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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一個叫寧的越南老兵淚水浸泡的回憶
只有將軍喜歡討論成敗。普通士兵不喜歡討論這些。我並不是為了戰爭的勝利驕傲，我只是失去了我的青春。”
從17歲到67歲，保寧努力遠離戰場。
本刊記者毛晨缽／文沉佳音／編輯
六十七歲的保寧曾無數次回到同一個戰場。
他是一名北越士兵。
1969年，17歲的保寧就入伍參加了越戰。直到1975年戰爭結束，他才回到自己生活的河內，試著開始像正常人一樣過日子。
他是一位作家。
1987年，保寧再次回到那個晴雨不定、蒸騰著水汽的戰場，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戰爭哀歌》。小說主角是北越士兵阿堅，他出身書香門第，17歲因為戰爭，他不得不與安妮阿芳分開，在戰場上目睹戰友犧牲，在戰後艱難謀生，最後成為一名作家，寫下被戰爭困住的每個普通人。
那天晚上，保寧就坐在牆上發霉的老房子裡工作。客廳的牆上擺滿了越南語的書和英文書。不過，他根本聽不懂英文。
這裡是啟程回到戰場的始發站，推著他前行的動力不是噬菌體，末是一根一根的香煙，也許是駱駝牌的，還有一杯的酒。上世紀80年代在越南，經常斷電，他有時不得不像主角阿堅一樣，靠著蠟燭火照明，埋頭疾書。
煙霧和酒精帶來的眩暈感，讓戰場的感覺更加清晰。
2018年，《湄公河評論》記者去考察他的時候，保寧就住在越南西湖南面的小巷裡。沿著街道走，可以獲得更西湖小區。在阿堅參軍前一晚，他跟女友阿芳就在這個湖裡游泳。年輕男女最後並肩躺在岸邊草坪上互相碰碰。這是他們僅有的一個夜晚——沉浸著荷爾蒙，潮濕又曖昧。
保寧喜歡待在家裡。他很少出去見人，人們大多登門巡視。門鈴一按，響起《致愛麗絲》的曲調，唱完一段，保寧來開門，門後面是張沒多少微笑的臉，銀色鬈發在頭頂隨意翻騰，像總有些脾氣的海浪。嘴角垂著，沉默，眉頭時刻緊鎖，悲傷。這是朋友們對他的印象。
1990年，保寧的《戰爭哀歌》在越南出版，出版後就獲得了當時越南文學的最高獎項「越南作協獎」。此外，《戰爭哀歌》被翻譯成英文等15種語言，引起很大反響英國《獨立報》將其與《西線無戰事》媲美，「甚至要超越《西線無戰事》，與因為《西線無戰事》不同，這是一部超越戰爭的小說，是一部關於創作，關於逝去的青春，也是關於美和傷痛的愛情小說」。
這也讓當時的越南政府感到害怕，《戰爭哀歌》慘遭禁，直到2006年才完全解禁。
2017年，越戰圖書經銷商協會將英文版《戰爭哀歌》視為整個越戰出版史上最受好評的作品。
今年，《哀戰歌》中文版問世，作家閻連科評論道：「還是《追風箏的人》與《朗讀者》這兩部小說，無論是作家個人的寫作技巧，還是對戰爭災難與命運的生命體驗，都不及《哀歌》來得更加豐富和直切。”
01.活下來的人的任務
吉爾蘇牌式軍用卡車在叢林入口停靠。越南仍泡在雨季裡，溪流高漲，樹葉濃綠，空氣中瀰漫著腐爛的氣味，是朽木，還有其他。
阿堅就睡在車廂裡的吊床上，跟著他同處一室的50多具骸骨。這次行程中，他會找到更多。這是阿堅在退伍前的一項重大任務：加入收屍隊，帶回戰友屍骨。
《哀歌》就從埋葬戰爭藏著無數屍體的「招魂林」開始。1969年，阿堅所在的27個獨立營在招魂林被圍困，500個士兵，只有10個活一個，阿堅就是其中之一。他對這裡很熟悉，由他來尋找陣戰友，不過再合適不過了。
在常人想像中，這不亞於某種無人機。當保寧提筆創作時，首先想起的就是自己在戰後尋找回戰友屍骨，把他們送到國家烈士公園的經歷。
保寧覺得，這是別人無法代勞的工作，「只有曾並肩作戰的人才知道消失的戰友都埋在哪裡」。那些面目模糊的戰友像又一次活過來了。一路收屍，保寧俱樂部回憶開始很多，想要完成太多，心裡還是會有一絲恐懼，但這是「活下來的人應該要做的任務」。
相同的出身和經歷，讓很多讀者猜測，也許保寧就是阿堅的原型。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保寧總是予以否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他回答：「阿堅是虛構的人物” ，不是我，但是他的生活和戰鬥與我都非常不同，他又完全是我。”
保寧很少談起自己打仗的那段過去。這幾乎是每個戰爭研究員的本能。
公正目睹親人上戰場、送命、退伍的阮荷安記得，所有人都對戰爭諱莫如深。曠日持久的戰爭頂多不過被輕描淡寫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我們打敗了美國」「大帝國都被打敗了」了」。
阮荷安後來在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越南語文學系當教師。她認為“文學在越南被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宣傳工具”，當戰爭結束時，文學被用來歌頌戰勝方。保寧讓她對文學有了新的體會。念高中時，她讀了《戰爭哀歌》，「我渾身發抖，覺得怎麼回事之前讀到過有關越戰的小說、短篇小說、詩歌，都不一樣」。她現在還記得保寧在小說中寫的那句話「正義已經勝利了，善已經戰勝了邪惡，但同時死、暴力和殘殺也是勝利的」。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副教授夏露第一次聽說《戰爭哀歌》這本小說是在2007年。當時她負責給中國來訪的越南文學院學者當翻譯。有教授向越南專家提問： “如果問兩個越南作家的作品，該讀誰的？」越南文學評論家範春原推薦作家阮輝涉和保寧的作品。此前夏露有過接觸，當時她學習和研究越南文學已近15年，對越南文壇如數家珍，保寧的名字是第一次聽到。
記下書名的夏露趕緊去網上找來書看，「寫法比較新鮮」。越戰在越南文壇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60歲以上的越南作家基本上都參加過越戰，他們也都寫過越戰」 ，夏露向本刊記者解釋道，「但沒有人像保寧一樣從普通士兵的角度回憶戰爭，而不是一味謳歌英雄」。
寧寧表示，最初的創作動機正是因為對越南文學作品“深感鬱悶，甚至憤怒”。在接受《湄公河評論》採訪時他說：“我在為北越士兵寫越南戰爭。”
他認為在1986年之前，越南式小說大多都是公式化、說教和形象的。保寧記得戰事將要發生時，交通運輸情況也得到改善。政府在給士兵運送食物和貨物的同時，還有援軍送來很多書。
參軍前上過學的寧當時就相當於隊伍中的圖書館員，他能察覺士兵對那些書根本不感興趣，「雖然那些都是關於他們的書，但大家根本不想看，甚至把他們拿起來丟掉」。裡面說那些是小說，不如說“虛假的宣傳手冊”，“看那些不如去看政治決議書”。當時最受歡迎的跟戰爭完全無關的外國小說譯作，比如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集《運動員的青銅》。
寫作對保寧而言是「艱難」的。他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曾參加過漢文科舉考試並中舉。保寧的父親也精通漢語，曾在北京大學講授越南語。保寧上學時卻不是好學生，「很不喜歡文學課」。要寫下那場戰爭也意味著再次經歷恐懼和傷痛。他在一次會議上發言：「我不擅長用言語表達內心深處的痛苦，花了10年的時間才鼓起勇氣把戰爭的悲傷寫在紙上。”
當被問到是寫作更難，還是回憶更難時，保寧沉默了很久。最後，他沒能給出答案：“寫作應該勇敢衝上去。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活下來的人”去做的任務。”
02.《三國演義》救了他
在少數的幾個訪談中，大約所有接觸過保寧的記者都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對象。他不苟言笑，早上11點就喝到微醺，話也不是很多。去年，與《大篷車》雜誌記者剛碰面，保寧就做了一番聲明：“感謝你對我的興趣，但沒有太多可說的。”
「無話可說」的保寧寫的《戰哀歌》，恐慌是很敢講的小說。與保寧私交甚篤的夏露說，「他（保寧）敢說真話，他還是有硬骨頭的的」。
早在1990年之前，保寧的《戰爭哀歌》就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現在河內文學圈裡傳統中。首次在越南出版時，《戰爭哀歌》的名字被定為《愛情的不幸》。已經遠去了，愛情題材更受歡迎。
《哀歌》一出版，保寧的父親還專門為他用漢語吟誦了一場戰爭《涼州詞》作為慶祝。小說一經出版就迅速流行起來，獲得越南作協獎，也引起了國外讀者的關注關注。1993年，被偷偷帶出越南的《戰爭哀歌》流轉到了倫敦一位出版社編輯的辦公桌上。編輯請了解越南的外國人將其翻譯成英文，並附上《戰爭哀歌》就在歐洲和造成北美轟動，以致後來台灣地區引入時將其標籤定為“美國文學”。1994年，英國《獨立報》把這本小說評比為“最佳外國小說”，頒獎詞中這樣寫道： 「通常是由歷史戰勝者講述的，但在這本書中，保寧提醒我們，在戰爭面前，人人皆輸家。
1970年，南越第七步兵師兵帶著受傷的部隊離開前線（東方ic圖）
小說帶來的轟動出乎所有人，為了帶來風險，恐禁了這本書，甚至取消了先前的祖父給保寧的文學獎。同時，因為還在寫有關越戰的短篇小說，保寧受到了監視。他的朋友後來對《大篷車》雜誌回憶道，當時大家很喜歡在咖啡廳聚會，「一旦發現被保跟踪就立即轉移陣地」。逐漸地，保寧深居簡出，關於他的一切都漸漸靜了下來。直到2006年，對《戰爭哀歌》的鐵路才完全解除。
“他可能因為嚐了很多苦，所以會特別嚴格”，夏露猜測。她也是中文版《戰哀歌》的譯者。翻譯時，她發現在譯成英文時，譯者將一些內容過度闡釋，這也給保寧帶來了麻煩。不懂任何外語的保寧對譯作非常介意，每次有國外讀者去考察，就會問他們對譯本的看法，「儘管接受了他們的表揚，但我依然所以當夏露2014年底給保寧發郵件請教翻譯中遇到問題時，一向跟幼兒溝通很少的保寧要求見面聊天。
見面次數多了，夏露見到了一個與傳說中不同的保寧。
保寧對中國有著極大的好感，7歲的他第一次出國就是到中國。火車從廣西憑祥到北京火車站，足足跑了三天三夜。窗戶裡掠過的每一處風景，保寧每年講出名堂，這裡是毛主席的故鄉，那裡是長江。 那時在北大教書的父親喜歡待，每逢週末，都有車送他們去頤和園、長城等購物。
在越南上學不用功的保寧課後很愛讀父親的藏書。他沉迷於《紅樓夢》，能講出裡面的所有女性人物，把自己想成賈寶玉。至於《三國演義》，更是「救」了他（保寧）的命”，夏露告訴本刊記者。保寧曾在聊天時自詩，自己就是《三國演義》說書人。
越南高溫多雨，在深雨季，士兵們更多時候都在等待。無事可做，那就一個人講個故事打發時間。很多士兵來自農村，不多讀書，幾天就把知道的故事講完，唯獨保寧有掏不完的故事。他講的就是《三國演義》裡的事。為了能總有好故事聽，每次爆發衝突，營長總搬留在營房，別上前線。寧覺得，正是因為《三國演義》，自己才構築幸丈夫。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對保寧那一代人的創作也深有啟發。他讀了賈平凹、莫言、張賢亮、閻連科的書，獲得了一本想法：“現實就是現實，不一定現實就是社會主義現實。”
夏露記得保寧對她說，自己這些年憑藉《戰爭哀歌》走到了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最想去的是中國。
這次二度來中國，開始聊行程安排，表情難得鬆快的保寧做了第一縷微笑。再次走進故宮，想還能撿起一點7歲那年的快活。他打算今年秋天要帶帶著妻子來中國旅行。
中文版《哀歌》出版後，保寧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祝賀電話，但“朋友們可能不會讀我的書”。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的朋友大部分是越南戰爭的老兵， “他們幾乎都是工人、農民，他們不太關心文學」。
他似乎又回到了朋友們口中「沉默而悲傷」的保寧。與保寧同在越南作協的作家表示：「沒有人敢去問他沉默，大家都尊重並欣賞保寧的沉默。」與他親近的一些詩人說：“他腦中陷入了巨大的悲傷，只有越南人才能理解那種悲傷。”
03.“只有一般人喜歡談論失敗”
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士兵，卻向日常繳械投降。
回到河內的阿堅連續幾年睡不著覺或在噩夢中醒來，行走在熱鬧的街頭俱樂部突然迷失，聞到街上的臭味集體想起那些腐爛的屍體，他記得那個叫“炒人肉” 「的山坡上曾堆滿斷肢殘體…
《哀歌》的間接敘事也增強了這種混亂感。時空、人稱，戰爭似乎沒有那麼響亮，看起來像是創傷壓力症候群病人的康復日記。這種語錄無倫次、凌亂破碎的描述是來自保寧最真實的體驗，“回憶不是按時空來的”，任何一樣的東西都可能成為某段回憶的開關。偶爾出門碰上個小交通事故，保寧都會想上3天，想到犧牲的戰友。他也長期為夢魘困擾，在夢中驚叫著醒來。保寧向記者講起自己第一次去美國時，在飛機上睡著了。等到過安檢時，他徹底清醒，一下子看到周圍都是美國人，突然身體發緊，有瞬間的恐懼。
那些下來活著的人有的瘋了，有的自殺了，還有的在嘗試忘記戰爭。種田、種花、寫作，雖然有些難，但總要做才行。
保寧還記得參軍時，營地裡有激昂的歌曲，戰爭結束時，有為英雄奏響的凱歌。可英雄們卻悲傷不已。
讀完小說，夏露印象最深的就是保寧繼父對他的勸告：「上帝賦予我們生命，是要我們活，而不是去死；是要我們體驗生命的過程，而不是輕易放棄生命……我希望你能在世上安穩地活下去，你一定要活著回家。你的生命還很長，還有很多的幸福和樂趣等著你。這些你自己都沒有去體驗過，又誰能代替你呢？」夏露認為貝爾話中帶了一些先鋒的反戰思想，「保寧的小說裡沒有任何預期，他只是反對戰爭本身」。
2017年，美國PBS電視台播出了10集紀錄片《越戰（The Vietnam War）》。這部紀錄片用10年時間採訪了越戰親歷者，不僅僅是高級將領，更多的是衝在前線的北越、南越和美國士兵，為理解人們越戰提供了新的視角。保寧也接受了殘採訪，他在節目中說：“戰爭沒有勝利者，只有破滅、害和破碎。”
在此之前，大部分越戰相關的文學、影視作品都還是以美國視角來講述的。“在英文境中，嚴格意義上直到2016年，美國還認為越戰就是美國人的越戰，越南是一個影子” ，阮荷安在一次對談中提到。例如電影《現代啟示錄》中，幾十架美國在瓦格納交響樂的伴奏下奏響下轟炸越共記錄點，而影片裡的越南人甚至都只是找了防疫人來玩。保寧幾乎不看越戰的美國文化作品，「我可以跟美國人握手，但我不太喜歡他們對當時戰爭的描述」。
第一次見面，夏露準備了二十多個問題請教保寧，有一個問題她記得很牢：“你覺得是什麼原因讓越南戰勝了美國？”
作家保寧反問：“你覺得我們戰勝了嗎？”
士兵保寧對美國《上游評論》說：“只有將軍喜歡討論成敗。普通士兵不喜歡討論這些。我並不是為了戰爭的勝利驕傲，我只是失去了我的青春。”
從17歲到67歲，保寧努力遠離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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