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共百年專題系列——鄭紹鈺：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解決了嗎？】
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
【中共百年專題系列——鄭紹鈺：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解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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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專題系列——鄭紹鈺：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解決了嗎？】
1926年，中共建黨方五年。胡適受邀於國外進行一場英語演講，題目為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國的文藝復興〉），談五四，談國民黨，更重要的是談為何五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轉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一演講完，在場的評論人便認為「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了。」
中國人為何傾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胡適在演講裡，談到了中國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整個社會缺乏組織。國家的力量無法觸及農村裡來。缺乏組織，所以生產力低落。缺乏組織，所以國家不能統一。缺乏組織，所以中國是一盤散沙。中國在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一切困境，若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講，便是出於：
「中國人作為一種族，向來缺乏組織（The Chinese as a race have always shown a lack of organization）」這便是胡適眼中困擾了中國數百年的困境。本文簡稱為「胡適難題」。
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便分析到，在當時的脈絡裡，蘇聯當時經濟上的突飛猛進，在國際政治上成為一股巨大的勢力，讓讓中國多數人把「列寧式政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看成了解決中國一盤散沙的終極工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相信共產主義，是相信這樣的現代化模式得以將基層社會組織起來，發達經濟，富國強兵。
1949後，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布爾什維克的方案。就算在1979後改革開放，放棄了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放棄列寧式政黨、一黨專政跟菁英先鋒隊、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等等的「布爾什維克的概念」。
本文將會從三個時點：1880年代的苗栗、1934年的江西南昌，以及2000年後的河南省新野縣，分別利用淡新檔案、蔣介石的南昌改革以及近年來火紅的馮軍旗教授的博士論文《中縣幹部》，略談中國這百年的巨大社會轉型，並回頭檢視「胡適難題」。胡適難題被中共解決了嗎？代價為何？
1886年頭份：清代保甲制度
「胡適難題」具體來說，始自中華帝國的疆域遠超其能控制的範圍。一個省有時有上百個縣，而「知縣」是帝國能直接控制的最基層。在縣以下，往往又有數百個村。以清代臺灣來說，光一個新竹縣底下就四、五百個村，而底下要談的「頭份」（今苗栗頭份）便是其中一個。
對於縣以下的統治，清代依賴保甲制度。按照瞿同祖《清代地方行政》所論，每一個鄉鎮或村里，知縣會指派一名地保，可以想成是官派的村長，這名地保必須向官府通報地方的糾紛、謀殺案件，也必須代官府向鄉民發布消息。實際上，保甲制度在中國當時各個省都不太一樣，名稱至少有數十種以上。有些地方這類官派的村長地位低，但在有些地方如清代臺灣，則叫「總董」或「總理」，在村里頗具威望。
這些敘述講來抽象。由戴炎輝先生保存的「淡新檔案」收錄了大量清代臺灣北部地區的法律文件，其電子化的檔案收錄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當中。我試著從一個有趣的案件（THDL： Lab303_DanXin-12516_003.html）當中刻劃出地方的運作。
清代新竹最巨大的官營水圳 — 隆恩圳，主要是灌溉今日新竹市區附近，清代中水道拉長到了竹南頭份這地方。頭份有自己的市街、有水田，沿山的地方則種了甘蔗。1886年頭份的總董，緊急向新竹知縣稟告，地方上突然出現一些「無良之輩」（其實就是今天騎機車到處搞事的8+9)，趁甘蔗要收成的時候，拿著開山刀或斧頭之類的武器，把甘蔗砍得亂七八糟。小地主損失慘重，賴以為生的蔗農則欲哭無淚。知縣一個月後答覆，將會派人處理，如果抓到了這些無賴後，若無賴們沒有悔意，必定會加以嚴懲。
頭份在當時算是某種模範村子。根據日本總督府第一次土地調查的統計，頭份有八成的土地有繳土地稅，有97%的土地買賣有跟政府登記繳交易稅（俗稱紅契），可以想像是當時清帝國能控制的村子當中的前1%的模範村了，然而這模範村的運作還是需要透過鄉村的代理人，運作起來十分「散漫」。
頭份與新竹在今天走高速公路只要30分鐘。但在那時代，一來一往的公文已經花了一個月。當國家的實力沒辦法貫穿到地方時，就算是模範村如頭份，盜匪可以輕易跑到一個村子胡搞瞎搞一番後就逃掉，等到官兵要來捉拿，也拖過一個月以上了。這番畫面，與今天臺灣一個鄉鎮約有5個派出所，或中國可以隨時進行小區封鎖的基層動員相比，可謂渾然不同。
清帝國解組後，軍閥混戰，基層社會解組傾向更強，於是有了《讓子彈飛》裡魔幻的鵝城。而在胡適的演講裡，「回狂瀾于既倒」的兩股勢力，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
1934年江西南昌：國民政府的管教養衛
《讓子彈飛》裡的鵝城，更接近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裡對於北方縣城的描寫。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有試圖在少數的地方，將國家力量垂直地釘入農村基層，比方說江西。江西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省份。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作為江南五省的「剿匪司令部」。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時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介石，便長期駐紮在南昌，統籌剿共事宜，以對抗當時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非常明白，要對抗共產黨，唯一的方法是在農村貫徹國家力量。人稱「小諸葛」的楊永泰，當時乃是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謀士，便建議要在江西展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措施，稱之為「管教養衛」，由此一來，國民政府便在江西在內的幾個省份，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類似於日本總督府在臺灣鄉村的統治模式。
關於管教養衛的實施，1930年代的政策討論，見於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近年來有關的研究，則以張智瑋博士2015年發表在政大史粹的〈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為主，以下描述將這兩份參考資料為主。
「管教養衛」簡單的說，便是建立一套軍政合一的現代基層統治。先談「管」跟「衛」方面，江西的措施旨在減化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所描述的地方代理人問題，也就是鵝城裡的劣紳黃四郎的角色。
國民政府在實施「管」跟「衛」方面，便是直接由政府本身來管理地方事務跟收稅，這具體表現在「省縣鄉」的「鄉」層次，設立鄉公所跟警察局，以便一路掌控，為了強化傳統的保甲，甚至設立聯甲主任（與臺灣日治時期的保甲局異曲同功），由中央指派的人物掌管調度保甲，雖仍名為保甲，實已產生質變。
在「教」跟「養」的方面，則是實施義務教育，將年輕人吸納到學校體系當中，減少失學跟文盲，並讓年輕學子無以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並從省到縣到鄉，一路普設各級公路，讓資源在村與村之間可以自由流通，最終還要普設農村金融，以減少農民高利貸困境，以發達地方產業。這些措施常被稱視為「黃金十年」的建設項目，不過這些建設，實際是為了落實管教養衛。
為了要達到「管教養衛」這種由上往下的現代化模式，最核心的政治工程便是「土地丈量」跟「戶口調查」，由國家清丈土地，保障業戶產權，按地力與面績定下稅則。熟悉臺灣日治時期發展的朋友，會發現這些措施，大部份都跟總督府的「保甲局」、「土地丈量」、「普設警察局」、「推廣農村金融」等措施，非常類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直接把這套結合警政、地政、戶政的治理模式套用在臺灣上，當然毫無違和感。
管教養衛在江西，雖有達到剿共的目的（後來中共便開始往延安「長征」），落實起來卻難以盡善盡美，因為上述的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截至抗戰爆發，光江西一地，大部份改革仍未完成。
除了江西之外，有多個地區也陸續地進行改革。蔣介石在執行這些項目時，軍委會的花銷已佔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半以上的中央預算，這些改革的經費只好攤派到實施改革的地方財政上頭，一切地方稅、賦加稅，無疑讓地方的農村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為了擴增財源，才會陸續有宋子文主導的銀行國有化、鹽稅改革、上海等多家銀行承購南京政府公債，甚至宋子文出國跑去找美國羅斯福總統尋求美援等等的財金措施。
從「管教養衛」這段歷史來看，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不想解決「胡適難題」，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要維持政權，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以防共產黨的滲透。但是這一套方法的開銷極大，經費有限，國民政府的行政體質先天不良，最終只能在臺灣，我們才看到了這一套「管教養衛」的完整體：鄉公所、戶政事務所、普設警察局、土地登記制度，但這有賴於於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地政、警政、戶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後臺灣較為突出的，則是「普及義務教育」了，蔣介石在臺灣完成了在江西就想推廣的全面國中小義務教育。
至於中國，則輪到戰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胡適難題了。
2008年新野縣：中縣幹部
《中縣幹部》是現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馮軍旗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在中國引起了廣大迴響，原因有二。一個是出於《中縣幹部》著墨於中國在2008到2010年這段期間的縣鄉治理，另一個則出於這篇論文充滿中國特色的研究手法：當時仍在北京大學唸博士的馮軍旗本人，被安插到了「中縣」，進行臥底式的田野調查。「中縣」其實是化名，中縣便是河南省新野縣，馮軍旗本人曾先後擔任過副鄉長跟縣長助理。
透過一線的觀察、大量的訪問基層黨幹部，馮軍旗勾勒出了中國共產黨窒息式的鄉村治理，以及農民工出身的基層幹部跟「紅二代」高層幹部的矛盾。對於當地官員來說，不同的鄉、縣各種職務對於升遷的幫助不同，這些升官的隱形階梯影響了官員做事的誘因，為了壟斷肥缺，當地紅二代家族利用送禮、聯姻、打牌等方式彼此連結，形成了政治肥缺「不落地」的現像。除了紅二代之外，馮軍旗也觀察到了另一股勢力：那些由解放軍轉任到地方基層的幹部，這一匹軍方出身的幹部，很少出現在歐美學者的文章裡頭，但在《中縣幹部》裡頭，他們雖不高調，卻不容小覷。
《中縣幹部》也露骨地寫出了黨幹部如何介入了各種地方經濟事務，更側重其中的利益分配與衝突 — 比方說縣醫院被視為「窩子弟」首選，許多黨幹部安插了大量親戚在縣醫院裡頭工作，生起一些醫療糾紛，起初只是醫死了人，後來竟演變成民眾跟官員的衝突。除此之外，縣醫院還發生過醫師械鬥，起初兩個老醫師打架，結果變成了各自的親戚跟利害關係人都前來助拳，引爆成百人大戰（《中縣幹部》，頁69)。相當的魔幻寫實，但這些描述在中國具有一般性，《中縣幹部》才會引起許多人共鳴。
但如果我們退一步去看這「縣醫院窩子弟」的魔幻寫實畫面，便會發現當初胡適說的「欠缺組織」的問題已經不見了。反之，中國今天的問題是一切事務被包在組織之內，多少都捲入到了黨政軍的利害關係當中。在中縣，就連兩個老醫生之間的衝突，都能演變成背後黨幹部派系之間的衝突。中共史專家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一直強調一個論點：毛澤東留下來的中國是一個官僚的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純粹的計劃經濟，混和了市場經濟的要素，但對官僚體制本身沒有太大的改變。
由此觀之，才能深入理解中國今天的高成長，乃是官僚動員的結果。《中縣幹部》在第六章〈政績〉描寫鄉級官員為了升遷，發狂似地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馮軍旗用上了精彩的形容：「逼民致富」。
「逼民致富」始自這種官僚升遷的誘因體制之下，地方經濟活動都被鑲嵌在黨政軍的組織裡頭，則一個村民想躺平都不行，出於官僚對於升遷的渴求下，地方人民被要求去學習國外最新的技術、蓋最新的工廠、生產最新的產品，貢獻於區域的人均GDP增長。
這種「逼民致富」的狂熱，也造成了許多問題，比方說地方的高度舉債、挪用經費、貪腐、提高對農民的賦加稅，但人民並沒有被關在官僚鐵牢之外的選項，要不是不知道這些是問題，不然就是只能吞下去。
這制度要有效運作，相當依賴上級官僚的監督。比方說在中縣，一個鄉鎮的書記為了衝刺業績，可能有虛報了該鄉鎮養殖的牛隻數量，當時縣書記要去一個鄉鎮視察，這名鄉鎮書記或許是為了充場面，又或有虛報而怕被被發現，緊集動員了全鎮的牛群，甚至跑去鄰近鄉鎮臨時租借農民的牛，結果牛群數量太多，在趕牛回來的路堵塞了馬路，剛好被縣書記看到了這畫面（頁132)。
除了上對下的監管外，《中縣幹部》也觀察到了官僚體制裡的另一機制：舉報。因為官員與官員之間彼此競爭，舉報搞掉一個對手，自己升遷的機會自然提高。鄉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縣級紀律委員會（縣紀委），縣級幹部之間的惡鬥舉報到省紀委，省之間的惡鬥可以再提到中紀委，也就是中央紀律委員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縣幹部》是寫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之前。自從習近平開始打貪之後，中央紀律委員會會主動「降級」去監督跟打擊縣跟鄉鎮等級的官員，而基層官僚的運作也有些改變。但整體經濟活動在打貪之後，然後嵌入在官僚體制當中，只是許多原本由地方官僚所掌控的事務，今天改由中央直接接管、督察。
中國人組織起來了，但也快窒息了
如果胡適穿越時空來到今天，他會收回那句「中國人就是缺乏組織的民族」。於今天，中國人可能是具有全世界組織紀律的民族。事實上，胡適早在1950年代在臺北南港，讀了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後，便有「昨是而今非」之感悟。臺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中，便把胡適的思路轉折寫得相當清楚。按照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分析，若經濟運作由官僚支配，政治將一路通往極權，而人民無自由可言。
當然，海耶克描述的共產主義國家，跟今日的中國大不相同。蘇聯全面的控制價格機制跟壓制市場，中國今天則擁抱價格機制與創造市場。但從本文的分析，尤其是《中縣幹部》裡提供的描述，官僚今天控制經濟的規模恐怕比計劃經濟時期還更為穿透，布爾什維克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
但是胡適與李大釗一輩知識份子，在中國剛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時，只是樂觀地想像，布爾什維克能可以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工具。比方說，李大釗在一篇收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樂觀地認為：「經濟問題可一旦以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決了，中國今天的確富起來了。不過離李大釗說的滿是鳥語花香的烏托邦，仍是長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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