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三老”——清末民初南段滇缅边疆上的国家代理人

2017-06-23 09:43

一、前言

在有关云南西南部边疆的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的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清末至民国初年中缅边疆“边防三老”的记载，比如缅宁地方士绅彭锟，“在边疆治军严格，公正廉明，团结土司，对人民宽厚，深得各族人民敬仰，几十年间，澜、双、缅、耿地方安定，与澜沧石玉清、思普柯树勋被称为边防三老”。 1937年，双江县政府为彭锟设立专祠祭祀，云南省民政厅为此题赠匾额“沿边三老，天表一人”，表彰他开辟双江县，“功在国家，德重边民，彪炳千秋，汉夷景仰”。与彭锟一道，澜沧募乃土司石玉清，和车里（今西双版纳）殖边总办柯树勋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缅、中老的国境线的勘界、划界等边界事务，他们与云南南段中缅边界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事务关系密切。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行动力量，深入地影响和塑造了今天中缅边疆中国一侧的社会生活面貌。云南南部澜沧江以西地区，从北往南自临沧至双江、耿马、澜沧、西盟、孟连诸县到西双版纳，现今土地面积约3. 7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台湾岛面积），人口二百多万。按照云南传统的地理区分法，这一广大领域可以分为山区河谷和山间盆地交错的“山区”与“坝子”两种地理类型。传统上，西双版纳即1953年前称为车里的南部边境一带，可分为勐海、景洪等坝子；沿澜沧江西部自北往南，还分布着勐勐、耿马、勐角、勐董、勐允、勐梭、勐朗、勐滨、孟连等坝子，和其间由北向南走向的山脉，比如四排山、马鞍山、孔明山、扎发谷山等，形成了坝子与河流——山脉相间的地理和生态面貌，其间广布着拉祜、佤、傣等少数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山区与坝子交错而以山区为主、族群分布多样、森林广布河流纵横的边疆领域。由于不同族群之间已有长期交往，他们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及方式也各有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本文所谓“国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指的是像彭锟、石玉清及柯树勋这样活跃在边疆的政治精英们，他们从自己所处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和文化身份出发，极大地发挥他们作为社会活动者的能动性，以地方群体代表的姿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西南滇缅边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的转型时期，所进行的新型边疆政治关系及族群身份的建构。在这里，“代理人”的概念源自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对人类主体性建立中的能动性（human agency）讨论。“代理”有时也被译为“能动性”，指行动或表现的能力。在当代解构主义或后殖民理论脉络中，这种代理人的能动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是否具备自由自主地展开行动的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作为又是被建构的。在后殖民理论讨论中，代理人的能动性关乎后殖民主体能否成立，或是否具备抵制帝国权力的能力。具体而言，在有关社会精英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能动性相关讨论中，Ralph A. Litzinger曾经指出，以瑶族为例，少数民族精英在国家政治中，基于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框架，他们能够一方面将个体能动性置于制度脉络之下，另一方面也能够灵活多样地利用制度性条件，创造性地参与到国家的社会文化生产与创造中。

本文的讨论所欲呈现的问题要稍有不同。在国家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同时在殖民地体制扩展的现代性条件之下，处于国家的政治地理边疆之上的各类型社会活动者所能够实践的国家代理人的能动性，既是基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王朝国家扩展时持续呈现的族群政治背景，也是基于中国的或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体制向边疆社会扩展时所遭遇的多样性与冲突。在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变化中的空间与边界因而既是地理生态的、政治体制的，还是经济资源的、族群身份的，国家代理人的作为，因而并非简单的合作或反抗。虽然本文无法在此展开来讨论代理人及其能动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限度，不过我们看到，当中国庞大的政治文化体制面临着重新确定其地理上的边疆的挑战之时，地方上不同类型的国家代理人所展现的社会能动性，就成为特定时期内边疆建构的重要社会力量。因而，通过对近现代国家的边疆建构的历史回顾，正如萧凤霞所言，我们便能够尝试了解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处于特定语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能动者和创造者的特性。“‘空间’和‘地方’其实是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关键时刻，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构建和磨合的结果。”换言之，现代国家的边疆亦有其“地方性”过程，作为国家边界的边疆社会，凭借怎样的社会能动性，在其中活跃着一些什么样的能动者，方才从王朝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状态的？这种转变对地方人民的意义何在？“边防三老”们所代表的地方精英，具备从地方立场来操控国家政治文化资源的能力与手段，使得来到边地的国家的代表们如勘界官员和学者们，也不得不依赖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和作为，方能顺利达成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他们亦获得国家的支持，能够在与不同势力的讨价还价和竞争中，灵活参与边疆建构、协调各方冲突。他们在国家框架下建构边疆、在边疆态势下扩展国家影响的能力，也正是他们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国家的代表之间的区别。

过去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硏究，比如冯客（Frank Dikötter）、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沈松桥等学者多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入手，讨论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从“反清复明”到“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论述和文化建构与政治动员，近代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此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与民族自决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历史阶段论，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少数民族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论述。不过，以往的讨论较少从地方历史脉络来检讨国家体制与族群关系在边疆上的具体变化过程。仅针对精英阶层，不足以详尽了解中国的族群政治、族群身份在国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地方历史情境、表现及其对边疆社会的长远影响。反思从地方建构起来的政治生态如何创造了整体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有助于回归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讨论所缺失的地方历史视角。郝瑞（StevanHairell ）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交替进行的儒家、共产主义和西方传教士三类“文明化工程”，不断推动着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疆群体实施文化教化和身份改造。从这一角度，本文讨论的云南边疆在清末至民国的社会变化，更能够理解到从汉文化中心主义论述下的儒家教化转向到中国民族主义下的“文明化工程”，并非突然间发生的历史转变。边疆上的少数民族与汉人社会，都同时在殖民主义的压力下经历着国家体制与族群关系的转变。因此，如果说“汉”或“华夏”身份的建立，是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上被视为“蛮夷”的群体不断转变为“汉”的结果，那么国家体制深入澜沧江西部山区的过程显示出，基于山区复杂的地理和生态条件，加之族群互动历史久远，国家体制在西南边疆的深入与转变，并非如“以汉化夷”般清晰或明了。

自郝瑞提出“国家分配的民族身份”的民族识别模式以来，学界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实践的讨论，多离不开“自上而下”的视角。本文则更注重检讨在地方历史脉络下，当地族群政治的框架之确立，与汉人移民及其代表人物的国家及文化观念之间密切的关系。早在民族国家确立前，云南西南部山区业已存在的“汉”与倮黑（拉祜）、摆夷（傣）及佤山部落佧佤）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与现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同步进行着，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化更同时设定了边疆社会变革的外在条件。也是就是说，边疆族群政治中的“汉族”政治经济地位的确立与变化，与社会精英从“动员”和“救亡”的立场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理念，其实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以此为基础，才能随之建立基于“救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述，和“汉族帮助少数民族”、置汉族于社会历史阶段之发达的顶端的社会进化理论。从本文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地方社会意义上的云南边疆，在清末民初的国家代理人的推动之下，同一历史时期内，正在以同样的路径参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建设。清末民初边疆上汉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正好掩盖了地方上历史以来的族群对立和各类汉人利益集团对边疆少数民族反抗者的镇压。在地方历史脉络中，界外的“英、法”和界内的“蛮夷”，正是同时促成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界”产生的两个基本元素。

二、清中后期南段滇缅边疆上的族群政治

云南西南部的澜沧江流域一带，在明代逐步形成了以顺宁（今凤庆）为政治中心的由内地汉人移民主导的社会。清雍正九年（1731），云贵总督鄂尔泰先在哀牢山腹地“改土归流”设置普洱府。之后，大量涌入的外省移民迅速改变了土著人口所占的比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因土地、资源而起的冲突。清政府因之不断往南向澜沧江一线推进流官体制。随着内地移民自北而南渐次深入，又形成了以缅宁为中心的汉人移民聚居区、坝区摆夷土司领地（如耿马、勐勐、孟连）、中部山区的佤山和倮黑山及南部的车里（十二版纳）几个高度政治化的族群。这一变化，使得云南与缅甸之间的区域，逐步从原先模糊的边界领域变得日益清晰，实现了边疆化的推进。这一带不仅是是清代普洱茶中“六大山茶”的重要产地，另有的重要银矿募乃银厂、茂隆银厂。其中威远江流域是云南南部的盐井要区，雍正“改土归流”后，产盐和盐课税占云南省20%以上。

例如，勐缅一带原本是倮黑人的聚居地之一，随着移民的增加，乾隆十二年（1747）勐缅实施“改土归流”后，改称为缅宁抚夷厅。改流后汉人定居区逐渐向南扩展，形成了移民沿顺宁、云州、缅宁逐步深入的局面，并逐渐在缅宁建立稳固的士绅集团，取代了原先土司的势力，巩固了府、州、县体制。到清末民初，缅宁坝子及周围山区的外地移民已经达到约八万人，占总人口的80%。各地迁入的移民在缅宁建立了江西、四川、贵州、两湖、石屏、太和、首郡、楚雄等八大会馆，巩固了汉人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在澜沧江东岸新设的普洱府区域，族群关系要比西岸的顺宁府复杂。地理上，普洱以南都没有较大的坝子，迁入移民先后卷入到哀牢山腹地无休止的战争中，许多人继续迁往澜沧江以西山区，即倮黑山、佤山地区。一直以来，这里社会动乱不断，经济资源多为邻近的石屏、建水商人把持，普洱府并没有形成宛如顺宁、缅宁那样稳固的士绅集团。更多的汉人移民继续渡澜沧江深入倮黑山后，成为倮黑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份，转变为族群身份上的“蛮夷”。

因此，乾隆以来，在滇缅交界的怒江与澜沧江之间山区形成了以倮黑山“五佛五经”为中心，西连佤山部落、北接缅宁汉人聚居区、南与车里摆夷（傣）土司连为一体的滇缅边疆领域。虽然汉人士绅、摆夷土司、佤山部落和倮黑山首领之间互不统属，但他们都受制于普洱府和顺宁府的政治与军事威慑，成为清王朝与缅甸王朝之间的过渡地带。

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贡榜王朝（雍籍牙）建立后不断进攻木邦、勐艮及车里各摆夷土司辖地。清政府于是发动了历时四年的征缅战争，耗银一千三百多万两，才与缅甸签署和约，将缅甸重新纳入朝贡体系，恢复双边贸易。战争之后，一位活跃在滇缅各土司地方的和尙杨德渊，逐渐在倮黑山中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杨德渊祖籍酉阳州，在大理鸡足山长大并出家，之后游历上缅甸，在木邦居住。缅甸战后，他来到澜沧江西岸的蛮糯，在倮黑人中传播他的教派。乾隆五十五年（1790）杨德渊在南栅村修建中心佛寺，先后培养了三百多名弟子，其中著名的四大弟子，法号铜登、铜渭、铜碑和铜金。铜碑与江东的倮黑首领杨金往来密切，铜金在澜沧江两岸也交结甚广。杨德渊死后，铜金继承了南栅佛寺的控制权。杨德渊和弟子们活跃在大理、木邦、普洱、顺宁各地，建立的网络遍及云南及上缅甸。经过数十年经营，他们在倮黑山区建立许多佛寺和村寨佛房，成为以佛房为中心的政治体系的领导人。人们称杨德渊为“改心和尚”，于是将缅宁与车里之间绵延数百公里的澜沧江以西沿岸山区，即文献所称“倮黑山”区域，统称为北部靠近缅宁的上改心和南部靠近车里的下改心，以蛮糯、南栅、南北渡等为中心，与清朝官府和摆夷土司抗衡。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四年（1799）间，澜沧江东岸山区的另一部份倮黑土著因“压盐致变”，在威远江流域烧毁盐仓、捣毁盐井，反抗清政府的盐税政策，结果被云贵总督永保、伯麟等人派兵驱赶到澜抢江西岸。随后清军进攻倮黑山，铜金和铜登投降。倮黑村民们不愿意向摆夷土司交纳“山水钱粮”，但愿意听从铜金和尚的领导，于是官吏们命令铜金还俗更名张辅国，任命他为南兴土目，颁给土目钤记。嘉庆十七年（1812）后，铜金领导下的倮黑逐渐强大，土司们联名向云贵总督伯麟控吿，官军再次攻破上改心，将张辅国押往缅宁斩首。

根据总督伯麟的调查，张辅国本人系汉人，到倮黑山当和尙、做了首领。他虽然被杀，但是以南栅为中心的“五佛五经”系统并没有受到破坏。和尚们以南栅佛寺为中心，建立了五个或六个区域性的佛区，整个倮黑山地区称为“五佛地”或“六佛地”。“佛区”略相当于今天的乡，和尚们以某村的佛房为中心，管理区内各村寨，各村建立佛房，村民在佛房中选举头人管理村寨事务。各佛区中心佛房的主事人，一般由南栅佛房委派还俗的和尚担任，这些人在下改心地区被称为“库”（khu35 ）或“苴摩”（jo54 mo53），在上改心以汉语称为“掌爷”。张辅国之子张秉权，逐渐在倮黑山北部靠近缅宁一带建立了更为稳固的权力。在张秉权（拉祜名扎乌）和其子张登发（拉祜名扎鸠）统领的地区，担任佛区首领的“苴摩”亦称“太爷”，张秉权、张登发也被缅宁汉人称为“倮黑太爷”。“太爷”下设六位“掌爷”，每个掌爷管理数个村寨，村寨首领即头人（卡些，kha54 xie33），村民需服劳役、交税，体制与过去摆夷土司管辖下的山区“圏”类似。战争时期，村寨中男子按三人一组各持弩、矛和叉并佩短刀，作战时每人备100支箭，由村寨的兵头（玛巴路，ma31 pa31lu35 ）负责组织,兵器有火枪、射程二百多米的火炮等。在“五佛五经”体系中，各村寨由佛区管辖、向佛区的佛房交税，佛区又属南栅或蛮糯管理、向南栅中心佛房交税。各佛区首领在南栅举行定期集会，各地村民也需要到南栅去朝拜。这个“村落—佛区—中心佛房”三级政治系统从乾隆末年到光緖末年，持续了一百多年，使得整个倮黑山上、下改心地区维持着独立的、政治与宗敎结合又不隶属于摆夷土司的体制。所以，历任云贵总督一直以“驱赶”、“防堵”或“招抚”的政策对付倮黑山。如果不是缅甸的殖民地化，清军不会贸然改变策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用固藩篱”，为划界做准备。

倮黑山南与车里相连。车里即傣语所称之西双版纳（Sipsongpanna）或“十二版纳”。“版纳”意为“千田”或“田赋区”，各“版纳”的划分可以调整。“十二版纳”的划分，或者以一“勐”为一“版纳”，或者以数“勐”为一“版纳”。傣语称分布在坝子中的行政单位称为“勐”，各勐皆属设于景洪的召片领（即世袭车里宣慰使）管辖，如勐海、勐遮、勐满、勐腊、景洪等，由“召勐”协同“司廊（汉译为议事庭）”管辖。各“召勐”官职世袭，但须议事庭认可，并分别拥有土把总、土千总、土便委等土司头衔，负责向属下各村寨收取门户税。土地除召片领拥有的私田之外，皆为各村寨公有，由村寨议事会分配给村民使用。因此，所谓“版纳”，是车里宣慰司向中缅双方上缴田赋的赋税区域单位。元代曾在车里设军民总管府，明初改设车里军民宣慰司。民国初年，车里人口约十七万，现今面积1.97万平方公里。原来的“十二版纳”，因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设普洱府时，将澜沧江东六个版纳划归普洱府管辖，在攸乐（今基诺山）设同知，在思茅设通判。车里宣慰需要同时向中缅双方纳税，并为清政府出兵打仗，即史书所称“土练”或“江练”。鄂尔泰新设普洱府后，定十二版纳交纳赋税粮米1084石，以银折算上缴。各“勐”为摆夷（傣）聚居，周围群山中分布着阿卡（爱伲）、倮黑、布朗等山区族群，属山区“十二火圈”。

总体来说，倮黑山的政治体制还是从各摆夷土司辖下的“圈”中挤占出来的。车里以北、澜沧江以西的其他各星散的摆夷土司，在明、清政府辖下官秩品级相当，辖地一般以坝区的“勐”和山区为主的“圈”为赋税单位。车里之外，孟连土司设“三猛五圈”，耿马设“九勐十三圈”等。在孟连、耿马和勐勐土司的体系中，无论“圈”或“勐”，都需要向土司交纳“山水银”。土司属下设有郞猛、掌猛、郞家、管事、白找、火头等头目，负责收取钱粮、训练兵丁，维持治安。土司有审讯、斩杀权；土地则分为土司所有的官田，由土司派役耕种；村寨所有的火头田，收入归火头（头人）所有。此外，村寨内部，有村民按户领取的“份田”和村寨头人与长老议决、可以灵活分配调整的“寨公田”。在土司制度下，村寨集体对土地有很大的控制权。在勐勐，土司按照固定的税率，每年向各圈收取山水银三百三十两、钱粮近二百四十两。但是，佤山各部落因以猎头阻挡外人进入，土司无法收税，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倮黑迁入澜沧江以西山区后与佤山各部并列，因为“五佛五经”的设立也拒不向摆夷土司交纳赋税，这也就是文献中铜金和尚屡与土司“争地”的原因。

简言之，北起缅宁、南达车里的澜沧江以西区域，不同政治体制相互连接依赖，成为地理上的整体，通称为南段滇缅边疆。其中，摆夷土司往往同时为清朝官府、缅王两边承担赋税，倮黑山“五佛五经”体制则被清政府当作区隔缅甸的藩篱，佤山各部落则透过“猎头”机制，对往来的客商、移民与矿工进行选择，通过判断外来者与各部落之“友好程度”来确定谁可以进入或借道通过佤山，以此设定佤山体制的政治边界。在倮黑山被清军攻破之后，佤山各部落仍然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样，汉人官绅与摆夷、倮黑和佤山之间，形成了相互拉锯的几类政治体制，从而为民国以后的汉族、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的民族识别设定社会历史条件。自雍正、乾隆时期的“改土归流”至清末镇边厅在倮黑山设立之前，上述四类政治体制和族群身份，在相互之间的对立又依赖的互动中，维持着南段滇缅边疆的稳定。清政府随汉人移民而推进流官体制的过程，在矿业萎缩引发的族群冲突及战争中停顿下来，同时缅甸、暹逻之间和摆夷土司之间的争战，也限制了流官体制进一步向南拓的可能性，倮黑山政治体制因以迅速发展壮大，从缅宁到车里的边疆连为一个整体领域。

三、缅甸、越南的殖民地化与边界谈判

英国占据缅甸、法国占据越南改变了滇缅边疆的政治环境，与英法双方协议划定国境线以阻挡英法殖民者的步步进逼，成为清政府最急迫的边疆政策。经过长期的“红白旗”战争，清政府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势力来维持边疆政局，因而在英、法威胁之下边疆局势的变化，成为“边防三老”兴起的直接原因。1885年英军占领曼德勒，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并入英属印度。为了应对缅甸的变化，云贵总督岑毓英派兵从普洱西渡澜沧江，又从北部调集缅宁团练向南进攻，经过数月苦战攻占了南栅和蛮糯，于1888年在倮黑山设立了镇边抚夷直隶厅，隶属普耳府，但因倮黑抵抗不断，镇边厅一直无法有效运作。张辅国被杀之后，倮黑山的领导权由其子张秉权、孙张登发等张家后代继承，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登发之孙张朝文继续领导倮黑，抵抗从缅宁南下的团练武装。自光緖以来的历次战事中，缅宁绅首彭锟和接受清军招安的石廷子父子以及车里的柯树勋，成为替清军作战、镇压倮黑的主力。民国七年（1918），下改心地区的倮黑再次起事驱逐汉人，此时，柯树勋、彭锟、石廷子父子共同率兵镇压，赢得官方褒奖的“边防三老”之名。

当边疆的内、外部环境在短时间内面临着剧烈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回顾 “边防三老”兴起的过程，就成为理解边疆上“国家代理人”的历史情境的立足点。英国占领缅甸后不久，光绪二十年（1894）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方签定边界条约，决定以位于佤山中心、孟定以南界于澜沧江和怒江的支流分水岭为国境分界线，但如何确定界线还需要双方勘定。英国随即派兵进入佤山，被佤山南康乌（即上莽冷，今缅甸佤邦南抗武）联合十二部落（或称“十二召华”）狙击败退。既然英方无法进入佤山，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英方殖民官司德格（James George Scott）与中方负责北段界务的临元镇总兵刘万胜、负责南端界务的迤南道陈灿会勘滇缅边界。从孟定南定河以南至孟连南马河入南卡江一段，因西盟勐梭土司罕炳昭联合倮黑、佤山部落在中国一侧持续抵抗官军，勘界队一直不能进入，缅甸一侧的佤山各部落也抵制英国人。佤山区域在镇边厅设置之后，仍然因为无法进入、不能清晰勘测划分而成为未定界，直至1961年最后划定止。经过长期划界谈判，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英双方仅能依据不同的要求，形成红（英方自绘线）、绿（英方拟让线）、蓝（中方线）、黄（薛福成与英国议定线）四线，绘成“滇缅南段未定界”地图。经过双方数次勘察都未能确定的界线，到了1941年勘界所确定的中立委员线（紫线），最后形成了 1941年划定的未定线，绘成所谓“五色线图”。在数次勘界过程中，缅宁士绅彭锟、澜沧募乃土司石玉清都作为地方代表参与其中，柯树勋也作为地方代表，与车里土司一起参与了中越（老挝）、中缅南端已定界的边界事务。特别是从1894至1941年的至少三次的勘界过程中，如果没有彭锟和石玉清的参与和组织，中方官员很难反驳英方的定界要求。

当英、法侵占缅甸、越南之时，云贵总督岑毓英也正筹划在倮黑山设置镇边厅，准备与英方勘界划界。岑毓英为广西人，起初带领家乡团练到云南参与镇压杜文秀政权，因功升任云南巡抚和云贵总督，他和儿子岑春煊等曾左右西南政局数十年。岑毓英手下兵练在云南都被称为“粤勇”，编为“粤字”、“广字”和“西字”营。光绪十二年（1886）中法划界结束，第二年岑毓英即调兵进攻倮黑山，云南地方人士认为，“张秉权之役，适当云贵总督岑毓英进兵安南失利，亏空至巨，得张秉权父子起事之信，遂长大其词，发大兵进剿。”缅甸与越南、老挝分别在短时间内沦为英、法殖民地，倮黑山已不可能再充当区隔缅甸的边界，但新设的镇边厅也无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全取代“五佛五经”体制，岑毓英及其幕僚便采取招抚倮黑中的投效者为新土司的方法，逐步瓦解倮黑人的抵抗。另外，彭锟又将上改心地区分割出来由缅宁士绅管辖，倮黑山的政治势力便在军事打击、招抚和分而治之的策略下崩溃了。

在彭锟的主导下，缅宁士绅集团废除了勐勐摆夷土司、疏通滇缅贸易通道后设立了双江县，同时柯树勋也在该地区南部分化和打击了倮黑山遗留势力与车里各勐土司的联盟，以“广人”的军事压力实行“土流兼治”。但是在倮黑山中心及佤山，镇边厅因无法运作而形同虚设，边界谈判时断时续，石家便承担起了沟通佤山和倮黑的中间人，策略性地以“非汉非夷”身份，沿袭“五佛五经”体制下的村寨权威体系，与各新设土司结为联姻集团。不过，无论是在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云南省政府一方而言，除了依赖当地这些联姻家族之外，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来经营镇边厅。“五佛五经”崩溃后，从缅宁到车里的整个区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则是，随着缅甸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化而出现的商品经济在山区和坝区的深入扩展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鸦片、茶叶、矿产品和洋货贸易的兴盛，更进一步地推动着边疆社会的变化。

云南曾是清朝最重要的铸币及流通用铜和银的产地，云南地方政府需要将大量生产冶炼的银、铜从各矿山输送到各省和北京，云南边疆的银铜矿产，成为支持清朝政府财政运作的基础。道光以后，云南银铜矿业衰退，并引发了咸丰、同治年间民间称为“红白旗”的杜文秀起义（1856—1872）。自同治七年（1868）开始，“京师自滇铜停运，鼓铸不能”。经过18年的 “红白旗”战事，云南地方经济越来越依赖鸦片贸易和大锡出口，到了民国初年唐继尧时期，鸦片烟税几乎占到财政收入的40%，鸦片收益成为支持民国滇系军阀的重要财源。缅甸殖民地化之后，滇缅交通线路畅通无阻，双江和勐海逐渐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逐渐兴隆的对缅甸和暹罗贸易，成为地方上的另一大宗收益。澜沧江沿岸为茶山集中之地，滇南茶叶开始大量由勐海往英缅一方输出，甚至通过印度输入西藏，总量每年平均在五千担（每担散茶重一百斤）以上。澜沧江以西的江外车里各地，茶叶总产量在民初每年为两万担左右，江以东各茶山产量每年约两、三千担，茶价则每斤七、八元至二十余银元不等，江内茶市场价是江外茶的数倍。勐海一带随着汉商的增多，逐渐成为车里的茶业中心。民国双江设县后，也逐渐开设了11处市场，成为“六大茶山”之外的另一大茶叶产地，每年产茶叶约一万担，地方收入约二十万银元。作为倮黑山北部的通道，商人也从缅甸腊戌入口洋货到双江，以洋纱、洋碱、布匹为大宗，地方社会经济在短短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族群政治层面，缅甸、越南的殖民地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文化上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地方大员而言，对滇缅边疆的经营除了考虑开拓税基、改变土地制度和管制新增移民人口之外，对倮黑山、江外土司的态度，或受制于与缅甸交战的风险，或看重缅王朝贡的意义，将两江之间的倮黑山、佤山视为“藩篱”，才为“五佛五经”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可能。缅甸、越南的殖民地化也促成了边疆社会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商品经济和贸易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山区社会更加依赖那些能够沟通各地的汉商。佤山各部落因为成功地维持着地域边界，迅速成为云南乃至东南亚最重要的罂粟种植区，持续地以鸦片为民国初年滇系军阀的连年征战提供重要财源。但是，一旦单一经济作物成为日常生活的依赖，作为维持佤山在区域性的族群生态中的地位的文化机制，“猎头”和“剽牛”就越加显得重要。在族群及政治边界得到稳定维持的情况下，佤山各部落转向为以出产的鸦片贸易粮食，并输入大量牛只作为维持社群关系的重要文化手段。这样，远距离贸易的商人们，便透过石家的网络所控制的贸易渠道，将边疆与内地联系起来，也为佤山维持其族群与社会边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逐渐地，通过佤山和倮黑山，云南与缅甸的贸易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后稳定增长，茶叶、矿产品输出到缅甸换回洋纱、武器和其他工业品。缅宁等云南内地社会也因此逐渐透过远距离马帮贸易扩展其商业贸易网络、推进地方整合，民间依赖于洋纱的纺织业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些经济上的变化，都为民国初年云南及西南地方社会的地方整合，奠定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

四、彭锟与缅宁士绅集团

以倮黑山为中心，南段滇缅边疆成为国家体制与族群政治激烈交汇的领域。以“边防三老”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精英，通过对国家政治文化正统话语的操控、抵抗或调适，成为塑造边疆社会的重要力量。数十年内，中、缅两国的边界线逐渐被固定下来，在新型国家体制下，边疆的意义逐渐由地理上的领域转变为分割群体的界线。

彭锟（1855-1928）是缅宁汉人士绅的首领。缅宁改流之后，彭锟的一位族祖从江西吉安府来到缅宁做教书先生，随后另一位族祖也来到缅宁，参加了改流之后的第一届科举考试，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这位举人在与倮黑的战事中阵亡。待彭氏在缅宁建立根基之后，更多的宗族亲属从江西迁来，彭锟的祖父也于嘉庆年间来到缅宁做生意。彭锟少年时逢“红白旗”动乱，科举停办。他十岁丧父，十三岁学裁缝、十五岁学染布，同时兼读私塾。十九岁到顺云协任职文书，因办事干练，很快得到上司、顺云协副将丁槐的提携。丁槐派他领兵进攻勐角、勐董佤山，因功获授九品职衔。丁槐后来办理台湾军务，又出任广西提督。得到了丁槐的赏识，积累资本人脉之后，彭锟在澜沧江马台渡口开设盐号，贩售景谷盐井运来的私盐致富，随后在缅宁倡建江西会馆，并以会馆为基地组织“洞经会”操演洞经，举办团练。光绪十三年（1887）岑毓英集兵进攻倮黑山时，三十二岁的彭锟已经是缅宁团练的首领了。进入衙门获得官僚的赏识，贩卖私盐因以致富，成为地方绅士操办团练，是彭锟将缅宁官绅势力扩展勐勐和倮黑山，成就其“天表一人”之功勋的出发点。

在“红白旗”时期，倮黑山首领张秉权与占领缅宁的回民白旗军关系友善，杜文秀政权也向张登发颁授官印。光绪七年（1881），张秉权的势力已经延伸到缅宁南部，威胁着缅宁坝子。光绪十三年（1887），岑毓英派兵进占倮黑山，张登发、张石保等被俘押解缅宁，“当讯判二倮黑（张登发）时，跳荡不服，以言语不通，终被枭首”。当地父老相传，张秉权、张登发父子在与清军作战时，“登峰设险，如履平地。其所用之弩重三百斤，官军五、六人不能上，二倮黑以一手一足运用自如。弩箭均用毒药浸透，百步之内，于之无幸免。”即便张登发祖父张辅国本是汉人，在倮黑山做了首领后，他的后代已经与汉人语言不同，审之跳荡不服，成为一个文化和身份上的倮黑（拉祜）了，他们在拉祜神话中屡被提及，或为“开山佛祖帕”，或者是重生的厄沙佛祖，领导拉祜打回到勐缅密缅（缅宁）去。这里可以看到，张辅国、彭锟代表了汉人移民不同的在地化策略。张辅国及其后代成为动员倮黑山宗教运动的领袖，也改变文化身份成为拉祜，彭锟则代表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势力，在缅宁参与建立了边疆上的“汉人”的政治文化体制。

岑毓英认为，倮黑山地域辽阔，周围耿马、孟连和勐勐等土司无法与倮黑抗衡，官军一撤，倮黑必然又要重新组织起来。当缅甸前景未明之时，更需要设立镇边厅，勘察土地人口和边界，确定可征粮赋。这样，作为边防前沿的缅宁顺云协、景谷威远营，就有了屏障。在此次战事中，彭锟带领缅宁团练一路攻到南栅，将倮黑山“五佛五经”的政治宗教核心摧毁。

镇边厅虽然建立起来，清政府仍然无法有效治理倮黑和佤山。由于不满各地越来越多盘剥生利、占据土地的汉商与新迁入移民，光绪二十九年（1903）倮黑山和佤山各部在鲍岩勐、刀文林等各族头领，在张登发的另一个儿子张朝文的率领下再次起事。他们自称“仙人”，以跳葫芦笙聚众动员，各地佤族、倮黑村民纷纷聚集响应，攻占勐勐城，驱逐汉人移民和商人，准备与缅宁方面决战。彭锟再次率领缅宁团练出征，缅宁地方官萧泽春记述说，“泽春捧檄权缅，初抵腊丁，即闻上改心猓匪肇乱，戕官焚掠，蹂躏缅边。次日莅衙接篆，警报迭惊。维时耀南（彭锟字）先生亟来晋谒，一见即伟其风度，知为非常人。与谈戎事，韬略素娴，慨然以出征自任。越二日，即亲率团营前进，忠勇飈发，猛锐云兴，由临安（宁安）直捣蛮糯，势如破竹，犬羊巢穴一捣而空。斩逆首张朝文、伪仙人罗扎布等，其余俘虏，夺获枪弩军械不可胜计。当之者无不辟易，观者疑为神兵。”从地方官对绅首彭锟的赞誉之辞、之态，我们能够真切体会到缅宁官绅的特殊关系。此次镇压倮黑战事，彭锟率领的团练已经是作战主力，而双方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变成了倮黑和佤山部落与坝区缅宁汉人、勐勐土司之间的争夺与杀戮。战事最后以倮黑首领李三民等人逃往缅甸吿终，彭锟获授管带、五品县丞职衔，驻守南栅。此后，以商而为绅，又以绅而为官，彭锟在战争中建立起地方政治权威，成为上改心的实际统治者。他意识到，土地权、司法权的变更是不同政治体制之矛盾的症结。随即，彭锟在勐勐各圈陆续实行改革，废除土司制。按照新的规定，各村火头田作为学田，用以开办学校；废除土司的司法权，所有案件须交由缅宁厅审理；简化行政，每圈设圈目一人，后又改为区，以里长管区，将百找、火头改为甲长，按上、下等户每年收取不同数额的门户钱。在靠近佤山的地区，将村民编定屯册，按壮丁三抽―、五抽二的方法训练屯练，由负责军事的屯长操练。所有山水钱粮照旧收取，除余留部份为屯练经费外，其余上缴缅宁厅。在彭锟的长期经营下，1926年，镇边厅所属上改心与缅宁县所属勐勐合并，成立了双江县，到彭锟去世时，县、区、乡、镇、里、邻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每里约管辖一百户。双江民国县制的建立，废除了土司的权力即确立了土地买卖和私有权，将新移入汉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合法化，彭锟不仅得到了汉人移民的支持，也增加了缅宁厅的财政收入，为缅宁官、绅谋取了新的利益，汉人移民的土地权、官府的司法权和汉商的贸易机会，都得到了政治上的保障。

作为地方代表，由于彭锟曾经数次深入佤山和南栅一带，应中英边界谈判和勘界的需要，彭锟绘制了详尽的沧源、耿马、镇康、孟连、西盟各处地图，以供清政府与英方谈判的需要，并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随即，云南官方指派彭锟参与了第一次中英勘界（1899-1900）。此后，正值彭锟领军镇压倮黑张朝文起事的同一年，又将次子彭肇纪送到日本留学，同批赴日的还有缅宁同乡叶荃、赵又新等人。他们在日本期间与云南同乡唐继尧、顾品珍同学，同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缅宁同乡三人又与李根源、程潜、阎锡山等一起加入同盟会的中坚“丈夫团”。彭肇纪参与云南同乡在东京创办《云南杂志》，在留日学生中宣传民族主义，《云南杂志》成为民国创建时期宣传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渠道。此间，彭肇纪在给父亲彭锟的家信中说，云南同乡组织出版《云南杂志》，目的是输入文明观念，抵御英法。特别注意“西南与英人交涉之原委。大约每次划界，由某处至某处，某年、某月何人为界员，共让与英若干里，并交界处，我以何处为重镇，其地为何种人的地方，有无烟瘴，能否驻兵。土司佧倮各种之历史，大约何种人，性质若何，何种人之土地，划归英者几何”。云南留学生对边疆问题的关注，涉及到抵御英法的民族主义动员。彭肇纪请求父亲提供边事详情和地图，特别是张登发起事的经过、与英国的交涉等。他向父亲解释《云南杂志》备受留日学生重视的原因是，“前日外省人甚小视云南，谓蛮夷人。杂志出现，其中好著作甚多，且抵制英法，调查边事不遗余力，于是名声大噪。前之轻视滇人者，今反敬服滇人。敬服之不暇，从而请教之、恭奖之。如四川留东千七八人，尚不以英法图谋四川为意。今屡见杂志之拒英法以保云南不亡，伊始猛醒，起而议出《四川杂志》，河南同乡会亦出《河南杂志》”。彭肇纪与缅宁同乡及好友叶荃、赵又新等人返回云南后投身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1915年，叶荃招募数千名缅宁、云州、顺宁子弟，奉调编为护国第五军。1917年，唐继尧委任叶荃为驻粤滇军总司令，又改任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彭肇纪出任参谋长负责军需物资，赵又新也任第二军军长，三人同为滇军中的重要将领。1921年，彭肇纪在昆明经营“中和茶庄”，并以之为据点与叶荃等人密谋倒唐，不料消息走漏，彭肇纪被唐继尧俘获枪杀。作为父亲的彭锟，则在主政双江县之后，于1925年采取强烈姿态，驱逐从缅甸景栋进驻双江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伟里（WilliamYoung）父子，他将传教士逐出双江的取态，更常常作为地方力量反抗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一大功迹。

彭锟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江右移民”身份，建江西会馆，又建祠堂修族谱，在双江办学校，以在佤山和倮黑山建立汉人的政治文化正统为己任，面临的始终是边疆政治中的族群冲突和“汉”、“夷”矛盾。不过，这些事件到了儿子彭肇纪那里，就成为另外一个意义的问题，即“调查边事、抵制英法”以摆脱外省人面前云南人的“蛮夷”形象，另以“滇人”论述加入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动员。此时，边事一方面对内是种人的问题继续，另一方面对外是“拒英法列强以保云南不亡”的救亡号召，《云南杂志》的主办者们于是将家乡的边疆问题带到日本，成为参与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理据。然而不同的策略是，彭肇纪强调的“他者”不再是“蛮夷”而是“英法列强”，他和他的同盟会同乡们转而强调自己的“滇人”身份、是云南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自己也成为缅宁集团的代表者，参与到“护国运动”和云南地方军阀的征战中，或陨命于同志与对手的刀下。彭肇纪等留日学生率先强调“滇人”身份、“拒英法以保云南不忘”，以“滇人”认同来动员救国救亡的民族主义，多少与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一脉相承。从彭锟到彭肇纪，清朝缅宁士绅的政治势力进而延伸到了民国云南军阀集团的核心。在父亲彭锟那一代，政治上的对手主要是倮黑山的张登发们；到儿子彭肇纪这一代，缅宁子弟兵已是滇军翘楚，他们不但要以抵抗英法为号召建立民国，还要与唐继尧们去竞争“滇人”的领导权。清末民初，当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动员兴起之际，滇缅边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另一类中国的救亡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当官绅政治经济权益在倮黑山扩展时，官绅政治的另一端也延伸到“滇人治滇”的地方军阀体系内部，边疆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也成为促使边疆政治与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地方军阀势力等不同力量联接、混合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从李根源与章太炎的密切往来及他们与各派地方军政势力的联系中看到。

五、澜沧石家与地方联姻集团

在进攻倮黑山之前，岑毓英先进行了调查。在当时看来，“倮黑由外处迁徙而来，生齿日增，势力滋长，卡佤东部寖为占据，卡佤乃渐次西移，是以东部多倮黑。而倮黑之中复有黄倮黑一种，其头目十之七八皆有李、赵、石、张等姓者，自言本江西人，其祖辈到此已安家数世矣。此种黄倮黑，几占厅属之半。……其后，内地人或亡命藏匿，或行商至止，人地既熟，择邻而处，多娶土人女为妻，率皆富甲一乡，浸假而握地方大权，浸假而充土人豪率，此本境望族类多汉人之故也”。根据石家的家谱和传说，石家祖先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跟从沐英从江西进入云南的军户，在哀牢山区景东卫落籍。乾隆年间，石姓中就有人迁到景谷牛肩山定居，与倮黑通婚。嘉庆元年（1796）因清政府驱逐倮黑的战争，石家先祖随同过江逃亡，来到“五佛五经”属之下的王佛爷辖下大山一带。“我们姓石，我们的祖先都是汉族，这一带各村还有姓舒、周、李、董的，不过我们现在都是拉祜族了。”石家的渡江始祖后来娶了当地大户吴姓的女儿为妻，生子石麟。石麟之子其后与他的侄子石成义都参与了镇压澜沧江东景谷、思茅与回民白旗军的战事，在岑毓英奏请招降之前，就曾经获得过清朝的土职钤记。

进入倮黑山后的许多江西、湖南移民，有的成为地方首领，有的与土著通婚，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倮黑或者佤族。倮黑山接受招降的原来“五佛五经”头目，大多是随倮黑一起流徙的移民。所不同者，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汉人移民，比如张辅国及其后代张登发、张朝文等，则选择了与清政府对抗的道路，以“佛祖帕”的名义继续反抗，因而他们也更加“倮黑化”，被村民看作重生的厄沙佛祖。后来，李芝龙的儿孙也重新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成为倮黑的首领。因此，在“五佛五经”属下各部首领中，许多是汉人移民成为倮黑首领的，例如活跃在澜沧江渡口一带的大山石朝龙、石朝凤兄弟，和下改心南部雅口一带的李芝龙。于是，岑毓英采取间离手段，招安各派倮黑首领中比较容易争取者授予世袭土职。缅宁乡绅邱德凤于是奉命过江招降石家。石家兄弟石朝凤、石朝龙与他们的侄子石廷子积极响应，与清军配合，倮黑山各派苴摩于是分裂，“五佛五经”骤然离心。岑毓英剿抚并用，李芝龙获授土都司，石朝龙和石朝凤之孙石光玉获土守备，李齐芳、李春先获土千总，张文科、石廷子为土把总，李大昌、萧修武为土外委，这就是新设九土司。由于石家和各接受招抚的土司多据于倮黑山边缘，早已控制了交通要道，在接受招安之后，各派系土司们都参与镇压倮黑、保护镇边厅官员的军事行动。接受招抚的第二年，各家新设土司纷纷带土兵效力，进攻其他各地的倮黑，而其中又以石家最为得力。

石家土司可分为两系：石麟传子蛮海土守备石朝龙、大山土守备石朝凤。石朝龙的子孙皆因率兵攻打“五佛五经”之“允帕佛”，再次因军功获受土都司衔；石朝凤则负责进攻“东主佛”获军功，其子石玉福在1918年因倮黑围攻圈镇边厅城，带兵解县长之围，随后被委任为圈糯区长。石成义一系，子石朝经传石廷子，石廷子传石玉清，至石炳钧1952年出走缅甸。

尽管“五佛五经”已经瓦解，许多倮黑首领仍然继续顽强坚持抵抗西进的清军，逐步退向西盟，与佤山部落和摆夷土司联合。光绪十七年至十八年（1891-1892）间，清军才最终招降了退入佤山的“三佛主”。光绪十七年（1891），镇边厅同知王绩威巡察早已封闭的募乃银厂，筹备重开银矿。不料，为数不多的官军被数千倮黑军围困，镇边营参将尉迟东晓前往营救，结果中毒箭身亡。石廷子、李芝龙等人赶来，经过苦战将王绩威救出，抢出尉迟东晓的尸体，官方因石廷子的战功，将募乃老银厂地区一并交付石廷子管理，成为“世袭贤官兼募乃土把总”，除原有大山乡一带各村寨之外，还领有镇边厅中部的86个村寨、三千户居民。从此，石廷子从澜沧江边迁往募乃，逐渐将这里变成出入佤山的门户。石家初期的经营获得了王佛爷佛的支持，同时也参与江东岸的政治冲突，所以石家早已经营着来往澜沧江两岸、沟通各地的政经网络，与其他各家地方首领控制了澜沧江渡口和佤山交通线。民国成立后，镇边厅改为澜沧县。各家土司又在澜沧江边建立盐仓，向县政府承包了在渡口收取捐税的权利，控制了两岸的贸易。从石家土司屡屡救援清军的战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是不能不依赖石家的地方武装的，这也是边界问题出现之前，清政府不愿贸然进占倮黑山的原因。民国建立之后，这样的局面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石廷子之子石玉清（1886-1937）承袭闲官兼募乃土把总职衔，募乃一带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商路恢复，募乃矿区再度繁荣。由于募乃是银铅伴生矿，各地商人、矿工返回募乃开办铅厂，将过去数百年间炼银废弃堆积的铅矿渣熔炼为铅锭，运往缅甸售与英国商人，每年出口量在50至150万斤之间。募乃土司的影响也随之扩大到民国时期的澜沧县各地。1936年，参与边界勘察的历史学家方国瑜到访时，石玉清“年已五十，忠厚长者也。自言原籍江西，来居滇已九代”。方国瑜引述当地人的说法，“石玉清原系黄倮黑，后归汉，在大山蛮海一带权威甚大，人民皆乎为石大人”，但是，“惟余询土民，多言玉清为汉人”。在田野调查中，一位曾追随石家的拉祜老人谈到，石玉清之子石炳麟总是讲拉祜话，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拉祜，要抵抗那些从别处来的汉人”。在过去数十年间，石家在解释自己的族群身份时，总是策略性的、因对象而异。一方面将自己看作是“五佛五经”被摧毁之后倮黑（拉祜）的头人，另一方面他们又记得自己的祖籍为江西的“汉人身份”。在这里，石家土司无论在自己的社群中，还是在接待各类访客时，都具有两重性和模糊性，以方便地运用他们介乎“汉”与“夷”之间的优势与资源。这一身份和地域的优势，使得石家在文化上能够沟通汉、倮黑与佤山各部落，并与整个倮黑山地区控制各地的豪强大户，结成了一个紧密的通婚网络。

石玉清娶九土司之一的萧修武女儿为妻。萧修武的父亲原是从江西吉安来“走银厂”的矿工。萧修武娶倮黑女子为妻，成为往来缅甸、佤山和江东景谷县的商人，拥有自己的武装和马帮。他从缅甸贩来洋货，也从景谷运盐到佤山出售，精通倮黑和摆夷语，与勐角、勐董土司是至交，过佤山到缅甸腊戌、曼德勒通行无阻；于是，他的外号“萧百万”在倮黑山家喻户晓。萧修武次女萧二娣嫁给石玉清，也将萧家的商业经验带到石家来。民国以来，滇军政府实施“禁烟”政策，即当鸦片贸易需要部份地禁止的时候，留下来的鸦片产区也比较容易控制。石家也因鸦片贸易而收入剧增，这主要得益于萧二娣的经营和募乃石家与西盟、雪林等一直盛行猎头的佤山部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猎头，汉商无法进入佤山，云南督军唐继尧曾派一营官兵攻打佤山部落，结果全军覆没。佤山、倮黑山一代出产的鸦片不但量大，尤其是募乃出产的鸦片，在著名的“云土”鸦片中质量最好，全省大的烟商多少都和石家有生意往来。继唐继尧之后，龙云主政云南，石家的财富与日倍增。萧修武之子萧臣荣在昆明读书时，与龙云四子龙绳文拜为结义兄弟。这样，萧家、石家与龙家联为一线，最昂贵的鸦片也是先由石家送到玉溪，由龙家派人用私车运到昆明，绕过宪兵盘查。民国以来，石玉清一家逐渐控制澜沧县主要的鸦片市场。每年冬春鸦片收成季节，各地大小商贩云集募乃，有的人赶着大群的水牛、黄牛来与种烟的佤族和倮黑交易。春天播种前，佤山部落各村寨需要剽牛祭祀，部落头人也以剽牛的多少确立其权威。在石玉清次子石炳麟的努力下，鸦片贸易集中到完全由石家控制的、特定时间内的专门市场来进行，即在南本、木嘎、募乃等地开设“烟会街”。“开‘烟会’是石家首创的。国民政府禁烟，要将政府治所变成无烟之地。但是石家在‘烟会’中的角色，主要目的是维持秩序，搭一些遮盖的棚子、盖茅草房供应给商人做生意。后来由胡有祥（萧二娣侄子）负责，又去木嘎开了一个烟会街，但最热闹的是南本烟会，主要是佤族来交易。政府禁烟禁得越多，烟价就越高。‘烟会’上，满山遍野都是水牛。民国二十八年（1939）前后，澜沧一带输出的鸦片烟达到二十五万余两，合一百二、三十万元半开（半开的意思，是两枚合为一元，一枚为半元面値）。”出于对石炳麟个人魅力的敬佩，西盟佤山酋长岩顶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拜石炳麟为义父，石家成了中课班箐部落最好的朋友。澜沧石家与佤山的特殊关系，使得佤山中、南部各部落也不得不依赖于石家所控制的市场来输出鸦片，购进粮食和生活用品、输入牛只以剽牛和猎头维持村落中的凝聚力与部落间的紧张关系，佤山因之能够以“生佤猎头、熟佤保商”的名义，维持着社群边界和地域控制。

石家因此成为在佤山划界的重要依赖对象。石玉清继续以儿女亲家扩展石家的影响力，次子石炳麟娶了舒炳忠之女，舒炳忠追随倮黑“三佛主”进西盟山，与三佛主的女婿李通明共同管理西盟山；长女嫁给控制与车里交通的酒房土目杨德明为妻，次女嫁给湖南移民后代的县参议长黄道能之子为妻。不过，如果与缅宁绅首们比较，民国时期的澜沧大户最重要的资源，却是与佤山部落、与倮黑（拉祜）人的密切关系，共同成为生意上或者政治的合作伙伴。由于这些大户控制了鸦片市场，他们的网络也直接深入到滇军上层。总之，沟通上下、交通佤山，得益于联为一体的石家和萧、杨、黄、李等各豪强大户共同的优势，得益于他们跨越族群界限、半汉半夷、能汉能夷的文化身份及其极具穿透力的边缘特性。因此，石玉清才成为中英划界的重要活动者。

1935至1936年，中英再次会勘边界，石玉清应邀担任中方顾问。此时，佤山各部落首领称为“十二召华”，其中大部份都希望在勘界后划归中国。中、英两国加紧在佤山活动，希望在测量和确认“分水岭线”时以己方为重。石玉清派亲信、石家师爷张石庵以澜沧县长名义，向各佤山部落头人发放了委任状和银牌，动员头人组织“召华自治政府”。不过各部落间积怨甚深，佤山政府无法组织起来，但是这些活动将澜沧一方的影响在佤山做了极大动员。石家召集西盟佤山头人到会议地点勐梭向英方示威，表达要求划归中国的愿望。石玉清、张石庵等人又以澜沧县名义组织“通讯社”，向全国报馆发通讯，以防最后将西盟划归英属缅甸。当双方勘界委员于1936年春节期间汇集勐梭时，石玉清组织“新春同乐会”，调集倮黑和佤族村民，在头人带领下扛着中国国旗，到双方开会地点跳葫芦笙，对天鸣枪放炮，歌舞通宵达旦两昼夜。勘界中立委员只好对英方表示，这里属于缅甸实在没有理由。最后双方代表闭门会议，确定了国境线走向，即后来宣布的1941年线。

石家最初是清政府深入倮黑山的依赖力量，民国以来又成为一面沟通佤山部落、一面深入滇系军阀上层的地方势力。以其代表地方联接滇军上层的能力而言，石家与彭家是一致的。可是，车里的柯树勋却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被“滇人政权”疏远和排斥。这一变化亦说明，在向民国转变的过程中，地方化的滇军体制排斥了与过去的清朝关系密切却不能够在地化而成为“滇人”的其他汉人势力，国家的边疆和地方政权的主体，都经历了重新确立的过程。

六、柯树勋的“广人”武装集团与车里土司

中英滇缅、中法滇越边界的划定，都必然交接于倮黑山以南的车里。在进攻倮黑山的同时派出另外一支军队控制车里，才能兼顾英、法的威胁，将滇、缅、越（老挝）的分界三角，从模糊的车里土司与勐艮（景栋）、老挝各摆夷（掸傣）土司之间划分出来。柯树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跟随中法勘界委员、岑毓英的亲信黎肇元来到车里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法滇越划界刚结束，英国就派兵到景洪向宣慰刀承恩宣称，因为车里宣慰承袭是由缅王批准的，现在缅甸属于英国，“十二版纳”也应归属英国，被刀承恩拒绝。此时，倮黑山首领张朝文、扎法、罕炳昭等人正在与清军作战，迤南道陈灿派兵进驻车里，以图监督车里宣慰与法国、英国的往来，防止各勐土司与倮黑山首领联合，防备英国与法国乘机侵入，保证讯息畅通，以便在划分边界的敏感时期作出迅速反应。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灿与英方官员勘定了“十二版纳”的滇缅边界，从北部孟连土司所属南卡江起，南过打洛，沿南览河、南雅河至澜沧江，即后来所称的“滇缅南段已定界”。这样，澜沧江成为车里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的界河。

柯树勋（1862-1926）先在广西投效岑毓英亲信何元凤部下，随部入越南，因作战勇敢，升任滇越铁路工地巡防管带。滇越铁路工程由法方负责，中方参与，柯树勋于是有机会与法国工程人员一起工作，学习测绘和建筑工程中的许多管理和技术，成为滇越铁路河口边镇集军权、政权于一身的要人。宣统二年（1910），当勘界委员黎肇元请求总督李经羲增援镇压车里境内勐海、勐遮因土司争袭事件引发的地方动乱时，李经羲决定派柯树勋带领能“烟瘴”的两广兵到车里。八月，柯树勋带领粤勇到达勐海，当地民谚说，“包谷戴红帽，广马就来到”。正当玉米成熟时节两广兵进入了西双版纳，在当地人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同治时期，勐海曾因召勐承袭与车里宣慰司发生过冲突，在普洱镇总兵的界入调停下平息下来。光绪年间，版纳六顺（今普洱市翠云区）土千总刀继善与勐遮召勐刀正经合谋，支持在勐海与车里宣慰对立的一派，反对车里宣慰刀承恩，以图取代车里宣慰，驱逐聚集勐海的汉人茶商。官军前往援救车里宣慰，双方于是在顶真（今景真）会战，事称“遮顶之乱”。倮黑山的首领李张国也率领倮黑队伍赶来，加入刀正经一方与官军对垒，意在驱逐汉商、占领景洪。双方对峙五个多月后，官军会集的土练和汉兵已经超过了一万人，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汉人官兵开始患疟疾大量死亡。柯树勋带领1300名两广兵前来增援，不足一个月就为黎肇元解了围，以新式武器和灵活战术赢得了战斗。“柯树勋平息了这场叛乱后，就没有再回内地了，把部队撤到景洪驻扎下来。柯树勋还在景德建立了衙门，把西双版纳划为八个区，每个区派一个汉族区长。自从柯树勋到西双版纳后，百姓的负担加重了，百姓的户头税变成了两份：一分交汉官，一分交傣官。”历史上车里宣慰（即“召片领”）及下属各土司（即“召勐”）的争袭，往往有周边各派摆夷势力的较量和云南官方的干预。车里也习惯以两套系统来应付清政府和缅甸国王一方，既希望双方都不得罪，也要同时面对双方的压力。“遮顶事件”发生后，柯树勋的干预一方面有界入边疆事务新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车里“十二版纳”内部各土司的冲突和来自缅甸，特别是勐艮和木邦的其他土司参与相关联，需要将联为一体的土司们分开。

1911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和官军进入车里，以及不断推行的新政策，摆夷村民的不安情绪逐渐在车里各地蔓延。大家传说，勐勇某村有一只黑母鸡忽然会讲人话，唱了三天歌。主人岩那夫妇将黑母鸡的歌用傣文写下来，在各勐流传，鼓动打击、抵御汉人，以免重蹈遮顶失败覆辙。各地村民都将遮顶事件看作是抵抗汉人和汉官支持的宣慰刀承恩的战争。同时，柯树勋计划推行“改土设流”，地方头人也以民间的反汉情绪为警号，希望驻军不要轻易设流。第二年，柯树勋还是在景洪设立了“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自任局长，清查户口，按户征收银元二元，并设立了劳役税、特产税等新税种，委派他带来的手下为新设各区的区长。在对待汉商不断入侵的问题上，车里各召勐与倮黑山头目的态度相类似。清军过江之前，车里北部的倮黑山已经是重要的鸦片产区，镇边厅建立之后，汉商过江贸易受到保护，倮黑烟农失去了“五佛五经”时期的政治经济保障。民国以来，“澜沧山多田少，粮产不足，四山倮黑，大都依赖栽种鸦片为生。雅口一区，汉人前往经营鸦片生意者众，蔚成大市。当地汉人，平昔于倮黑不无盘剥为利者，倮黑拙于心计，因此一年辛苦所获，既不足以果腹，更难求蔽体。见汉商之居住其地者，勿须辛苦耕作，而衣食丰赡，逐年对秋烟之交纳，复多苛刻，种烟之倮黑，几无不欠下子孙债者”。所以，“杀官废债”成为倮黑起事的原因，与汉商通过在粮荒季节放高利贷以收获“秋烟”抵偿本利的盘剥方式有关，也与倮黑山在商品经济侵入之后，普通村民因“五佛五经”的崩溃而缺乏政治保护有关。在大山、募乃及黑河沿岸山区的倮黑山中部一带，石家尚可以以自身介乎汉、夷的中间性，以烟市和限制高利贷的形式维持村民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在倮黑山与车里邻近的地区，原来李芝龙控制的雅口一带，汉商的侵入加之官军的打击，逐渐消解了李家的权威并引起反弹，李芝龙的孙子李龙、李虎兄弟又成为领导倮黑驱逐汉商的首领。新一轮的冲突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禁绝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除佤山之外，地方官吏纷纷派人到处铲除烟苗，以应付检查。一位从四川到雅口谋生的把戏（魔术）艺人丁三吉，人称“丁把戏”，因不平于汉商对倮黑的盘剥，自称“仙人”，作为军师与李龙、李虎合作，沿用过去宗教动员的方法，组织发动倮黑驱逐汉人。他们与车里各召勐密谋串联起事，相互支援。“至民国七年（1918）春二月，仙顶营附近倮黑首先倡乱，一举而将雅口烧抢一空，杀死汉人不少，自此以‘灭汉’为号召，各地倮黑蜂起响应。在雅口扫荡三日后，蛮蚌、蛮宋等处倮黑，起而逐杀汉人，并杀死蛮蚌土司，将蛮蚌烧抢一空。”与大山土司石玉福配合，柯树勋带领兵北上救援，与普洱方面援军合兵，沿途柯军杀死倮黑一千多人，最后将丁把戏俘虏。进攻倮黑山时，柯树勋命令车里宣慰的继承人、刀承恩长子刀栋樑随同带土司兵参与对倮黑作战，本来策划驱逐汉人的摆夷头人和召勐们，只好因柯树勋挟持了刀栋樑而放弃计划。大量倮黑民众战败后被迫迁往糯福，南下缅甸。

在南段未定界山区的禁烟运动，也因倮黑的抵抗而失败◦ 1920年，云南一方以缅甸麻栗坝（今果敢）、木邦等地的鸦片出产量庞大并大量贩往中国内地，英缅方的戒烟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于是开放烟禁，以获取支持滇军作战的财源，每亩罂粟科罚金二元，车里共认种六千多亩罂粟，上缴云南省库罚金一万九千三百多银元，沿续六年。第二年，车里再开征茶税和百货厘金，随后车里八区改为八县，柯树勋于是将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新增收益控制起来。1924年，柯树勋带领新任车里宣慰刀栋樑和各勐的召勐、头目组成“觐见团”，前往昆明参观并受到唐继尧接见，“借使边人瞻仰民国规模，汉官威仪，部队军容，文教建设，俾亲身体认内地之广大，民物之众庶，以开拓其眼界，扩展其心胸，怯其锢蔽自大之念，泯其自外携二之心”。后人有言，这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次少数民族观礼团。“因柯树勋所带士兵皆是两广人，夷民故而常询问两广地方可有车里之大的疑问。”1926年，柯树勋病故，职务由其子柯祥晖继任。柯树勋死后，两广兵群龙无首，车里政权逐渐被唐继尧的亲信徐为光控制，柯家的两广兵与徐军相互争夺，1928至1929年双方发生两次大规模冲突，在柯家一方称为“倒徐运动”，在云南军阀一方称为“广人之乱”。最后，柯树勋之子柯祥晖出走缅甸，徐为光被龙云调往昆明，至193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才逐渐平静下来。

柯树勋的广人部属与云南军阀的冲突，也是清朝向民国转变时，岑毓英班底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较量。“遮顶事件”后，柯树勋前往缅甸勐艮考察英国人的治理方法，之后向云南省政府提交了“治边十二条陈”改革计划，希望借鉴英国人的殖民经验治理车里，他自己总结为“土流兼治”，将赋税合并为门户捐，设汉官保护“十二版纳”，司法（缉捕）由汉官掌握，边界事务及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的交涉也归汉官负责，土司无权参与。他所推行的政策，与彭锟新设双江县并没有特别的不同之处。不过，实施的过程中，柯树勋自己更强调要“以汉化夷”，在景洪新建武帝庙，又为曾在遮顶事件中参与驱逐汉商和车里宣慰的勐遮召勐刀正经之子，取汉名为刀忠良，为勐海召动取汉名为刀柱国，其长子取名刀忠汉，对他们参与反抗的事不再追究，运用“诱入文化以收拾边地人心”的“攻心”策略。新设八个汉官管理的区，有七个区长是柯家亲信。但是，“树勋所率广籍官兵，多恃赌为生，夷民因赌而顷其家者，不可胜数”。柯树勋死后，徐为光、孙天霖等唐继尧亲信企图解除广人武装，希望他们能够开田种地，消除广人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但是，当徐为光和手下企图收缴柯树勋广人旧部的枪支时，立即遭到广人围攻，于是徐下令“凡遇广人，格杀勿论”。两边冲突升级，逐渐演变成车里的两广人与云南人之间的仇杀，一些云南茶商也被广人杀害。最后柯祥晖带领两广人士兵出走缅甸，车里汉官的政权落入滇军手中。

柯树勋依赖政治谋略和军事镇压，控制了车里联合倮黑山的抵抗运动，但在日益蓬勃的鸦片和茶叶贸易方面，两广人未能深入参与，反而因不能够融入地方社会，成为民国建立后“滇人”兴起的过程中的他者“广人”。民国在云南的建立，意味着滇人军阀的兴起，无论是车里的土著还是当地的汉商，都将柯树勋集团视为清朝的外来者，“广人”最终不得不将权力交给“滇人”和土司。显然，武力和文化“攻心”并不足以建立起地方统治集团稳定的政治经济体系，仅仅依赖少数“广人”武装，身后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不能够与本地土著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参与不了对新经济的控制，柯树勋集团没有能够像彭锟和石家那样顺利整合到更新了的边疆社会之中。在界外英法殖民主义的威胁之下，边疆及边疆上的国家体制从清朝走向民国期间，能够顺利将过去相对于“蛮夷”的“汉人”政经地位与新兴的“滇人”政权对接的利益集团，才能够继续保持其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延续其民国时期地方军阀体制下的国家代理人的身份。此时的国家，已是“滇人治滇”的政治体制，不能够顺利转化为“滇人”的势力如柯树勋集团便逐渐被排斥，然而，所有随政治经济转变到来的打击，最后都要由倮黑和摆夷民众承担起来。

七、总结

在南段滇缅边疆社会从清朝向民国的转变中，我们看到外省移民的在地化是多样性的。其一，汉人移民在缅宁等改流地区建立起文化与政治正统的地位，将他们的外来者身份在地化的同时也正统化了。在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之后，缅宁士绅建立起强大的团练武装，从而在勐勐和倮黑山北部建立起他们的政治统治，并实施对新兴经济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其二，当清政府以澜沧江为防堵界限时，移入倮黑山区的移民却经历了倮黑（拉祜）化的过程。其中一些人成为宗教运动的领袖，推动了倮黑政治体制与族群身份的兴起。然而，在英法殖民主义的到来和中缅贸易扩展以后，在边疆社会成长的新兴地方豪强联姻集团，又充当了“汉”、“夷”中间人的角色，控制了贸易鸦片渠道，与云南军政上层相沟通；第三，清朝岑毓英派系中的“广人”集团，虽然在推动西双版纳转变为边界清晰的中国边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柯树勋依赖政治军事谋略，试图以文化教化来达成对边疆的控制的策略，在缺乏在地化可能的情况下，未能深入参与地方经济生活的转变，在民国云南地方势力兴起的背景下逐渐边缘化。在国家体制转变之际，边疆社会不但成为“滇人”政治精英借边事展开民族主义动员的一个策源地，也成为民国初年云南滇系军阀经营的政经体制的重要根据地，边疆社会因而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

据此，我们还需要检讨国家体制的渗透对“坝子”与“山区”间族群政治的影响。南段滇缅边疆的案例，远远超出了利奇（EdmundR. Leach）模式所讨论的“克钦”与“掸傣”之间政治体制与身份的互动更替。因为，利奇既排斥了在中华帝国边缘上“汉人”与“汉官威仪”的文化与政治意义，也忽略了历史动态下国家和迁入移民作为第三方存在。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汉人”身份之确立，既是推动少数民族身份动员、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也是少数民族以汉人为“他者”进行自我建构的外在条件。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家政治的共同推动下，“汉人身份”的确立才能够与汉人士绅政权相对应。在族群政治的长期拉锯中，“夷”变“汉”或“汉”变“夷”一直存在着。边疆化过程中，汉人与非汉人社会的确立既表现为同构或协作，也关乎国家的态度、国家的体制，以及地方对国家所褒扬的文化正统进行操控的可能性。其背后还隐含着不同的族群与政治体制之间在统治权、经济利益和文化意义等领域间的竞争与改变的路径。如果再对比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逃亡者的山区”模式，即那些居住在山区的群体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和主导能力因而能够逃离国家的统治，那么至少在本文所检讨的边疆社会，这一状况并非实在。在国家深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期间有许多抵抗和迁移，既有山区之间的流动，也有坝区之间的流动；山区有“圈”，坝区也有土司和官府。但是，没有税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还没有发现过，尽管“税”的文化意义可能非常不同。滇缅边疆在清末民初的转变呈现出，不同群体所建立和延续的政治建构及互动，其中充斥着各种复杂多样的可能性，并使得国家不能够渐次深入，因而在1880年代国境线偏偏就停在这里。“边防三老”的出现，也就是将国家之界线在此停留的最好诠释。

随着国家体制的转变，留日学生基于边疆局势，发展、延伸了“抵抗英法以保云南不亡”的救亡民族主义论述，这也是云南地方精英将边疆政治与国家兴亡结合起来，意欲摆脱自己的“蛮夷”嫌疑的代表性论述。具体而言，西南军阀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民国在西南确立的过程。滇系军阀宣扬的“联省自治”论述，不能不追溯到“滇人治滇”的起始，而在边疆上被“滇人”排斥的“广人”，正好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诠释。彭锟与柯树勋都曾以“汉文化正统”为其身份标签，都参与了对国家边界的设置，但是在地方脉络中，文化与身份的合并还是依赖于长期的政治互动和相互间的经济依赖，当然，其最大获益者还是士绅与商人。军事上的征伐并不足以重整地方秩序，汉人移民也并非必然成为族群类别中的“汉人”，可是“非汉非夷”的身份类别却在国家转变之际，成为坝区政治体制延伸到山区的重要桥梁。或者说，“江右人”和“两广人”能否在清末民初的云南政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关键还是他们有没有参与坝区与山区的身份和政治的共建和转换，有没有耕田、染布、赶马帮，成为在地方生活又有日常利益争夺的群体。接下来，“拒英法于界外而救云南不亡”才成为此时兴起的各类民族主义思潮中，一种基于边疆族群政治现实的论述。具体而言，地方利益集团与身份政治既卷入国家的改变，也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国家在边疆上的建构◦“国家”作为抽象的概念和制度，在地方上是一些利益集团对“国家”及有关国家的理论的操控，用国家的语言来经营地方政治经济体系，其中族群身份成为一种竞争的工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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