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

那時的民主派

普遍得了民主幼稚病

後來又得了

共產幼稚病

不過

共產幼稚病

完成了國家統一

民主幼稚病那一派

追隨老蔣來到台灣

氣場全失

又比老蔣早死

只能把台灣民主

拱手讓給台灣擁護日殖軍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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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

馬國川:無可否認, 民國初年確實出現了新氣象,而且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這是比較符合 現代國家要求的憲政架構。

袁:問題是,這套憲政架構很快就被摧毀了。從國民黨到共產黨,都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 是他摧毀了民國初年的憲政架構。事實上,這個結論是非常片面的, 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首先,他是依法選出來的總統。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第一任大總統,都是依法選出來的。 其次,執政初期,他依法辦事和違法的記錄並存,如果反對黨依法監督,走上正軌的可能 性沒有喪失。幾乎所有國家革命後的政權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再次,他的作為是有思想和實踐經驗為基礎的。從戊戌維新以來,他就支持改革。而從實 踐看,他是清末新政的支柱。 他領導的直隸省也是新政成績最卓著的一個地區。 他還在基 層推進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

民國後他的施政也是得民心的。幾年內就把被革命打亂了的財政重建起來,實現了收支平衡。 國民希望穩定、發展,他做到了。

而以他為敵的國民黨的成員是些甚麼人?主要是留學生,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沒有政治經驗的知識青年,有「階級鬥爭多疑症」 總認為只有自己才可靠,其他人都是不可靠的 D

馬: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傳染病。革命黨人往往認為只有自己是最可靠的,不和自己站在一邊的 都是革命的敵人。

袁: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國民黨既沒有經濟力量,也沒有軍事實力來統一全國, 成立中央政權。 國內外和朝野各方把目光投向袁世凱。以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經驗及社會威望而言,

袁世凱確實是當時的不二人選,是國內外公認穩定中國的希望。雙方談判議和,結果達成 一個默契,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讓他當總統。

革命派主導的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一個決議, 在袁世凱接收政權以前,南京第一任臨時大 總統還要繼續履行責任。這就創造了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荒唐現象,兩個總統同時並存 一個多月。成立南京政府之初,學習美國的體制,實行的是總統制。一九一二年月二月十 二日清帝退位,二月十五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不到一個月,革命 派主導的南京參議院就急急忙忙制定《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實際上就 是要剝奪新任總統袁世凱的權力。

馬:袁世凱對於《臨時約法》的態度是甚麼?

袁:憲法的制定,應該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實行必要的妥協,才能順利實施。可是,從制定《臨 時約法》開始, 南京臨時參議院就沒有聽取和尊重袁世凱的意見。 當選總統沒有機會參與 憲法文件的制定, 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荒唐!《臨時約法》沒有由當選總統袁世凱簽字, 而由前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簽署。 當時的電報已經是很發達了 《臨時約法》這樣重大的 憲法文件,完全可以、也應該通過電報發到北京讓袁世凱簽署,也沒有這樣做,荒唐嗎? 在兩個總統並存的這一個多月裡,孫文匆匆忙忙簽署了包括《臨時約法》在內的四五十個 文件。

馬:同盟會對於袁世凱抱有高度的懷疑, 這似乎也無可厚非。 因為畢竟不了解袁世凱是一個甚 麼樣的人,加強對他的權力限制也情有可原。

袁:任何權力都應該受到限制,依法予以制約。可是,《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 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這些人對法理的了解都不是很深透,所以制定出來的文件漏洞百出。 。 議會權力過度擴張,議會可以罷免總統、總理和各部的總長;總統卻沒有解散議會的權力 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控制國會,多數議員沒有國家管理經驗,黨爭意識太強,行政管 理受到嚴重掣肘。行政對議會無力反制。後來國會還幹了包括賄選總統等不少壞事,被譏 為「豬仔國會」、「萬年國會」。

國民黨武斷地認為,袁世凱那一批人對共和不是真心的,是假共和。他們想通過一紙空文 就將權力奪回來,根本不可能啊。這說明了國民黨人的另外一個毛病「政治幼稚症」。「政 治幼稚症」和「階級鬥爭多疑症」結合起來,就造成了總統與國會之間無窮的扯皮、對抗。

馬:當時的國民黨仍然心有不甘,認為我們打下的江山,憑甚麼讓袁世凱坐享其成呢?

 袁: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後,哪怕很不完善, 國民黨也必須及早完成從革命組織向民主政黨轉變的歷史任務,摒棄暴力思維,學會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尋求國家長治久安。

「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本來就是落後的,現代國家應該拋棄這種前現代的思想。 

可惜國民黨 仍然固守舊思想,除了在政治上對袁世凱進行掣肘之外,甚至一度想暗殺袁世凱!

一九一二年八月,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北京會談了十三次,得出一個共同的綱領,核心是讓 袁世凱當十年總統,孫中山則主動提出要去推動中國鐵路建設,發展實業。 

但是在達成這 個共識的同時,宋教仁等人就有一個奪權計劃。

奪權的手段各種各樣,其中一個手段是暗殺。 

現在有史料證明,孫中山是知道這個計劃的。

雖然這個計劃沒有機會實施,但計劃是明確的。

馬:清末的同盟會本身就有暗殺傳統,汪精衛就是以暗殺暴得大名。

袁:同盟會容不得別人,也容不得自己人。蔣介石就暗殺了陶成章。蔣介石在日記裡說,這是一九一三年,國會選舉結果出來了,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現在的研究證明, 不光是袁世凱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有很大的嫌疑, 有政治野心的國民黨人上海都督陳其美也 是暗殺的指使者之一。兩股勢力都想通過上海流氓幫會頭目應夔丞除掉宋教仁。

馬:在宋教仁一案裡,袁世凱是無辜的嗎?

袁:也很難講是不是無辜的 - 到現在為止, 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是袁世凱指使的,但是國務總理趙秉鈞是逃不脱的。本來,這是一個刑事案件,兇手抓到了,趙秉鈞及其秘書的電報也 公佈在報紙上了。當時的司法系統是進步的,按照法律程序,是有可能將事件真相搞清楚的 當時的形勢對國民黨非常有利,如果堅持依法追究下去, 袁世凱極為被動,國民黨則於法 有據且哀兵動人,勝算很大。可是,孫中山放棄法律上的博弈,堅持要武力解決問題。當 時國民黨多數領袖反對這一孤注一擲的行動。但黨本身沒有民主化,多數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於是挑起了「二次革命 」,從此天下大亂了。用梁漱溟的話說,開創了用武力解決政治問 題的先例。政治家有掌權的慾望很正常,但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奪權,那就不對了。

馬:恐怕不能說這是國民黨人一方面的結果, 儘管袁受到國民黨人的各種牽制,但是他畢竟是最有样的但人,並不是任人把保的信任

袁:準確地說,是袁世凱與國民黨聯手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而且從長遠來看,一九二八年 國民黨統一全國以前,這個憲政架構一直穩定不下來,更大的責任是國民黨,因為袁世凱 在一九一六年就死了。

袁死後,北方政府有幾次機會可以實現和平統一 把中國推向穩定發展的道路,都被國民 黨破壞了。其中就包括孫中山上了蘇俄的當,硬搞了一個黨國體制,流毒深遠。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穢的手段」

馬:清末的時候,袁世凱積極推行新政 。 辛亥以後,袁世凱一步步走向帝制,為甚麼同一個人會有這麼大的反差?

袁:任何掌握權力的人失去制衡,都會走向極端錯誤的道路。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人物,他 不是甚麼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官僚體制下的一個能臣,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他招攬和 重用海歸派,廢除科舉、發展新式教育、行政體制改革、推行基層自治和三權分立、發展實業、修鐵路、練新軍,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現。假設在有效的制約下,他是有可能走向民 主憲政道路的,有可能在建設民主體制上作出大貢獻。實際上,他當總統期間做了一些非 常積極的事,如要求各省軍政分開,改變了辛亥革命後都督指揮一切的局面。 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認社會是多元的,要承認各方利益,通過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徑,進 行決策和達成必要的妥協。 當時較大部分的社會精英大體都懂得這些知識,但這些現代文 明的規則,沒有現實的效力。袁世凱對《臨時約法》以及後來制定的新憲法提出修改建議, 這是他的權利。 至於他要求總統掌握不應該有的權力,應該拒絕,但是對於合理的要求應 該滿足。那樣的話,他有可能走向民主道路。結果沒有,他就越走越遠了。

馬:就是說,袁世凱最後稱帝,實際上既有形格勢禁的一面,也有個人的私心?

袁:中國本來就有專制的傳統,袁世凱是從舊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所以很容易回到舊的軌道上。 從更深層次去考察,在這場關乎中國憲政前途的較量中,袁世凱固然暴露了專制者的本色, 國民黨人和中國的精英階層也顯示了理想主義者幼稚病和權力慾。 政治在高揚理想目標的 同時, 只能從實地出發,在現有基礎上謀求可能達到的最高要求。 內閣制和總統制都是實 現民主憲政的形式。但在當時的中國,兩種形式之爭,蘊含著權力之爭的内容。

馬:孫中山等人接受了現代教育,言論中充滿民主等字眼,為甚麼也逃不出權力之爭的思想牢籠?

袁:民國初年,在政治舞台上馳騁的主要是五類人:前清官僚、行伍出身的武人、新軍將領、 各地士紳、留洋歸來的知青和革命家。當時面臨的課題是在舊體制瓦解的基礎上,推動全 國逐步過渡到民主與法治的新軌道上,需要有雄才大略、 胸懷寬廣的政治家把這些人團結 起來。不幸,當時沒有出現這樣的人物。

前三類人一再顯示與新體制格格不入的習性毫不足怪,他們本來就是中世紀政治孵化出來的, 難以苛求。但是,不能簡單化,把他們視作民主、憲政的敵人。孫文雖然是號稱既民主又 革命的領袖人物,其實腦後仍然拖著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領袖大都 對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都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更致命的是他缺乏善於團結各種力量的 領袖風格。揭示他的弱點的史料很多,但在頌聖史學中,這些都被忽略甚至有意掩蓋了。 所以,當時的中國社會該死的未死,方生的孱弱,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 對症下藥,應該致力於培植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基礎。

馬:具體而言,如何培植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基礎?

袁:保持社會穩定,讓當時開局良好的五大勢頭發展下去:

一、保護當時已有的結社自由,保護和支持商人和知識階層的社會團體充分發揮作用,成為牽制政客和武人的強大力量;

二、維護當時已經實現的言論自由,拓展當時非常活躍的獨立的新聞出版業,形成強大的 輿論監督和思想更新機制,成為遏制政客和武人違法行動的又一強大機制;

三、 維護學術自由,普及國民義務教育,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接受現代文明觀念和科學 技術的培育;

四、推動新文化運動——觀念變革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讓中國人確立公民權利、個人自由、 司法獨立和法治、憲政、軍隊國家化和軍人不得干政的觀念,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的 思想基礎;

五、健全法治,保護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是有意參與政治的各派勢力和社會精英摒棄武力決勝的思維,樹立法治和憲政是安邦 大計和治國唯一道路的思維。法治、自由、穩定,三者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 這條道路極其漫長,不可能立竿見影,只能日積月累,積小變為大變,欲速則不達;而且 不要看到路上的毛病就想另闢捷徑,回到武力鎮壓或奪權的死胡同中去。走這條路不但可 以減少旌旗變幻、血流成河的戰亂給普通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和對生存環境的破壞,而且它 是無法繞開的起點和基礎,戰火或開槍鎮壓過後依然必須從這裡起步,一步一步攀登。政 治家在這個艱巨的歷史性建設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消極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法犯法,在政治鬥爭中遵守遊戲規則。積極者則進而捍衛和支持上述基礎事業的發展。不幸,當時的 政治家們沒有顯示偉大政治家應有的高瞻遠矚的氣概,把中國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而 是糾纏於權力鬥爭,辜負了歷史的重託。

馬:道理很正確,可是能夠寄希望於當時封建習氣濃厚的北洋集團嗎?

袁:在剛剛結束宗法專制統治的國度,必須考慮穩定和發展的正確關係。無可諱言,當時的北 洋集團是最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存在,也是國內外公認的國家穩定的重要依靠,也沒有足夠 的證據證明他們是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天敵。考慮力量對比和國民對社會穩定的迫切願望, 成熟的政黨和政治家應該審時度勢,作出正確的抉擇。 具體説來,各政黨及其國會議員應 該壓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權的慾望,在三權分立體制下接受總統制,並把它納入法治軌道。 可是,他們熱衷於爭權奪利,而沒有把制度建設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國家因而沉淪。

馬:辛亥革命最令人遺憾的一個後果是,由於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政治體制, 沒有形成一個真正 的強有力的政治秩序,開啟了中國二十世紀社會動亂之源。有些論者斷言, 民初的政治混亂證明: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繼續進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這些污穢。

袁:武裝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實現權力轉移,不是清除污穢的手段。政權易手,新官上任,過不了多久,貪污腐化,必然浮現。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權制約, 民主監督和法治以外,沒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藥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強大的糾錯能力, 離開這個機制,必然走入歪門邪道。在很多時候,説中國人素質低下不能實行民主的花腔, 不過是掌權者迷戀手中權力而製造的煙霧。

「我們都是在還歷史舊賬」

馬:「推倒重來」的革命式思維仍然存在。今天中國面臨嚴重的腐敗問題,社會情緒急躁, 其中不乏極端思想和言論。因此有些人擔憂,中國是不是還會發生新的革命?

袁:是不是還有革命的可能性,誰也說不準。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了,因為現在人們面對的是一 個強大的政權,革命的代價非常大,整個社會承受不了這種代價。現在如果有誰還鼓動民 眾上街, 拿起槍來幹革命,那就是犯罪。中國只能和平改革,不斷地改革。 但是, 假如 社會矛盾繼續強化,不及時改革的話,也很難排除社會動盪的危險。

人們應該為國家著想,要有縱觀歷史和洞察現狀的眼光。從歷史和現狀看,中國完全有可能通過改革,實現向現代國家的平穩轉型。

馬:在您看來,改革的核心任務是甚麼?

袁: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經濟上、言論上、思想上、政治上各方面的自由。市場經濟 的主體是公民,公民要有自主權,公民的財產權應該受到尊重。現在人們對自由的要求是不 可遏制的, 公民權利的覺醒是無法壓制的。任何剝奪公民自由的措施都是愚蠢的。現在我 們所解決的問題,是西方國家十八世紀解決了的問題。中國人那麼可憐,至今仍在還歷史舊賬。

馬:辛亥革命的爆發說明,在轉型時期,在經濟上升階段更容易出現問題,中國現在怎麼樣避免這麼一種結局?

袁:一方面,統治階層要吸取經驗教訓,研究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認清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

中國要完成的一個歷史任務,就是要融入世界。在全球化時代,融入世界是不可阻擋的。

現在中國在外交上有很多以利益關係結合的盟友,但是真正的朋友還不多。原因在哪裡? 因為中國和現代文明仍然有差距。

面對社會矛盾,面對公民意識的覺醒,有兩個選擇:一是順應歷史潮流,一是反歷史潮流。 怎麼走?要看執政者的智慧。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漸進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應該逐步積累,盡可能避免突變。但是,時機成熟了拖延不改,也會帶來無法挽救的災難。辛亥 革命之後,經過最初的混亂,到二三十年代情況比較好了,人才、知識、經驗,各方面的 準備都比較好了,國民黨卻還要搞他那一套「訓政」,講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實行民主等鬼話, 控制輿論,搞特務政治,獨裁專制,結果帶來無法遏止的腐敗,引發更大規模的革命。歷 史教訓,創深痛巨,不可不鑒。

當然,我不是寄希望於執政者,我寄希望於大部分公民的覺醒。

馬:問題就在於,公民覺醒,「天花板」不會自己升上去。這樣就會產生衝撞。 袁:對,完全有這個可能,但是統治階層採取理性態度的可能性也同樣存在。現在信息流通非

常迅速,統治層懂得現代社會運行規則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清政府 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真正向民主機制推進,而是走上了歧途,改出了一個「皇族內閣」 這是清末新政的一大敗筆。今天發生清代「皇族內閣」那樣的愚蠢事的可能性不大了。 從總體上來説,我並不悲觀。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的自由在不斷生長。現在要剝奪公民 的權利,沒有那麼容易了。隨著互聯網發展,人人可以在網上尋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書寫 自己的意見,壓制和封鎖激起強烈反彈,公民自己開闢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這是

前所未有的現象。改革是有希望的,中國通過改革實現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