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臺灣 落花夢「祖國」是一場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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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哲（1905~1982）

　　本名張月澄，父親張聰明因開採煤礦致富，《宮前町九十番地》作者張超英為其子。十三歲就赴日本京都留學，返臺後入日人專屬臺北一中（現今建國中學），後再赴香港英人創辦的拔萃書院，大學入美國人主辦的嶺南大學，以及廣州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就讀。在廣州期間，與臺灣青年組成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中國進行臺灣反殖民抗日運動。一九二七年在上海遭日人逮捕入獄一年多，受到監視與禁足。解禁後再度前往中國，遇一二八事變，轉往日本在東京帝大神川彥松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寫下《國民政府的外交及外交行政》一書。二戰結束後，張秀哲到長官公署工礦處底下的紡織公司任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叛亂嫌疑」被逮捕入獄，經家族營救後獲釋。一九四七年八月出版《「勿忘臺灣」落花夢》一書，但又因故回收湮滅。

 

 

 

《勿忘臺灣 落花夢》

張秀哲  著

寫在出版前  張顏千鶴

張超英談父親 

推薦序

張秀哲寫本書的心境  張炎憲

迷惘的歷史 彌足珍貴 李筱峰

「祖國」是一場惡夢  曹長青

緒言

一、怒吼了我們祖國

二、苦惱的民族理念

三、浪跡彷徨滯廣州

四、人同此心懷祖國

五、黃埔軍校歡迎會

六、黨國元老慇懃問

七、志同道合臺灣人

八、臺灣解放的工作

九、臺胞心情長苦悶

十、愴惶避難離廣州

十一、化名搭船赴上海

十二、日本政府逮捕令

十三、曰警密探兇得很

十四、水上警察留置場

十五、押送船中滅證據

十六、輪船汽車忙接送

十七、警署嚇人「大鐵鍊」

十八、特高夜半傳審問

十九、檢察有意捏口供

二十、入獄相逢淪落人

二十一、獄中妙得通密信

二十二、臺灣法院審革命

二十三、日本政府投獄書

二十四、密電「國聯」廢阿片

二十五、追懷故舊蔣同志

二十六、楊海軍武官與我

二十七、南船北馬到東都

二十八、文章獻國留千秋

二十九、華美晚報的時代

三十、披瀝襟懷留幾句

附錄一 原書說明與版權頁

附錄二 編輯說明

附錄三 張秀哲年表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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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是一場惡夢

看到這個書名，讀者就會知道這是一本關於台灣的書。沒錯，這本書不僅跟台灣有關，更是一個台灣知識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園不被殖民統治、為自由而奮鬥、失敗，最後絕望的心路歷程和血淚故事。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的故事很具傳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他是活躍的台派知識分子，父親張聰明是台灣礦業鉅子，兒子張超英後來成為台灣的外交官。祖孫三代人都做著一個共同的「台灣夢」，它是百年來台灣人掙扎、呼喊，尋求拯救台灣之路的歷史縮影。讀懂這三代台灣人的心，或許就會更清晰台灣人的悲哀究竟在哪裡；由此對台灣的出路在何方有一個新的思路。

在張聰明那一代，台灣人別無選擇，生下來就被定為「日本人」。在台灣這塊自己的家園，卻成為「二等公民」。只有少數非常努力、學業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頭。而張聰明就是這樣聰明的台灣人。他學會日語後，就到日本律師所做翻譯，32歲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編的名人錄《台灣人物誌》。他有超眾的溝通交往能力和銳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尋找到經商之道，去開辦礦山。他聰明過人，眼光獨到，魄力恢宏，最後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國，成為台灣「礦業鉅子」和富豪。

張秀哲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愛。如果他走父親的經商之路，以他的條件和天資（同樣聰明），今天台灣的商賈歷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頁。但他卻倔強地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對經商賺錢沒興趣，一心想的是救台灣，使自己的家園獲得自由。

他認為台灣人勢單力薄，只有靠「祖國」的力量才能獲救，所以單槍匹馬，跑去中國，去找國民黨，去找魯迅，去找各種政治勢力和知名人物，勸說、呼籲他們「勿忘台灣」，幫助台灣人。

這本書，就是作者記錄在中國的遊說、吶喊、並組織救台團體和刊物的過程，讀來很像是一個台灣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不少中國政治名人，像國民黨要人戴季陶、知名將領李濟琛、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曾長期做中國統戰高官）等，都跟本書作者有過接觸。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還是張秀哲在廣州求學時的同窗，他還跟「聰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齡佳人」廖夢醒多次談心和通信，差點成為戀友。

張秀哲當時寫的《勿忘台灣》這本小冊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廣州和日本千葉都曾晤談。張秀哲辦的《台灣先鋒》雜誌，是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李濟琛題的字。可見當年張秀哲是頗為活躍的台灣人。

被無數中國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國大文豪和思想家魯迅，跟張秀哲也有過多次交往。魯迅日記中，有六次記載跟張秀哲的見面，其中一次是記錄魯迅給張寫信。後來魯迅還給張秀哲的譯本《國際勞動問題》寫了序。魯迅寫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贊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筆橫掃中國文化醜陋的魯迅，此時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勞動問題，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了。」但魯迅後來還是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說他要對張秀哲這位台灣青年「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表出我個人的感激」。

張秀哲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中國見人就喋喋不休地呼籲不要忘了台灣，請幫助台灣人結束日本統治。靠著父親的資助，他還創辦刊物，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奔走呼號，發出那個時代台灣人在中國最熱血的聲音。

在日軍佔領上海期間，張秀哲在那裡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灣，被帶上二十多斤腳鐐投入監獄，並以「煽動叛亂罪」判刑兩年。

作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應無憂無慮，作為獨子又備受父母寵愛。被投入監獄後那份難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獄牆關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灣，嚮往祖國。被釋放當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灣人領袖蔣渭水見面，秘商向「國聯」（聯合國前身）揭發日本人要在台灣種植鴉片之事。英文申訴信是張秀哲起草的。此事經國際媒體報導和國聯派人調查，導致日本當局被迫取消種植計劃。結果張秀哲因此在台灣被監視，日子更不好過了。

後來他又返回中國，繼續在那裡爭取「祖國」支持。但正像魯迅給他譯本寫的《序》中所說，中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不贊成寫序的魯迅，能打破慣例給張秀哲這個台灣青年的書寫了序，這裡面可能就有一種對台灣人的愧疚之情。魯迅在《序》中寫到，聽到張秀哲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誰也不大提起」時，「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

無論從思想還是人格來說，魯迅都是中國的異數，他感到對台灣心有餘力不足。但其他的眾多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就沒有魯迅那般悲天憫人的情懷了。對這一點，當時一廂情願、一往情深嚮往「祖國」的張秀哲也感覺到了：「一般祖國的民眾……對我們台灣人，像對異種民族一樣，對『台灣』的一切都覺很隔的樣子。」

但即使感覺有「隔」，被當作「異族」對待，他仍義無反顧、滿腔熱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灣，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蔣介石民國政府駐台灣的領館就是用的張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給了「祖國」的外交機構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屋頂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國」般高興、滿足。後來國民黨在中國潰敗，接替戴笠出任情報首腦的毛人鳳先期來台安排，就把張秀哲家做了總部，屋頂不僅飄揚青天白日旗，還插滿了無線電台的天線。國民黨也感受到張家的「愛國情懷」，所以毛人鳳曾告訴張秀哲的父親，蔣總裁的船隻已安排在宜蘭，意思是一旦共軍攻台，可把張家也一起帶上逃走。

但是「祖國親人」踏上台灣的土地，卻把張秀哲等台灣人的「祖國夢」踩碎了，變成了一場惡夢。在隨後的二二八屠殺中，連張秀哲這樣的「愛國」青年也不能倖免，被關進台北警總情報部的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親的全力營救疏通，最後由國民黨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親自寫條子，張秀哲就可能像無數台灣本地知識分子一樣被槍殺或活活扔進大海。

張超英後來在他那本暢銷書自傳《宮前町九十番地》中寫道，父親被救出後，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整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跟家人都很少說話。「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張秀哲就這樣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種什麼樣絕頂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個滿腔熱血、激昂上進、充滿理想精神的台灣青年，變成那樣慘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但張秀哲並不是個例。人們可以在前台灣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先生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中讀到同樣的故事。彭先生的父親是高雄知名鄉紳領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舉為「高雄歡迎委員會」主任，主持日軍撤離、國民黨軍隊登陸高雄碼頭的慶典。

但彭老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陸的國民黨士兵「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擁擠著下船……」他們「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中國是戰勝國，是來接收的，日本是戰敗國，日軍是投降撤離。但中國軍隊「邋遢不堪」，日本人軍紀整齊，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彭明敏的父親當時覺得無地自容，「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他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在《自傳》中寫到：這些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夫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領他們的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他們一下船邊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親和其他鄉紳組成請願委員會，要求面見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可進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位高聲抗議，結果「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他就被槍決了。」

由於家人全力營救，彭父才逃過一死。但回到家後，他也跟張秀哲一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彭明敏描述說，「父親回到家裡，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從彭父留給子女的三條遺訓，可看出他對「祖國」甚至中國人的厭惡：第一，他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第二，要子孫跟外國人通婚（等於不讓他們再找華人）；第三，後代再也不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這跟張秀哲一樣，也是徹骨地絕望！

台灣另一位知識分子、詩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樣的故事。我看過他早年寫的兩首詩，一首叫「孤兒之戀」，寫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心靈痛苦，那種對自由的渴望，對祖國的懷戀。詩的結尾是，詩人說他希望像一隻掙脫籠子的公雞，「勇敢地跳上屋頂，從咽喉迸出高亢的聲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題為「氣球」的詩裡寫道，他所渴望的祖國終於來了，蔣介石的軍隊登陸台灣，可是他們帶來的是更嚴酷的專制，台灣人像氣球一樣，被繩子拴著，無論怎樣「在風中掙扎」，都無法獲得自由，因為「主人緊緊握著繩索」，而且告訴氣球說，「我時時在監視你，知道嗎？」

跟張秀哲和彭明敏的父親等一樣，巫永福所表達的，都是失望、絕望、幻想的破滅。

張超英曾描繪說，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親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這是一個非常傳神的比喻。火與冰碰撞，其巨大溫差，不僅撕心裂肺，也足以滅掉最後一絲熱氣。

我不知道張秀哲在隨後倖存、沉默的二十多年裡，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後想明白了，自己錯在哪裡？他當年在中國求助時，就隱約感覺到了，中國民眾跟台灣的「隔」，他們把台灣人當作「異族」。他只是朦朧地感覺，但為這種「朦朧」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雖然倖存，但靈魂被「殺死」了。

他的後來做了台灣外交官的兒子張超英，卻想明白了父親錯在哪裡。他在過世前給本書寫的序文中說，父親「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台灣』更是一場落花夢。台灣人只有僅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守護台灣，才能建設台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

所以張超英沒有他父親那種尋找「祖國」的夢幻，而是走了另一條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駐東京時，去密見了台獨聯盟主席許世楷和辜寬敏等。在美國時，密見了台獨運動領袖彭明敏。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前給台灣人演講，張超英也去聆聽，他在自傳中說，「即使遠在海外，顧忌還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張超英身在曹營心系台灣，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國際上力爭台灣的地位和尊嚴。他精通英文、日文（在東京出生），以他父親那樣的激情和活力，廣交美日媒體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獨自運作，促成新聞局長宋楚瑜密見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劃邀請了日本著名傳記作家江口克彥（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秘書，其寫松下的傳記在日本狂銷四百萬冊，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作家）訪問了李登輝總統，寫出《李登輝：台灣人的主張》，轟動台日。連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張超英也是通過美國大牌電視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時報回外交部，為台灣贏得寶貴的應對時間。

但不管張超英對台灣的外交作出多少貢獻，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國民黨總政戰處主任王昇的說法，「你是台灣人哦」。李登輝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對張超英來說，生為台灣人則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後卻自豪地在《自傳》中說，「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唸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生為他們（父母）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

張超英敢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因他身上有父親張秀哲那樣的血性，還由於他有強大的後盾，他的妻子顏千鶴更敢為台灣發聲。千鶴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顏會是著名富商，名滿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梁實秋）就讀，後為離家近，改考台中東海大學，是首屆外文系畢業生。當年張超英追她很苦，無數次往返台北台中，時常因買不到火車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傳中說，「站久腳酸，就兩腿輪流休息，留一隻腳撐著」，為此他俏皮地對千鶴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鶴』字，我才需要忍受單腳獨立之苦」。

由於張超英的祖父聽到毛人鳳表示蔣介石已準備逃跑的信息，認為台灣不保，所以賣掉了礦山，而張超英的父親張秀哲也全然沒有經營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為台灣做事。所以到了張超英這輩，已是只能靠公務員的薪水度日。幸虧顏千鶴在美國獲圖書館系碩士學位，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有份穩定優厚的薪水，才使張超英能天馬行空，從紐約到東京，把心力都用在台灣外交上。

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跟台灣斷交時，美國三大電視之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訪問紐約的台灣人教會，顏千鶴受訪時竟直言：「我對美國和中國建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和中國來代為作主。」當晚這番話在美國電視播出。張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時，已準備好丟掉職務。後來上司保他，報告台北說，是張太太過於緊張而說了錯話。但台北派人來查問時，顏千鶴竟擲地有聲地回答：「我沒有緊張，也沒有說錯話。」

張超英和彭明敏一樣，父親對「祖國」夢幻破滅，所以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再對什麼「祖國」有幻想，而是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就像半個世紀前彭明敏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中所說：結束國民黨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新國家，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有言道：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張超英的祖父和父親，彭明敏的父親，都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典型。而張超英和顏千鶴夫婦，則是千千萬萬「苦莫大於心不死」的代表。父輩錯誤方向的台灣夢破碎了，他們用兩代人生命的代價，讓張超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認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實現你的台灣夢。

千鶴女士堅持把這本先生父親的舊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灣內憂外患之際，提醒台灣人，認錯「祖國」的慘重代價，認清台灣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義。她不是「鶴立雞群」，而是和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心有靈犀。今天新一輪的台灣夢，就是台灣人要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奮鬥，奪回一個自己的家園！

曹長青

寫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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