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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幻覺下的備戰空殼：我們太高估台灣年輕人的作戰意願

2024年，隨著台海危機持續升溫，台灣政府延長義務役至一年，企圖向國內外傳遞備戰決心。然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旗下刊物卻冷靜提醒：我們可能過度高估了台灣年輕人願意上戰場的意願。台灣的國防備戰問題，並不只是武器與戰略的問題，更深層的是心理、制度與文化上的潰堤。

一、兵役制度：從「掃地役」到「空轉一年」

台灣的兵役制度經歷過縮短、轉志願化再延長，如今雖恢復一年制，但實際內容卻乏善可陳。役男經常反映訓練內容流於形式：打掃、冗長課程、靜態演練，實戰演練少得可憐。根據役男回饋，有人四個月只打了30發子彈，而北約國家新兵每年訓練射擊超過300發。

二、後備軍人：從紙上動員到集體怠訓

每年號稱動員十萬名後備軍人，實際到訓比例卻不到六成。即使來報到，訓練時間也僅短短五到七天，且以靜態課程居多。許多後備軍人將教召視為請假負擔，甚至出現「代訓」與「買假」文化。所謂後備系統，名存實亡。

三、和平幻覺與世代冷感：沒有國防意識的島國

台灣社會普遍活在『和平慣性』中，年輕世代成長於無戰爭的安逸時代，國防議題在教育與媒體中邊緣化。2023年民調顯示，僅38%年輕人願意拿武器保衛家園，更多人選擇逃離或觀望。當國家尚未決定為何而戰，人民自然無從決定是否戰鬥。

【圖1】台灣與他國兵役制度與訓練強度比較（建議圖表）

【圖2】台灣年輕人作戰意願民調（2023年資料）

【圖3】後備軍人到訓率與訓練日數（2020-2022年）

結語：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延長役期，而是集體備戰文化

延長役期只是開始，但若訓練仍流於形式，社會仍維持和平幻覺，國防意識仍未扎根，戰爭來臨時，最先崩潰的將是人心而非前線。國防不是靠一紙命令堆出來的，而是從教育、制度與文化逐層建構的。是時候該問：台灣除了硬體有無準備，我們的心理與信念是否已經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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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

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台灣青年自述的抗爭意願持懷疑態度

辯論 | 社會 | 東亞

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台灣青年自述的抗爭意願持懷疑態度

民調數據無論多麼令人鼓舞，都不應被視為實際戰時行為或社會復原力的可靠證據。

作者：Mor Sobol

2025年4月22日

吳文錦教授與潘信欣教授在近期文章中指出，台灣年輕人並非失敗主義者，調查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雖然（正確地）批評了社交媒體上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但他們引用了最近的學術和專業調查，這些調查顯示，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公眾強烈支持在遭到中國攻擊時保衛國家。

乍一看，這種敘述令人放心。此外，有人可能會說這些調查確實具有像徵意義和政治價值。在國內，它們有助於培養民族自豪感，並宣傳台灣年輕一代致力於抵抗獨裁侵略的理念。在國際上，它們有兩個重要目的：一方面，威懾北京；另一方面，向美國等志同道合的盟友發出信號，表明台灣願意承擔自己的國防責任，而不是簡單地等待國外的幫助。

但這些數字無論多麼令人鼓舞，都不應被視為實際戰時行為或社會復原力的可靠證據。

不幸的事實是，人們在和平時期所說的話和在危機時期所做的事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將調查結果視為戰略事實可能會產生一種危險的虛假安全感。為了理解原因，我們需要更仔細地研究在極端壓力或危險時刻自我報告意圖的限制。

首先，認為人們在高風險情況下所說的話能夠準確預測他們實際行動的想法是存在嚴重缺陷的。社會科學早已警告人們不要做出這樣的假設。早在 1934 年，社會學家理查德·拉皮爾 (Richard LaPiere) 在一項具有開創性且發人深省的研究中，題為“態度與行動”，對當時普遍存在的一個假設提出了質疑，即人們所表述的態度可以可靠地預測他們的行為。類似地，Icek Ajzen 的計劃行為理論明確指出，調查結果揭示的是意圖而不是行動，當出現恐懼、不確定性或感知到的失控情緒時，即使是最強烈的意圖也常常無法實現。

行為經濟學家也也得出了類似的發現。例如，Lacetera、Macis 和 Slonim 的研究表明，口頭表達的意願和實際行為之間存在很大差距。他們發現，人們在調查中經常表達強烈的利他行為意願，但他們的行為對現實世界的條件高度敏感，例如激勵、便利和感知到的努力。

其次，無論是在討論非法藥物使用、墮胎和性行為等敏感話題時，還是在揭示政治或種族態度時，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社會期望偏差。眾所周知，人們傾向於說自己認為應該說的話，尤其是在涉及情感或政治話題時。在台灣，「是的，我會保衛我的國家」是可以接受的答案。說「不」可能會給人軟弱、冷漠甚至不愛國的感覺。這種扭曲可能會在台灣等地被放大，因為兩岸緊張局勢是一個核心政治問題，而進行或推動此類調查的各種機構（包括大學）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政治背景。

第三，即使受訪者是真誠的，也存在重大問題：「保衛國家」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參軍的意思嗎？為戰爭捐款？囤積食物？在 TikTok 上發布支援？由於沒有明確的定義，調查受訪者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問題上。正如施瓦茨和蘇德曼關於調查方法的經典研究所表明的那樣，措辭模糊會導致數據不一致和不可靠。因此，當我們看到 70% 的年輕人表示他們會反抗時，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們是指身體上的、象徵性的還是被動的反抗。

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擔憂在台灣背景下尤其重要，事實上，這些擔憂之前就已經被提出過。

早在2007年，丹尼斯·希基（Dennis Hickey）在其有關台灣外交政策制定的書中就認為，台灣的許多民意調查是“無稽之談”，因為它們存在嚴重的方法缺陷，有時甚至帶有操縱性。十多年後，他表示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保羅·黃 (Paul Huang)指出，這些民意調查不可靠，因為它們詢問的是公眾沒有實際經歷過的高度假設的情景，導致對“戰鬥”含義的解釋模糊且不一致。此外，黃也指出，民調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民調結果被政治化，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準備不足的民眾能夠真正參與戰鬥。

因此，看來，除了各種方法論問題之外，儘管我們對台灣年輕人抱持應有的敬意，我們也必須誠實地對待歷史。與以色列或烏克蘭等國家不同，台灣尚未經歷現代全面戰爭或大規模的民眾動員。自中國內戰結束以來，沒有一代台灣人為了島嶼主權而冒著生命危險。結果是，沒有共同的犧牲記憶，沒有根深蒂固的平民抵抗文化，也沒有可以讓大眾為戰爭真正後果做好準備的世代創傷。

這種脫節不只是理論上的；它在日常行為中可見一斑。儘管台灣社會普遍聲稱願意保衛國家，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人，有保衛國家的緊迫感或集體動力。參軍人數處於歷史最低水平，公眾對國防訓練的熱情仍然低迷，精英或政策圈子之外的人們對民防計劃的興趣微乎其微。許多年輕人積極尋求延後或逃避徵兵的方法，多年來志願入伍人數難以達到徵兵目標。

簡而言之，如果人們真心願意為國家犧牲，那麼這種意願還沒有體現在任何大規模的公共行動中。這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人們在和平時期都不願意付出時間、精力或便利，我們怎麼能相信他們會在戰爭時期獻出生命呢？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使我們假設最好的結果，即大多數年輕人確實願意保衛台灣，但仍然有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他們能做到嗎？台灣國防機構存在系統性弱點，如預備役訓練和動員投入不足、軍隊士氣低落、民眾信任度低、公眾教育或應急方案意識有限，以及缺乏民眾理解或支持的明確國防理論。目前，台灣還不具備將廣泛的民間熱情融入實用的國防戰略中的製度能力。因此，即使公眾願意抗爭，體制也沒有準備好採取行動。

總之，調查數據具有一定的作用。它可以鼓舞士氣。它可以塑造訊息傳遞。它也可以成為頭條新聞。但它不應被視為戰略準備的證據，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公眾或國際盟友不應如此認為。意願不等於能力。象徵性的支持不能取代訓練、基礎設施、理論或領導。

我提出這些觀點，並不是想要否定年輕人對台灣的擔當。相反，它呼籲我們在公開討論中更加現實，更加誠實地評估台灣的實際準備情況。從個人角度來說，作為一個在台灣生活的人，我非常關心台灣的未來，並且由衷地擔心當局和普通民眾似乎都準備不足。在這樣的時刻，我更希望看到人們得到訓練、裝備和組織，而不是只在理論上表達他們的意願。

台灣沒有時間等待危機來臨時看事態如何發展。因此，做好心理、身體和組織的準備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必要的。真正的韌性不是從宣言開始，而是從行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