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湘绮楼日记》随笔（六）：“此生真为看山来”——王闿运与曾国藩
人生中总有决定命运的时刻，更会有决定自己命运的他人。王闿运自然有这样的时刻，而曾国藩是决定命运的人。
早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时“湘中五子”反“道学”的名声很大，以曾氏的涵养能包容之，更爱惜他们的才华。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曾国藩以丁忧侍郎的身份在家乡组织团练，王闿运屡次向他进言军事，两人自此相识，曾氏颇看重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而后曾氏组织湘军，首战靖港大败，想起王闿运与陈士杰事先的建议，用之可以避免败仗，遂有意招纳王氏辅佐。然而有人告曾氏说，王闿运是孤子新婚，上有老母，他不愿意来。曾氏为此很不高兴。《年谱》里说王氏后来并未向曾亲自解释，自此可能留下心结。我想此乃王氏的真实想法，毕竟打仗是危险的事，而曾氏草创湘军，胜负未知，他不愿抛家去冒险。然而不能同患难，将来也不好共富贵。同时期彭玉麟、陈士杰与他的境况差不多，却义无反顾地加入湘军，日后皆成为“中兴名臣”，而比他晚结识曾国藩或加入湘军的大有人在，不少也做到督抚。当然，战死的也不少，但他本处于一个极优越的地位，很有可能成为曾氏最早的班底、最核心的幕僚，甚至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却为风险而逃避，日后也不必再嗟叹自己的不遇。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而软弱也是性格的一部分，这种退缩恐怕也没有其他的解释。
咸丰八年他又有机会。当时湘军名将李续宾与淮北的胜保不协，特地请王氏出马，与之打笔墨官司，所谓“得健笔以敌胜帅”。而王氏还是没有答应，《年谱》称其预料李军必败，恐为饰词，还是不愿身蹈危地。但这次不去是明智——当年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全军覆没且身死，谁的健笔也挽救不了。
不过当年他还是去江西建昌探访曾国藩。这次并无太多故事，只是同曾氏的幕僚们相处甚欢，其中有李鸿章兄弟，他们一起出游，结下友谊。王氏后来对李鸿章不太满意，大概是初交关系极洽，日后李氏官越做越大，不免对王氏有所冷淡。在《赵烈文日记》中，曾国藩也说过李鸿章的缺点是架子大，看来确实如此。同治十年王氏出京路过天津，投书问候时任直隶总督的李氏，“而竟不来”（日记P243)，失望之极。而后听到有人评论“自鸿章出而幕府废”，不由附和“人之无耻有如是耶”（P257），可见成见之深。直至光绪十三年，王氏才在保定遇见李鸿章，二十八年未见，谈时局竟一整日。这次李鸿章比较热情，邀他同往天津，一路畅谈，并送其由海路回南。再见面则是两年后，时王氏因营居而负债累累，赴天津投奔李鸿章。大概是李氏曾许诺让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故携家口二十人而来。然至天津后，方知书院位置已为吴汝纶“篡夺”，李氏为了安抚他，安排住天津的“吴楚会所”，好吃好喝地招待近半年。从日记看，也可能因为李氏太忙，两人见面的机会不多，总之未将其视为可以襄助的幕僚式朋友，让王氏不免失望。此后两人交情益冷，两年后王氏在感叹邓氏兄弟时，曾用李鸿章作例“二邓不复如少时同志，乃与李少荃无异”，意思是李氏早非年轻时的朋友了。庚子国变，王氏对求和自保的地方大员皆不满，李氏更是抨击焦点“李余恩犹在天津，比桧贼故胜”（P2318)，这是把李鸿章与秦桧相提并论。日记中早已不称“少荃”（李鸿章字），直呼其名。及次年李氏去世，日记竟未提及，可见感情已淡薄。
但他对曾国藩则不同，始终保持亲近。咸丰十年，王氏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其实是打算投效的。马积高先生在《湘绮楼日记》前言中考证曾氏拒绝王闿运的原因，大致是王氏通过曾军幕僚李榕转达想入幕的愿望，而曾氏拒绝说“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他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P5)。曾国藩是以“知人之明”而著称于世，他确实说中了王氏的缺点：好大言，经常不切实际，且性格好胜，争论必要占上风，并不好合作。其实这也是二人所持处世态度不同，是程朱理学与魏晋风度的差别。而当时在前线的曾国荃与左宗棠，都倡言文辩士不可用，王闿运可谓“文辩士”之代表，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影响。况当初湘军起兵时，王氏拒绝参军，如今他成为两江总督并总领四省军务，王氏再来，未免略有投机之意——当初不能共患难的心结，即使是曾国藩也不易解开。
曾氏的拒绝对王氏打击颇大，他应该是没有思想准备。实际上通过几年的观察，他已得出曾氏必然成功的结论。晚年他曾回忆“藩司徐有壬顿首请罪，余因建议，可即檄徐随军。曾侯叹曰：‘庸人徒误我事，何取快一时之意。’余悚然敬服，知其必成功也”（《论道咸以来事》）。这是说徐有壬曾经屡次给曾国藩找麻烦，后来兵败治罪，他建议曾氏让其随军效力，找机会惩罚而出气，而曾国藩只想干好事业，不需要这样的痛快，让他极为佩服。而此次他去投效。不仅是凭旧交情，更有“肃党”的身份，实未料到曾氏的拒绝。失望之下，只能牢骚而吟诗：“独惭携宝剑，真为看山来”，自此回衡阳隐居多年。
此次相见还有一个历史悬案，即王氏以纵横术欲说曾国藩自立称帝。当时两人的确长谈过，如曾氏日记七月十六日记载：“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此则信息引起后世诸多猜想，许多人推测王氏应有出格之进言。然此事终究太犯忌讳，当事人即使说过也不会承认，何况曾氏早死，只有王氏孤证，不足为凭。而其影响之广，更多是王氏弟子杨度的渲染，如在《湖南少年歌》中有句：“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但道听途说居多，至少王氏自己说从未见过胡林翼，又何从游说呢？杨度后来策动复辟，更乐于利用老师的“帝王学”为自己造势，而当时反正大清已亡，王氏对此也不置可否，此事遂愈传愈神奇。不过以曾国藩的人格，毕竟是“克己复礼”的真正实践者。他反太平天国，是看出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太大，挺身欲挽救之，绝非是出于个人建功立业的欲望；他对满清也并非没有看法，但让天下尽快结束战乱才是他的最大愿望，又怎么可能自己接着去打天下呢？如果王闿运真去策动，那只能说他太幼稚——连纵横的对象都看不准，这“帝王术”也不太高明，曾氏不要他更是理所当然！
同治十年九月，王闿运自北京沿运河回南，在徐州遇见了正在阅兵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相见甚欢，左右以为（曾氏）未尝见客谈笑如此”（P256）。晚年的曾国藩不甚得志，身体又欠佳，生性诙谐的王闿运正堪解颐，而且力劝他与左宗棠和解，宛如心腹幕僚。王氏一直陪行至镇江才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曾国藩。次年二月，他在衡阳得知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凄怆久之”，感叹其“无疾而在正寝，近有道也”（P301）。
然而他对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佩服他的为人与事业，另一方面则为其拒绝自己耿耿于怀。他常说：“曾文正公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这是用自己的遭遇作注解；他撰写的挽联以霍光、张居正比曾氏，语含讥讽——此二人后代皆被抄家，比喻不伦，让曾家很生气……他自负绝世才华，总想找平台证明，而曾国藩是最好的平台，可惜既认可他，又辜负他。他自命洒脱，却很难逃出曾氏制造的阴影——这阴影不是心理创伤，而是与别人对比的失落，是不能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以实现抱负的遗憾。如在光绪八年的一天，他写到“岘庄（刘坤一，湘军名将）从庸微而跻大位，余犹凄皇路旁，所谓贤愚倒置，不平之甚者也”（P1092)。
直至他作《湘军志》时，对曾氏的崇拜理解之情才压倒抱怨，日记里云“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同坐一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P642、643）。年轻的时候，他不屑地评价曾的日记：“殊草草不足观”；而在宣统二年，年近八十的他“看曾日记竟日”——这或是他的自我反省，也是曾国藩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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