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这种对天皇潜在的正面作用及其事实上对日本人心理极端的“精神”支配力的满怀敬意的评价，将成为战后对日政策的基石。1945年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马尼拉召集了英美联军心理战人员会议。在那里，费勒斯和他的部下们将可资联军利用的“日本人行为模式”，扼要归纳为十五条要点：“自卑情结、轻信、群体型思维、歪曲事物的倾向自我吹嘘、强烈的责任感、超常的攻击性、野蛮、顽固、自我毁灭的传统、迷信、重视体面、多愁善感、对家国的忠爱和天皇崇拜。” (查看原文) 
芝麻 12赞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人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所用术语的变更：日本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旬引入，是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主义的行为，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服者自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查看原文) 芝麻 2回复 12赞 —— 引自章节：净化胜利者 最终，作为这个新的民主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麦克阿瑟专横的个人角色，将被转移回那位天皇身上，他的统治贯穿起这些年的压抑、战争和残暴；而且即便是在占领军撤离之后许久，最高司令部的“超级政府”式的操作方式仍然会延续，终将通过官僚机关的那些官僚们保留下来。尽管如此，当这些以锐意改革的总督大人的姿态莅临的胜利者们离去之后，日本终将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只有像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格列佛游记》的作者）那样充满想象力的人，才能做到对这样不可思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环往复进行正确的理解。而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查看原文) 芝麻 6赞 —— 引自章节：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科学”很快成了几乎人人喜欢的概念，用以解释为何战败以及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的双重疑问。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男爵激励国人拿出勇气，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压抑的理由，以说明为何必须鼓起勇气：因为旧日的敌国拥有优越的物质财富、机械力和工业技术，此外还在应用科学上领先，正如原子弹所见证。东京湾投降仪式两天后，文部省宣布将设立新的科学教育局。在对青年学生的讲话中，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解释说，“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是“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据公布，改订后的教科书将更重视科学精神的形成。日本政府宣布，从战时国防献金的剩余资金中划拨5亿日元，用于促进一般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即将在菲律宾接受审判的山下奉文大将，也毫无掩饰地重申了这一熟悉的主题。据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称，当被问及他所认为的日本败北的根本理由时，山下大将以整个访谈中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回答说，“科学”。 (查看原文) 
慧敏 1回复 5赞 —— 引自章节：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群 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 (查看原文) 
好烦的小海君 2赞 —— 引自第4页 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 (查看原文) 
Asaaaa 1赞 —— 引自章节：为征服者服务 当然做妓女不好。但是由于战争的灾难，既没亲戚又没工作，让我们怎么活？……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干这个的……但是即便这样，当我们试图改过自新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并说我们是妓女……我已经让好些女孩改邪归正并把她们送回社会了，但是后来……她们总是（她开始抽泣）被挑剔并被赶了出来，最后只能回到这儿重走老路……你不能相信社会，他们鄙视我们。 (查看原文) Asaaaa 1赞 —— 引自章节：为征服者服务 [GHQ民间谍报局下属的]民间审阅部的下级审阅官们展示了他们的博学多识，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剧本上做了批注，大意是：这部电影的题目，“显然是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 (查看原文) 
newleft 1赞 —— 引自第405页 我们觉得，为了消除疾病，必须将树连根拔起。不然我们会发现虽然长出新树枝，这棵树还在生同样的病。对当时的简洁表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由战争的胜利者承担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任务，既没有法律依据，更史无前例。几乎未对这样的一项任务进行任何反省，美国人就开始着手其他占领军队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民众的思维方式。 (查看原文) 
不居 1赞 —— 引自第47页 日本在寻求“近代的自己”的身份过程中，可谓屡受创伤；承认自己的失败经验，否认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向本身实行压制、资本主义和战争行为的西洋世界找寻效仿的典范。 (查看原文) 
麦麦 1赞 —— 引自第207页 这种审阅的民主更深层的遗产，超越意识形态保存了下来。是有人真正相信，这种以“自由表达”为名实行的秘密审阅和思想统治无损于战后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一方面高高地挥舞着“自由表达”的旗帜；一方面却严厉地限制对麦克阿瑟将军、SCAP当局、庞大的占领军全体、全部的占领政策、美国和其他战胜的同盟国、战犯审判的诉讼和判决，以及胜利者出于实利的考虑否认天皇个人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的任何批判。审阅的民主，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清除民主威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并且强求舆论一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而已。 依照这一观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遗产，使得认同权力成为种普遍的社会态度，强化了与政治的、社会的权力相关的集体宿命论，以及一种普通人的确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意识。尽管不断地谈论民主，征服者却致力于控制论。在许多重要间题上，他们让人明白了沉默地顺应大势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征服者如此成功地现固了这种意识，以至于在他们离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之外的许多人，包括美国人，开始将这种意识当成是日本人原本独有的态度。 (查看原文) 
哦斗桑 1赞 —— 引自章节：对政治左翼的压制钔 就像昆虫嵌入琥珀，天皇《终战诏书》的字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诏书的开篇，天皇重申1941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谕：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谈到广岛和长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对于天皇的许多听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过。 (查看原文) 
Strider1 1赞 —— 引自章节：委婉的投降 投降仪式充满了象征意味。“密苏里”是亨利·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家乡，而他有关日本最主要的决议，是在日本的两座城市投放原子弹，并力主执行他的已故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密苏里”号上飘扬的美国国旗，有一面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飘扬在当时白宫顶上的。 另一面，是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马里兰州首府）紧急空运来的31颗星的美国星条旗，曾经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 (Powhatten)上使用过。当年佩里的炮舰外交，迫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闭关锁国。1853年，佩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烟的“黑船”组成的小型混合舰队，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终灾难性的与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现在，一百多年光阴荏苒，美国人重又以象征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技立国的庞大海陆空军队卷土重来，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的。 (查看原文) Strider1 1赞 —— 引自章节：无条件投降 大部分占领军，通过他们的性经历来看待日本，而日本的年轻男性，则通过阅读低俗杂志来进行他们的性幻想。当几十万年轻的美国大兵，将随和友善的妓女看作是这个被征服国家的化身时，大批的日本男性，也正被怂恿着去想象西方的女性，将她们作为色情的对象。从这时起，理想化的、四肢修长身材丰满的西方女性形象，成为日本男人性冲动的对象，也成为年轻日本女性竭力效仿的目标。 (查看原文) 
我不是十三姨 1赞 —— 引自章节：“粕取文化” 尽管占领军当局的“倒行逆施”，帮助确立起日本国内保守派的政治家、宫僚和金业家的统治权，致使他们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未的今天，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继续在国会当选，并且在有关公共政策的议论场合获得注目。他们成为日本默从美国冷战政策的最为明确的批判者，同时也是（此处绝无反讽之讥）其后数十年间，占领当初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念的最为坚定的拥护者。 (查看原文) 
洞爷湖 1赞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实行革命 投降仪式充满了象征意味。密苏里是亨利·杜鲁门总统的家乡，而他有关日本最主要的决议，是在日本的两座城市投放原子弹，并力主执行她的已故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密苏里”号上飘扬的美国国旗，有一面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飘扬在当时白宫顶上的。另一面，是从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紧急空运来的31颗星的美国星条旗，曾经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上使用过。当年佩里的炮舰外交，迫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闭关锁国。1853年，佩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烟的“黑船”组成的小型混合舰队，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终灾难性的与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现在，一百多年光阴荏苒，美国人重又以象征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技立国的庞大海陆空军队卷土重来，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来。 (查看原文) 
我是粉红豹 1回复 —— 引自章节：无条件投降 对出版、广播、新闻报道、电影和文学创作的从业者而言，最高统帅部审查的实际操作并不透明，使得如何把握不触怒新思想警察的界限十分具有挑战性。这部分是由于民间审阅部审阅官的操作，基于从未公布过的有关禁止事项的秘密议事录。换句话说，参与任何形式的公开交流者，不得不依靠两种模糊暧昧的指标，来判断什么内容不被允许。 (查看原文) 
一鲟 3赞 —— 引自第387页 被中国军队俘虏并被迫在中国的内战中为国共双方工作或打仗的日本俘虏，总数不明。据报道，投降之后一年多，大约68000名被关押在“满洲”的日本人仍然为中国军队效力，据大多数在共产党一方。国民党政府方面，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推迟遣返了超过50000名具有实用技能的日本人。直到1949年4月共产党胜利前夕，相信仍然有超过60000名日本人滞留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9月11日逮捕令发出之后，东条英机向自己的胸部开了四枪。美国记者将他抱扶到椅子上，将手枪塞回到他手中，告诉他“东条，拿着它”，并为他拍照。等待救护车时，东条英机将“遗言”交给了记者。随后多亏姓氏不详的美国大兵为东条输血，美国的医护人员才救了东条一命。在被送往急救的军医院途中，东条被医护人员的亲切和效率所感，不禁向前来看望他的外务省高官褒扬“美国民主之强大”。在经历这一连串不名誉的事件之后，他赠与了美国第八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将军一把贵重的日本刀。此后，顺利康复的东条，继续在东京审判中宣称自己无罪。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5页 What is most compelling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is that defeat and occupation forced Japanese in every walk of life to struggle, in exceptionally naked ways, with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life's issues-and that they responded in recognizably human, fallibl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ways that can tell us a great deal about ourselves and our world in general.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页
《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1946年9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页 松本主张，如果宪法不符合国情，将招致专制和暴政（日本近几十年的专制和暴政，倒显然没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55页 对于被所谓长期的精神理念传统压抑损害了的民族，“肉体之门”就是“现代性之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6页 探讨严肃问题与逃避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总体而言是粕取文化的典型特征。对此 ，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提供了一种阴谋说的阐释。他们认为，“性”是受到占领军当局和保守派政客鼓励的，是用来转移民众不满、转移他们对于真正激进的政治变革与抗议运动的能量的、更为广泛的“三S”政策的一部分，而其他两个“S”则分别是指“体育”和“银幕”，因为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电影都具有逃避现实的本质。依据严峻的阴谋说的解释，性的商业化已被默许（如果不是说鼓励的话），就像体育赛事和电影一样，被当做是受到饥饿和困乏、混乱和绝望困扰的社会的有效的安全阀门。在一些人看来是革命性的反主流文化，却被另一些人认为是反革命的阴谋。 堤坝毁于惊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5页 这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宣传标语、政治意向，甚至是完整的文本，在本质上既非进步也非反动。然而，这种熟悉的语言的连续性传达出某种稳定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与不寻常的巨变面前，它起到了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6页 《少年少女的民主读本》，直率地记述日本的被占领状态。“日本现在促进民主，是因为同盟国的命令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吗？”这是课本上的是非题，以小学生易于理解的话表述出来：“与《波茨坦宣言》相一致，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这些新教科书的许多作者，都是自由主义和左翼的学者，他们就是“悔恨共同体”的成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8页 1948年的一本新语手册的编辑竟能躲过占领当局的审查，谈到这些战时常用语，已经随着“广岛和长崎的居民一起”让原子弹炸成了死语废语。编纂者还说，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新词是“民主化”。实际上，“如此民主的状态，如果不穿着民主化的制服，甚至得不到定量配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2页 “粮食先于宪法”，是1946年5月大众斗争中日本共产党打出的旗帜。考虑到饥饿和飞涨的物价，对于平民生死攸关的状况，这种主张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却反映不出对政治民主制度化的积极承担。与其战前的立场相一致，日本共产党更加倾向于关注打倒“封建遗制”或“反动政府”，而不是对权利的创造和扩张。无论是在党外还是党内，日本共产党都很难说是多样性见解的支持者。这一自命为真正的人民民主运动先锋队的集团，实际上却损害了真正有效的、具有广泛支持基础的民主联合政权的出现。而另一方面，任何其他的进步团体，无论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其拥有的激情勇气和使命感都无法与这个时代“可爱的日本共产党”相提并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5页 诏书 国体得以维系， 朕饱食终日。 你们人民，饥饿死去。 ——钦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5页 “相比于天皇的命运而言，人们更关注粮食、住房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0页 。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麦克阿瑟也选择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义之下，整个亚洲都曾被野蛮践踏。麦克阿瑟甚至走得更远，他私下劝阻了天皇裕仁身边的随员要求天皇退位的质询，而且公开赞扬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领导者。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天皇对其国家的侵略行为的积极作用，是无法被忽略的，尽管占领者阻止了对此进行的严肃调查。无论如何，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 1946年初，诗人崛口大学以如下的诗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9页 由于胜利者不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沟通途径进入战败者的社会，他们除了通过现存的政府机关实行“间接统治”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真正实施起来，这种间接统治导致了某些不和谐的发展。实际上麦克阿瑟将军的“垂帘听政，依赖于日本的官僚机构贯彻指令，从而产生了一个双层的官僚体系。当美国人离去之时，本国的官僚集团延续下来，甚至比战时还要强大。为了意识态的目的，麦克阿瑟也选择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义之下，整个亚洲都曾被野蛮践踏。麦克阿瑟甚至走得更远，他私下劝阻了天皇裕仁身边的随员要求天皇退位的质询，而且公开赞扬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领导者。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天皇对其国家的侵略行为的积极作用是无法被忽略的，尽管占领者阻止了对此进行的严肃调查。无论如何，站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这样的决定与行为衍生的后果不胜枚举。胜利者自身的做法，导致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谓“官僚制民主”与“天皇制民主”的产生。同时，与对待天皇的谄媚态度相一致，同盟国对一小撮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高层军事、文职领导人，也采取了奇妙的处理方式，由在东京的胜利者们进行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此举强烈助长了一种大众倾向：无视大和民族在领土扩张与国家安全的狂热追求之下：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领期过后，外国人将这些情形作为日本具有某种倾向性的证据，他们暗示说，战胜者理想主义的构想在这些领域失败了。事实上，这些现象尽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松田（黑帮）开始承担批准商贩交费营业的职责，以及提供实际的服务，如照明、提供卫生设备和垃圾收集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2页 正如1946年以前的明治天皇一样，麦克阿瑟以亲切的、家长式的语气谈起，上千万日本人在他的庇护之下的感受与成就，却从未与他们有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有意义的接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4页 占领方式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受日本帝国掠夺迫害最为灾难深重的各国人民——中国人、朝鲜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在这块战败的土地上，既不会被认真对待，也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存在。他们成了隐形人。亚洲各国喂打败日本天皇的陆海军所做出的贡献，由于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胜利的强烈关注而被忽略不计。按照同样的逻辑，日本在殖民和站增重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20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服气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当日本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仔细搜求，以便为他们的“新”情况做参照的时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础、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的事例，或者固有的忏悔和赎罪的表示等等，他们提出的例证自然是千真万确。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人在面对创伤性的巨变时都会去做的。他们在发现——如果需要，甚至发明——某些可以依赖的熟悉的敬仰。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使许多人不必经历完全经历混乱，就能够由战争状态跨到和平的彼岸。因为许多战时的神圣词汇、标语口号，甚至是流行小说，在战后被证明可以完美滴适应全新的阐释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体。再者，将熟悉的词汇赋予新的意义，也是人们将实实在在的变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当然，人还可以由这些“桥梁”走回去，重蹈过去的覆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页 由法令授权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而在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语境中弘扬自由更具有反讽意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1页 种族和文化因素也使得日本变得特殊。与德国不同，这个被击败的敌人对于胜利者来说，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社会：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黄忠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一般的激情。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当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反映。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井户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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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至于从掠夺屋子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混做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是在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7页 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矛盾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倚仗律令行事；虽然他们拥护平等，自己却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阶级。他们改个主义的议程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西方文化及其价值，实质上一律要比“东洋的”高级。同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交流，都发散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气息。尽管占领日本是在独特的“美国式”的打破旧习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一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带有种族差别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新形态而已。像他们的殖民主义者前辈一样，胜利者们满怀着显而易见的“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他们谈论着对臣民们进行启蒙教化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自己承担着种族、信条和文敏的重任。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在与德国坚持原则、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少数精英粉子、左翼人士、教会人员和军官们相比，同时期的日本并没有对应着。实际上，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本知识分子的作为鲜有值得称道之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9页 对许多像丸山真男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言，战败与被占领，饱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一种政治上和智识上的解放感，伴随着未能抵制哄诱、未能反抗可怕的国家权力的良心自责。在知识阶层中间，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这样彻底地与悔恨和自我批评纠缠在了一起。无论集体或个人，许多人公开忏悔他们未能坚持立场、反对镇压和侵略的罪责。正如丸山真男而言，他们决意重新开始，并且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对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自发的拥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9页 天皇应公开否定自己是神。12月中旬，另一位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年轻专家，在国务院以此为题做成备忘录。赖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这位后来的著名的日本研究者与驻日大使，向最高司令官建议说，“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天皇自愿以言行向其臣民证明，他是与其他日本人或者外国人无异的普通人，他自己并不相信皇族神的起源或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不可思议的优越性，而且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的‘圣旨’”。 最髙司令部禁止将神道作为国教普及的禁令，明确指的是“将神道教义和信仰歪曲为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蒙蔽日本国民并将其诱向侵略战争的意图”。这种有害的思想包括“由于家世、血统或特殊的起源”，因而认定天皇比其他国家的首脑优越，日本国民比他国国民优秀的信仰。 登基仪式是为了表明天照大神与后继的统治者之间的神圣关联，而天皇前往拜谒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或传说中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天照大神的子孙）在奈良的陵寝，则被看成是向皇家的神圣先祖致敬。这一切在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统治的漫长时期（1868 -1912)内发生了改变, 因为此时天皇制被创造性地“复兴”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机轴”。 这些伪宗教性的表述，皆被写人1890年的明治宪法。此宪法宣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规定的确切含义，在与宪法同时颁布的权威性的《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中阐释如下：开天辟地之时，确立神圣皇位。天皇实乃天神至圣。英明神武超乎全体之臣民。须崇而敬之，不可亵渎。天皇当尊重律法，然律法无权约束天皇。非惟不得对圣躬不敬，指斥言议亦不可犯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民间审阅部在全国各地的审阅官超过6000人，绝大多数是会讲英语的日本人，他们识别可疑的资料并且加以翻译或者概括，然后提交给上司。全体出版者应当明了编辑出版物时，不得出现任何关于审阅的具体暗示（例如涂黑、空白、粘贴覆盖、文句不完整、使用〇〇、xx等），以及其他不易明确理解的符号。 稳健派月刊《文艺春秋》的原编辑池岛信平，表达了被甚至不懂日语的人审阅的反感。但是他也承认，GHQ的监控比起日本军部的高压还差得远，彼时一旦越界就可能性命攸关。 松浦觉得，即使是在严酷的“赤狩”后期，美国人吹毛求疵的审阅，也绝不像帝国主义的日本“天皇制专制主义”那样压迫深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直到占领终结之后，1952年8月原子弹爆炸7周年之际，一般国民才有机会看到有关广岛和长崎灾难照片的展示。正因如此，唯一的核战争体验国的国民，在核时代的早期岁月里，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原爆”的后果更为无知，也更少有自由公开讨论它们的意义。“原爆”破坏的视觉记录，甚至被更为彻底地屏蔽。1945年8到10 月间，大约30位日本摄影师组团在广岛和长崎拍摄的纪录片，于1946 年2月被美国人没收并送往华盛顿，而且被严令不得留一个拷贝在日本。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甚至在审阅制度实施之前，大多数关于核破坏的见解，就已经转向哲学性的基调：主要是武器本身而不是使用它的人，承担了残暴与非人道的特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著名作家菊池宽，曾是文学界战争动员的主要人物。通过在题为《话屑笼》的随想中主张惨败是由压制国民言论自由的有勇无谋的国家领导者所引发的，菊池宽也设法洗脱自身战争协力的污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文民官僚负有同等的战争责任。一位乡下男子激愤地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农民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将要获胜时败北。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忏悔。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这些商业银行转而成为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很快发放了超出自身保证金额的贷款，并主要通过向日本银行借款弥补差额。“过剩融资”及时成为了标准程序，得到各种财政手段的支持，增强了中央对银行的影响力。同时，过剩融资加速重新巩固了产业与金融间的亲密关系，有时是延续败战前建立起来的家族关系，有时则是新的结合。 到1950年代初，六大主要经济集团出现，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三和。除三和之外的系列，都是旧财阀的再编和重新集合。与以前财阀俨然的金字塔构造不同，系列内的关系更加横向、开放，更具内部竞争性。家族世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股份持有更加多样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对共谋的指控更有技术含量的批驳是，在1945年之前的国际法中这一罪名并不存在。韦伯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书中对此有明确表述。他评述说：“国际法，与多个国家的国内法不同，并未确切包括单纯的共谋罪……同样，战争的法规和惯例也未将单纯的共谋列为罪行。”韦伯承认，主张国际法应当将共同谋划重大的国际违法行为定为犯罪，是完全正当合理的。然而，这样的主张并不能改变事实，东京审判“无权基于英美概念制定单纯的共谋罪；也无权基于各国的国内法所认定的共谋罪的共同特征而创设此项罪行”。按照韦伯的说法，如果这样做，“无异于法庭行使立法权”。尽管如此，东京法庭仍然批准了作为起诉书第一项提出的共谋罪指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2页 东京审判的11位审判官，无一堪称国际法方面的专家。最初任命的美国审判官在听说自己的资历被轻视之后，于1946年7月仓皇离去，他的继任者乏善可陈。苏联审判官，先前是列宁领导下的司法长官，曾参与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的伪审判。他不懂东京审判的任何一种基本的工作语言。（据说，他只懂两个英文单词"Bottoms up!"[干杯！]）法国审判官在两次大战之间在西非为殖民地统治服务，据洛林所言，他也不懂英语。中国审判官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曾出版过有关宪法的著作，但此前并没有做法官的经验。菲律宾法官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如果是在常规法庭，他根本就不具备做法官的资格。审判长先前曾在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参与过对日本人战争犯罪的起诉。被告方对后两位审判官资格的质疑遭到了法庭的驳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4页 印度审判官显然十分快意于指出胜利者审判的伪善，例如，他详细引述了英国权威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关于日本几乎是以“学究式的精确性”仿效欧洲帝国主义先例的说法。同样，在讨论1934年日本宣称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的《天羽声明》时，巴尔评论说，这种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在美国奉行门罗主义的行为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先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9页 同时，尽管Pal法官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他还猛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在这点上，他与许多反殖民主义的亚洲同胞不同，而后者发现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是为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最犀利、最具吸引力的手段。Pal的反对意见书，反复批评东京审判拒绝认真考虑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势力抬头的担忧。然而他也着意指出，问题不在于反共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事实上反共情绪正在全世界蔓延。他认为，“当全世界都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忧惧，当四面八方都严阵以待之时，我相信无须第1到第5项指控所宣称的阴谋论帮忙，日本对这一假定威胁的恐惧以及随后的准备和动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67页 许多今日日本社会的核心问题——其民主的本质、民众关于反战主义与重整军备的强烈情绪、战争被记忆和遗忘的方式——都得自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在长年的战争中，士兵被禁止投降。他们被告诫说，没有比投降更可耻的了。当战火逐渐蔓延到日本本土，平民们也被灌输了要奋战到死的观念，正如谚语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还要少。有几百人自杀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德国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比的疯狂信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一些老兵归来后发现，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了死亡。他们的葬礼已经举行过，墓碑也立起来了。按照当时讽刺的说法，他们成了“活着的英灵”。对悲伤的亲人们来说，他们的死而复活，可能令人又喜又惊，乃至绝望。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流传着：丈夫历经数年、饱尝艰辛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已经再嫁他人，通常是自己的兄弟或密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页 1946年5月，战后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之一，一档独创性的观众访谈节目“街头录音”，是以这样的方式开播的：在东京的银座大道上，记者向来往的行人询问这个新时代最熟悉的话题：“你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据报道，因为无法向学生们提供午餐，许多地方学校只得关闭数星期或者只开设上午的半日制课程。直到1947年7月，还有一位神户的老师写信给报纸说，一位中学生要求降级到小学去，以便能够分享那里免费的午餐。公务人员因找粮食果腹而造成的缺勤率上升到15%以上，甚至连东京警视厅也为员工提供每月的“食粮休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页 年轻法官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办法，不是向法律挑战，而是躬身实践它。正像他告诉妻子的那样，以清白的良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分担人民的苦难。1946年的某日起，他要求妻子不要再给他吃自己配给额以外的食物，尽管妻子可以心照不宣地从黑市上买食物给孩子们和她自己吃。从那以后，家里从合法渠道获得的绝大部分粮食，尤其是大米，都给了孩子们。山口的遗孀后来回忆，有些日子她和丈夫只是靠喝盐水度日。山口法官死于1947年10月11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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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对于上了年纪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儿童游戏中的大部分，看起来都是以被占领状态为乐。 这些游戏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快乐是游戏的意义所在。但是，成年人看到这些快乐的游戏，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悲哀，因为它们如此天真无邪地清晰凸现乐战争与战败带给人们生活的痛苦。譬如1946年初，据说小孩子们中间三个最流行的游戏，分别是“黑市游戏”、“潘潘游戏”和“民主游戏”，即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0页 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缓冲器，是对付西方野蛮人的一贯策略。在佩里船长强迫日本废除闭关锁国政策之后，日本就立即特设了为外国人服务的娱乐区。有一位为国献身的年轻女子，已经在日本近代的神话传说中被誉为爱国英雄。她的名字叫阿吉，曾被指派给1856年上任的第一任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为妾。1945年的卖春业者，以阿吉悲哀而色情的形象自我标榜。他们宣称，他们所招募的妇女，将是“昭和时代之阿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7页 正是在《堕落论》中，坂口指责说，先前矢志像散落的樱花般牺牲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现在做起了黑市买卖；那些英勇地送丈夫上前线流血牺牲，然后跪在他们的牌位前祈祷的妻子们，其实早就在物色其他的男人了。他宣布，“自战败以来，这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纯粹单一的堕落”，而在此之中，孕育着真实、真正人性的回归。”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4页 在可以使用新的教科书之前，学生们一直被要求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检查教科书，并且将所有被认为是赞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不太民主的章节，统统用墨笔涂掉。这种“涂墨”作业，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就由日本政府自己开始了。对学生们和老师们来说，这是一项内心感受复杂的任务：既是对昨日的神圣教导的否定仪式，又是对广泛认可之事进行思考批判的实践锻炼。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和叔叔的由利初，战争结束时才13岁，他像许多孩子一样，永远难忘这种“涂墨”的经验。在横滨的家被空袭炸毁之后，由利初疏散到了乡下，在当地上中学。学校很穷，需要学生自己抄写上课用的国语课本。占领军进驻之后，被认为最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三门功课：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授课中赞扬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被中断授课数月。同时，文部省和出版社正适应时代需求，加紧赶制新课本。其间，由利初被要求将他辛辛苦苦抄写的国语课本“涂墨”。这种经历令他饱受创伤。被涂黑的课本，让他觉得“反常而怪异”，但是这一插曲留给他持久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而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数十年后，栗田亘回想起同样的经历：“我们将涂黑的书页，对着太阳照，如果还能看出字迹，我们就再涂上一层墨水。那天，我第一次被互不相容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所困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0页 当杜鲁门总统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了自由的民众所能达到的成就之时，他发现日本的听众竟然乐于接受。科学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之下才能繁荣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8页 与战败德国采取直接的军事统治相反，占领日本是“间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进行操作，从而蒙受了日本战败之前两种最不民主的政治体制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影响：官僚体制和天皇制。 尽管日本的军事组织被消灭，镇压性质的内务省解体，但是官僚体系本质上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日本官僚机构实质上获得了比它们在战时的国家总动员的巅峰时期还要大的权限和影响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5页 顺从的畜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0页 天皇在日本侵略行径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追究。占领军当局选择了不仅将天皇个人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天皇重新置于新生民主国家的中心。 正义被肆意抛弃。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严肃追究被引入歧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的最高领袖对最近的事态发展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 根据新宪法，天皇重新定义为“国家的象征与国民同和的象征，其地位是基于行使主权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但维持天皇制与重新神化裕仁个人却严重损害了国民的主权地位。 日本人行为模式之一：“对家国的忠爱与天皇崇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3页 日本皇室与占领军上层之间培养出公然的惊人的亲善深交。抓住了美国人对贵族华丽排场的热爱之情……当美国媒体特意并热心于将日本“美国化”之时，日本人正静静地、巧妙地使美国人日本化。 这是征服征服者的挑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3页 政治宣传的标语，就像一只手提箱，总是等待着腾空旧玩意儿装入新事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光明、苹果和英语 正如18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词：“国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住，弱肉强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做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面目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一一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象，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机。它们经由众多的、经常是不协调的差异性声音表达出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对血统和文化固执而夸张的态度需要引起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众多的现代社会中，血统和文化的因素已经被过渡关注。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种族、文化和历史，就是发明集体身份和意识形态的素材。然而，要了解日本站在二十一世纪起点的现状，与其去了解日本在历史长河中漫长演变的民族经验，不如去了解日本从1920年代末开始到1989年实际结束的近阶段的历史周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遗产·幻影·希望 《斜阳》是一部缺陷很多而且有欠均衡的小说。它不时陷人感伤的浪漫主义，并且处处点缀着“粕取知识分子”们惯用的空洞的欧式术语和引文。尽管如此，它几乎一发表就立即成为经典，这不仅是因为它描写的颓废和自杀呼应了著者颓废和自杀的事实而已。没有作品像它样，如此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失望感与梦想。无论他欠缺什么，太宰治并不欠缺自怜的感觉，这种自艾自怜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的深深的被害者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他发现了没落和隐私之美，尽管柔弱无力，却有可能经由爱超越绝望。尽管是以太宰治式的特有的术语加以表达，这种“爱与革命”的愿景还是使公众产生了共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粕取文化” 像他为之尽忠的君主裕仁一样，东条英机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指向标的作用。通过挑选东条英机作为侵略与败北最显著的标志，美国人与日本人共同将美日之间的冲突，设置成了这场亚洲战争的中心维度。尽管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而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是他被指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的理由，主要与他参与决策对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在东京审判期间，GHQ的审阅官压制了5认为东条的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的批判声音。甚至在审判结東之后，这种批判的见解仍属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在文章中提出这一主张，并发表在学术杂志的1949年6月号上，结果遭到全文查禁。 1948年末，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死刑，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到1949年秋，据可靠情报，约500名前日本飞行员在SCAP的支持下被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所雇佣，以期协助夺回中国大陆。秘密的征募事件被揭露，让人忆起中国正被遗忘的曾遭受的劫掠，日本军人曾经如何恐怖与训练有素，他们受到的反共教导是如何强烈，以及他们对在亚洲大陆作战拥有多么丰富的直接经验。美国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在东京审判期间曾公开吐露一句骇人听闻的评语：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可以想见，东条英机在走上绞架之前留下的遗书，也是强调反共。东条在退出历史舞台时，仍然站在时代的前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在倾斜生产方式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日本决策者对日本经济将来的设想与战胜国的设计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即使在转而关注促进日本再建之时，也有考虑将原有的日本经济去势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日本应是一个切断庞大的军需生产，转而生产出口廉价杂货物品（陶器、玻璃器皿、雕塑和玩具等）、“东方”特产（丝绸和茶叶），用进口原材料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纸制品、简单的电气制品等）的贸易国。依照这种见解，新的日本，应当类似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经济情形，而非驱动经济为全面战争服务的时代。 当然，情况会有变化。战前能够使日本渗透和扰乱外国市场的廉价出口商品的“社会倾销”，将会被消除。事实上，这一直是占领当局经济改革政策的目标之一，包括土地改革和劳动改革。这种观点认为，通过推行高工资、高收入和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来提高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更大的国内市场并抑止低价商品的海外倾销。无论美国人如何积极将重点移到复兴日本经济，甚至发布宣言称日本的命运是成为非共产亚洲的“工厂”，他们对日本经济的设想，一直充其量不过是根本上的二流经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未来市场主要是亚洲的欠发达国家，而非欧美国家。朝鲜战争开战前几天，在东京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约輸・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轻率却有代表性地告诉大藏省的一位高官，日本应当考虑向美国出口鸡尾酒会餐巾纸这类的东西。4年后，当占领结東，日本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经济繁荣时，时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仍然私下“坦率”告知日本领导人，日本“不应当期望开发出大的美国市场，因为日本人不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日本必须另外寻找出口市场”。 尽管日本的决策者经受了岁月的煎熬，他们从未真正认为日本是技术低劣产品的生产国。没人能够否认这次的战争是一场灾难。然而与美国人不同，日本分析者倾向于不以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战败后，日本的全部生产结构“就像巨大的车轮停止转动”而处于静止状态。难题在于通过以最合理的方式调动巨额资本让车轮重新转动。尽管咨询委员会批判财阀，支持占领当局解散“垄断资本”的经济障碍的计划，但它指出财阀曾在积累资本、扩大贸易、推进技术革新和促进重化工业成长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财阀衰败的今天，显而易见“民主政府本身可能不得不承担起同样的使命” 咨询委员会认为，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日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美国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日本将从这里获益良多。但是一旦日本恢复主权，避免“经济殖民地化”就变得至关紧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可以料想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将会成为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夺走日本的传统市场。于是，日本别无选择，只有另觅出口领域。也就是说，从事高附加值同时又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将会减少，需要增加更多的技术优势。 对此中心议题，报告书阐释得相当明确。尽管像茶、生丝、纺织品等传统的出口产品仍旧重要，将来日本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机械和 化学产品的输出”，包括电气和通讯设备、采矿机械和农业机械、铁路车辆、仪表和其他精密仪器、科学和光学机器、钟表、自行车和机动车以及各种化学制品。报告带点儿讽刺意味地宣称，这些产业是战争经济遗赠给日本的“许多宝贵的教训和纪念”。 中央决策者的责任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因而其重要性被大大强调。新官僚们将确保为全国的利益服务而进行生产，承担迄今为止由财阀履行的多种职责，为有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促进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采取政策防范基础工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并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稳定（尤其是在因全球竞争而可能丧失工作机会的行业）。对外贸易将由国家计划和引导，公务员的“现代科学的管理”将取代旧体制下官僚的“封建”惯例。教育体制将被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放荡与色情在许多层次上皆有所表现。 堕落是坂口的专业。巨大的破坏具有的催眠般的庄严肃穆和人民顺从命运的奇妙之美。 自战败以来，这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纯粹单一的堕落，而在此之中，孕育着真实、真正人性的回归 与堕落的平凡相比，人们顺从命运之美，伟大的破坏的爱情之美，只不过是像泡沫一样空虚的幻影。 或许天皇也不过是个幻影，天皇真实的历史始于他成为凡人的瞬间。 日本被打败了，武士道消亡了，但是人性从堕落、真实的母体中孕育诞生了。 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回归人性。 我们必须以我们最大的能力，发现自我，并且拯救自我。只有这样做，每个人才能够产生他自己的武士道，天皇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颓废与真实性 战争中的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可以理解为长期受压抑这的突然爆发。用军用手册上的话来说，就是“温顺、谦恭的小日本，一旦穿上军装，受过无情的训练并任其发泄的话，由于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表现自我，很可能就变得完全疯狂，沉溺于脱离常规的恐怖凶暴的放纵之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战争时期对行为科学家的动员，吸引了相当一批英美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进入情报分析和心理战争的研究领域。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们的工作已经推导出如下结论：日本人的性格是钟摆的，可以从一个极端转向到另一个极端，从而能够由狂热的军国主义，转向真正的民主主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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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注释： 4.1945年9月4日日本内务省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着重强调了美国人以下的性格特征（关键词皆以英语示）：（1） Practical， businesslike（实际、务实）：（2）Straight-forwardness（坦率）；（3）Speedy action（行动迅速）；（4）Self-conceited mind forwardness（自负）；（5） Adventurous spirit（富有冒险精神）；（6） Punctuality（守时）；（7） Vulgarity（粗俗）。此报告收人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二卷 败战直後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月书店、1980），P313-317。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像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布景 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当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80质反映。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礼物 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虚脱的状态。经过长期的战争，日本人民已经习惯了被勉励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至少，这种激励传达出一种明确的意图：人民被教导要相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相信他们“国体”的危机来自于外国军队。但是，被教导在战后的泥泞中忍受难以忍受的煎熬却是另一回事，而且议会关于隐匿物资丑闻的报告，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肉体和精神的疲弊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尽管调査委员会得出结论“许多秘密人物暴得大利，他们是培育黑市的温床”，然而试图揭露丑闻和追回被掠物资的行动，在每一级政权都被“诡计和合法阻挠联手挫败”。至于从掠夺物资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 “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欢作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慘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然而千百万民众都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停止了悲叹，将目光投向明确的目标。战败激起了民众对现存权威的怀疑和公开的愤怒。贫困使许多劳动者变得激进。在许多情况下，无耻的腐败唤起了有益的非难之声。讽刺的幽默因绝望而开花。每一个心情疲惫、生活破碎者的故事，同时可能都会伴随一个充满活力、希望和成功的催人振奋的故事。随着日的警察国家对自由表达限制的消散，涌现的是真正的出版物的洪流。电影工业繁荣发展。电台广播又变得活跃起来。知识分子只争朝夕地全力奔走运动。人们谈论新的“爱情”形式，无论是肉体之爱还是精神之爱，同时也谈论新的“文化”含义。“颓废”本身，则以对旧日正统的激进挑战姿态粉墨登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探讨严肃问题与逃避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总体而言是粕取文化的典型特征。对此，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提供了一种阴说的释。他们认为，“性”是受到占领军当局和保守派政客鼓励的，是用来转移民众不满、转移他们对于真正激进的政治变革与抗议运动的能量的、更为广泛的“三S”政策的一部分，而其他两个“S”则分别是指“体育”和“银幕”，因为无论国产还是进口的电影都具有逃避现实的本质。依据严峻的阴谋说的解释，性的商业化已被默许（如果不说是鼓励的话），就像体育赛事和电影一样，被当作是受到饥饿和困乏、混乱和绝望困扰的社会的有效的安全阀门。在一些人看来是革命性的反主流文化，却被另一些人认为是反革命的阴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婚姻生活” 即便是在新旧杂志创刊、复刊的洪流之中，《世界》的面世也是引人注目的，它的发刊辞很能代表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见解。这份新刊物认为，投降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耻辱，前途的黯淡、混乱和痛苦显而易18见。同时，战败暴露出战争的“无理、虚伪、欺骗和非正义”，为日本人民在立足现实、直面真理的基础上新的开始提供了可能。解除了武装，丧失了土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国民被隔绝，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创建一个“宏大光明的道义和文化”的世界。联想到《圣经》中的比喻，《世界》的编者描述这是“突破窄门”。他们说，前方的路崎岖坎坷，但同时却是条光荣之路。如果战争经验暴露出“我们国家文化的无力，道德的空虚，文化人知识阶级的怠慢、怯儒和不负责任”，那么前方的救赎的任务则是，发展出让全世界都为之赞赏的文化和道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婚姻生活” 夏目漱石热，看来反映的并不是战争前后的近代历史时期的怀旧之情，而是对新兴的个人的痛苦和安慰的向往。在191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夏目已经有力地论说了保持与国家相对的“个人主义”精神的需求。作为一位小说家，他是一个有力的描绘者，描述在遭受无情的狂热变化的国家中，保持个人的平衡和完整是多么不易。在他短暂而又惊人多产的写作生涯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恋一一痛苦、冲突而又不可抗拒，是他后期作品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夏漱石的世界里，爱总是被放在比社会需求更高的位置上，即使它意味着社会放逐，个人的苦恼，或是自我的毁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正是在如此种种竹难书的情形之下，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矛盾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虽然他们拥护平等，自己却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阶级。他们改革主义的议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西方文化及其价值，实质上一律要比东洋的”高级。同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交流，都发散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气息。尽管占领日本是在独特的“美国式”的打破旧习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一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带有种族差别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新形态而已。像他们的殖民主义者前辈一样，胜利者们满怀着显而易见的“白人的义2务”的使命感。他们谈论着对臣民们进行启蒙教化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自己承担着种族、信条和文明的重任。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对等，但是这种不平等混合了独裁主义的习惯，这是美国行事惯例的重要部分，根本无视日本的现状。首先，日本承受的占领军美式的行政组织，本身就是以难以想象的、极其严格的等级方式建构起来的。毕竟，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个军事官僚机构，与民主制衡的原则根本对立。官兵之间的阶级区分明确，而每个人在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中的“固有位置”，都有精确的规定。妇女被排除在这个统治机构的中枢之外。黑人则被隔离并且归入下级职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家人亲友的死亡和他们自身所受的苦楚，都是应得的报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不容许的表达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所用术语的变更：日本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句引入，是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主义的行为，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服者自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不容许的表达 东京审判在其他问题上也颇易受到批判。在决定谁将作为“A级”战犯被起诉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的任意性。（在检察方的开篇陈述中，约瑟夫・基南本人令人吃惊地坦率承认，“我们对任何个人及其处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即使依照这是启示性或展示性的审判、“代表性的”领导者该为他们的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来看，某些集团及其罪行的缺席仍然十分显著：没有令人寒的兵队头目被起诉；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被起诉；也没有因侵略中饱私囊并密切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被起诉。“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并未作为反人道罪行被追诉；同样未被追诉的，还有驱集成千上万非日籍年轻女子并且强迫她们当“慰安妇”，为帝国军队提供性服务。控制检察团的美国人，还决定对一个罪恶昭彰的日本集团秘密准予全面免责。这一集团就是在“满洲”对数千名俘虏实行致命的人体试验的731部队的军官和科学研究者。（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是与美国人共享其研究成果。）检察方也没有认真追究有关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筘 在开篇陈述中，首席检察官基南竟然声称，日本人曾经“决心毁坏民主及根本ー一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尊重，他们决意根除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而以他们所谓的新秩序’取而代之。” 这是美国人的轻浮说法，只会令战胜国阵营中更多的有识之土感到厌烦。然而对巴尔法官而言，它突显出构成审判的基础的双重标准。巴尔在提及日本占领满洲时说，“这使我们回想起作为本审判追诉国的西方列强，他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半球所主张的大多数权益，都是依靠这样的侵略手段获得的”，正如日本人被指控使用的侵略手段一样。他还将欧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粉饰之辞与日本联系起来，造成奇特的变形效果，他充满讥讽地评论：“对于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国家的扩张政策，我们可以拒绝称之为上天的使命、“保护重大权益”、“国家的荣誉'，或是据“白人的责任”的说法造出个新名目来称呼它，而是简单明了地将其命名为“侵略扩张'。” 印度审判官显然十分快意于指出胜利者审判的善。例如，他详细引述了英国权威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关于日本几乎是以“学究式的精确性”效仿欧洲帝国主义先例的说法。同样，在讨论1934年日本宣称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的《天羽声明》时，巴尔评论说，这种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在美国奉行门罗主义的行为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先例”。检察方企图指控日本人阴谋通过教育体系强化“种族的优越性”意识，在巴尔看来也不以为然，因为这并不能作为日本人独有的罪行被遣责。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态度悲哀而非讽。他引用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关于“种族情感”是现代西方社会基础之一的论述，指出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近年来在白人列强手中遭受的歧视。不过，最终他还是将种族优越感的灌输，视为“自人类历史的发端起，就是阴谋者手中危险的武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筘 当胜利者质问谁为天皇军队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在日本人看来，更为紧迫的问题是，谁为战败负责？胜利者关注的是日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首先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痛和内疚所压倒。胜利者可以通过报告战果辉煌，来告慰死者的灵魂并安慰自身。正如胜方的每一位战士都成为了英雄，因而在胜利的战争中最后的牺牲并非徒劳。胜利有助于抚平悲伤。战败则使亲人、友人、广大的同胞战死的意义，变为血肉淋漓的伤口。 终战时的日本人，当然是指大多数日本男人，无人不对帝国军队的劫掠暴行有所了解。数百万人曾赴海外服役，即便自身没有残虐行为，至少也对这些战争罪行有所见闻。而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些残暴行为的人，或者至少不清楚其规模和极恶程度的人，战胜国的宣传机构很快就会提供具体可怕的证据。这一切听上去是如此难以置信，事实证明却更加难以接受。正如大佛次郎在他苦恼的记事中所言，对死去的日本人的无尽行列中的每一个幽灵而言，“都有一位父亲、姊妹和兄弟”。人们可能会诅咒遣返士兵或者蔑视他们，但是对死去的日本人，仍然需要一些哀悼。另一方面，天皇的陆海军土兵杀死的数百万人，仍然是抽象的数字，难以将他们想象成活生生的人。日本人以外的死者仍然面目不清，身份不详。他们当中没有熟悉的形象。 在胜利者眼中，日本没有什么“英灵”。东京审判清楚地表明，对个自1928年以来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侵略行为和事实上的“杀人行为，而且对俘虏与平民的残虐行为如此普遍，几乎可以看作是其国民性的表现的国家而言，使用这样的概念是一种亵渎。日本战败后，可以为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和平民举行追悼仪式，但是不可颂扬他们的牺牲。正如查禁吉田满对大和战舰末日的描写所揭示的，不可能向为国战死者的勇气和光荣高唱挽歌。然而对吉田满、大佛次郎，乃至摆脱了对天皇的最后一丝崇拜的愤怒的年轻复员兵渡边清而言，不把死去的同胞看成是本质善良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数百万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筘 事实上，日本公众从未看到第一首诗的发表。这首诗被GHQ所查禁，因为审阅官显然对任何的日本人感叹战败的公开表达都神经过敏这可真够倒霉，因为佐伯此诗显然不是悲悼战败，而是忠实有效地传达出当国人的罪行暴露之时，他如何睁开双眼以及他的良心所受到的冲击。佐伯的诗属于为数不多却极其珍贵的声音。在此后的岁月中，随着冷战氛围的加强，占领军将新生的共产党中国视为大敌。阻止日本人的暴行记忆，成了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皇臣下直接造成的惨剧暴露的这些敏锐反应，从一开始就是脆弱而破碎的，从未能发展成对日本是施害者而非受害者的真正广泛的大众认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对暴行的反应钙 1948年末，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死刑，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到9年秋，据可靠情报，约500名前日本飞行员在SCAP的支持下，被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所雇佣，以期协助夺回中国大陆。秘密的征募事件被揭露，让人忆起中国正被遗忘的曾遭受的劫掠，日本军人曾经如何恐怖与训练有素，他们受到的反共教导是如何强烈，以及他们对在亚洲大陆作战拥有多么丰富的直接经验。美国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在东京审判期间曾公开吐露一句骇人听闻的评语：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土兵。可以想见，东条英机在走上纹架之前下的遗书，也是强调反共。东条在退出历史舞合时，仍然站在时代前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除了少数的例外，被处決战犯写下遗书并非是为了日后的出版。这些遗书是向当事人的遗属和友人广泛呼吁后集出版的。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矛盾的两面性：它们一方面削弱了战争责任的意识，另方面却强化了人们为军国主义和战争所付出的可怕代价的记忆。像战吸学生兵的书信与“原爆”牺牲者的回忆录一样，这些遗书成了人生被战争所毁的日本人的个人肖像集之一。他们通常是美化了的自画像，以一种奇特的，至少是未曾预料的方式，协助奏响了数年前大佛次郎提到的日本战死者的“安魂曲”。这些遗书的语言像是哀怨的挽歌。 《世纪の遗书》在一本月刊上摘录发表，其简短的序言提到，这些遗书是能鼓舞整个日本民族并帮助全人类净化的“伟大的圣书”。编辑呼吁读者振作起来，记住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发表遗书的杂志名《曙》本身就是“黎明”的意思），并献身于确立永久之和平。这是战争年代经常听到的有关纯洁与和平的说教。这是宽恕不名誉的死者的民族主义的辩解。这是遮蔽日本的战争罪犯与暴行的可怕现实的烟幕。但这也是在这个极端内向性的世界里的反战声明。被判死刑的战犯的许多书信，以深深打动读者的方式，强化了这一宣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在这个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保守派官僚。正是在这一点上，占领军的举措产生了重大失误：未能抑制官僚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面。美国改革者的确相当显著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最为著名的是农地改革、财阀持株会社的解体以及立法保障工会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权益。他们还强制实施了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官僚体制的具体改革，取消军事组织并拆分了支配警察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强大的内务省。但为了方便起见，他们的确保留了剩余的官僚机构，以及更广泛的“1940年体制”。通过现有渠道实施工作，使得贯彻占领方针更为容易；而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则会在本已混乱的情势下发生骚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但这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因为胜利者也应该为这一点负责一一他们现固了业已十分强大的官僚政治体系本身，而从这里，就可看出战后模式”本质上的混血特性。自他们到来的那一刻起，美国人就以其保护姿态加强了官僚机构的职责和权威。当冷战的考虑占了上风，占领方针的“逆流”就正式启动了。是美国人推进了行政的“合理化”导致官僚政治权威进一步集中。创设于占领期结束前三年的强有力的通商产业省，就是日本官僚组织强化最鲜明的例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盟军总司令部自上而下的新殖民主义改革不同寻常，因为它是柄双刃剑：既真诚地推动了进步变革，也重新强化了独裁统治结构。谈到战时体系和战后体系的环环相扣，就会使人联想到盟军总司令部正是症结所在：征服者赋予日本国会以新的权威，但却选择以官僚政治的方式起草和提交法案。他们促进了负责任的文官内阁的产生，然后又以自己的规则阉割了它。人们往往能够正确指出：自1930年代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都处于彻底的独裁和军国主义统治之下，但事实上，日本继续处于军事控制之中直到1952年。 这是进退维谷的民主政治，麦克阿瑟将军对裕仁天皇的格外体恤，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延迟而非促进了社会的真正多元化、公众参与和行政负责制理想的实现。然而，尽管存在日美合作的官僚政治崇拜、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的大政翼赞会的古老体制，还有以天皇为代表的回避责任的神秘做法，以及新的帝制民主的不健全之处，但麦克阿瑟在肯定这个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革时，他还是相当正确的。相比于帝国时代的日本，战后的日本是个极其自由和主张人人平等的国家。它的人民已经变得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极为谨慎，世界上少有其他国家堪与匹敌。一种健全的搞笑的荒诞感弥漫于流行文化之中，尽管很少有外国人欣赏这一点。当中立派和保守派仍然牢牢控制大权，公众舆论却以在美国都不可思议的宽容方式，继续支持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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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令人震惊的是，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对国家的热爱存留下来，但是盲信的狂热和令人麻痹的管制被欣然抛弃。人们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处处证明了对于专制主义国家垮台的欣慰，以及对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的接受力――至少是包容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战败的文化 与堕落的平凡相比，与它平凡的当然相比，人们顺从命运之，伟大的破坏中的爱情之美，只不过是像泡沫一样空虚的幻影 我们难道不应该承认神风特攻队的英雄只是个影，而人性的历开始于他着手经营黑市生意的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那些身道义的未亡人只不过是幻影，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一张新面孔扑入地怀中的一刻。或许天皇也不过是个幻影，天皇真实的历史始于他成为凡人的瞬间 日本被打败了，武士道消亡了，但是人性从堕落、真实的母体中孕育诞生了 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回归人性。人堕落了。义士和圣女堕落了。这个进程不可能终止，而终止这个进程就不可能拯救人157性。人活着，只有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够拯救人性。 这段批评的冲击力主要在于，它看上去如此单纯而正常。尽管“健康”和“健全”是战争年代的理论家和审官们非常看重的词汇，但是时以此为标榜的世界，事实上却是病态的。相反，颓废和不道德是真 实、现实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性。只有从对待堕落的谦虚态度开始，人们才能憧憬新的，更名副其实的道德。坂口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最大能力，发现自我，并且拯救自我”。只有这样做，每个人能够产生他自己的“武士道”、“天皇制”。坂口以其特殊的方式，确认了道德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反复衡量的问题：建立在真正的主体性一一个人的真正的“主观性”或“自律性”之上的社会，有助于对抗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教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颓废与真实性 战败之前，日本人被灌输说，他们的痛苦一方面源自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另ー方面则是由于狡猾的共产主义者。只需稍念一想，日本民众就不难得出结论，真正的阴谋家是日本自己的军阀而已。 有点意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熟悉的新世界 这些建议来自于几个相互间有所交叠的集团：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左翼和更为亲中而非亲日的亚洲事务专家。随着战争进人最后阶段，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们，在国内事务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因而将他们的信念寄托于民主理想、民主渴望和民主政策的普适性上。这种“普适性”认定，各国的民众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而理想的政府只有一种，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拥护新政者支持的民主化的基本原理所包含的要素之一，就是经济民主。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积极鼓励劳工组织，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并致力于确保更为公正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政策。另外，当然新政的拥护者们也不介意支持干涉主义的政策以达成他们的目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在可以使用新的教科书之前，学生们一直被要求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检查教科书，并且将所有被认为是赞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不太民主的章节，统统用墨笔涂掉。这种“涂墨”作业，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就由日本政府自己开始了。对学生们和老师们来说，这是项内心感受复杂的任务：既是对昨日的神圣教导的否定仪式，又是对泛认可之事进行思考批判的实践锻炼。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和叔叔的ゆり・はじめ（由利初），战争结束时オ13岁，他像许多孩子样，永远难忘这种“涂墨”的经验。在横滨的家被空袭炸毁之后，由利初被疏散到了乡下，在当地上中学。学校很穷，需要学生自己抄写上课用的国语课本。占领军进驻之后，被认为最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三门功课：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授课中赞扬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被中断授课数月。同时，文部省和出版社正适应时代需求，加紧赶制新课本。其间，由利初被要求将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国语课本“涂墨”。这种经历令他饱受创伤。被涂黑的课本，让他觉得“反常而怪异”，但是这一插曲留给他持久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而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数十年后，田亘回想起同样的经历：“我们将涂的书页，对着太阳照，如果还能看出字迹，我们就再涂上一层墨水。那天，我第一次被互不相容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所困找，从那之后这种感觉就一直存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改革的制度化 这些游戏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快乐是游戏的意义所在。但是，成年人看到这些快乐的游戏，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悲哀，因为它们如此天真无邪地清晰凸现了战争与战败带给人们生活的痛苦。譬如1946年初，据说小孩子们中间三个最流行的游戏，分是“黑市游戏”、“潘潘（Panpan）游戏”和“民主游戏”，即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孩子们的游戏 这些游戏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快乐是游戏的意义所在。但是，成年人看到这些快乐的游戏，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悲哀，因为它们如此天真无邪地清晰凸现了战争与战败带给人们生活的痛苦。譬如1946年初，据说小孩子们中间三个最流行的游戏，分是“黑市游戏”、“潘潘（Panpan）游戏”和“民主游戏”，即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孩子们的游戏 这些令人伤感的“夜之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难言之隐，而事情必须如此。因为卖淫交易中的很大部分，就是满足庞大的占领军的需求。不得不接待几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令人恐惧，尤其是对那些知晓自己国家的军队在他国的暴行，也了解日军强迫别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庞大数目的人而言。紧随天皇的投降广播之后，谣言就像野火一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内务省的情报课，立即意识到了这些谣言与他们自己军队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正如一份警方的内部报告书所述，“那些谈论掠夺和强奸闹得人心惶惶的人，很多就是从前线归来的退役军人”。°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家里的女人们送到乡下避难。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着战争年代像口袋似的雪椅，而不要身着更为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女孩们被警告不要表现友善。然而即便如此，外国人仍然被想当然地认为会要求性满足。问题很简单：谁来提供服务呢？ 日本政府毫不迟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8月18日，内务省发送了份秘密的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察管区，指示他们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备。招募这些设施所需女性的任务，应当由地方警察署长调度安排。他需要动员地方上已经从事卖春业的企业和个人。同一天，东京警视的高官会见了东京一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许诺了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行筹集相等数量资金的默契。 翌日，副总理近卫文要求警视总监亲自指挥这件紧急要务。据说126这位前首相近卫公爵，恳请警视总监“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然而数 日之内，此方针又有了新的变动。曾在马尼拉会见麦克阿瑟一行、安排 投降事宜的使节之一河边虎四郎将军回到东京，敦促政府不要直接插手 运营这些设施 此后，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正式签署批准方案并提供贷款融资和警力协助。被勉励承担这项任务的从业者，持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 警视厅和东京都厅公认的官方扶持通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孩子们的游戏 在可以使用新的教科书之前，学生们一直被要求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检查教科书，并且将所有被认为是赞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不太民主的章节，统统用墨笔涂掉。这种“涂墨”作业，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就由日本政府自己开始了。对学生们和老师们来说，这是项内心感受复杂的任务：既是对昨日的神圣教导的否定仪式，又是对广泛认可之事进行思考批判的实践锻炼。…他像许多孩子样，永远难忘这种“涂墨”的经验。在横滨的家被空袭炸毁之后，由利初被疏散到了乡下，在当地上中学。 学校很穷，需要学生自己抄写上课用的国语课本。占领军进驻之后，被认为最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三门功课：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授课中赞扬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被中断授课数月。同时，文部省和出版社正适应时代需求，加紧赶制新课本。其间，由利初被要求将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国语课本“涂墨”。这种经历令他饱受创伤。被涂黑的课本，让他觉得“反常而怪异”，但是这一插曲留给他持久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而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拥抱革命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邦纳・费勒斯（ Bonner F。 Fellers）准将的影响力更为重要了。他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和心理战行动的负责人。费勒斯早年是位日本人心理分析专家，1934-1935年以陆军上尉衔，进入设立于 Fort Leavenworth的司令部与总参谋部的幕僚学校。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份名为《日本兵的心理》（ 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r）的研究报告，此报告颇具先见之明，而费勒斯本人也一直坚守此立场。在报告中，费勒斯早在4年前就预见了日美战争的爆发，甚至预言了一旦战争形势恶化，日本将采取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战术。日本人的忠心和军纪的严明使他感铭于内，尤其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临逃的高比率形成了明对照。他总结说：“在思想方式上，今日之日本人与美国人差异如此之大，宛如一直生活于不同的世界，分隔了数百光年之远。”他顺便述及，日本人将西方式的民主看作是“一时的性格”。1944年夏，当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开始严正敦促日本人在战场上投降时，费勒斯制定了《日本解答》（ Answer to Japan），这份报告实际是他的“心理学”研究的修订版，并被用作同盟国情报人员的指南。另外，费勒斯继续向军界的熟人们散播他昔日的论文。1944年他向其中位提及：“今天我仍然可以对此研究一字不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心理战与“天子” 这种对天皇潜在的正面作用及其事实上对日本人心理极端的“精神”支配力的满怀敬意的评价，将成为战后对日政策的基石。1945年，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马尼拉召集了英美联军心理战人员会议。在那里，费勒斯和他的部下们将可资联军利用的“日本人行为模式”，扼要284归纳为十五条要点：“自卑情结、轻信、群体型思维、歪曲事物的倾向、自我吹嘘、强烈的责任感、超常的攻击性、野蛮、顽固、自我毁灭的传统、迷信、重视体面、多愁善感、对家国的忠爱和天皇崇拜。”马尼拉会议没有在讨论天皇问题上耗费时间，但却提出了诸如“将天皇归还于人民”的对敌宣传口号。“楔入”政策得到了认可，并同意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天皇“促进达成我们的目标”。一次，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官员郑重提议，将联军战舰外舷绘上天皇的肖像，以阻止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袭击。仅是想象一下如此这般联军舰队的景象（以及在英美本土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这将会是如何情形），就足以令人打退堂 鼓了，但这却足以说明天皇问题在这些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有关天皇的最为激情的评论，来自陆军上校西德尼・马伯（Sidney Mashbir）他是同盟国翻译通译局局长，也是费勒斯信赖的副手之 。在一次口头发言的记录（注：此记录中包含以括号补足的部分，然 大意不变）中，马士伯宣称“杀掉天皇是极大的愚蠢行为，天皇仅是两 千五百年来的渎神行为（近亲结婚）的产物。你不可能通过杀掉天皇消 除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天皇只是日本人祖先崇拜体系的一环而已），正 如你不可能通过否认耶稣的神性而毁灭基督教一样”。针对某一提问 马士伯的回答强调，“的确要依赖他们对天皇的盲目追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心理战与“天子” 经过长期的战争，日本人民已经习惯了被勉励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至少，这种激励传达出一种明确的意图：人民被教导要相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相信他们“国体”的危机来自于外国军队。但是，被教导在战后的泥泞中忍受难以忍受的煎熬却是另一回事，而且议会关于隐匿物资丑闻的报告，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肉体和精神的疲弊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尽管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许多秘密人物暴得大利，他们是培育黑市的温床”，然而试图揭露丑闻和追回被掠物资的行动，在每一级政权都被“诡计和合法阻挠联手挫败”。至于从掠夺物资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欢作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工会迅速组织起来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由于战争年代劳动者作为“总力战”动员的一部分，被按照会社、产业乃至全国的层面组织起来。一旦战争年代爱国奉仕的理由被摧毁，这些既存的工会组织和全国的联合团体，很容易被政治左翼动员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一少部分然而百分比惊人的直接寄给总司令部的信件中，涉及指认写信人确信应当被逮捕、肃清甚至是应当作为战争罪犯受到审判的人。当地居民揭发在战争中压制民众的官员。髙中生和大学生指责军国主义的教师。前帝国军人自发揭露曾经虐待盟军战俘的人员。某些组织，包括宗教派别，被指责为助纣为虐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告发他人不仅包括过去的行为，还延伸到了现在的问题。他们抱怨对地方警察行动的不满，揭发与囤积居奇、黑市买卖、贪污腐败和暴力行为有关者的姓名。未按照盟军最髙司令官命令上交私藏家传刀剑的人遭到举报，怀有“反美”或“反民主”情绪者被告发。如果仅凭这些无情的信件推断，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昨天爱国的日本人，现在变成了向占领军告密的眼线。另一类令人吃惊的信件，是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的永久殖民地。一些这样的来信者断言，否则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拥抱最高司令官 战争中她曾在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和美国作战新闻处工作过，在那里她写日文稿甚至亲自播送日语的宣传广播稿。她还担任《时代》杂志的答本通讯员。战争年代，她的双亲滞留在轻井沢度过了穷乏的岁月。西塔从儿时与日本孩童和人的接触中，还有那些时常来拜访她父母的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既存完法下个人自由受最害之苦。战败后回到日本时，她在民政局得到了对弱势政党和政治中女性地位进行调查硏究的工作。 西罗塔分配到了关于人权的小组，而她几乎偶然的在场，为的“宪法制定会议”提供了罕见的视角：一位年轻的、勇敢的、理想主义的、相当具有世界视野的欧洲犹太女性，调和了日美两种文化背景，尤其是她对压抑和迫害问题有着敏锐的感觉。另一个更难以提摸的然性的例子，是关于年轻的海军少尉理査德・普尔（ Richard A。Pole）的任命。他是掌管起草有关天皇新条款任务的两人之一。尽管普尔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格，但是他出生在横滨，而且他的生日跟天皇是同一天。松本及其同僚对这样的分派和行动毫无所知。假使他们能够向这个热情乱的舞场偷窥的话，他们焉能不悲从中来，哭得肝肠寸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与此同时，苏联对在满洲、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萨哈林岛）速的日本人，实行了秘密的战犯审判。其中，1949年1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 Khabarovsk，伯）进行的审判，包括12名与“731部队”相关的人员。“731部队”曾在满洲对3000名俘虏实施了致命的人体医学试验此法庭议事录于1950年以英文出版。苏联有可能在迅速裁决后，将多达300日本人作为战争罪犯秘密处死。在中国方面，10次正式的“同盟国”军事审判，由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的法庭宣判了149名被告死刑。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和战后，对大约1000名日本俘虏进行了集中的“再教育并在日本战败11年之后，对45名日本战犯嫌疑人进行了审判。尽管他们全部被判刑，但是到1964年为止，最后一名战犯也被遣返回了日本。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严厉的审判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所用术语的变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大平争”的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旬引入是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义的行为，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者自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不容许的表达 东京审判在其他问题上也颇易受到批判。在决定谁将作为“A级”战犯被起诉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的任意性。（在检察方的开篇陈述中，约瑟夫・基南本人令人吃惊地坦率承认，“我们对任何个人及其处罚并改有特别的兴趣。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即使依照这是启示性或展示性的审判、“代表性的”领导者该为他们的战争任负责的观点来看，某些集团及其罪行的缺席仍然十分显著：没有令人寒的宪兵队头目被起诉；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起诉也没有因侵略中饱私囊并密切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被起诉。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并未作为反人道罪行被追诉；同样未被追诉的，还有驱集成千上万非日籍年轻女子并且强迫她们当“慰安妇”，为帝国军队提供性服务。控制检察团的美国人，还决定对一个罪恶昭彰的日本集团秘密准予全面免责。这一集团就是在“满洲”对数千名俘虏实行致命的人体试验的731部队的军官和科学研究者。（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是与美国人共享其研究成果。）检察方也没有认真追究有关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筘 有名的或恶名昭著的人，在此对自身所受的审判进行了评价。在这些遗书中，东条英机的遗言占有永久性的地位。东条为战败向国民与天皇道歉，同时断言自己并无国际上的犯罪行为。他申述，东京审判是政治审判，而且美国人和英国人犯了三大错误。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全；容许了满洲（东条旧日的关东军根据地）的赤化；并将朝鲜一分为二，为将来的纠纷种下祸根（这是东条英机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半之前的预言）。像竹山道雄的小说《缅甸的竖琴》中的僧人一样，东条认为，要永久根绝战争，必须排除人的贪婪和欲望。然而，与那位乐观的托钵僧不同，东条相信，人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并由此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要求美国人不要让日本赤化。在遗言的结尾，东条为军部可能犯下的“错误”谢罪，但同时要求美国对使用原子弹与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 对巴丹死亡行军负有“命令责任”而被问罪的本间雅晴陆军中将，在最后的家书中，对胜者的审判有类似的评价。他断言，“说美国是公正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提到数十万被空袭与原子弹夺去生命的日本人，他忧郁地评论，“宇宙上国际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正”。一些死刑犯承认了对其罪行的指控，但更多的死刑犯的反应是，对他们的审判基本上是双重标准和报复行为，根本没有确保真正公平的理。包括本间雅晴在内的几位死刑犯，还引用明治维新时代的谚语讽刺说：“胜则官军，负则贼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二三十岁的美国年轻人，既缺乏实际经验又不懂日语，却被授权教导年长很多的日本人如何履行职责并且重整思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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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與占領期的巨大發展和成就相對照，SCAP審閱民主的統治真的那麼問題嚴重麼？答案是肯定的。自然，從數量上講，被審查刪改的案例數量與印刷出版業繁榮的洪流相比極其微小。不可否認，媒體在占領期終結時比戰爭時期要大為活躍。然而與此同時，隨著占領時期的延續，她們變得逐漸喪失多樣性和活力。當然，對於那些深受戰時壓制之苦而驚喜於投降後初期改革活力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而言，目擊美國人樂於行使絕對權力的姿態是令人沮喪的，而眼熟地發現他們很快展示出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敵意，則更加令人灰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對政治左翼的壓制 德国、日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在被占时期由美、英、法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高涨的热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接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务“之最后的履行。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比这更强烈、更不可预知、更暧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兴奋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胜利者与失败者 更为敏锐警觉的评论者们，多赞同河上彻太郎一针见血的讽刺说法。这位超然的文学家在1945 年10月将美国的政策描述为“配给制的自由”。他的巧妙表达切中要害:由法令授权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而在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语境中弘扬自由更具有反讽意味。“配给制自由”的错位表达效果，在于它使日本人领悟到，他们正在美国人的统治下，继续经历着曾在战时所经历的配给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自上而下的革命” 1853年，一支四艘军舰的不起眼的美国舰队（其中两艘是蒸汽动力的“黑船”）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实行开放；1945年，一支庞大的、耀武扬威的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面目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象，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机。它们经由众多的、经常是不协调的差异性声音表达出来。 然而，就像战败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样，占领者的“美国化”实质，也通常被过分简单化了。战胜者引入的改革，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反映出被美国的新政姿态、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与权利法案的理想主义所严重浸染的构想，而这种倾向在美国本土正处于被否定或者受忽视的过程之中。此种构想从未被引入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占领区域，臂如南朝鲜、日本本土南端的冲绳以及琉球群岛。在那些地方，严酷的战略考虑占了上风。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阶段，占领者的“美国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这种“民主化”的构想，即便是在独裁统治严重的美国国内提出，看来也过于极端。 尽管可以更宽宏大量些，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义的霸主统治着他们的新领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他们丝毫未受到挑战或是批判。他们集中体现了所谓的等级制度——不仅是对被战败的敌人，而且甚至是在他们自己严格的等级体制内部，同时还遵循着所谓白人的规则。占领方式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受日本帝国掠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当日本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仔细搜求，以便为他们的“新”情况作参照的时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础、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的事例，或者固有的忏悔和赎罪的表示等等，他们提出的例证自然是千真万确。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人在面对创伤性的巨变时都会去做的。他们在发现——如果需要，甚至发明——某些可以依赖的熟悉的经验。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使许多人不必完全经历心理混乱，就能够由战争状态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为许多战时的神圣词汇、标语口号，甚至是流行小说，在战后被证明可以完美地适应全新的阐释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体。再者，将熟悉的语汇赋予新的意义，也是人们将实实在在的变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一种方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当年佩里的炮舰外交，迫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闭关锁国。1853年，佩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烟的“黑船”组成的小型混合舰队，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终灾难性的与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现在，一百多年光阴荏苒，美国人重又以象征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技立国的庞大海陆空军队卷土重来，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无条件投降 遣返在日的亚洲人，还包括遣返超过31000名中国战俘与合作者回国，这一数目，与当年遣往台湾的殖民居民的数量大体相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难民 团队的凝聚力和军队的等级秩序，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在理想化的概念“忠诚”与“和睦”上建立起来，而是建立在独裁专制、逐级压迫的高压政策的基础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上级军官普遍贏得的不是尊敬而是恐惧，而战败则释放了一直深深压抑着的怨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受歧视的老兵 1947年4月，在东京警方的一次行动中，围捕了285名流浪儿，其中只有76人没有任何营生。当时，大学学历的白领公务员的平均月工资，大约为1240日元。而流浪儿中有19人平均每天能挣高达100日元，另有67人每天挣30到50日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污名化的受害者 日本本土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朝鲜、台湾岛和中国大陆。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从上述地区进口的粮食，占日本稻米消费的31%，食糖的92%，大豆的 58%，以及食盐的45%。战败一下子切断了这些资源的供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饥饿与笋式生活 东京审判在其他问题上也颇易受到批判。在决定谁将作为“A级”战犯被起诉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的任意性。即使依照这是启示性或展示性的审判、“代表性的”领导者该为他们的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来看，某些集团及其罪行的缺席仍然十分显著：没有令人胆寒的宪兵队头目被起诉；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被起诉；也没有因侵略中饱私囊并密切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被起诉。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并未作为反人道罪行被追诉；同样未被追诉的，还有驱集成千上万名非日籍年轻女子并且强迫她们当“慰安妇”，为帝国军队提供性服务。控制检察团的美国人，还决定对一个罪恶昭彰的日本集团秘密准予全面免责。这一集团就是在“满洲”对数千名俘虏实行致命的人体试验的731部队的军官和科学研究者。（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是与美国人共享其研究成果。）检察方也没有认真追究有关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筘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面目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象，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机。它们经由众多的、经常是不协调的差异性声音表达出来。 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史无前例的，而战后任何其他的经验也无法真正与之相比。德国，日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在被占时期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高涨的热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务”之最后的履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天皇对其国家的侵略行为的积极作用是无法被忽略的，尽管占领者阻止了对此进行的严肃调查。无论如何，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20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就像昆虫嵌入琥珀，天皇《终战诏书》的字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诏书的开篇，天皇重申1941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谕：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谈到广岛和长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对于天皇的许多听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过。 在1945年的8月唤起这样的民众情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后果，是近300万日本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或重病，国家一片焦土瓦砾。而此时天皇忠诚的臣民们，还被期望能够体贴圣意，为不能面对这一切安然活下去从而使天皇苦恼而惴惴不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支离破碎的生活 两位签署投降文件的日本官员，一是梅津美治郎将军，代表日本帝国军方；一是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帝国政府。1932年，重光葵遭名抗议日本殖民朝鲜的朝鲜人炸弹袭击，失去了一条腿。他那笨拙的步态，在颠簸的美国军舰甲板上，传达出一种离奇异样的深刻印象，似乎象征着伤残而脆弱的日本。不管怎样，那些来出席签署投降文件的人，站到了那些没有到场的人的位置上：因为天皇没有来参加这样的场合，皇室成员也无一人到场，即使是宫内省也未派员出席。同盟国方面领导人的让步，引起了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阵营观察员们的惊奇。直到战争结束，甚至连露骨地拥护日本皇室的美方官员们，如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也假装天皇将会而且应该亲自签署正式的投降文书。而且甚至在日方已经知晓天皇不必亲自经受这场折磨之后，他们仍然装作将派一位皇室代表，有可能是皇族血亲，来代替天皇签署投降文件。在9月2日这出伟大的道德审判剧中，天皇被完全免除在外，对日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征兆。因为这暗示着，胜利者可能愿意帮助天皇从最终的战争责任中解脱出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支离破碎的生活 占领结束后，批评家龟井胜一郎，立即在一份日本国内最畅销的月刊上撰文，巧妙地表述了如下观点：被动的革命尽管总比虚伪地做做样子要好一些，但还远不是争取民主的真正奋斗。龟井写道，美国占领日本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意识革命，而是要强化“殖民地心态”。因而，回首所取得的民主实绩，甚至远不如加藤悦郎的那本小书所表现的当初的期待和理想。在某些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让龟井联想起外面是丝绳、里面却暗藏铁丝的圈套，或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布景。 占领者们对他们“自上而下的革命”，自然看得更为积极一些。然而在许多方面，即便以他们自认为正义高尚的立场看来，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考虑交织、民主主义热情和殖民者心理不期而遇的历史时刻，更不用说那些史无前例的方面了。改革者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总督。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形容，他们是多愁善感的帝国主义者。作为因战争胜利而改变了事业轨迹并提升了事业目标的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具有J.K.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概括的“目的高贵的傲慢自负”的性格特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礼物 种族和文化因素也使日本变得特殊。与德国不同，这个被击败的敌人对胜利者来说，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社会：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般的激情。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当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反映。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礼物 正像他最高司令官的头衔一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占领事宜的大权独揽，正是美国对政策和权力垄断的缩影。其他盟国不得对麦克阿瑟的权威有所异议。麦克阿瑟属下插手军事和民政事务的庞大占领军，除了象征性的少数例外（如原子弹爆炸后驻扎在广岛周边的英澳联合军队），几乎全是美国兵。此后数年间，拜访麦克阿瑟及其总部的重要使团，都是从华盛顿而来，而且几乎清一色是美国人。这种支配形态并非遮遮掩掩。实际上，在8月底呈交麦克阿瑟、9月份公布的《初期对日方针》文件中，明确规定在同盟国发生分歧的场合，“美国的政策将起决定作用”。 与占领同时进行的顶级战犯审判，一般正式称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是个具有误导性的名称。审判的确是由各国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主持，而且审判长是澳大利亚人，但是东京审判实在是一场美国支配下的表演。美国人操纵“国际检察团”为审判设定诉讼程序，而且他们容许忽视其他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异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礼物 战后物资短缺的灾难，加上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持续了4年多，历时比太平洋战争本身还要长。尽管经济混乱是这场有勇无谋的失败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战后灾难的久拖不决，主要是日美双方政策失误与彻底的腐败和经济破坏所致。政府通过发行“新日元”、强行控制工资和物价以及推行“产业优先”将重建贷款向战略产业倾斜来抑制通货膨胀的企图，不幸被证明十分欠考虑。当战胜方犹豫不决，拖延最终决定并执行他们主张工业复苏和推进经济“反垄断”的既定方针时，资本家和企业经营者也逡巡着不愿对生产设备进行可能毫无指望的再投资。而当司法体系每年因小偷小摸将一百多万人送上被告席之时，绝大多数投机的资本家、前军官、腐败的政客和有势力的黑帮老大却彻底操纵着这一体系，并且从免税的黑市买卖中获益最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虚脱：疲惫而绝望 事实上，尽管1950年书信集的编者，也留心在他们的选集中收录其他大学学生的信件，尽管他们有热切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意图，但是他们都不能真正摆脱过去的历史。甚至是书信集的题目，也传达出对过去的暖昧不明的、无言的回响。《听，海神之声》，就是一句军国主义者喜好引用的召唤性的名言，出自八世纪的一部伟大诗集《万叶集》。这些语言的桥梁，对于维持身份认同和生活目标是如此至关重要，的确可怕，因为它们承载了一种暖味不明的转换。人们利用它们来逃避过去，并且向新的目标迈进。同时，它们也包含了某种可能性，甚至是诱惑，那就是——重蹈覆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语言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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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依靠强制下达的专制主义指令而戏剧化地改变现状，这并非是什么新鲜事。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尽管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何美国人的改革措施能够奏效。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典型的美国人，轻易成为了日本政治盛典中的主要角色：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公。麦克阿瑟以全副精神扮演着这一角色。正如天皇和江户时代的将军们一样，他安坐在他的司令部里，从不与人民大众接触，仅允许高官贤达前来晋见，骄横地颁布法令，而且绝不容许批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新殖民主义革命 正是在如此种种罄竹难书的情形之下，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矛盾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虽然他们拥护平等，自己却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阶级。他们改革主义的议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西方文化及其价值，实质上一律要此“东洋的”高级。同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几乎所有的交流，都发散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气息。尽管占领日本是在独特的“美国式”的打破旧习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一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带有种族差别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新形态而已。像他们的殖民主义者前辈一样，胜利者们满怀着显而易见的“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他们谈论着对臣民们进行启蒙教化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自己承担着种族、信条和文明的重任。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对等，但是这种不平等混合了独裁主义的习惯，这是美国行事惯例的重要部分，根本无视日本的现状。首先，日本承受的占领军美式的行政组织，本身就是以难以想象的、极其严格的等级方式建构起来的。毕竟，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个军事官僚机构，与民主制衡的原则根本对立。官兵之间的阶级区分明确，而每个人在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中的“固有位置”，都有精确的规定。妇女被排除在这个统治机构的中枢之外。黑人则被隔离并且归入下级职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新殖民主义革命 考虑到请愿发生的时代背景，对“最高权力者”天皇的请愿活动，就更加显出异样：宣告国民主权的新宪法草案刚刚颁布；第一次承认男女平等普选权的总选举刚刚实施；在产业领域工人们公然挑战传统的劳资关系；女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学生们则要求扩大自治；人们第一次自由地公开谈论、传播关于天皇的玩笑。而左翼的领导者们却选择了在此时机，谦恭地向天皇请愿，恭请他解决粮食危机，批判腐败官僚，并对民主革命事业进行指导。世界民主革命运动史上，鲜有如此滑稽荒唐的一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实行革命 1946年5月的示威活动，远未达到如此界限。的确是发生了一些混乱的行为：首相的官邸连同他本人的尊严都受到了些许伤害。当然皇宫的御厨房也被平头百姓的闯入玷污了。尽管最终有数百万人参与了遍及全国的集会和抗议活动，却没有发生破坏和严重的暴力行为，没有发生死亡事件或者严重的伤害事件。更没有对占领军的安全和权威造成任何的威胁。尽管如此，但是5月20日麦克阿瑟认为时机已到，他警告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有组织领导的集团暴力行为的倾向，造成了对日本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 最高司令官的警告令，谴责了“少数捣乱分子的过激行为”，这一在日语中被译为“暴民デモ”的字眼，带来了对半年前由最高统帅下令废除的《治安维持法》中所使用语言的冰冷记忆。字典对“暴民”的定义为“暴徒，聚众闹事者，叛乱分子”，“デモ”则是来自英语的借词，即“demonstration”（示威）。4、5月间发生的民众风潮，尽管自身充满矛盾，但仍然是民众反抗腐败无能政府的历史性的象征，却被以这样恐吓性的字眼，蒙上了暴民统治的污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实行革命 1月30日，当劳动组合指导部与政府之间的交涉完全决裂时，总罢工的趋势看来在所难免。翌日午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干预，宣布他不允许“诉诸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由此，“二·一总罢工”变成了政治传说。保守主义者们在5月20日麦克阿瑟警告“少数捣乱分子”时，还只是欢欣鼓舞，至此则欣喜若狂。工会领袖公然洒泪，他们中的激进者，现在已经苦涩地将美国视为善于欺骗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之敌。 左翼对美国胜利者是伪善者大于解放者的新见解，由伊井弥四郎令人难忘地传达出来。伊井是日本全官公厅劳组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共斗，意即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会）议长，他关于最高统帅干预的见证说明，成了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上无法磨灭的痕迹。据伊井所述，他于1月31日夜，被盟军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马夸特（William Marquat））少将召见，并被命令签署中止罢工的声明。伊井反问道：“这叫什么民主？”他声称日本的工会组织是民主的，政策决议由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因而他没有权力取消计划好的罢工。伊井徒劳地向马夸特尽力保证，罢工者并未企图妨害占领军事务或是粮食输送。此时，马夸特明显发怒地拍着桌子，七八个美国宪兵冲了进来，挥舞着手枪以示威胁。这时轮到伊井被激怒了。他质问美国人为何以暴力相要挟，并大喊：“日本工人不是美国人的奴隶！日本工人不是傻瓜！”当冷静下来之后，马夸特命令宪兵离开，并找来另一位工人领袖，劝告伊井说，许多工会已经决定放弃罢工了。伊井此时才同意起草声明中止总罢工。声明当场就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得到了马夸特的批准。当身影总是无处不在、热情洋溢的、激进的德田球一突然出现在 NHK放送局，喃喃说出“停止罢工”的时候，伊井弥四郎虽不情愿然而别无选择的结论得到了确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实行革命 天皇的这种魔法般的变身，在政治和思想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义被肆意抛弃。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严肃追究被引入歧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的最高领袖对最近的事态发展都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战后的政治意识变得混乱不堪。尽管由最高统帅部起草的新宪法，将天皇重新定义为“国家的象征与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是基于行使主权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但是维持天皇制与重新神化裕仁个人——这本来是两回事，尽管经常被混为一谈——却严重损害了国民的主权地位。通过这位“象征的”君主，世袭特权得到了重新肯定，同时天皇依然是这个国家父权制至高的标志。尽管在日本早期也曾有过女天皇的统治，然而战胜者仅准许日本延续男子继承王位的近代传统。此外，天皇仍然是所谓的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 从这一角度看来，“国民统合”实际上是表达旧有“家国”思想的新形式。和谐与等级被认为在价值上高于竞争和个性，新的天皇象征仍然体现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所发明的“大和民族”的特性，从而排斥朝鲜人、高加索人、中国大陆和台湾人等一切外来人种成其为“日本人”。抛开宗教和国家的正式分别不谈，天皇仍然是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大祭司，在皇宫中举行深奥的仪式，并前往伊势神宫向他的神的祖先禀告。所有这一切仍然让他成为种族隔离和血统民族主义的最高偶像，体现着想象中的、使日本人有别于并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所谓永恒本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人 黑市游戏黑市商贩与黑市物资的登场，回想起来，可以看作是种培养小企业家的教育，但是对当时的大人们而言，只能提醒他们被迫参与非法交易填饱肚子的残酷。“潘潘游戏”这种模仿妓女拉客的游戏，更使家长们难以接受，因为“潘潘”是战后对于那些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站街妓女的一种委婉称呼。一张1946年初的照片上，衣衫褴楼的欢笑的儿童们正在玩这个游戏。一个头戴美国兵船形帽的男孩，胳膊上挎着个穿补丁裤子的小女孩。在“示威”游戏中，孩子们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当孩子们长大一些，游戏渐渐变成了实践。新闻界留意到，遭取缔的妓女中包括年仅14岁的年轻女孩，而学校里的男生们与孤儿和流浪儿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他们把美国大兵领到女人那里。对一些人来说，“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学会的更高程度的英语词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孩子们的游戏 1946年3月初，待从次长被告知，费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在麦克阿瑟有关天皇的阴谋中，经常作为重要的解围人物出现的费勒斯，曾经露骨地告知日本方面，他们可以保留天皇制并且应当让裕仁在位。当时费勒斯告诉前任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天皇是占领军当局“最好的协力者”，“只要占领继续，天皇制就应当存续”。费勒斯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强调天皇对于阻止苏联领导的“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化”的重要性，并且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依照日本方面的会谈记录，费勒斯此后敦促米内，对迫近的战犯审判中被告们的证词进行敲定，以确保天皇无虞。据记录，费勒斯说了以下的话：“如果日本方面可以向我们证明天皇完全无辜，则最合适不过。我想即将到来的审判，为此提供了最佳时机。尤其是要使东条英机在审判时承担一切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说下面的话：‘在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我已经下决心力争开仗，即使陛下反对向美国宣战。’”以东条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告，被切实要求誓死捍卫他们的天皇，当然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在法庭上。米内欣然答应前去通报信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遵照费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日本宫廷和政府的高官与最高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土（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与这种积极干预相应的，则是最为简单的战术：不作为。尽管收到了指令，无论最高统帅部还是国际检察局，都未开展有关天皇推动侵略战争的调查，也未针对天皇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作用，对文件证据进行细密的文本分析。没有人认真拷问天皇辩护者所宣称的，天皇的行为受到他作为“立宪君主”的自觉的严格限制。实际上，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在军事上的“统帅权”，多数的日本侵略行为，都是在阁议之外，仅由军部和最高司令官（天皇）参与的会议所决定。”尽管最高统帅部的大门始终为天皇的辩护者们敞开，但是却禁止对原日本政府的高官进行涉及天皇的严肃审问。当宫中最坚持真相的近卫公爵批判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美国方面反应恐惧。一位英国官员报告说，“一位美国将军会晤近卫数次，对我描绘他就像是只耗子，准备出卖任何人以保全自身，甚至不惜将他的主子天皇称为‘主要的战争罪犯'”。事实上，由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检察当局发挥了天皇的辩护人的职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当最高司令部开始逮捕主要战犯时，渡边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日本人应当自己进行这样的审判。11月下旬，他听闻天皇去了靖国神社，参拜以天皇之名发动的战争中死亡的将士。他猜想那些死者的灵魂会如何出迎天皇，然后他下结论说，不可能有这样的灵魂存在。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们早就将天皇诅咒至死了。几天后，渡边听说新的天皇像将分发到各个学校。这让他忆起“武藏”号沉没的那天，他眼看一位军官将沉重的、神圣的天皇像紧紧抱在怀中，跃入了大海。圣像的重量肯定使他葬身海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2月22日，渡边读到或者听说了天皇与一位从塞班岛复员的士兵的谈话。“仗打得激烈吗？”天皇问。“是的，很激烈。”士兵答。“你干得很卖力。当时可真艰难，”天皇接着又说，“今后继续努力。好好做人，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渡边又一次陷入了失望之中。他想，或许天皇完全缺乏他人所具有的正常的责任感。他就不能至少说一句，“我很抱歉使得你如此艰难”？ 使渡边迷惑的是，人们如此轻易就接受了天皇挥动帽子的巡幸，他将之部分归罪于媒体未能坚定地直面天皇的战争责任。流行的做法，是将战争责任归罪于军国主义者和大财阀，而将天皇视为他们的牺牲品——一个“可怜的机器人”，或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渡边推测，既然新闻界自身曾经追随逢迎军部，那么或许这正是他们推卸自身责任的策略之一。他继续揣度天皇的行为对全体国民造成的“心理影响”。渡边担忧，如果全国都效法天皇，国民最终的指导准则就成了“连天皇都逃脱责任，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承担罪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除了夏目漱石的作品之外，1946年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日本著作，还包括森正藏的《旋风二十年》，是对日本的战争和破灭道路的新闻式的记录；永井荷风的《掰腕》，一本描写花柳界竞争的小说，写于战争中，当时却未能出版；马克思主义学者先驱与早期的日本共产党员河上肇的自传，河上在战争结束后数月就辞世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死于狱中的三木清的评论集《哲学笔记》，由他先前出版过的随笔构成；还有被以间谍罪处死的尾崎秀实的狱中书简集。畅销书榜上有四位日本作家已经过世，他们当中只有夏目漱石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作品大受欢迎的景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周当中，麦克阿瑟的帝王气概以最微妙的方式表露无遗：他完全不插手部下每日的起草工作，但却总是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允许部下自由裁夺对他申明的基本方针的具体解释。在此过程中，他的三大原则得到了重新审议和进一步的提炼。这样的时刻，职位低下的部属担负起了将麦克阿瑟的抽象思考具体化的责任，生动地展示了无名之辈可以像著名人物一样刻下自身的历史业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宪法的民主：GI-I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另一方面，承认宪法草案源自于民政局则是禁忌。不允许日本政府的高官提及GHQ草案，媒体也被严禁对此公然揣测。此后的国会审议，也被同样虚伪的氛围所笼罩。盟军总司令部在幕后密切关注国会审议，并且抓紧各种时机解释宪法的基本原则——改宪后天皇的地位、放弃战权、国民主权和理想高远的宪法序言，都像明治宪法下的天皇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必要时，总司令部还秘密干预促进或者压制日本国会的某些议案。正如秘密参与其事的一位美国人所言，民政局的人“仍然是在紧闭的大门后运作的官僚机构的成员”。 这是又一次的暗箱操作。然而，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暗箱的存在，宪法取决于美国人的介入是公开的秘密。首先，每个人对2月1日公布时被嘲笑殆尽的松本草案与日本政府如今号称亲自打造的进步的新草案之间的天壤之别，都大为惊诧。正如《读卖新闻》所言，“反动的松本草案”已经“被风吹散”。没人相信币原的“老人内阁”会经历如此的集体转变。这两份草案出自同一批人之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日文版草案无论是基本的原则还是拙劣的文体，到处都有外国人染指的痕迹。扭曲的句法夹杂着古怪的措辞。贵族院议员中有不少学者，但是有的人在翻阅日文版草案时，甚至得参照官方提供的英译本。英文版与日文版草案的同时发布泄露了天机。贵族院议员高柳贤三是位哈佛大学培养的专攻宪法的法律学者，他后来评述，“译文要比（日语的）原文容易理解”。 阻止媒体议论新宪章的真正出身的责任，落在了GHQ的民间审阅部肩上。在审查官使用的审阅指南中，“对SCAP起草宪法的批判”正式列入了所谓禁止发表的内容名单，而且明确规定禁止对SCAP角色的一切指涉。然而，新闻记者仍然尝试引发对草案的“奇特日语”和“可笑用语”的关注。有一句被GHQ审阅官用蓝铅笔删掉的话直言不讳地说，日语草案的“翻译不是很好”。可是，操劳过度的审阅官们不可能万无一失。甚至连一般抱支持态度的刊物，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三章 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1946年4月，盟军总司令部获悉，东京的剧场有位艺人自弹自唱具有颠覆意味的歌曲。侦探们前去观看演出，结果大为震惊。他们听到了这样的歌词：“引诱日本女人很容易，只要巧克力和口香糖。”更令人震惊的歌词是：“每个人都在讲民主，但是有两个天皇我们怎么可能有民主？”一句歌词竟然同时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美国人取缔了这个节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通过1946年10月的所谓“权力者崇拜”事件，作者和编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天皇——麦克阿瑟将军的神圣不可侵犯。《时事新报》针对麦克阿瑟受到的阿谀奉承发表了一篇温和的社论，警告“过去两千年来一直浸染日本人心理的统治者崇拜”。社论因麦克阿瑟传记的出版畅销，以及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向报纸杂志汹涌投书而起。在这些来信中，人们以裕仁天皇的专用语来形容麦克阿瑟，将他描绘成“活生生的神”、“密云冲破”现“天日”，乃至“神武天皇再生”。《时事新报》的评论，随后在英文版的《日本时报》(Nippon Times)上发表，其部分章节如下： 政府是由卓越的神、伟人或者领袖强加于国民的，如果这个观念不加以纠正的话，民主政治迟早会破灭。我们担忧，在麦克阿瑟引退之后，我们还会找到某位活着的神，为我们带来曾经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独裁政治……日本国民感激麦克阿瑟战后在日本的贤明统治以及对日本民主化的努力之方式，并非是将他作为神来礼拜，而是应当抛弃奴性心理，获得不向任何人低头的自尊。 尽管这一不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议论，在发表前得到了GHQ当局的认可，但是其英译转载却立即被美国宪兵队扣押。命令是民间谍报局局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发出的，理由是“很不得体”，而且有损于占领军与最高司令官的声望。这是极端保守派威洛比罕见的公开的权力展示。同时，他以高压手段的介入，暴露了审阅制度的日常控制状态，显示出占领军对所谓“左翼”言论乃至对美国政策极微小批判的控制的强化，成为民主化议程严密计划与调控本质的象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所用术语的变更：日本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旬引入，是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主义的行为，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服者自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另一层面上的压制，是数年来禁止媒体直接提及日本政府必须支付的巨额占领军维持经费，此项经费通常高达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1946年，新闻界一旦必须言及占领军经费，即被要求以“终战处理费”呼之。翌年，遵审阅官之命，此项支出，更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预算中的“其他”费用。“不许批评占领军”的可笑禁忌，还意味着日本人不得唠叨和探究此类矛盾：一面是民主自由的高谈阔论，另一面则是痛苦的忍饥挨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这种审阅的民主更深层的遗产，超越意识形态保存了下来。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以“自由表达”为名实行的秘密审阅和思想统治，无损于战后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一方面高高地挥舞着“自由表达”的旗帜；一方面却严厉地限制对麦克阿瑟将军、SCAP当局、庞大的占领军全体、全部的占领政策、美国和其他战胜的同盟国、战犯审判的诉讼和判决，以及胜利者出于实利的考虑否认天皇个人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的任何批判。审阅的民主，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清除民主威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并且强求舆论一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而已。 依照这一观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遗产，使得认同权力成为种普遍的社会态度，强化了与政治的、社会的权力相关的集体宿命论，以及一种普通人的确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意识。尽管不断地谈论民主，征服者却致力于控制舆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们让人明白了沉默地顺应大势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征服者如此成功地巩固了这种意识，以至于在他们离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之外的许多人，包括美国人，开始将这种意识当成是日本人原本独有的态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对洛林法官和无数其他人而言，让领导者个人为国家的极端行为负责，为核时代的“法律进展”树立了一块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东京审判的审判长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以“在整个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刑事审判了”的发言宣布审判开始时，正是心存此念。首席检察官美国人约瑟夫·基南的开篇陈词给许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意强调了最终的原告是“文明”，假使这些司法行为不能防止将来再发生战争，那么文明本身很可能将被毁灭。然而事实上，这些希望与理想不可避免地被参与审判者的双重标准所玷污，正如同盟国阵营的某些成员私下所承认的那样。对日本而言，司法正义的理想与胜利者理所当然的制裁之间的矛盾，为战后新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提供了温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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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的原文摘录
这些事件合起来看，就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三条屏。假使麦克阿瑟对有异议的死刑判决减刑的话，那他就是相信了韦伯的主张：作为“犯罪的领导者”，天皇应当被起诉。而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天皇在他的忠臣们被判决之日，热诚邀请首席检察官赴宴，或许滋味不甚美妙，然而时光短暂，基南要离开日本了。两人进行了3小时的私下会谈，引得媒体禁不住猜测，天皇是想要表达对基南确认他无罪的谢意。 而东条英机呢？东条可不像他的主君那样满怀悔恨之情，并未像他的主君那样屈服。他“最后的告白”对日本未受挑衅、并非出于国家安全保障的合法考虑而走上战争之路的判决结果的根本前提提出了挑战。据东条所言：“世界诸民族，绝不应当放弃发动自卫战争的权力。” 东京审判的死刑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此案无管辖权。三日后，7名受到死刑宣判的被告被执行绞刑。依据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新闻稿，“他们身穿美国陆军废弃的作业服，摘除了所有的标记”。他们临终之际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至死都是保卫天皇的盾牌，而在他们身后则留下了无尽的争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同时，由美国人先导，战胜国方面迅速转向，表明同盟国不再关心先前战争的最终责任问题。曾被作为“A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并监禁在巢鸭监狱的人，要比实际接受审判的人多得多。当初的说法是，一旦最初的展示性审判结束，嫌疑犯们将被依次起诉。然而这样的起诉从未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禁的嫌疑犯数量下降，主要是由于放弃起诉所致。1947年6月，拘禁人数为50人。到东京审判结束时，拘禁人数减少到19人。其中包括两位影响力极大的右翼头子児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还有精明毒辣的前官僚（后来的首相）岸信介。岸信介曾是傀儡满洲国的经济沙皇，在对他的指控中有一项，是对奴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行强制劳动负有罪责。1948年12月24日，七名被告在巢鸭被处以绞刑的翌日，所有19名剩余嫌疑犯被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不精通国际法之微妙解释的普通人，未能精确理解司法正义在何处罢手而政治的反复无常又始于何处，显然是有情可原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像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集法律、政治和作秀于一身。与纽伦堡不同的是，正如洛林法官多年后指出的，它“是地道的美国表演”。这位荷兰法学家评述说：“它就像是鸿篇巨制的戏剧作品，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也没有意识到，当时周围竟有那么多的‘好莱坞式’的东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东京审判在其他问题上也颇易受到批判。在决定谁将作为“A级”战犯被起诉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的任意性。（在检察方的开篇陈述中，约瑟夫·基南本人令人吃惊地坦率承认，“我们对任何个人及其处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即使依照这是启示性或展示性的审判、“代表性的”领导者该为他们的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来看，某些集团及其罪行的缺席仍然十分显著：没有令人胆寒的宪兵队头目被起诉；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被起诉，也没有因侵略中饱私囊并密切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被起诉。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并未作为反人道罪行被追诉；同样未被追诉的，还有驱集成千上万非日籍年轻女子并且强迫她们当“慰安妇”，为帝国军队提供性服务。控制检察团的美国人，还决定对一个罪恶昭彰的日本集团秘密准予全面免责。这一集团就是在“满洲”对数千名俘虏实行致命的人体试验的731部队的军官和科学研究者。（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是与美国人共享其研究成果。）检察方也没有认真追究有关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正如韦伯法官和伯纳德法官在他们的意见书中所强调，关于证据的最公然的操纵，莫过于检察方一心一意开脱天皇的举动。法庭的显著特征是，除了天皇本人缺席而且被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之外，其证言亦告阙如。操纵“胜者的证据”以挽救天皇的做法，使纽伦堡审判甘拜下风，即便天皇的证言可能对某些被告有利，这种做法在东京审判中也并未受到辩护方的反对。相反，从被监禁之刻起，被告们就在狱中紧密联络，决计尽其所能保护天皇，正如前外交官重光葵所言，“为日本民族的将来”。1946年6月18日，当基南宣布天皇将不会受审之时，巢鸭监狱内天皇的忠臣们毫不掩饰地哭了。重光葵写了一首贺诗，大意是因为他的主君是神，因而不可能被敌人所伤害。曾经尽力向基南和检方工作人员开脱天皇的木户幸一，欣喜地表示，“至此，我的使命完成了”。 事实上，被告们的忠君使命尚未完成。此后数年间，辩方和检方共同致力于使天皇保持隐形。辩护方的警惕性仅有一次出现疏忽：1947年12月31日，当时东条英机坦率证实，对于他或是任何臣民来说，采取与天皇意向相反的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为回应这一坦诚然而危害甚大的无心之过，基南立即通过天皇的近臣安排，与在狱中的木户幸一进行接触，并敦促他通告其他被告同僚，尽早纠正有可能牵连天皇获罪的证言。其他中间人也被派上了用场。东条英机自是乐于听命。一周之后，在法庭上机会终于来了。1月6日，在接受基南讯问的过程中，东条英机撤回了他先前的发言。 尽管被告们乐于串通起来、达成默契保护天皇，法庭仍然采取其他措施，以防与被告意愿有悖的证言出现。辩方不被准许追溯大多数被告认为对案情至关重要的某些推理路线，因为在胜利者和法庭看来，这些主张只是“宣传”。任何被告都从未接受他们曾经阴谋策划18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指控。相反，他们始终全心全意地相信，他们的政策尽管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动机却是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根本权益的合法关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朝鲜人的境遇，以自身的方式，如实反映出东京胜者审判严重的反常状态。它唤起了对以下事实的注意：亚洲近代的战争，并非发生于自由独立的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由不同的殖民宗主国瓜分的版图上。殖民主义与更为普遍的帝国主义划分了二十世纪的亚洲疆域，而身处其中的日本却被控告谋划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的殖民地与新的殖民领地（中国的台湾、满洲与朝鲜），与如今坐在审判席上的四大列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在亚洲的海外领土并存。而中国，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被日本、欧洲和美国的“特殊权益”所瓜分，甚至直到战争临近结束，仍然没有正式摆脱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 东京审判通过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与追诉反和平和人道罪的正义理想之间的矛盾的方式，使这一冲突得到了根本解决。日本的侵略，被作为没有肇发事端、没有对比，而且几乎完全没有背景的罪行提出。有时检察方看起来，对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亚洲甚至毫无所知。在其开篇陈述中，首席检察官基南竟然声称，日本人曾经“决心毁坏民主及其根本一一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尊重，他们决意根除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而以他们所谓的‘新秩序’取而代之。” 这是美国人的轻浮说法，只会令战胜国阵营中更多的有识之土感到厌烦。然而对巴尔法官而言，它突显出构成审判的基础的双重标准。巴尔在提及日本占领满洲时说，“这使我们回想起作为本审判追诉国的西方列强，他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半球所主张的大多数权益，都是依靠这样的侵略手段获得的”，正如日本人被指控使用的侵略手段一样。他还将欧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粉饰之辞与日本联系起来，造成奇特的变形效果，他充满讥讽地评论：“对于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国家的扩张政策，我们可以拒绝称之为‘上天的使命’、‘保护重大权益’、‘国家的荣誉’，或是依据‘白人的责任’的说法造出个新名目来称呼它，而是简单明了地将其命名为‘侵略扩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五章 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铊 南原繁的转向基于这样的确信，即他像他所追悼的寻求真理的学生们一样，被日本的领导者欺骗和误导。在这一点上，南原的感情与国民普遍的感情完全同调。战败后，最常见的受动态的动词就是“受骗”。甚至连最恶名昭著的战时宣传者，也利用这一含糊的说法，洗脱个人的责任。有才能的政治漫画家近藤日出造的经历具有普遍意义。近藤以奔放的热情乘军国主义的战马直达破灭之门，在战后又以同样的热情讽刺铁窗后的东条英机。1946年初近藤写道，在战争开始前生活是安乐的，而无论何时想到这一点，他都感到“对A级战争罪犯的憎恨。我们全体国民被他们利用和欺骗，并且不知真相地在战争中协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于无知和被蒙蔽”。著名作家菊池宽，曾是文学界战争动员的主要人物。通过在题为《话の屑笼》的随想中主张惨败是由压制国民言论自由的有勇无谋的国家领导者所引发的，菊池宽也设法洗脱自身战争协力的污点。 从这一视点看来，不仅是死去的“英灵”，全体国民都是战争的牺牲者。早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对这一命题的详细阐述已经成为媒体的一大卖点。由一帮记者以“秘史”的形式编纂的《旋风二十年：解禁昭和内幕史》急遽出版。这部畅销书的上卷（1926一1936），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上市第一周就售出10万部。据说书店内的新书堆成了小山，热心的购书者则在店门外排起长龙等待书店开门。到战争结束为止的下卷，于1946年3月1日发售，很快售出70万到80万部。同年末，稍加修订的上下卷合订本出版。《旋风二十年》在整个1947年都名列“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以日本人自制的共同阴谋论，向A级战犯审判友好送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六章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在此后的岁月中，随着冷战氛围的加强，占领军将新生的共产党中国视为大敌。阻止日本人的暴行记忆，成了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皇臣下直接造成的惨剧暴露的这些敏锐反应，从一开始就是脆弱而破碎的，从未能发展成对日本是施害者而非受害者的真正广泛的大众认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六章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公众对东条英机的评价相对上升，可以看作是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晴雨表：这并非是对战争时代的怀旧表示，而是对同盟国的双重标准含蓄的批判。然而，东条英机人气的小幅回升，似乎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极端隐秘且具有反讽意味：在被占领受奴役的世界中，东条是公然反对美国人的最著名的日本人。这是胜者与败者马拉松式的舞蹈中又一种离奇的舞姿。在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尤其是美国人的统治之下，日本的知名人士无人敢对占领政策公然表示异议。在此情形下，最自由的人莫过于在东京审判中主张自己无罪的战犯被告人。他们至少被允许对胜者的立场公开表示异议。在法庭之外，所有其他社会名流只得隐忍不言。基本上，其他人都在溜须拍马。 像他为之尽忠的君主裕仁一样，东条英机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指向标的作用。通过挑选东条英机作为侵略与败北最显著的标志，美国人与日本人共同将美日之间的冲突，设置成了这场亚洲战争的中心维度。尽管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而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是他被指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的理由，主要与他参与决策对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在东京审判期间，GHQ的审阅官压制了认为东条的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的批判声音。甚至在审判结束之后，这种批判的见解仍属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在文章中提出这一主张，并发表在学术杂志的1949年6月号上，结果遭到全文查禁。 1948年末，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死刑，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到1949年秋，据可靠情报，约500名前日本飞行员在SCAP的支持下，被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所雇佣，以期协助夺回中国大陆。”秘密的征募事件被揭露，让人忆起中国正被遗忘的曾遭受的劫掠，日本军人曾经如何恐怖与训练有素，他们受到的反共教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六章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像其他多数由这样的文章汇编成的文集一样，《世纪の遗书》中所附的意义难明的作者简历，反映出用心颇深的保守性。简历中只提到了作者在哪里被执行死刑，却并未提及处决的缘由。其实，许多人的遗书中都谈到了他们被控告的罪行，有的还颇为详细。然而，这些出版物的意图，基本上是为这些显然不名誉的死者赋予人性的色彩，并赦免他们（至少是赦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战争罪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这种宽恕成了天皇所受美国人的包庇自然的、镜像般的映照。正如裕仁被赦免所做的恶事或曰战争责任一样，现在无论被诉战犯曾在战争的大熔炉里做过什么，他们也得到了暗中宽宥——当然是被那些没有受过他们行为伤害的人。战犯们柔情的话语被引述，然而他们真实的所为却被忽略。他们被描绘成对参与事件完全无力左右的人。天皇著名的《人间宣言》是一种降格，从“现人神”降到了人间。与此相反，这些战犯也从魔域被引领提升到了同一个人间。但是无论是活着的神还是已经处死的战犯被赋予了人性，最终给人的印象都是昔日日本帝国的上上下下，无人真正为恐怖的战争以及随之遍布各地的暴行负责。 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改写、对全体帝国陆海军的人性面目的恢复，是修复国民心理的环节。假使这些最可耻的军人无论缺陷多么严重，都能被展现为复杂而敏感的人，那么即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能弱化掠夺成性的“蝗军”的恶名。因而这种出版物的反动力量不可小视，因为这些遗嘱容易被解读为日本的牺牲者文学的另一亚种。他们还可能被看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白人的文本。因为尽管这些死刑犯在召集战犯审判的每个战区都主张自己无罪，但是他们辛辣地表现了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严酷与双重标准。仅在个别情形下，这些遗书才使人想到日本人曾经多么严重而且无谓地牺牲了亚洲其他人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六章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道奇的政策是否会真的以经济萧条而告终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终结了安定恐慌，代之以美国的“特需”采购刺激出现的军需繁荣。现在正蹂躏日本前殖民地朝鲜的战争，正如吉田茂首相以及其他许多人乐于提到的那样，是“天佑神助”。考虑到仅在数年前和平和民主还被形容为“天赐的礼物”，这样的说法确实具有反讽意味。无论如何，至少这些礼物都是美国人所赐，而且深入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七章 设计成长 麦克阿瑟3天听证会的全部记录，长达174000字，而这些评论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日本，仅仅这段话中的几个字就引起了强烈关注：像12岁的孩子。这句话就像一记耳光打在了日本人的脸上，同时标志着麦克阿瑟神秘光环的消失。正如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袖井林二郎所言，这些赤裸裸的话使日本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突然之间，许多人感到难以言喻的耻辱。自此刻起，从前的最高统帅开始从记忆中被抹去，就像战时的暴行被抹去一样。设立纪念碑的计划被丢弃了。再也不会竖立什么铜像了。“名誉都民”的授予仪式永远也不会举行了。几家大公司甚至发布了联合广告作为回应，以大字标题写下“我们不是12岁的孩子！日本产品被全世界所尊敬”。——当然，与其说这是事实，不如说这是愿望。然而，这些企业家确乎迅速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麦克阿瑟有关日本进化落后的演说，恰恰契合了他国对日本不成熟经济居高临下的、轻蔑的评价。 尽管老战士本人可能会在日本人的意识中逐渐调零，甚至比他自己料想的要快得多也不光彩得多，但他无意中轻率地标举出来的问题，却不会也不可能消散。毕竟，一向是日本人将自己当作麦克阿瑟的孩子，这也正是4月12日《朝日新闻》感情冲动的社论的精髓所在。整个占领就建立在默许美国压倒性的家长式权威的前提之下；甚至当日本恢复主权临近，甚至当日本重新成为冷战伙伴，美国人也从未期望与日本建立平等关系。日本的新军队是“小美军”，显然注定要继续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日本的新经济，则过度依赖美国的援助和庇护。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无论身处冷战阵营的哪一方，实际上都对日本如此急速地抛弃民主议程，复兴保守派势力和促进再军备而感到震惊和警惕。在此氛围之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即便是在名义上恢复了主权，除了不得不仰仗和服从美国，做其实质上的附庸国之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任何其他出路。 自麦克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然而，要了解日本站在二十一世纪起点的现状，与其去了解日本在历史长河中漫长演变的民族经验，不如去了解日本从1920年代末开始到1989年实际结束的近阶段的历史周期。当仔细审视这个短暂、暴力、创新的时代的时候，被当作战后的“日本模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一种混血的“日本一美国模式”：锻造于战争年代，加强于战败和被占领时期，由于对国家虚弱的长期惧怕以及日本需要顶级计划及保护以实现最大经济增长的广泛信仰，得以在接下来的年代中继续维持。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日本的战败，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就无法被理解。借用战败初期流传的幽默新词汇来说，所谓的“日本模式”，可以更恰切地描述为“占领军模式”。 日本现代经验的短暂周期，几乎与裕仁天皇的统治时期完全一致。天皇是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试金石，是从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了无痕迹地过渡到帝制民主的象征。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对那些希望强调种族和文化的“国民统合”者而言，天皇都是最显而易见的图腾号召。对于他的臣民们而言，1989年裕仁天皇驾崩，的确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信号：昭和时代结束了，旧符得换成新桃了。然而，使这一年真正成为一个大时代的终结的，是其他一些重要事件的汇合。柏林墙倒掉了，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了。一切变得昭然若揭：当日本一心一意地追求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西方的时候，忽略了制定新的规划所需要的远见和弹性。曾经产生出日本这一超级大国的体制，正在坍塌。天皇裕仁以其一贯典型的好运气，避开了这一切。他去世得正是时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日本的和平梦想实际上无所慰藉，因为它们首先是停留在有关“二战”的恐怖记忆之中——数百万日本人白白地付出了性命；战争第一次以大规模空袭的方式向日本本土袭来，当然接下来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战败数年后日本人民还经常三餐不继，甚至无法公然哀悼战争中的死者：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为杀人凶手而责骂。这种深深的痛楚和受骗的感觉，被一种日益增长的，而且不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想法所强化：日本正在被其他国家以并不施之于自身的标准评判着。日本人感受到的双重标准和胜利者的正义观，曾经使东京战犯审判变得黯淡，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国家的残虐行为、否认事实和虚伪证词的刺激，这种感觉正与日俱增。甚至那些认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日本和平活动家，以及那些致力于证实和公布日军暴行的人，都无法为审判战犯的方式辩护；他们也无从为美国在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决定之后，又在“冷战”的寒流中，释放并随即公开接纳被控的右翼战犯（如后来的首相岸信介等人）而辩护。 在漫长的战后时期，那些掌控日本迅猛复苏的精英们，几乎全都出自亲身体验过战争和战败的那几代人。由于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相对落后和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他们将过去的战争看成是愚蠢之举。他们着力避免这种灾难的重演。而且他们对日本一旦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易于制造核武器而将引发全球抗议极端敏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战后作为“悔恨共同体”出现的进步的左翼学者持有相同的自我批判观点。有些人则属于懊悔战败的“后悔共同体”。颇有几位将记忆中的“大东亚战争”，当作为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军阀、驱逐在东南亚的欧美帝国主义者而发动的战争。当谈到日本的极端暴行时，许多人都坚持否认。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他们也还记得战败后数年间，白人胜利者轻蔑地将他们看作“小男人”而引起的迷茫困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遗产·幻影·希望 1945年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马尼拉召集了英美联军心理战人员会议。在那里，费勒斯和他的部下们将可资联军利用的“日本人行为模式”，扼要归纳为十五条要点：“自卑情结、轻信、群体型思维、歪曲事物的倾向、自我吹嘘、强烈的责任感、超常的攻击性、野蛮、顽固、自我毁灭的传统、迷信、重视体面、多愁善感、对家国的忠爱和天皇崇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心理战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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