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洋型近代社会的基础，而且与其他社会相比最具魅力的法制、基本人权、议会制民主主义等，追根溯源，其实都是中世贵族的既得权益（村上淳一《近代法的形成》）。
非西洋型近代社會，人民民主想的是奪權，民本來就一無所有，所以要革命奪權奪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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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贵族，所以不能不经过公平审理，由国王随意处刑（法制）；
老子是贵族，所以不能随便没收老子的财产，也不能没有逮捕令就随便逮捕老子（基本人权）；
老子是贵族，所以不经过我们选的代表开会讨论通过，国王说的增税、战争什么的根本不用听（议会制民主主义）——是的，现在人权概念的基础，
其实就是产生在身份制这一“落后”时代的那些特权。
反过来说，欧洲型的近代化过程其实就是把这些贵族的既得权益与下层身份的人共享的过程。
最早的是有一定资产的平民男性（有限选举）；
然后是没有钱的一般男性（男性普通选举）；
再扩展到包括女性的一般国民（完全普通选举），以此类推逐步扩大了适用对象。
既然扩大到这程度了，
那下次与邻国人或者移民享怎么样（区域合并、外国人参政权）?
嗯，那到底合适不合适啊？
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多欧洲国家今天还在不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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