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統治下左翼知識份子的幻想

軍國主義統治下左翼知識份子的幻想

● 孫傳釗

調査部事件の真相

小林英夫、福井紳一:《滿鐵調 査部事件の真相 新發見史料が 語「知の集團」)見果肉夢》(東 京:小學館,2005)。

《調査部事件の真 相》一書,通過滿鐵 調查部事件來追溯當 年的日本左翼知識精 英如何幻想在軍國主 義體制下「理性地研 究,實踐馬克思主義 理論,在關東軍憲兵 隊的嚴厲鎮壓下,最 後又如何放棄「信仰」 而「轉向」的歷史。所 以,某種意義上來 「說,此書也是對戰時 日本左翼知識份子言 論與行動的一個側面 研究的成果。

「滿鐵調查部」的前身 「滿鐵經濟調查會」從 1932年成立一開始就 是受關東軍直接控制 的機關。一戰後,滿 鐵就形成了優先採用 東京和京都帝國大學 畢業生慣例。所以, 「滿鐵經濟調查會創出 版的《滿洲經濟年報》 所刊論文,調查報告 的執筆者幾乎為運用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社會政治,經濟的 「講座派」大上未廣等 研究者所壟斷。

「七,七」事變後,滿 鐵調查部因為課題堆 積如山,所以錄用大 批「中途採用』的研究 者,人稱「資料科派] 或「外來派」。不久就 產生「資料科派」與 「經調派」的暗鬥: 「資料科派」稱自己要 推動的是工農運動。 意在真正的社會變 革 = 1942年9月憲兵 隊兩次大逮捕共逮捕 了四十四名滿鐵調查 部僱員,「一舉搗毀了 在『滿』的日本人共 產主義運動的溫牀」。

戰後,日本史學界關於「滿鐵」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略稱)的研 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即使關於 「滿鐵調查部事件」的研究成果也已 經有了相當的積累。

但是,最新出 版的小林英夫和福井紳一合著的 

《滿鐵調查部事件真相:新發見史 料が語る「知の集團」の見果てぬ夢)

卻從另一個視角著手,通過滿鐵調查 部事件來追溯當年的日本左翼知識 精英如何幻想在軍國主義體制下 「理性地」研究、實踐馬克思主義理 論,在關東軍憲兵隊的嚴厲鎮壓 下,最後又如何放棄「信仰」而「轉 向」的歷史。所以,某種意義上來 說,此書也是對戰時日本左翼知識 份子言論與行動的一個側面研究的 成果。

1996年出版的

小林英夫的 《滿鐵:「知の集團」)誕生之死》(東 京:吉川弘文館)

雖然已經言及滿 鐵的左翼知識精英活動及其遭受鎮 壓的「調查部事件」,但因為第一手 史料尚少,語焉不詳,而新著《滿 鐵調查部事件の真相》利用了中國吉 林省檔案館所藏關東軍憲兵隊逃遁 前來不及燒毀的、沉睡了整整六十 年的五十多件檔案。這些1943年的 關東軍憲兵隊審訊檔案,先收藏於 吉林省公安廳,1982年起轉到吉林 省檔案館。當中包括滿鐵調查部事 件中被憲兵隊逮捕者,即前滿鐵調 查部研究員的審訊後的供詞、反省 書(反省聲明)和憲兵隊的命令,處 理意見等。這部新著對這些左翼精 英當年的調查活動、研究成果、思 想背景及其內部派系矛盾與衝突都 給了詳盡的史實描述與分析。

書中許多內容於今天的中國人也不 乏有所啟示的地方。

「滿鐵調查部」的前身「滿鐵經 濟調查會」從1932年成立一開始就 是受關東軍直接控制的所謂的「民 間機關」,為「滿洲經濟建設政策」 的制定進行調查,論證和研究的機 構,人稱之為「關東軍經濟參謀本 部」,是「滿洲國」傀儡政府財政部 的指導,諮詢機構。30年代「滿鐵 經濟調查會」僱用的從事調查、研究 的職員,絕大多數是受到馬克思主 義影響的,接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 知識精英,都經歷過30年代初「講座 派」與「勞農派』論戰的洗禮。「講座 派」是指1931年岩波書店出版的「日 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叢書的執 筆者群體,這個群體強調明治維新 只是改朝換代,雖然明治政府推行 產業革命,但依然是具有封建地主 階級性質的政權,從30年代的社會 經濟結構來看,日本還是半封建的 資本主義社會。與「講座派』持不同 觀點的「勞農派」是指結集在《勞農》 雜誌周圍的知識群體。他們認為明 治維新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過明治 時期,大正時期的產業發展,日本 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前者認為日 本社會面臨的課題是要進行反封建 主義的革命,而後者卻認為當時日 本社會需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這 可以說是大正年間自由主義思潮的 餘波,也反映了戰前的日本國家體 制,對左翼社會政治運動殘酷鎮壓 的同時,對少數知識精英的學問領 域的純粹意識形態的研究與宣傳 還是網開一面的。30年代這場大論 戰影響深遠,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 間裏,日本共產黨的幹部是所有政黨中平均學歷最高的,大學集中的京都是共產黨最具有選舉優勢的地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滿鐵就形成了優先採用東京帝國大學,京

都帝國大學畢業生的僱用慣例。所以,「滿鐵經濟調查會研究成果的年刊《滿洲經濟年報》所刊論文、調 查報告的執筆者幾乎為運用馬克思 主義理論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的 「講座派」大上未廣等研究者所壟 斷。而「滿鐵經濟調查會」最初的這 些傾向「講座派」成員在理論上還受 到當時主持《滿洲評論》周刊的橘樸 「農本主義」的影響。這些「九,一 八」事變後開始活躍起來的研究者 被稱為「經調派』或『年報派」,於是 就出現這樣的奇特現象:關東軍激 進的右翼青年軍人中盛行的「反財 閥」、「反資本主義」、「擁護農本主 義思潮,與「經調派』為關東軍制定 統治「滿洲」的國策效力而用馬克思 主義理論分析「滿洲」社會的政治、 經濟的歷史、現狀得出的結論有一 種親和性,竟然會融合起來。例 如,「經調派」大上未廣等在1936年 提出的「滿洲產業開發永年(長期) 計劃案」,這個計劃中可以看到 1933年至1935年《滿洲經濟年報》所 刊論文中的種種觀點的痕迹:把 「滿洲」社會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 農業社會」;又如,重視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中分析農業危機問題(高 實物地租率的零星的小農經濟結 構、世界經濟危機帶來農作物價格 和出口量的暴跌引起農家收入劇 減);再如,提倡解放農、開展 協同組合(合作社)運動。雖然這一 「永年(長期)計劃案」因為沒有重視 與軍需相關的工業發展,最終只成為「滿洲產業發展五年計劃」的一部 分而沒有全部被採用,但是,方案 提出的所謂農業合作社政策,以後 一直作為未來「滿洲」經濟發展要實 施的政策,受到興亞院當局的重 視,1937年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 活躍的另一刊物《滿洲評論》主編佐 藤大四郎還去綏化縣試驗、實踐這 個合作社計劃、設想。

引起筆者興趣的另一問題是 

「七.七」事變後發生在滿鐵調查部 內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滿洲社 會改革實踐結合起來兩派知識精英 之間的論爭。

「七·七」事變後隨着 侵華日軍軍事上的擴展,滿鐵調查 機構承擔的課題也激增,調查部從 產業部獨立出來,規模也急劇擴 大,1940年發展到擁有2,345名僱員 的巨大規模。

因為課題堆積如山, 所以「不拘一格」採用人才,即使有 思想問題前科者、「轉向者」,只要 有可靠人推薦,確實有研究能力, 也可以進滿鐵調查部就業。這大 批「中途採用」的研究者大多分配在 資料科,人稱「資料科派」或「外來 派」。

他們中不少人雖然有相當年 資,也懂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理論, 但是,他們的待遇遠不如大上未廣 等早先就業的[經調派」,因此不久 就產生「資料科派」與「經調派」的暗 鬥。

此書附錄的不少史料都是「資 料科派」的成員被逮捕後在坦白、 反省的時候陳述兩派鬥爭的供詞, 言詞裏充滿對「經調派」蔑視和批 判。

比如,「資料科派』鈴木小兵衛 等認為「滿洲』革命的動力在於工 人,

而「經調派」大上未廣等人則認 為當地革命的動力在於農民;又 如,大上認為「七·七」事變的根源 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爭奪中國市場,而鈴木等則認為那是 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 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衝突加劇。

再 如,鈴木等批判大上等的社會改良 政策只是書齋派紙上談兵,而自己 一派要推動的是工農運動、意在真 正的社會變革,是真馬克思主義者 的態度。但大上認為那是脫離客觀 實際、缺乏科學理論的觀點,主張 自上而下的改革。

這種企圖在軍國主義體制下 的、在關東軍憲兵隊嚴密監視下的 兩派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爭與 「理性實踐」很快就成了泡影。在 1942年9月11日與21日憲兵隊的兩 次統一行動的大逮捕中,共逮捕了 四十四名滿鐵調查部僱員,「一舉 搗毀了在『滿洲』的日本人共產主義 運動的溫狀」,滿鐵調查部幾乎陷 於癱瘓狀態。

因為這些「秀才」在審訊階段都 表現出悔改、「轉向」的態度,結果 四名免於起訴釋放。被起訴的四十 名中,十五人保釋。其餘的除了五 人病死獄中外,都得以從輕發落: 二十人被判年以下徒刑,都是 刑執行。事件牽連者中不少人戰後 在大學執教,從事學術研究。其中 也出了不少社會活動家,最典型的 是伊藤武雄,1946年回國,1950年 參與創立日中友好協會,任協會理 事長。

從事這離奇的期望把軍國主義 國策與自己所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理 論結合起來的調查、研究的大多數 滿鐵調查部的僱員,都出自日本最 高兩所學府——東京帝國大學、京 都帝國大學,在就業很困難的年代 裏,這些精英一般都還能尋到很好 的職業,他們也知道這樣做所要承擔的風險和後果,將會成為有前科 者、非國民,會失去謀生的飯碗。 從這點上來講,他們確實也是真誠 地追求理想的一個群體,儘管這種 幻想很快在嚴峻現實中破滅,在知 性主義沒有根基的日本社會這也是 很可貴的。我想,小林英夫把他們 叫做「知的集團」的原因就在這裏。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 教訓:理性也會為邪惡所利用,軍 國主義殘酷的殖民統治也不放棄利 用理性和科學來提高其管理(奴役)效率。如果說獲得三項獎、風靡一 時的

小熊英二名著《民主愛國:戰 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公共性》(東 京:新曜社,2002)

敍說了戰後日 本知識精英在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 的夾縫中進行艱難探索的歷史與個 案,那麼,

《滿鐵調查部事件の真 相》一書

是作為它的佐證,追溯了 這種探索的歷史源頭的一隅。這些 日本學者讀解二十世紀知識精英的 著述,值得中國關心知識份子問題 研究的同好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