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

• 第一章战败国的文化记忆
• 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
• 三种道德观:有关文化创伤的分裂叙事
• 阵亡英雄叙事:幸运的失败
• 受害者叙事:大灾难
• 加害者叙事:墮入黑暗的地狱
• 战败文化中的分裂记忆
• 关于本书

以下是我根据这篇文章《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的章节（与小节）整理出的 各小节可能的重要问题 与 关键字／概念。你可以拿来作为读书笔记、课堂提问或写作提纲的基础。

（注意：因为原文没有明确把所有「小节」标号拆开，我主要是按照文中自然分段与主题分段来拆分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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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导入：战败文化与记忆的问题

重要问题：

1. 为什么在国家层面，人们难以完全“忘记”战争创伤？

2. 战败记忆为何被嵌入文化与社会结构中，而不仅是历史叙述？

3. 战败文化的重建在日本的背景下，有哪些关键挑战？

4. 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何在？叙述如何被塑造（选择性 / 主体性）？

关键字／概念：
战败文化（Culture of Defeat）、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集体记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记忆控制权、叙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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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

重要问题：

1. 何谓“文化创伤”？它与单纯的历史创伤有何不同？

2.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事件能够变成“文化创伤”？

3. 选择性记忆的机制是什么？谁有权决定哪些记忆被铭记？

4. 这些创伤性的情绪（羞愧、内疚、愤怒等）如何在文化中被代际传递？

关键字／概念：
哈布瓦赫（M. Halbwachs）、选择性记忆、文化创伤理论（Jeffrey Alexander）、代际传承、道德情绪、主体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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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道德观：有关文化创伤的分裂叙事

重要问题：

1. 在战败文化中，如何根据不同道德视角对战争进行解读？

2. 哪三种创伤叙事在日本社会中被同时存在？它们各自强调什么？

3. 各种叙事在对英雄、受害者、施害者的定位上有何差异？

4. 这种叙事的分裂如何影响国家认同与社会共识？

关键字／概念：
英雄叙事 / 阵亡英雄（“幸运的失败”）、受害者叙事 / 大灾难、施害者叙事 / 罪责与反省、叙事冲突、道德解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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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英雄叙事：幸运的失败

重要问题：

1. 这种叙事如何将失败的战争转化为一种“光荣”牺牲？

2. 哪些文化素材（文学、电影、纪念仪式）常用来强化这种英雄叙事？

3. 这种叙事在淡化国家责任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4. 它对后来代人的民族认同有何潜在影响？

关键字／概念：
“大和号”故事、牺牲与救赎、英雄化、国家叙事修复、隐性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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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叙事：大灾难

重要问题：

1. 受害者叙事如何强调战争的浩劫与普通人的苦难？

2. 在受害者叙事中，国家／军队角色如何被处理？

3. 这类叙事如何被大众文化（漫画、小说、影视）所吸纳？

4. 受害者叙事在日本社会中有哪些争议或限制？

关键字／概念：
《赤足小子》（Barefoot Gen）、反战文学、苦难形象、民众悼念、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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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害者叙事：堕入黑暗的地狱

重要问题：

1. 施害者叙事在日本如何展开？哪些学者或文本是代表？

2. 在这种叙事中，如何处理战争责任与道德自省？

3. 施害者叙事为什么在日本社会中常常遭遇抵抗？

4. 它对日本国内外和解进程有怎样潜在作用或冲击？

关键字／概念：
家永三郎诉讼、战争罪行、侵略责任、公开清算、道德自省、社会记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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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文化中的分裂记忆

重要问题：

1.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记忆叙事无法统一？有什么结构性原因？

2. 在不同国家／案例中（如德国、法国、奥地利）有哪些比较经验？

3. 日本的记忆分裂与其他国家的有何共性与差异？

4. 这种分裂如何影响当代日本的政治与外交议题？

关键字／概念：
分裂记忆（fragmented memory）、交叉记忆、多重叙事、影子比较、元叙事、记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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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

重要问题：

1. 作者采用什么视角来看待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2. 他如何选择、界定研究样本（文本、访谈、媒体等）？

3. 在跨文化比较中，作者如何进行 “影子比较”？

4. 在处理记忆与叙述时，有哪些研究方法或反思需要注意？

关键字／概念：
历史 vs 记忆、主观构建、样本策略、媒体分析、口述史、三角式方法、比较方法、影子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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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把 第二章、第三章…… 每章的小节也拆下来，列出类似的问题与关键词，你要吗？

你說：😀😀😀😀

條例這篇文章的重點與關鍵字詞 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 http://deepltranschinese.blogspot.com/2025/09/1a.html

ChatGPT 說：

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这篇文章“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的重點與關鍵詞，以及一些脉络梗概。若你需要更深入分析或后续章节摘要，我可以继续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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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脉络与主旨

作者基于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 等人著作的 The Culture of Defeat）的理论，试图从文化记忆、国家认同与道德叙事的角度，考察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如何在集体记忆中建构对战争、失败、责任与认同的理解。文中提出：

• 战败不只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成为社会文化中的“创伤记忆”（cultural trauma），影响世代之间的认同与情感。

• 日本对战争与失败的记忆并非单一统一，而是存在多重、分裂、冲突的叙事框架。

• 三种典型的道德叙事——英雄／牺牲者／加害者——在日本的战败文化里相互竞争、交错与对抗。

• 作者主张应从日常生活、家庭、学校、媒体等多个层面观察这些记忆是如何被再生产与传播的，而不仅仅从官方或精英话语角度解读。

文章的后续章节将分别探讨这些记忆在家庭／大众文化／学校的表现，以及战败之后日本在国际与国内中如何定位自己（为何“文化记忆”在战败国家里如此难以抹去，即“正常国家”之争等）。

二、重點摘要（按节／论点整理）

1. • 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与日常生活、代际传承的交织。

   • 战败方为了恢复道德尊严与国家认同，需要通过叙事重构记忆。

   • 记忆与历史不同：记忆是选择性、可重构的，是与当下的利益、情感、道德诉求相关的。

2. 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 集体记忆不是被动保存，而是主动建构。

   • 记忆的控制权争夺体现社会、政治、文化利益的冲突。

   •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创伤性事件如何在集体意识中形成指示器，并长期影响认同和价值。

3. 三种道德创伤叙事类型（日本案例）
   作者以日本为例，归纳出三种主要的记忆／叙事框架：

   叙事类型	核心诉求 / 重点	特点 / 风险
   阵亡英雄叙事 / “幸运的失败”	纪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失败合理化，强调牺牲的价值	容易掩盖日本作为发动战争一方的责任，可能被用作民族主义话语
   受害者叙事 / “大灾难”	强调日本本土及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与受害	可能使日本的战争行为与受害地（如中国、朝鲜）之间的责任淡化或被忽视
   加害者叙事 / “堕入黑暗”	直面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殖民、暴行	最具争议，往往被反对或压制，但对于和解与历史正义很关键

4. 记忆的分裂性与现实困境

   • 在日本社会内，“谁是英雄／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的界定存在严重分歧。

   • 集体记忆不会是一致的元叙事，而是多声道、冲突不断的公共场域。

   • 民意调查、代际差异、政治倾向等都会影响不同人对战争与失败的态度与叙事选择。

5. 日本战后现实与现代挑战

   • 战败后的日本在主权丧失、占领改革、战犯审判等方面受制于外力。

   • 战后重建过程中，日本保守派与反对派对于历史责任与国家认同有不同主张。

   • 进入冷战与后冷战时代，日本在“正常国家”角色、再军事化、修宪等议题上，战败记忆始终是重要背景因素。

   • 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慰安妇、战争赔偿、教科书问题、岛屿争端等）皆与日本对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

6. 研究方法与视角

   • 作者强调既要关注官方话语，也要关注日常生活中家族口述、媒体作品、学校教材、博物馆展示等多种记忆表现。

   • 使用比较视野（尤其与德国、美国、法国、土耳其等战败或有复杂历史记忆的国家比较）来理解日本案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 记忆叙事不可完全等同历史事实，选择何种记忆呈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权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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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关键词与概念

以下是本文中反复出现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词与概念：

• 战败文化 / Culture of Defeat

• 文化创伤 / Cultural Trauma

• 集体记忆 / Collective Memory

• 叙事 / 叙事框架（narrative）

• 道德评价 / 道德解读

• 英雄叙事 / 牺牲叙事 / 受害者叙事 / 加害者叙事

• 国家认同 / 国族身份

• 多样 / 分裂 / 冲突的记忆

• 公开清算 / 记忆政治

• 代际传承 / 口述历史

• 反省 / 忏悔 / 和解

• 再军事化 / “正常国家”议题

• 教科书争议 / 历史认识问题

• 比较视野 / 案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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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一章整理成中文摘要（更精炼版）给你，也可以继续帮你把第二、三章整理出来。要吗？

你說：

這篇文章可以提出哪些問題討論？

ChatGPT 說：

可以，這篇〈戰敗國的文化記憶〉非常適合引申出一些討論問題，涵蓋歷史學、政治學、記憶研究、國際關係與文化心理層面。以下我幫你整理成幾組討論問題，便於課堂、研討或文章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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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憶與歷史的區別

1. 集體記憶與歷史研究有何差異？

   • 記憶是選擇性與情感性的，而歷史力求客觀與批判，這兩者如何互動？

2. 誰決定要記住什麼、忘掉什麼？

   • 政府、媒體、學校、家庭在記憶的建構上分別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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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敗文化的三種敘事

3. 英雄、受害者與加害者三種敘事能否並存？

   • 在一個社會裡，是否可能同時承認士兵的犧牲、平民的苦難，以及侵略的責任？

4. 為什麼受害者敘事在日本社會特別強勢？

   • 例如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記憶，是否掩蓋了亞洲其他地區的苦難？

5. 加害者敘事在日本為何遭遇阻力？

   • 這是否源於民族自尊心、政治保守派的壓制，或是對未來安全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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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認同與國際關係

6. 戰敗記憶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正常化”進程？

   • 日本是否因戰敗記憶而限制了再軍事化？或反過來成為修憲的推力？

7. 日本的戰敗文化對東亞地區的外交關係有何影響？

   • 中韓對日本的歷史責任要求，是否加深日本的防禦心理？

8. 戰敗記憶是否可能成為和解的基礎？

   • 德國透過承認與懺悔走向和解，日本是否可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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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際傳承與日常生活

9. 不同世代對戰敗的記憶有何差異？

   • 二戰親歷者、戰後嬰兒潮、以及現代年輕人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10. 家庭與學校如何傳遞戰敗記憶？

    • 是重點強調犧牲與苦難，還是反省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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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視野

11. 日本與德國在戰敗記憶處理上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 為什麼德國能相對徹底地承擔加害者責任，而日本較為分裂？

12. 其他戰敗或帝國崩潰的國家（如奧斯曼、南方邦聯、越戰後的美國）有何相似或不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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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代延伸問題

13. 戰敗文化是否仍在影響日本年輕一代的國際觀與民族認同？

14. 在全球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中，日本的案例對今日其他衝突（如俄烏戰爭、巴以衝突）有什麼啟示？

15. 集體記憶能否完全“去政治化”？還是永遠與權力鬥爭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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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我幫你挑 5 個最具爭議性、最能引發激烈討論的問題，整理成一個「研討清單」？

ChatGPT 可能會出錯。請查核重要資訊。

第一章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

😀😀😀😀😀😀😀😀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的著作😀《战败文化》（The Culture of Defeat ）

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京。那时候，每天我从家去小学上学时，都要经过新宿区车站的一条拥挤走道，道路两旁是熙熙攘攘的小商铺和售货亭。这个车站是全市最大的换乘枢纽之一，而那条又长又忙碌的通道，则连接着一条新地铁线和一条郊区线路。大约在60年代初，走道两旁开始每天出现😀很多被截肢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穿的棉布军装破烂不堪，很容易让人注意到他们残肢断臂、假眼和其他缺陷。其中一些人会静静地坐在地上或者一直低着头，纹丝不动，任由行人从身旁匆匆而过，其他人则拿着口琴或手风琴，不熟练地演奏些伤感的曲调。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些人来这儿是为了向过路的人😀乞讨，而他们😀展示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虽然是孩子，但其实只要四处看看，多留心一点儿，战争的蛛丝马迹还是很容易找到。有时候，它们就近在眼前，一如那些乞讨的老兵；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里人聊天时，有意无意地听到一些悲惨的故事——躲过了空袭、财产被毁了、亲戚失踪了。作为孩子，我们并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的来龙去脉，或者到底该如何理解它，但我们明白，那是大人们经历过的最具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曾经发生过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种最初的印象和看法，最终影响了我们对那场战争的理解，将之视为一场😀“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

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国家创伤的记忆何以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为什么尽管人们有避免回忆起可怕往事、努力向前看的冲动，有关苦难的记忆却历久弥坚？本书想要借由检视日本时至今日的😀2战败文化来探索这些问题。我考察了😀日本“二战”战败后战争记忆的利害，展示了😀战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国民集体生活中无法抹掉的一部分。我还深入探究了😀战争记忆的实质，因为战争记忆正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争端与不断升级的😀摩擦——后来被总称为日本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所在。

😀战争和😀战败这类艰难经历的记忆延续下来有诸多原因：😀国家的前进轨迹或许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日本在😀1945年放弃主权；😀集体生活必须从灾难性的国家失败中重生；😀失败者名誉扫地，背上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后，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窘境。在此过程中，战败方往往要😀调动崭新和修正后的😀叙事来😀解释惨痛的😀国家失败，😀悼念亡者、😀转嫁责任，从😀耻辱与罪责的重担中😀恢复正常。 ^[1] 为😀战败方😀编织一段前后连贯的故事，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工程，意在😀修复一个破碎社会的道德脊梁。而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理解这个工程，对于😀评价日本的选择——😀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和解主义”（reconciliationism）——以及讨论日本在当下面对的😀国内外紧张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战败对于日本战后的文化有着深刻、长久而复杂的影响。 ^[2] 在😀1945年投降后，😀日本丧失了主权，😀被战胜国占领达七年。在此期间，战胜国几乎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府到法治，从经济到教育，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1948）曾明确地历数了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控告日本的军事领导层犯有破坏和平罪，而且违反了其他战争公约。与此同时，该法庭及亚洲地区无数其他的战争罪行审判，却😀忽略了其他很多人可能犯下的罪责，比如军队、官僚、政府、商业人士，以及——这一点颇具争议性——天皇。自此之后，对于😀谁该为战争负责和谁有罪，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而在裂缝之下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牺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拿出了不同版本的叙述来接受，争论了不同的合理立场，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说到底，问题的答案，是由对😀集体失败、不公和痛苦的个人及政治反应构成的。这类讨论的核心，关切的不只是😀战争的责任，还有😀国家归属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日本的战争记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战争与暴行的😀全球记忆文化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很多动荡、难解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争议； ^[3] 😀对战争罪责与战犯纪念（“靖国问题”）的处理； ^[4] 😀战时强征的劳工、慰安妇和战俘的赔偿与道歉要求。 ^[5] 而这些问题之下对混乱历史的😀矛盾记忆，还激化了日本全国性的争论，即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的七十多年中，日本国内非但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更多争端的出现，不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之间的分歧反而进一步加深：😀强制要求学校使用爱国象征（国旗和国歌）， ^[6] 😀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科书和流行文化中对日本暴行（如南京大屠杀）的处理； ^[7] 😀空袭和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赔偿和医疗保健要求， ^[8] 这些问题持续考验着日本战后身份认同的核心。时至今日，更是在😀“再军事化”，即修改自1947年以来便维系着国民生活的“😀和平宪法”这一关键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对于难以接受😀国家创伤这一点，很多国家并不陌生，在遭受😀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后，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因这类😀失败的记忆而发生改变，例如😀战后的德国和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战争后的法国，😀南北战争后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 ^[9] 面对要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一些国家的反应是将😀败局已定的战争进行😀夸张美化，比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 ^[10] 一些国家将😀阵亡士兵奉为烈士，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11] 而另一些则选择通过😀彻底改革，将焦点集中在😀复苏上，如😀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 ^[12] 研究表明，😀遭受过失败或者占领危机的国家，都会通过不懈的努力，企图摆脱这种屈辱或耻辱，只不过实现的途径会有差异。本书以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的著作😀《战败文化》（The Culture of Defeat ） ^[13] 为理论基础，审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

通过研究战败者向战后的一代代人复述其战争记忆的各种方式，我放弃了关注官方政策和讲话这类业已确立的方法，转而在更广义的战后文化中检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和道德认知的肌理。我通过调查在家庭、大众媒体和学校中流传的😀战争叙事，评估人们是😀如何接受创伤、伤亡、内疚感及羞愧感这类艰难的全国性遗留问题的。我主要将关注点放在😀1985年到2015年，因为在这段时期，战争记忆跨越国界，成了全球性话题。经我分析发现，😀日本的战争记忆不仅被深深嵌入😀日常文化当中，还比😀西方媒体所描绘的😀“失忆”这种单一、夸张的形象更为多样。我认为，日本😀不存在“集体性”记忆；相反，多种道德框架下的😀多种战争与失败记忆同时存在，且争相认为自己才是合理的。我会从😀政治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多样创伤叙事中来证明这一点。接着，我会延展这一调查，探究😀负面记忆如何影响和激发了😀战后的国家认同。

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根据回忆过去的状况不同，😀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 ^[14] 记忆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不可改变，而是😀对现实的表达，经过😀主观构建以😀符合当前的状况。对😀记忆控制权的争夺，植根于当下特定情况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那些关于😀战争、屠杀、暴行、侵略等大规模的暴力和死亡事件的记忆，只有被人们认为密切关系到😀他们是谁以及😀作为那个社会的一员意味着什么时，😀才会成为后续集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指示物。一些事件之所以比其他事件更重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所在的社会，于是在后来想方设法把它们变得更重要了。杰弗里·亚历山大将这个过程称为😀“文化创伤”，其发生的条件是：😀“一个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受了某个骇人事件，这一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在他们的记忆上打下了永远的烙印，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认同。” ^[15] 😀骇人事件成为集体意识中的重要指示物，并非因为它天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磨灭，而是因为它能生成一种😀对话结构，逐渐使它在集体生活中正常化。 ^[16] 在此过程中，对事件的记忆被赋予了文化相关性，被铭记为一种极其有😀破坏性、充满问题的集体经历，并与随之而来的所有😀负面情感一同被纳入集体认同中。 ^[17]

这些顽固的😀负面情绪，是道德行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对于理解文化创伤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再生这一点至关重要。 ^[18] 牢记着😀负面历史事件的文化，会奋力克服伴随它们的情感和情绪。这类情绪不断被铭刻在记忆中，并被传承给后代。它们包括：😀修复受损名誉的盼望；在世界眼中😀重新获得尊重的欲望；😀哀悼损失、从谴责中恢复过来的愿望；在😀失败面前寻找意义与尊严的热望；😀保护家人和亲友不受斥责的希望；😀将大事化小或者假装其从未发生的渴望。😀满足这类渴望和希望是一项持续存在的长期项目，不仅是为了重塑记忆，也为了修复一个😀破损的社会。在这个恢复项目中，记忆被重新调整、生成——为的是😀弥合伤口、😀伸张正义、😀恢复在世界中的道德地位——不过成功程度各异。理解这个修复项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解释清楚😀文化创伤的持久性、😀战败文化，以及😀日本的“历史问题”。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逐渐兴起的“😀记忆文化”中，铭记国家的历史已变得与当下的生活休戚相关。 ^[19] 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史运动、😀新建的博物馆与纪念建筑、😀拨乱反正的政治运动，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些均证实了一个趋势，那就是😀铭记过去已成为缔造集体认同感的一种关键实践。 ^[20]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就是本书关涉的时间段——是日本为了😀展望未来而重新审视国家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这再次激起了过去那些有关如何阐述国家历史的政治宿怨和旧有争议，而公众的意识也被唤醒，并且至今依然未见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代人——😀构成了现在80%的人口——以新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加入争论中，在框定国家层面的叙述中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各代人的不同立场，意味着人们带着更多不同动机来重新框定那场失败战争的历史。与此同时，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又给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种种悬而未决的战争问题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比如激增的😀对日索赔诉讼和道歉要求 ^[21] 、历史教科书中对😀事件描述的争议。这些及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愈演愈烈的事件预示了日本的历史问题，后来引发并加剧了日本在当下国际关系中许多令人苦恼的挑战：😀东亚地区的人民对日本6日渐升高的敌意；😀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愈加激烈的领土争端；😀朝鲜一直以来的挑衅。

记忆文化的时期很值得注意——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历史知识既非板上钉钉，亦非众口一词。在后现代时期，对真相普遍性的断言越来越受到质疑，为构架一种国家层面的元叙事造成了挑战。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在这种搜寻可用历史的行为中，历史表述已经变成了主观化、政治化的课题。 ^[22] 今天似乎已经不再可能拿出一份独一无二的权威历史，在国内和国家之间获得普遍、客观的认同。 ^[23] 而这对东亚地区的社会，比如日本这种现在合法与正当的国家历史知识已经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尤其是一种挑战。 ^[24] 在一个需要对知识进行更广泛重组的后冷战世界中，😀历史相对主义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与官方历史需要灌输某一特定真相的目标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25] 因此，在这个变动不断的时代里，日本涌现出各种激烈争论，新民族主义在那些认为全球性变化威胁到了其自我认同的人中间逐渐高涨，其实不足为怪。

日本计划在灾难性战败后的漫长时期里重新获得道德落脚点，而东亚各国针对战争记忆的争论则正好击中了这一计划的核心。有几个突出话题尤易引发众怒：😀赔偿战时性劳工（慰安妇）、😀为野蛮大屠杀承担罪责（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企图把战争罪犯正名为烈士（靖国神社）。可以想见，这种计划在抱持着各种视角与目标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歧。😀记忆的承载者——日本知识分子、教育家、政治家、律师、评论家、媒体批评家、激进分子和其他😀重述历史的人——为国家的失败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使得构建一种国家层面的统一元叙事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复杂。

我对日本战后记忆这些深刻分歧的分析，是基于德国社会学家伯恩哈德·吉森的类型学——阐释了😀公民社会中对创伤叙事的不同建构。 ^[26] 在日本文化记忆的复杂局面中，我认为，有😀三种互相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它们的不同体现在各自对人为失败的强调程度和对😀战争英雄、😀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道德品质的描述。另外，在😀如何理解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记忆7带来的风险这两个方面，它们也是不同的。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战败的道德解读和各自为国家恢复所规划的道路上。

三种道德观：有关文化创伤的分裂叙事（英雄、受害者、加害者）

对😀战争的道德理解会因时、因地、因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传统而变化。 ^[27] 在植根于西方😀奥古斯丁基督教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中，😀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使用可以有正当的道德理由，这一观点为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辩护。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这种😀正义战争的一个例子，同盟国打败了被认为是非正义侵略者的轴心国。不过，这种植根于西方神学的视角，在广泛的人类历史中并非一种普遍的文化。更普遍、为更多人所使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粗放认知：😀“好战争”是以胜利告终、能够扩大政治权利、提升国家利益的战争。在日本漫长的战争历史中，不同的标准曾各占上风：中世纪以前将😀战争合法化的制度是通过😀王室的授权；😀封建时代将战争合法化的制度是通过😀胜利； ^[29] 而到了现代，则是断断续续地采用西方发起的制度——通过😀国际公约和条约来😀控制战争。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此后日本😀构建好战争和坏战争的概念时，并没有严格遵守什么原则，而是秉承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正义战争的哲学之发展独立于犹太——基督教文明轨道之外，成长于道德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实用生活方式的多神论传统之中，因此并不能轻易“切合”日本的文化语境。 ^[30] 不过日本仍然采用了这一概念为其在“一战”和“二战”中的行为提供理由。按照日本的改动，😀正义战争的框架意味着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天皇而打的“圣战”，目的是😀保护“大东亚共荣圈”不受欧美白人的殖民侵略。1945年的国家溃败后，道德秩序猛然颠倒，日本的“😀正义之战”变成了“😀不义之战”。对此，很多人又回到了😀现实主义者的😀道德相对主义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种😀道德秩序的猛然颠倒和😀对战争的广泛怀疑，基本上注定了战后日本社会中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创伤叙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三种创伤叙事，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深深地印刻在了国民的情感当中。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军事和政治行动的😀道德重要性的评估，以及如何描述😀战争失败及损失造成的😀负面遗产。这三种创伤叙事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不同方向。

第一种叙事强调的是😀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这类叙事采纳的是“😀幸运的失败”这一论点，通过后见之明为战争和国家的牺牲辩护，😀声称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过去那些牺牲之上的。此类英雄叙事通常倾向于提倡一种有关蒙恩受惠的讨论，经常可以在纪念仪式的官方讲话中听到。这是一种改良性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在这种叙事中，😀“灾难”的形象占了上风——一场规模空前的悲剧——强调了由😀残酷军事暴力所带来的全部残杀和破坏。这种有关😀苦难和反军国主义的讨论，常见于家族历史、大众文化故事，以及给予那些在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等被狂轰滥炸的几十座城市中生活的受害者的😀和平主义拥抱中。这种叙事同样倾向于转移注意力，具体而言，是😀从亚洲那些受过日本人破坏但身在千里之外的人的苦难上转移。

第三种叙事类型与前两者差别较大，主要强调的是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实施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这种叙事是😀“堕入黑暗的地狱”，强调日本所施加的暴力和伤害，并不同程度地归咎于日本的😀恶意企图。三种叙事中，这种最艰难也最具争议，它的😀观点及其对😀悔恨的讨论常见诸调查性新闻、新闻媒体、纪录片、学术出版、学者讨论，以及一些老兵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当中。致力于东亚和解的民间活动和友谊组织，基本上以接受这种加害者叙事为先决条件。

众声喧哗的😀记忆叙事与😀道德情感和😀利益南辕北辙，日本对其元历史的描述之所以混乱，原因正在于此。这一问题甚至在😀为战争命名上显而易见：😀由美国占领军施加的战争被命名为😀“太平洋战争”，这个标准名称现在仍然经常在“😀幸运的战败”叙事中被采用。另一个针锋相对的名字叫“😀十五年战争”，主要为日本的进步学者和教育者使用，在😀“堕入黑暗的地狱”的叙事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这个名字表明，在太平洋战争前十年，日本显然已经对东亚地区发动了帝国主义侵略。其他用来避开这类政治倾向性的叫法还包括“😀亚洲—太平洋战争”😀“昭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人们对每个名字所背负的政治包袱日渐厌倦，战争最终被叫成了“😀最后一场世界大战”“😀那场战争”，甚至是“😀历史上那段不幸的时期”。从纪念演讲、历史教科书，再到博物馆展览，这一描述“那场战争”的问题屡屡出现。遍布日本国内的几百家地区性、专业性的“和平”博物馆，必须要解决这一历史问题。他们并😀没有从国家层面全面地展现战争历史，而是只展示了一部分的😀文化创伤历史，有选择性地强调施害者、受害者或者英雄。因此，西方经常批评日本还有很多战争历史没有反省，甚至完全与之背道而驰：这一切与😀国家失忆无关，而是因为多种针对国家遗产与作为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声音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并陷入了僵局。

阵亡英雄叙事：幸运的失败：大和號（戰廢品）

从美利坚联盟国的罗伯特·E.李，到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中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再到《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 ，1968）中的约翰·韦恩，有很多故事讲的都是😀失败战争中的著名英雄。无论英雄们是在哪里、如何战斗，这类通俗叙事使他们的行动甚至是败落被框定为一种英勇无私的牺牲行为。历史学家乔治·莫斯通过检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抚平失败的痛苦，😀纾解幸存者的罪责感，德国是如何将战争中的😀亡者“烈士化”，对这种颂扬阵亡士兵的倾向进行了探索。 ^[31] 烈士化之后，生者可以说，士兵并😀没有白白牺牲。到了日本的版本中，阵亡英雄的叙事常常还为他们博得救赎，具体而言，他们的死在表面上是使得日本的未来更美好、更光明的原因之一，因而是“幸运的失败”。

该类型中的一个著名例子，讲述的是😀“大和”号战列舰上的阵亡英雄，这是日本“二战”历史中为了更伟大事业牺牲的最具象征性的叙事之一。就在日本战败几个月前的1945年4月，号称人类历史上最大战舰的“大和”号，在被派遣执行一项战略上😀毫无把握的自杀式突袭时，连同三千名船员在冲绳北部沉没。这个爱国主义故事回顾了最后时刻士兵在战舰上的情况，以及年轻军官们😀绝望地质疑，😀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赴死的意义究竟何在时内心的挣扎。就在战舰被几百架美军轰炸机的猛烈炮轰炸沉前，😀臼渊大尉发出了那份现在已经很著名的声明，😀认为他即将面临的死亡被赋予了价值，他的牺牲可以成为一种激励，变成为了国家更美好的未来而喊出的战斗口号：

日本太不注重进步了。我们太过注意细节，太执着于自私的道德准则；我们忘记了真正的进步。日本除了在失败后醒悟过来，还能怎样被拯救？如果日本现在不醒悟过来，那它何时才会被拯救？

我们将会成为带路人。我们将以死来昭示日本的新生活。这才是😀我们牺牲的真正意义，不是吗？ ^[32]

这位21岁军官所谓的😀“进步”含义很模糊，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比如😀和平、正义、安全或者繁荣，同样也可以指摘他的😀逻辑矛盾——一个年轻人宣称在为一个他将无法体验的未来做贡献。但是，在将😀进步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中，这个逻辑矛盾正是核心所在，从而催生了日本得以😀重振和复兴这一集体信仰。这首献给亡者的挽歌强调了那些😀直面死亡的士兵所具有的勇气和纪律，但😀没有向下令执行这场没有足够返航燃料任务的国家领导追责并表达怨恨。很多电影、纪录片、教科书甚至是政治演讲 ^[33] 都讲过“大和”号的故事，启发了各种观点，从😀民族主义到😀反美主义，再到😀超国家主义、😀和平主义都有。这类“大和”号上的😀阵亡英雄叙事，没有😀谴责英雄们是侵略战争的施行者，且经常会在大众媒体上被改编、更新。 ^[34] 该类型中的例子还包括畅销书及其改编电影《永远的0》（百田尚树著，2006年出版，2013年上映）和《月光之夏》（毛利恒之著，1993年出版，同年改编电影上映），讲的都是😀有去无回的零式舰上战斗机的飞行员；这些后继的叙事旨在燃起日本战后几代人对阵亡者的感激和赞美。

受害者叙事：大灾难：赤足小子《赤腳阿元》（日語：はだしのゲン）

从已被翻译成67种语言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到那幅在南越空袭中烧伤后赤身裸体在路上奔逃的《😀凝固汽油弹女孩》（1972），有关战争的惨绝人寰与其他灾难中无辜受害者的叙事不计其数。且不论受害者是在何处受到了怎样的迫害，这些叙事都将他们的苦难框定为是残暴无情的压迫、酷刑和不公的折磨这类不可宽恕行为的结果。历史学家杰伊·温特尔回顾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屠杀时提出，对人们而言，😀通过纪念和悼念的文化来😀解释这种大规模的杀戮非常重要，其目的是哀悼惨重的损失，进而抚平心灵创伤。 ^[35] 这种😀“民众的虔诚”在日本的受害者叙事中也很普遍，而且是情感宣泄和寻求救赎的关键要素。 ^[36]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在其中通常都是影子加害者 ，这类叙事会或直白或隐晦地将他们的施害罪责编入其中。

😀中泽启治的半自传体漫画😀《赤足小子》（Barefoot Gen ，1973—1985），可以说是日本这一类型中最具标志性的反战文学作品。作者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故事表现了十足的“灾难”性，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家庭在原子弹爆炸后一天天的艰难求生，为广岛的毁灭提供了一份悲剧性叙事。这本漫画改编自真事，将个人历史与世界历史放在一起，糅合了愤怒、痛苦和绝望的复杂情绪，讲述了核爆炸和辐射的可怕后果，核爆炸的画面细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描绘。 ^[37]

《赤足小子》明确将战争控诉为绝对的恶，而且是日本军队和帝国挑起了这场不计后果、毫无必要的战争，并且无情、无能地误导民众，将他们带向了致命的毁灭与苦难。假如战争能早些停止，假如军人治国的日本能早些醒悟，接受《波茨坦公告》，那么由原子弹造成的所有苦难便有可能避免。《赤足小子》要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诸如国家、军队、天皇、美军和美国医生（从辐射受害者那里采集临床数据）这类权威，永远不能再被信任。 ^[38] 因此，即便故事从毁灭推进到重建新生活时，也流露出愤恨的意味，因为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已经受到了永久性伤害，再也无法挽回，而罪魁祸首却依然逍遥法外。

《赤足小子》的神圣地位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经过过去40年在学校广泛便捷的传播，这部漫画作品影响了战后的一代代人，塑造了民众对军国主义暴力的认识。很多人都承认，童年时期首次从《赤足小子》那里了解到广岛的遭遇后，他们产生了心理创伤。 ^[39] 和安妮·弗兰克的故事被用作受迫害者的故事来教育大众一样，😀《赤足小子》唤起了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12是我们必须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勇气向战争及核武器说不，这样才永远不会再次成为那样的受害者。不过，对于原子弹和轰炸前的那场十五年战争，虽然广岛是一个军事重镇，作品却没有将之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从这部作品中观众无从认识到，当时被日本入侵的亚洲国家对于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大多持欢迎态度（比如，《赤足小子》在韩国便遭到了大部分受众的拒绝）。 ^[40] 大体而言，《赤足小子》变成了一场残酷战争中受害者的故事，😀颂扬的主题是苦难。

像《赤足小子》这类调动起受迫害感的故事，成功地汇入了更广义的😀战败国的文化创伤，所呈现的并不是😀反美情绪，而是一种😀反军国主义的情感。这一类型的故事至今仍然在被创作，主题也相近，都是有关无意义的破坏和道德、物质秩序的崩溃。在这一类型的例子中，有一些则强调了大后方孤儿的拼命与无助，比如《萤火虫之墓》（Graves of the Fireflies ，1967、1988）、《甘蔗田之歌》（The Song of Sugarcane Fields ，2003）和《在这世界的角落》（In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2007）。 ^[41]

加害者叙事：堕入黑暗的地狱：家永三郎

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1963）到讲述美莱村大屠杀的纪录片（1968）以及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流行文化中有许多故事讲述的都是失败战争中那些臭名昭著的加害者。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在何处或者如何做出的，加害者叙事都倾向于将其框定为心理失常、精神崩溃，并投向了暴虐和邪恶的一面。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加害者的历史，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冷血地大规模屠杀波兰平民。 ^[42] 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加害者经过本国同胞的审判，最终被绳之以法。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加害者受到的是战争胜利者和受害者的审判，而非本国人——因为日本天皇被美国占领军免责，加上接下来的冷战，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日本的加害者叙事同样揭露了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犯下的恶行，并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向前看、翻过新的一页、与过去一刀两断，需要的是对个人道德失败的自省。具体到从军国主义暴力中恢复、创伤抚平的问题上，这一途径预设的前提是😀直面自我最黑暗、最无法接受的面向。

在战后的日本，在公众有关战争罪责的讨论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是研究战争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 ^[43] 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原告，曾就应该如何教授国家历史与日本政府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作为一名战争期间😀被动的旁观者，家永出于😀悔恨感，投身拨乱反正中，出版了讲述施害者历史的教科书，宣称就那场战争及其发动方式来说，国家难辞其咎。 ^[44] 他的三场法律诉讼绵延三十二年（1965—1997），让国家历史的关键叙事留在了公众视线中，尤其是战争中的黑暗篇章：😀在中国进行的侵略、强奸和掳掠；😀731部队的生物实验；😀南京大屠杀；😀对殖民地人口和战俘的强迫劳动；😀对冲绳贫民的迫害。 ^[45] 从家永的历史叙事来看，那场战争违反了国际公约，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其动机则是出于日本企图控制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野心，其结果便是一场十五年的战争。他对日本政府批评道：

十五年战争是一场不公不义、不计后果的战争，日本政府一开始的目的和手段便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发动战争和拒绝及时地结束战争，均是政府非法和错误的行为。 ^[46]

😀家永的诉讼唤起了公众对日本作为施害者的认识，激发了公民运动和民间组织的支持，使得他可以继续起诉。第二场诉讼获得有利裁决后，其他历史书编写者也受到鼓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增加了对施害者历史的讲述。 ^[47] 几十种流行的历史书、小说、纪录片，甚至是供学校图书馆使用的漫画卡通历史书，都坚定地讲述了殖民和战争时期日本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其他文化媒体也紧随其后。如本书在第三、四章中即将讲到的，教师、激进分子、艺术家、漫画家和媒体经常会讲述和传播这类故事，使得儿童比过去更多地接触到日本的施害行为，进而为下一代人重现了战争的文化创伤。不过，这类对施害者历史的公开清算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击。诺贝尔文14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因在1970年的作品《冲绳札记》中谈到冲绳平民的大规模自杀与日本军队有牵连，吃了诽谤官司。 ^[48] 今天，最新的施害者叙事依然在媒体上由记者和学者向全国复述着；而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也通过女权和人权活动家成功吸引了更广泛的媒体关注。

战败文化中的分裂记忆（1945日本投降、1949敗逃台灣）

正如这些独特的叙事所展示的那样，一个国家对😀战争（尤其是战败）的记忆，无法制造出一幅整齐划一、全体赞同的图像，而是创造了一场充满分歧和不同声音的公共讨论。事实上，这类多样化的记忆远比人们想象得要普遍，尤其是在事件之后几代人的时间跨度内。 ^[49] 例如，康拉德·雅劳施和迈克尔·盖耶尔针对😀1989年两德统一之后有关希特勒的战争、纳粹政权和犹太人大屠杀“分裂、多重、交叉”的记忆叙事进行的讨论，就表明德国人的个人讲述同样充满了矛盾的回忆。尽管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悔罪，但根据认知、经历和自身利益的不同，😀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和😀通敌者的故事却兼而存之。从根本上讲，这些故事互不相容，无法为整个国家形成一种连贯、统一的叙述。 ^[50] 具体到德国，分裂的记忆源自一套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冷战期间东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代际影响、前线战场和其他战时经历，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假设——这一点对于一个统一的德国而言，已经变得无法摆脱。 ^[51]

法国的战争记忆同样未能带来全国性的共识：有关😀抵抗运动英雄的讨论，在其国家自我认知中，夹杂着😀维希傀儡政府罪行的施害者叙事和😀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的受害者叙事。 ^[52] 奥地利也类似，纳粹吞并的受害者叙事给正义的英雄叙事以及军队联盟的施害者叙事让出了一部分位置。每种叙事提供的都只是“全部”叙事的一部分，而这个“全部”却仍然难以捉摸，互不协调。 ^[53]

😀日本分裂的记忆文化，同样让人联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那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 ^[54] ；后共产主义国家，如😀冷战之后的匈牙利和波兰。 ^[55] 这种近期的比较研究，在解释非西15方国家的困境时尤其充满见地——😀被西方国家打败的国家，不得不修改它们极权主义历史的意义，而且要按照西方对它们该如何“接受”这种历史的预期来改。对于自由的民主国家而言，通过“😀追寻真相”来面对它们的全能主义过去，是一种😀“可接受”和“文明”的方式，这种普遍的观点作为一条共同线索，贯穿了不同个案中的战败文化。这本书以普通的欧洲模式为基础，从犹太大屠杀中吸取经验，植根于西方反犹主义，表明了什么是“适合”被记住的，但这也限制了非西方的文化记忆。它们在竭力处理过错的同时，也设下了复杂的障碍。

具体到日本，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历史中的英雄、受害者和加害者那些污点记忆和模糊情感，通过许多政治争议间接浮出了表面，比如在新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再军事化问题。从日本第一次派出自卫队——日本实质上的常备军——参加联合国的海外维和任务开始（1992年，海湾战争之后），日本士兵是否会再次伤害或者被外国人伤害的问题便一直挥之不去。随着日本因😀911事件的影响及为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1998、2006、2009、2013、2014）而制定了新的安全法案（2004），这类争论还与对赋予自卫队太多权力和再次信任军队领导的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国会中的新民族主义派别成功修订了《教育基本法》（2006），将😀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列入公立学校的教学安排中后，日本儿童可能再次被诱使去😀相信为国捐躯是一个可敬的目标，这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忧虑和另一部分人的希望。这些不仅仅是政治中的鹰派与鸽派间的争议，更是在漫长的战败之后，😀反战国家之间培养起来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出现了裂缝的明证。 ^[56] 今天，随着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日本军队力量不断增长，对于可能再次卷入一场军事冲突的忧虑也日渐增加。对于宪法的新解释——现在将会允许在有限范围内进行集体自卫（2014）——无论人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针对“和平”在一个和平主义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新调整，再加上对上一场由不加控制的军事权力所操控的灾难性战争记忆的推波助澜，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焦虑。 ^[57]

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中，战争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叙事的时间顺序，始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1948）。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世界性战争，作为始作俑者之一，日本难辞其咎。据估计，“二战”的死亡人数约为六千万，而其中三分之一在亚洲。 ^[58] 日本对东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大约导致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亚洲人死亡。死亡原因不仅是战争，还包括针对平民的轰炸、掳掠、强奸，以及饥饿和折磨。 ^[59] 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平民死亡总数十分惊人：日本约有一百万，这包括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和上百座城市的空袭中死亡的人；中国超过了一千六百万；美国约在两千人以下。士兵的死亡率到了战争末期尤其高：日本士兵大约死了二百三十万，死亡率为38%，超过了德国士兵（33%），是美国士兵（2%）的19倍。 ^[60] 由于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面积广阔，食物、药物和弹药的供给中断，所以约有60%—70%的士兵并非阵亡，而是死于饥饿、疾病，或者是干脆被抛弃了。他们的遗骸只有一半得以回归故里，剩下的则至今散落在那片广大的区域中。由于官方禁止投降，只有一波比例很小的士兵被俘虏，1956年，他们中的最后一批才回国。几百万平民和老兵的遣返工作，最终花了几十年才完成。 ^[61]

在法庭上，同盟国以“胜利者的正义”指控日本的军事领导层犯有破坏和平罪，并违反了其他战争公约，明确界定了日本的施害者罪责。对施害者的指控，还包括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这类暴行的罪责。 ^[62] 除了在远东法庭被控告和处决的甲级战犯外，还有数千名低级别的施害者因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犯下战争罪行（1946—1951）被控为乙级和丙级战犯。 ^[63] 然而，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罪责——由无数通常不太有名的施害者所犯——并没有进行全国性的清算。那时已经否认自己“神圣”地位的天皇，也没有被追究破坏和平的罪责，反而逃过了起诉。同样，大部分日本人据说是受了一个欺骗性的军国主义政府误导，也未被追责。成千上万的平民因与战时政府勾结而遭到了整肃，但随着冷战在东亚地区的升级，很多人甚至在占领结束前便获得了赦免。 ^[64]

日本在1952年重获主权后的时间顺序则相对简单。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保守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在政府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对物质增长的需求和稳定经济的要务取代对过去行为的惩罚，成为重中之重，而国家安全和与美国结盟这类政治要务则代替同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的和解，取得了优先权。在一个决心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国家，这些保守派凭借着推动经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逐渐站稳了脚跟，进而获得了制度掌控权，控制了战争的官方元叙事，试图将其描绘成一场😀悲剧性的冲突——是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打，虽然不愿意，但还是勇敢地去战斗。在这一英雄叙事中，当下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是在过去的国家悲剧基础上辛苦得来的奖赏。

然而，反对派对于保守派所谓的“😀不折不扣的进步”抱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进行了强烈反对，并和一系列同样在抗衡的社会组织和运动相联合，其中包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核试验和😀越南战争的教师工会和一些和平运动。这些组织由教育家、知识分子、记者、公会成员和激进人士领导，他们声称，😀战争是由好战政府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这些人不计后果进行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和苦难。中间派的主张则狭窄些，强调的是整场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比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美军数千次空袭中的受害者。在中间派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冲突，由一个运转失常的军国主义政府愚蠢地发起，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有关战争记忆的政治对抗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铭记日本所遭受的苦难上，逐渐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虽然他们对于该把谁定为英雄、受害者或者施害者，如何回忆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亚洲施加的伤害仍然存在分歧，却都记得各自遭受的损失，也无法否认身边那些显而易见的苦难。就此而言，文化创伤可以被正常化，无论是老兵还是平民，无论是富豪还是穷人，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受压迫者，至少可以在他们😀对战争的厌恶上找到共同点。最终，这些演变成了强大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核武器情绪，并成为😀战败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65]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着逐渐兴起的人权和旨在纠正历史错误的转型运动，一种全球的记忆文化出现了。迫于东亚邻国和18国际媒体的压力，日本长期存在的历史清算问题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自我开脱的历史教科书的分歧，官方道歉的艰难，曾经的殖民对象和受害者的赔偿诉讼，有关对战争死者和战犯的争议性纪念，有关博物馆展览的争议，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针对“慰安妇”的赔偿问题。这些曾在战争期间被迫为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开始打破沉默，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慰安妇”的案件逐渐成为一项反对性暴力的跨国女权主义运动，成功引起了世界对女性在战争中所受迫害的关注，同时也打破了被精心制造出来的那种“无辜”的日本兵形象。 ^[66] 这类进展之所以成为关注焦点，不仅得益于全球趋势，还因为制造记忆的条件被一些国内事件改变了，如昭和天皇的去世、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终结、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一些地区性事件，如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重要性方面的崛起。数十年来的种种激烈争议，最终使施害者的历史在流行文化中越来越得到承认，还推动了各种公民运动构成的广泛国际联盟为和解做出努力。

到21世纪初，为东亚地区和解所做的努力引发了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 ^[67] 这是伴随着中国惊人的经济崛起，东亚地区政治力量平衡发生改变，进而对“历史问题”的全球化做出的反应。 ^[68] 面对经济的下行和衰退、失业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日本越来越忧虑，在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他们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增多，比如：在安全问题上要长期依赖美国这位胜利者；在海湾战争（1990）中未能成为胜利者联盟的一员；未能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只为“二战”胜利者预留的常任理事国席位（2005）。痛苦战败的幽灵徘徊不去，日本的一些批评家开始称其为“😀第二场战败”或“😀第三场战败”。 ^[69] 2010年之后，国际与国内争端更是有增无减，其中最明显的包括在边界岛屿的归属权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海两侧的民族主义者仇恨运动，以及更多的道歉和赔偿要求。

我所描述的日本战争记忆中的这些深刻分歧同样可见于几十份全国性民意测验。这些调查揭示出，在对战争遗产的国家清算上有三种分裂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战争及其结果的性质和表现。 ^[70] 回答可以分成三种：（1）战争是罪恶的，本应避免；（2）战争是罪恶的，但无法避免；（3）时局危险，战争无法避免。在推定日本罪责的问题上，这种多样性的回答，对应了本书将会展示的不同记忆叙事。全国性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趋势，比如在2006年，日本最大的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人（34%）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三分之一（34%）的人赞同只有侵华战争才算是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不是；还有10%则认为，两场战争都不是侵略战争；剩下的21%则说不清。 ^[71] 这种分歧，在全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闻》于2006年所做的一项调查中也很明显：三分之一（31%）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不到一半（45%）的人认为，这既是一场侵略战争，也是一场自卫战争。 ^[72] 针对战败文化的多样化观点，在民意测验和全国性调查中一再得到印证，且在各代人中都保持着一种固定的规律；但这些无法单一地通过代际、性别或政党关系来做出解释。 ^[73]

这类分歧自有其后果，尤其在战败文化中：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政治领导者时，日本民众的看法普遍消极：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全世界135个做过此调查的国家中，日本排名第127位。 ^[74] 与此同时，在一项比较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时，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个国家中敬陪末座。 ^[75] 不难想象，面对痛苦的过去，一些渴望修复战败遗产并从中恢复过来的人将其内化后，产生了负面的国家记忆，而这类总体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源于此。

53 國家自尊分數排名（羅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

排名 國家 平均分數

1 塞爾維亞 33.59

2 智利 33.12

3 以色列 33.03

4 秘魯 33.01

5 土耳其 32.14

6 美國 32.21

7 墨西哥 32.04

8 愛沙尼亞 32.63

9 阿根廷 31.24

10 玻利維亞 31.24

11 奧地利 31.78

12 芬蘭 31.76

13 斯洛維尼亞 31.74

14 德國 31.73

15 西班牙 31.52

16 荷蘭 31.60

17 澳洲 31.07

18 希臘 31.29

19 葡萄牙 31.30

20 巴西 30.34

21 波蘭 30.34

22 波札那 30.85

23 辛巴威 30.77

24 義大利 30.56

25 英國 30.55

26 印度 30.44

27 加拿大 30.22

28 紐西蘭 30.24

29 黎巴嫩 30.52

30 菲律賓 29.98

31 印尼 29.88

32 拉脫維亞 29.88

33 法國 29.86

34 馬來西亞 29.83

35 比利時 29.66

36 立陶宛 29.60

37 羅馬尼亞 29.54

38 馬爾他 29.53

39 坦尚尼亞 29.52

40 摩洛哥 29.13

41 南韓 29.17

42 瑞士 29.16

43 衣索比亞 29.24

44 斯洛伐克 28.94

45 斐濟 28.91

46 台灣 28.77

47 剛果民主共和國 28.47

48 孟加拉 27.80

49 香港 27.54

50 日本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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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in 53 Nations: Exploring the Universal and Culture-Specific Features of Global Self-Esteem

53 國自尊分數排名（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

排名 國家 平均分數

1 Serbia 33.59

2 Chile 33.12

3 Israel 33.03

4 Peru 33.01

5 Turkey 32.14

6 United States 32.21

7 Mexico 32.04

8 Estonia 32.63

9 Argentina 31.24

10 Bolivia 31.24

11 Austria 31.78

12 Finland 31.76

13 Slovenia 31.74

14 Germany 31.73

15 Spain 31.52

16 Netherlands 31.60

17 Australia 31.07

18 Greece 31.29

19 Portugal 31.30

20 Brazil 30.34

21 Poland 30.34

22 Botswana 30.85

23 Zimbabwe 30.77

24 Italy 30.56

25 United Kingdom 30.55

26 India 30.44

27 Canada 30.22

28 New Zealand 30.24

29 Lebanon 30.52

30 Philippines 29.98

31 Indonesia 29.88

32 Latvia 29.88

33 France 29.86

34 Malaysia 29.83

35 Belgium 29.66

36 Lithuania 29.60

37 Romania 29.54

38 Malta 29.53

39 Tanzania 29.52

40 Morocco 29.13

41 South Korea 29.17

42 Switzerland 29.16

43 Ethiopia 29.24

44 Slovakia 28.94

45 Fiji 28.91

46 Taiwan 28.77

47 Congo (Dem.) 28.47

48 Bangladesh 27.80

49 Hong Kong 27.54

50 Japan 25.50

关于本书

集体记忆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性的记忆行为，总是根据回忆过去的情况不同而具有选择性。本书在评估战争记忆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回忆，而是把它看成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对主观构建的现实进行的表达。在把这类记忆形成的情况视作文化构建来评估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涉及决策者和知识精英，还要把普通人的情感、价值观和动机也一并考虑进来。因此，我的分析对20战争记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都进行了探索，且使用了广泛的原始资料——从个人证词、采访到大众文化传媒的资料——来探索日本人的国家认同受家庭、学校和社群影响的各种方式。

这类日常情感在很多情境中都有表现：在厨房和客厅，在课堂、报纸、电视、互联网。分析不同环境中的大众叙事，可以洞悉各种有关记忆的道德观和动机。为此，我分析了大众叙事中谈及战争、战败与殖民遗产的内容：报纸社论、致编辑的信、畅销书、高中课本、卡通教育片、电影、动画影片、电视纪录片和讨论、儿童故事、补习学校的辅导笔记、官方和非官方演讲、个人回忆录、网站和博客、公共和私人博物馆展览。我还深入研究了直接和已发表的采访、民族志田野考察和重点小组采访，提炼和破解影响战争意义和战败遗产的文化假设与价值。这种三角式途径的采用，让我思考了在大众媒体、课堂和家庭中日常发生的各种记忆交流片段。 ^[76] 本书主要集中在对1985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进行解读，从社会学的角度展示，近几十年人们在应对道德框架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时，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创伤进行了翻新和重述。在这种探索中，研究探问了在创伤本身最终无法被理解和修复时，个人身上的文化伤疤能否完全愈合，历史的囹圄能否彻底逃脱。

作为一本在全球“记忆文化”背景下评价日本个案的书，我的分析还采用了“影子比较”法 ^[77] ，批评性地运用了从探讨其他社会艰难记忆和文化创伤的著作中产生的概念和观点。由于这类针对德国记忆的批评性著作广泛、多样、全面，所以我会经常借此来阐释日本的一些模式，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比对，来洞悉各种意义的内涵。具体而言，我参考的著作主要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包括阿莱达·阿斯曼、伯恩哈德·吉森、杰弗里·奥立克、加布里埃尔·罗森塔尔、丹·巴昂、奥马尔·巴托夫、德克·摩西、康拉德·雅劳施、迈克尔·盖耶尔。其他对日本个案有所启发的比较，包括了“一战”后的土耳其、越战后的美国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通过这一比较方法，我得以对文化创伤在不同战败文化中的意义进行观察。 ^[78]

我的社会学研究途径建立在很多人的著作之上。其中包括美国的日本近代史学家，如约翰·道尔、卡罗尔·格拉克、亚力克西斯·杜登、劳拉·海恩、马克·塞尔登、五十岚惠邦和弗兰齐斯卡·泽拉菲姆，以及人类学家玉野井麻利子和丽莎·米山。他们对日本社会不同文化情景之下的记忆构建进行的密切观察极具开创性。我的研究还受到了日本社会学家的影响，诸如小熊英二、吉田裕、福间良明、佐藤卓巳、上野千鹤子、白井聪，以及一些研究战争记忆的重要学者，如加藤典洋、高桥哲哉、成田龙一，在日本社会深受战争和战败的负面遗产影响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研究都很有启发性。

本书的基础依据，是这样一个认识论立场：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区别，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模糊的 ^[79] ，记忆叙事无法为历史事件和事实提供绝对的真相。 ^[80] 更确切地讲，在我看来，记忆叙事是一种交流载体，揭示的是叙述者在解决自我认同时的依赖和焦虑。对有争议的艰难“事实”的解读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是因为人们想让过去变得更容易承受，让现在变得更容易接受。不过，这一视角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海量的信息中选择创伤叙事进行考察时，研究将会如何限定选择参数。在本书中，我对创伤叙事样本进行选择时，是通过评估它们的突出性，依赖的指标包括发行量、销售量、人气排名和分布广度。另一个选择标准是传播叙事的文化产品的持久力，衡量标准是传播中的重新创作和媒介类型、评论、广告、博客和其他受众反馈的数量。只要有可能，作为我的样本策略，我会选择具有普遍性的样本，尤其是从五家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的社论、公开的证词和回忆录系列，以及纪念性文学作品中进行选择时。

经过本章的介绍后，第二章会描述战争和战败记忆在日常生活的三个领域中是如何被讨论的，这三个领域包括家庭、大众媒体和学校。我将广泛地举例介绍这类情境中的记忆叙事和它们的叙事者，考量它们不同的国家视野。第二章还将带领读者去认识一些老兵，听听他们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的。文化创伤在他们很多人身上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影响了他们向子女和孙辈讲述战争故事的方式。通过对430个案例的调查，我发现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表现为无助的受害者，并利用这种叙事来修复他们的个人历史。一小部分人承认他们对战争负有责任，但很少有人会谈起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孩子及其子女，则会收集各种故事来构建“家庭相簿”，有选择性地将战争记忆拼凑在一起，组成一套连贯的家族叙事。 ^[81] 这种跨代际的修复工程，实质上是将战争的文化创伤作为某种“切近自家”的东西，而非一件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传递下去。

第三章讲述的是日本在每年8月15日的纪念中如何回忆战争和战争亡者。我会展示在战争罪责和国家牺牲的问题上，政治表演和大众媒体的讨论为什么非但没有让全国团结起来，反而造成了分歧。通过调查1985年到2014年每年8月15日的政治表演，以及报纸社论、电视和电影围绕相关纪念活动进行的讨论，我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日本的记忆制造者面对纠正历史错误的国家压力时曾给予过积极的回应，但到了21世纪初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82] 因此，全球性的忏悔政治对日本的影响利弊兼有。 ^[83]

第四章会阐述日本是如何在课堂上和校外活动中向学生教授战争的。尽管被西方媒体带有成见地指责有为过去洗白的倾向，但日本在向下一代教授战争、和平和国家的历史时，实际上却成功地培养出了和平主义者。这一章会介绍从遍布全国的和平纪念馆，到46本社会研究教科书，再到著名的儿童历史漫画在内的大量教学材料和纪念遗址。负面的情感记忆，尤其是对重复暴力冲突的恐惧，已经被用来有效地推动和平教育。在供儿童学习的战争材料中，除了有关英雄和受害者的内容外，还有比例惊人的施害者叙事。这类文化创伤故事通常会被改编为道德故事，目的是防止重演国家失败。

第五章考量了在成为“正常国家”——一个完全有军事能力发动战争的国家——这个十字路口上的日本。面对东亚地区越来越紧张和不确定的地缘政治，“二战”之后的一代人（现在占了全国人口的80%）必须做出许多决定。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将放眼国际环境，因为全球性的索赔活动，加剧了人们对日本残暴历史的审视。我将提出日本摆脱当下存在的“历史问题”的三种策略，也就是国家主义、和平主义与和解主义，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本书中一再阐述的三类创伤叙事。我将会把这一讨论的焦点，放在目前有关修订战后和平宪法的争议上（目前还从未被修改过），展示过去那场战争的涟漪如何直接影响了今日的决策。最后，我会用日本的个案和德国作对比，思考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教训。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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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ke，“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Olick, In the House of the Hangman.

[2] Dower, Embracing Defeat.Gluck,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Seraphim, 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Igarashi, Bodies of Memory.

[3] 争端分别指钓鱼岛/尖阁诸岛、独岛/竹岛、千岛群岛/北方四岛。

[4] 靖国神社供奉着战争中的死者，包括被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有破坏和平罪并被处死的甲级战犯。

[5] 战争期间，“慰安妇”曾被迫为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

[6] 1999年的《国歌国旗法》在学校中开始推行国歌和国旗的使用。这一争议至今仍在引发诉讼和持异议教师的反对。

[7]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畅销书《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引发了有关“修正主义”历史的争议。该书由藤冈信胜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共同编辑。

[8] 《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援助法》，1994年。

[9] Wagner-Pacifici and Schwartz,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McCormack, Collective Memory.Macleod, Defeat and Memory.Neal, 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10] Blight, Race and Reunion.Schivelbusch, Culture of Defeat.

[11] Mosse, Fallen Soldiers.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12] Zarakol, After Defeat.

[13] Schivelbusch, Culture of Defeat.

[14]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在这个现象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美国社会学家包括Barry Schwartz、Jeffrey Olick、Howard Schuman和Michael Schudson。见Olick、Levy和Vinitzky-Seroussi合编，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15]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1.

[16] Eyerman, “Cultural Trauma.”

[17] Smelser,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Cultural Trauma.”

[18] Margalit, Ethics of Memory.

[19] Huyssen, Present Pasts，p.15.

[20] Nora, Realms of Memory.

[21] 高桥《国家と犠牲》。

[22] Moeller, “War Stories.”

[23]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24] 唐泽《教科書の歴史》。

[25] Yoneyama, “For Transformative Knowledge and Postnationalist Public Spheres,” p.338.

[26] Giesen, Triumph and Trauma.

[27] Barkan, Guilt of Nations.Prinz,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Morals.

[28] Orend, Morality of War.

[29] Friday, Samurai, 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edieval Japan and“Might Makes Right”.

[30] Friday, “Might Makes Right.”

[31] Mosse, Fallen Soldiers.

[32] M.Yoshida,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p.40。在本书中，如报刊中有官方或专业的翻译，我会尽量使用。除此之外，其他的日语名称、信件、演讲大众文本皆由我自己翻译。

[33] 这段被认为由臼渊说过的话，常在语言艺术教材和政治演讲中被引用、复述，比如在2006年8月15日的战争结束61周年纪念活动上，下议院议长发表官方演讲时就曾用过。

[34] 福间《殉国と反逆》，56页。

[35] Winter,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p.119.

[36] Orr, Victim as Hero.

[37] 中泽《はだしのゲン自伝》。Morris-Suzuki, The Past within Us，p.160.Spiegelman，“Forward：Comics After the Bomb.”

[38] Dower, Embracing Defeat，pp.243-4, 248-9.

[39] 伊藤《“はだしのゲン”の民俗誌》，162页。《赤足小子》也是电视重播的保留节目，比如最近在2014年的战争结束纪念日期间，富士电视台在8月14和15日重播了一部根据原作改编的流行电视剧（2007年首播）。

[40] 山中《読まれえない“体験”·越境できない“記憶”》。

[41] 《火垂るの墓》（动画电影，1988）；《さとうきび畑の唄》（电视剧，2004）；《この世界の片隅に》（漫画，2007）。

[42] Browning, Ordinary Men。另见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43] Ienaga, The Pacific War.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战争责任》。

[44] Nozaki, War Memory,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p.154.

[45] Nozaki and Inokuchi,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Ienaga Saburo’s Textbook Lawsuits,” p.116.

[46] Ienaga and Minear, Japan’s Past, Japan’s Future, p.148.日语论文最初出自《歴史読本》临时增刊79-3，引用部分出自家永三郎《十五年戦争による死をどう考えるか》，《家永三郎集》第12卷，1998年，260页。

[47] 荒牧《自由·平和·民主主義を求めて》，233页。

[48] 大江健三郎在2008年胜诉。

[49] A.Assmann,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Smelser,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Cultural Trauma,” p.54.Olick, Politics of Regret.Vinitzky-Seroussi,“Commemorating a Difficult Past.” Smith, Why War?.

[50] Jarausch and Geyer, Shattered Past，p.340.

[51] Herf, Divided Memory.Olick, “Genre Memories and Memory Genres.” Bartov, Germany’s War and the Holocaust.Moses, 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zi Past.Bude, Bilanz Der Nachfolge.

[52]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Lagrou, Legacy of Nazi Occupation.

[53] Art, Politics of the Nazi Past in Germany and Austria.

[54] Zarakol, After Defeat.

[55] Mark, Unfinished Revolution.

[56]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カッツェンスタイン《文化と国防》; 古关《“平和国家”日本の再検討》。Oros,Normalizing Japan.

[57] 2014年7月，内阁有关制定安全法规、保障日本生存和保护国民的决议，“重新解释”宪法，允许在有限情况下集体自卫。对和平主义的意义进行修正是一项持续的政治活动，预计会在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的修改以及国会为符合重新解释而修改安全法律的角力中逐渐明朗。有关这类发展的进一步讨论见第五章。

[58]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p.894.

[59]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

[60] 油井《世界戦争の中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261页。

[61]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

[62] 藤田《戦争犯罪とは何か》。

[63] 战后，东亚和南亚地区约有5700人被起诉，其中4400 人被控为乙级和丙级战犯。7人被以甲级战犯的身份处决，920人被以乙级和丙级战犯的身份处决。见Dower,Embracing Defeat；藤田《戦争犯罪とは何か》。

[64] Dower, Embracing Defeat.

[65]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Igarashi, Bodies of Memory.Orr, Victim as Heroes.

[66] Soh, Comfort Women.

[67] Lind, Sorry States.

[68] Dudden, Troubled Apologies.Gluck, “Operations of Memory.” Seraphim, 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Hein and Selden, Censoring History.

[69] 堺屋《第三の敗戦》；吉本《第二の敗戦期》；《第二の敗戦》，载《文藝春秋》。

[70] 牧田《日本人の戦争と平和観》。Saaler, Politics, Memory and Public Opinion.Seaton,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71] 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検証 戦争責任 1》，209页。

[72] 朝日新闻取材班《歴史と向き合う 1》，230页。

[73] Saaler，Politics, Memory, and Public Opinion.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7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Table 9: Social Integration，pp.174–77。有关日本这一长期趋势的讨论，见Pharr，“Public Trust and Democracy in Japan”；Inoguchi，“Social Capital in Ten Asian Countries”；Putnam，Democracies in Flux。

[75] Schmitt and Allik, “Simultaneous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in 53 Nations.”该调查让人们按照自己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程度，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评级，比如“我能和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我对自己持积极态度”“总之，我倾向于认为自己很失败”。

[76] Eviatar Zerubavel将这种工作称为社会模式分析（social pattern analysis），他借鉴欧文·戈夫曼和格奥尔格·西美尔研究，提出“我们的证据范围越广，发现也就越具有概括性”。依照这一方法，我从大范围的文化情境中选取了案例，希望它们的累积重量可以增加发现和概括性的可信度。见Zerubavel，“Generally Speaking: The Logic and Mechanics of Social Pattern Analysis,” p.134。

[77] 非常感谢Alberta Sbragia提出这一说法。

[78]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79] J.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80]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81] Hirsch, Family Frames.Welzer, “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Enlightenment.” Welzer,Moller and Tschuggnall,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

[82] Lind, Sorry States.

[83] Olick, Politics of Regret.

[84]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