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致中国读者：“中国化”:一种新的历史观

中国化的日本

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與那覇润著

中国化的日本

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致中国读者

当我得知拙作《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被翻译成中文后,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些许困惑。

因为我是一个 在日本的大学教授日本历史的日本老师,而且本书基本上是“为 日本人”写的,所以本书中文版中的“我们”,在翻译以前的原 文中当然指的是“日本人”。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在中国到底能被怎样接受呢?

或者说, 对于为“我们”日本人描绘的这样一幅作为日本人的自画像,中 国人到底会感兴趣吗?

如果我知道会有可能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 语言,是不是当初就不用“我们”和“我国”那样的字眼,而 是用第三者的视点,只是冷静地叙述历史事实,这样不是更好 吗?

——但是,在如此辗转反思中,我突然感到,本书中的这个 代词“我们”,能不能作为指代“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名词这一问题本身,不正是本书的主题吗?

我试图在本书中揭示的历史观,可以说具有双重构造。

第一 重构造是,表面上看似乎同属“东亚”或者“儒教文化圈”的日 本和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实互有一百八十度相反的特征,这就是 导致直至今日还互不理解、不断摩擦的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那 么中国人与日本人就是完全“相异”的人种,当然,用“我们” 这一词指代两国国民,原理上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在本书中试图揭示的

第二重构造是,虽然如此,但是 日本社会却存在着一个定期地试图建设“类似中国社会”的倾向, 

这种动向历史上常常给日本的内部和外部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种 “日本社会向类似中国社会的状态过渡”,就是我所说的“中国 化”的概念(相反,与此相比,虽然极少,但历史上也曾有“中 国社会试图向类似日本社会的状态过渡”的时代。

本书对此也有 论述)。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可以使日本人和中国人双方同称“我 们”的、两国共有的历史体验,也肯定就是确实存在的。

我向日本人提出“中国化”这一概念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纠 正一般日本人中的大部分人所持有的日本“西洋化”了(相反地 中国没有“西洋化”)这一历史认识。

长期以来,日本人坚信日 本从欧美引进了议会制度和民主主义、法制国家和人权理念以及 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增长,

成功实现了“西洋化”,

打败了“西 洋化”失败了的中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

但是这种历史观至少 在两个意义上不是事实。

首先,关于经济增长与军力增强,显然 被认为不可能“西洋化”的中国,今日却已经达到;

其次,在议会政治和法制以及尊重个人自由这点上,日本至今并没有达到 “西洋化”,

在某种意义上甚或可以说(与表面上的差异相反)中 国的状态才更接近“西洋化”。

作为我个人的思想信条,我把近代西洋孕育出来的政治上的 自由理念,作为人类应该追求的价值信奉。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历 史的人,我认为“西洋化”只是在欧亚大陆西端,奇迹地、偶发 地出现的一个极为local(地方性的)的现象,

并不是一件其他地 区轻易就能模仿的轻巧的事情。

无论作为理想的“西洋化”是一 种多么美丽动人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事实是,现实中的 日本和中国的历史,靠的是与其完全不同的原理在运动。

这就是 我动手写本书的动机。

日本曾经因为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最后 以战败的形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当时的日本 人把国家带入歧途的呢?

这里有一种傲慢,那就是在亚洲只有日 本能实现“西洋化”,其他国家反正做不到。

还有一种别的傲慢, 那就是(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在欧美列强中只有日本与以中国为 首的亚洲各国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按我自己的说法,就 是有着“中国化”的经验,所以日本能构建与西洋文明不同的, 适合于亚洲的秩序。

西洋化这一“理想”只要借助军队和资本的力量就能简单实 现这种轻率的意识,以及自认为中国化这一“现实”已经是一种 没有改善余地的理想秩序这种傲慢意识,是“我们”必须一起回 避的。

这里所说的“我们”,在本书执笔阶段指的是日本人。

但是,这一词说不定也包含着中国人。

当然决定这一词语内涵的不 是我,而是现在手持本书的读者诸君。

担任本书中文翻译的是日本山口大学的何晓毅先生。

何先生 还为中国读者理解方便在各页下部新作了详细注释。

另外,因为 我不懂中文,替我做译文校对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彧敯先生。 

谨记于此,深表感谢。

日本因为自己创下的巨大惨祸从而和中国之间产生的历史认 识鸿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的岁月就能轻易填平的。

但是,两国 的人们一起作为“我们”,在互相尊重对方自主和独立的基础上, 共有一个历史的时刻终有一天应该会到来吧。

如果本书的中文译 本能成为迎来那一天的一线曙光,我无尚欣慰。

2013年2月

與那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