描述战争如何影响他们生活的证言摘录自日常的文化资料：过去30年写给全国性报纸编辑的信件和出版过的证言选集。在分析每代人的模式时，我创建了综合性的年龄分组，通过计算叙述者的出生年份，将他们的证言分成两个类别：战时一代人的证言和战后子女及孙辈的证言。利用大量公开的个人证言，我创建了一个包括430份案例的数据组：390份为战时一代，40份为战后的子女和孙辈，抽样时间为1986年到2013年。 [11] 主要数据来自中间偏左派的《朝日新闻》的读者版，为了在更广泛的社会学背景下解读它们，我还拿20份由战时上层人士的子女所做的证言进行了比较——后面这组子女抽样由1989年到2007年间发表于保守派月刊《文艺春秋》的文章构成。 [12] 由此，通过将草根证言和上层证言做横向对比，我评估了记忆构建的总体趋势。

日本的战争证言可见于多种类型的出版物，且恰巧与撰写个人史（自分史）的流行在同一时期——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自传体形式的回忆录写作便一直方兴未艾。 [13] 仅1999年一年，就有约三万本自助出版的战时回忆录被国立国会图书馆收录。 [1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种禁忌的解除，战争证言开始大量涌现。 [15] 它们由幸存者以“目击者”的身份创作：在广阔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战斗过的老兵；在大后方的原子弹爆炸和空袭中幸存的平民；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的难民；在流离失所和贫穷中幸存的平民和孤儿；被起诉的战犯。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提出，这类目击者经历过死亡的创伤后，会创造一种“幸存者使命”，为他们的幸存赋予意义。 [16] 这类“使命”会汇聚成一股股证言潮，因为幸存者年纪越来越大，会觉得自己作为最后一批健在的幸存者有必要发声。这些战时一代的证言同业已大量存在的口述史合集（部分将会在第三章讨论）一起，以卷宗和系列出版物、平面媒体、数字档案的形式，创建了规模庞大的战争经历档案。 [17] 这类“目击者”叙事，一直以来便在日本的记忆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战争故事在战后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18]

诚然，这类个人证言是主观的文化构建，并非情绪的历史事实记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谈到自传时曾说过：“我们构建的人生，是这种意义构建过程的结果。”而且，我们在历史情境中也会构建这种意义，借此表达自我。 [19] 在这里，创作自我叙事是一种企图为经历框定意义来修复和确证自我的方式。 [20] 因此，很多证言中都会包含一些隐藏的信息，通过期待一种更加开明的未来来缓和幸存的负担，便不足为奇了。《朝日新闻》中的许多样本，在描述完痛苦的战争经历后，都会以“战争是可鄙的”作结。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它们传达出的信念都是，没有哪部分的战争经历是值得的或者可挽回的。这些证言并没有宣称自己具有什么思想复杂性，但年复一年地出版了几十年，它们的争论仍然构成了一种连贯的道德观点：战争、牺牲和对政府领导阶层的盲目信任，是可怕的、无法逆转的错误。

这条嵌在“幸存者使命”中的信息，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可怕的战争经历会勾起痛苦的回忆，而且难以表达清楚，战争证言和口述史在过去几十年中仍然不断涌现。这类证言是战争记忆的民主化和流行化的一部分，给了大众一个发声和被聆听的机会。数量最多的是有关无助受害者的叙事，其中不断传递着一种和平主义情感，那就是战争的苦难永远不能重演。《朝日新闻》的证言中，还包括一部分施害者叙事和英雄叙事，但数量少一些。后面这两类大部分描述的是有关战争早期经历的记忆，因为那会儿还是胜多败少。也有少量的证言，不同程度地描绘了道德的复杂性。不过，总的来说，绝大部分证言展示的是一个反英雄式的战时日本：在《朝日新闻》的证言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最后看起来都不怎么光彩。

• 战时一代的证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通常被称为“沉默的一代”，因为他们不太愿意谈论自己在当兵时的所见与所为。 [21] 这些老兵在解释他们的缄默时，通常会说“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这个简略的说法，其实是在说那种经历归根结底是无法被描述的，但同时也可以防止别人进一步问起那些让他们痛苦到不愿讲述的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创伤经历的强烈程度（通常是与死亡擦肩而过），那么这种经历的不可讨论性就不奇怪了。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以认识到震惊、悲痛和内疚感不得不被压制，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清、化解和承认。尽管战后日本、德国或者美国的老兵在平民生活遭遇的种种艰难——悲伤、内疚、自我保护、天真不再——看起来很像，但这些人可以用来应对损失和伤害、抚平痛苦的文化选项，却不尽相同。 [22]

就很多日本老兵而言，宣泄和自我认可的欲望随时间发生了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以撰写回忆录和证言来表达自我。在一个对精神保健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的时代，这么做是为了寻找意义和抚平创伤。他们撰写个人的战争叙事，动机很复杂：追悼亡者、通过追悼亡者来抚平创伤、缓解自身因幸存而产生的心理负担、通过重忆创伤来将其克服，或者在一个已不再重视他们的战争经历的社会中寻求认可。这导致他们会对自己的故事有所隐瞒——略去罪行、隐瞒姓名、将恶行归罪他人等等——尤其是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中。随着更多真实直白的侵略记录和内疚、悔恨的供认被公之于众，这类禁忌慢慢开始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兵那些出于保护自己、战友及战争亡者的荣誉而产生的忌讳，逐渐变得宽松了。 [23]

鉴于有史以来第一场国家战败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回归故土后的士兵感到悲动欲绝便不足为怪了，更何况他们还对发动并输掉一场不公、“错误”的战争感到耻辱。 [24] 社会学家吉田裕认为，老兵的自我认同中充满了徒劳、无助、无能和绝望感，以及对日本军队的战略人员和执行人p员的不信任。他们的战后生活总体上并不快乐：他们的内心中，对战时的领导者藏着深深的仇恨和怨怒，对于死去的士兵则有一种沉重的负罪和蒙恩感。此外，在“战后民主”的道德秩序中，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保留意见和矛盾情绪。毫无疑问，他们回到家乡时，身上背负的个人历史需要修复和弥合，但各自却只能独自面对心中的伤痛、愧疚、愤怒和懊悔，缺乏能消除这一切的必要社会支持。 [25]

读者致编辑的公开信专栏在日本的报纸出版业中由来已久，《朝日新闻》的这一实践可以追溯到1898年。 [26] 秉承这种传统，《朝日新闻》1986年开始在读者版发表一系列战争主题的特别来信。大获成功后，该报的读者版“声”每月会定期刊登个人的战争经历证言，每组八到十篇。这一固定栏目今天还有，每月在特别专栏“口述战争”中， [27] 主要刊登战时一代（现已八九十岁）撰写的一些证言，但也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发表其子女写的东西——在发现某些承载记忆的物品，如旧日记、照片或者笔记本之后，对已去世的父母经历的战争进行了“回忆”。一些从中选出的证言经过编辑，目前已经结集出版了好几卷，有些选集还出了英译版。 [28] 据粗略估计，1986年7月至今，《朝日新闻》总共刊登了两千多例有关战争的证言；这座记忆资料宝库既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和其他类型的记忆放在一起探讨。 [29]

回溯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证言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趋势：（1）不论书写人在撰写个人经历时的年龄有多大，有关暴力和濒临死亡的记忆都会对幸存者造成一生的影响；（2）老兵对于所犯罪行的记忆不会消失，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要面对自身的死亡，他们的相关记忆会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3）战争经历，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

整体而言，那些士兵在遥远地区打仗时所遭遇的濒死经历中，创伤占大多数。下面的摘录描述了三名士兵的经历，写作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第一位老兵描述了自己的逃亡经历。当时，美军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登陆后，他所在的部队遭遇了严重饥荒。第二位老兵以前是老师，虽然他曾发誓要为32天皇献出生命，但还是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现在他对自己被教导去信仰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憎恶。第三位老兵十九岁时在新几内亚被俘虏，最终经受住耻辱和恐惧活了下来，周围的战俘曾唆使战友自杀。

我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死了）……活下来的士兵中有很多都身负重伤。绷带里生了蛆，在伤口里蠕来蠕去，发出一股恶臭……食物供给被切断了。我们吃光了野草和植物的茎秆，吃光了昆虫和爬行动物，完全就是营养不良的个案——饥饿咬噬着人们的精神……有的人彻底绝望后，选择了自杀。他们自杀的枪声在山谷中回荡着……有些人当了逃兵……或者和其他日本兵争抢食物。 [30]

我一直想着“为天皇捐躯”。报名参军后，我跟那些来送我的人说：“我回来时，一定是死着回来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想过我的父母兄弟……（但是）天皇陛下终究不是神。那场战争是侵略行为。对我来说，皇军曾是天神之军，但最终却发现，那其实只是个卑鄙的故事。我对自己发誓，永远不会再唱《君之代》（日本国歌）。 [31]

我不想死。我害怕死；我想活下去。那是一种折磨人的痛苦……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残酷地低语着。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东西。 [32]

这些战败士兵的证言揭示了，沦落至赤裸裸的自我保护和濒临体力及精神崩溃边缘时，人会是什么样子。让人不知所措的疲惫与绝望占据了人的主要回忆之时，它还会继续影响包括早期所犯罪行在内的经历。这些有关受苦受难的讲述会引发同情，将注意力转移到士兵面临的困境上，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他们先前作为战争参与者所犯下的暴力行为。如此来说，将无助的苦难作为战争经历的主要事件呈现，就成了一种辩护的立场，是基于战败之后发生的改变，对个人记忆的重新塑造。

不过，这种自我保护的立场，会慢慢让位于谈论罪责感的欲望。 [33] 在二十五年后，年龄相近的老兵（现已八九十岁）举起《朝日新闻》系列的薪火，开始撰写证言，谈论他们的罪责和责任。这些近期的证言，同样聚焦于战争几近失败前的最后几年，但在描述是谁遭受苦难时包容性更强。第一名士兵已有93岁高龄，他回忆了在新几内亚东部撤离时翻越四千多米高的萨鲁瓦吉德岭时的可怕经历。起初他们得到命令，一旦营地失守，不要投降，直接自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后来又接到新命令，抛下受伤士兵撤退。第二名士兵是一位85岁的老兵，他把自己的同情扩展到了全亚洲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上。他供认，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他的小分队曾在（印度洋上的）尼科巴群岛折磨当地平民，原因是怀疑他们向已做好进攻准备的英国舰艇发送信号。他的小分队将这些人杀掉并掩藏了证据。第三份证言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85岁老兵，他写到自己在中国的早期经历。和许多被征入伍的士兵一样，他在中国洛阳屠杀过中国囚犯，并清楚表明，这只是诸多（可能更残忍的）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我们将伤员丢下，给了他们手榴弹……萨鲁瓦吉德岭（新几内亚东部）的撤退是一场同饥饿和劳累的战斗，在丛林中，我们只能睡在树顶上……

有些人下山谷去找水，但再也没回来；其他人走不了路便开枪自杀了。自杀人数不断增多。没有人高喊“天皇万岁”……战争结束时，我们在韦瓦克。战争即地狱。 [34]

我能听到人们被折磨时发出的惨叫。我看到了他们。审讯根本毫无计划；大家能用来交流的字只有yes和no。我们仅凭怀疑就处死了他们……得知战争结束后，由于担心会因为战争罪被捕，上级军官让我们把沟渠里的尸体抬出来烧掉。 [35]

前事难料，所以最好在你被杀前先把别人杀了。这是当时唯一明智的做法……

我用我的剑杀了一名在逃的中国士兵……我永远也不想再看到他那痛苦的脸了……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被杀。弟兄们要是死了，你的复仇欲会变得很强大……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战斗前线完全就是一场令人恶心的生死之战。我至今依然会因此噩梦连连。 [36]

理解战时一代的证言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战争经历会因年龄和应征入伍的年份不同而不同。他们故事中所讲述的不同经历取决于他们是在哪儿当的兵、做了些什么、当时年纪多大、结果如何。现在这些年逾九十的老人，在刚开始和中国打仗时就到了征兵的年龄，因此，他们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经历了整场战争。那些小他们十岁的人，是在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去参战，这一年龄组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也是亚洲大陆侵略行为的一部分。而比这些人小十岁的那一代，则是在压迫的战时体制最高峰时成长起来的，在战争结束前经历过更加强化的思想灌输。 [37] 尽管日本从未设立自己的战争罪公诉制度——与战后的德国形成鲜明对比——但有关施害者行为的证言依然是匿名表述。 [38] 因为老兵组织（战友会）会施压，要求保护战争中死亡的人和其他涉嫌犯罪的人的家庭。 [39] 在这方面，家庭的反对意见有时被认为是老兵发声的最大障碍。 [40] 一些著名的诽谤诉讼案件，可能也阻碍了更多人站出来坦白。

还有无数的战争故事是由女性讲述的，谈的是大后方的经历，同样聚焦于濒临死亡的经历造成的创伤。女性是日本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女性的证言同样与无助、破碎的家庭有关。这类平民故事流露着某种天真，对于那些支持战争的行为或者自身即为发动战争国家的一员，她们基本上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悔恨感并宣称自己在大后方也遭受着暴力的冲击，同样是这种日常折磨的受害者。下面这两份证言，来自两位七十五六岁的女性，她们讲述了在少女时代经历的不同战争创伤。第一位女性描述了（冲绳县）那霸市一次危险的疏散，她目睹母亲和祖父被残忍杀害后形成的内心创伤；第二位女性讲述了父母在东京空袭中身亡后，自己瞬间成为孤儿的经历。几十年后，第二位女性成为原告之一，与其他人共同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对她们遭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炸弹落在后院里，房子（我们在里面躲着）成了一片火海。我摇了摇我爷爷，但他已经死了。我母亲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趴着，双腿已经被炸飞。他们全都当场死亡……

我认识到，当一切都失去后，你甚至都哭不出来。我各剪了他们的一小卷头发，装在了随身的应急包里。 [41]

1945年3月10日，人间成了地狱。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全在东京空袭中死了。我爸爸是律师，他和我妈妈都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我的五感官能消失了，甚至连死尸的恶臭都闻不到。

我一生都被束缚在这场“战争创伤”中，从来都无法跟别人讲起我的恐惧和痛苦……我们这些“惊恐万分”的孩子，花了六十年时间才办成我们的“东京大空袭展”……并起诉政府对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宪法中的第九条，是用310万条命换来的。它是我们为后代留下的和平遗产。 [42]

下面这段话摘自第三位女性的证言，同样七十五六岁的她，回忆了一位神风突击队飞行员，在她看来，这是一位正义、英勇的烈士。作为骄傲的帝国臣民，她的创伤是一种间接性的暴力创伤。同前两位女性一样，她也没有提到日本作为施害国要承担的罪责，没有对此表达任何感受。

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写作文，赞颂我们县第一位牺牲自己的神风突击队飞行员……很多人都来参加仪式（追认少尉为“战神”）。我们到台上大声宣布：“我们会保护大后方！我们一定要打胜仗！”少尉的最后一首诗是那样高尚，让我十分动容……我们学校在房顶设立了纪念堂……随着更多人死去，被挂上去的遗像也越来越多。 [43]

这些女性的证言完全聚焦在自身的创伤和艰难经历上。我认为，很多战时一代的证言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创伤能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传递下去，那么对战争的厌恶或许也可以长存。诚然，《朝日新闻》上刊登的证言要比《文艺春秋》这类保守派出版物上的证言更趋向于谈论对军国权威和压迫的厌恶， [44] 但聚焦于描述战时的艰难经历，却是各类出版物所持政治倾向的共同之处。部分原因与收集和出版战争故事的编辑判断有关。报刊的编辑征集读者证言时，通常会在公告中鼓励某些类型的故事。比如，2002年，当《朝日新闻》征集战争经历的证言时，便要求战时一代的故事“要反映战争的悲惨，传递和平的教训”，要求故事描述“失去的家庭成员和战友，以及战场上悲惨、残酷的经历”。 [45] 同样，《文艺春秋》月刊的一位编辑在1995年的一篇专题稿中，描述了他们要寻找的记忆类型：

纪念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们自己或者是那些难忘的亲属的旅程。日本家庭在彻底的悲观中，在8月15日的暑热中，开始了战后之旅。贫穷、饥饿和破坏……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混乱向我们发起了袭击。战争已经结束五十年了，追溯我们日本家庭从毁灭迈向繁荣所走过的道路，意义深远。 [46]

这种传递战争记忆的努力，带着一丝使命感，希望将这些知识和理解保存下来，使之成为与战时一代的永恒联系。这类苦难故事，以及施害——受害者的颠倒，后来成了日本记忆文化的一项关键特征。或许，日本的记忆文化可以称为在一个战败的社会中有关无助感的讨论。

• 代际之间被压抑的对话：填补空白与抚平伤口

对日本的战后一代而言，在后记忆中回忆那些士兵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那些人也是战争的施害者。根据国际法，日本军队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行和无数野蛮行为。但是，虽然他们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为了我们而战斗、被杀和牺牲。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法否认；个人家庭的逻辑和政治逻辑间的矛盾无法忽视，让后记忆无所适从。“我的家人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父亲再卑鄙，也是父亲。”“保护爷爷！” [47] 一方面想要维护亲人，另一方面又渴望了解真正的家庭历史，个人忠诚与历史真相的困境，正是战后一代人战争遗产中的核心问题。

后记忆之所以对日本战后而言非常复杂，还因为代际间的亲近性和依赖性。长久以来，家庭都是父权体系，具体到日本，更是与长子身份和由性别、年龄定义的权威关系有关。 [48] 因此，年龄层级和年龄准则在战后的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战后日本继续将孝顺长辈作为美德，对批评家长的权威深恶痛绝。虽然家庭的法律架构已在1947年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家庭道德准则的变化相对缓慢。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大多数战时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拥有户主的权威，与早已结婚的子女和孙辈一起，数代人同堂而居。 [49] 这类跨代际家庭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当时的日本社会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有限，而在以资历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下，年轻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平息家庭纷争需要投入的感情，通常包括服从由年龄和性别定义的权威。 [50] 同时，家庭遗产是一项重要的身份来源，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其他道德权威的来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那么，1960年和1968年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或许就如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一样昙花一现，并且仅局限在那代人的极小一部分之中：据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估算，只有5%的年轻人参加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而这些参与者中，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政。 [51] 或许正是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 [52] 尽管战后几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变化，但是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却没有依从同样的趋势。 [53] 这种代际亲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现在：每五个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长大——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这个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54]

代际亲近性的历史背景，在理解战后日本的家族记忆上具有绝对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传递情感记忆的有效性。从那些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成年人的证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1）家族历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形象来填补；（2）他们通常倾向于把战时的父母描述为无助的，因而大体上是无辜的；（3）战争经历，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

• “他是个好父亲”

在探究战后家庭应对黑历史和制造战后身份的策略时，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萨宾·摩勒和卡洛琳·恰格瑙引入了家庭相簿的概念，借指人们为家庭成员构建的正面形象，以此来防止负面家族历史被暴露。在这种保护性的动态关系之下，子女和孙辈在他们的书《爷爷不是纳粹》中，用填补信息空白来抚平创口，强调了家庭成员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品德。这种独立于社会中官方战争叙事的典型特征，同样适用于对修复历史极为重视的日本家庭。 [55] 不过，家庭相簿其实不尽相同。很多人以家庭成员的故事来校准自己想象出的战争故事；一些人虽然对父母的无助感到憎恶，但却认同他们曾经面临的艰难；其他人则觉得自己要编造父母遭受的压力和伤痛。韦尔策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孙辈更容易将战时一代“英雄化”，不过目前在这方面，针对日本孙辈一代的证据并不多。 [56]

在下面三个例子中，“婴儿潮”一代的成年子女讲述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那些有关父辈从军生涯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如何看待父辈的战后生活。他们没有免于听到父辈的战争是一场可耻的事件，但这些子女依然声称对父辈的罪责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在谈到父辈遭受的苦难时颇具防御性，并指出他们的父亲在战后一直在努力过上正直的生活。

二十岁时……我才吃惊地发现日本军队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我记得父亲曾经在中国东北地区待过，于是就去问母亲。她告诉我，父亲是这么说的：“日本军队吹嘘伟大的大和精神……但它的所作所为却禽兽不如。他们在中国到处强奸妇女……”她说，他很生自己的气，并且对于自己作为一名下等兵，无法阻止这一切而感到耻辱。我听了之后，很庆幸我是他的孩子。（黑木弘子） [57]

小时候，我从没听父亲谈起过战争。如果电视上在播战争影像资料之类的东西，母亲会默默把电视关了。这类事情告诉我，战争一定在我父母正值壮年的人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1951年出生之后，父亲发誓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杀戮。他战前曾在县里的畜牧部工作，后来再也没有回去。我母亲也再没有教书。

只有一次，母亲满含热泪地告诉我，父亲对于他的营里发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齿。父亲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静静地微笑了。（岩崎真理子） [58]

我父亲曾是皇家海军的职业军官，爷爷以前也是皇军部队的职业军官。但是战后，他们都遭到了整肃，经历了一些苦难。

父亲不怎么谈论战争，但他似乎一度负责为鹿儿岛（知览町）的神风战机导航。他是侦察机飞行员，但在鹿儿岛湾被美军打了下来……他摔碎了髋骨，但设法从沉没的飞机里逃了出来，然后被一艘渔船救起。我觉得他后来一直在努力（做个好人）。（佐久间洋一） [59]

创伤记忆在家庭中“默默传递”，需要子女以父辈乐观、正面的形象来填补空白：第一位女性弘子期望着，或许她父亲从没与“禽兽们”一起在中国强奸、掳掠和杀戮；第二位女性真理子希望，父亲不再杀戮的决定让他可以从痛苦的经历中有所解脱；最后一位讲述者洋一在战争结束六十年之后似乎仍不知晓父亲和祖父曾经是“施害者”，哪怕两人都受到了美国占领军的整肃。他父亲在派遣（神风突击队）飞行员执行自杀任务方面该负多少责任，也没有得到解答。代际间被压抑的对话让这位儿子希望，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无辜多于有罪，或许通过在战后努力过上正直的生活而获得救赎。这三个孩子都强调了各自父亲的无助：是“一名下等兵”，对“营里发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齿”，或者“被美军打了下来”。这些证言中提到的脆弱和伤痛，恰好完全呼应了前一部分那些老兵的证言内容。

“好父亲”这个主题，不断在很多子女的证言中出现，证明了家庭历史的持续修复。下面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儿子，在写到各自的父亲时，将他们塑造为被战争的可怕经历改变的好人。第一位讲述者隆雄知道，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发生时，他父亲身在南京城，但是并不清楚父亲参与犯罪的程度有多深。第二位讲述者清志在成长期间，父亲发誓要弥补自己在当兵时浪费的时间，因此尽职、努力地工作，他对此感到十分钦佩。然而他父亲后来开始做噩梦、精神崩溃，被惨烈战争的记忆反复困扰着，还开始殴打妻子。

我父亲当时在南京是一名运输员工。我听说他是个好父亲，但在听闻并阅读那些老兵的证言之后，了解到各种掳掠、放火、强奸、处决和生物实验后，我不得不好奇他是否参与过……我对此心情有些矛盾。

我们一定不能让子女和孙辈再被送去打仗了。立场坚定（反对战争）就是对我父亲的纪念。（樱泽隆雄） [60]

我父亲性格温和，以前从不喝酒，后来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家庭破碎了。我母亲精神痛苦，饱受折磨。我父亲一直被战争囚禁着，并在几年后去世。

肯定还有很多像我父亲一样身体和心灵遭受了严重创伤的老兵。所有卷入战争的人都是受害者。（及川清志） [61]

儿子们宣称，他们对父亲遭遇那些改变命运的暴力知之甚少，但是忍着没有进一步询问。从战争结束到儿子们发表证言的这六十年间，伤口并未平复，家庭相册中的空白依然存在。不过，“好父亲”的形象延续了那种人性化的理念，即这些父亲是环境的受害者，是被迫参与战争的——换言之，他们是脆弱、无助的人，除了那么做，别无选择。

• “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

战争记忆确实很难传递，但是，就算它们被压抑下去，也并非真的“被遗忘了”；就算它们一直笼罩在沉默中，还是会在家庭中传递下去。 [62] 战争记忆的默默传递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所围绕的创伤经历，在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还有德国的战时一代及其后代身上，曾被细致的研究。这类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受过创伤的人，沉默并不等于“失忆”，而是一种掩饰不幸的现象，这恰恰证明了处理艰难经历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距离和自我意识，然后这些经历才可能被传递。 [63] 老兵同样不太愿意透露任何可能暗示罪责或耻辱的信息，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家人，避免他们丧失纯真，或者不想被认为是共犯。避免承认可能对亲人造成伤害的信息在战争老兵中很普遍，不仅战败国的老兵如此，连战胜者也一样。 [64]

但是，保持沉默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沉默需要子女的合作，他们也有参与这种沉默遗产。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把不讲的人和不听的人之间的分歧贴切地描述为双层的沉默墙。 [65] 子女或许出于自保，会选择一块“遗忘的面纱”。 [66] “就仿佛在家人之间，还有朋友和邻居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不谈论，不直言，不明确任何联系，以便保护对方。毕竟，事无巨细地追问和诚实地寻找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丢面子。” [67] 子女之所以参与这个协约，是因为他们从父母身上察觉到——不是通过语言交流——这些记忆只有被降到最低，才能承受，于是这就在父母和子女间制造了一种相互间的保护。 [68]

日本的父亲们从战场上回来后，他们的子女同样要竭力面对被压抑的对话。在双层墙的两边，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被触及，最终也不会得到回答。为了解答这些未作解答的问题，很多人走捷径，绕过因果链，辩称如果没有战争，这一切苦难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简言之，不能有下次。对战争的摒弃，以及战后宪法的第九条，共同解决了把好父亲送到坏局势中这一问题。下面三位成年子女的证言，绕过家庭沉默，将家庭秘密转变成为反战的决心。第一位女性恭子很希望父亲谈论在西伯利亚做战俘的经历时别那么忌讳。不过，对于父亲作为殖民官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扮演的角色，她的好奇心似乎就有些克制了。他在战争经历的早期很强力，到了后期则很无助，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被压缩进了恭子对保持反战立场的重要性做出的结论中。

我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他曾是（中国东北）造币厂的一名官员……不得不去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工作。有一次，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有些苦难甚至都没法讲出来。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大竹恭子） [69]

第二份证言中的真由美也从来没有听到父亲谈过战争。她声称，关于父亲的军旅生涯是通过母亲了解到的。她知道他身上遍布枪伤，且清楚地记得全家出去玩时，他的骑马技术让她们大吃一惊，还有有人碰巧用中文问他什么时，他能用中文回答。真由美曾好奇，当父亲拒绝军队的抚恤金、拒绝唱军歌时，这种反战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父亲从来没提过战争。对于那场战场，他唯一教给我的东西就是大腿上的伤疤和内心诡异的阴暗面。现在我做了母亲，也不希望儿子背负我父亲的精神负担。

我想让我儿子知道那种负担和阴暗意味着什么。他应该会想见见他外公。（岸田真由美） [70]

在第三份证言中，贤对父亲在战争结束前战死在吕宋岛（菲律宾）感到很悲痛。1937年，他父亲首度被征召入伍，但贤也在证言中特意提到，父亲在中国并非作战人员，而是在上海的军需处担任无军衔的官员，因此没有犯杀人罪。

第二次被征兵时，他告诉我母亲，这次他也许无法活着回来了……我不敢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感受。父亲，你痛恨战争，厌恶军队。我一定会把你的日记传给你的孙辈和重孙辈。我们绝不会让几百万人白白牺牲。（熊川贤） [71]

贤对父亲的记忆完全来自母亲及父亲的日记，因而与他们的说法完全契合。他十分忠于那份摆在他面前的叙事，并发誓要把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反战信息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中相当重要的一方面，贤相信他是在完成一项父亲无法继续的使命。他将和平主义信息同父亲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名后记忆的承载者。贤是在用他的后记忆制作一本家庭相簿。现在，这本相簿已经同家庭遗产和身份融为一体。

日本再造了许多类似贤和真由美这种有关战争经历的后记忆，其推动力是他们怀有“铭记历史的责任”与坚定的反战承诺。很多战后的子女都“记得”通过这种方式，铭记着父母在空袭、原子弹爆炸、忍饥挨饿、穷困潦倒的无助经历。其他全国性的惨剧来了又走，有些要超过亚洲—太平洋战争对战后一代的直接影响，但是“那场战争”和1945年，依然是权衡道德正直度的指示物和战后道德认同的牢固支柱。 [72] 这条反战信息已固定成为家庭相簿中被一致拥护的高尚教训。它为一场可怕的事件提供了连贯性、完整性和解脱感，将记忆变成了一条意涵丰富的家族信条。 [73] 父母和祖父母的叙事一旦被整合到家庭遗产中，便很少再会被质疑历史细节的准确性。战后几代人的后记忆代表的是一种对家庭团结的肯定和对遗产的道德承诺，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描绘。

无助感这个主题，在下面两份证言中将再次出现，两位属于战后第三和第四代人的女性描述了祖父和曾祖父传给她们的道德遗产。第一位女性幸惠在祖父去世前听他讲过在菲律宾打仗的事，她举例说明了战败后士兵逃亡时的困境，几乎同本章前面那些老兵自己的证言一模一样；她的故事也反复强调了他们在面临死亡时的恐惧和无助。第二位女性宽子是个十几岁的姑娘，她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曾祖父，告诉我们，她听曾祖母讲过从中国东北回国时的艰难旅程。虽然宽子不记得多少细节，但是她对当时的情绪，对曾祖母的眼泪和悔恨记忆犹新。

我爷爷处处都能见到死亡，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十分绝望。逃亡路上，他们吃光食物后，甚至还吃过弟兄们尸体上长出来的蛆……他们一定非常恐惧死亡，常常想起自己的人生、家人和朋友……

战争就建立在所有这些悲伤和眼泪之上。我们必须铲除将人变成非人的战争……如果每个人都为和平祈祷，我觉得和平就有可能实现。（网野幸惠） [74]

我总是很期待去看我曾祖母，她以前老跟我讲她的战时经历。我并没有注意听……直到她死后，我才意识到这些故事有多珍贵……我想不起细节了，但清楚地记得她每年都会默默地流泪，说我们永远不能再打仗。我要把她的话刻在心里，帮助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松原宽子） [75]

显而易见，尽管这些女性缺乏一手了解，但对于家人的战争故事却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要想更好地理解日本的草根和平主义，我们就要将家族记忆中这些缺乏批判和表达情感的维度考虑进去，包括它们如何有效地避免未来的一代代人认为自己也拥有伤害他人的潜力。几十年来，家庭相簿让很多人免受暴力影响，所以和平也成了这些将家庭相簿深藏在心底的人的个人身份。仔细分析一下证言中宣称的无助感和对战争的厌恶便不难发现，“有勇气不发动战争”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道德理念，但不是通过理性的哲学分析，而是个人的情绪化推理。这种理念并不意味着要为前人的行为负责，而是指未来不会再发动一场可怕的战争。

• “他就是个恶霸”

很多成年子女的证言都聚焦在战争对他们个人生活和家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上。他们举例介绍了在破碎的家庭中——缺席的父亲、压力重重的母亲以及很多紧张、失常的关系——长大要面临的种种问题。尤为有趣的是，有些人还公开了他们与父辈的深层冲突，这些父亲的军事独裁价值观，似乎对家庭关系很有破坏性。在这些案例中，真相的交流在家中受阻并非因为尴尬的沉默，而是父亲坚持要将自己的专制观念强加到战后一代的身上，但这些子女却拒不接受。代际之间对彼此的忧惧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子女觉得45远离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父亲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会更安全些。

具体来说，从战场上退役下来的老兵死守着自己英雄化的形象，并将之视为军事权威，而且很可能害怕战败后会失去这种权威，并感到威胁，所以他们会竭力在家中重塑自己的权力基地。这些人没有像本章前面讨论过的那些老兵一样以无助、战败的士兵形象示人，而认为自己是在军事层级体系中依然享有权力和特权的人。对他们而言，参军并不是什么耻辱，虽然他们可能只会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才表达内心的炫耀。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有道德问题的施害者，而是骁勇善战的士兵。日本社会学家高桥三郎曾举例说明这些依旧沉浸于过往军旅生涯的男人，他们之间的感受和独特关系。为保持联系，他们建立了老兵关系组织（战友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战后生活逐渐稳定，这些人开始在这类组织中活跃起来。 [76] 他们定期见面，悼念战争亡者，持续更新名录，与死者的亲友保持联系，还经常会出版新闻简报以及与所在部队有关的历史记录。这类组织很有争议，有相当数量的老兵有意回避了它们，他们痛恨有关暴力的记忆，以及在军队中受到的欺侮。因此，老兵这个群体绝不是铁板一块。 [77]

下面的证言中，三位婴儿潮一代的女性分享了她们的记忆，在成长过程中，她们的父亲很享受他们的战争事迹和军事荣耀。这些女儿公开批评了父亲，认为他们缺乏从人道主义角度反思自身行为的能力，完全意识不到自己作为施害者的罪责。她们并不掩饰自己对战时一代的厌恶。第一位女性浩子，对于父亲无法抛开的军旅生活情结、总是在炫耀的事迹，甚至是杀害平民的罪行，感到难以置信。她毫无保留地批评了父亲。第二位女性敦子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痛恨父亲将她和“现在的年轻人”斥责为“软弱无能的一代”，而原因仅仅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第三位女性不愿透露姓名，严厉批评了父亲和家乡那些助长他狂妄自大心态的人。

父亲又在唱军歌了。他心情好得不得了。我捂住了耳朵。一听到那种独特的节奏，我就心烦意乱。他老是炫耀自己的军旅生涯……他说他没打过仗，可还是在炫耀他所谓的英雄事迹……有一次，他说起在菲律宾当地杀人时太过激动，我忍不住冲他大叫起来。（渡边浩子） [78]

所有的炫耀，那些老掉牙的战争说教——他们太恶心了……他们从来都没有扪心自问过……还口口声声说我们要感谢他们为战争做出的牺牲。狂妄至极！要不是因为战争，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悲痛难过了；我们的通胀会低一些，社会福利会好一些，生活会幸福一些……

说什么战争事迹，他们该多聊聊战争责任吧？（须田敦子） [79]

我父亲出身贫寒，所以在军队当了官之后，他肯定很喜欢那种耀武扬威的感觉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一天没听他讲那些神气活现的战争故事。他说他曾经砍过中国敌人的头；他说他曾让一只狗吃掉一名囚犯……他兴致勃勃地讲，连一丝反省都没有。他就是个恶霸，但我们那个土里土气的小镇还很尊敬他，因为他当过军官。（匿名） [80]

日本社会学家福间良明发现，战争经历的传递行为（继承）有很多种方式，有些牵涉痛苦的自我批评，其他则是令人感觉美好的怀旧。 [81] 在这种意义上，传承战争记忆本身并不一定让大家都感到悔恨，也有可能非但无法增加代际间的亲密，反而会引发恨意，破坏关系（断绝）。前面的例子揭示出，随着子女逐渐开始痛恨父母无力反思和反悔战时的暴力行为，代际关系会产生断裂。这类代际摩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及和平运动的年轻人中间，他们从越南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亚洲遭受的日本侵略中，看到了类似之处。 [82]

最后，另一组为上述证言提供比较的案例，来自战时重要领导人的成年子女为《文艺春秋》这类保守派月刊的纪念特刊撰写的评论。这类有关公众人物的私人故事倾向于淡化父辈的结构性权力地位，转而描述一种“不失尊严的无助感”。语气始终充满同情和体恤，避免对在世的家人造成伤害：一位充满爱意的父亲，在一场他反对47的战争中被杀（山本义正）；一位体贴周到的父亲曾希望停止战争，而且总会哀悼那些死去的部下（今村和男）；一位可爱、潇洒的父亲不得不参加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悲惨战争（西泰德）。 [83] 战争的主要内容是冷酷无情的暴力，实质上被隐藏于照在英雄父辈身上的聚光灯之后的阴影中。这些故事暗示军事机构中有很多反对战争的好人，并将其有权有势的领导人变成了一群富有爱心的居家男人——符合战后社会价值观的英雄形象。

• 家庭归属感和结构性无助感

“世界并不会以‘构思精巧的故事’这一形式呈现自身。”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本章中的战争证言只是一面之词，甚至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 [84] 它们要传达的是经过选择的战争记忆，其组织编排的方式，对于叙述者而言，会产生意义和连贯性。它们也并非对现实的如实描述，而是经过重新组织的叙事，为的是让我们的自我认知具有连贯性，引发情绪上的共鸣。 [85] 因此，我们很容易指责本章中节选的这些狭隘、自我的叙事带有自利偏见，只记得家人的痛苦，却忽略了战争中数亿亚洲受害者遭受的苦难。然而，这些单方面的叙事，也可被认作足够清晰的个人故事，在修复个人历史的伤口时，有助于稳定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避免同外部世界产生危险的政治纠葛。

仔细分析本章中的证言会发现，对于战后的一代代人而言，把视野放得更大些——这一点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其危险之处在于一种深切的无效感或者无助感，而这种感受已经通过家人的战争故事被他们深藏在了心中。像父母那样，战争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压倒性的让人感到害怕。他们仓皇地意识到，如果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中，置于父母曾经生活的极权主义和军权主义社会中，坦率地讲，他们也不会有魄力做出不同的举动。 [86] 因此，当人们感到自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时，无助感便会驱使他们假装冷漠无情。 [87] 由战败叙事造成的这种普遍的无效感，部分构成了战后一代人狭窄、非政治的视野。在他们身处的地方，只有部分信息被表达出来，目的是避48免他们了解到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 [88] 但具体到他们身上，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内容并非指七十年前那场真正的战争，而是说，他们意识到如果面临同样的“杀或被杀”的困境，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令、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剪掉了民众的利爪，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

结构性无助的重要性，通过比较日本和英国的战争证言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后者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效能。 [89] 与日本相比，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1世纪初期向各行各业的人采集的证言，具有典型的坚忍特征，继续向前的决心和对胜利的乐观。就连他们谈到遭遇空袭时，也不会对苦难着墨过多，讲起来既没有大惊小怪，也不自我怜悯，而是团结一致地支持正在打仗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没有发誓要和平，或者宣称永远不会再打仗。很显然，胜利者似乎没有被战争带来的权力剥夺感所拖累。

最近几十年的日本社会，新一代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都比前一代更低。在今天的高中生群体中，大部分人（84%）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白活在人间），嫌弃自己不够聪明、可爱、有原则和自给自足，比例远超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同龄人。 [90] 而且，对于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年轻一代的态度十分暧昧。据报告显示，在很大程度上（47%）说不清是否爱自己的国家。 [91] 这些战后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成长于一个严重依赖权威服从和遵守规范的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激励，也没有多少余地来超越他们被划定的社会和家庭界限。 [92] 因此，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的自我实现变成了创造自己的模糊区，一种介于是否、黑白之间的道德模糊区，以此来应对从父母那里承继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很像精神病学家野田正彰所谓的“无冲突”公民的形成，这类人怯于批评权威，结果甚至都失去了思考冲突的能力。 [93]

儿童和人类发育专家发现，将父亲视为权威的子女，通常会对政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而从不这么看父亲的子女那里，则不会获得多少政治态度，也不会发展出政治倾向，且更多会给出“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94] 因此，父母的指导在建立子女的政治性格上至关重要，对于道德性格的发展也会造成影响。同样，在对子女的道德教导方面，比如教他们不说谎，日本和德国父母的参与度要低于美国和韩国。 [95] 真实性的道德权威度较低，在日本尤为明显（水平大约只有德国的一半）。在这方面没有接受过多少引导和指导的儿童，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学会自信地长大，也不敢冒险超越家庭和国家留下的遗产。

2006年，几乎一半的日本人认为，有关战争责任的讨论和行动远远不够，并且觉得此类努力应该继续下去。 [96] 在很多方面，跨代际的历史修复工程放大了还未处理完的战争道德和政治责任。不过，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先锋在努力冲破结构性无助感的怪圈。很多活动分子和志愿者就在为亚洲战争的受害者——如慰安妇和被强迫的劳工——竭力伸张正义。很多人在NGO（非政府组织）担任志愿者，为中国和韩国原告的诉讼提供支持， [97] 很像本书第一章谈到的那些为家永审判提供过支持的志愿者。此外，一些施害者的后代还主动替先人赔罪，并公开讨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比如仓桥绫子、牛岛贞满、驹井修。 [98] 随着目击者一代纷纷离世，关键人物的战争故事现在开始被后代重新讲述，而他们会出于各自的需要，对战争叙事进行重塑和改造。而传承记忆的任务转手之后，战争叙事的形态、规模和强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民族创伤的新保管人或许会竭尽全力地审慎评判自己的历史，避免自我免罪的倾向，通过这些努力，他们或许能获得勇气和安全感，来重新改变日本对历史的暧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