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 謀殺是菩薩行為：安倍晉三逝世│日本的「政治暗殺」內幕原文網址: 安倍晉三逝世│日本的「政治暗殺」內幕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9026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

國際世界專題安倍晉三逝世│日本的「政治暗殺」內幕讚好1090100國際世界專題安倍晉三逝世│日本的「政治暗殺」內幕撰文：外部來稿(國際)出版：2022-07-08 19:00更新：2022-07-08 19:00讚好1090100

本文原載《南都學壇》，原標題為《「謀殺是菩薩行為」——論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謀殺現象》，轉自「修遠基金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導讀：當地時間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縣演講時被槍擊，經搶救後不治，終年67歲。警方稱已查明槍擊嫌疑人為前日本自衛隊隊員。此事迅速傳遍全球，引發極大關注。

這一意外事件也讓人回想起日本歷史上的政治謀殺現象。在日本歷史上，政壇謀殺行為不僅盛行，而且還往往引起一定的社會支持。本文分析，這種政治謀殺行為絕非某些狂人的癔病或痴迷，而是有着深刻的歷史社會背景。

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對政敵進行肉體消滅，就是當時封建勢力挽救其傳統地位的利劍。

到了大正時代，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四大財閥之一的安田善次郎被法西斯狂熱分子刺殺，

主張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在東京火車站被車站職工用匕首刺死，成為日本第一個在任時遇刺身亡的首相。

對於接連不斷的謀殺活動，

右翼勢力重要人物井上日召曾說：「謀殺是菩薩行為。」

井上日召（いのうえにっしょう、1886年4月12日 - 1967年3月4日）は、日本の宗教家、政治運動家、テロリスト。本名は井上昭（いのうえあきら）。

在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的歷史鬥爭中，謀殺成了化解矛盾、尋求轉圜的極端手段；

對法西斯國家改造理論和武士道的狂熱崇拜，也使不少青年走上謀殺之路，以此解決政治矛盾或改革「瓶頸」；

而當某一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搬掉絆腳石，直至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某一人物的固有思維方式，也使不少旁觀者同情暗殺實施者。

「暗殺先行於革命」這一在近代日本政治活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不僅對日本國家政策產生影響，也使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們惶恐不安。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開始近代化的標誌。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戰略的指導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日本的經濟、軍事等獲得了快速的增長，直至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這麼一個發展過程，是充滿血雨腥風的。接連不斷的對外侵略擴張，使中國、朝鮮等眾多的亞洲國家深受其害，層出不窮的國內謀殺、政變等恐怖活動同樣又把日本搞得刀光劍影、血跡斑斑，也把日本逐步推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回溯近代日本歷史，其政壇上的謀殺恐怖行為不僅盛行，發生在上自中央國家機關下至民間基層的廣闊社會空間裏，奇怪的是往往還會引起一定的社會同情和支持。

其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近代日本社會的謀殺恐怖行為絕非某些狂人的癔病或痴迷，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的。對此加以分析研究，有助於揭示和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實質，也有助於尋求近代日本不斷對外侵略的深層原因和社會根源。安倍晉三遇刺：圖為位於日本奈良縣的近鐵大和西大寺站，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22年7月8日遭人槍擊，處於心肺停止狀態。事發時，現場約有30人。圖為案發後警方正在對現場進行詳細調查。（AP）

一

在日本歷史上，以恐怖謀殺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早在幕府末期，當時最富盛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吉田松陰為推翻封建的幕府制度就產生了急切的暗殺思想，並在1858年制定了刺死摧殘愛國志士、興起「安政大獄」的重要禍首間部詮勝的「暗殺策」。

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吉田松陰（明治維新的思想理論重要奠基人、「維新先驅」）對後來的反封建活動、軍國主義活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激勵和示範作用。

1868-1878年間，正值明治維新的烈變革階段，日本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異常激烈，對政敵實施恐怖謀殺就成了解決矛盾、化解衝突的重要手段。

在這10年時間裏，單是舊士族謀殺政府高級官吏的事件就有20多起，1874年發生的暗殺加強內政、反對出兵徵韓的右大臣岩倉具視未遂事件，在當時影響最大。

1878年5月14日，在「紀尾井坂之變」中，被譽為「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又被島田一郎所刺殺。

對政敵進行肉體消滅，成了當時落後的封建勢力極力保護和挽救自己行將失去的社會地位和傳統勢力的迴天之劍。等到這一劍也不能阻擋關係自身命運的重大歷史變革的時候，個體性的政治恐怖謀殺遂演變成公開的大規模的武裝反擊，其聲勢浩大使明治政府感受到了改革的艱難，以致於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維新領袖人物西鄉隆盛竟然也被裹挾到反對維新改革的逆流之中，最後厄運罹身敗死城山，成為一個晚節不保的悲劇人物，從而讓人真實地感受到了歷史的殘酷和人生的變幻莫測。圖為東京清水谷公園內的「紀尾井坂之變」紀念石碑。（維基百科公共資源）

1889年，因修改條約問題，外相大隈重信（黑田清隆內閣）被主張強硬外交、極力推行國家主義的玄洋社社員來島恆喜用炸彈炸傷。

1910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等人為暗殺天皇私制炸彈泄密被捕。桂太郎內閣以此為藉口下令在全國進行大搜捕，檢舉社會主義者數百人，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這一「大逆事件」仍直接淵源於政治恐怖活動，至少民間的個體性恐怖活動為政府的公開恐怖活動製造了藉口和時機。

大正時代（1912-1926年），日本社會從大變革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往往被人譽為「大正民主」時期而寄予很多留戀。

然而，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並未鋭減，更沒有銷聲匿跡。

1921年9月28日，法西斯狂熱分子朝日平吾刺殺四大財閥之一的安田財閥首腦安田善次郎於其住所。11月4日晚7點，主張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參加政友會近畿大會來到東京火車站，在通過檢票口時被滿鐵成員車站職工中岡艮一用匕首當場刺死，從而成為日本第一個在任時遇刺身亡的悲劇首相。

1922年1月，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動員極端國家主義組織猶存社力量，組織以其弟子岩田富美為首的暗殺團，埋伏在鎌倉準備刺殺山縣有朋。武裝警察得知消息，派遣數百人的隊伍將其包圍，暗殺未果而又轟動一時。但是，最終迫使山縣有朋放棄了在薩摩、長州藩閥關於良子的太子妃身份問題上尖鋭鬥爭的最初立場，並不得不辭職而去。

除此之外，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壇所發生的謀殺恐怖事件層出不窮，造成巨大影響的有：

1923年憲兵甘粕正彥暗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人。

1923年攝政（即後來裕仁天皇）乘汽車前往參加第48次議會時，在虎門被難波大助襲擊險遭不幸，導致山本權兵衛內閣引咎辭職。

1926年調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300萬日元陸軍機密費案件的石田基檢事被暗殺。

1928年6月4日，河本大作等人策劃暗殺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

1929年3月舊勞動農民黨議員山本宣治被刺殺。

1931年3月三月未遂事件發生，部分陸軍官兵發動政變。

1931年10月十月未遂事件發生，部分陸軍官兵發動政變。

1932年2、3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集團理事長團琢磨分別被血盟團團員小沼正和菱沼五郎槍殺。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發生，首相犬養毅被刺。

1932年7月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和政黨黨部的神兵隊事件。

1933年11月暴露的針對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的暗殺計劃。

1933年11月民政黨政治家若木規禮次郎在上野車站被襲擊。

1934年11月士官學校部分青年軍官的政變計劃被發現。

1935年8月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相澤三郎中佐刀斬於陸軍省辦公室內。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發生，內務大臣前首相齋藤實、藏相前首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刺殺。首相岡田啟介險遭不測，元老西圓寺公望原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只因執行任務的軍官臨時產生惻隱之心才倖免於難，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

1937年1月宇垣一成內閣流產事件與其後林銑十郎內閣5月31日倒台事件發生。

1938年3月社會大眾黨委員會長安倍磯雄於家中被右翼分子襲擊，負傷。

1939年7月暗殺海相米內光政計劃泄露，緊接着暗殺親英派政府要人的計劃被發覺。

日本「平民首相」原敬1921在東京火車站遇刺。圖為其在家鄉岩手縣的墓碑。（維基百科公共資源）

據統計，從1930年11月濱口首相被襲擊到1943年以來，包括未遂政變，謀殺恐怖活動高達44起，平均每年3起。太平洋戰爭期間，法西斯集權政治體制實施，恐怖暗殺活動有所收斂。

但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還是發生了負隅頑抗的死硬軍國主義分子闖進皇宮，欲奪走裕仁天皇投降廣播錄音磁帶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襲，首相鈴木貫太郎被刺未遂。這一事件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暗殺恐怖活動劃上了最後一筆。

二

對於接連不斷的謀殺恐怖活動，右翼勢力重要人物

井上日召（井上昭）曾有一段面向其弟子的詮釋，他說：「謀殺是菩薩行為。」

井上一邊藉助宗教體驗擺脱紛亂的社會帶來的懷疑和煩惱，一邊「也從塵世的繫累束縛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對殺人和自殺均能泰然處之的『自在』境界」。

於是，以建立「日本天皇國」為目標，實行「一人一殺」主義的恐怖組織血盟團便在他的手中誕生了，原計劃暗殺20多名政界、財界巨頭。井上的思想和活動並非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但是，他的代表性是不容忽視的。透過他及其周圍的人的言行，頗能直接地感受到在其前後日本政治生活中謀殺恐怖活動的背景訊息和深層機緣。

其一，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的相互鬥爭與融合。

近代日本的政治趨向是逐漸走向軍國主義，在這一潮流中，主張實行政黨政治的呼聲和態勢也在不斷增強。

前者代表了一個黷武好戰的集權政治理念，

後者則象徵了一個分權、民主的政治追求，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彼此相互鬥爭，都急於取得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地位，有時又相互妥協、勾結，遂使得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格局的形成和演化過程中，謀殺恐怖活動成了化解矛盾、尋求轉圜的極端手段，在某種意義上也成了政治鬥爭的降壓泄釋閥。

1921年相繼被謀殺恐怖活動所淹沒的安田財閥首腦和原敬首相就是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鬥爭的結果。

這兩次暗殺與以前有所不同，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針對某個具體人物和具體政策的，而是針對整個體制的。

暗殺者可能並不了解被暗殺者，甚至可能對他毫無反感，只不過把他當作體制的代表，實行「天誅」，藉以警告當權者改弦更張。

而且，原敬即使作為一個出色的政黨政治家，他也未能在與軍國主義的較量中倖免於難。與原敬一樣主張對中國採取不干涉政策的外務省政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也被暗殺於同樣的政治背景。

1930年11月極端國家主義組織愛鄉塾成員佐鄉屋留雄在東京車站襲擊濱口雄幸首相，使其身受重傷，於次年死去。主要原因是濱口壓制軍國主義勢力，反對極端軍國主義者和軍部領導人的戰爭政策，支持削減陸海軍預算，併力爭議會批准倫敦海軍條約。濱口在1929年首相任內，果斷實行金解禁政策，在中國問題上，奉行和英美協調方針，因而被軍國主義者罵作「軟弱外交」，又因勇敢地批准倫敦裁軍協定而又被指責為「干犯統帥權」。儘管濱口是一位堅定的政黨政治家，甚至因其堅決幹練而被稱為「獅子宰相」，仍未能抵擋着軍國主義勢力的急劇膨脹。圖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鼻祖山縣有朋。（維基百科共享資源）

山縣有朋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鼻祖，他極其厭惡政黨政治，竭力扶持自己的親信組織政府內閣，加快軍國主義步伐。寺內正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組閣上台的。寺內積極推行軍備擴張，干涉中國內政，通過西原借款培植中國的親日勢力，擴大日本在華權益。結果，在實施這些政策過程中，寺內遭遇到了國內政黨力量的阻力而被迫在「打倒專制政府」的舉國聲討中下台。倒不是寺內的軍國主義政策與日本政黨政治存在根本的矛盾，它們在對外擴張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它們之間政治遊戲的規則有所不同罷了，然而，對外迅速擴張日本國權的這場政治遊戲卻為謀殺恐怖活動製造了必要的口實和契機。1939年，德國在歐洲實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給遠東的日本以巨大的鼓舞，日本軍國主義者急於通過與德國、意大利締結軍事同盟營建自己在遠東地區的霸主地位。

當時任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海軍中將山本五十六卻予以強烈反對，其用意僅僅在於延緩張揚的節奏，並非剷除心中的侵略魔咒，即不為狂妄的軍國主義勢力所不容，於是，前者被列入暗殺名單，而後者也收到了「斬奸狀」。連身為現役海軍領導人都成了謀害的對象，那麼，其他想堅持自己觀點的政治家們便漸漸地懾于軍國主義的高壓而徹底地與其媾合了。

「濱口君和犬養君都被殺害了。被殺後說是因為政黨軟弱無力，說是因為國民不信任，這個理由從何談起有三四位政黨的領袖人物和獲得代表國民的眾議院的過半數信任票的人被用手槍、匕首殺害了，怎麼可能有起作用的強有力的政黨呢」

政黨政治最後還是讓位於軍國主義而退出了近代日本政治舞台，特異也吧，殘酷也吧，近代日本政治生活的確就是如此。

其二，對國家改造理論的狂熱崇拜和急於實現日本「革命大帝國」的變態追求。

1921年安田善次郎被刺身亡，兇手朝日平吾幼年時生活一直很貧困，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從事貧民救濟等社會運動。「從學校進入社會以來，因為剛直反而被捕奸者中傷侮辱和迫害，因為受到生活的威脅，對人生感到深深的困惑和絕望，遂變得否定一切。」他幾次企圖組織社團，從事政治活動以改變社會，都因缺乏資金而失敗；傾注心血遍訪資本家募集資金，也不過是徒然奔命。處於社會的邊緣，無法擺脱困境，徹底絕望的朝日決定「誅殺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後來，朝日接受了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思想，認為：「清除君側之奸、誅殺奸富是使國運昌盛、國民幸福的手段，是吾等真正日本人當然的要求和權利」，因而力主進行「大正維新」，實行土地國有，救濟自耕農，沒收超過10萬元以上的私有財產，大企業實行國有，廢除華族制度和財產世襲制度，實現普選。後來，朝日自殺，他將遺書分別留給了北一輝和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等4人，並特別提出要將遺物交給北一輝。法西斯思想已經深深地嵌入朝日的心靈深處，是對於法西斯國家改造理論的狂熱崇拜引其走上了暴力道路。

20世紀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國家改造運動狂飆肆虐的歷史時期，為了加快國家改造的進度，需要剷除的障礙和化解的阻力很多，謀殺等恐怖活動於是一浪接一浪。這個過程一方面反映出對國家實施改造以儘快建立日本「革命大帝國」的思想已經深入如朝日平吾之流的青年人心裏，另一方面還真實地記載了日本法西斯政權建立的具體軌跡。

1931年的三月事件是為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而預先在國內的政治調整和政治動員；同年的十月事件使皇道派軍人當政，加快了建立偽滿洲國的步伐。軍部極端分子如橋本欣五郎和小磯國昭等與法西斯主義領導人大川周明等，多次共同制定革命計劃，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支持侵略戰爭的政府和寡頭政治體制，

1932年暗殺政界人物井上準之助、犬養毅和財界巨頭團琢磨，以及1934年未遂的十一月事件就是循着此線而動的。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則使法西斯軍人政權最終建立起來。法西斯力量的積聚、壯大得益於政治恐怖活動，法西斯在政治上的確立和鞏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藉助於規模不等、前後相繼的恐怖活動來實現的。

謀殺恐怖成為日本法西斯的開路先鋒。

因此說，謀殺恐怖活動為某些政治目的達成剷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或直接實現了某些政治功利，更為軍國主義揚帆催程。安倍晉三遇刺：圖為日本奈良縣的近鐵大和西大寺站外的地方，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22年7月8日在站外進行拉票演說時遭人槍擊，後處於心肺停止狀態。事發時，現場約有30人。圖為案發後群眾聚集圍觀。（AP）

比如三月事件，「目的是引起一場暴亂，從而證實應進入戰時狀態並建立戰時內閣。這次陰謀得到參謀部的支持……」

同時，謀殺恐怖活動也鼓勵了一種特定的行為方式，為日後解決政治矛盾或「瓶頸」提供了一種模式和思路。通觀近代日本政治生活軌跡，針對政界、軍界、財界等的暗殺恐怖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並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給予重重的譴責，相反同情往外集中於暗殺恐怖活動的實施方。

為朝日平吾舉行葬禮時，規模盛大，上千人參加。

當時北一輝曾深受鼓舞地說這樣社會就會改變。同樣，憲兵甘粕正彥在暗殺了社會主義者大杉榮等人之後，雖被判刑，很快就被釋放，並被派出國，後來在財界和軍界都很活躍。

其三，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鋌而走險。所謂武士道，本質上就是對天皇超常的絕對忠誠，為了天皇，可以不顧一切，犧牲一切。所謂「武士道就是死，離開死而無武士道」，此言並非誇張，以至於人們常用「菊花與刀」、「櫻花與祭」來形容指稱之。武士道的基本特徵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在武士的心中，天皇就是偶像，唯天皇之命是從。為了天皇，義無反顧地以戰刀開路。對己，可以剖腹，對人可以不論是非曲直施以暴力。武士服膺強者，蔑視弱者。對強於己者，恭順、忠誠，雖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甚至會屈身求教於對方，但是一旦強大起來，就要以怨報德及至恩將仇報；對弱於己者，兇狠、殘暴，喪失人性，極盡蔑視、欺凌之能事。武士崇尚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價值觀念，要麼絕對服從對方，要麼要對方絕對服從自己。……這就是武士道精神。

因此，那麼多年青人基於不同的立場和出發點，在政治謀殺恐怖活動中「大顯身手」，固然跟其個人的某些因素有關，但是，可以肯定在其心靈深處和精神底層裏，有種不可名狀的東西，那就是根深蒂固而又讓人熱血沸騰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國內的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跟日軍在外侵略戰場上的「神風特攻隊」和「懷抱趕製的炸彈去死」，其精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在集中體現日本青年軍人思想狀況的二·二六事件中，行為者的舉事動機和臨刑前解說，莫不流露着濃厚的武士道精神。再者，如果說恐怖活動的兇手在事前並不知道自己行為的嚴重性，似乎難以成立。當對自己行為的性質一清二楚的情況下，他們還毅然決然付諸實施，精神世界裏的武士道或許就成了最後的動力和辯詞了。其實，就連前述之明治元勳西鄉隆盛也為武士道精神所困擾，以至於最後成了武士道中狹隘義氣之念的犧牲品。一代偉人西鄉隆勝的悲劇，在一定意義上暴露了武士道的誤人之道。

另外，與武士道緊密相連的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狹隘性，也是促成謀殺恐怖活動迭起的重要因素。封閉的島國地理環境和多山多丘陵而少平原以至對外交流不暢的客觀狀況，為日本民族性格的培成注入了較多的強悍、狹隘、崇尚暴力、愛走極端等特徵。當某一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搬掉絆腳石，直至從肉體上對某一人物進行徹底的消滅，就成了日本人並不需要多少顧慮的快捷選擇。如果再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態勢相結合，那麼，就更可以經常地感受到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的真實了。「然而，那個時代（指日本大正年代——引者注）暫且不論警察、憲兵殺害左翼運動家，暗殺政治家還是很少的。但到了昭和時代，恐怖事件迭出。當時上小學的我剛剛能讀懂報紙，就記得『總理大臣被殺』的消息。」狹隘的民族性格還導致了日本社會秩序中下克上的惡劣風尚，特別是進入昭和時期（1926年以後），在日本陸軍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下級欺凌和冒犯上級的現象產生並盛行於室町時代中期至戰國時代，本已過去很久，而今又死灰復燃，被陸海軍特別是陸軍所繼承，動輒施以極端手段。

「暗殺先行於革命」，這是近代日本政治活動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和口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就連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們也常懷惶恐。貴族首相近衛文磨在新體制運動中提出了結成新黨、再造政黨政治的構想，但旋即改變了主意，此舉似乎有損其政治家的風度。但是，「帶恐怖威嚇的右翼方面有人指責（以近衛為首的大正翼贊會——引者注）是『幕府再現』」，蔑視和挑戰了天皇的權威，這種評論讓近衛不能不顧慮重重。昭和初期，曾歷任文相、書記官長、政友會幹事長等職的鳩山一郎在戰後談起關於涉及天皇權威的天皇機關說問題時，連聲說「不知道」「不知道」，態度萎靡令人難以恭維，也是因為他深知恐怖活動中「軍人和右翼導致日本滅亡」這一事實。因此，如果說是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使日本走上了滅亡之路，似乎過於牽強，但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10年間，日本由於政治上外有陸軍的威壓，內有右翼恐怖的威脅才走上了滅亡之路」，此話也有其真實之理。安倍晉三逝世｜中國外交部對前日揆遇刺表震驚安倍晉三遇刺｜疑兇山上徹也供稱：對安倍不滿　因此打算殺死他安倍晉三：一家三宰相、二度拜相的日本「第一人」安倍晉三中槍身亡：日本參院選舉前夕的關鍵時刻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日本政壇安倍晉三搶先表達90100熱門文章查看更多中國掌控電動車核心零部件　紅海危機恐衝擊電動車業和地球環境？失多語優勢如「自毀長城」　新加坡人應講乜話？14:37拒絕「大和撫子」形象　日本年輕女性追捧「中華妝」？數據看器官捐贈：西班牙32年全球第一　香港捐贈率僅其十分之一？童婚跨代承傳難逃貧窮循環　送上利是助女孩延續讀書夢02:08媽媽被禁接觸愛女後輕生　轟動全美虐兒疑案反轉　法院判決曝光14:37從小紅書到伊勢丹：國貨美妝打入日本　高端標籤曾經「難以想像」納粹滾蛋：極右秘密會議擬驅逐移民　德國百萬人示威憂歷史重來？中國中國觀察給民主另一種可能　揚長避短的新方案撰文：鄧峰出版：2023-10-16 11:05更新：2023-10-16 11:05讚好15100041

一百年前，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在歷史轉折的關口說過：「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

一百年後的今天，民權包含的民主已經是全球範圍內公認的價值，但不同人談論的民主未必相同。意大利裔的美國政治思想家薩託利說：「如果人人自稱民主派，民主越是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我們就越有可能因為眾說紛紜而徹底陷入概念混亂。」為了防止不必要的誤會，在論述之前有必要澄清民主的定義。儘管澳洲學者基恩（John Keane）通過梳理民主歷史發現「民主肯定不是希臘人的發明……最早點燃大會式直接民主之光的地方是在『東方』，在當代的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一帶」，但今天世人熟知的民主概念主要源自於古希臘。從詞源來說，民主一詞來自於希臘文demokratia，英文為democracy，指人民的權力或統治。

這便是以詞釋詞的民主定義。其中，有兩個關鍵，一個是人民怎麼定義，另一個是權力或統治的範圍。以今天世界的價值追求來看，人民應該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全體人民，至少是所有有投票資格或法定政治權利的公民，而那些未有投票資格或法定政治權利的人應該僅限於年齡不合要求、喪失智能或因犯罪被剝奪法定政治權利的人。至於權力或統治的範圍，無疑應該是有限的，受到合理程度的約束。正如薩託利所分析的：「假如民主競爭中最初的獲勝者要求不受約束的（絕對的）權力，這個最初的獲勝者就能夠把自己定為永遠的獲勝者。這樣一來，民主便不再有民主的前景了，民主開始之時，便是民主壽終正寢之日，因為民主前景取決於多數可以變成少數和少數能夠變成多數。由此可見，有限多數統治才是民主制度中唯一的民主可行性原則。」

不過，應該提醒的是，有限多數統治只是一個便於理解的一個操作性概念。人民是由多數人和少數人構成，當現實中的民主運作以多數人統治作為主要形式時，非但不應忽略對少數人權利的有效保護，而且應該設法在公共政策制定實施時平衡、整合多數人和少數人的各自關切。一種高質量的民主體制不是爭權奪利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不是多數人贏者通吃而少數人一無所獲或被人為排擠，不是多數人和少數人的零和博弈或二元對立關係，而是形成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正和博弈，多數人統治時應該兼顧少數人合理關切。當地時間2016年6月23日，英國利茲市，英國脱歐公投計票工作進行中。意大利裔的美國政治思想家薩託利認為：「公決式民主的缺陷在於，它是一種加劇衝突的結構，它不但是制度上的『多數專制』的完美體現，而且是它的最不明智的體現，因為它純粹是機械的。」（VCG）

世間許多事情，都分為理想（應然）層面和現實（實然）層面，都有一個歷史演進過程。在論述民主時，尤其應該注意區分民主的理想（應然）層面和現實（實然）層面的不同，任何罔顧現實而空談民主理想的行為非但無意義，而且可能埋下隱患。作為反抗暴君的創新實驗，理想層面的民主自當是全體人民行之有效的統治，指向的是一種人人平等、人人當家作主、人的普遍解放的美好理想和人類價值。

但在現實層面，由於不同時代或社會對於人民或公民的界定範圍不同，因為疆域面積和人口體量的差異與人的知識、權利意識有別，民主的歷史實踐往往與民主理想有很大不同。影響民主運作的現實因素中，有些是不合理的，比如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古希臘雅典民主將絕大多數人排斥之外，西方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對於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排斥或歧視；有些是合理的，比如因為疆域面積、人口的限制和公共治理的複雜性，歷史上的直接民主和抽籤民主已被間接民主取而代之。

當今世界最主流的間接民主是代議制民主，指人民通過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競爭性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和議員，讓他們代替人民行使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儘管代議制民主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形式，比如美國的總統共和制區別於英國、德國的議會民主制，但不論何種形式，核心都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與君主獨裁、寡頭政治相比，選舉民主引入了民意，解決了權力的來源問題，為政權和平有序更替創造條件。與在西方歷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角色」的抽籤民主和古希臘雅典直接民主相比，作為代議制民主的選舉民主或多或少含有精英色彩，相對適合疆域面積較大、人口眾多、公共事務複雜的現代社會。1、選舉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

正是因為民主在理想層面所包含的價值，「它在全世界喚起了千百萬人的激情，毫不奇怪，因為它要人類給自己描繪一幅嶄新的、從未有過的生活圖景……幫助他們把握自己的命運」，以及現實中選舉民主在已有各種形式的民主競爭中勝出，所以30年前蘇東劇變之際，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著名論斷——「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最後的形態）才能風靡世界，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言必稱福山」。

然而，民主的理想不等於民主的現實，選舉民主未必是最適宜的民主形式，暫時的勝出不代表已經一勞永逸。遺憾的是，太多的人不懂得理想和現實的區別，他們在一時的激情和意識形態驅使下將暫時勝出的選舉民主奉為不容置疑的圭臬，並罔顧現實，憑藉國家力量在世界範圍內強行移植選舉民主，製造許多失敗的案例，以至於連忠實的民主信奉者福山都不得不轉向關注過去一些年以來世界範圍內令人憂慮的民主衰退現象。知名政治學者福山在台北演講。近些年來，福山對於民主的反思值得關注。（香港01）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中總結了四種形式的民主病灶。第一種，一些曾取得民主進展的國家出現徹底逆轉，如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有違民主的現象屢屢發生，民主已遭侵蝕。第二種，那些似乎走出威權的國家，卻又陷入「灰色地帶」，既非完全威權，也非貨真價實的民主，如蘇聯解體後形成的若干國家。第三種，民主制度並不表明治績優劣，比如經濟衰退的烏克蘭，貧富懸殊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頻發的拉丁美洲，混亂和腐敗的印度。第四種，政治焦慮與經濟有關，金融危機定期折磨全球經濟增長。福山的論述既包括蘇東劇變後民主化的國家，又指向已經強盛多年、選舉民主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但歸根結底其實是一點：民主國家未能取得與人民的訴求相適應的治理績效，以至於要麼一些國家出現民主衰退，要麼一些國家無法解決經濟民生問題。

公允地說，以民主化時間比較短暫的國家和地區來評判選舉民主的優劣未必合適，畢竟選舉民主的相對有效運行依賴於諸多現實條件，比如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多數民眾有一種牢固的關於民主政治的重疊共識和公民文化，比較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社會秩序和政治體系的穩定。而這些現實條件往往是那些民主化歷史比較短暫或在外力強行推動下移植選舉民主的國家和地區所嚴重欠缺的。因此，評判選舉民主的優劣應該更多分析那些民主化時間比較久的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但不盡人意的是，縱使是發展水平長期領先於世界的歐美，過去一些年以來日益暴露出嚴重的問題，比如貧富分化持續擴大、民粹政治盛行、社會矛盾加劇。

台灣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便分析過：「過去世人為美國無與倫比的超強國力所震懾時，就無法看清這個單極體系的結構也有脆弱的一面。當選舉式民主被樹立為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治模式時，大多數人就選擇性地忽視『民主門面』背後的權力腐化、寡頭壟斷與民意操弄。」不過，既然是「門面」，終有被打開的一天，曾經被掩埋的問題總是會暴露出來。

朱雲漢寫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是相當脆弱的。民主社會里的各種利益集團易同甘但難共苦。過去西歐國家的民主體制可以良好運作，因為大多數西歐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內享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可以輕易地用先進工業產品與奢侈消費品向落後國家換取廉價的能源、原材料與勞動力密集商品；這些國家的跨國企業普遍享有產業獨佔或寡頭壟斷所帶來的超額利潤，可以在國內提供高薪就業機會並承擔高比率稅賦與社會保險費用；西歐各國企業也仍需要倚靠國家力量支撐才能在世界市場上展開角逐，又有來自華約集團的外部安全威脅。現在這些有利於利益集團達成妥協維持階級和諧的條件一一消失了，許多歐洲國家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社會共識開始逐步瓦解，接下來就是彼此爭奪日益縮小的大餅，以及找尋替罪羊。德國魏瑪共和國崩解的殷鑑不遠。」2018年12月8日，「黃背心」示威者在巴黎凱旋門附近與防爆警察發生衝突。（Getty）

毫無疑問，朱雲漢所批判的民主是指壟斷現有民主形式的選舉民主。自航海大發現、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來，西方長期主導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在全球產業鏈中居於絕對優勢地位，從中獲取巨大利益和附加值，進而為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競相贏取人心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勝出創造基礎。但隨着冷戰的結束，全球範圍內更多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尤其是一批新興國家的崛起，不斷稀釋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和競爭優勢，於是西方國家的福利體系和階級和諧開始變得難以為繼，被掩蓋和遮蔽的選舉民主的治理績效問題便隨之凸顯。不論英國脱歐、法國多次爆發的大規模抗議，還是以希臘為代表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大背景都是選舉民主治理困境。當然，揭開曾被遮蔽的選舉民主的問題絕不是否認民主本身，更不是因噎廢食，滑向民主的對立面，而是說通過直面和解決問題讓民主在民主框架下變得更好。

美國亦不例外。僑居美國60餘年的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許倬雲，不止一次為美國立國理想的淪落而感傷：「財富愈來愈向上層集中。各種大財團合而為一，全盤指揮政治；若干矛盾和對立的利益集團，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無法在國會通過，也無法在行政權上順利地執行。再加上政壇人物一方面依賴財富的支持，另一方面財富和權力合二為一的時候，一定會出現一些掌權人物，類似世襲地延續他們的政治地位。這兩個方向，時而交叉，時而平行，勢必將美國立國的原則——個人自由、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逐漸消解殆盡。」

為什麼會這樣？

福山的回答是：「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世界上大多數人極嚮往這樣的社會：其政府既負責又高效，民眾需要的服務能獲得及時和高效的滿足。但沒幾個政府能真正做到這兩點，因為很多國家的制度衰弱、腐敗、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不管是南非和韓國的，還是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他們的激情足以帶來『政權更替』，使威權政府蜕變成民主制。但如沒有漫長、昂貴、艱苦、困難的過程來建設相關的制度，民主制是無法成功的。」為此，福山在民主指向的負責制政府之外提出國家能力和法治，認為良好的政治秩序離不開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的穩定平衡。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把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推上總統大位。然而用福山的說法，「一旦當權，橙色聯盟卻一無是處，尤先科辜負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內部爭吵不已，無法應付烏克蘭的嚴重腐敗。」（路透社）

顯然，相比於早年那個高喊「歷史的終結」時候的自己，福山進步了。他意識到僅僅呼籲民主，或者把自由民主制無限拔高，都無濟於事。他所構建的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三角關係是有道理的。因為若無合理範圍內的國家能力作為基礎，社會和政治秩序、治理績效都將難以保證，法律恐淪為一紙空文，民主要麼容易淪為烏合之眾的狂歡、混亂，要麼容易造成治理的低效乃至失敗；若無法治的有效約束和規範，國家能力恐助長權力的任性，民主恐淪為民粹的狂歡；若無負責制政府背後的民主有效約束和制衡，國家能力恐加劇權力的傲慢，有淪為專制主義的風險，甚至可能造成暴政，法治恐扭曲為官僚用來管制社會和民眾的工具，政府機構和官僚知法犯法現象將難以有效遏制，「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然而，福山未能清楚回答的是，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民主）怎麼達成穩定的平衡。要知道，不用去說那些民主化時間較短的國家和地區，縱使是選舉民主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在平衡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民主）時都不盡人意。正如福山自己所寫的「今天，程序上負責制的主要形式是選舉」，他所構建的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三角關係，依舊是建立在選舉民主的基石之上。他一方面意識到空談民主解決不了棘手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又把希望建立在選舉民主之上，這其實是一種自相矛盾。作為今天世界最主流民主形式的選舉民主，是支撐包括歐美國家在內多數民主國家的基石。一旦基石出現嚴重的內在問題，那麼建立在上面的大廈必將不穩。遺憾的是，選舉民主正面臨結構性困境。2、選舉民主離社會需要的精英民主相距甚遠

選舉民主之所以能替代直接民主、抽籤民主，關鍵便在於或多或少包含精英色彩。為什麼歷史上那麼多思想家都排斥民主，而到了十八世紀以來卻慢慢轉變態度，至少能勉強接受民主？一個關鍵原因是民主形式從直接民主、抽籤民主變為選舉民主，引入了精英治理的成分。

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給出了影響至今的經典解釋：「民主政治並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就『人民』和『統治』兩詞的任何明顯意義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來縮小我們的定義，那就是由未來領導人自由競爭選民的選票。」這其實將選舉民主定義為不同的精英群體通過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來競爭政治領導權，人民的角色主要限於在不同的精英群體中選擇領導者和議員，不用自己直接行使複雜公共管理的權力。

這是因為在包括熊彼特在內的許多思想家看來，現實中的選民普遍面臨政治理性嚴重欠缺的問題，而現實政治又高度依賴於理性和專業知識。正如薩託利所言：「隨着政治日趨複雜，知識——認知能力和控制力——也會越來越成問題……如果這些前提是正確的，那就意味着公決式民主會可悲地迅速撞在無認知能力的暗礁上沉沒。選舉式民主則可以緩解這一問題，因為它不要求選民有知識和有能力。」

正因這樣，今天世界的選舉民主被不少人形容為精英民主。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殘酷真相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礎上的選舉民主，離社會需要的精英民主相距甚遠。既然精英民主理論已經認識到現實中的選民普遍面臨政治理性不足的問題，那麼又何以證明那些被政治理性不足的選民選出來的政府負責人、議員，是真正意義上德才兼備的政治精英呢？難道說現實中的選民雖普遍存在政治理性不足的問題，卻能慧眼如炬？這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

自古以來，慧眼識人往往以長期的經驗累積和相對較高水平的政治判斷力為基本前提，歷來是少數專門鑽研政治的人才可能具備的本領。尤其是在疆域面積和人口體量都比較龐大，公共管理事務又極為繁雜和專業的現代社會，寄希望政治理性不足的選民能在短時間內判斷出誰才是賢能政治家，在相當程度上估計只能靠運氣，成功概率至多比抽籤高一些。2021年3月8日，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高舉「我們愛你，特朗普」的旗幟在特朗普大廈外舉行集會。（Reuters）

擅長選舉的人絕不等同於擅長公共治理，正如人氣最高的演員、歌手未必是最具有專業水平的演員、歌手。營銷、宣傳和實實在在的品行和能力，從來都是兩回事，不宜混為一談。讓現實中對複雜政治缺乏了解的選民來選擇政治精英，在相當程度上便是選秀，難以防止「劣幣驅逐良幣」。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論述過選民群體存在的政治理性不足問題。他認為候選人若想取得成功，「他必須用最離譜的哄騙手段才能征服選民，要毫不猶豫地向他們作出最令人異想天開的許諾。如果選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傷僱主，再多也不過分。對於競選對手，必須利用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竭力讓人確信他是個十足的無賴，他惡性不斷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為任何表面證據而費心是沒有用處的。對手如果不了解群體心理，他會用各種論證為自己辯護，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斷言來對付斷言，如此一來，他也就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了。候選人寫成文字的綱領不可過於絕對，不然他的對手將來會用它來對付他。但是在口頭綱領，再誇誇其談也不過分。可以毫無懼色地承諾最重要的改革。作出這些誇張能夠產生巨大的效果，但它們對未來並沒有約束力。」當然，勒龐的觀察有些絕對，他在分析選舉政治時過於放大選舉政治的負面效應，不能完整概括選舉政治的全貌，但他指出的非理性問題無疑是選舉民主經常難以擺脱的困境。

許倬雲曾以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競爭總統為例，談及選舉民主難以看出候選人的真實能力：「這種塑造出來的形象就如同賣香煙或是賣汽車一樣，並不一定是真實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銷員……甘迺迪則有廣告商替他設計，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訓練出來的結果。於是一個化過妝的甘迺迪，和一個完全沒有化過妝的尼克松，在熒幕上立見高下。選民們只看見形象，而沒有看見能力。」

美國媒介文化研究者波茲曼（Neil Postman）認為：「在當今所有的總統競選中，兩個競選人都會在電視上進行所謂的『辯論』……複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和邏輯都派不上用場，有時候連句法也被丟到一邊。但這並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是給觀眾留下印象，而不是給觀眾留下觀點……這樣的辯論就像是拳擊比賽，關鍵的問題是『誰打倒了誰』，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取決於競選人的『風格』——他們的外表如何，他們的眼神如何，他們怎樣微笑，怎樣說俏皮話。」1960年9月26日，美國總統競選展開電視辯論。尼克松和甘迺迪在總統候選人全國電視辯論中交鋒。（Getty）

一旦選舉淪為選秀，不僅不同候選人難以分出誰才是德才兼備的政治精英，而且勢必容易將那些不擅長營銷、不屑於營銷、缺乏營銷資源卻有真才實學的人排斥在選舉民主的體系之外。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說過：「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一個社會的政治體系若不能吸納儘量多的有從政之心的精英，既容易造成相當數量的人才浪費，許多人懷才不遇，又可能導致統治基礎的不穩定。因為那些不被政治體系吸納卻又有從政之心的人，要麼退隱、改行、出國，要麼會成為反對或顛覆性力量。

選舉民主是個耗時耗力的龐大工程，除了需要公權力的支持外，高度依賴於政黨、利益集團的運作。選民所能見到的候選人，都是在長時間的資源、關係、人氣和能力（一個重點是社交能力）的博弈中勝出的人，他們身後是無處不在的利益集團。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說過：「任何相當大規模的政治集群，就是說，任何其地域和責任範圍超出了小型鄉村行政區、以定期選舉方式產生掌權者的政治聯合體，它的政治經營必定都是一種利益集團的經營。這就意味着，一些數量相對較少、其首要的關切是政治生活（即分享政治權力）的人，通過自由招募的方式網羅一批追隨者，推舉自己或手下人作為候選人，廣募財源並爭取選票。很難想象，在較大規模的集群中，如果缺少這樣的經營方式，選舉如何能夠運作得起來。」

不止這樣，在運作選舉的利益集團中，誰佔優勢？除去喪失智能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權衡利弊得失，儘管他們的自利理性受制於思辨能力、眼界和知識儲備。而不同階層的群體獲取政治知識、介入政治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往往呈現明顯的階層分化。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是那些數量龐大、高度分散、忙於生存、缺少資源去介入政治的普通人，還是數量少但有巨大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佔優？2015年9月23日，美國洛杉磯，由於無家可歸者的數量近來快速增長，「天使之城」洛杉磯市宣佈進入緊急狀態。（Getty）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便認為：「無論如何，弱勢群體都要吃虧。窮人和失業者不存在將他們組織起來的選擇性激勵，而大企業或富人的小集團要組織起來卻相對容易。」嚴格地說，窮人並非不能組織起來，而是他們缺乏資源，過於分散，人數卻非常龐大，難以組織，為了獲取政治知識和介入政治所投入時間和金錢的成本未必抵得上龐大人群所攤薄的收益，再加上集體行動中勢必存在的「搭便車效應」，故中下階層耗費時間和金錢進行獲取政治知識和介入政治的投資動力是十分有限的，這還是不考慮無處不在的偏見情況下。與之相反，有錢有勢階層人數少，掌握大量資源，相對易於組織，獲取政治知識和介入政治的收益往往較高，故他們有強烈的動機去獲取政治知識和介入政治。不對等的階層和資源決定不對等的政治介入，進而決定不對等的收益。

現實中，能被選舉民主體系送上高位的人大概只剩下四種：第一種，既擅長營銷又德才兼備的政治家；第二種，只擅長營銷的平庸政客，中看不中用；第三種，與既得利益集團有着千絲萬縷關係並獲得既得利益集團調動營銷資源全力護選的政治人物；第四種，擅長煽動選民的僭主或野心家。正如通常容易在娛樂選秀節目中冒出的人大致包括兩種人——有營銷資源護航（有關係有背景）的人，擅長討觀眾喜歡或調動觀眾情緒的人。選舉民主最容易推出的政治人物同樣主要限於第二種、第三種。至於第一種、第四種，通常會少一些，因為第一種人不容易被選民識別，且未必是既得利益集團樂見的人，第四種人則會遭到相當數量的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共同抵制。

第一種和第四種人能被推選出來，往往因為現實社會面臨重大危機或處於重要關口，比如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之於二戰期間的英國，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之於大蕭條和二戰時期的美國，希特勒（Adolf Hitler）之於被一戰戰敗和經濟危機所困擾的德國，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之於一戰後危機四伏的意大利。英國、美國、德國、意大利的經驗說明，政治體系相對成熟、民主制度相對牢固、法治相對健全、社會理性程度相對較高的社會，在危機時期出現第一種人的概率高於第四種人，反之亦然。

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奪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德國、意大利民主體系的漏洞和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困境給了他們可乘之機，他們趁着危機得勢，在相當比例民眾和精英的支持或容忍下不斷破壞民主，最終走向獨裁。這其實說明當一個社會的既有政治體系不能有效應對危機，那麼不論政治體系是否民主，政治體系與民眾之間的契約都會面臨動搖的風險，那些野心家、僭主、獨裁者公然違法、破壞民主的阻力將隨之下降，一個社會離深淵便不再遙遠。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例子並不能說明民主的失敗，恰恰是民主的失效才讓希特勒、墨索里尼有了渾水摸魚、禍國殃民的機會，因此該反思的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怎麼提升民主的治理效能，讓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被僭主或野心家迷惑、煽動。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的那一天，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防止希特勒那樣的僭主捲土重來，關鍵在於讓民主制度實實在在解決問題，讓民眾對民主發自內心地形成牢固的信念。（Getty）

英國、美國當年能出現丘吉爾、羅斯福，是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而且那時候英國、美國的民主遠遠未有今天這麼民粹和今天這麼錯綜複雜的既得利益集團。近些年以來，英國、美國的選舉民主越來越難以產生第一種人，政壇日益有被民粹和既得利益集團裹挾的風險。福山便因美國困境而感嘆：「兩大政黨在意識形態上變得更加物以類聚，審慎的辯論日益退化減少。這種分裂並非史無前例。但在過去，強勢的總統總是能夠駕馭此類分裂。而近來，則未見強大能幹的總統。」

關於選舉民主社會的賢能政治家稀缺問題，孫中山很早前便指出：「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家看……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民主國家的進步反而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孫中山這樣說絕不是否認民權、民主的重要性，而是在認同民主的基礎上希望選拔出真正有本領的政治家來治理國家。

有人可能會說，縱使選舉民主難以選出德才兼備的賢能政治家，但只要有經驗豐富、政治中立的職業文官輔佐，選舉民主體制終究還是過得去的。不可否認，職業文官體系是現代人事制度系統化、科學化的結果，通過公開考試和工作成績擇優任用的職業文官通常具有較高素質。選舉民主體制下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兩官分途」，流水的政務官隨選舉勝負而進退，鐵打的事務官職務常任，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政府體系的穩定性、專業性。

比如，研究英國文官體系的《內閣辦公廳：現代政府的誕生》一書寫道：「在過去的100年裏，英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平公正、超越黨派偏見、專業能力高超的高級公務員文職體系，該體系大多數時間由內閣秘書長領導。內閣辦公廳並非永遠正確，但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忠誠地為各屆政府服務，從總體上對那些試圖無視慣例和內閣的首相採取了關鍵制衡措施。」

然而，選舉民主體制下的「兩官分途」至少有兩大困境。一是難以擺脱的「外行領導內行」困境，憑藉選舉和政治任命上任的政務官，相當比例都是外行領導，對於高度複雜、專業的政府事務其實缺乏了解，他們擅長選舉、營銷，卻未必擅長治理，而事務官總體上有較高的素質。外行領導和內行下屬是有合作良好的可能，但亦有不睦的可能，瞎指揮、亂決策的風險無法有效防止。二是事務官終究偏重公務員思維，長期在文官體系內部處理事務工作，缺乏重大考驗和歷練，優點是謹守本分、專業性較強，缺點是按部就班，缺乏闖勁和魄力，易被固化的利益結構和觀念束縛。這兩大困境制約着選舉民主的治理效能，勉強守成，遑論開創。在選舉已相當程度上扭曲為娛樂選秀的時代，李光耀說過：「如果丘吉爾、羅斯福或戴高樂參加這種選舉，我甚至懷疑他們能否脱穎而出。」（網上圖片）3、揚長避短的新方案：賢能民主

選舉民主的優點是一人一票的道德正當性，解決了權力來源問題，為政權和平有序更替創造條件，缺點是難以持續選出賢能政治家，難以應對重大考驗，難以解決棘手問題。被選舉民主推上高位的人，比較常見的是擅長營銷的平庸政治人物或與既得利益集團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政治人物，他們要麼困於民粹，要麼困於既得利益集團，面對涉及社會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時束手無策。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本是為了尋求公平正義、人人平等，但因為現實中人和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知識和財富的分化，因為選民普遍存在的政治理性不足問題，使得多數選民所選出來的人在許多時候只是平庸而自利的政客，他們要麼缺乏強烈的動機、要麼缺乏強大的能力，去應對少數利益集團所施加的政治影響，進而造成新的不平等。

怎麼辦？有沒有一種民主方案既可以繼承選舉民主的優點，又能規避選舉民主的缺點？

有。本文提出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即賢能民主或否決制民主，大致可以概括為：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其中，主權在民指人民是一個國家政治權力與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治權在賢指國家日常治理工作交由人民授權並有效監督的賢能政治人物，賢從民中來指政權應該開放公共職位，從人民中擇優任用，一人一票民主評價主要指各級政府領導人（比如市長、州長、總統）的具體施政表現由人民（指那些已經成年但未因喪失智能或犯罪而不能投票的公民）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是否滿意的評價，人民評價的結果將構成各級政府領導人是免職、連任還是晉升的決定性依據。除各級政府領導人之外的民意代表產生方法可在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基礎上注入賢能元素。若非特別說明，本文設想的一人一票民主評價主要限於各級政府領導人，即行政系統或狹義政府負責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古往今來，小到一個組織，大到一個國家，能不能吸納、選拔合適的人才，往往關乎興衰成敗。為什麼當初列寧（Lenin）能在人數那麼少的情勢下取得革命成功，而後來的巨無霸蘇聯竟走向覆滅？這背後固然有多重複雜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列寧時期的蘇共群星燦爛，人才雲集，而後來的蘇聯人才體系逆淘汰，一代不如一代，充斥太多無能、腐敗的官僚。同樣是在美國，羅斯福和他的前任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差別之大，令人不能不感嘆賢能政治家之於國家治理的關鍵作用。所幸的是，美國在大蕭條時期能有羅斯福及其身後一批傑出人才，但遺憾的是今天美國再難尋覓羅斯福那樣的人才。杜如晦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反映出唐太宗時期人才雲集、群星璀璨，從而成就貞觀之治。遺憾的是，在缺乏民主約束的傳統社會，縱使一個王朝在開國之初賢臣名將雲集，但時間一久，必然被腐敗、濫權所侵蝕。（VCG）

1991年，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過人才難得：「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麼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面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樣。」這裏說的是1975年鄧小平面對文革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他主抓整頓，期間任用多位傑出人才，比如萬里、胡耀邦，讓國家形勢和經濟社會面貌出現好轉。1992年鄧小平在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南方談話中又說過：「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論述過傑出人才之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國家治理情況的好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負責人如何，能夠對此有所體會的人當能正確估價本憲法草案。我們雖然不能默然同意某個詩人的下述政治邪說：政體如何，愚人多慮；其實好壞，全在治理。然而，我們卻不妨承認，優良政體的真正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於治國安邦。」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無論何時，選賢與能都應該是一個國家重中之重的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選拔出德才兼備的政治人才，往往是評判一個政體優劣的關鍵指標。但選賢與能不是孤立的，不是小圈子，而應該與民主恰當結合，在人民有效監督的環境下「拔人物不私於黨，負志業鹹盡其才」。離開民主的有效約束和制衡，選賢與能將只能寄希望於為政者的品行和智慧，不確定性太大，往往缺乏可持續性。

在古代中國，每一個大一統王朝初創之時往往能人輩出，這是因為在殘酷的爭奪天下過程中唯有能者才能制勝，但等開國一代的功勳人物漸漸退去舞台，後繼的君主經常缺乏足夠的智慧和賢明去選拔人才，若幸運出現這樣的明君，往往有中興之望，但從大的趨勢來看，一個政權存在時間一久，任人唯親的現象便不可避免，腐敗無能之輩遍佈官場，賢能之士懷才不遇。

在蘇聯，列寧時期尚是群星閃耀，然而進入史太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時期後，殘酷血腥的排斥異己和惡劣的任人唯親現象便不幸上演，讓蘇聯官僚體系自此陷入長達數十年的逆淘汰周期，到了1980年代蘇聯「只讓三四流的人員管理一個龐然大國，日新月異的局面自然是出不來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一句話，從長期來看，若無民主的剛性約束和制衡，選賢與能是靠不住的。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悲劇在相當程度上是人才選拔體系逆淘汰所致。（Getty）

同樣道理，沒有賢能政治的民主是劣質的。熊彼特說：「充分適當的人才對於民主政府的成功特別重要……也許有許多方法能獲得品質極為良好的政治家。但迄今為止，以往經驗看來表明，唯一有效的保證在於存在一個社會階層，它本身是最嚴格選擇過程的產物，又理所當然地一心一意從事政治，如果這樣的一個階層對於外來者既不完全排斥又不來者不拒。」選舉民主的問題在於難以持續選拔賢能政治家，因此只能創新民主形式，從人性和現實出發，探尋賢能政治和民主的結合方式。

自古以來，人才選拔都是一件複雜而專業的工作，既離不開考試、工作成績和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慧眼識人，又與輿論監督、公眾意見密不可分。一個人是不是合適的賢能政治家，首先得有起碼的文化知識評估，主要形式是考試，然後經過初步的實踐後有經驗豐富的同事們評估，但最終他是否稱職，還應該讓輿論和媒體來監督，其中最關鍵的是讓人民來評判，因為政治的初衷是服務於人民，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於人心向背。

這裏的考試、同事們評估有點像學術界的同行評議制度，因為政治是複雜的、專業的，有起碼的德行和能力門檻，自當應該讓知情懂行的群體來進行初步評估，但政治是公共的，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因此其工作成績、表現好壞應該讓人民作為評判者。古往今來，為何那麼多起初人才雲集的政權後來都陷入逆淘汰的困境，最終走向覆滅？一個根本原因便在於政權未能建立起一種能有效約束和制衡政權，及時把人民的評價強有力納入的民主機制。

從人民評判角度來說，最合理最能形成剛性約束和制衡的機制便是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即賢能民主的一個主要內容。從政治和法律面前人和人的權利一律平等的視角來說，任何年齡合乎要求且未喪失智能或因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都在政治、法律層面具有平等的評判政府的權利，這符合人人平等的道德正當性。一個社會由許許多多個體構成，不同個體的觀念、眼界、審美、偏好往往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所有人的偏好合在一起將構成一個社會的整體偏好。任何人只要不違反法律，不觸及道德底線，不去侵擾他人，都有選擇過什麼樣生活的權利。

誠然，審美有高有低，不同人的理想和追求有高雅和世俗之別，精英群體或任何有志於高尚理想和擺脱低級趣味的人，自然可以去呼籲、規勸、影響大眾，從而漸漸提升一個社會的素養和審美。但呼籲、規勸、影響不能抹殺大眾所具有的選擇過什麼樣生活的基本權利。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社會若整體陷入不學無術狀態，大眾被庸俗趣味裹挾，當然是非常糟糕的，因此應該有政府和精英群體去引導。但如果政府和精英群體，罔顧社會現實或者人民可接受的範圍，急於追求他們心中的烏托邦，同樣很有可能把一個社會推向十分危險的深淵。有鑑於此，在精英群體通過正當途徑去呼籲、規勸、推動大眾提升道德智識的同時，在最基礎的權利維度，通過一人一票民主評價賦予人民選擇的權利是正當的安排。

從理性能力來說，一人一票民主評價是可行的。選舉民主的悖論在於現實中的選民無法稱為被召喚的理性人，為數眾多的選民困於政治理性不足，對政治的認知停留於道聽途說，被無處不在的偏見和眼前短期利益裹挾，缺乏動機去提升政治判斷力。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卡普蘭（Bryan Caplan）在《理性選民的神話》中認為現實中大部分人都存在偏見：「選民的狀況比無知更糟糕；簡言之，他們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時也是如此。經濟學家與認知心理學家通常假定人能在其最大能力範圍內『處理訊息』。然而，常識告訴我們，除了事實以及對事實的『處理』，情感和意識形態也會對人的判斷產生強烈影響。」不過公允地說，與其說選民非理性，不如說選民政治理性不足。畢竟，只要未喪失智能，人都具備理性能力，區別只在於不同人的理性程度不同和理性運用的範圍、領域不同。

理性源自經驗和思辨，而經驗和思辨又高度依賴於人的一生中所觸及的物理和精神場域的廣度和深度。每個人所處的場域都是不同的，故每個人的理性都不盡相同。任何斷言人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都過於籠統，不貼切，不能觸及人性的真相。因為如果考察每個人不熟知的領域，相信世間沒有多少人能應付自如，但你不能簡單說所有那些不能應付自如的人非理性，反之，如果考察每個人所熟知的領域，相信多數人都能給出一個理性的回答，但你不能簡單說多數人都是十分理性的。

拋開範圍、領域來談理性人，是缺乏說服力的。選舉民主的假設前提是民眾有足夠的理性能力和公共責任感去選出最合適的政治精英，但這絕對有違政治中的人性，與每個人的理性能力都是有範圍、分領域的真相背道而馳。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則不同，人民可以不必是複雜政治事務的專家，可以不必揹負他們根本難以承受的挑選賢能政治家的沉重責任，只需在自利理性的作用下根據常識理性和自身喜好作出自己是否滿意的評價，即可將一個社會的民意匯聚成相對最合理的綜合評價。

政治中的人性包含四個特點：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後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選舉民主只看到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卻忽略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後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相對而言，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立足於政治中的四種人性。正如良好的市場機制，可以讓人人在自利本性驅使下，最終達至一個利於全社會的良好結果一樣，良好的民主機制同樣是讓民眾在政治中的人性驅使下，將自身的理性運用在合適的場域，最終讓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接近於賢能政治。

人性深處對於平等的強烈渴望預示着一人一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熟悉領域的理性人意味着在最原始的利益表達、訴求反饋層面或基層自治範圍的事務，應該賦予民眾適當的選舉權利，主要形式是選舉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層自治範圍的複雜政治事務領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機應對、外交博弈、國家宏觀調控、複雜政策制定實施等問題，多數普通人都是「事後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評價遠比選舉民主更能提升民眾政治參與的質量和理性水平。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意味着應該在民主框架下選賢與能，讓政治精英人盡其才。這裏說的政治精英是指德才兼備、無愧於此的賢能政治人物，而非浪得虛名的政客。

選舉民主的一個優點是通過一人一票來確定權力的來源與合法性問題，一人一票的民主評價繼承了這一點。權力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並接受人民的評判。民主評價之所以應該以一人一票為基礎形式，是因為周期性的一人一票民主投票是和平時期最強有力的制度化約束和制衡政府的機制。人民是弱勢的，那是因為人民被當作原子化的個體分而治之，所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人民是強勢的，那是因為人民聯合在一起形成最堅不可摧的力量，所以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合則強，分則弱。

在通過制度化的周期性投票來決定政權更迭、權力轉移之前，對所有的統治者（不論君主、貴族還是寡頭、獨裁者）最具威懾性的力量是普遍的人民起義。在普遍的人民起義到來之前，因為人民是分散的，易被分化，難以產生強大的威懾效果，君主的為所欲為、窮奢極欲和暴虐除了寄希望於統治集團內部政變之外，根本缺乏行之有效的剛性約束和制衡，但統治集團內部的政變並不能保證新上台的統治者不會橫徵暴斂、殘暴狠毒。然而，一旦出現普遍的人民起義，不論多麼不可一世的君主或獨裁者，都會瞬間被打回原形，惶惶不可終日。中國古代的隋煬帝，起初多麼剛愎自用、好大喜功、驕奢淫逸、胡作非為，可一旦人民起義的戰火此起彼伏，他又突然變得心灰意冷，自暴自棄。普遍的人民起義因為是人民廣泛的動員和集結，其力量可以改朝換代，可以摧枯拉朽，可令任何昏庸的統治者聞風喪膽，從高高在上的君主淪為待宰的羔羊。2014年07月，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隋煬帝畫像。不可一世的隋煬帝在隋末人民大起義浪潮中死於江都兵變。有感於人民起義的巨大威力，唐太宗李世民說過：「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VCG）

然而，普遍的人民起義終究是太晚了，在人民廣泛動員和集結之前昏庸統治者早就禍害已久，人民往往是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才揭竿而起。而且普遍的人民起義破壞性極大，往往只能起一時之效，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但制度化的周期性一人一票改變了一切，每次一人一票民主投票都是一次制度化的人民動員和集結，既能把人民的意見、訴求及時傳遞給政府，又能產生巨大的威懾效應，足以令任何政府領導人不得不掂量濫權的後果。而一旦缺乏周期性一人一票民主投票，縱使有其它形式的民主，比如協商民主、民主監督、參與式民主，往往都不能構成剛性約束，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內部的權力博弈和政府領導人的道德、智慧。

同樣是一人一票，選舉民主的問題在於把人民的理性用在不合適的場域，導致選舉政治經常籠罩在民粹或既得利益集團操弄的陰影之下。賢能民主則不一樣，因為是和賢能政治巧妙結合，既可以提升政府治理的績效，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又有人民一人一票的剛性約束。

《聯邦黨人文集》寫道：「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困難在於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後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

一個強大能幹的賢能政府，是建立社會秩序，化解社會矛盾，提供公共服務的必然要求。以一人一票民主評價或否決制民主為基礎的整個一套民主體系和法治框架，是人民有效控制政府，讓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合理制度安排。許多人都期待政府有為，但若想長久保持有為政府往往有兩個根本前提：一是政府的作為是出於公心而非私心，是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而非中飽私囊、權力尋租；二是政府的作為得是合理的、必要的，能有效解決問題和化解危機，而非亂作為。這兩個前提決定一個不負眾望的有為政府必然是一個民主、賢能的政府。

一個社會若想追求良政善治，應該妥善處理政府、人民中的多數、人民中的少數的關係。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協調、規範和處理人和人之間、人和社群之間、社群和社群之間的關係和矛盾。這才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只要有人的結群而居，群體中的人和人之間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不同人組成的團體之間、人和團體之間，必然面臨界定權利邊界、建立秩序、協調矛盾的需求，進而便有了政府的產生。因為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社群之間的矛盾、人和社群之間的矛盾，必然要靠一個相對公平的第三者來處理才能長久可持續，而這樣的第三者最主要的存在形式是政府。一言以蔽之，政府是一個社會人群互制過程中專門協調各方矛盾的總負責機構。至於保障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公共福利，都是政府協調矛盾的延伸。

人民分為多數普通人和少數的權勢、地位、財富、能力突出的強者。一個社會的進步既離不開少數強者的引領作用，又與多數普通人的接力密不可分。但少數強者和多數普通人之間，有時會存在利益衝突，比如地主豪強和失地農民，資本家和打工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和多數中下階層。一旦少數強者和多數普通人之間發生矛盾，作為協調各方矛盾的總負責機構——政府，理應作出公平裁決。而欲達成這一目的，政府便要有作出公平裁決的品行、智慧和能力，否則便是無源之水。

一個社會的治理好壞取決於人的因素和權力結構，人的因素是包括精英在內的所有人的智慧、道德、觀念，權力結構是政府、多數普通人、少數強者的互制關係。專制體制的問題在於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都缺乏有效的權利保障和自由空間，如果統治集團偏向從多數普通人中重用新人，新人將會成為新的少數強者，如果統治集團偏向與少數強者結盟，那麼多數普通人將無立錐之地。

選舉民主體制的問題在於，在選舉時因為多數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數強者憑藉資源、知識、能力的優勢地位積極運作，被推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常見類型是擅長選舉的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政客，他們是難以在選舉結束後公正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的矛盾。因此，當選舉結束後，選舉民主體制下常見問題是：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政客造成政府應盡公共責任難以有效履行，少數強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訊息和資源的不對稱地位遊說、拉攏領導人和議員，讓公共政策在多數選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覺的前提下向少數強者傾斜，從而鞏固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傾斜都可能是緩慢的、不易被發現的，但時間一久，日積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選舉民主體制會扭曲為少數強者擴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損的中下階層民眾，面對自身境遇的日漸惡化，勢必滿腔怒火，對既有政治體系產生深深的不信任感，進而容易所託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機利用，埋下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隱患。

相較而言，賢能民主因為是賢能政治和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的巧妙結合，既有強大能幹的政府處理各方矛盾，提升作出公正裁決的概率，又有合乎人性的一人一票民主評價，故更接近良政善治。

（本文節選自書稿《賢能民主——論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對選舉民主的揚長避短》緒論）從貝淡寧的賢能政治說起：尚賢制是選舉民主的替代選擇嗎在政治兩極化盛行的今天　不妨聽聽美國開國元勳的警告2024台灣大選︱以民主之名奪大權　台灣距「少數人暴政」有多遠民主民主困局港台民主台灣民主搶先表達100041熱門文章查看更多米萊的「姓社姓資」演講為什麼在中國知識界引發劇烈反響？張維為：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　中國最大變化是中國｢娃娃｣覺醒23條立法｜港府可通過有風向意義的個案消除疑慮23條立法｜若當年懂得妥協　香港將有不同命運急流勇退的互聯網首富陳天橋　中國企業家人人羨慕？關注農民工困境的討論從網上「消失」　沒必要也不應該「宏觀數據尚可、微觀感受較差」　現實差距背後的危險信號天才少女郭文景　8日內助爸爸公司市值升至83億　一夕取代谷愛凌正在加載讚好109010001線報關於我們01招聘廣告查詢01App常見問題聯絡我們私隱聲明條款及細則香港01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 2024請先登入享受更多會員獨家優惠及功能！登入新聞總覽港聞娛樂激平酒店生活國際即時最Hit體育科技中國經濟觀點健康好食玩飛女生熱話藝文格物社區教育01線報關於我們01招聘廣告查詢01App常見問題聯絡我們私隱聲明條款及細則香港01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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