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滿與漢：辛亥革命

第四章

辛亥革命

清廷的军事反应

清廷的政治反应

反满暴行

南北和谈

退位及其条件

结语

辛亥革命始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结束于四个 多月后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的退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 朝,结束了满人对中国长达286年的统治。

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 王载沣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对开始的起义在军事上采取了相当 有力的回击,但是他随即深陷于资政院第一届会议以来还没有解 决的大量政治问题。

革命爆发后的一个月内,载沣被迫放弃了有 争议的“皇族内阁”,屈从于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高涨热潮。

同 时,革命在湖北以外的各个地方迅速蔓延,并吞没了其他各省的 各个旗人社群。

由于无论在言辞上还是在行动上,这场革命都被 赋予了反满的色彩,因此受革命波及的各地驻防八旗似乎都面临 着族群灭绝的威胁,而且他们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应付。

一些驻 防八旗得以相对安全地在革命风潮中保存下来,而其他的则没 有这么幸运。

清廷最终认识到了抗争也是徒劳,不得不立即召 回袁世凯,将清朝的前途交付到他的手上。

代表北京的袁世凯 与南方的革命力量进行谈判。

但这些谈判只是导致了清帝的 退位。

清廷的军事反应

武昌起义在10月10日晚上打响,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被述说 得最多的事件,但是在大量欢呼性的叙述中很难看到关于清廷对 这场起义及随后的革命战争应对情况的只言片语。

事实上,在载 洋摄政初期,他和两个弟弟就对朝廷的陆军和海军倾注了很多心 血,而陆海军也在革命开始的三周显现出了自身的实力。

他们对 革命军展开了一场有效的反击,并于11月1日从起义军手中夺回 了汉口,使这场反击达到了一个高潮。

北京的统治者在10月11日下午就知道了武昌的这次起义, 他们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内阁协理大臣 那桐正在接待一些外国使臣,当时法国驻华公使告诉了他这一消 息。

那桐撇开宾客,迅速来到总理大臣奕劻的家里,这里已经聚 集了其他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

在这里,他们浪费了整个白天和 晚上,当然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坏消息。[1]到12日早上,整个武 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都已经落入了革命军之手。

大 部分湖北新军都背叛了,其中黎元洪(1864-1928)是陆军第二 十一混成协统领,他被说服加入起义队伍,并被推举为湖北军政 府都督,不久军政府就囊括了绅商两界的知名精英。

当时仅有两 个营和张彪统率的第八镇还效忠于清廷,他们撤退到刘家庙(刘 家祠堂),这个村子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终点站以北的六英里处。

 同时,在长江中一艘炮艇上的避难处,湖广总督瑞徵,这位具有 改良思想的满人——————他以前是张謇立宪派中的一员———电奏清廷, “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2]

摄政王(自称大元帅)立即命令陆海军驰援武昌。

他的主要 顾问是军谘府的载涛、毓朗,海军部大臣载洵,陆军部大臣荫昌, 所有的人都是满人。

除了荫昌,所有的人都是王公。

根据他们的 建议,10月12日,载沣让荫昌掌握军事大权,带领两队新军增援 湖北。

载沣直接指挥改编后的海 军———————海军提督萨镇冰统领的巡 洋舰队、程允和统领的长江舰队———————尽 快从上海挺进长江。[3]两天后,载沣试图谋求袁世凯的帮助,但没有成功。

1909年1月,北 洋新军的创建人袁世凯被朝廷以莫须有的足疾为名,勒令回到家 乡河南北部的彰德(今安阳)养病。

此后曾有大量把他召回朝廷 的建议。

最近的一次,是在“皇族内阁”争议纷飞的时候,一些 批评内阁之人将袁世凯看做取代奕劻成为总理大臣的最佳选择。

 直到那时,摄政王仍然对这些建议装聋作哑。

但现在,他被迫发 布谕令,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取代被撤职的瑞澂),并授权他 与陆军部大臣荫昌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一道,拥有联合指挥权。

然 而,袁世凯声称自己的足疾尚未痊愈,拒绝接受任命。

但是从袁 世凯在隐居地的个人电报资料来看,他当时曾向清廷提出了一些 人事方面的建议,被清廷迅速采纳了。[4]

让荫昌统领军队对抗湖北的革命军,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选 择。

荫昌是满洲旗人,他兼理外交和军事两重事务。

作为京师同 文馆的一名早期毕业生,荫昌是第一个出国(德国)留学的中国 人。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荫昌曾任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 总办。

还在义和团运动善后事宜的谈判中当翻译,并随同载沣去 德国谢罪,担任两任出使德国大臣(他甚至与一个德国人结婚)。

 1910年,荫昌成为陆军部尚书,当时他的前任铁良因为被宗室王 公毓朗和载涛抢走了风头而心灰意冷,于是辞去了陆军部尚书的 职务。

在批评者的眼里,荫昌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 好的职业军队指挥官,因为他的指挥官生涯大部分都是在衙门中 度过的。

禁卫军第一协统领良弼认为,荫昌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声 誉依靠的是他的外交经验,而这是靠不住的。

但是,作为在职陆 军部尚书和一名满人,荫昌成为一名前线指挥官,也是当时朝廷 合乎逻辑的选择。[5]

14日,载沣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了由哪几支军队随荫昌前往湖 北,以及如何调度他们手中的其他军事力量。

由于最近朝廷对全 国军队进行了重新集中和改编,陆军部已经直接控制了新军第一 镇到第六镇(也就是以前袁世凯的北洋军)。

摄政王也亲自指挥新 的禁卫军,还不到一月前,他刚刚参加了禁卫军的校阅仪式。

恰 好,这七支军队中的五支,与来自第十二镇的一个混成协,刚被集结到北京东部的滦州(今滦县),准备在10月17日开始年度军 事演习。

载沣立即取消了军事演习,迅速把这些军队重组为三军。

 第一军由荫昌统领前往湖北,这支军队由第四镇和来自第二镇和 第六镇的两个混成协组成。

禁卫军和第一镇的士兵基本上都是满 人,这两支部队被编为第三军,负责守卫京城,他们被召回到北 京,置于摄政王弟弟载涛的麾下。

载涛曾负责禁卫军的组建,也 是军谘府大臣。

余下的军队,包括驻扎滦州的第十二镇混成协和 其他两支在外地的部队————山东济南的第五镇和吉林长春的第三 镇————组成了第二军。

军谘府正使冯国璋统领第二军,他们是荫 昌第一军的后援。[6]载沣的这一安排是要让主要由满人组成的第三 军留守京畿,而主要由汉人组成的第一军则被派往前线,这明显 带有“以汉人对抗汉人”的味道,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被革命 者谴责的一个政治方针。

荫昌率领着这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以非凡的速度从模拟战 场滦州向真正战场武汉进发。

他们坐火车通过北沈线(滦州位于 京沈线上),然后转到京汉线,六百多英里的行军仅花了大约四十 个小时。

第一分遣队士兵早在10月13日就已向南方进发,两天后 第二十二步兵团——部开始到达汉口北郊。[7]荫昌自己在15日离开 北京。

他经过河南北部时,停下军队前去与袁世凯协商。

袁世凯 在一两天前拒绝了联合指挥的提议,他警告这名满人统领不要轻 视革命军。

17日夜里,荫昌的军队到了河南南部的信阳,他停下 来等待其主要力量第四镇的会合。[8]就在等待之时,清军在18日 遭受了一点小挫折,革命军对位于刘家庙张彪的小股部队进行了 出奇不意的打击。[9]然而,张彪的大部队撤退到滠口北部不远处, 清军需要重新集结。

协统王遇甲率领的第四镇也于21日到达滠 口,两天后,荫昌把他的指挥部推进到了离汉口仅四十五英里的 孝感。

同时,随着长江舰队的到来,萨镇冰也到达武汉,随他而 来的是巡洋舰队第一巡洋舰“海琛号”(其舰长荣续是满人),还 有一支大约由十支炮艇和鱼雷艇组成的小舰队。[10]

在10月21日前后,清朝的陆军和海军都做好了向武汉革命军 反击的准备,然而直到10月27日攻击才正式开始。

攻击的延迟后来证明对清王朝来说代价是昂贵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在 延迟的六天时间里,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湖北全省,并于22日席卷 了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24日席卷了江西九江。

为什么会出现这 一致命的延迟?
可能由荫昌的过分谨慎和他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 的经验缺乏。

也可能,正如大家所言,由他的下属犹豫不决,其 下属大部分都是袁世凯的旧属,他们在等待其首领从放逐中归 来。[11]

当然,当革命军在武汉悬挂上革命旗帜,当革命军的同情 者在其他省份纷纷起义时,清廷开始了召回袁世凯的努力。

据一 份广泛转述的材料(很难证实),在袁世凯拒绝了总督的任命之 后,内阁大臣奕劻派遣协办大臣徐世昌前去与其老上司袁世凯秘 密协商。

20日徐世昌在彰德拜访了袁世凯,他后来报告说袁世凯 坚持清廷必须答应六条要求,才愿意回朝廷效力。

其中两条是袁 世凯必须被赋予对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而不是联合指挥权,以 及必须保证他得到足够的资金。

这份材料很难查证核实。[12]无论 如何,载沣让步了。

10月27日,他发布了一道谕令,任命袁世凯 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在湖北的陆军和海军。

根据袁世凯先前 的建议,荫昌被召回到京畿,表面上是他作为陆军部尚书要集中 指挥,实际上是让冯国璋代替他指挥第一军;载沣命令段祺瑞接 替冯国璋统领第二军,并让袁世凯全权指挥冯国璋和段祺瑞。

冯 国璋以前是陆军贵胄学堂总办,时任军谘府正使,在19世纪90年 代中期,他和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幕僚。

摄政王告诉荫昌在返回 京畿之前等待袁世凯的到来。[13]

可能不是巧合,清廷在武汉的反击正好开始于10月27日,这 一天也是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日子,但是荫昌仍然在战场 指挥军队。

对于清朝的前途命运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在 陆地上,王遇甲率领的第四镇和王占元(1861-1934)率领的来 自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从长江驰援而来的萨镇冰的舰队,沿着 京汉铁路两边从没口向南挺进。

尽管遭受了顽强抵抗,但是清军 仍然把革命军赶回了汉口。

到第三天晚上,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 了长江码头附近的外国租界区,到达了铁路的终点站。

这是北洋 军的第一次实战,他们表现得很好。

根据拉尔夫·鲍威尔的估计,“使用的战略是同时代西欧各国曾使用的。

在清廷海军舰队(萨镇 冰的舰队)的枪炮掩护下,保皇派部署了一队散兵,散兵后面跟 着一支密集编队的军队。

当散兵利用掩护向前挺进时,他们得到 了主力炮火的支持”。

10月30日,当部队占领汉口后,荫昌才把 第一军的指挥权交给冯国璋。

当他带着清朝渴望已久的胜利返回 京城时,在信阳遇到了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已经接受了钦差大臣 的任命,并向南朝着湖北前线进发。[14]

当冯国璋从荫昌手中接过指挥大权时,汉口还有一片区域没 有收复,那就是华界,这一地区沿着汉江一堵围墙与汉阳隔离开 来。

一些革命军在华界的拥挤角落中寻找避难处,而其他人则继 续喝着酒,一副散乱而毫无抵抗力的样子。

冯国璋忽视了袁世凯 之前要他谨慎推进的建议,继续前进并开始攻击华界。

不管是有 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他确实这样做了。

清廷的炮兵猛烈炮轰, 立即将华界变成了一片火海。

根据很多描述,当时的华界变成了 一个“大熔炉”,一个“绝对的地狱”,之后则是“一片焦土”。

两 周后,来自红十字会的两个西方医生报告说,这个城市的四分之 三已经被完全焚毁,虽然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失去了生命,但大 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

冯国璋焚毁汉口的荒唐举动,立即在新近 重新召集的资政院内引起了一股政治怒潮,并使清廷取得的胜利 变得暗淡无光。

然而,这次攻击也确实迫使坚守共和的革命军撤 离了这个城市。

11月1日,随着最后的革命军撤离到汉阳,清廷 又完全控制了汉口。[15]

然而,袁世凯没有因为清廷在汉口的胜利而乘胜追击。

当时, 革命军处于混乱和守势,但朝廷的军队数量多,装备精良,训练 有素,能够比较容易地收回汉阳和武昌。

举例来说,海军统领萨 镇冰就相信清廷在武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

但是,袁世凯声称北 方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休息。

为了让自己在与清廷的谈判 中取得最大权力,袁世凯让冯国璋停下进攻的步伐。[16]

然而,汉口的胜利,以及之后在汉阳和武昌的胜利,都不足 以挽救清廷的命运,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在10月27日到11月 1日之间,也就是汉口被收回的期间内,对于清廷而言,整体局势变得更加糟糕。

革命的浪潮已经从湖北蔓延到长沙、西安和九江, 开始在另外三个省份的三个城市扩展开来:山西太原、云南昆明 和江西南昌(再次)。

10月29日山西的起义尤其具有威胁,因为 太原靠近京城。

此外,同时发生的还有滦州的“兵谏”,在这次抗 议中,直隶新军的军官要求清廷在政治上进行广泛革新。

这些威 胁从东到西不断发生,载沣统治的清廷最终意识到革命的爆发不 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清廷的政治反应

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12天后按计划重新召集的资政院, 使得春天以来陷入沉寂的大量政治争议再次活跃起来,尤其是反 对“皇族内阁”和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和以前一样, 摄政王极不情愿地做出让步。

然而,到了10月末,由于整个军事 局势开始恶化,摄政王没有选择,只好屈服于长期存在的彻底改 组政府的要求。

然而,涉及满汉关系的其他一些问题依然悬而 未决。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反对奕劻内阁和赞成召开国会的怒潮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沉寂之后再次爆发。

10月16日,江苏巡抚程德 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是应上海立宪派张謇的要求草拟的,呼 吁清廷采取两项基本改革措施来获得民心,并阻止当前的“政治 革命”演变成“种族革命”。

一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贤能之 人组成新内阁,并完全对皇帝负责;
二是加紧颁布承诺的宪法, 摄政王已经将宪法的颁布日期从1916年提前到1912年。

赋闲在彰 德老家的袁世凯,也声称给了清廷同样的建议。

根据当时媒体关 于徐世昌拜访袁世凯的报道,当徐世昌在10月20日见到他时,袁 世凯不仅要求给予他在湖北的军事全权和为他提供充足的补给, 而且要求清廷对四个政治问题做出让步,即“明年即开国会、组 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解除党禁”。[17]

10月22日,第二届资政院会议如期召开,汉军旗人李家驹 (1870)取代生病的世续成为资政院总裁。

一些自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是会议的主题。

10月26日,资政院 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成立“完全责任内阁”,国会从1913 年提前到1912年召开,在皇帝颁布宪法前,资政院可以“会议” 由溥伦等人即将起草的宪法草案。

3天后,资政院提交了三份请愿 书,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

第一份是要求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书, 坚持皇亲国戚不仅不能成为内阁总理,也不能成为内阁大臣。

这 个要求与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相一致,也符合清王朝的“祖制” (也就是嘉庆皇帝以来“亲王不干政”的祖制)。

第二份是关于起 草宪法的请愿书,要求在宪法颁布之前,其起草工作不仅要在资 政院大会上“会议”,而且要经过资政院的“协赞”。

其结果要形 成一份皇帝和臣民之间的共同“信条”,而不是如明治日本和沙皇 俄国的宪法那样形成一个法令,因为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那样的法 令是不完善的。

第三份请愿书除了要求废除党禁之外,还要求赦 免卷入武昌事变诸人,以及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 (如康有为和梁启超)。[18]

到这个时候,摄政王载沣还是对于深化政治改革的要求充耳 不闻。

他将程德全的奏折“留中”,不予理会。

载沣在满足袁世凯 对军权和财政支持的要求时,对袁世凯提出的四条政治要求也没 有任何回应。

同样,他对资政院10月26日的建议也视而不见。

很 难相信载沣在10月29日对资政院的要求变得更有耐心,只是在这 一天,资政院得到了不期而遇的一个重大支持力量,即不远之处 爆发的“滦州兵谏”。

发起“兵谏”的是张绍曾(1879—1928),他是留在滦州的第 二十镇统制,军事演习被取消之后,他就率部驻扎在离北京东部 九十五英里远的滦州。

对于这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张绍曾 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威胁说要兵变,学者们意见不一。

一些人 认为,他同情革命,希望解除当时受荫昌攻击的武昌革命军的军 事压力;其他人认为他是一名立宪主义者,他想利用武昌起义给 清廷施压,迫使其进行改革。[19]不管动机如何,张绍曾和他的两 名同僚和两名下属,于10月29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联合请愿书。

 他们指出,武昌起义迄今的三周内,朝廷仅仅在军事上做出回应,但并没有作出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尝试。

在他们看来,这个根本 原因是政治方面的。

他们坚持认为,镇压只会激起更汹涌的革命 怒潮,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并提出了一个“十二政纲”。

声称 这些改革有助于消除“种族差异”而无损“皇威”。[20]

滦州兵谏者们提出的“十二政纲”与同一天资政院提出的三 份请愿书大致相同,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意义更加深远。

这份“十 二政纲”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担任内阁大臣或内阁成员; 宪法草案由国会而不是资政院来“议决”;特赦政治犯。

政纲还要 求立即在当年“立开国会”,而不是第二年。

政纲与资政院提出的 请愿书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民选产生的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只有国会具有修改宪法和选举总理大臣的最高权力。[21]为了 引起摄政王的注意,也为自己的要求增加砝码,张绍曾拒绝执行 朝廷要他带领军队从滦州奔赴南方的命令。[22]

京畿东边发生的这次滦州兵谏与西边太原的革命起义遥相呼 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清廷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来自太原的 威胁尤为严重,因为革命军很容易从太行山的娘子关冲出来,立 即驰骋于华北平原,并夺取北京至汉口铁路上的战略要地石家庄, 这不仅会威胁到布置在汉口的清军,而且会威胁到北京的朝廷。

 为了应对山西的危机,摄政王任命保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取代被 刺杀的山西巡抚,派他带领军队前往石家庄,以阻止任何起义军 向北京推进。[23]——周后,吴禄贞却神秘死亡。

因此,尽管在汉口取得了胜利,但载沣却受到了来自滦州和 太原的军事威胁,所以,他被迫向呼声越来越高的政治改革作出 让步。

10月30日,在收到资政院三份请愿书和张绍曾的兵谏书后 的第二天,清廷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罪已诏”作为回应。

 在诏令中,这名5岁的小男孩被迫承担因革命的爆发及迅速蔓延 而受到的指责。

针对内阁众口一词的批评,皇帝承认在任命内阁 时不够慎重,以致任用了过多的皇族成员。

他许诺,“誓与我国军 民维新更始,贯行宪政”。

先前的光绪皇帝曾颁布了几道法令来 “化除旗汉”,但最终不了了之,而他发誓要让这几道法令 生效。[24

除了让皇帝对当前的麻烦承担责任并承诺要有新的开始之外, 载沣最终同意了资政院再三要求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最近的三 份请愿书。

首先,他命令负责起草宪法的溥伦按照《宪法大纲》 来修宪,并在宪法以皇帝名义颁布之前为会议提供宪法内容供其 “审议”。

然而,“审议”并不是资政院要求的“协赞”。

第二,载 洋同意在内阁中任用皇族“懿亲”与君主立宪政体及“我朝祖制” 互相矛盾。

他承诺只要军事政治形势稍微好转,清廷就会指派适 当人士组成“责任内阁”,并且此后不会再在内阁中任命“亲贵”。

 第三,摄政王同意宽恕三种人:“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 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协自拔来归者,皆赦 其既往”。

尽管摄政王没有明确解除党禁,但他承诺保护所有合法 的活动和停止随便的暴力拘捕。[25]载沣并没有谈到国会提前召开 问题,可能这并没有在资政院最新的提议之中,

10月30日颁布的法令处理了与资政院关系的一些问题,但这 并没有让滦州兵谏者感到满意。

实际上,载沣在一开始就对“十 二政纲”不屑一顾,他声称这些意见已经包含在之前的几个法令 中了。[26]但张绍曾并不满意,11月1日他再次电奏清廷,提交另 一份请愿书。

关于内阁,他要求清廷不要等到局势稳定后才废除 皇族内阁。

据张绍曾所言,只要内阁保持不变,国内的骚乱就不 会沉寂。

他重复了以前的要求,要求内阁总理必须通过“常规选 举”。

关于宪法,他要求1908年的《宪法大纲》必须被完全废除, 不能成为新宪法的基础,同时他要求由国会而不是溥伦负责起草 新宪法。[27]

可能是张绍曾第二份请愿书的结果,更可能是因为袁世凯在 湖北前线的拖延不决,清廷没有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就开始调整 “皇族内阁”了。

11月1日,也是张绍曾提交第二份请愿书的这一 天,奕劻的责任内阁提出辞职。

针对皇帝的罪己诏,奕劻和他的 两个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声称,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日益 严重的危机负责。

他们要求免除自己的职务,以便能够迅速任命 一名贤能之人来组织一个“责任内阁”。

在另一份奏折中,除了奕 助外的其他四名皇族内阁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也同样请辞。

载沣立即接受了这些人的辞职请求。

同时,他任命 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授权他组成一个“责任内阁”。

袁世凯想保 留在湖北前线海陆军大元帅的职位,称只要解决了武汉的问题就 立即来京。

袁世凯表示了适当的谦虚,几次辞谢了对他的任命。

 由于袁世凯在接受任命和抵京日期方面悬而未决,奕劻的内阁还 像以前一样继续着。

与此同时,其他的皇族高官也放弃了他们的 职位。

摄政王的弟弟载涛是军谘府两名首脑之一,他在11月1日 辞职,其职位被荫昌所取代。

荫昌虽然是旗人,但不是皇族成员。

 虽然载涛好像是自愿辞职,但他在军谘府的同僚毓朗却拒绝这样 做。

十天后,毓朗被解职,接替者是前协理大臣徐世昌。[28]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载沣接受了张绍曾第二份请愿书 中的另一主要要求,即拟定宪法的程序问题。

先前,摄政王委托 溥伦领衔的委员会承担草拟宪法的任务,并提交给资政院“会 议”;现在,为了回应张绍曾的请愿书,他授权资政院而不是溥伦 来草拟宪法。

在这道谕令中,载沣称赞了张绍曾及其同僚“爱国 之诚,实深嘉许”。

载沣还指出,袁世凯取代奕劻成为内阁总理大 臣,将满足他们组建新内阁的要求。

载沣明确表示,希望他的努 力能够满足滦州兵谏者的要求。[29]

然而,张绍曾仍然不满意。

11月3日,他提交了第三份请愿 书,表达了对朝廷没有完全回应他原来的“十二政纲”的灰心失 望,尤其是关于内阁和宪法方面。

他指出虽然“皇族内阁”已经 辞职,但内阁总理仍然是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选举的国会任命。

 对于起草宪法的新安排,他也不满意,他认为应该由将来的国会 起草宪法,而不是由现在的资政院起草。

资政院是朝廷的一个机 构,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如果宪法的起草缺少了国民的参与, 那仍然是一部皇帝的法令。

张绍曾要求立即组成一个“临时政府” (他好像认为这就是一个国会),并且立即在军事上停火。

他直率 地表示,“如果(朝廷)不能召集国会,不能颁布宪法,不能选举 内阁总理,那么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30]

相反,对于载沣在政治改革上做出的回应,资政院没有像张 绍曾那样失望。

正相反,资政院的成员(至少是仍然在场的大约九十名资政院议员)对摄政王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交给他们感到 欢欣鼓舞。

11月2日,他们召开会议,对载沣的谕令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有人欢呼“皇帝万岁!大清万岁!”而且,他们以极快的 速度完成他们的任务。

当意识到起草一部完整的新宪法需要很长 时间时,他们在11月3日补充宣布,“十九信条”将作为新宪法的 基础,并会在随后颁布。

他们要求清廷印制“十九信条”,并在清 朝太庙里颁布并宣誓接受。

资政院说,这将会团结民众和保护皇 室。

载沣的清廷确实按照资政院的要求做了。

清廷立即宣布了 “十九信条”,并承诺随后在太庙里宣誓,最终载沣于11月26日完 成宣誓。[31]

虽然张绍曾反对把制定宪法的任务委托给不是选举产生的资 政院,但是“十九信条”几乎实现了兵谏的所有目的。

“十九信 条”的很多条款与张绍曾“十二政纲”的内容在用词上都是一样 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十九信条”能够在一两天之内起草出 来。

“十九信条”承认皇帝至高无上,但在很多方面限制了皇帝对 宪法和国会的权力。

皇帝能够指挥陆海军,但没有国会的同意不 能对内使用军队。

皇帝不能以谕令制定法律。

资政院“议决”的 这部宪法,之后只能由国会修改。

国会议决每年的预算,缔结国 际和约。

国会选举总理大臣,总理大臣提名其他内阁成员。

“十九 信条”重申了新的宪法禁止皇族担任内阁大臣,也禁止他们担任 各省高级职位。

国会未开之前,资政院将承担这些职责。[32]

国会的召开还是没有提前到1913年前。

虽然资政院对“十九 信条”普遍感到满意,但还是向摄政王施压,要求尽早召开国会。

 11月5日,载沣做出回应,他授权资政院尽快制定国会组织和选 举的所必需的条例。

他保证,一旦这些条例通过和选举举行,他 就召开国会。[33]这样,由于摄政王的“十九信条”和立即召开国 会的承诺,滦州兵谏结束。

到现在,张绍曾的要求只有一条———— 宪法的起草应由选举出来的国会完成而不是资政院——没有得到 满足。

11月5日,张绍曾被解除了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表面上 给予了他一个更好的职位: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带抚 慰革命军。

四天后,他离开了滦州。[34]

与此同时,资政院要求载沣兑现10月30日的承诺,即特赦政 治犯。

这时,羁押的一名最著名的政治犯是汪精卫,他是摄政王 的暗杀者,被关在北京。

11月2日,以及两天后的11月4日,资 政院成员询问为什么没有释放汪精卫,据称汪精卫的供词中并没 有“狂妄言语”,仅仅表达了“激励立宪精神”的愿望。

11月6 日,载沣命令立即释放汪精卫,命令他返回家乡广州。[35]汪精卫 被释放后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革命军与清廷的谈判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从政治上来说,武昌起义后的第一个月,大家的注意力主要 集中在“皇族内阁”、宪法起草、召开国会等等问题上。

然而,尽 管被其他问题所掩盖,满汉关系问题还是继续在资政院被提出。

 10月27日,资政院议员牟琳(来自贵州)对变通旗制处颇有微 词,他声称其在建立的三年里,在消除满汉差异方面毫无作为, 现在的满汉矛盾较之以前更为严重。

另一名资政院议员王季烈同 样要求消除满汉差别,尤其是姓名方面。

11月2日,来自四川的 资政院议员高凌霄提出了“融合满汉”的建议,以“化除满汉界 限”。

高凌霄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没有一项具有新 意,也没有一项被实施:旗人应该加上汉人式的姓;满人妇女应 该采用汉人妇女的“普通”服装,以便容易推进满汉通婚;各省 驻防八旗应该被取消,满城可以开放给所有人居住;驻防八旗的 军官和强壮的兵丁应该合并到其他军事编制中,而老弱的兵丁应 给予一次性补贴。

另一名湖南的资政院议员黎尚雯,提出了把剪 除辫子增加到改革建议的列表中,但高凌霄拒绝修改。

资政院大 多数议员都赞成高凌霄的解决办法。

看来即使到这个时候,剪辫 仍然具有争议,以至于被列在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之外。[36]

对于改善满汉关系的请求,载沣统治下的清廷继续采取回避 态度。

一方面,小皇帝在10月30日的罪己诏中,承认其先皇光绪 皇帝颁布了几道不详细的法令来“化除旗汉”,他现在许诺要立即 实行这些法令。

另一方面,在11月4日另一道同样以他名义颁布 的谕令里,皇帝又回到了朝廷关于满汉政策一直不偏不倚的传统 表述上。

他列举了清廷做出的巨大让步,因为中国从集权走向立宪要经过一个困难的转变。

他坚持只有少数人在传播“种族革命” 的谬论。

他否认清廷过去实行过歧视汉人的政策,“同在九州之 近,何有畛域可分”。

他还指出舜是来自东边的夷人,禹是来自西 边的羌人,但他们“皆中夏之圣帝”。[37]最后,载沣没有采纳资政 院议员高凌霄提出的改革建议,当然也没有主动再次提及辫子的 问题。

总体来说,到11月上旬,清廷被迫做出了大量重要的政治让 步,尤其是取消了有争议的奕劻内阁,并以一个没有皇族参与的 内阁取代,这使得载沣三年来加强皇权的努力化为泡影,也使得 慈禧太后五十年来愈演愈烈的皇族干政趋势画上了句号。

然而, 在革命爆发以来的四周内,清廷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来减轻和消除 让满汉处于隔离状态的巨大分歧。

对于清廷来说,“种族革命”或 许仅仅是诽谤性的言论,但对于各省驻防八旗来说,这就是对他 们生命的威胁。

反满暴行

载沣在11月初采取的政治让步或许能够平息滦州兵谏,但并 不能阻止革命的蔓延。

清廷尽管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了湖北汉口, 并派遣吴禄贞沿着山西边缘的太行山开辟了第二战线,但是清廷 也逐渐丢失了其他阵地,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投向了革命党一边, 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很多地区。

众多的城市在1911年11月上旬 加入了革命阵营,包括杭州(11月5日)、镇江(11月7日)、福 州(11月8日)和广州(11月9日)。

其他的城市紧随其后,成都 (11月27日)、南京(12月2日)、荆州(12月17日)和伊犁 (1912年1月7日)。

连同10月下旬起义的西安和太原,所有这些 地方都是聚集了大量满人的八旗驻防城市。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经过了一个缓慢的开始后,迅速聚集了巨 大的力量,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革命带来的暴力。

革命是普遍 的,但绝对不是不流血的。

然而,革命的这一特点几乎在所有的 回忆录中被最小化了。

革命的最大牺牲品就是八旗驻防城市中的旗人。

尽管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了十年的批判,清廷也反复作出 改革的许诺,但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汉之间的隔阂依然没有明显减 轻。

与1910年汪精卫供词中的柔和观点不同,共和主义者的反满 言辞并没有明显的缓和。

结果,革命中的反满暴力持续高涨,最 先开始于武昌,后来席卷了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的驻 防八旗。

此外,荆州八旗被围困了几乎一个月,尽管最终没有发 生大杀戮,但其间的伤亡也是不计其数。

其他驻防八旗虽然相对 而言没有太多人员伤亡,但也一直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那些驻防 城市之外的少数旗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

反满暴行首先发生于革命初期。

当然,武昌不是八旗驻防城 市。

然而,由于义和团运动后的新政改革,一大批满人移居到湖 北的省会。

自1904年始,湖北地方官和荆州驻防将军安排了一千 名旗兵前往武昌与新军一起训练,湖北新军的十分之一都是八旗 士兵。

大部分旗兵好像集中于张彪统制的第八镇的第三十步兵标 (团)。

该标第一营四个队中的两队和第二、三营中四个队中的各 一个队,都是由满人官员所统领。

第三十一标第二营的一个队也 是这种情况。

每个队的士兵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十人,如果这五个 队全部由旗人组成,那么他们的数量占整个湖北旗兵的四分之三。

 剩下的旗兵分布于满人控制的军警队伍或散布于湖北新军的其他 部队。

武昌城外的湖北讲武学堂也有几十名来自荆州驻防八旗的 学生。[38]

第三十步兵标第一、三营的三个队和军警队伍承受了革命反 满暴动的最初攻击,因为他们的军营位于武昌城内的军火库旁, 于是成为革命队伍在10日晚上的直接攻击目标(另外两个由满人 官员统领的部队驻扎在武昌城外和汉口)。[39]革命军推进到军火 库,并用军火库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他们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 “杀戮满官旗人!”尽管第三十步兵标的旗人士兵基本上没有抵抗, 但很多人还是被杀死了。

主要由满人组成的军警的兵营也被侵占 和摧毁,至少十名旗人士兵被杀死。

到第二天早上,旗人的尸体 堆满了邻近的街道。[40]

10月11日宣告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好像下定决心要为此前被满人官员湖广总督瑞徵及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铁忠杀害的三名革 命者复仇。

湖北军政府公开宣称,其目标在于“兴汉灭满”。

结 果,武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都被杀害,其财产也 被没收。

武昌旗人聚会和住宿的八旗会馆被完全摧毁。

最后,10 月12日,湖北军政府总部和省谘议局,都遭到了一股由效忠清朝 的汉人军官所率领的旗人士兵的攻击,这次攻击导致了此后对武 昌幸存满人的大规模血洗。

革命军在大街上随意拦下行人,仅仅 因为他们看起来或者说话声音与众不同,并强迫他们接受盘查以 此来检查他们是不是满人。

根据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 的人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 niu 而不是读 liu, 那么他们就会被砍头”。

(满人的扁平头可能是因为婴儿时期使用 了一种特别的摇篮,口音问题则体现了他们与其邻居汉人的隔 离。)没有通过这种测试的人都被杀害了。

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 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

”另一位老 妇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 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 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熊秉坤(1885-1969)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证实反 满暴力在10月12日到达了顶峰,当时许多满人被抓起来杀死了。

 那天的杀戮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余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 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

军政府却以军事 需要为借口拒绝了其请求。[41]

据说,直到在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干涉之后,军政府才下令 停止这种恐怖统治下的杀戮。

13日,考虑到革命军曾要求在反对 清廷的最初战斗中保持中立,外国领事请他们停止对满人的大肆 杀戮。

革命军勉强同意了,但明显极不情愿。

正如他们当时的一 份公告解释的那样:“他们(满人)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 们的权力。

现在,为了复仇,我们完全应该尽我们最大可能灭绝 他们,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同胞被压抑了很久的仇恨。

”然而,文告继续说这种野蛮行为如果继续下去,将受到外国势力的嘲笑。

因 此,湖北军政府按照外国领事的要求,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对 “旗人”的进一步复仇。

法令要求人们把有间谍嫌疑的满人移交给 军政府审讯。

另一道法令警告说,被发现窝藏满人的任何人都要被 斩首。[42]

可能是因为10月13日的公告,也可能因为革命军已经巩固了 对武昌的控制,反满暴行的高潮渐渐平息。

到此时,已经有几百 名满人被杀害了。

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巡视了武昌,他估计不下四 五百名“旗人”在革命爆发后的头三天被杀。

满人尸横遍野,而 且可能引起疾病传播,最终他们的尸体还是被掩埋了。

路透社的 一名通讯记者14日到了武昌,“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 有八百人被杀。

曹亚伯声称总共四百名“旗人士兵”在起义中被 杀死,另外三百名“旗籍人员”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武昌监狱里。

 大约一百名关押犯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革命成功后,他们安全 返回荆州。

但有七名旗人士兵因为被过早地释放,却在回家的途 中被杀害。

武汉三镇的其他满人尤其是革命爆发之处刚好不在武 昌城内者,都有幸得以逃脱。[43]所有满人高官都安然无恙,包括 湖广总督瑞激、湖北布政使连甲、湖北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铁忠 都逃脱了,尽管李廉方在统计时把维持治安的义务警察也算作满 人,但他得出结论说:“被捕的和牺牲的满人并没有一般记录里描 述的那么多。

”周锡瑞的描述可能更接近真相,他说对于武昌的旗 人而言,“那差不多就是屠杀”。[44]

第一个经历大规模反满暴行的八旗驻防城市是西安,这里出 现了旗人与革命军之间最血腥的冲突场景。

1911年,西安驻防八 旗的人数可能有两万人。

他们居住在西安城东北的满城内,满城 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防御很坚固。[45] 10月22日,革命的浪潮席 卷到陕西,当时新军的支持者劝说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张凤翔 (1881-1958)加入他们的队伍,并开始起义。

武昌的新军驻扎在 城内,可以从城里开始起事。

但陕西的新军混成协驻扎在西安城 外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而军火库—————在武昌军火库是革命军的 首要目标——位于西安城内(但在满城外)。

22日中午,革命军分散成小股力量潜入西安城,没有被把守着西城门和南城门的满人 士兵识破。

革命军随即在军火库集合,并轻松地从目瞪口呆的防 守军手中夺取了军火库。

革命军用储藏于军火库的毛瑟枪和曼利 夏步枪武装了自己,迅速占领了西安城的大部分地方。

革命军唯 一没有立即占领的地方就是满城。

当时满城的统领将军文瑞下令 紧闭城门,并在城墙上部署了士兵。[46]

第二天早上,革命军对满城发起了猛攻,新军统领张凤绷带 领一队人从南面攻击,哥老会首领张云山(1877—1915)带领另 一队人从西面发起攻击。

驻守满城的旗兵大约有两千人(相当于 驻防城市规定兵力的三分之一),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他 们都接受过现代军事训练,但他们当时的装备却很简陋,荣禄在 十五年前购买的三千支现代步枪被廉价卖出去了。

这样,相比于 革命军的现代步枪,满城的军队只能使用旧式的前膛枪和过时的 后膛枪与之抗衡。

然而,八旗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斗持续 了一整天。

终于,张凤翔沿着满城南城墙发现了一处薄弱位置, 同时张云山也成功攻克了西城两座城门中的一座。

然而,当时天 色已晚。

为了避免在黑暗中伤及自己人,革命军决定第二天早上 再发起最后的攻击。[47]与此同时,革命军以“秦陇复汉军”的名 义发布了一份简短的通告,称各省纷纷起义要求“排除满人”,这 是顺天意、合民心。

通告发誓要保护市民、商人、外国人,并尊 汉人和回人为一家,但保护对象中却没有满人。

这也被看做后来 陆续发生的杀戮事件的通行证。[48]

第三天,10月24日,西安的满城沦陷了。

随着革命军从南面和 西面潮水般涌入,他们把捕获的所有居民看做潜在的敌人,不由分 说地进行了杀戮。

一名英国的传教士J.C.凯特(J. C. Keyte)几个 月后调查了当时的场景,据他所言:

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 抢光烧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

革 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 尽。

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

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 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49]

杀戮极其残忍和彻底。

据凯特记录:

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 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

 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

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 杀。

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 死了。

一些旗人试图逃走,但是和武昌一样,对他们而言要逃过检 查太困难了。

他们的服饰、五官和语言使他们能够被辨认出来。

他们 偏爱红色和黄色,他们使用白色衬里,高领窄袖………………他们的 腰带,他们的鞋子,所有这些都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旗人妇 女不缠脚是一个致命的区别。

她们的头饰和衣服或许可以改 变,但却没法掩饰她们天然的大脚。

和武昌一样,被怀疑的满人要进行一个发音测试,然而,如 凯特所言,“对其他省的汉人来说,这常常意味着一件危险的事 情,特别是直隶省”,因为他们都说北京口音的标准汉语。

许多旗 人看到逃脱无望,就自杀了。

一些人烧毁了房子,也把自己烧死 其中;其他人割断自己的喉咙;还有一部分人跳到深井里,直到 井里塞满了尸体和垂死的旗人。

长安县县令德锐杀死自己的妻子 和孩子后,试图放火烧死自己;放火未果,他抓起一把刀刺死了 自己。

满城将军文瑞跳井淹死了,他的主要部下,驻防八旗的两 名副都统也自杀了。[50]

三天后,也就是10月25日,革命军下令停止暴行。[51]根据 凯特的统计,到此时,整个牺牲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 更悲惨的命运,要么是被杀死,要么自杀”。

如果八旗驻防城市 的人口是两万人,那么一半人都死了。

而且,满城被大规模抢劫 一空。

那些从杀戮中幸运活下来的旗人被召集在一起。

存活下来的有钱人,如陕西提法司锡桐和劝业道光昭被敲诈勒索;小女孩 被绑到富人家里当佣人和女婢;而年轻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 士兵的妻子,因为他们没钱结婚;其他人则被驱逐出西安城自谋 生路。[52]

山西省会太原是第二个经受革命怒火的八旗驻防城市。

作为 一个较小的驻防城市,太原满城仅有644名旗兵,由守尉增禧统 领。

这个小小的满城位于太原城西南的一个角落,四周都由高墙 阻挡。

西安沦陷后一周,10月29日早上,革命席卷到了山西, 当时山西的新军公然抗命,拒绝向南挺进以阻止邻省陕西革命势 力的蔓延。

抗命的军队冲进了太原城,杀死了巡抚和新军混成协 的统领(他们都是汉人),然后向满城进发。

他们把大炮置于城 墙上,并开始向城下还在熟睡的满人开炮射击。

满人仅仅进行了 短暂而个别的抵抗,守尉投降了。

结果,不超过二十名到二十五 名满人被杀死。

然而,活下来的满人不是逃走就是被驱逐。

满城 被抢劫一空,据两个当地的外国人说,满城“完全被焚毁 了”。[53]

接下来满人被杀害较多的满城是镇江。

镇江位于江苏,是江 苏的对外通商口岸,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

镇江有1692名 旗兵驻防,由具有皇族身份的副都统载穆统领。

与武昌、西安和 太原的情况不一样,镇江的反满暴行并不是发生在革命期间,而 是发生在11月7日镇江城“光复”后。

三天前,上海失守后,镇 江的精英和商人与副都统进行谈判,以此来阻止南门外的两个新 军步兵标起义并对城市发起攻击。

这次谈判导致11月6日在自治 政府衙门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载穆同意投降并献出驻防城市, 但必须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此后,旗兵向自治政 府交出了武器和弹药。

这样,在新军于7日起义前,驻防城市的 满人军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城市也参加了革命。

此外,新成立的 镇江军政府采纳了当地精英的建议,同意给旗兵提供三个月的定 量供给,并帮助他们找到可能的工作。[54]

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的误会,新政府对于投降驻防城市的 宽容政策没有持续下去。

11月9日,攻击南京的共和军队被击退,退回到镇江进行重组,于是他们就把失利和愤怒发泄到当地的满 人身上,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满人已被允诺得到保护。

当撤退的军 队被命令停止暴行时,已经有二十名到三十名满人被杀害,满人 的军营也遭到洗劫。

副都统载穆感觉受到欺骗而自杀了,而其他 旗兵试图开火炮轰革命军的阵地,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军政府随 即取消了早先的宽仁政策,并驱赶其余的旗人离开满城。

而且, 一旦满人离开了满城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就会被起义士兵和装 成士兵的强盗抓捕。

最后,在地方自治团体的要求下,军政府颁 布了一道新的法令,要求不准伤害旗人。

到此时,满人已经被驱 逐出镇江,而且大量旗人被杀死。[55]

另一个驻防城市福州继镇江之后第二天“光复”。

福州的驻防 旗兵数量大约为2200人,几乎所有的旗兵在近几年都接受过一些 现代军事训练。

驻防八旗的统领是福州将军朴寿,另一名满人官 员闽浙总督松寿与他一起治理福州。[56]武昌起义以来的三到四周 内,尤其是革命开始蔓延到中国东部时,朴寿和松寿一起采取了 几项预防措施。

一方面,他们通过把军火从军营搬出城外的方式, 尽力解除当地新军第十镇的武装。

另一方面,他们给每一名超过 13岁的旗籍男人配备了一支外国步枪和三百发子弹,给每一名旗 籍妇女配备了一把剑。

这些措施导致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关于满人 最终意图的谣言。

据说,他们组织了一个由五百旗人组成的由协 领文楷统率的“杀汉团”,他们安置了大量大炮,把地雷埋在满城 内,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准备把福州其余地方及其汉人居民一起 毁灭,与他们同归于尽。[57]

由于紧张状态持续升温,福州城的精英(与前面的镇江一样) 进行最后的努力来避免流血事件。

11月7日下午,也就是邻省浙 江宣布和平拥护共和后两天,福建谘议局同意了一份具有相似意 图的提议,即福建省发布一份“独立和自保”宣言,并且成立新 政府。

谘议局要求闽浙总督松寿第二天认可新的机构,并要求福 州将军朴寿命令旗人移交他们的武器和军火。

作为回报,谘议局 5 承诺“此后满汉宜不分区别”,并“满人之俸禄,仍照旧支给”。

 驻防八旗的统领朴寿拒绝了这份提议。[58]

当天晚上,第十镇的士兵起义反对满人。

尽管他们的长官作 了提前预防,他们还是设法获取了私运到城外的军火。

由于得到 了武器装备,他们顺利向前进发,毫不困难地占领了于山炮台, 从这里他们能够炮轰下面的满城。

和西安一样,福州的旗人没有 放弃抵抗。

由文楷统领的“杀汉团”的几百名满人士兵,试图重 新夺回于山的大炮,但没有成功,且遭受了重创。

其他的旗人带 着复仇的情绪用煤油攻击比邻而居的汉人,使这片地区处于一片 火海之中。

起义军与满人之间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到11月 9日下午,好像满人感到了厌倦,他们提出了和平的请求,并同意 停火。

然而,停火并没有进行,因为10日早上大约一百名满人士 兵孤注一掷,对革命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当然,他们被击 退了。

顽抗到底的朴寿在队伍中被发现,他被抓获并拘留在于山, 据他的侄子说,由于朴寿攻击抓捕他的人并辱骂他们是违抗命令 的强盗,因此他被杀死了。

他的尸体被剁成四块,遗弃在山边。

 随着朴寿的死,满人的抵抗也结束了。

同时,在战斗的三天内, 许多其他旗人失去了生命。

一些人由于抵抗革命军或者防御满城 而被杀,其他人自杀了,不愿意被俘虏。

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镶黄旗协领定爐自缢而死,驻防八旗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和他的十 几名家属给自己身上浇上油井烧死了自己,几百名其他旗兵和他 们家属投井或者跳入闽江淹死了。[59] 然而,当革命军11月11日占领了满城后,与西安的情况不一 样,他们极其宽容地对待战败的满人。

他们为受伤的满人提供医 疗救治。

他们对那些被杀死的满人进行了适当的埋葬处理,他们 甚至还为松寿举行了追悼会,允许福州将军朴寿的家属找回其散 失的尸骨。

他们同意释放许多被抓获的驻防八旗军官,其中包括 “杀汉团”的组织者文楷。

最后,尽管他们没有同意谐议局保证的 继续不定期为旗兵提供薪水(这是满人抵抗势力提出的请求),不 过他们为几百名旗兵每人提供了一两银子和一些大米,让这些旗 人在外面自谋生路之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60] 

南京城在12月2日失守时,满人没有这么幸运。

太平天国 运动后南京的驻防八旗位于城市东南角,有2424名官兵。

南京驻防八旗的统领是铁良,他是前军机大臣和陆军部尚书,他与摄 政王加强皇权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在1910年9月被贬出京城。

 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防营统领张勋(1854-1923)共同治理 南京。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几周时间内,南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与福 州类似的预防措施。

一方面,他们把张勋率领的训练松散但忠于 清王朝的军队调入城内,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

另一方面,他们 解除了当地新军第九镇的武装,并将其重新布置于城南二十英里 远的地方,因为新军的可靠性值得怀疑。[6]]然而,随着革命在江 苏省蔓延,尤其是上海在11月4日失守,南京城满汉之间的紧张 氛围高涨。

铁良的“兴满反汉”本来就众所周知,这也极大增加 了汉人的忧虑。

和福州一样,南京城谣言四起,据说满人把大炮 架于城墙之上,把地雷埋在通往驻防区域的道路上,并誓言与南 京城同归于尽。

尽管铁良进行了公开否认,但他的话已经难以让 人相信。

实际上,这些谣言如此大范围地传播,以至于当时的英 国外交官和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些谣言是真的。[62]同时, 南京的满人对六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仍然心有余悸,据 一名汉人电报报务员回忆:

满人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 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 打扮成汉人。

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63]

在这节骨眼上,与镇江和福州的精英人士一样,南京的精 英设法从中斡旋,试图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没有成 功。

11月6日,江苏谘议局副议长与两江总督张人骏进行了会 ”谈,力劝他放弃清廷利益,宣布江苏省独立,这样能避免与革命 军发生军事冲突。

两江总督倾向于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他受制 于江防营的汉人统领张勋,而不是一些材料所说的铁良。[64]张 勋撇开张人骏和铁良,他控制着南京城的防御,并立即大肆搜捕 革命党人嫌疑犯,这样持续了两天。

据肯德(Percy Horace Kent) 记录:

搜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变成了对学生和不留辦者的搜寻, 对那些带有白色起义徽章的人的搜捕,或者其他一些根本不 着边际的想象。

8日晚上,据说四百名嫌疑犯被处决,他们的 头悬挂在自己的家门上。[65]

残忍的张勋与革命军对峙了一个月。

11月7日,革命军被击 退,撤退到镇江,在此重新集结和等待援军(此时他们攻击了不 幸的镇江驻防八旗)。

由于南京日益孤立无援,革命军赢得了时 间。

两周半后,他们返回了南京,并聚集了大约三万兵力,来对 抗张勋两万左右的军队(包括两千旗人士兵)。

11月24日,革命 军开始集中火力大范围地猛攻南京,目的在于夺取南京城周围几 座山上的炮台。

尽管张勋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革命军于 25日占领了北部的幕府山,12月1日占领了南面的紫金山。

最 终,张勋只好求和。

12月1日,他向革命军提出了三个要求:允 许他带着江防营离开南京,允许张人骏和铁良返回北方,当地的 旗人不得受到伤害。

革命军愿意两江总督和驻防八旗统领离开, 也愿意饶恕当地的满人,但不同意张勋带着整个江防营离开。

然 而,在这天晚上,张勋和他的两千军队偷偷逃出了南京城,渡过 长江,沿着津浦铁路向北撤退,并驻扎在江苏北部的徐州。

张人 骏和铁良也设法逃脱了,他们逃亡上海,躲在日本人的炮艇 里。[66]革命军在12月2日占领了南京。

然而,此后还是发生了对南京满人的大杀戮。

与西安和福州 不同的是,被杀的满人并没有战斗在对抗革命军的最前线。

在南 京,主要的对抗者是张勋和他的军队,而他们都是汉人。

由于首 领们的突然离开,南京的满人没有任何防备,于是成了革命军满 腔怒火的牺牲品。

12月3日,革命军队,尤其是苏良弼指挥的军 队,进入了满城并实施了暴行。

据另一队的一名士兵回忆,苏良 弼的军队随心所欲地“焚烧、杀戮和抢劫”。

据一名到访的法国学 者费尔南多·法杰勒(Fernand Farjenel)记录,“革命军放火焚烧 (满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了每一个试图从火中抢 出自己财产的鞑靼人。

那些空手逃出来的人侥幸保住了性命”。

由于对革命军的怒火感到恐惧,一些旗人用他们的头去撞邮箱和钢 柱,以图自杀。

其他的满人聚集在军火库旁,引火自焚,引起了 巨大的爆炸,整个南京城都在摇晃,爆炸的浓烟遮蔽了天空,并 持续了一整天。

混乱的秩序直到这天晚些时候才恢复,当时革命 军的总司令发布了一份公告,宣称将确保投降满人的安全。

苏良 弼被捕,他率领的虎狼之师也被解散了。

然而,“不计其数”的旗 人已经被杀死,满城几乎成了一片“焦土”。

1912年3月,法杰勒 发现,“鞑靼城连一块直立着的石头都没有留下。

我们在残垣断壁 中进行搜寻,除了焦土和瓦砾,什么也没看见,每一间房子都被 完全夷为平地”。

只有两个微笑的带有底座的石狮子还留在了此前 的衙署外面。[67]

南京的胜利通常被描述为辛亥革命当中最后的重要战役。[68] 

的确,这使得革命军与清廷全面休战,直到次年2月清廷退位。

 尽管休战了,但革命军与满人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军事冲突直到两 周后才结束,这就是持续一个月之久的荆州战役。

荆州位于武昌 的上游。

荆州将军连魁统领驻防八旗,1911年驻防力量为2.7万 满城位于东部,占据了半个荆州城,人口大约占荆州总人口 的一半。[69]除了京城,在关内地区没有其他地方有如此众多的 满人。

虽然荆州战役直到11月19日才打响,但驻防八旗感受到的压 力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不断增加。

10月18日,当地新军指挥官唐 牺支带领革命军起义并占领了宜昌,由此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到11月5日,他们控制了整个宜昌府,只有荆州和邻近的沙市通 商口岸不在他手里。[70]在此期间,劝说驻防八旗参加革命的努力 没有取得成功。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10月26日向连魁发了一 份电报,保证旗人会受到优待,前提是他率领的八旗将士向即将 到达的革命军缴械。

满人将和汉人受到同样的对待,他们的私人 财产也会得到保护。

随后革命军向荆州驻防八旗呼吁,解释说虽 然他们“排满”,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推翻政府,并非剪灭旗人”。

 荆州副都统拒绝了军政府的请求,他们的答复质疑黎元洪承诺的 诚意和政治动机。

荆州驻防同意黎元洪“改革政府”的意图,但当清廷在11月3日同意了“十九信条”时,他们质问黎元洪为什 么还要坚持叛变。

他们谴责在武昌发生的杀戮满人的暴行,很多 受害的满人都是从荆州驻防八旗派去的。

怀孕的妇女和襁褓中的 婴儿都不由分说地被杀死,他们质问杀死这些妇女和婴儿与“改 革政府”有何关系。

他们声称,荆州的“旗兵”与汉民和平共处 了二百多年,他们彼此融洽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消除了 多方面的(没有详细说明)种族差异。

革命军应该撤回宜昌,并 等待革命的结果。[71]

当唐牺支和革命军于11月19日对荆州发起攻击时,驻防八旗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至少包括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步 兵标(团)。

他们最初把防线布置于城外十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 但是在一周的战斗中,旗兵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他们节节败 退,被迫向荆州撤回。

到11月26日,旗兵被围困于荆州城内。

27 日,连魁和他的下属向清廷请求紧急增援,此前他们已经两度向 朝廷求援。

他们说,荆州被包围了。

由于武昌和宜昌被革命军控 制,他们的食物供给被切断了。

他们的军火也消耗殆尽。

他们要 求最近在汉口取得胜利的清军迅速驰援。

和以前一样,没有援军 赶来。

驻防八旗开始征用城内居民的物品,包括用做燃料的木 制品。[72]

满人在革命军的围困之下抵抗了两周。

他们扣押荆州城西部 的汉人作为人质,以此来保卫自己。

大约十天后,在当地一名天 主教神父马塞尔(Marcel Sterkendries)的调解下,荆州的汉人说 服了满人官兵让他们离开,但不能带走个人财产。

然而,汉人从 荆州城撤走,使得革命军开始肆无忌惮地炮轰满人。

12月9日, 革命军用大炮猛轰荆州城十个小时,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八旗将 士的战斗决心开始崩溃。

当时恒龄是主要的抵抗派,他是两名副 都统之一。

由于受到攻击的驻防八旗耗尽了弹药、食物和木柴, 幸存者聚集在恒龄处请求他投降。

失去了将士的支持,这名副都 统于12月10日自杀了。

将军连魁随即要求和解。

在天主教神父、 日本领事和沙市海关税务司的调停下,双方在随后的谈判中达成 了六点协议。

对于满人来说,他们同意缴械投降,同意移交公共用地和公共财产,服从湖北军政府。

相应的,革命军要承诺保护 旗人的生命和私人财产,向贫困的旗人提供六个月的粮食供应, 允许旗人进革命党人的学校。

根据这份协议,连魁于12月13日前 往天主教堂投降。

四天以后,唐牺支和革命军秋毫无犯地进入了 荆州城。

和西安、镇江和南京不一样,他们没有向幸存的满人 报复。[73]

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四个驻防八旗—————杭州、广州、成都和伊 犁———直接经历了革命,但与其他驻防城市不同,这些地方的革 命相对和平,基本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遭受的痛苦却并没有减 少。

在杭州,11月3日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和一些市民代表前去 拜见浙江巡抚、蒙古旗人增韫,他们强烈要求增韫发布一道抢先 独立的通告,拆除隔离着满城与杭州城的内墙,将旗人一律视作 汉人对待。

增韫拒绝后,新军在革命大潮的声援下于当天晚上发 动了起义。

由于驻防协领贵林坚持抵抗,劝说驻防八旗投降的努 力付之东流。

贵林是满洲旗人,四年前他因鼎力支持妇女教育和 惠兴女学堂而声名鹊起。

然而,当革命党人于5日从吴山炮台开 始炮轰满城时,驻防八旗的署理都统德济放弃了抵抗,他要求新 的军政府不伤害旗人,并继续或者暂时为旗人士兵提供日常的供 应。

由于没有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驻防协领贵林私藏了大量军 火,希望以此继续战斗。

两天后,他被俘获了,并被处死。

而增 韫和德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74]

广州自从孙中山在1895年领导一次失败的起义以来,就成了 革命活动的中心。

最近的1911年4月,这里就发生了广州将军孚 琦被暗杀的一幕。

孚琦的继任者是凤山,这名汉军旗人在1907年 曾被卷入铁良和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控制权的斗争。

当凤山于10 月25日到达广州准备上任时,却被革命党人暗杀。

广州旗人有足 够的理由害怕革命军,因为革命党人开始集结于省会城市。

一些 满人赞成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并把城市里的其他人作为人质,而大 多数旗人赞成与当地精英合作,抢在革命军攻击之前宣布自治。

 这些谣传在11月9日变成了现实,当时在省语议局召开了一次大 规模集会,宣布广东从清廷统治下独立,并支持共和。

会议通过了十条协议,其中之一规定“所有旗满人,一律同汉人一样看 待”。

第二天,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城市,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 有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75]

成都的革命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夏季的保路运动,但直到11月27日才宣布拥护共和。

与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一样,这份通告的产生源于清廷官员与当地精英的谈判。

四川总督赵尔丰自身是汉军旗人,他要求“不能仇恨满人”和“保证旗人的生计”。

地方精英欣然承诺旗兵在没有固定职业之前继续给他们提供薪水,“满人和蒙古人、回人,与汉人一样——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76]相应的,赵尔丰于11月27日发布了四川省自治的通告,同意成立新政府,并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1876-1934) 和陆军第十九镇统制朱庆澜(1874-1941)一起领导新政府。

这名前四川总督由于对保路运动者极为严厉,因此名声不佳,但他还是被允许留在成都,继续督理藏边事务。

然而,事实证明新的政权没有能力控制各种革命的“民军”,尤其是当所有军队涌入成都,并要求支付薪水之时。

12月8日,随着财政不济,一些士兵发动兵变并把蒲殿俊和朱庆澜驱逐出去。

当秩序恢复后,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1886-1953)接管了新政府,并成为四川军政府都督。

两周后,也就是12月22日,尹昌衡指控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密谋反革命,将其拘捕并杀头,以“平息四川人对他的愤怒”。[77]后来,成都驻防八旗顺应时势,愿意缴械投降。

都督尹昌衡与成都驻防八旗将军玉昆进行了谈判,玉昆保证满人投降交出武器,而尹昌衡同意军政府为旗人提供生计帮助。[78]

清帝退位以前最后一个“光复”的八旗驻防城市是远在新疆 的伊犁。

伊犁革命于1912年1月7日夜里爆发,与其他地方一样, 革命的导火线是当地新军的兵变。

从惠远(今伊宁)城外的驻地, 革命军很容易向前推进并占领了城市东部的“旧满营”,包括伊犁 将军志锐的衙门。

但是,革命军遭遇了来自城市西部“新满营” 的锡伯八旗兵的顽强抵抗。

新八旗营不会轻易放弃抵抗,当这一 事实越发明显时,革命军同意前任伊犁将军广福努力进行调解。

 在当地商会的大力帮助下,广福安排旗兵交出武器,而革命军则停止战斗。

革命党人随即把广福选为新伊犁军政府的第一任都督。

 广福在都督位置上待了几个月,虽然大权由革命军和新军统领所 掌握。

由于革命的安抚作用,只有少数满人被杀死,其中具有改 革思想的伊犁将军志锐也被处死了。[79]

驻防八旗的旗人不是唯一受到反满暴力威胁的人,那些在中 国中部和南部许多地方担任官职的满人也同样面临着暴力的威胁。

 死于革命的最高职位的满人官员是端方,他由于在慈禧太后的葬 礼上违背礼制而于1909年被罢去直隶总督的官职,此时才获得政 治上的解放。

端方从重庆前往成都接替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11 月27日他在途中停留于资州,他带领的从湖北派遣来的新军宣布 起义并拘捕了他。

据一些资料记载,端方声称自己虽然是满人, 但他的祖先却是汉人,因此他请求宽恕并要求恢复汉人身份。

端方 也声称自己为官正直,应该得到宽恕。

与1907年的总督恩铭一 样,拘捕端方的人承认他是一名公正的官员,但坚持他们拘捕端 方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基于“种族仇恨”。

最后,他们杀死了端 方及其弟弟。[80]

在各省和地方任职的大量满人都遭遇到了相似的暴力行 为。

一些人在抵抗起义中被杀死,如陕西凤翔知府德祜,湖北 天门知县荣淆。

一些人在加入革命之后被杀害。

例如,云南顺 宁知府琪璘,他遵从了云南省的自治公告,尽管如此,当反叛 的部队占领城市之后还是杀死了他并对他实行了剖腹。

其他的旗 人有的自杀了,这些人中包括湖北安陆知府桂荫,福建汀州知府 来秀,陕西白河税官荣麟。

另一名自杀者是海军官员吉升,他是 海容号巡洋舰的第一大副,在巡洋舰队起义并于11月上旬前往 九江后,他跳入长江自杀了。

这样的反满暴行蔓延到了旗人官员 的家属身上。

当知府德祜被杀死时,他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未能幸 免。

(湖南)嘉禾知县钟麟自杀之前,把妻子绑在床上烧死了。

 湖北宜昌五名旗人妇女被杀死,她们的鲜血溅满了当地衙门的 大门。[81]

然而,不是所有的旗人官员都在革命中死亡或被杀死。

很多 人在革命军占领之前都设法逃走了。

这些人中包括江西九江分巡道,湖南衡州知府和攸县知县,以及大约四十名居住于苏州八旗 会所的候补官员,其他被革命军抓获的官员都被宽恕和释放了。

 在江西南昌,五名旗籍男人和女人被抓住了,他们投降了当地军 政府,最终被逐出了江西省。

同样,九江的巡洋舰队起义之后, 海容号和海琛号的两名满人舰长(分别为喜昌和荣续)被送到了 上海。

和端方一样,喜昌舰长请求宽恕,声称自己并不是纯粹的 满人,说自己的祖先是汉人,祖姓是何。

在一些案例中,满人最 终被允许留在原地方。

湖南永顺知县春梁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由 旗人重新划归为汉人,并改用汉姓吴。[82]

总体上说,满人以各种方式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回应。

一些驻 防城市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两个驻防城市————————宁夏和绥远,都位 于北部边境——实际上都成功击退了革命军。[83]另外,最有效的 抵抗发生在荆州,他们与湖北革命军对峙了三周半时间。

西安、 福州、杭州和伊犁也进行了反击。

另一方面,太原、镇江、广州、 南京和成都这些驻防城市没有进行抵抗(南京实际上进行了抵抗, 抵抗来自张勋率领的汉人而不是来自旗人)。

在一些驻防城市中, 当地精英由省谘议局和(或)商会代表,在革命军和旗人之间进 行调解。

这种情况发生在镇江、广州、成都和伊犁,这导致权力 和平移交到新政权手中。

而在福州、杭州和南京,调解却没能阻 止双方发生冲突。

反满暴行的范围也各不相同,但和抵抗的程度没有明显的关 系。

广州和成都驻防八旗没有进行抵抗,但却遭受了严重的暴行。

 在其他几个进行抵抗的驻防八旗———————最明显的是福州、杭州、荆 州和伊犁,一旦战争停止,杀戮也基本停止。

总体而言虽然少数 高官被杀死————如杭州的驻防协领贵林、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 和伊犁将军志锐,但是一旦旗人向革命军投降,他们就不会受到 伤害。

另一方面,西安、太原、镇江、南京的驻防八旗,以及驻 扎武昌的旗兵,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反满暴行。

武昌、西安和太 原的旗兵进行了抵抗,而镇江和南京的旗兵没有抵抗。

不管有没 有挑衅,上述五个地方的满人被杀、被逼自杀或被驱逐了,他们 的住宅遭到了抢夺和焚毁。

行凶者不加区别,不仅把目标对准旗兵,而且对准了他们的亲属,包括妇女和孩子。

他们基本是杀戮 的牺牲品。

很明显,对于很多革命军来说,其反满的意识形态不 仅仅是华丽的辞藻。

很多旗人通过装扮成汉人的方式来自救,但这通常是徒劳的。

 这也清楚地显示了在革命时期,满人和汉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 非常明显的区别。

满人很容易被分辨出来,因为他们的住处,他 们的语言(不是满语,而是北京官话),他们的姓氏习惯;对于旗 人妇女来说,她们的服饰和大脚更是惹眼。

1911年10月下旬 《时报》刊载的三张系列漫画,描述旗籍妇女穿上汉人妇女穿的 上下两件衣服(宽松的上衣和裤子)而不穿她们的旗袍,摘下她 们精美的金丝边头巾,剪掉自己的长发并盘髻,最终削平她们的 厚鞋底,甚至尝试着缠脚,以此混入汉人的队伍(图12、图13、图14)。[84]比较明显的是武昌、西安和南京,这些隐匿努力通常都 收效甚微。

最终,反满暴行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北部, 这里的革命军最活跃。

华北和满洲的驻防八旗————————三分之二的旗 人居住在这里,但革命军的势力相对较弱小———————几乎完全被宽恕。

 毫无疑问,如果革命继续下去,不断蔓延,他们也会暴露在反满 暴行的威胁之下。

然而在1912年1月伊犁恢复由汉人统治之时, 清廷(现在由袁世凯代表)正积极设法与革命军和谈,不久清帝 退位,革命结束。

南北和谈

到1911年11月上旬,革命爆发后前三周所引发的冲突在很大 程度上得以平息。

显然,此时革命并不容易继续进行下去,因为 载沣控制下的清廷极力应对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挑战。

尤其是,朝 廷的第一军在荫昌和之后的冯国璋率领下,已经从革命军手中重 新夺回汉口。

载沣也批准了“十九信条”,这基本上满足了君主立 宪派多年来的政治改革要求。

但是,革命也显然得到了全国各地 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不会被轻易击溃。

此时,革命党人及 其在新军和各省谘议局中的同情者,已经把自己的控制范围从湖北武昌扩展到了其他五个省的省会城市。

因此,清廷和革命党人 陷入了僵局,双方谨慎地进行谈判,寻求打破僵局的办法。

这些 试探性的谈判在12月中旬上海的正式会谈中达到高潮。

11~12月,袁世凯在北京的地位逐步稳固。

11月1日,袁世 凯接到接替奕劻内阁总理的任命时,他还在湖北前线,但他辞谢 了这一任命。

为了满足立宪改革派对责任内阁的要求,袁世凯坚 持他的任命应该来自国会而不是皇帝。

资政院(在“十九信条” 中资政院被授权代行国会权力)的九十二名留下的成员被迫于11 月8日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清廷第二天批准了资政院的决 定。[85]此时,袁世凯才接受了任命。

在两千名护卫的保护下,袁 世凯于13日下午到达了北京。

同时,皇帝的一道谕令授予他京畿 地区的军事全权,统率京畿地区的所有部队。

唯一不受其领导的 是清廷控制下的禁卫军,载沣仍然是其名义上的统帅。[86]

一旦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就开始不断削弱载沣和清廷,进一 步扩张自己的权力。

11月22日,他说服清廷授予他决断大部分事 务的权力(除了涉及皇室的事情),这是以前皇帝所拥有的特权。

 尤其是,所有的奏折和陈情从此以后都被移交到内阁而不是皇帝 那里。

同时,袁世凯获得允许,他及其内阁其他成员可以不参加 每日例行的朝见。[87]12月6日,在光绪皇帝遗孀隆裕太后的大力 支持下,袁世凯策划了摄政王的辞职,要求其为过去三年清廷的 过失负责。

在自己的要求下,载沣保留了以前的醇亲王头衔,并 且从皇室得到每年五万两白银的退休金,但此后不能“参与任何 朝廷事务”。

隆裕太后仿效慈禧太后,从载沣手中接管了处理朝廷 事务的权力,但没有为年幼的皇帝安排一名新的摄政王。[88]最后, 袁世凯成功地从清廷手中夺去了对禁卫军的控制权。

12月9日, 在袁世凯内阁的要求下,清廷颁布了一道谕令,免去了载沣弟弟 载涛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职务(自从禁卫军设立开始,载涛就担任 此职),任命袁世凯的老部下、第一军的指挥官冯国璋取代前摄政 王担任禁卫军的指挥官(在湖北前线接替冯国璋的是袁世凯的另

一名部下段祺瑞)。

另一道谕令解除了年轻有为、在日本受过训练 的皇族良弼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的职务,把他安排到军谘处这个听起来显赫却没有实权的地方任职。

冯国璋于12月21日正式担任禁 卫军统领。[89]袁世凯不仅重新获得了对北洋军队的控制权,而且 对清廷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努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同时,袁世凯代表清廷寻求与革命党人的军事停火以及可能 的政治谈判。

袁世凯并没有在清廷取得汉口胜利的基础上趁势而 进,反而命令他的军队在11月4日停止向汉阳进发。

同时,他派 部下刘承恩(湖北当地人)写信给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劝说 黎元洪接受“和平策略”,解决当前危机,给清廷一次改革的机 会。

一周后,革命党人没有回应,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蔡廷幹 (1861-1935)与刘承恩——道前往武昌,和黎元洪进行私人会面。

 冯国璋当时还是湖北前线的清军指挥官,他不同意清廷与革命军 进行这些表面上的接触。[90]

袁世凯也得到了汪精卫的支持,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领导人, 他因为1910年企图刺杀摄政王而被关押。

1911年11月6日,汪 精卫被释放,他并没有返回南方加入革命队伍,而是留在北京并 迅速与杨度取得了联系。

杨度曾经鼓吹宪法和八旗改革,后来成 为深得袁世凯信任的一名政治幕僚。

早在几年前,汪精卫就与杨 度在日本相识,当时他们都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学生。

可能基于 “与袁世凯结盟推翻清廷”的策略,汪精卫和杨度于1911年11月 15日以国事共济会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汪精卫代表 “民主立宪派”,杨度代表“君主立宪派”。

虽然两人对政体的形式 持不同意见,但都承认立宪政府和民权。

他们号召清廷与革命军 之间停止战争,以免外国势力插手中国的事情,并建议召开临时 国民会议在两种宪政体制中进行选择。[91]

又花了三周的时间,清廷和革命军最终达成了停火协议。

最 初,革命军对和谈并不感兴趣,因为在遭受了汉口挫折后,他们 又重新占据了优势。

到11月下旬,长江及其以南的省份都宣布支 持革命,正如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一样。

但11月底,他们遭到了两 次军事上的挫折。

在湖北,黎元洪和黄兴(1874-1916)没能守 住汉阳,冯国璋统领的第一军在11月27日重新占领汉阳;在山 西,太行山沿线的革命军在曹锟军队的攻击下不得不后退,最终曹锟于12月12日重新占领了军事要地娘子关,由此大大减轻了革 命军对京畿地区的军事威胁。

革命军一方遭受了这些军事上的挫 折,而清廷一方也于12月2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因此两者形 成了僵持局面。

12月1日,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与袁世凯的代表团 达成了一个三天的停火协议。

12月7日,即载沣辞职后的一天, 清廷同意与革命军进行一次正式谈判。[92]除了荆州和伊犁,辛亥 革命的军事斗争基本上结束了。

在12月中旬正式于上海举行谈判之前,双方即已经亮出谈判 立场。

正如杨度和汪精卫的声明所言,要么是君主立宪制,要么 是民主(或共和)立宪制。

到11月,清廷已经采取了措施主动从 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转变。

例如,同意“十九信条”形式的第一 宪法,同意选举出来(不是任命)的内阁总理统领“责任内阁”. 授权内阁主要大臣处理几乎所有的政府事务。

袁世凯的使者在11 月上旬与黎元洪的试探性会谈中,声称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 上满足了革命的要求。

正如刘承恩告诉黎元洪那样,“朝廷仍拥帝 位之虚名………………大权均操之汉人”。[93]

面对革命军关于种群歧视的控诉,清廷试图以坚持君主立宪 制来应对。

在11月上旬发布的两道谕令中,清廷依然否认种族差 异的存在———例如坚持认为“满汉皆朝廷赤子”———————并谴责革命 党人试图煽动族群仇恨的怒火。

其中的一道法令在11月10日颁 布,这似乎是由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三天前在石家庄被暗杀这起 骇人听闻的事件所引起的。[94]吴禄贞率领第六镇第十一协和主要 是满人的第一镇第三标,奉命攻打山西的革命军,以减轻京畿地 区西面的军事压力。

这名政治上趋向于独立的统领迅速成为袁世 凯和满人上层的眼中钉。

一方面,吴禄贞公开批评袁世凯在湖北 对革命军的战争(尤其是“残忍”地焚毁了汉口的汉城),并威胁 说经过石家庄时要中断南下的铁路供给线;另一方面,吴禄贞还 秘密与山西的阎锡山(1883-1960)和革命军合谋,反对朝廷。

 11月7日,吴禄贞两个不满的部下在石家庄火车站的战地指挥部 枪杀了吴禄贞。

回想起来,背后的指使人应该是袁世凯而不是满 人,因为袁世凯担心吴禄贞会阻止他前往北京接受内阁总理职位。

然而,当时的新闻报道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第一镇的满人士 兵。[95]11月10日的这道谕令虽然没有提到吴禄贞死亡的背景,但 似乎想要缓解汉人关于满人强硬态度的普遍忧虑。

曹锟取代了吴 禄贞的职位,他一个月后成功击退了阎锡山和革命军。

袁世凯作为内阁总理,他尽力支持清廷关于种族公平的言论, 并处理了满汉关系中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即“皇族内阁”和辫子。

 虽然奕劻及其内阁成员在11月1日提出了辞呈,但直到16日袁世 凯组阁,他们才被取代,而袁世凯的内阁与其前任相比有很大的 不同。

新内阁不仅不是由皇族亲王所统领,而且内阁成员根本没 有皇族成员。

(正如外国使团指出的那样,任命一个非亲王来担任 外务部领导违背了《辛丑条约》,但是他们最终同意了这种变 化。

)[96]与奕劻内阁二比一的满汉人员构成不同,袁世凯十人内阁 中只有一名满人担任内阁成员(理藩院的达寿,他的责任是管理 中国边疆的非汉人)。[97]此外,与之前载沣控制下的清廷不同,袁 世凯内阁积极回应资政院提出的修改发式的新提案。

11月下旬, 资政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制要求官员、士兵、教师、 学生剪发,而其他人则不受约束。

12月7日,新内阁已经取代清 廷成为各项政务的决策者,内阁同意废止清廷关于“剃发留辫” 的谕令,但是不以任何强制性方式推行剪辫,相反,它允许所有 人可以选择是否剪辫,如官员和平民都可以“自由剪发”。

据说包 括外务部所有的二百名高官在内,许多清朝官员立即剪掉了他们 的辫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98]举例来说,袁世凯一直把辫 子留到了清王朝结束之时。

当然,革命党人并没有被清廷向君主立宪制转变这种垂死挣 扎举动所感动。

他们要求实行“民主”政体,这意味着推翻清廷, 结束专制统治,并建立共和国。

在11月11日与袁世凯的两名谈判 代表的会谈中,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质疑满人统治者的诚意, 并对袁世凯这么信任清廷感到惊讶,因为袁世凯在1909年受到很 不公正的对待。

他告诉刘承恩和蔡廷幹,“满人贼也,我主也。

我 被贼劫掠,妻孥财产,悉为贼有”。

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坚持满人改 革派做得还不够,他们应该自觉离开。

然而,为了使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共和主义者中的温和派愿意向袁世凯、清廷皇室和普通 满人作出重要让步,前提条件是他们赞成建立共和国。

早在11月 11日与刘承恩和蔡廷幹会谈时,黎元洪就声明,如果袁世凯脱离 清廷,他的政府就准备承认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99]

革命党人也承诺,如果清廷退位并支持共和,就会得到优待, 虽然这种承诺的态度有些模糊。

在11月11日的会谈中,黎元洪告 诉袁世凯的代表,朝廷所有人员的俸禄和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证; 他还要求袁世凯转交一封写给当时摄政王载沣的信,在信中他再 三强调“如果清廷退位,则保证其王位、俸禄和优待”。

黎元洪随 后于11月23日公开承诺“优待清廷皇室”,以此换取清廷对共和 政体的支持。[100]上海的革命党人并不总是与湖北的革命党人意见 一致,但也同样保证如果清廷退位的话,会得到优待。

11月11 日,这一天武昌的黎元洪向袁世凯作出了承诺,而上海的四名主 要领导人——————— 伍廷芳、张謇、唐文治(1865-1954)、温宗尧 (1876-1946),他们都是最近才从君主立宪制转向民主立宪制 的——也向载沣发了一封电报,主张现在中国已经不能再实行君 主立宪制了,呼吁他仿效古代圣贤尧舜让位的美德。

如果清廷退 位,“中华民国将优待皇室,以使其安富尊荣”。

革命党人在对待普通满人民众方面也表达了类似的亲切愿望。

 上海的四名领导者也表示要“安全满旗”。

三天后,为了回应一些 外国传教士(特别是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关于继 续战争和优待满人的言论,伍廷芳和温宗尧用英文联合发布了一 份公开信《致我们的外国朋友》,信中他们再次宣称要“保证皇室 成员的生命和财产,所有满人都不例外”。

尤其是,他们承诺“满 人可以充分享受公民权,享有完全的平等与自由,并拥有其土地 和财产”[102]。

这些非正式和间接的表示,为双方同意于12月上旬在上海正 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12月7日,当时受隆裕太后控制的清廷授予 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要他任命一名代表与南方革命军“讨论 国内局势”。

袁世凯任命唐绍仪(1860-1938)为他的全权代表, 唐绍仪是与他相交甚久的同僚,也是一名资历丰富的外交谈判专家。

随同唐绍仪的代表团成员还有杨度和汪精卫,他们在几天前 刚刚解散了国事共济会,因为当时南北双方显然都不愿意让一个 国民会议来决定国家局势。

聚集于武昌的革命军任命伍廷芳为他 们的谈判代表,温宗尧作为他的副手——同前往。[103]

清廷于12月7日同意与南方军进行谈判,此前一天摄政王载 沣被迫辞职,这让大量皇室成员深感忧虑。

尤其是任命唐绍仪作 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更使他们寝食难安。

在革命爆发后的两个月 内,唐绍仪表现出对清王朝缺乏忠诚,这很令人担忧。

据英国驻 华公使朱尔典所说,唐绍仪曾在11月中旬“与庆亲王密谈了几个 小时并试图说服他,让清廷体面地退位,这样可以很容易达成协 议”。

12月初,根据内阁刚做的决定,他剪掉了辫子。

溥伦这位贝 子曾经在奕劻的内阁中担任农工商部尚书,他对来访的美国金融 专家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说,“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代表政府 参加上海和谈是很不幸的事情”,并对袁世凯本人产生了很大的怀 疑。

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这些满人亲贵坚持唐绍仪的代表团不 仅要有来自各省的人,还要扩大范围把一名旗人代表纳入其中。

 汉军旗人、来自杭州驻防的章福荣因此被任命为代表团成员。[104]

在武昌与黎元洪会面之后,唐绍仪率领代表团于12月17日到 达了上海,并立即与革命党人进行了会谈协商。

唐绍仪与伍廷芳 在租界内的市政厅里进行了一系列公开会谈。

然而,通过汪精卫 (他到上海后就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的顾问)的调解,唐绍仪也与 伍廷芳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党人到共同熟人的家中进行秘密会谈。

 晚上的这些会谈才是真正进行的谈判。

白天在市政厅的会议仅仅 是一种形式,他们在公开场合重复的不过是双方代表私底下达成 的协议。[105]

12月18日下午正式谈判开始时,双方谈判的态度已经基本明确。

革命军的底线是建立共和政体,这当然包括清朝及其君主政 体的终结。

然而,正如各种共和政团——一个月以来解释的那样,如 果袁世凯能够安排清廷退位,他们就会让他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而且,如果皇帝能够主动退位,革命军将会优待清廷和普通满人 以作为回报。

另一方面,清廷(虽然不一定是袁世凯本人)的要求是继续保持清朝的统治和君主政体,即使大部分权力被限制在 宪法的框架内。

这样,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和两个 附属问题上。

主要问题是继续保持当前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建立 一个共和政体。

如果一致同意建立共和政体,附属问题是如何让 清帝退位以及对清廷和旗人采取什么样的优待。

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进行选择,这个主要问题在谈判 中早就被提出来而且迅速被决定下来。

在12月20日举行的第二次 公开谈判中,共和派代表伍廷芳坚持清廷已经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因为其在管理统治上再三失败,并且国人现在已经做好了实行 “共和宪政”的准备。

他保证,如果清廷退位,皇室成员和普通旗 人都会得到供养。

正如唐绍仪传达的那样,伍廷芳努力减轻清廷 对于革命军打算从中国版图的十八个省份中“尽逐满人”的忧虑。

 伍廷芳再三保证,“我等非恨满人”,事实上,“改革之后,满人与 汉人必无歧见”。

唐绍仪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争论是否继续君主政 体这个问题,这使清廷谈判代表团(包括旗人章福荣)的许多成 员感到失望,但并不感到惊奇。

相反,唐绍仪告诉伍廷芳,他本 人同意建立共和政体是应对革命危机唯一的和平方法。

但是,唐 绍仪提出,至于采取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这要由“国民 会议”来决定,这样使得杨度和汪精卫早先提出的被放弃的提议 再次被摆上桌面。

这样的一个会议毫无疑问会倾向于实行民主共 和政体,但可以让清廷更容易接受。

唐绍仪要求休会一周,他将 利用这段时间来说服袁世凯和清廷。[106]

可以理解,清廷对它的谈判代表在上海所持的调和姿态深感 忧虑。

清廷陷入绝望之中,要求袁世凯(他仍表示希望实行“有 限君主政体”)去试探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驻华公使,看 看这两个国家是否愿意插手,去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政体。

虽然日 本对此事感兴趣,但英国并不支持。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还通过 外交手段,支持唐绍仪由国民会议决定政体的想法。[107]同时,一 周的休会时间到了。

12月27日,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迫切要 求尽快给一个决定。

孙中山此时也结束了几年的放逐生活,并于 两天前回到上海,这给谈判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而且,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的停火协议在31日就要到期了,唐绍仪怀疑共和派在 没有决议的情况下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宽限。

如果谈判失败战争 继续,他警告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宗社能够保全还是毁灭”。

他 劝说这名内阁总理颁发命令,召集一个临时性的议会来决定实行 何种政体。[108]

12月28日,袁世凯及其内阁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内容包括了 唐绍仪电报的主旨,并要求与朝廷面谈。

他们再三强调了唐绍仪 的观点:即使提议召开的国会按照有利于共和政体的方向做出了 决定,它也会深感圣恩,全力优待皇室。

另一方面,如果谈判结 束战争重新开始,就不能确保君主和贵族的安全。

这不是内阁能 够决定的问题,需要朝廷做出裁决。

隆裕太后立即召集了一次正 式的廷议,至少八名王公大臣(载沣、奕劻、善耆、载洵、载涛、 溥伦、载泽和毓朗)和袁世凯及其内阁参加了这次会议。

正如在 奏折中所陈述的一样,内阁再次要求清廷同意唐绍仪的提议。

否 则,一旦战争继续,朝廷只能用宫廷收入来支付军费开支。

如果 朝廷不这样做,内阁也无法继续履职。

面对如此无奈的抉择,许 多王公都默不作声。

只有与袁世凯共事多年的奕劻表示支持内阁 的计划,而两名王公———————前军机大臣毓朗和前度支部尚书载泽表 示反对。

经过五个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议之后,隆裕太后自己做出 了决定,即同意唐绍仪的提议。

她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懿旨, 对“十九信条”没有能够平息政治上的争议感到失望。

她授权内 阁召集临时国会,来决定实行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109]由于十 四个省现在都控制在革命军手中,临时国会将如何做出决定,这 根本没有任何悬疑。

随着唐绍仪让清廷体面地退位,清廷做出了有条件的屈服, 从20日以来暂停的上海正式谈判于29日重新开始。

在这次谈判以 及随后两天的附加会议上,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将停火协议推迟 到这个月底之后。

他们都同意组成“国民会议”(而不是“临时议 会”)来决定中国将来的政体,由于当初没有议定,他们还讨论了 国民会议开会的地点和时间。

伍廷芳要求立即于1月8日在上海召 开国民会议,而唐绍仪说他还要和袁世凯协商,因为袁世凯想要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他怀疑会议是否能够这么快举行。[110]最 后,在没有唐绍仪任何公开意见的情况下,伍廷芳提出了关于优 待条款的两个清单,各包括五项条款,涉及对清朝皇帝、满人和 其他非汉人将来的处理办法。

关于清帝之待遇:以待外国君主之 礼待之,退居颐和园,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陵寝及宗庙听 其奉祀,保护其原有私产。

关于满、蒙古、回、藏之待遇:一律 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八旗 生计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 蠲除;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旧。[111]

这样,到1911年12月最后一天,清廷只能同意退位。

作为回 报,革命军详细阐明了之前关于优待皇帝和满人的承诺。

只剩下 最后一道程序需要履行:召开国民会议来正式批准由君主政体转 变为共和政体。

一般都认为这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退位及其条件

然而,清廷并没有在六周之后退位。

由于两个意想不到的障 碍导致退位拖延,一个是袁世凯设置的障碍,一个是顽固的满族 保皇派设置的障碍。

于是举行了一次附加的谈判,焦点集中在退 位协议的条款上。

谈判的结果是,清廷和满人最终受到的待遇甚 至要比唐绍仪和伍廷芳当初达成的协议好得多。

对于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的协议,清廷很不愿意接受。

这一 协议也在支持双方的政治力量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对。

一方面,包 括孙中山在内,革命党人中的激进分子对伍廷芳对清廷做出如此 巨大的让步感到愤怒。

他们尤为不满的是,伍廷芳同意唐绍仪提 出的由国民会议决定中国将来政体的提议。

他们拒绝继续等待, 1911年12月29日,也就是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第四天,支持共和 政体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他 们采取了标志着新的一年开始的阳历,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定都南京。[112]

另一方面,清廷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满人,他们对 唐绍仪的做法也极为不满,怀疑唐绍仪是否忠诚于清廷,认为他根本没有坚定地代表君主政体。

12月底,清廷的支持者在北京成 立了君主立宪赞成会。

大部分成员都是满人。

赞成会把总部设在 八旗先贤祠,后来君主立宪赞成会改成了众所周知的宗社党,致 力于保护朝廷的“宗庙社稷”。[113]

内阁总理袁世凯表面上对保皇派表示同情,1月2日他立即解 除了唐绍仪谈判代表的职务,指责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并拒绝 承认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的协议。

北方的十五名将领赞同他的行 动,其中包括冯国璋这名刚到任的禁卫军统领,他们联合发电报 给袁世凯,声称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政体。

他们发誓将竭尽全力 战斗到死,号召朝廷贵族尽自己的责任,拿出自己的私人财产来 支付继续战争需要的经费,包括他们存在北京各外国银行的三千 万到四千万两白银。[114]

与保皇派不一样,袁世凯与其说关心君主政体的命运,毋宁 说更关心自己的前途。

他并不是对唐伍协议本身感到愤怒,而是 对他亲眼所见激进革命党人的背信弃义感到怨恨。

袁世凯宣称, 建立中华民国违背了唐伍协议中“中国将来的政体由即将举行的 国民会议来决定”这一条款。

袁世凯想知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 总统是否背弃了之前的一再承诺:如果他确保清廷退位,革命军 就保证让他当总统。

后来孙中山打消了他的担心,声称如果他能 够结束清廷的统治,那他自然会让位。[115]

对自己将来的地位了然于胸后,袁世凯再次改变了态度。

他 重新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再一次劝说清廷退位。

随着唐绍仪被 解职,上海面对面的正式会谈结束了,随后的谈判在袁世凯本人 与伍廷芳之间以电报的形式进行,伍廷芳虽然与孙中山的民国政 府存在分歧,但仍然是首席谈判代表。

唐绍仪虽然被解职,但仍 然作为袁世凯的非官方代表供职于上海。[116]唐伍协议构成了新一 轮谈判的基础。

共和派明确表示,如果清帝退位,他们仍然准备 优待清廷和满人。

1月10日,据新闻报道,他们把协议的原文发 电报给北京,这一协议在实质上与伍廷芳先前提供给唐绍仪的协 议几乎完全相同。

新的提议与原来提议唯一的不同点是:要求皇 帝退位后隐居到长城外的热河,而不是颐和园。[117]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同意激进革命党人的意见,认为通过国 民会议来决定实行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是没有必要拖延的。

他 现在对清廷施压,要求其接受革命军的提议立即退位。

到1月中 旬,袁世凯似乎说服了清廷按照他的提议马上退位。

1月14日, 袁世凯的一名秘书(可能是蔡廷幹)通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说隆裕太后将在几天内发布一道谕令,宣布清帝退位并让袁世凯 暂时代管政府。

16日早上,袁世凯个人给隆裕太后递了一道秘密 奏折,声称民意不可违,清廷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

他警告说, 停止抵抗才能避免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四的命运。[118]巧合的是,好 像为了强调革命威胁的直接性,袁世凯本人在离开紫禁城返回官 署的途中,在一次未遂的暗杀计划中几乎被杀死。

同盟会的三名 当地会员因此被捕且被处以绞刑。[119]

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清廷于第二天即1月17日召集会议来 讨论袁世凯这道令人担忧的奏折。

奕劻和溥伦都赞同内阁总理含 蓄的建议,认为不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才退位。

奕劻是亲王中袁 世凯的支持者,他评论了革命党人提出的条款;而溥伦虽然先前 对唐绍仪持怀疑态度,但他也认可袁世凯的判断,即清廷在军事 上和政治上都已经没有希望。

即使召开国民会议,最终的决定也 会反对清廷,因此,接受革命党人优待清廷以作为退位回报的承 诺,这是慎重之计。

在这次朝会上,其他王公都沉默不语。

只有 蒙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1873-1938)同意继续抵抗。

那彦图的理 由似乎是担心俄国会利用清廷退位的机会,煽动蒙古从中国版图 独立出去(事实上后来确实如此)。

由于那彦图的担心,会议没有 按照袁世凯的奏折行事,决定要推迟两天。[120]

由于清廷的谨慎,袁世凯和共和派继续完善退位协议的条款。

 1月18日,伍廷芳提出了一份协议修正案,这份协议与12月30 和1月10日的前两份协议非常相似。

主要的变化在于与皇帝有 关的四条附加条款。

第一条规定皇帝被称为“让皇帝”,且头衔可 以世袭。

第二条允许皇帝在搬到颐和园之前仍然“暂时”居住在 紫禁城,删除了隐退到偏远之地热河的提议。

第三条明确了将由 国会决定的皇帝每年的津贴不少于三百万两白银。

第四条是一个新条款,共和国要完成在建的光绪皇帝陵墓,奉安典礼仍如 旧制。[121]

双方对伍廷芳的草案都不是完全满意。

一些激进革命党人对 伍廷芳对清廷的让步再次表示担心。

对于继续使用“皇帝”称号 并可以世袭,皇帝居住(如果仅仅是暂时)在紫禁城,共和政体 要负责埋葬前皇帝,孙中山和黄兴都颇有微词。

伍廷芳回答说, 孙中山本人先前同意使用“让帝”或“清帝”一词作为皇帝将来 的称呼,无论如何,这个称呼只是一种仪式而没有实际意义。

伍 廷芳还解释说,到这个冬天结束,皇帝就会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

 至于光绪皇帝陵墓的修建,根据朝代更替的惯例,继位者都为退 位者修建了陵墓,共和国也应该这样做。

清廷的代表唐绍仪同样 反对“让帝”一词作为皇帝将来的称呼,可能是因为这个词不够 尊贵。[122]

伍廷芳希望快速推进双方做出决定,他随即对协议进行了两 项最后的修改。

为了满足唐绍仪的要求,他把君主退位后的称呼 改为“清帝”。

为了满足激进革命党人的要求,经过唐绍仪的同 意,他改为皇帝称呼不再“相传不废”,而代之以仅仅是“仍存不 废”,也就是说这个头衔不能传之后代。

这些变化被合并到协议之 中,经过孙中山的批准,伍廷芳于1月20日把协议送给袁 世凯。[123]

然而,当伍廷芳的新协议呈达御前时,清廷的态度变得异常 强硬,这导致了退位之路的第二道障碍。

不进行任何抵抗就下台, 甚至不需要通过国民会议来投票决定政体就退位,这激起了一些 宗室王公及其外围支持者迟到的异议。

他们把愤怒发泄到奕劻身 上,因为奕劻在1月17日廷议上同意革命军的提议。

1月18日早 晨,君主立宪赞成会的代表前往奕劻的官邸,大声谴责他支持共 和主义。

第二天,赞成会发布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控诉,指控这位 老亲王被“叛贼”收买了。

这种胁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第二 天19日的朝会上,奕劻否认他以前支持清廷退位。

后来,他和先 前同样支持退位的溥伦要求请假几天。[124]

早日退位的主要障碍来自北京的两支主要由满人组成的军队,即第一镇和禁卫军,这两支军队中的许多人都是君主立宪赞成会 的成员。

1月中旬,禁卫军第一协的士兵发表声明,批评革命军无 视朝廷做出的政治让步,并宣称他们将坚持君主立宪政体,誓死 效忠,他们甚至要求到湖北前线帮助“剿除叛贼”。

同时,禁卫军 的士兵几乎每天集会来宣泄他们的愤怒和沮丧。

在背后煽动士兵 不满情绪的是两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保皇派人:良弼(前禁卫军 第一协统领)和袁世凯的夙敌铁良(前南京驻防八旗将军,刚返 回京城),他们曾经负责组建和训练这两支军队。

据莫理循所说, 两人都与“日本人往来甚密”,众所周知,日本人对共和主义态度 冷淡,因此两人在“满人中积极灌输对袁世凯的不信任”。「125]

冯国璋是袁世凯任命的禁卫军统领,他坚持要事先知晓情况, 但没有限制自己部队的保皇活动。

「126]实际上,他自己与士兵一 样,带有君主立宪的思想。

虽然冯国璋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开始戎 马生涯,但他后来成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并供职于宗室王公毓 朗和载涛统领的军谘处。

他率领第一军在湖北前线取得了两次胜 利————收回汉口和汉阳,他不同意袁世凯对湖北革命军的议和措 施。

为了表示对冯国璋的感谢之意,清廷授予他男爵头衔,冯国 璋对此深感圣恩浩荡。

与唐绍仪不一样,冯国璋没有剪辫。

最终, 冯国璋成为十五名北方将军中的一员,他们在1月2日宣布支持清 廷。

冯国璋还是北京的同志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目 的在于促进君主立宪政体。[127]

在朝大臣中,最直接反对退位的是奕诉的孙子溥伟,他世袭 恭亲王的爵位。

在写给君主立宪赞成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溥伟解 释说,17日举行第一次廷议时他正在休假,新闻报道的一些参加 廷议的王公拥护共和主义,对此他感到极为愤怒。

他发誓要在下 一次廷议中据理力争。

他确实如其承诺的那样做了。

19日,溥伟 与袁世凯的内阁大臣针锋相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袁世凯 本人没有参加。虽然没有受伤,但他可能还没有从暗杀的阴影中 恢复过来。)

内阁大臣带来了袁世凯的一份奇怪的新提议,要求在 天津附近建立一个临时政府。

溥伟坚持应该进行不屈不挠的军事 抵抗。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对清廷的威胁比现在还要严峻,但清廷与他们战斗了近二十载,在目前的形势下,朝廷就 不应该有任何与“叛军”谈判或者建立新政府的念头。

他质问, 如此大费周折召回袁世凯,难道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遇到一点麻 烦时寻求和平吗?袁世凯的外务部副大臣胡惟德(1869-1933) 以外国势力反对战事重开来辩驳,溥伟不屑一顾,坚称这是中国 的内部事务,并怀疑列强是否会真的干涉。

包括毓朗、载泽、载 涛以及蒙古亲王那彦图在内的其他几位王公都站在溥伟一边,极 力反对低三下四地投降。

然而,可能是隆裕太后的疑虑,廷议再 次没有结果而休会。[128]

在1月22日举行的早朝上,溥伟再次敦促实行武力抵抗政策。

 他根据冯国璋的陈述,宣称如果军队(大概是禁卫军和第一镇) 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完全有能力保卫清王朝。

隆裕太后忧虑重 重,担心如果清廷战败,革命党人优待的提议就不再会摆上桌面。

 溥伟对革命党人是否会履行协议的条款表示怀疑,不管怎样,从 敌人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提议是一种耻辱。

与其退位,毋宁死。

他的 观点得到了载泽、那彦图和善耆的支持。

廷议再次没有结果。[129]

溥伟和其他拒不妥协者显然相信,如果清廷抵抗失败,仍可 逃离京城并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最近的几十年里清廷已经两 次避难了。

1900年陷入义和团运动困境中,朝廷逃到了西安,不 过这次西安已经于10月下旬控制在共和党人手中,看来西安是不 可能了。

然而,还有几个可能的避难地。

一个是甘肃,陕甘总督 长庚正在集合保皇力量。

另一个避难地是清廷在关外的热河行宫,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曾于此避难。

新的热河都统 锡良到任大约一个月,正在准备迎接朝廷的到来。

第三个可能的 避难地是东北,这是满族的发源地,那里的总督是被刺杀的赵尔 丰之兄赵尔巽。

据说,赵尔巽同意筹措资金,训练足够的士兵组 成二十营军队来“营救皇帝”。

在奉天,支持保皇和坚持抵抗的幕 后人物是满人改革派金梁,《时报》称其为“良弼第二”。[130]

然而,组织一支对抗之师或者准备一个避难之地需要时间。

 这或许能解释溥伟为何转变为折中态度,这名武装反抗的坚定拥 护者在廷议上逞一时口舌之快,但之后在1月22日会见李佳白时,溥伟表示,他并不是如此反对退位本身,而是反对以这种低下的 方式退位,如果接受这样的方式,那么整个朝廷就完了。

他告诉 这名美国传教士,他想拥护原来的方案,即唐绍仪和伍廷芳提出 的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实行何种政体。

据李佳白记载,溥伟认为:

朝廷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

如果要进一步让步,清廷就 不应该是屈服于压力,而是顺应民意…………………应该有一个代表会 议来表达人民的意愿。

如果会议这样决定,退位就会合情 合理。[131]

当然,召集一个大规模的代表会议将为清廷争取到一些宝贵 的时间。

顽固派最终成功地拖延了几乎要在1月中旬实施的退位。

1月 24日,隆裕太后虽然个人仍存疑虑,但她还是颁布了一道谕令, 内容基本上包含了溥伟会见李佳白时所表达的观点。

与英国驻华 公使所希望的正好相反,隆裕太后没有同意袁世凯的立即退位提 议。

她也没有采用伍廷芳20日提出的退位协议。

相反,她又回到 12月底的决定,提出中国的政体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她要袁 世凯与共和派就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自从唐绍仪与伍廷 芳谈判中止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132]

清廷最后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这让他大为光火,他立即 策划了一场运动来向清廷施压,要朝廷推翻所做出的决定。

1月 25日,他自己对隆裕太后的谕令作出回应,警告她可能出现的后 果。

如果国民会议举行,极有可能坚持批准通过他与共和派谈成 的任何退位协议条款。

如果是这样,他“不敢预知”会议是否会 如共和派先前承诺的那样优待朝廷。

总而言之,正如其他人已经 指出的那样,相比于让变化无常的国民会议来决定,接受共和派 目前的协议并立即退位是极为明智的。[133]

袁世凯的军政支持者同样严厉批评清廷的顽固派。

1月26日, 四十余名清廷将军和军官,联合北洋第一军统领段祺瑞,向袁世 凯内阁以及各位皇室亲王宗室王公发去电报,对清廷在退位问题 上的拖延感到不满,他们谴责载泽和溥伟的阴谋诡计。

他们说,召集国民会议需要几个月时间,期间军事叛变、民众起义、盗贼 行为,甚至外国势力干涉和参与都会发生。

如果战争爆发且清廷 战败,就很难保证“皇室尊容,宗藩生计”。

即使召开会议,十有 八九也会选择共和政体。

因此,为什么不让国家避免几个月的混 乱呢?为什么不在会议做出决定之前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呢?十五 名将领在两周半前还信誓旦旦要为君主立宪制誓死效忠,但现在 只有两名没有改变态度:一名是禁卫军统领冯国璋,另一名是满 洲的张作霖(1875-1928) [134]

袁世凯的文官支持者也开始背弃清廷。

11月底曾经自称为君 主制支持者的杨度,1月26日又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共和促进会。

 该会的领导人中包括满人改革派出版物《大同报》前主编乌泽声, 他们严厉批评宗室王公从头到尾都在拖延误事。

当人们想要君主 立宪制时,王公们坚持君主专制政体;现在,人们要求民主共和 政体,王公们总是慢半拍,又拥护君主立宪制。

杨度的共和促进 会警告说,如果皇帝不退位,革命军会放弃他们协议中的承 诺。[135]实际上,这时共和党人正好进行了这样的威胁。

1月27 日,伍廷芳通知袁世凯,清廷如果不宣布立即退位,目前的停火 协议在29日早上就会到期,20日递交的优待协议就会作废。[136]

反对立即退位的顽固派们不顾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的警告和革 命党人的威胁,强硬地坚持了两到三天。

由于冯国璋及其统领的 禁卫军重申他们对清廷的效忠,顽固派们毫无疑问底气更足了。

 冯国璋显然没有加入段祺瑞支持共和主义的阵营中,禁卫军的士 兵在1月底公开重申他们对“君主立宪政体”的承诺。[137]
满人顽 固派的气焰最终被打压下来、退位的障碍被清除,这得归功于良 弼被暗杀。

良弼和铁良对于煽动禁卫军负主要责任,1月26日晚, 他在与另一名保皇派满人善耆会面之后回家的途中,被一名革命 党人暗杀(可能是袁世凯暗中策划了这一事件)。

几天后,良弼伤 重不治身亡。

良弼的被暗杀,加上段祺瑞的威胁电报,使得包括 禁卫军在内的顽固派屈服,他们的理想轰然倒塌。

铁良仓皇逃出 京城。[138]

这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廷议,来讨论如何应对段祺瑞。

让国民会议来决定国家政体这个以前宣布的计划被永久废弃,武装抵 抗的想法也被排除了。

然而,亲贵们仍然没有商议出替代的办法。

 隆裕太后必须做出决定。

载沣和奕劻与袁世凯进行了频繁接触, 根据他们两人的建议,隆裕太后“全权”委托内阁总理处理与革 命党人的事情。

她在2月2日的廷议上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在第 二天以谕令的方式颁发。

(溥伟和载泽两名坚持抵抗的亲贵缺席了 这次廷议,而袁世凯自从两周前在鬼门关走了一回后,第一次回 到了紫禁城。)

在给袁世凯的谕令中,这名皇太后说,不能为了 “皇族的荣光和尊崇”而使广大民众陷入痛苦的泥潭。

对于宗室、 皇族、旗人、蒙古人、回人和藏族人将来的待遇,她要袁世凯提 前安排好。[139]

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他继续与革命党人就退位协议问题进 行谈判。

朝廷对伍廷芳20日提出的协议不满意,例如,清廷反对 在文献中使用“退位”一词。[140]因此,袁世凯与隆裕太后密切协 商之后,自己草拟了一份退位协议,并于2月3日提交给革命党 人。[141]袁世凯的提案与伍廷芳的最终版本相去甚远。

总体来说, 袁世凯的协议增加到三部分,而不是伍廷芳版本的两部分。

在伍 廷芳的版本中,第一部分涉及的是皇帝。

考虑到清廷的敏感,袁 世凯版本省去了所有“退位”的提法。

涉及皇帝一律都用“大清 皇帝”,而不是简称为“清帝”。

皇帝的头衔相传不废,而不是仍 存不废。

皇帝每年的津贴至少为四(而不是三)百万两白银,举 行各种仪式还需要额外的专款。

皇帝可以选择居住在紫禁城或者 颐和园,而不是必须搬到颐和园。

最后,增加了一条伍廷芳版本 中没有的新条款,皇帝可以继续使用大小官员、仆役、守卫,尤 其是禁卫军,在一条单独的条款中规定要确保禁卫军的规模和薪 俸不能改变(增加这一条款明显是要减少对禁卫军士兵的控制。

 这样就能减轻皇室对将来的担心)。

袁世凯协议的第二部分单独涉及了如何对待皇族,对此伍廷 芳的版本中没有特别提及,只是将其包含在非汉人贵族的范围中。

 协议指出,皇族的头衔继续保留并可以世袭,他们的“公权”与 国民同等。

但皇族免除兵役之义务。

最终,第三部分涉及了如何对待满、蒙古、回、藏,除了增加了两个条款外,其他大致与伍 廷芳版本相同。

其中一条是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 官兵俸饷,仍旧支放;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应设法拨给官产, 作为世业,以资补助。

另外增加的一条是,满、蒙古、回、藏原 有之宗教,听其信仰自由。

由于袁世凯现在提出的协议与共和党人两周前拟定的协议存 在较大的差异,伍廷芳把袁世凯草拟的提案带回南京,让孙中山 及其共和政府过目。

2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同意用袁世凯 的版本取代伍廷芳的版本,并以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蓝本,但要 求进行一些修改,一方面要增加一些条款,另一方面要恢复伍廷 芳协议中的条款。[142]改变最多的是涉及皇帝的这一部分,一些地 方进行了实质上的修改,一些地方只是进行词语上的修改。

在实 质修改方面,共和党人在袁世凯版本的正文中增加了一款序言, 宣布“清朝皇帝要承认共和政体”,并具体阐明皇帝享受的“优 待”要由袁世凯尚不承认的中华民国来授予。

他们反对原文中皇 帝头衔可以世袭的规定,如伍廷芳协议中要求的那样,他们坚持 只有现皇帝在退位后可以保留头衔。

他们名义上同意了袁世凯要 求把皇帝的津贴从三百万增加到四百万,但将货币单位从白银变 为元,这样津贴数目基本保持不变。

他们拒绝承担额外的特殊礼 仪费用。

临时参议院也拒绝允许皇帝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与伍廷芳一 样,他们坚持皇帝必须退居颐和园,虽然他能够“暂时”待在紫 禁城。

他们同意袁世凯关于皇帝仆役和侍卫的附加条款,但是坚 持不能招用太监进入皇宫。

他们同意继续保留禁卫军,但他们要 求这支军事力量必须受制于陆军部,而不再由朝廷单独掌控。

至 于修辞语句上的变化,一处是坚持君主被简单称呼为“清帝”,而 不是威严的“大清皇帝”,这也是伍廷芳的想法。

另一处是文件中 依然使用对清廷的退位称呼,虽然改以相对缓和的“逊位”取代 伍廷芳的“退位”一词。

在文件的剩余条款中,南京的临时参议 院接受了把涉及皇亲国戚的内容作为一个增加的单独部分,但在 为其他非汉贵族提供福利方面,他们只愿意承担模糊的责任。

他们直接反对皇亲国戚和非汉贵族的头衔和爵位可以世袭。

然而, 他们同意继续向旗兵提供薪俸,直到长期存在的八旗生计问题得 以解决。

一天后,伍廷芳将修改后的退位协议原文致电给袁世凯,袁 世凯随后呈给隆裕太后和清廷。

清廷发现南京协议版本的许多条 款是可以接受的,但反对缩减皇帝津贴的数量以及其他几项变化, 包括一些用词上的改变。

袁世凯要求伍廷芳在南京草案的基础上 进行一些修改。

他建议至少在新的货币单位实行之前,皇帝四百 万两白银的津贴首先以“两”为单位支付。

他继续坚持皇帝应该 被称呼为“大清皇帝”,而不是简称为“清帝”,而且这个头衔可 以世袭。

他要求删除令人反感的“逊位”一词,或者用“致政” 取代。

他也反对把禁卫军的控制权由清廷移交到陆军部。

在袁世 凯的煽动下,冯国璋和段祺瑞达成了一致,因此北方的将领们也 发电报给伍廷芳表示反对,他们也反对皇帝头衔的不可世袭,包 括反对“逊位”一词。[143]

2月9日,伍廷芳按照临时参议院授予他的有限权力,回复了 袁世凯,他愿意就袁世凯要求的一些而不是所有内容进行修改。

 一方面,他同意了袁世凯坚持皇帝拥有“大清皇帝”的头衔,接 受了袁世凯的建议,即皇帝的津贴一开始以“两”为单位支付, 其后再以“元”为单位支付。

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删除“逊位” 一词或者用“致政”代替,虽然他建议使用“辞位”代替(带有 主动下台的含义)“逊位”(与“退位”一样,带有一定的强迫意 味)。

共和派坚持皇帝头衔不能世袭以及必须移居到颐和园,对此 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对于禁卫军的控制权移交到陆军部这一 要求,他也没有妥协。[144]

伍廷芳提醒袁世凯和清廷,这已经是共和派能够对清廷做出 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共和派中的激进人士认为这些让步已经超 过了他们的忍受范围。

广东的军政府和省议会都勃然大怒。

都督 陈炯明(1878-1933)在2月8日发了——份通电,反对保留皇帝的 头衔以及皇帝留在京城,该省议会反对禁卫军继续存在,如果这 些条款不能加以改变,就要求恢复军事斗争来反对清廷。

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1860-1920)同样一肚子怨气,认为承诺给予皇 帝优待是完全没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

上海新成立的社会党在2 月10日主持了一次公开会议,对伍廷芳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懦弱 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145]伍廷芳承认这些条款已经非常宽容慷 慨,但并没有违背共和主义的原则。

他告诉黎元洪,为了确保清 帝早日退位,他愿意修改这些条款。

与他一起参与谈判的同僚汪 精卫,以同样的理由回应了陈炯明、广东省议会以及革命派阵营 中的其他批评者。[146]

由于清廷退位变为可能,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预防那 些仍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在京城引发的骚乱。

他把禁卫军和陆军 第一镇调离京师,并用陆军第三镇、第二十镇和江苏姜桂题的汉 军取代他们。

他命令冯国璋(他已逐渐接受了共和的不可避免) 抚慰禁卫军。

冯国璋来到禁卫军新的营地畅春园,召集了所有的 军官和士兵,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退位协议的条款,包括禁卫军继 续存在的条款。

他告诉他们,内阁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宗 室。[147]结果,禁卫军的士兵在2月初宣布他们不再反对清廷退 位。

几乎同时,君主立宪赞成会承认共和趋势不可阻挡,承诺一 旦朝廷作出行动,协会就解散。[148]

清廷承认大势已去,随着隆裕太后颁布了三道谕旨,清廷于 1912年2月12日退位了,这一天离农历新年还差五天。

第一道是 退位谕旨,由张謇代表革命党人起草,袁世凯进行了修改。

谕令 中,隆裕太后承认清廷已经失去天命,因此她“特率皇帝将统治 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在未经革命军同意的前 提下增加了一款附加条件,根据这一条件,隆裕太后“全权”委 托袁世凯组建一个临时共和政府,并命令他与“民军”协商,以 期重新统一南北。

谕旨结尾,隆裕太后希望“仍合汉、满、蒙、 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第二道谕旨呼吁京城和各 省官员在关键的过渡时期,保持和平与秩序。

第三道谕旨批准了 伍廷芳和袁世凯五周时间以来努力达成的退位协议。[149]

退位协议的最终版本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众所周知 -的优待条件,涉及“大清皇帝”。

协议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帝岁 用四百万两白银,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 国拨用;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之私产,由中华 民国特别保护;皇帝辞位后,侍卫人等、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 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皇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 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光绪皇帝崇陵未完工程, 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 国支出;最后,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 饷,仍如其旧。

退位协议的其他两部分包括清皇族和满、蒙古、回、藏各族。

 关于优待清皇族方面,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清皇族对于中华 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关于满、蒙古、回、藏,规定他们与汉人 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满、蒙古、回、 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还规定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 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 支放;最后,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 由人籍。

三道谕旨既下,中国从君主制而入共和制。

当然,革命党人 对袁世凯最后的策略大为光火,因为袁世凯获清廷之授权来组建 新政府。

自始至终,他们都强调会接受袁世凯为总统,但应由他 们而非清廷授权。

然而,尽管怀疑其动机,他们还是履行了承诺。

 2月13日,清廷退位次日,孙中山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 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当天,孙中山和许多随从一 行拜谒南京朱元璋陵墓,他庄严地向明朝开国之君宣布,他们为 被清廷征服的明朝复仇了,最终在268年之后,结束了“东胡” 统治中国的耻辱。[150]

结语

武昌起义后四个月又两天,清廷退位。

清朝的统治轰然倒塌,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对革命所做出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回应是失败 的。

相反,在革命爆发后的几天内,清廷向湖北派去了强大的军 队,并于11月底收复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清廷还在山西开辟了 第二条反对革命军的战线,并最终把革命军赶出了山西首府太原。

 在政治上,通过履行“十九信条”的一些条款,清廷从专制政体 变成了君主立宪制。

由资政院选举的内阁总理袁世凯几乎执掌了 全部行政管理权,这在以前是为清廷皇室所独揽的。

清廷最后也 废除了引起争议的辫子。

如果在几个月和几年前做出这些让步, 他们可能在与革命军的对峙中占上风。

然而,到1911年11月和 12月才做出这些让步,一切都太迟了。

在一个接一个的各省首府 中,由地方谘议局议长和新军指挥官分别代表的政治乡绅和军事 精英,毫不犹豫地把前途押在了革命军身上,这注定了清廷的厄 运,导致其很快崩溃。

这场革命为时虽短,却不可能不流血。

根据最近的研究,这 似乎只是一个“不超过1000人至2000人死亡”的“小事 件”。[151]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西安的旗人死亡数量就是这个数字的幾倍。

 在革命中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很不均衡,大部分都是满 人,他们是暴烈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而这一民族主义是革命派 十多年来一直鼓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源泉。

由于革命党几近 成功,其中的一些人缓和了言论中的民族因素,正如汪精卫 1910 年所表现得那样。

因此,到革命爆发时,对于在日本进退两难的 满人学生来说,老牌的革命宣传家章炳麟为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他声称革命军无意杀满人来报复其祖先在扬州犯下的滔天罪 行。[152]另一方面,血淋淋的言论和民族主义绝没有消失。

例如, 1911年11月初,上海军政府宣布,“实行光复重任,通过杀尽满 人以泄汉人胸中仇恨”。

在清廷退位前,孙中山提到满人时仍然贬 称为“虏”,当时他把北伐军命名为“讨虏军”。[153]事实上,他几 天后在明孝陵还把满人贬之为“东胡”。

在这样煽动性言论的刺激 下,一些革命军毫不令人意外地实行报复杀戮。

同时,许多满人 害怕革命党人会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反满”,于是被迫自杀以免落 入残忍的敌人之手。

从许多不幸的满人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很多满人尽力把自己打扮成汉人,虽然经过长期大 范围的文化融合,但他们还是保留了某些身份特征———————例如居住 地、语言、服饰和女人的脚,这些直到1911年仍然继续隔离着满 人与汉人。

直到退位协议最终规定废除对旗人居住地和职业的限 制,这一现象才销声匿迹。

最后,正如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怨的那样,标志着革命成 功的退位协议对满人过于优待。

革命军没有抓捕或废黜宣统皇帝 (他退位时才刚6岁),而是允许他保持以前的头衔,继续居住在 重重宫殿中的一间,他们甚至给予他及其皇室一笔巨大的年津贴。

 当记者莫理循知道清廷想要四百万两白银的岁银时(据估计这个 数字超过当时中国年度财政收入的1%),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 荒谬的数字”。

莫理循几乎算不上一个共和同情者,但他认为一百 万两白银就已经足够多了,因为清廷自身才给予前摄政王五万两 白银。[154]然而,革命党人居然同意了这一巨大的数目。

他们还承 诺为八旗士兵提供至少一段时间的每月薪俸。

退位协议中的这些 条款是革命党人与清廷持续三个多月讨价还价的结果,革命军作 为胜利者并没有欺负落败的清廷。

唐绍仪和伍廷芳12月在上海进 行的公开谈判,只不过是一种公关策略,随后袁世凯与伍廷芳展 开的拉锯谈判才是真正的全部内容。

共和党人最终的慷慨大度, 从表面上看好像与他们长期坚持反对“鞑虏”的言论不一致,

实 际上,他们这么做主要是希望避免拖延不决的军事斗争和可能出 现的外国势力干涉。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用了很小的代价说服清 廷退位和尽早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