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之后不久，曾以外交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卡尔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之后不久，曾以外交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会议即将举行之际，英国外交部副大臣哈丁从外交部选出18人，派往巴黎参加和会，而卡尔就是这18名出席者之一。这次会议的经历想必给了卡尔相当强烈的刺激，因为在和会上，卡尔参加了新兴国家委员会，目睹了小国和战败国的利益被当作战利品与筹码，被随意处置。

他所看到的是，丝毫不了解大战始末，而且对于欧洲和西亚的地理历史情势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威尔逊总统等人，却要做出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而言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威尔逊的做法，是否能够治愈饱受战争创伤、业已分裂的欧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卡尔在《20年危机》中回顾道：“（威尔逊）真心地相信政策应该从道德伦理中导出，而非由政策来引出道德伦理，真是个空想型的政治家。”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切实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卡尔一边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接近的脚步声，一边焦虑于一般英国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大多数人单纯地认为，引起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即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出现）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德、意、日三国百分之百地严格执行国际联盟的盟约，或者是英、美、法等大国未能及早应对德、意、日的挑战。

如果让卡尔来说的话，这些说明不过是把相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转述，根本无法说明为何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没有如其他国家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行动，而是选择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