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保台之分
保台與抗日的區分
沒有抗日公園
只有保台公園
保護避免無知人民知道外來侵略者是誰的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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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戰役
桃園市平鎮區的「1895乙未保台紀念公園」，是以西元1895年發生的桃園四大戰役中的故事背景，其中最慘烈的安平鎮之役，就在是在桃園平鎮發生。
為日軍開台北城門、新竹城門、及搬運白米的主事者，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權傾一時的著名富豪。即使在日治時期結束後也絲毫未減損其影響力，是為長久的豪門、政治常青樹。
台北開城迎日軍
6月3日，日軍已佔領獅球嶺，守護台北城的主力軍，新募的二十營李文魁部，訓練倉促不足，裝備亦差，在基隆防衛戰中不戰自潰，退入台北城。台北士紳白其祥、李春生、李秉鈞、吳文秀、吳聯元等在6月6日
共推鹿港籍商人辜顯榮及各洋行英商多莫孫（Thomson）、德商澳利（Ohly）及美國新聞記者大衛森（Davidson）赴水返腳引領日軍，以恢復秩序之名，進入台北城。[27]
6月7日，日軍和平進入台北城。
6月14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自基隆乘火車入台北大稻埕（但事實上鐵路因戰亂已近不堪使用，行駛數里後即遣夫在後推行）。6月17日，樺山總督於台北城內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欽差行臺）的總督府舉行臺灣「始政式」。6月19日近衛師團派出擁有數千名的「混成支隊」南下進攻桃園、新竹，本以為會如之前平穩順利，卻意外遭到北臺灣客家人的游擊式的反抗。[32]
6月24日至26日，李秉瑞與吳湯興、胡嘉猷、姜紹祖、徐驤、傅德生、邱國霖、謝天德、黃南球為首的客籍義軍及民勇，首先在今平鎮、湖口、龍潭間伏擊日軍，獲得進展。
但新竹城守備林建庸突然開城門投降日軍，新竹城失守。
隨後於7月9日，並在新竹城外的制高點南十八尖山（今屬苗栗縣竹南鎮）與近衛師團展開激戰。因為兵力裝備懸殊，姜紹祖被俘後不願屈降服毒自盡（第一次北埔事件），義軍於7月23日退入苗栗整補。此時總兵李惟義及副將楊載雲已於苗栗竹南尖筆山部署新楚軍，掩護義軍撤退。
平埔族新港社迎接日軍
編輯
8月9日日軍抵達中港（今竹南鎮）時，道卡斯族後壠社群新港東社(今後龍鎮新港)以及新港西社（今後龍鎮西社）因連日遭受「山賊」、「義民」、「土匪」圍攻欺侮，由頭目劉承恩等4人代表前往邀請日軍。10日日軍抵達新港，隔日由族人引導擊退新港附近及南方二張犁莊的「賊兵」，「賊兵」死傷四人，敗走苗栗。
13日，再度引導日軍大隊數千人經新港前往後壠(今後龍鎮)，與「賊兵」對峙，至下午三點，「賊兵」大敗逃走。14日，日軍大隊與新港社100餘人進入苗栗以及銅鑼灣。當日下午，近衛師團數千人駐紮在新港社。之後八天族人陪同軍隊搜索附近各村落武器，並動員13莊500餘人幫忙搬運白米。
8月26日劉永福向日本方面送《擬將臺灣讓渡貴國》書信，日方堅持要求投降。[29] 劉永福先在十月十日透過台南英國領事歐思納致函樺山資紀，提出投降二條件。樺山（臺灣首任總督）將信交與高島鞆之助（臺灣首任副總督，時任南進軍司令官）處理。高島回信表示「汝若發自內心悔悟，有誠意投降，必須赴軍門哀求，否則日後再送來這種書信，本司令官絕不接閱」拒絕了他的投降要求。 [29]
10月12日，劉永福與日本艦隊將領吉野約定於安平港外海商討投降事宜，惟未成功。[31]
10月18日，日本近衛師團、第二師團與混成第四旅團皆抵達台南城近郊，形成三方包抄形勢，臺灣民主國第二任總統劉永福在得知台南城被三面夾攻後，知大勢已去。[49]
10月20日，當日軍準備以兩師團之兵力圍攻台南城之際，劉永福棄台南城軍民內渡中國廈門，劉永福棄職逃亡後，
台南當地士紳便循台北模式推舉英國牧師巴克禮及宋忠堅請求日本軍隊和平進城，協助維持秩序。
而同一天劉永福搭乘的英國輪船塞里斯號被日本截獲，但因不符合國際公法（在廈門近海屬於中國領海），經過英國外交施壓後，日本被迫放走劉永福，史稱「台海登船臨檢事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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