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
2020 年 12 月，頁 79-122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從思想犯到協力者─以二戰時期日本共產黨知識人佐野學、鍋山貞親的「轉向」為中心*
郭 雨 穎** 摘 要
本文曾以〈近代日本思想「轉向」問題：以國體為線索〉為題發表於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主辦「第二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2016 年 6 月 4 日，政治大學綜合院館）。須感謝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使本文修訂得以臻至完善。另外，本文有關日本近代國體及民族概念形成的論述，受蔡孟翰教授啟發甚大，深受教益，在此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
Vol. 59, December 2020, pp. 79-12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rom “Thought Criminal” to Supporter of the Polity: “Tenkō” and Japanese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Sano Manabu and Nabeyama Sadachika during World War Two
Kuo, Yu-yi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tenkō” (ideological or thought conversion) phenomenon which formed in wartime Japan (1931-1945) refers to how left-wing intellectuals were compelled to shift their anti-nationalist stance towards “Tennō (Emperor)-statism,” the driving force of which mainly originated of the national polity, or “kokutai.” During the early Shōwa period, following the rise of right-wing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safeguard “kokutai” by suppressing left-wing intellectuals who were striving to alter it. These intellectuals were deemed “shisō han” (thought criminals), and swayed by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uthorities, shifted their attitudes to embrace “Tennō kokutai.”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tenkō,” which was enforc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uring wartime, by analyzing the statement “A Letter to Our Fellow Defendants” by Sano Manabu (1892-1953) and Nabeyama Sadachika (1901-1979), two prominent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This paper shall elucidate how these two leftists integrated their ideologies of communism into the “kokutai” following “tenkō,” thus becoming pro-war nationalists or even “collaborators.”
Keywords: tenkō, thought conversion, kokutai, national polity, shisō han, thought criminal, collaborator, Statism
M.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思想「轉向」（てんこう，Tenkō）現象的發生，1在日本歷史發展歷程當中，一直以來都是極為重要的議題，如江戶時期德川幕府因應西方耶穌教傳入，為防止人民受其蠱惑，故而採行鎖國、禁教政策，頒布「寺請制度」強制業已信奉耶穌教的
「吉利支丹」（キリシタン，Christão），通過「転び証文」（ころびしょうもん，Korobi Shōmon）的書寫來證明放棄既有信仰，改信佛教，從而達至「棄教」與「改宗」， 改宗者則以「転び」（ころび，Korobi）為代稱，使其從原本「吉利支丹」身分轉變成「転び切支丹」（ころびキリシタン，Korobi Christão）（棄教者），此概是近世日本蔚為大宗的思想「轉向」現象。2 另一方面，明治維新（1868）後，舊幕臣從原本仕任江戶幕府到出仕新政府此一近乎「變節」的作為，同樣也被看作是種「轉向」現象。要之，幕末對於「轉向」的定義，往往容易陷入「官軍」與「賊軍」的二分法當中，但其實不論「官軍」或「賊軍」均提倡「尊王攘夷」，關鍵只在於是否主張
「倒幕」，也因此，等到幕藩體制瓦解後，舊武士階級仍然能通過對天皇效忠的表述，來正當化己身「轉向」的作為。3
近代日本知識人訴諸「王政復古」，藉抬高天皇地位來構建國民國家時，亦積極吸收西方思潮，而在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瀰漫的昭和前期，執政當局為維護天皇制的權威性，通過揭櫫國體大義來批判、取締高倡社會主義的左翼知識人，指其為思想犯，以國家威壓來迫使其「轉向」。就此而言，近代日本「轉向」同樣也與江戶時期的「改宗」、幕末的「變節」等現象有逼肖之處。事實上，「轉向」現象的發生，係國家主義思潮下所導致的結果，其所著眼乃在於：左翼知識人在國家權力威壓之下，因而形成的思想轉變、思想逆轉，進而擁抱國家主義。4 論及左翼知識人的「轉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主要起於昭和八年（1933）6 月 10 日的政治事件，是時，因檢舉下獄、身陷囹圄的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代表人物佐
1 「てんこう」若以日文漢字書寫為「転向」，在此為求行文方便，以下均以中文字「轉向」表示。
2 Kiri Paramore, Ideology and Christianity in Japan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54-56.
3 しまね．きよし，《転向——明治維新と幕臣：激動期の生き方》（京都：三一書房，1969），頁 24-54。
4 Wm. Theodore de Bary, Carol Gluck, and Donald Keene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Volume 2, 1600 to20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40.
野學（1892-1953，時任日共中央委員長）與鍋山貞親（1901-1979，時任日共中央委員會幹部）於獄中連袂發表「轉向」聲明──〈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告共同被告同志書〉），在此聲明中，作為「思想犯」的兩人批判共產國際訴諸國家分離主義、強調殖民地對母國的反抗，阻礙了國家「一體化」進程，因而提出當以鎔鑄天皇制、國家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為指導原則。5 此外，兩人又指出日共「三十二年綱領」所揭櫫反國家主義、廢除天皇制等主張為「謬誤之舉」，也正是在此思想的「自我汰洗」下，兩人均認為，國家當局對外國的侵略行為──滿洲事變，是為了使日本在當時的世界體系中找到既有地位，從而發出對戰爭行為的肯認。6
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主要係將戰時「轉向」現象的形成，置放於執政當局思想統制的歷史脈絡下來進行觀察，尤其以佐野學與鍋山貞親「轉向」形成的理論為考察對象，並通過國體為線索來尋繹「轉向」形成所呈露的思想特質，側重在對〈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內容來進行分析。然先行研究在論及戰時左翼知識人「轉向」
──尤其是在討論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引發的「轉向」思潮時，如時任大審院檢事長部謹吾（1901-1991）撰寫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佐野學與鍋山貞親之所以發起「轉向」的原因，係為避免己身因為信奉社會主義的緣故，因而與至親反目，進而孤絕於「家族共同體」所產生的孤獨感所致。7 此一說法後來為隅谷三喜男（1916-2003） 所繼承，並更進一步指出，近代日本係以天皇制作為原理來形構出一個家族共同體
──天皇國家制，因此，在探討「轉向」時，必須要重視天皇制所扮演的角色，原因在於，所有國民皆自其中萌生出對統治者天皇的自然情感（所謂的「骨肉之愛」）。是以訴諸革命以反對天皇制等於違背倫理的行為，故當採行「轉向」來消除左翼知識人濃烈的革命色彩，批判其「倫理的褪色」（倫理の脱色），從而敦促左翼知識人向家族共同體、天皇國家制的回歸。而佐野學與鍋山貞親「轉向」聲明的發布，即是展現兩人肯認社會主義發展必須收攝到天皇國家制底下，這樣的言論，更是為後來眾多知識人「轉向」提供理論性的建構。8
5 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所持論之「一國社會主義」基本與列寧、史達林不同，係在訴諸「天皇國家制」和社會主義結合之下所朗現的新思想，此將在下文進行說明。
6 〈共產黨兩巨頭佐野と鍋山獄中で轉向聲明 十一年に渡る極左運動 その謬誤を告白〉，《東京朝日新聞》，1933 年 6 月 10 日，朝刊第 11 版。
7 長部謹吾，《思想犯の保護に就て》，《司法研究報告書》，第 21 輯 10（東京：司法省調査課，1937），頁 133-142。
8 詳參隅谷三喜男，〈転向の心理と論理〉，《思想》，第 624 號（1976），頁 749-764。
福家崇洋（1977-）雖從政治史的角度出發，試圖分析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從戰時
「一國社會主義」到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的立場轉換。他指出，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兩人在「轉向」後所倡行的「一國社會主義」，其意在仿效德國共產黨反法西斯主義路線，採行解放民族與消除階級為綱領，故其立場不再僅是講求階級對立，而是以「民族」作為新的統合原理，並通過「勞動階級」來主導社會主義運動。且此一構想不僅止於日本國內，伴隨著滿州事變的發生，更是迎來了「廣域化」的契機。逮至戰後，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則欲仿效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通過對「民族」的重視、民主的統一戰線的結成，試圖重建戰前的「一國社會主義」，進而演繹成為「民主社會主義」。9 福家崇洋如此通貫視角的梳理，確實有助於我們對左翼知識人思想演繹的把握，尤其是「轉向」後的佐野學與鍋山貞親不再以共產國際路線為指導原則，廓清了對戰時日本社會主義發展之認識，並能從中發掘「轉向」研究的更多議題。儘管如此，福家崇洋並沒有將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所引發的「轉向」現象置放到思想史的射程當中來進行探討，亦無自〈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論述來析解「轉向」與國體的內在關聯性，本文則試圖聚焦此一課題來展開論述。
總括前述，先行研究對於「轉向」現象的探討，除隅谷三喜男闡明「轉向」理論的建構，福家崇洋側重「轉向」在政治史脈絡的考察外，筆者認為，當著眼在「轉向」於思想史、文化史領域所開展的面向，如 Max M. Ward 最新有關戰時日本思想犯的研究即有這樣的反省，他指出應當著眼於戰前明治政府頒布的《治安維持法》、
《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由此脈絡來進行窺探：當時的左翼知識人是如何在法律的驅使之下，進而「轉向」擁抱國體，如此方能重新衡定「轉向」前後左翼知識人的思想乃至意識形態。10 職是之故，本文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日本鎖國脈絡下形成之國體、挪用西方法制摶成之天皇國家制的追溯，11進而指認出，此兩者當是作為戰時「轉向」現象的重要前提。再者，則是重新釐定戰前左翼知識人是如何或主動、或被動地將其思想論述結合國家主義，訴諸於「思想輸誠」，從而免於被政府當局定義為「思想犯罪」。接著就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於〈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當
9 福家崇洋，〈一国社会主義から民主社会主義へ：佐野学．鍋山貞親の戦時と戦後〉，《文明構造論：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現代文明論講座文明構造論分野論集》，第 9 號（2013），頁 1-47。
10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Ideology and State Power in Interwar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19.
11 本文所使用「天皇國家制」的定義，主要根據前引隅谷三喜男的說法，下文將會論及對國體的定義。
中所主張「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遺緒來進行考察，藉以探究本是作為「思想犯」的左翼知識人，是如何在國家強制力驅使下，重申己身作為「天皇國家制」底下的「國民」身分，進而將他們既有對社會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的認識融鑄到天皇國家制當中，達至「轉向」，從而在思想論述上成為國體的擁護者，甚或是作為支持戰爭的「協力者」。
貳、「轉向」的認識前提
戰時「轉向」現象在戰後之所以獲得重視的原因，關鍵乃在於對戰爭責任的省思，以及對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批判，本文所採「戰時」之說法，乃係根據鶴見俊輔（1922-2015）的定義。鶴見俊輔為檢討戰時「轉向」之現象，因而提出「十五年戰爭」之時間斷限為視角來進行觀察，如其所言，之所以會將 1931-1945 年視作「十五年戰爭」時期，其所著眼乃在於，將發軔自滿洲事變的軍事擴張，再到太平洋戰爭終結這十五年之間視為一個整體的精神史的發展脈絡，尤其側重在對其中
「轉向」的發掘。12 換言之，即是自日本發動滿洲事變（昭和六年，1931）開始， 到接受《波茲坦宣言》（昭和二十年，1945）投降的十五年間，日本官方通過國家法制來迫使左翼知識人拋卻原有立場，從而對天皇國家制表達思想層面的「輸誠」， 是為「國民統合」的一環。13 是以依鶴見俊輔所言，「轉向」對於解釋戰時日本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儼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若欲對「轉向」現象深入探討， 則必須自近代國家體制的思想原理──國體中找到答案。也就是說，明治維新以前， 近世日本鎖國所導致的排外性，乃至由日本傳統神話組構而成的信仰世界，這些因素的層層積累，在在都是影響戰時日本「轉向」形成的遠因。
一、鎖國與國體形成
日本於近世江戶時期為禁絕耶穌教的傳入，故而採行鎖國體制，藉以鞏固統治，
12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年》（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 1-8。
13 鶴見俊輔，〈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第 71 卷第 1 號（1956），頁 57-63。
故幕府僅開放長崎作為對荷蘭的貿易口岸。然本文所論之鎖國，係聚焦在其對於日本精神文明層面的影響，誠如和辻哲郎（1889-1960）所言，自江戶幕府禁絕耶穌教並採行鎖國作為國策的同時，恰逢西方國家對海外展開探索，在此之後，通過殖民地的經營，西方國家得以使其精神文明浸透東方社會，來到太平洋的彼岸，但日本卻在此時遮斷了與西方文明匯流的機會。也正是因為與近代文明失之交臂，反而深刻地影響到此後日本國民的性格與文化，進而導致日本在「開國」後，試圖要盡效西法、超克西方國家，最後終於為世界帶來負面的影響。究其根柢，和辻哲郎認為， 近世日本長達兩百五十年「孤立」雖使其得以保持固有傳統的特殊性，卻也失去了迎向新時代的創造活力。14 和辻哲郎之所以強調日本近世文化的「閉鎖性」，其實是為了在太平洋戰爭戰敗時，從精神史的層面來批判、檢證鎖國對日本文化的深遠影響。
和辻哲郎於《鎖國》的觀點同時也為鶴見俊輔所肯認，15但鶴見俊輔主要是從近世文化閉鎖性為底蘊來觀察它在近代的延續性，以此作為探究戰時「轉向」形成的認識前提，他認為：「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徵，同時也給轉向的過程帶來影響，不如說，轉向過程（本身）多是源自於鎖國性這種文化上的特徵。」16 又說：
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上的特徵，較之一九三一年至四五年間，日本政治史頻繁被使用的國體概念更具根源性。因而可以把國體這個概念放到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徵的延長線當中來進行理解。國體這個概念，在漫長的戰爭時代當中，被當成強力的語言工具，用以攻擊或防禦日本人政治上的地位。17
鶴見俊輔指出鎖國、國體、「轉向」三者在發展脈絡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也就
14 參考和辻哲郎，《鎖国》，安倍能成編，《和辻哲郎著作集》，第 15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頁 548。
15 鶴見俊輔，《戦後思想三話》（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1），頁 12-15。
16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年》，頁 35。原文：「鎖国性という日本文化の特徴は、転向の過程にも影響を与えました。というよりも、転向の過程そのものが鎖国性という文化上の特徴に由来しているところが多いというほうが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中文譯文引自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年》（臺北：行人文化，2011），頁 44，根據原文略有修改。
17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年》，頁 43。原文：「鎖国性という文化上の特徴は、国体という、一九三一年から四五年の日本の政治史のなかで大いに用いられた概念よりももっと根源的なもので、この国体という概念は鎖国性という文化上の特徴の延長線にお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の国体という概念は、いまの長い戦争時代において日本人の政治上の位置を攻撃したり、あるいは防禦したりする上での強力な言語上の道具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ました。」中文譯文引自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年》，頁 51，根據原文略有修改。
是說，可將國體置放在鎖國文化特徵的延長線下來進行理解，且國體又是戰時政府當局用來政治宣傳的強力話語，故此一概念不但是組構近代國家的原理，後來更是為軍國主義者用來作為思想統制的工具，就此意義而言，它無疑是導致近代日本思潮「轉向」形成的根本原因。18 本文之所以強調近世文化所呈露之「閉鎖性」對近代日本的影響，旨在自思想史角度出發，藉以探討戰時「轉向」的形成，此一持論主要可自滿洲事變後，左翼知識人「轉向」後支持國家戰爭侵略行為說起。如鶴見俊輔即指出，「轉向」形成的條件除了知識人向國家主義的趨近（主動、內部因素）、國家強制力的迫使（被動、外在因素）外，另一要件即落在日本民眾對滿洲事變的
「熱烈稱頌」。19 然而，鶴見俊輔雖揭示從精神史的視角來進行切入，並自國體來尋繹「轉向」的形成，但他對「轉向」內中的理論並沒有深入進行探究，20此則為本文所欲處理的課題。
有關近代日本國體概念的發展，尾藤正英（1923-2013）認為主要是以幕末後期水戶學儒者所揭櫫之思想作為理論。21 但必須指出的是，後期水戶學之國體概念，終究是在鎖國氛圍底下所創出，尤其是高舉「尊王攘夷」、「王政復古」大纛的同時，則更能體現這樣的思維。此則正如丸山真男（1914-1996）所言，基本可將後期水戶學思想視作「早期的」民族主義的呈露，其與近代民族主義不同之處，關鍵乃在「攘夷」思想。22 這種思想的具現，其實也與當時作為統治階層的武士為維持己身舊有特權極為相關。23 丸山真男此論，不啻再次揭示了，國體概念的構成一定程度上係出自守舊勢力的需要，且它同時帶有既往日本身作「神國」的優越感，並在封閉的鎖國世界當中
18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年》，頁 57-60。
19 鶴見俊輔，《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 1931-1945 年》，頁 22。
20 如 Max M. Ward 即指出鶴見俊輔將「轉向」定義為「在國家強制力下造成的思想轉變」（国家権力のもとに起る思想の変化である）缺乏對知識人「轉向」背後理論的探討，見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pp. 84-86.
21 尾藤正英，《日本の国家主義：「国体」思想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 3-7。蔡孟翰則更進一步指出，國體概念的摶成來自後期水戶學儒者會澤正志齋（1781-1863）。正志齋對國體概念的打造乃是援引《公羊傳》因復仇論理所摶成的「父子一體」與「國君一體」兩組概念，並以出自宗族論脈絡底下的血緣關係來對「一體」進行指認，從而證成天皇「萬世一系」，也就是說，天皇與其皇祖皇宗為「一體」。據此，正志齋所倡言之國體呈現出「君統宗統合一」的特質，儼然已形成了一個具備「始祖」的
「政治想像共同體」，也正是在此認識基礎之下，遂使近代日本知識人對「民族」的想像有了基本輪廓。詳參蔡孟翰，〈從宗族到民族——「東亞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原理〉，《思想史 4》（2015），頁 113-126。
22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 343-363。
23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第 5 卷（東京： 岩波書店，1996），頁 64-66。
無限膨大，從而無法洞悉與西方文明的差異。但就思想史發展歷程來看，國體概念也因而成為明治維新後近代日本國家主義，乃至於強調對外擴張之亞洲主義的概念原型， 有其內在邏輯性。24
時序從近世（early modern）到近代（modern）的轉換，明治日本除盡效西法， 企圖躋身近代（文明）國家的行列外，更著眼在天皇與臣民之間「國民統合」的建構。明治政府在 1868 年「大政奉還」翌年即通過神祇官的復興，致使古代「祭政一致」政體復活，以此原理來構築國體。此外，更是訂立《大日本帝國憲法》，賦與天皇地位的保障。25 繼《大日本帝國憲法》後頒布的《教育敕語》（1890）則是指認出，天皇統領下的臣民當對肇國之「皇祖皇宗」行「克忠克孝」之事。26 準此， 明治知識人對於「國民統合」的打造，儼然融攝神道以及儒教範疇下的忠、孝等德行概念，島薗進（1948-）即指出，《教育敕語》所揭櫫的核心價值係試圖在儒學德目對應的普遍性當中，摻入了對皇祖皇宗的敬畏之感。27
國體試圖將天皇治下臣民嵌入共同的先祖想像當中，進而使之鎔鑄成為「一體」
（君民一體），此一從宗族祭祀所展開的思想藍圖，主要是在西方法制催化下成型，誠如蔡孟翰所言，國體之所以能與西方法制融合，係在穗積八束（1860-1912）訴諸法（憲法）思想的挹注之下，遂使來自會澤正志齋倡言的國體概念得以和西方法律、政治術語進行接軌，進而建構完成的「政治神學」。28 總括前述，近代日本國體的精神內涵乃係指：由掌握祭政一致權力之天皇作為統治樞軸的國家體制──天皇國家制，在此國家體制下的萬民百姓，由於是作為上代「皇祖皇宗」的子孫，故須對當世作為「現人神」之天皇「克忠克孝」，以此來構建「國民道德」，從而揭示對天皇的「孝敬」與「忠誠」，朗現報本反始之真義。29
24 詳參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第 22 巻第 3 期（2011），頁 71‐112。
25 如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三條即載明：「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ハ神聖ニシテ侵スヘカラス）。第四條則載：「天皇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條規行之」（天皇ハ國ノ元首ニシテ統治權ヲ總攬シ此ノ憲法ノ條規ニ依リ之ヲ行フ）。《大日本帝國憲法》（東京：須原書店，1889），頁 1。
26 《教育敕語》，山住正己校注，《教育の体系》，加藤周一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 6 卷（東京： 岩波書店，1990），頁 383。
27 島薗進，《国家神道と日本人》（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 38。
28 蔡孟翰，〈從宗族到民族〉，頁 126-131。
29 有關「孝」作為近代日本「國民道德」的意識形態（ideology）及其與當時國家體制的互動與發展，可參見川島武宜，《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家族制度》（東京：岩波書店，1975），頁 88-125。
事實上，國體的創出，一定程度上承載著日本邁向近代文明國家的熱望。且此一概念的闡揚，更是使國粹主義發展來到至高點，加之軍人的專擅，進而走向無以復加的軍國主義。近代日本與國體的糾葛，有如後藤總一郎（1933-2003）所言：
恐怕沒有一個像國體這樣的語言和概念，能夠將日本的近代咒縛於黑暗當中。換言之，近代日本的形成，亦等同於國體概念之創出、形成，乃至實體化的歷史。總之，此一國體概念的實體化與肥大化，就這樣成為預言日本國民幸福與不幸的函數。30
明治維新以降操持國體建構的近代國家，它之所以走向崩潰的主要原因，無疑是將
「家族國家」、「國民道德」的影響極力擢升，進而使國家祭祀權力神格化、神道國教化，31 解消原本存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界限。質言之，即通過祭祀的連結來摶合皇室與國民，使之「一體」化，並將神道作為「超宗教性」的國民習俗來加以把握， 如「國家神道」的出現即是其中例舉。32 通過「國家神道」將「國民統合」的國家理念發揮到極致，國體亦於此同時滲透至國民精神內部，從而占據一切的倫理價值， 以致產生如稻垣久和（1947-）所言「無限擁抱性」這思想史上的一大問題。33
二、從思想犯罪到「轉向」
明治維新後，日本雖亟欲效法西方，通過吸收西方知識以成為一個文明開化的近代國家，但己身並沒有一個亙古以來即存在的傳統，以此作為受容外來文化的基礎，伊藤博文（1841-1909）指出傳統的核心價值當著眼在「宗教」，正如西方有長達千年的耶穌教傳統一般，可以使教義深植人心，進而使其「歸一」；反觀日本卻也因為沒有固有深厚傳統的「宗教」，只餘下「皇室」作為近代國家的「機軸」。34 丸
30 後藤總一郎，《天皇制国家の形成と民衆》（東京：恆文社，1988），頁 31。原文：「『国体』という言葉と概念ほど、日本の近代を暗く呪縛しつづけた概念は、おそらく他にないであろう。言葉をかえれば、近代日本の形成は、その『国体』概念の創出、形成、実体化の歴史でも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できよう。つまり、この『国体』概念の実体化と肥大化か、そのまま日本国民の幸福と不幸を占う函数をも意味したのだった。」
31 此正如安丸良夫所言，天皇國家制訴諸「教化」層面所開出的「神道國教主義」，主要係通過天皇「祭政一致」之「神權」的「權威性」來收攬民心，進而實現國家統合。參見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175-187。
32 島薗進，《国家神道と日本人》，頁 56。
33 稻垣久和，〈日本の宗教状況における公．私と公共性〉，佐々木毅、金泰昌編，《日本における公と私》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274-285。
34 〈憲法草案（188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3 日）〉，《樞密院會議筆記》，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山真男則指出國體就本質上而言是種「非宗教的宗教」，而當這種「非宗教的宗教」被擢升至國家層級，卻也在不自覺當中顯露它的核心價值，如大正十四年（1925） 通過《治安維持法》的訂定，將欲「變更國體」等反動行為均視為違法，並加以取締、禁錮，甚或處以死刑。35 至此，國體可謂是首次在國家法制當中得到地位的確立，從而開啟了思想統制的序章，以「抱擁主義」的方式來對國家各個角落進行全盤性的滲透。36
國體所具現的「抱擁主義」對當時左翼知識人來說，如小林杜人（1902-1984） 即指出國家為維護國體，因而迫使左翼知識人「轉向」，是企圖發揮日本自古以來
「心物一體」的哲學思維，從而作為清算馬克思主義的工具。37 而為了鞏固國體， 使天皇國家制免於遭致挑戰，《治安維持法》即是官方為取締反動者的舉措，其後， 伴隨著官方對於反對國體勢力的清理，針對「思想犯罪」所訂立的法令亦日趨完善，
「思想警察」的創制即是其中例舉。如當時任職內務省的石原雅二郎（1888-1946） 在其著作《思想警察概論》中即指出，《治安維持法》範疇下的「思想犯罪」雖屬於
「政治犯罪」的一種，但其中著實有著微妙的差異，原因在於，「思想犯罪」的定義為：在思想基礎上反抗國家權力的犯罪。爰此，思想警察的設置，乃是為了擔負起救濟國民精神、保護國家等職責，其所取締的對象──「國家之敵」，乃落在因應社會主義思潮崛起的左派勢力、反國家主義者等「思想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底下， 大逆罪被視為「思想犯罪」的首要典型。38
事實上，在內閣頒訂《治安維持法》的同時，卻也引來當時知識人的反彈，如民本主義者吉野作造（1878-1933）的親身經歷，即是其中的代表。吉野作造指出於
《治安維持法》後，警察即假公權力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同志社大學，對思想疑似
「左傾」的學生進行大肆搜捕，此舉儼然已嚴重地戕害了學校的自由，他認為學校係屬於國家司法治外法權所管轄，故有其自治權力，學生亦有自主發起活動的自由， 警察的取締實無必要。但等到昭和年間，歷經兩次共產黨的取締，即三一五事件
ンター藏，A03033487900。
35 〈法律第四十六號．治安維持法（1925 年 4 月 21 日）〉，《御署名原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A03021545100。
36 參考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 28-37。
37 小林杜人編，《転向者の思想と生活》（東京：大道社，1935），頁 47-48。
38 石原雅二郎，《思想警察概論》，《警察叢書》，第 5 卷（東京：松華堂書店，1930），頁 61-62。
（1928）、四一六事件（1929）後，政府當局對大學校園的思想管控反而更趨嚴格。39由此觀之，隨著時序邁入昭和時代，為屏障國體，針對左派的取締率先自知識人著手。除了取締的手段外，更重要則是，使業已「左傾」的知識人能夠「轉向」，從而作為國體的擁護者。40
《治安維持法》的思想統制，顯然是日本當局以國體作為原理，進而達至國家
「一體化」的重要一環。就此而言，為使國家自上而下「一體化」，完成國民統合， 其手段則係通過國家以法律強制力來加以執行，如當時頒行的《刑法》即明確記載， 對皇室成員應保持恭敬的態度，若有違法事宜，除有「不敬罪」、41「內亂罪」起訴， 並以罰鍰、禁錮、無期徒刑等法則加以懲戒外，若以「大逆罪」起訴，加害者則須處以死刑。42 另一方面，根據司法省的說法，自大正十年（1921）以來，以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的社會活動，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在此氛圍底下，「不敬事件」層出不窮，「思想犯罪」的取締亦成為不可避的結果。43 最著名的案例，如內村鑑三（1861- 1930）不「捧讀」《教育敕語》即被看作是汙損國體、顛覆國體的行為。44
另外，更有發生暗殺天皇、皇室成員等企圖顛覆國體來打破既有秩序的行為， 則可謂是挑動政府當局的敏感神經。爰此，暗殺行動的主謀者在搜捕後，一律以「大逆罪」起訴，處以極刑。明治以降因「大逆罪」而處以死刑的案例，如下所示：
39 吉野作造，《日本無産政党論：附學生と思想犯》（東京：一元社，1929），頁 275-278、337-346。
40 有關國體與《治安維持法》制訂及其對左翼知識人的影響，參見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pp. 21-48.
41 伊藤博文著、宮澤俊義校註，《憲法義解》（東京：岩波書店，2019），頁 24-25。
42 〈刑法（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三十六號）〉，內閣官報局，《法令全書》（東京：內閣官報局，1881），頁 121-123，「大逆罪」係根據此次修法布告中的第一百一十六條。
43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編，《不敬事件》，《思想研究資料》，第 8 輯（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28），頁 1-2。
44 將內村鑑三不「捧讀」《教育敕語》行為與「汙損國體」進行連結的批判，參見北條時敬，《廓堂片影》
（東京：教育研究會，1931），頁 309-310。
時間 | 事件 | 經過 | 事後處置 |
明治四十三年 （1910） | 幸德事件 | 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夥同宮下太吉等人，企圖製造炸彈暗殺明治天皇 | 政府當局指幸德秋水為暗殺天皇的首謀連同起事者共十二人， 皆以大逆罪起訴，判決死刑 |
大正十二年 （1923） | 虎之門事件 | 社會主義者難波大助於東京虎之門外 狙擊皇太子裕仁未遂 | 以大逆罪起訴，隔年以死刑處決 |
大正十二年 （1923） | 朴烈事件 | 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朴烈（박열）及日 人金子文子圖謀暗殺皇室成員未遂， 遭警察逮捕 | 於大正十四年（1925）以大逆罪起訴，隔年宣判二人為死刑 |
昭和七年 （1932） | 櫻田門事件 | 朝鮮獨立運動家李奉昌（이봉창）在 皇居外的櫻田門試圖暗殺昭和天皇 | 同年九月以大逆罪起訴、死刑定 讞，十月處決 |
【表一】近代日本大逆事件列表
資料來源：柳澤善衛、芝原淳三，《近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東京：自由公論社，1926），〈幸德秋水事件〉、〈朴烈事件〉、〈虎の門事件〉等章；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編，《日本社 會主義運動史》（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29），頁 46-78。
根據表一，或可從中發現幾個徵狀，首先，策畫暗殺行動均為左翼知識人，他們多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作為指導原則，進而反對奉行天皇為一國之尊的國家主義。其次，以「大逆罪」起訴，並處以死刑的主謀者，除日本國內，亦包括殖民地訴諸獨立建國的左派人士。最後，時序進入昭和年代後，伴隨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滿洲事變為戰爭揭開序幕，為維護戰時國家體制，檢舉的增加，導致左翼知識人大量遭致取締，故其所採取激進行動反而減少。反國家主義思潮行動日趨減緩，可說是「不敬罪」、「內亂罪」，甚或是「大逆罪」等法令通過國家推行所收到的成效，以維護治安的名義來對反對言論進行壓制。45 由此可見，國家的強制力，係左翼知識人暫緩或放棄反國家主義訴求的主因，尤其又有此前「大逆事件」的處置作為借鑑。
45 島薗進，《神聖天皇のゆくえ：近代日本社会の基軸》（東京：筑摩書房，2019），頁 165-172。
參、左翼知識人的思想變貌
但僅以《刑法》的施行作為左翼知識人偃旗息鼓的論據，並無法有效地說明當時知識人心態的境況，關鍵在於，他們是如何察覺時代氛圍，在或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產生思想「轉向」，進而對國家獻納忠誠？事實上，知識人對於天皇國家制的屈服、思想輸誠，內中的影響因素可謂是極其複雜，如有家庭關係、國民自覺、身體狀況、性格使然、宗教信仰、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清算等，不一而足。據官方統計， 造成「轉向」的直接原因，最主要係落在拘禁的苦痛，甚或是對刑求的不耐。46
另一方面，「轉向」除了是國家強制力驅使的必然結果，它亦可能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誠如鶴見俊輔所言，從反對國家主義，到其言論成為國家對外侵略的理據，這樣的轉變，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種自發性的行為，就此而言，未受迫於國家權力而自發地進行思想轉換，亦可看作是「轉向」的一種，兩者在定義之間並不矛盾。47 本節將論及合法無產政黨、日共等左翼勢力的知識人是如何在國家大肆搜捕、取締思想犯罪的情況下，進而展開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不同認知、演繹，從而體現不同的思想變貌──向國家主義靠攏，甚或最後發展成為「轉向」。
一、高畠素之「國家社會主義」
根據有馬學（1945-）的說法，高畠素之（1886-1928）將「國家社會主義」定義為：在高度發展且集中的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通過國家權力來介入與統制，進而達至「分配的公平」，換言之，為因應國民全體──「大眾」階級（勞動者、無產者）的需求，國家必須以強制力來介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可以說，「國家社會主義」成立的前提，即是使「分配的公平」得以落實到「大眾」階級。48 另一方面，高畠素之則是將「國家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急進愛國主義」的表現，進而在此基礎上批判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認為日共的活動係受到共產國際支援，本質上不過是
46 伊藤晃，《転向と天皇制：日本共產主義運動の 1930 年代》（東京：勁草書房，1995），頁 140-142。另見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pp. 49-75.
47 鶴見俊輔，〈転向の共同研究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会編，《共同研究転向》，上卷（東京：平凡社，1959），頁 5-7。
48 有馬學，〈高畠素之と国家社会主義派の動向──大正中期社会運動の一面〉，《史學雜誌》，第 83 卷第
10 號（1974），頁 23。
外國人的魁儡、賣國的黨派；同時亦批判資本主義，視資本家為勞動者、無產者之敵，認為資本家只奉行利益至上，並不如無產階級有濃烈的愛國心。總括高畠素之的「國家社會主義」，他說：
國家社會主義、激進愛國主義，對內即是社會主義，對外則理所當然地自認為帝國主義。意即，是主張作為日本必須遂行支配世界的歷史使命。簡言之，日本必須成為未來世界的強大帝國，意即，日本應該成為將世界統一的大帝國， 此為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49
高畠素之指出為使國家強盛的根本關鍵乃在於「國民的愛國心」，而日本人愛國心則表現在──尊信皇室國體，尤其是即便身為無產階級，仍要揭示赤誠之心來尊敬皇室，並對國體採恭順之意，此當為日本最真切之愛國表現。
這些主張後來都被整合納入他所籌組「無產愛國黨」的黨綱當中，如第一條：
「對國家國體絕對地恭順」（國家國體に對する絶對的恭順）、第二條：「對國家國體犯罪的取締，當極度地嚴峻化」（國家國體に對する犯罪の取締法規を極度に峻嚴化する）。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七條當中，高畠素之指出：對中國外交當採行有別於歐美國家的「非帝國主義的合理化」手段，藉以冀求日中的共存。50 儘管講求「共存」此一論述的目的並不在為政府當局的侵略行為張目，但終究是在申闡「愛國心」為前提下所展開，又尤其是在主張日本對外當展現「帝國主義」性格的同時，則更能窺見當時左翼知識人思想「右傾」的現象。
二、赤松克麿「國民社會主義」
事實上，高畠素之所揭櫫的「國家社會主義」，在滿州事變爆發後被看作是愛國主義的濫觴：「將自馬克思主義轉向的國家主義編入社會主義，提倡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正是高畠素之。」（マルクス主義から轉向した國家主義に社會主義を
49 高畠素之，〈急進愛国主義の理論的根拠〉，茂木實臣編，《高畠素之先生の思想と人物：急進愛国主義の理論的根拠》（東京：津久井書店，1930），頁 18。原文：「国家社会主義、急進愛国主義は、対内的には社会主義であるが、対外的には当然に帝国主義たるを自認する。即ち日本としてのこの世界支配の歴史的使命を遂行せしめねばならぬことを主張するもので、要するに日本国をして将来世界的強大帝国となさねばならぬ。即ち将来は日本が世界を統一する大帝国とな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ふのが、赤裸々な帝国主義であり、国家社会主義の主張である。」
50 高畠素之，《批判マルクス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29），頁 303-314。
織込んで、國家社會主義理論を説いたのが高畠素之であった），這樣的思潮後來也激發了左翼人士向國家主義、皇道主義急遽地「轉向」，赤松克麿（1894-1955） 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昭和七年（1932）籌組「日本國家社會黨」時，即高揭
「基於一君萬民的國民精神，建設沒有剝削的新日本」（一君萬民の國民精神に基き搾取なき新日本の建設）。51
赤松克麿企圖以國家主義立場來解消資本主義的種種拘限，認為奉行資本主義的私人專制，將導致國家機構的紊亂、國民意識發展的遲緩、民族進化的停頓等， 故當貫徹民族精神來結合社會主義，始有助於國家發展，因而將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結合定義為「國民社會主義」。他指出日本的民族精神源自於作為整個「民族共同體」的「家長」──天皇，據此，「一君萬民」不但是大家族主義、民族的意識形態，更是作為民族精神的基調。就此而言，社會主義運動同時也是國民運動，更是愛國運動。52 此外，赤松克麿更操持「人種平等」、「資源平衡」等統治原則來支持日本對亞洲諸國進行解放，從而作為大陸政策（滿洲事變）的理論，或可將其視作滿洲建國方針──「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前身。53 值得注意的是，赤松克麿背後的思想指導者，即是前述批判思想警察搜捕學生，進而戕害校園自由的岳丈吉野作造。吉野作造亦於同年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民族與階級與戰爭〉，他雖批判了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對滿蒙地區進行剝削，但亦指出，即便當時赤松克麿不足以成為日本左翼代表，但他就「滿洲問題」所引發對「民族」與「階級」等問題展開探討，此一論述確實對「國民社會主義」在日本的推行有所助益。54
三、田所輝明「亞細亞合眾國論」
以滿州事變為契機，無產政黨試圖將社會主義結合國家主義，進而在此基礎上開展政治思想的論域。然而，除了國家主義之外，因應侵略行為而甚囂塵上的亞洲主義，55 同時也迎來了與社會主義結合的契機，此則如有馬學所言：「社會化的亞
51 町田辰次郎編，《昭和七年に於ける社會運動の情勢》（東京：協調會，1933）頁 18-19；堀真琴，《ファッシズムとは何？》（東京：南郊社，1933），頁 137。
52 赤松克麿，《新國民運動の基調》（東京：萬里閣，1932），頁 55-75。
53 關於赤松克麿與「日本國家主義」發展的關聯性，詳見木下半治，《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東京：慶應書房，1939），頁 156-202。
54 吉野作造，〈民族と階級と戰爭〉，《中央公論》，第 47 卷第 1 號（1932），頁 27-38。
55 根據竹內好的匯整，近代日本所謂的「亞洲主義」習染一定程度的膨脹主義、侵略主義，乃至於民族主
洲主義」（社会化されたアジア主義），其中代表人物即是田所輝明（1900-1934）。田所輝明曾師事山川均（1880-1958），後脫離日共加入日本勞農黨，等到滿州事變時，則是自揭「國家社會主義」的路線，進而提出「亞細亞．國際」（アジア．インター）論，主張解放亞洲各地受資本主義壓迫的農民，以各民族為中心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日本．支那．朝鮮」的經濟共同體。56
其後，根據「亞細亞．國際」立場，田所輝明指出，如持論國家社會主義、國民社會主義等左翼知識人倡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化」，57 其理論根本無法遂行， 並連帶否定左翼知識人欲通過日本國家（皇道）主義來發展、建構「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也正是基於這樣連番否定，田所輝明提出「亞細亞合眾國論」，高倡「將亞細亞被壓迫的大眾從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的桎梏當中解放」（アジア被壓迫大衆を封建制度と資本主義の桎梏から解放する），其最終目的落在「亞細亞合眾國係築基於反對排日、侵支，反對資本家的戰爭。但戰爭一般而言主張反對資本家現狀之維持的和平主義，此當予以否認，支持社會主義戰爭」（アジア合衆国の見地に立って排日．侵支、資本家的戦争には反対する。しかし戦争一般に反対して資本家的現状の維持を主張する平和主義を否認し、社会主義戦争を支持する）。58 由此可見，田所輝明的「亞細亞合眾國論」係以吸納亞洲主義為前提之下，使其中蘊含的「膨脹主義」得以和社會主義進行結合。此與佐野學以及鍋山貞親所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概有相似處（均主張亞洲主義）；但必須指出的是，田所輝明的宗旨始終圍繞在社會主義，訴諸面向「大眾」（無產者，尤其是農民），不同於佐野學、鍋山貞親以「一國」（天皇治下之日本）為前提，故兩者之間著實存在歧異。
義（其中包括國家主義、國民主義、國粹主義），甚或是左翼民族主義的思想色彩，但其中則以「膨脹主義」思想特質的表現最為顯豁。這樣的發展尤其又體現在明治晚期「國權論」與「民權論」、「歐化」與「國粹」等對立思潮底下，參見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 9 卷（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 12-13。
56 有馬學，〈社会化されたアジア主義──一九三〇年代日本の社会運動とアジア言説〉，九州史學研究會編，《境界からみた内と外：『九州史学』創刊五〇周年記念論文集》，下卷（東京：岩田書院，2008），頁 306-308。
57 主要係採取統制經濟的方式，詳參有馬學，〈反復の構造：満洲事変期の「国民社会主義」〉，有馬學、三谷博編，《近代日本の政治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頁 295-324。
58 有馬學，〈田所輝明と満洲事変期の社会大衆党：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史淵》， 第 125 卷（1988），頁 94。
四、山川均和福本和夫的路線之爭
日共陣營的「轉向」，最先開始係出自山川均，山川均於大正十一年（1922）於左翼雜誌《前衛》發表〈無産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一文中的「方向轉換」，其意在指陳今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應走向群眾，徹底與群眾結合。59 由此可見，日共所謂的「方向轉換」在一剛開始並不是屈服於支配權力，相對於此，在國家強制力下所迫使的「轉向」，則與之大相逕庭。山川均雖強調「方向轉換」，但日共成立不久即遭到官方強力取締，因而解散（大正十三年，1924）。其後，同為日共成員的福本和夫（1894-1983）則強調思想「純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山川均走向群眾路線呈現的「折衷主義」、「機會主義」並無法維持共產主義運動的完整性，故當先批判黨內思想不純的成員，與之訣別。60
福本和夫的路線確立日共的再起（大正十五年，1926），但卻也因為內部路線分裂，日共遵循福本和夫（1894-1983）路線，訴諸思想的純化，導致運動路線過於激進，不廣為群眾接受的「孤立感」，幾乎可說是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轉向」的最大要因。61 事實上，早在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的「轉向」聲明發布前，左翼陣營的知識人已陸續開始發表對天皇國家制、國家主義輸誠的話語，與既有左派立場訣別，進而為政府所收編，如水野成夫（1899-1972）即是發表第一號「轉向」聲明的日共成員。62 水野成夫的「轉向」強調對天皇制回歸的關鍵乃在於，天皇制不但是作為「日本的特殊性」的存在，它更是蘊含「日本的民眾熱愛的精神」，據此，水野成夫發出對日共反天皇制的批判。但如此屈服、沒有餘地擁護天皇制，雖然沒有獲得當時民眾更多的支持，卻也使「轉向」得以在日共黨內發酵。63
綜觀前述所論，以滿洲事變為契機，確實可以發現，左翼知識人在思想論述上的「右傾」，尤其是著眼在對民族主義的操作與整合、甚或是與資本主義的齟齬等， 此或可提供我們對當時左翼知識人思想轉變的一個觀察視角。另一方面，根據官方
59 山川均，〈無産階級運動の方向転換〉，《前衛》，第 2 卷第 1 號（1922），頁 16-25。
60 福本和夫，《無産階級の方向転換》，《福本和夫初期著作集 3》（東京：こぶし書房，1972），頁 118-123。
61 吉本隆明，〈轉向論〉，《吉本隆明全著作集 13：政治思想評論集》（東京：勁草書房，1969），頁 9-10。
62 可見水野成夫對於己身「轉向」經歷的自述，參見水野成夫，〈苦境の味〉，《中央公論》，第 67 卷第 3
期（1952），頁 148-152。
63 菅孝行，《反昭和思想論：十五年戦争期の思想潮流をめぐって》（東京：れんが書房新社，1985），頁
130-132。
文獻的記載，國家主義者乃至日本主義者的抬頭，其對左派團體的壓抑，甚或是左派團體（無產政黨、日共）為因應國家主義潮流的內部對決等，主要被定義為「向右翼轉向」。64 事實上，「向右翼轉向」思潮展開的關鍵，乃在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
〈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發表。
肆、「轉向」理論的形成：以〈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為中心
根據當時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的調查，佐野學和鍋山貞親二人的「犯罪事實」乃在於：企圖以組織動員方式來擴大社會主義的宣傳──著眼在群眾之間的「細胞建設」來進行滲透，從而有顛覆國體、天皇國家制之嫌，因而遭致逮捕下獄。65 兩人於獄中連袂發表的「轉向」聲明，係在國家強制力下所造成，尤其是在一審被宣判為無期徒刑之後，根據當時媒體報導，兩人態度已較判刑前產生急遽轉變。66 值得注意的是，長尾龍一（1938-）指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發表「轉向」聲明，提出反對「敗戰主義」、「天皇制廢止論」的關鍵，除審訊、刑求等外在因素，還必須正視：當時日共悖離史達林體制所揭示之理想主義的內在原因。67
根據鍋山貞親戰後的回憶，因《治安維持法》所導致的「轉向」，泰半是粗製濫造的大量生產，即官方對思想犯的取締再到「轉向」聲明發表，多是「非良心的」、
「偽善的」，僅止在數據層面來作為對外的政治宣傳。爰此，「轉向」內中的複雜性並沒有被正視，反而僅是重演德川時代禁絕耶穌教，強制信徒「改宗」所採行「踏繪」（踐踏基督聖像）儀式的悲劇──將發表聲明者一律視為「轉向」代表。68 儘管對「轉向」批判有加，但鍋山貞親仍指出，就當時政治氛圍來看，日共幾乎不可能打倒天皇國家制。原因在於，天皇國家制對當時政治體制是一種以「無害形式」為指導原則的存在，加以憲法體制的窒礙，更重要則在於天皇與國民情感的連結，
64 內務省警保局編，《国家主義運動の概要》（東京：原書房，1933），頁 297-299。
65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編，《日本共產黨中央部關係被告人に對する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2），頁 290-299。
66 〈佐野と鍋山共産党の両巨頭思想転向を声明す〉，《大阪毎日新聞》，1933 年 6 月 10 日，第 11 版。
67 長尾龍一，《日本国家思想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頁 112。
68 鍋山貞親，《私は共産党をすてた——自由と祖国を求めて》（東京：大東出版社，1949），頁 166-167。
亦即當時天皇國家制的意識形態已然浸潤到整個國家社會，情勢完全難以逆轉。69
政府當局迫使左翼知識人「往右轉向」，在其思想轉換過程中，其實又別有分疏，也就是說，它並不完全如同鍋山貞親批判那樣，係取締單位為政治宣傳，進而
「粗製濫造」的數據堆疊，相反地，係具其理論性。關鍵在於，左翼知識人展開對既有思想的批判與檢討，並將其融入國家主義當中，其中顯例，即如赤松克麿的「國家社會主義」。據此，左翼知識人「轉向」後，對其思想轉化理論的探究，方才是
「轉向」研究的核心課題。70 本節擬探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轉向」聲明──〈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當中所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之理論構造來進行剖析。
據佐野學自述，〈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提出的原因大抵有三：
在不依靠共產國際為前提下，以日本民族自力打造社會主義
否決共產黨提出之超國家的國際主義
否決共產黨提出之階級至上主義71
佐野學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須著眼在日本國情，故其主張須重視日本民族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主體，且日本民族的統合係由天皇（君主制）來進行連繫，故不宜將國家當成階級支配的機關，同時，也因為民族本係作為一個整體，故沒有超越民族之上的階級主義存在。另一方面，又如鍋山貞親指出「轉向」的立論基礎：
共產國際淪為史達林官僚化的工具，固當與之斷絕
不採行「自國敗戰主義」（筆者按：敗戰革命論）所揭櫫的反戰方針
撤回打倒天皇制的口號（根據「三十二年綱領」）72
質言之，即是反對共產國際作為日共指導者，必須改由天皇國家制作為唯一準則， 同時，在尊重國家政策主導為前提下，應當支持戰爭行為，以致不採行反帝革命的
「敗戰革命」。所謂「敗戰革命論」（Revolutionary Defeatism，或譯為「革命的祖國敗北主義」、「自國敗戰主義」），該語源自一戰時期訴諸反戰的列寧（Vladimir Lenin,
69 立花隆，《日本共産党の研究（二）》（東京：講談社，1983），頁 366。
70 可參見 Max M. Ward 對於左翼（日共）知識人「轉向」理論之分析與檢討，見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pp. 77-89.
71 佐野學，《日本再興の道》（札幌，玄文社，1947），頁 120-126。
72 鍋山貞親，《共産党をたたく十二章：魔力の正体を衝く》（東京：有朋社，1937），頁 182。
1870-1924），他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無法成功的原因乃在於：資本主義領導人往往將底層人民投入戰爭，因而無產階級唯有通過讓戰爭「失敗」，或使對外戰爭演化成為內戰，使能有效助成無產階級的革命。73 此正如三田村武夫（1899-1964）所指出，戰時日本的共產主義者率皆希望通過對列寧「敗戰革命論」的效仿來遏止大東亞戰爭的發生，使而有助於革命的成功。故當撤回此前以打倒天皇國家制、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為準則的行動綱領。74 但在業已「轉向」的左翼知識人眼中，當以支持戰爭為主要持論，故其泰半反對「敗戰革命論」。
〈告共同被告同志書〉開篇即提到：「共產國際對日本的認識，均是挪用自歐陸或蘇俄革命的階級鬥爭作為經驗，但卻沒有意識到日本歷史的特殊性。」
日本在十九世紀後期並未淪為其他國家的殖民地，而是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此一事實在當時的情境下具有巨大的革命意義。它加速了受迫於歐美資本主義重壓，因而發出呻吟之亞洲諸民族的覺醒和革命鬥爭，為世界史的進步創造了有利條件。75
著眼於「世界史」的意義來對資本主義發出肯定，故其反對日共於「三十二年綱領」中將日本式資本主義視作「強盜的帝國主義」、「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76 且就歷史發展來看，由於日本並未遭受其他異民族征服、榨取，甚或是政治打壓、經濟支配，亦無被異民族統治的慘烈記憶，淪為奴隸的經驗存在，因而使日本得以從歷史汲取經驗，在社會層面培養出極為堅固而完整的民族統一性以及國家秩序：
日本民族沒有一次淪為其他民族的奴隸，始終過著獨立不羈生活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由此培養出來異常強固的民族親和性、統一性，其與國家井然有序
73 Vladimir Lenin, “The Defeat of One’s Own Government in the Imperialist War,”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pp. 275-280. 相關研究可參考 Hal Draper, War and Revolution: Lenin and the Myth of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N. J.: Humanities Press, 1996), esp. chapter 3.
74 參見三田村武夫，《大東亜戦争とスターリンの謀略──戦争と共産主義》（東京：自由社，1987），頁
38-42。
75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編，《思想研究資料》，第 36 輯
（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3），頁 334。原文：「十九世紀後半に日本が他國の植民地とならず、自ら資本主義國として發展したことが當時の事情の下において莫大な革命的意義を有したことにある。それは歐米資本の重壓に呻吟するアジア諸民族の覺醒と革命的鬥爭を早め、以て世界史の進步の有利な條件を創造した。」〈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之中文譯文為筆者迻譯，全文同。
76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日本における情勢と日本共産党の任務に関するテーゼ〉，山邊健太郎編，《社會主義運動（一）》，《現代史資料》，第 14 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 614 上。
的生活經歷，著實有著內在的關聯性。日本歷史上雖然發生過幾次階級權力交替的過程，但與其他異民族支配、經濟剝削、政治壓伏交錯發生的國家，訴諸階級鬥爭之原始的、絕望的、慘烈的過程是截然不同的。77
要之，〈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極力擢升日本民族的特殊地位，實則是為了強調：日本民族堅實的統一性，將是展開社會主義最大的優勢，同時亦成為開拓新時代勞動階級秩序建設的可能性，主要體現在與民族主義結合的社會主義路線。質言之，即是使社會主義得以適應、脈絡化於日本的精神風土，將其與天皇國家制進行摶合，因而批判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持論者往往將君主制（天皇制）看作「專制的遺訓」、
「封建的殘存」，指其以「地主／奴隸」二分法來化約皇室與人民之間的情感，是為極大謬誤，故而必須重新強調皇室的重要性：
黨（日共）將「打倒天皇制」作為一個政治口號，恰如念佛般地反覆複誦，無論在任何場合都散布這一淺薄的咒語。……我們日本共產黨遵循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外表看似提出了「廢除君主制」此一相當於革命且實質上有害的口號， 但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根本的謬論。此一口號並沒有讓那些以君主（天皇）為護身盾牌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感到喜悅，反而使得群眾（勞動者）遠離了黨。日本皇室延綿的歷史，造就日本民族往昔的獨立不羈、有序發展，世界上少有能與之類比。具體表現在，勞動者大眾心底均能感受到皇室作為民族團結、統一之中心的社會情感。78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構想的打造，背後其實帶有濃烈的法西斯主義、唯物史觀的色
77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頁 335-336。原文：「日本民族が一度たりとも他民族の奴隷たりし經驗なく、終始、獨立不羈の生活をしてきたことの意義は甚だ大きいのである。之によって培はれた異常に強固な民族的親和統一と國家秩序的生活の經驗とは、內面的に相關聯して、日本の歴史上に生起した數次の階級勢力交替の過程を、他の、異民族的支配と經濟的搾取と政治的壓伏とが錯綜せる國々に見られる如き、階級鬥爭の原始的な、絕望的な、慘烈な過程とは著しく異らしめて居る。」
78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頁 336-337。原文：「黨は政治的スローガンとしては
「天皇制打倒」を恰も念佛の如くに反覆しあらゆる場合にあてはめ、淺薄な呪詛の言葉をヤタラに振りまいて居る。……我々は日本共産黨がコミンターンの指示に從ひ、外觀だけ革命的にして實質上有害な君主制廢止のスローガンをかかげたのは根本的な誤謬であったことを認める。それは君主を防身の楯とするブルジョア及び地主を喜ばせた代りに大衆をどしどし黨から引離した。日本の皇室の連綿たる歷史的存續は日本民族の過去における獨立不羈の順當的發展が世界に類例少き、それを事物的に表現するものであって皇室を民族的統一の中心と感ずる社會的感情が勤勞者大衆の胸底にある。」
彩，原因在於，「轉向」的日共知識人主張放棄本有的反帝（天皇）、階級鬥爭等原則，79 藉以消解兩者的矛盾，進而得以將既有主張有效融入天皇國家制當中。此外， 在論及以天皇作為統領民族的樞軸時，使業已「轉向」的知識人均能成為天皇治下百姓，將其安放在天皇國家制底下的「國民」（特別是勞動階級、無產階級）的位置，以其為主體持續開展新的社會主義。
佐野學和鍋山貞親也正是通過對己身「國民」身分的重新檢視，確立了天皇作為統領民族的樞軸，進而意識到日本民族的特殊性與優越性，此正是日本發展社會主義所不可忽視的要點，同時亦是從「思想犯」身分進行轉換的關鍵。而日本民族優越性主要源自於《古事記》、《日本書紀》當中有關神話的記載，記紀神話強調， 日本起先由神統治，直到「天孫降臨」後，才由天皇以「現人神」的姿態來統領日本，故日本為「神國」，大和民族為神的後代──「選民」。此一認知，在近世日本鎖國氛圍下不斷被知識人重塑，進而成為組構政治思想的有力論據。80 明治維新後更是為訴諸「王政復古」的新政府加以操作，甚至「擴充」──正如丸山真男所言， 近代日本民族主義在舊有統治階層的把持下，其任務並不著眼在對國民的解放，反而為國家主義、超國家主義所收攬，並以此來制約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的發展。81
必須指出的是，對於民族主義、民族優越性的「擴充」，在滿洲事變後，如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肯認天皇國家制同時，亦對發起戰爭有著深刻的體認：
日本的君主制是民族強烈統一，同時亦是國家統一的表現。因此，若反對君主制，相當於破壞了日本民族統一。我們作為勞動階級的大眾，有必要抱持以皇室作為民族之中心的社會情感。眼下，須要克服如共產黨人行動那樣陰慘的無政府主義式反君主鬥爭。此外，共產黨人有關戰爭的認識，堅持要求遵從共產國際的指令，並奉行適用於帝俄社會陰慘的敗戰主義（敗戰革命）之戰術。我們絕對不是歡迎戰爭……但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如積極參與其中。況且，
79 如佐野學曾與俄國共產黨人士通信時，論及天皇乃勞動者、農民之敵。這些書信後來成為佐野學下獄時特高警察審訊的證供，同時亦可看作他「轉向」的自白。參見〈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警視庁ニ於ケル共産党事件被告人聴取書 2.佐野學（1929 年 9 月 28 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B04013170400。
80 有關江戶時期「選民」意識的探討，參見藤田雄二，〈近世日本における自民族中心的思考：「選民」意識としての日本中心主義〉，《思想》，第 832 號（1993），頁 106-129。
81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66。
面對支那軍閥與英美帝國主義，日本的戰爭行為當是扮演著將亞洲諸民族從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壓解放出來的要角。此外，將日本從腐敗透頂的資本主義結構拯救出來，亦具有莫大的意義。82
事實上，佐野學和鍋山貞親所倡行的戰爭──「解放」雖是對於資本主義而發，但就本質上來說，「轉向」後的自我批判，是在不反對國體為前提下所展開，故在自揭
「解放」的同時，其思想著實帶有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支持戰爭的話語， 已然隱含「民族解放」的論述。
「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除對外領土的侵略、擴張外，亦逐漸侵食殖民地本有的「民族自決」。〈告共同被告同志書〉同樣著眼於此展開論述，批判共產國際指示日共執行殖民地民族與殖民母國的分離政策並不恰當：
（分離政策）這一原則忽視了由母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工人的結合而建立的大國之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我們當排除對鮮、臺民族的進行資本主義式的榨取與壓迫──此一對日本民族最大的侮辱。我們要為日、臺、鮮各民族爭取完全具有同等權利而戰。83
原因在於，歐陸「民族自決」僅止收到反效果，而日本殖民地下的民族政策，則應該弭平資本主義的壓榨，爭取臺、鮮民族與日人同權，使其不但作為「國民」，更是作為日本「皇民」，實踐政府當局同化政策下「內臺一體」與「內鮮一體」的夙願，
82 佐野學、鍋山貞親，《緊迫せる内外情勢と日本民族及びその労働者階級──戦争及び内部改革の接近を前にしてコミンターン及び日本共産党を自己批判する》，司法省刑事局思想部編，《思想研究資料》， 第 36 輯，頁 316-317。原文：「日本の君主制は日本民族の強固な統一、その國家的統一を表現すものであり、君主制に反對すると言ふことは日本民族の統一を破壞すると言ふこと同意義である。我が勞働階級の大衆が、皇室を民族の中心として感じてゐる社會的感情を、ありのままに把握する必要がある。現在、共産黨がやってゐる如き、陰慘なアナキスチツクな反君主鬥爭は克服する必要がある。更に共産黨は戰爭に關してもコミンターンの指令に從ひ、ツアルロシアの社會に於て妥當だった陰慘な敗戰主義戰術をとつてゐる。我々には決して戰爭を歡迎するものでない。……しかし避けられない戰爭なれば、むしろそれに積極的に參加し其内に進步的なものをかちとる外ないではないか。况んや支那軍閥や英美帝國主義に對して行ふ日本の戰爭はアジアの諸民族を世界資本主義の重壓より解放する進步的役割をもち、又、日本をその腐敗し切った資本主義機構より救い出す莫大な意義を持ってゐる。」
83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頁 339。原文：「この原則は母國の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と植民地の勞働者大衆との結合によって築かれる大國的な一國社會主義の可能を無視している…… 我々は鮮臺兩民族に對する資本主義的搾取及び彈壓を何よりも日本民族自身に對する最大の侮辱として排する。我々は日臺鮮各民族の完全な同權のために戰う。」
而「轉向」向殖民地的推展，則可將其視作「轉向」的廣域化。84 此外，由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是出自社會主義立場來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進行結合，其旨在爭取廣大的勞動階級加入，並奉行「一個國家」──日本為原則。事實上，「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空間，正如〈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所揭示的，為排解左翼思想激進與純化所造就的孤立感，其首要法則乃在於走向群眾、走向勞動者，尤其是將殖民地的勞動者悉數納入「一國」當中：
由經濟、文化和歷史相近的諸民族中之勞動人民結合成為一個大國家，通過人民階層的團結，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是一個更加務實的世界史方向。生活在一個緊密相連經濟體系當中的日、臺、鮮之勞動者，其共同任務是通過與剝削者的搏鬥，進而使這個國家成為工人的國家。85
質言之，即有效統合天皇國家制、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並將其與民族主義進行結合，通過串連「一國」（日本）統轄下勞動者的努力，在不反對國體為前提下來推行
「一國社會主義」：
歐洲的帝國主義母國和她們的殖民地（如英國和印度、法國和印度支那）在經濟，文化和歷史上的發展懸隔甚遠，故其難以結合工人，因此，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日本、朝鮮和臺灣則完全不同。我們計畫在未來將成立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包括日本，朝鮮和臺灣，尚且包括滿洲和支那本土。86
故其所論，明顯與軍國主義者訴諸「同文同種」來打造之「東亞協同體」、「大東亞共榮圈」等構想極為相似。
84 參見福家崇洋，〈一国社会主義から民主社会主義へ〉，頁 13-14。
85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頁 339。原文：「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に近接せる諸民族の勤勞者大衆が一個の大國家に結合して人民階級的に融合し社會主義の建設に努力することが遙かに現實的な世界史的方向である。緊密の同一經濟體系の中に生活する日臺鮮勤勞者大衆の共同の任務は搾取者との鬥爭を通じてこの國家を勤勞者自身の國家たらしめるにある。」
86 佐野學、鍋山貞親，〈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頁 340。原文：「ヨーロッパの帝國主義母國とその植民地（例えばイギリスとインド、フランスと印度支那）は經濟的文化的歴史的に懸絕する故に、相互の勤勞者と雖も容易に結合し難く、從って一個の社會主義體系を產出するは殆ど不可能である。日本と朝鮮、臺灣は、それらと殆ど範疇的に異なっている。我々は日本、朝鮮、臺灣のみならず、滿洲、支那本部をも含んだ一個の巨大な社會主義國家の成立を將來に豫想す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戮力打造的「一國社會主義」，就其思想構造來說，不管是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先是在一國的勝利」；87 或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繼之而起，主張「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88皆有相近、相左之處。就「相近」者而言， 列寧、史達林均主張以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藉以達至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推行與勝利，89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同樣側重在結合勞動者，但兩人係以滿洲事變為契機，在批判西方歐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同時，訴諸將海外殖民地均視為
「一個國家」。而兩造認識的「相左」，正是攸關對「一個國家」的定義。要之，在列寧、史達林的定義下，遂行社會主義的「一個國家」，或指俄國、或指其他先進國家，並無限縮其定義，但佐野學與鍋山貞親則是將「一個國家」狹義化，這裡的「一個國家」，係指由國體所發軔大日本帝國，以天皇國家制來開展對「一個國家」的定義。據此，出自〈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一國社會主義」為適應日本政治風土， 因而重構其中意義，另一方面，這樣的論述，正是將社會主義徹底收攝至國體底下所展開的「思想輸誠」。
伍、佐野學、鍋山貞親「轉向」影響及遺緒
就戰時的社會氛圍來看，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的「轉向」聲明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影響所及，確實牽動多數左翼知識人加入「轉向」的行列，特別是同樣遭致判刑下獄的激進主義者，均仿造〈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話語與理論架構來展開己身
「轉向」的自我批判，90 甚或引發「左傾」青年對「轉向」投以注目眼光。91 此外，
8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一國社會主義」問題論爭資料》（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頁 8-50。
88 スターリン全集刊行會譯，《レーニン主義の諸問題によせて》，《スターリン全集》，第 8 卷（東京：大月書店，1954），頁 83-117。
89 關於列寧與史達林兩人對「一國社會主義」的定義與齟齬，詳細發展情形可參考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59), pp. 36-51.
90 菊地甚一，《思想犯罪の諸問題》（東京：日本犯罪學會出版部，1934），頁 120-141。
91 荻野富士夫，《戦前文部省の治安機能：「思想統制」から「教学錬成」へ》（東京：校倉書房，2007），頁 89。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刊載在媒體版面的社論，則是以此一「轉向」聲明來告誡年輕學子，申闡投入反國家主義思想遊戲的危險性，矚其勿要接觸共產主義運動，甚至為其張目，因為左派思想的指導原則、理念均潛藏著破壞日本國體、社會組織的危險性。也正是在反天皇制、反國家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之下，政府當局對於青年「左傾」的取締亦日趨嚴格，學校對遭檢舉的左傾青年予以停學或開除學籍等處分，嚴重者則交由思想警察加以禁錮。92
有關青年「左傾」問題，河合榮治郎（1891-1944）則指出，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轉向」聲明發布的昭和九年（1934），校園中青年學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熱衷程度明顯有別以往，與此前的興盛風氣相比，可謂恍如隔世。就這個現象來說，〈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更是被看作遂行左翼知識人「無血轉向」之標的宣言。93 又如三木清
（1897-1945）所言，「轉向」原先的代表意涵本不僅只是指涉思想「右傾」，亦可能是「左傾」，但卻也因為日本社會的壓抑性，使左翼思想所帶有的批判性在國家強制力下無法得到有效的發揮，從而導致思潮全面地向右傾倒，使得「轉向」的定義， 在戰時只能被看作「往右轉向」的代表詞彙。亦即，戰時日本的「往右轉向」帶有濃烈德意志納粹政治的底色，進而迫使自由主義之思潮往國粹主義「轉向」，而當時的知識人即便得以吸收、引介國外最新的學說，最後仍是要被收攝至日本主義底下。94
綜上所述，佐野學與鍋山貞親「轉向」的發生，確實因為迎合天皇國家制的需要，從而在揭櫫自我批判的同時，亦廣受群眾與知識界的關注。那麼當時日共內部、知識人是如何看待兩人的「轉向」？此外，執政當局又是如何通過「轉向」的操作來擴大對國家主義的宣傳？對「轉向」聲明的回應與影響、遺緒，將是下文所要關注的重點：
一、《赤旗》批判蜂起
〈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發表後，根據日共黨報《赤旗》的報導，當時中央委員會認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挑戰無產階級，反而讚美天皇主義，因而開除兩人黨籍，
92 〈（社説）共産主義者の思想転向若き学徒等への教訓〉，《大阪毎日新聞》，1933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93 河合榮治郎，《時局と自由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37），頁 89-97。
94 參見三木清，《時代と道徳》（東京：作品社，1936），頁 210-212。
這可視作〈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發布後最初的回應。另一方面，日共黨人亦開始反思〈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是如何悖離日共的發展路線，如以下批判：
反國際主義與批判共產國際
積極參加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主張
根據對民族協力的強調來抹殺階級鬥爭
反對解放殖民地以及大亞洲主義
否決對天皇制的鬥爭，轉而積極擁護95
除了指認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的路線錯誤、為帝國主義張目外，更重要則在對天皇國家制的抨擊，認為二人直言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完全只是一種「空虛的國粹主義」， 而以皇室為中心來統合民族所打造的「一國社會主義」，提倡大亞洲主義，96則完全忽略了殖民地其他民族的自由意志。最後，否決對天皇的鬥爭，其實是隱匿了天皇本是通過搾取勞動者大眾，以其作為奴隸來進行支配的事實。要之，當時日共的路線，是希望通過聯合朝鮮、臺灣、中國等國遂行社會主義來達至「完全獨立」，藉此揭櫫反帝國主義、反戰爭。97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社會主義來進行認取不同國家主權的此一主張，並以不同國家作為「文化的單位」來打造「世界共和國」的構想， 此正是佐野學「轉向」前的持論。98
另一方面，日共黨人在發起追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等發起「轉向」宣言的「變節叛徒」之檄文中即提到，〈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批判日共「三十二年綱領」之行動準則，進而急遽地向天皇國家制靠攏、臣服，此一作為無疑與德國共產黨屈服於納粹黨相同，除了資本主義外，更是徹底拜倒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底下。99 此外， 論及發表「轉向」聲明的動機，或有黨人開始檢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於獄中的心境，
95 〈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への反逆と天皇主義的フアシストへの転落〉，《赤旗》，1933 年 6 月 16 日，
第 1 版。
96 承註 55 之說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認知下的「大亞洲主義」，意在張大「天皇制」為國家統治前提，進而將朝鮮、臺灣、中國之無產階級（勞動者）統合成「一國」，儼然隱含「膨脹主義」之底色。
97〈反戰鬪爭を通じて鮮．臺．中國の完全なる獨立へ！八．一をめざし反帝同盟のボルシエヴイーキ的
大衆化へ！日．鮮．臺．中の兄弟は手を握って大衆デモに起て！〉，《赤旗》，1933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98 佐野學，〈社會主義と民族運動（下）（1932 年 5 月 15 日）〉，《本邦ニ於ケル社会主義其他危険主義関係情報雑纂／思想月報 第五卷》，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B04012973800。
99 〈天皇主義へ顛落せる 佐野．鍋山との断乎たる斗争を檄す〉，《赤旗》，1933 年 9 月 20 日，第 1 版。
進而歸納出「轉向」發生的原因：首先，遠離群眾（勞動者階級），故使其與群眾共感鈍化；其次，由於與群眾的共感鈍化，故其對獄內瀰漫的「轉向」思潮並沒有展開批判，反而淪陷其中；最後，對處境困難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推行，並沒有展露充分的支持和決心。100 如此批判除可供黨人借鑑外，旨在防止「叛徒」情事再次出現，呼籲須堅持共黨反帝、階級批判的道路，從而免於陷入思想警察、檢事之審訊、刑求等躊躇，以防備在意志不堅時發生「轉向」之情事。
日共黨人批判所及，亦開始檢視共產國際，乃至己身的路線問題。或有論者指出，由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是日共代表人物，故兩人的「轉向」除共產國際外，亦同時引發大眾關注，爰此，日共認為應當正視將勞動階級大眾視為推行社會主義運動的「細胞」，著眼在「細胞建設」──確立對勞動階級直接指導的制度，於工廠直接面對大眾，宣揚社會主義思想、階級革命，使之能與國家主義底下的思想統制抗衡。然而，儘管日共黨人已然意識到倡導革命可能導致左翼勢力徹底邊緣化，但「細胞建設」卻也是在國家主義籠罩下不得不奉行的「統一戰線」工作。101 也正是因為意識到因國家主義高漲，左派成員或遭取締、或因「轉向」而急遽流失，且此一現象不只體現在日本，歐美國家對左翼的圍剿亦越形嚴重──尤其是納粹德國，從而使日共開始重新審視共產國際主張以「敗戰革命論」為指導原則的必要性。102
二、知識人的批判
以天皇制為前提的社會主義，顯然不為激進的左派所接受，原因在於，「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構造當中，不論是以民族、家族或是大眾（國民）作為運動主體的展開，其最終仍會收攝至天皇，以天皇為唯一依歸，這是因為，背後的指導原則乃是根據國體所開出，為維護國體的完整性，故須鞏固天皇作為統治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說，確保國體尊嚴係「一國社會主義」須恪守的核心價值，因為要維持「一國」（大日本帝國）的完整性，須以天皇作為民族的象徵。就此而言，天皇可謂是扮演了傳統秩序與西方思潮的調和者，亦即「一國社會主義」的摶成，天皇制著實發
100 〈転向者の自己批判より〉，《赤旗》，1934 年 2 月 17 日，第 2 版。
101 中村，〈細胞建設について〉，《赤旗》，1934 年 2 月 17 日，第 4 版。〈我党及コミンテルンに対する批判に就いて〉，《赤旗》，1934 年 4 月 23 日，第 3 版。
102 〈コミンテルンは変質したか？佐野．鍋山一派の転向論の暴露〉，《赤旗》，1934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揮了「政治統合」的作用。103
儘管〈告共同被告同志書〉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有著一定的渲染力度產生，但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轉向」後所習染濃烈的法西斯主義色彩，並不廣為左翼知識人所接受，特別是天皇制蘊藏豐厚的民族主義能量，則被看作是反帝主義的相對立場， 分別居於思想光譜的兩極。爰此，因應〈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發布，日共黨人亦對其中理論展開批判。如山川均即率先發難，他認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試圖將社會主義和天皇國家制進行結合的「一國社會主義」，就本質上來說，其實近似於赤松
克麿的「國家社會主義」，但在其中又別有分疏：
一國社會主義：捨棄社會主義的包裹，急遽地向日本主義靠攏
國家社會主義：成就日本主義的共產黨，在既有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進化
山川均認為兩種社會主義均是在思想「轉向」後倒向日本主義，但唯一不同的是：
「一國社會主義」尚且保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色彩，「國家社會主義」則因欲在政治層面擴展它的理論，且又過度強調「愛國心」，幾乎淹沒在國家主義當中。104
若然「一國社會主義」的成立，是必須正視天皇制所發揮的「統合作用」，可見天皇制對「轉向」影響至深。然而，自明治以降，訴諸反帝主義、打倒天皇制一直被看作是共產黨的「專賣」，105但在〈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發布後，左翼陣營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批判卻十分罕見直指天皇制的謬誤，筆鋒所及，多只針對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此概與當時官方之思想統制有關。然而，正如日共黨人所指出的，「轉向」者走向國家主義，不過是走向難以解明的思想統制。原因在於，以國體為原理來打造的天皇國家制，揭櫫天皇「祭政教一致」之權力所建構完成的統治型態，基本上只滿足了外在儀式的需要，如國民須捧讀《教育敕語》以確知日本「國體之精華」──對天皇行「克忠克孝」，至於內在層面的建構，僅能反覆地申闡天皇「萬世一系」的存在與延續，以天皇制來指認日本作為「神國」的特殊性，藉此來支撐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統治，乃至信仰樞軸，但卻是一個無法實際觸及的政治實體，
103 高畠通敏，〈一国社会主義者：佐野学．鍋山貞親〉，思想の科学会編，《共同研究 転向》，上卷，頁 184- 185。
104 山川均，〈共産党両巨頭の転向〉，《中央公論》，第 47 卷第 7 號（1933），頁 49-59。
105 鍋山貞親，《共産党をたたく十二章：魔力の正体を衝く》，頁 170-172。
可謂是一種空虛精神主義的展現。106
論及對「轉向」聲明進行較全面性的批判，國家主義傾向強烈的哲學家土田杏村（1891-1934）或可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發布同年， 發表〈轉向沒落問題．自由主義．戰爭論〉一文，則有獨到見解。土田杏村認為，
〈告共同被告同志書〉以「日本民族優越性是施行社會主義必要條件」的認知，其實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社會境況；此外，〈告共同被告同志書〉與其說是要彰顯日本民族的優秀性，不如說它其實較接近戰爭辯護論、大亞細亞主義的口吻。要之，土田杏村所讀出的訊息，係與他作為天皇制擁護者、批判自由主義有關，他認為要彰顯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即在天皇治下，人人當各司其職，軍人以軍事活動為業，思想家專注處理思想問題，實業家則興辦實業，一般百姓則須捧讀《教育敕語》，瞭解箇中旨趣即可。而此番與「全體主義」、「舉國一致」極為逼肖的論調，其實也與「一國社會主義」並無多大差異，關鍵在於，土田杏村認為，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的主張， 終究是在「轉向」後才逐步建構完成的，且在其中還留有揮之不去的社會主義陰影， 故而又被他看作是一種消極的「轉向」。107
三、從思想犯到協力者
必須指出的是，〈告共同被告同志書〉雖堅持社會主義的路線，但就本質來說， 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轉向」後所提及之「一國社會主義」，其內中理論已然完全拜倒在天皇國家制底下，而這份聲明在當時更是被看作左翼知識分子「轉向」的表率， 如負責偵辦兩人起訴案的檢察官森山武市郎（1891-1948）在結案論告提到：
「轉向」聲明（筆者按：〈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發表後到迄今為止的發展，被告等人（筆者按：除佐野學、鍋山貞親外，尚有三田村四郎、高橋貞樹以及杉浦啓二等三人）大概可以成為堂堂正正的日本公民。接下來則是根據「轉向」的《治安維持法》的解釋，但不是過去一切都將通過「轉向」來獲得解消。最後，應當注意的是，停止對外國模仿，學習日本、熱愛祖國。且應當知曉，無
106 如道爾即引述 Clyde Kluckhohn 和 Alexander Leighton 的觀察報告，指出戰時的天皇制「根本上只是一個空虛的容器」（fundamentally an empty vessel）。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pp. 219-220.
107 土田杏村，《明日に呼びかける》（東京：千倉書房，1933），頁 13-21。
論是怎麼樣的運動，若涉及到褻瀆國體尊嚴，皆無完遂的可能性。108
據此，左翼知識人並不會因為「轉向」而完全抹去過往反國家主義的指控，且其在減輕刑責之後的言行舉止皆須慎防變更國體的可能性。由於「轉向」的形成是築基於國家法制的強制力下，故其更是國家用來防止國民赤化的有力宣傳，從而亦提供國民一個深刻的借鑑。
此外，隨著「轉向」的左翼知識人增多，法律的制定也日趨完善，如司法省於昭和十一年（1936）頒行的《思想犯保護觀察法》即意在規範「轉向」者須完全拋卻過往革命思想，並通過思想觀察、輔導後，使之能夠成為實踐「日本精神」的日本國民，如當時負責偵辦思想犯罪的檢察官池田克（1893-1977）即說：「儘管共產運動造成一時之間的狂奔風潮，但若給予（思想犯）反省機會，國體觀念便會再一次油然地湧上心頭，這正是只存於我國之尊貴的特殊性使然。」109 質言之，即是使
「轉向」者能夠自覺、確知日本「國體之精華」，從而有效遏止社會主義思潮的蔓延、根絕思想犯罪的產生，使日本國民均能淨化思想，免於共產黨赤化的侵擾，最終目的則落在戰時的國家總動員。
如在中日戰爭（1937-1945）爆發後，「轉向」後的左翼知識人即將戰爭視為「聖戰」，希望從歐美的資本主義當中解放東洋民族，並通過對國體本義的發揮來改造資本主義，使之成為「全體主義」，從而有助於國家革新。110 另一方面，米谷匡史
（1967-）指出，在「戰時舉國一致體制」成立的前提下，左翼知識人亦開始批判列寧式「敗戰革命」、「敗戰主義」，認為遂行戰爭的意義乃在於，解放遭致歐美資本重壓的亞洲勤勞人民，進而將原是世界戰爭的視角向促使「世界史」進步的戰爭進行
108 〈転向五巨頭に求刑 三田村は前審通り無期 佐野、鍋山には軽く十五年を転向を認めて条理尽す論告〉，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 METAID=10071457&TYPE=IMAGE_FILE&POS=1），最後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5 日。原文：「轉向聲明後今日までの發展を見るに被告等は中正なる日本國民になるであろうと考えられる點が多い、次ぎに轉向の治安維持法的解釋であるが転向を以て直に過去の一切が解消するものではない、最後に注意を與えたいのは外國模倣を止めて日本を學び、祖國愛を知れ。國体の尊嚴を冒瀆するが如き如何なる運動も完成の可能性なきことを知れ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109 池田克，〈思想犯人教化の経験批判（下）〉，《警察研究》，第 7 卷第 12 號（1936），頁 28。原文：「一時は共産党運動に狂奔しても、反省の機会が與へられると、その胸奥に再び油然として国体観念が湧き上つて来ること、これは我国のみに存する尊貴なる特殊性の然らしむる所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110 有馬學，〈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二）〉，《史淵》，第 129
卷（1992），頁 67-71。
轉化。也正是基於此一「戰時變革」（戰爭意義的轉化），故須對日本當時國家體制進行改革，通過將資本主義與皇道主義進行結合，建構一元權力的主體，以此來壓抑、統合反對勢力，同時亦對外膨脹、擴張，進而形構出「東亞協同論」、「東亞新秩序」的藍圖，乃至確立「日本法西斯」體制。111 可以說，左翼知識人通過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進行有效整合，以作為「全體主義」的持論基礎，而這些論述的統合終將被收攝到國體論當中，以天皇國家制為最後依歸，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最為顯豁。112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執政當局成立大政翼贊會來打造「翼贊體制」，遂使國民之「日本精神」實踐有了新的展開。翼贊體制講求對民意的箝制，試圖以一黨專政的形式來統領國家，如藤田省三（1927-2003）即指出，翼贊時代所展開的集體「轉向」，其觀念原型便是來自佐野學、鍋山貞親發表的〈告共同被告同志書〉，原因在於，〈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泯除了個人激進思想對國家的挑戰、對社會的衝突，轉而將其納入天皇國家制當中，成為新的綱領。113 其後，在近衛文麿（1891-1945）內閣引領下的「新體制運動」，其意在諭知日本國民當與政府在「一心一體」為前提下來擁護以天皇為中心所打造的新國家體制，從而揭示日本式的「全體主義」。114 事實上，「新體制運動」所提倡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恰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所言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漢娜．鄂蘭指出，所謂「極權主義」即是一種「全體主義」的表現，國家通過「全面控制」的統治方式來使公權力無所不在，並通過特定意識形態的灌輸以收政治宣傳之效。115 又如塚田正之助更進一步發揮近衛文麿內閣的說法，認為在「國家總力戰」時期下的「全體主義」，當以放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甚至個人主義為前提，進而在因應戰時體制的需要， 急遽地往國家主義靠攏。116
可以說，雜揉民族主義色彩的左派思想，正好符合戰時訴諸以「國家總力戰」
111 米谷匡史，〈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思想：現代化と戦時変革〉，《思想》，第 882 號（1997），頁 82-83、88、 96-97。
112 有關「轉向」在總力戰時的發展情形，參見 Max M. Ward, Thought Crime, pp. 145-184.
113 藤田省三，《藤田省三著作集 2：転向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97），頁 108-120。
114 內閣情報部，〈新体制早わかり〉，《週報》，1940 年 10 月 7 日，第 1 版。
115 Hannah Arendt,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5, No. 3, 1953, pp. 303-327.
116 塚田正之助，《總力戰の性格》（東京：十字屋書店，1941），頁 181-183。
的方式來發起侵略戰爭的需要。如當時思想犯罪的更生組織輔成會即如此倡議：「克服思想的動搖與不安，協和一心宣揚皇威，致力國民精神總動員，同時以圖徹底地預防犯罪，確保國內治安，強化對戰時後方的保護。」117 換言之，訴諸「國家總力戰」所發起的戰爭，除了國民皆須參與戰時軍備的籌措外，在思想上更是須要達至整齊劃一（即所謂的同化），以免國家內部（後方）的陷落。
亦即，在「一國」、「一體化」作為支配類型底下，貫徹政府「八紘一宇」的肇國精神，將國體「克忠克孝」之信念滲入社會各個角落，使天皇治下之百姓諭知「舉國一致」的行動意義，並在此基礎上思考所謂的「億兆一心」。如由東條英機（1884- 1948）為首之內閣官員於昭和十六年（1941）署名頒布之《對美英兩國宣戰之詔書》
（《米國及英國ニ對スル宣戰ノ詔書》）載言：「朕之子民當各盡其本分，以億兆一心之國家總力來達成征戰之目的。」118 也就是說，「轉向」發展到了戰時，其定義已然不再囿限於左翼知識人的思想責任，反而是必須以「國民的普遍原理」來加以把握。119
陸、結論
近代日本通過國家強制力迫使知識人達致的「轉向」、「思想統治」，在戰時「思想犯罪」的嚴厲取締下，確實收到一定的成效。但這類的「思想輸誠」並不是在經過長時間的浸潤與適應之後，就會變成普遍的知識與價值，它可能僅是在時代氛圍下的曇花一現。正如小路田泰直（1954-）所言，儘管天皇治下臣民在「思想」層面並非完全地、自主地臣服於國家主義、天皇國家制，但最後仍會屈服在「祖法主義」
（皇祖皇宗之法、皇祖皇宗之遺訓）底下，以天皇的「英斷」為眾意所依歸。120 據
117 輔成會，〈戰時體制下に於て司法保護團體は何をなすべきか〉，《保護時報》，第 21 卷第 12 號（1937），頁 5-7。原文：「思想ノ動揺相剋ヲ征服シテ和協一心皇威ヲ宣揚シ国民精神総動員ノ実ヲ挙グルト共ニ犯罪防止ノ徹底ヲ図リ国内ノ治安ヲ確保シ所謂銃後ノ護ヲ強化スルコト。」
118 〈米英両国ニ対スル宣戦ノ詔書（1941 年 12 月 8 日）〉，《御署名原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A03022539800。原文：「朕カ衆庶ハ各々其ノ本分ヲ盡シ億兆一心國家ノ總力ヲ擧ケテ征戰ノ目的ヲ達成スル。」
119 中村義郎，〈轉向を要請されてゐる者は思想事件關係者のみではない〉，《革新》，第 1 卷第 3 號（1938），頁 171-180。
120 小路田泰直，〈日本的公私観念と近代化〉，佐々木毅、金泰昌編，《日本における公と私》，頁 37-48。
此，對戰時天皇國家制（乃至於其後所延伸出種種主張）的批判，其關鍵乃在於， 須對近代日本國家的結構性與精神理論展開檢討，始能對其原有的思想輪廓有更為深刻的反思。
本文以思想統制為切入視角，來探討戰時日本左翼知識人「轉向」的發展情形， 尤其著眼在佐野學與鍋山貞親的「轉向」，自兩人發表之「轉向」聲明──〈告共同被告同志書〉來進行考察，從中可以發現，兩人所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已全然湮滅往昔對國家主義的挑戰，進而在不牴觸天皇國家制為前提下，將既有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融攝到國體論當中，從而開展出習染濃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此概是國體帶有如前引蔡孟翰所論證之「民族」想像、丸山真男所言「抱擁主義」、稻垣久和所揭櫫「無限擁抱性」等思想特質滲入社會主義所導致的結果。而〈告共同被告同志書〉所揭櫫「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特色，更是引發後續的「轉向」思潮， 故而成為政府當局有力的宣傳話語，以此來解消潛在的「思想犯罪」發生。
另一方面，作為「思想犯」的佐野學與鍋山貞親雖得以通過「轉向」來進行「思想輸誠」，此一行為意在脫除既有的「思想犯」身分，從而向「國民」身分的復歸， 也正是基於此一身分轉換，使之免於為執政當局劃歸為企圖變更、顛覆國體的「國家之敵」。這樣的「思想輸誠」在進入總力戰時期後，於軍國主義熾焰下的發展更是轉換成為「獻身報國」的實際行動，即通過「國民統合」的方式，將「轉向」的影響擴及至全體「國民」（包括殖民地），他們不論社會階級均被要求對天皇國家制投以積極作為。也正是在此政治氛圍下，儘管「國民」在「思想」層面並非完全地臣服於天皇國家制，但在「作為」層面最後仍會屈服在「極權主義」、「全體主義」底下。戰時日本「思想犯」在「轉向」、更生後，雖得以往「國民」身分復歸，但卻也在「國家總力戰」為前提下，「國民」則須捨棄己有之「私」，完全地融入天皇國家制所代表的「公」領域當中，從而被國家當局視為戰爭的「協力者」。
論及「全體主義」，除前引漢娜．鄂蘭定義的「極權主義」外，藤田省三則指出，在日本傳統的文化脈絡下，「全體主義」的特徵乃是對於「優秀且壯大的新事物」進行探索，旨在追求當今世上最好或最惡的事物，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受容、改造，進而納入己身文化體系當中。121 又如竹內好（1910-1977）即根據蘊藏於日本
121 藤田省三，《全体主義の時代経験》（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頁 59。
文化當中的「優等生」性格，將其定義為「轉向」型文化，進而指出它的特性：
轉向這個現象也是日本性格的特殊產物。在日本的「優秀文化」中，不是走向成為優等生而墮落的道路，便是拒絕墮落而失敗，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道路。優等生若依循著良心行事，則必然會出現轉向此一現象。如果他不轉向，他便不
能成為優等生，因為不轉向將會失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如果全體主義比共產
主義更新，拋卻放棄共產主義而奔向全體主義，那便是具有良心的行動。民主
主義傳入後就遵從民主主義，這才是符合優等生性格進步的態度。轉向是因進步而產生的，所以不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反倒是不肯轉向才是保守的，從而被當作反動的證據，像這類的案例在所多有。122
竹內好所謂轉向，意在指認出日本文化對外來優良文化進行受容後，進而成就己身的「優秀文化」，而就在這樣不斷受容過程中，隱含了一種進步的思維與轉向的性格。然就定義來說，竹內好所論之轉向看似只著眼在對外來文化進行受容、轉向、受容的連續性過程，但就內容來說，其與本文所論之「轉向」著實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原因在於，戰時在國家主義引導下的「轉向」，正符合竹內好所言的「優等生」性格，只不過這裡的「優秀」並不專指自外舶入的知識（如：古代的唐風文化、近世的宋學及蘭學、明治維新之後的西學等），而是自揭日本民族作為「文明」、「開化」的代表，以國體來統括對民族性的指摘，進而向東亞世界展示的優越性。
據此，若依循竹內好和藤田省三的定義，戰時的「轉向」在日本式「全體主義」
──以天皇國家制為優秀、優先的意識形態全面浸透之下，它被視為一正向的「思想輸誠」，並以此為起點，開始收編、整合反對天皇國家制的左翼勢力，進而轉化戰爭目的、美化戰爭行為，使其肯認日本國體，且對殖民地來說，更是強制使其「同化」成為日本此一優秀民族的一員。就此而言，戰時由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所開啟的
122 竹內好，《近代の超克》（東京：筑摩書房，1983），頁 36。原文：「転向という現象も、特殊な日本的性格の産物だろう。日本の優秀文化のなかでは、優等生になってダラクするか、ダラクを拒否して敗北するか、よりほかに生きる道がない。優等生が良心にしたがって行動すれば、転向という現象は必然におこる。もし転向しなければ、かれは優等生でなくなる。新しいものを受けいれる能力を失ったのだから。共産主義より全体主義が新しければ、共産主義を捨てて全体主義へ赴くのが良心的な行動である。民主主義がくれば民主主義に従うのが優等生にふさわしい進歩的な態度である。転向は進歩によって生ずるものだから、恥ではない。むしろ転向しないことのほうか、保守的であり、したがって反動である証拠にされることが多い。」中文譯文引自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211-212，根據原文略有修改。
「轉向」思潮，不僅只是「向右轉向」，其在揭櫫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作為旨歸、高倡國體所隱含的特殊意義同時，從中亦朗顯出蘊含於日本「鎖國性」文化特徵當中的閉鎖性，基於此一延續，「轉向」不但是「往右轉向」、「向右翼轉向」，更可將其視為「向內轉向」的表徵。
然而，除了日本國內的「轉向」外，戰時同樣隸屬大日本帝國領土的殖民地， 其治下「國民」同樣受到國體論、國家主義的全面滲透，進而展開與當地風土的搏鬥過程，最終則遭致收編，甚或同化成為「皇民」。是以在鑑別「思想犯」與戰爭
「協力者」時，唯有釐清思想「轉向」發展內中的曲折過程，123方能使我們對「全體主義」、「舉國一致」，乃至「億兆一心」歷史脈絡進行更為有效的清理，呈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另一方面，對於殖民地「轉向」發展的解析，124則更有助於我們挖掘戰時東亞世界精神史、思想史的多元面貌。
123 如卜正民在檢討二戰日本帝國統治下中國殖民地「通敵」（collaboration）情形時，即指出「通敵（協力） 者」與抵抗者之間當有其曖昧性存在。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1.
124 如戰時日本帝國統治下朝鮮殖民地「對日協力」的發展情形，可參見並木直人，〈朝鮮における「植民地近代性」．「植民地公共性」．対日協力──植民地政治史．社会史研究のための予備的考察〉，《国際交流研究》，第 5 號（2003），頁 24-33。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樞密院會議筆記》，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A03033487900。
《御署名原本》，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A03021545100。
《戦前期外務省記録》，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B04013170400。
《御署名原本》，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A03022539800。
《本邦ニ於ケル社会主義其他危険主義関係情報雑纂／思想月報 第五卷》，東京：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B04012973800。
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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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
（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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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薗進，《神聖天皇のゆくえ：近代日本社会の基軸》，東京：筑摩書房，2019。藤田省三，《全体主義の時代経験》，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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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條時敬，《廓堂片影》，東京：教育研究會，1931。
堀真琴，《ファッシズムとは何？》，東京：南郊社，1933。 木下半治，《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東京：慶應書房，1939。
柳澤善衛、芝原淳三，《近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東京：自由公論社，1926。立花隆，《日本共産党の研究（二）》，東京：講談社，1983。
和辻哲郎，《鎖国》，安倍能成編，《和辻哲郎著作集》，第 15 卷，東京：岩波書
店，1963。
（三）英文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arr, E. H.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59.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Carol Gluck and Donald Keene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Volume 2, 1600 to 20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wer, John W.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Draper, Hal. War and Revolution: Lenin and the Myth of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N. J.: Humanities Press, 1996.
Paramore, Kiri. Ideology and Christianity in Japan. London: Routledge, 2009.
Ward, Max M. Thought Crime: Ideology and State Power in Interwar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四、期刊論文
（一）中文
蔡孟翰，〈從宗族到民族──「東亞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原理〉，《思想史 4》（2015），頁 58-165。
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第 22 巻第 3 期（2011），頁 71‐112。
（二）日文
吉野作造，〈民族と階級と戰爭〉，《中央公論》，第 47 卷第 1 號（1932），頁
27-38。
隅谷三喜男，〈転向の心理と論理〉，《思想》，第 624 號（1976），頁 749-764。山川均，〈共産党両巨頭の転向〉，《中央公論》，第 48 卷第 7 號（1933），頁
49-59。
山川均，〈無産階級運動の方向転換〉，《前衛》，第 2 卷第 1 號（1922），頁 16- 25。
水野成夫，〈苦境の味〉，《中央公論》，第 67 卷第 3 期（1952），頁 148-152。
池田克，〈思想犯人教化の経験批判（下）〉，《警察研究》，第 7 卷第 12 號（1936）， 頁 19-40。
中村義郎，〈轉向を要請されてゐる者は思想事件關係者のみではない〉，《革新》， 第 1 卷第 3 號（1938），頁 171-180。
鶴見俊輔，〈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第 71 卷第 1 號（1956），頁
57-63。
藤田雄二，〈近世日本における自民族中心的思考：「選民」意識としての日本中心主義〉，《思想》，第 832 號（1993），頁 106-129。
福家崇洋，〈一国社会主義から民主社会主義へ：佐野学．鍋山貞親の戦時と戦後〉，《文明構造論：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現代文明論講座文明構造論分野論集》，第 9 號（2013），頁 1-47。
並木直人，〈朝鮮における「植民地近代性」．「植民地公共性」．対日協力—— 植民地政治史．社会史研究のための予備的考察〉，《国際交流研究》，第 5 號（2003），頁 1-42。
米谷匡史，〈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思想：現代化と戦時変革〉，《思想》，第 882 號
（1997），頁 69-120。
輔成會，〈戰時體制下に於て司法保護團體は何をなすべきか〉，《保護時報》， 第 21 卷第 12 號（1937），頁 5-7。
有馬學，〈高畠素之と国家社会主義派の動向──大正中期社会運動の一面〉，《史學雜誌》，第 83 卷第 10 號（1974），頁 1-28。
有馬學，〈田所輝明と満洲事変期の社会大衆党：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史淵》，第 125 卷（1988），頁 83-108。
有馬學，〈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二）〉，
《史淵》，第 129 卷（1992），頁 65-85。
（三）英文
Arendt, Hannah.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5, No. 3, 1953, pp. 303-327.
五、專書論文
（一）日文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第 5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51-78。
吉本隆明，〈転向論〉，《吉本隆明全著作集 13：政治思想評論集》，東京：勁草書房，1969，頁 5-27。
高畠素之，〈急進愛国主義の理論的根拠〉，收入茂木實臣編，《高畠素之先生の思想と人物：急進愛国主義の理論的根拠》，東京：津久井書店，1930，頁 18。
高畠通敏，〈一国社会主義者：佐野学．鍋山貞親〉，思想の科学会編，《共同研究 転向》，上卷，東京：平凡社，1959，頁 164-200。
小路田泰直，〈日本的公私観念と近代化〉，佐々木毅、金泰昌編，《日本における公と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37-62。
鶴見俊輔，〈転向の共同研究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会編，《共同研究転向》， 上卷，東京：平凡社，1959，頁 1-30。
有馬學，〈社会化されたアジア主義──一九三〇年代日本の社会運動とアジア言説〉，九州史學研究會編，《境界からみた内と外：『九州史学』創刊五〇周年記念論文集》，下卷，東京：岩田書院，2008，頁 295-324。
有馬學，〈反復の構造：満洲事変期の「国民社会主義」〉，有馬學、三谷博編，
《近代日本の政治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頁 295-324。
稻垣久和，〈日本の宗教状況における公．私と公共性〉，佐々木毅、金泰昌編，
《日本における公と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頁 265-292。
（二）英文
Lenin, Vladimir. “The Defeat of One’s Own Government in the Imperialist War,”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pp. 275-280.
六、報紙
〈反戰鬪爭を通じて鮮．臺．中國の完全なる獨立へ！八．一をめざし反帝同盟のボルシエヴイーキ的大衆化へ！日．鮮．臺．中の兄弟は手を握って大衆デモに起て！〉，《赤旗》，1933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共產黨兩巨頭佐野と鍋山獄中で轉向聲明 十一年に渡る極左運動 その謬誤を告白〉，《東京朝日新聞》，1933 年 6 月 10 日，朝刊第 11 版。
〈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への反逆と天皇主義的フアシストへの転落〉，《赤旗》，
1933 年 6 月 16 日，第 1 版。
〈（社説）共産主義者の思想転向若き学徒等への教訓〉，《大阪毎日新聞》，1933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天皇主義へ顛落せる 佐野．鍋山との断乎たる斗争を檄す〉，《赤旗》，1933 年
9 月 20 日，第 1 版。
〈転向者の自己批判より〉，《赤旗》，1934 年 2 月 17 日，第 2 版。
中村，〈細胞建設について〉，《赤旗》，1934 年 2 月 17 日，第 4 版。
〈我党及コミンテルンに対する批判に就いて〉，《赤旗》，1934 年 4 月 23 日，
第 3 版。
〈コミンテルンは変質したか？佐野．鍋山一派の転向論の暴露〉，《赤旗》，1934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內閣情報部，〈新体制早わかり〉，《週報》，1940 年 10 月 7 日，第 1 版。
七、網頁資料
〈転向五巨頭に求刑 三田村は前審通り無期 佐野、鍋山には軽く十五年を転向を認めて条理尽す論告〉，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 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METAID=10071457&TYPE=IMAG E_FILE&POS=1），最後檢索日期：2019 月 8 月 15 日。
（責任編輯：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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