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拒绝为美军击落一架搭载着290名乘客的伊朗民航飞机道歉（“我永远不会为美国道歉。我才不在乎事实是什么”），

这种道歉观点，也呼应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经常被援引的一个例子是，198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拒绝为美军击落一架搭载着290名乘客的伊朗民航飞机道歉（“我永远不会为美国道歉。我才不在乎事实是什么”），《时代》（Time）1988年9月12日，86页。

“摆脱”过去的途径很复杂。西方指责日本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方面努力不够，引来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们对日本没能成为业已确立的西方集团成员之一而耿耿于怀。由于无法在欧洲秩序中站稳脚跟，日本在摆脱耻辱、维护其已确立地位的道路上比德国走得更加艰难。考虑到这种国际的分层后，获得非西方和非白人国家认可的障碍就更高了，而且永远都难以清除。 [28] 因此，对日本来说，民族主义记忆不是为和解而做出的努力，而是想要争得道德和战略上的优势。 [29]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漫长的战败中恢复道德地位，旨在修改战败的脚本，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对靖国神社的贬斥，以及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与韩国和朝鲜的这种关系也应该是“正常的”，换句话说，就是未受到日本罪行的损害且不受宪法约束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而言，道歉并非是一种必须为之的高尚行为，并不能体现道歉者的品格力量和为阴暗历史负责的勇气，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诽谤和贬低的行为，暴露了道歉者的弱点，让对手没完没了地羞辱和贬低日本。 [30] 考虑到前面讨论过的家族记忆中的代际亲近性，战时的权力精英阶层的子女和孙辈强烈反对为日本的战时行为道歉，其实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比如，作为一个政治王朝和家族记忆的承载者，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