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笔记（六）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笔记（六）
该书为温铁军教授15年左右的演讲集
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
1. 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也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就发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跟不上的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双方由此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最终演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2. 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军重工业。所以，这就要求国家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毒奶粉背后的经济学思考
1. 当时我告诉大家，当国内的奶业正在为培育基地、更新设备打基础，正在建立健全产业链的高投资的脆弱阶段，却由于2001年入世的时候我国对农业让步相对较大，导致南方沿海一些省区可以用进口的奶粉做还原奶，据说某个省区竟然占了进口奶粉的80%！这个现象的背后是：这些既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也没有足够加工能力的地区，以相对比较低的进口价格冲击了良性业态的构建！于是，正在增加投资做整个产业结构建设的中国奶业就突然受到了巨大冲击，造成的亏损成为了好好做事的地方政府和良性企业的“沉没成本”。可见，新世纪中国奶业的第一次波动，其实并不是奶业自身投资失误或管理不当的危机。
2. 三聚氰胺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科技成果？不是注册专利了吗？当然不是发明人不对，而是过去没有使用。那么，近年来为什么会被使用？因为近年来饲料的蛋白含量不够，因为进口大豆占了2/3，因为榨油企业绝大多数是外资企业，人家追求大豆出油率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的有关部门既不能干预，更没有想干预。昨天有苏丹红和孔雀绿，今天有三聚氰胺，明天还有什么？还没有被查验的各种化学品不是在广泛使用吗？直到它危害了生命，芸芸众生才开始懵懵懂懂地加以关注。对于发生的问题，政府出台文件很重要，把责任加到哪一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有谁从源头上认真找一找病根？
3.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牛贩子把病牛卖给奶农，把黄牛染成黑白花卖给奶农，而有钱人对于奶农买奶牛是放高利贷的——因为金融也追求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于是农民拿到了高利贷，买了病牛、劣牛，都成为沉没成本了，那小农承受不起，就也得搞短期行为，于是最终生产者也就出现问题了！最后发现：因为没有谁来承担给农民提供必要的、基本的服务的成本，没有谁帮助农民形成能够抗御风险的经济组织。
中国工会与西方工运
1. 即使这个现在最提倡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北方总司令格兰特1868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讲就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拒绝欧洲。格兰特此番用意在于，为了美国本土的工业化，不能现在就开放，否则这意味着欧洲那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只有在本土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之后，才能对外开放。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68年始，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一段产业上“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产业资本的北方获得了对南方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权。（资本市场上不是闭关锁国的。战后欧洲投资者大量投资美国，以至于1873年美国铁路泡沫人们说是美国人剪欧洲人的羊毛。）30年之后，美国已经形成了本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产业资本力量，这时才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美国从此成为超级大国。
2. 回首再看1972年之前的中国，封闭、不开放的批评如今值得商榷。因为那个阶段就如同美国1868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建立本国相对齐全的产业门类体系而自我封闭。大约是在“五五”计划前，中国基本上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为了改善外部环境，1972年中国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大量吸引欧美日投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对外开放。然后从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到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中国对外开放造成高外债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
3. 20世纪60年代为了偿债苏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偿债欧美，中国都得作出很大调整。引进苏联的设备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调整错了吗？转而发展与西方关系保护国家安全的调整也错了吗？恐怕不应该那样批评。那个年代是全民奉献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政府是一个英雄的政府，有功于这个国家流血牺牲才换得的独立。
4. 最近社科院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90%以上的地方官员不打算执行保护劳动力的政策，50%以上的企业则不能执行。因为按照现有的规定，完全执行起来则必然导致企业成本提升，竞争力不足，企业就会垮台。在广东做的调查也表明，劳动者保障的覆盖面极低，有的企业连基本的劳动社会保障都没有。
金融异化与学术异化
1. 提醒各位，特别是青年社团不要陷入当前社会上的无谓的炒作，不要去炒这些事，无外乎你们中间有人说得早了点，那说早了总是要挨批的。
2. 何以为学高？学，理论界几乎人人都说我们在治学。治学直译，to govern study，那就得有the governing system，就是要有治学的体系，然后就得遵循学术界的规矩regulation，刚才赵老师开始讲这个regular、rules，然后就得有who govern whom，谁去治谁？就得有这一套体系性东西提出来。治学者被治，被谁治呢？被形成这套制度的人去治形成这一套制度的内在作用是利益分配。所以，今天这个治学就变成了被研究being studies，因为你被govern了，被治了，所以就进入被研究being studies 这样的一套学术体系。最终你还能学高吗？不能了，因为你已经被govern了，已经进入了被govern以后的being studies。
3. 以我自己为例，现在二级教授拿到了，再往上奔不太可能了，现有的利益分配对我就没制约了，也就可以在不根本性地撼动主流的同时，稍微超越现有的治学体系system，可以有条件做些另类的思考，然后把这另类思考表现为一种新学。
4. 而这样来看90年代中国人高速度地追求产业扩张时期的教育产业化演变，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教育既属于生产力，则势必产业化。因为它是让人异化、变成劳动力要素的规模经济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又附属于上层建筑，那是因为这个体系它本身蕴含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对其做科学化理论包装都是支撑着上层建筑的。然而，上层建筑内涵具有规范教化和国民动员功能的意识形态，还得靠教育体制予以合法化解释和普及传承，这就内在地与教育产业化之间构成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本质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要求教育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教育改为有教无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非常开放的、包容了所有的多种人类生存环境条件下多样化存在的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这样体现有教无类的、使人回归于人的生态文明教育，有悖于产业资本需求，难度很大。
5. 既然知道教育体系内部追求学何以为高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中国百年教育很难再出大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教育本身体现了一种作用，在于把人异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可被产业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它的作用是服务于这种产业资本的崛起的。那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呢？如果中国人不崛起，没有以产业资本立国，你得挨打。
6. 无论哪个领导都认为，80年代农村政策是我党农村政策是最好的时期，这一点，到温家宝1997年要当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的时候，他就这样表过态。说我们能不能再搞成像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样的机构，那个年代是农村政策最好时期，因为来自于“三农”，服务于“三农”。
7. 你们不知道，当时教育面临改革大潮时，当时的教育部长讲的什么，他提出的口号叫“全面恢复十七年”！而十七年是什么？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服务于产业资本需求的，把人异化为劳动力要素的这样一种制式教育体系，是把人异化为标准化的生产要素的十七年。因此教育走向了和社会进步不那么同步的所谓改革，我也不敢说相悖。这个教育体系到90年代当它得以变形的时候，又激进地转变追求美国主导的国际化，国际化无外乎其实就是指美国化，而美国又是一个85%的GDP来自于第三产业的得以剥夺全世界的特殊经济结构，而这个美国经济结构所要求的美国现代教育，恰恰和我们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教育在内涵上本来是不一样的。他们要求的是培养以金融行业为中心、全球外资进入最高的国家金融资本阶段的人才。而我们在90年代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本，我们尚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因此我们盲目追求的这个美国结构，造成越是排名靠前的学校，越是变为整班整班的留美预备科，然后他的班会可以在美国开，所以大家就都愿意去美国。结果是全国有限的教育资源是用来为美国输送人才，因为那才有你这种美国模式教育的客观市场，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人才市场演变成了美国导向之下的人才积压。而大多数得不到教育资源投入的普通中小学、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就都衰败。而由于高等教育恰恰不符合产业资本从农村提取劳动力的这种要求。于是乎，也就出现了良莠不齐地各种各样的民办的职业教育——官办的职业教育衰败了，民办的职业教育兴起了等等这些光怪陆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越是名教授，越没学问，因为有些名教授只了解美国，不了解中国。
8. 举一个例子，我那时候上了一个外经外贸的选修课，拿了一篇结业文章交给老师，他说你这个文章观点不对，要给我不及格。我说观点不同，要看是否言之成理，跟你谈判，算我没选你这科，你也别给我不及格。今天的教育体系再也不可能允许我这种人出现了。还如，上党史课我给老师写了一篇英语的论文，老师到我宿舍找我谈，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因为老师你讲得好，你这个课讲了很多史料，我觉得对你讲的史料的分析可以英文发表。所以我上课就用英文记录了，期末就用英文给了老师写了一篇结业论文。老师当时就要我给他口头翻译这篇结业论文，还得了良好。还有很多当时师生之间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入校的那批老学生，那时候跟老师年岁差不太多。我是十多年工农兵生活，是实践中出的真知，你书本知识要跟我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对话。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老师，讲课把学生都讲跑了，看班上还剩下三五个学生就非常愤怒，说：期末考试我就考笔记，谁不记笔记，谁就不及格。我说你这叫什么考试？我当时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就开党员大会，所有党员一致通过在这个老师要考试那天组织所有要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上党课，不来本支部就不发展你入党，然后逐级上报给上级党委，最后只能把考试取消。
9. 萨缪尔森难道是学经济学的吗？他为什么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难道是他读过经济学教科书？错了，是因为他写了经济学教科书，但你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读经济学教科书而写了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因此他才被叫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0. 大范围看，越是南方土地资源短缺的地方，土地对人口保障功能强的地方，在民国年间的公田的比例就越高。比如像福建，闽南这一带，像珠三角这一带，很多村的公田占比都高达80%以上，比现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还高得多。
11. 具有历史意义的矛盾在于，包括过去的旧民主主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想的都是要实现资本主义规模农场，所以我们的政策本质上反对农民根据成员权来分配土地。其实成员权是在农村社区内部最彻底的私有，也就是说我生下来以后就有一块地保证生存，这是数千年农地制度历史变迁内含的一种本质特征。应该理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都要想方设法地把这个本质特征否掉，目的只不过是要推进资本主义农场，以此促进工商业发展。
中国林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1. 世界银行曾经计算过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综合负债率与GDP的比值超过了146%。今天欧盟国家遭遇到的债务危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曾经严重得多地爆发过！在那个仍然维持对中国制裁的年代，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普遍是幸灾乐祸的“中国崩溃论”，没有谁会出手相救。今天欧盟发生债务危机要中国人出手相助，他们忘了当年中国人是怎么渡过金融危机的。其实中国包括国企的许多方面都在“以卖为主”，更何况林区，很多地方财政是高度赤字，银行是严重贷差。在以林木和林地为主要财政资源的地方政府推进以卖为主的改革，主要是他们应对赤字和债务危机的客观结果，并非谁主观上就想这么做。到1998年因国企改革造成数千万职工下岗、农村改革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都加剧了内需不足，加之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中国开始进入了产业过剩和通货紧缩。接着，世纪末的生产过剩又相继引发新世纪的商业过剩和金融过剩，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在新世纪都出现过剩，而这一点恰恰和当今“全球化的内因是全球过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2. 政府现在征占土地，如果不给村集体留15%的收益，就无法打动村内“精英集团”，一般会出现由村内“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反抗。尽管前面冲上去的是妇女、老人、孩子，后面真正主事的还是“精英集团”。土地收益分配如果不保证精英占有15%，而是完全归农户个体占有收益，这个体现私有化的完整物权的制度设计，客观上是做不到的。
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中西差异
1. 可见，美国这种危机困境是由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很难靠谁的主观意志改变。因为政府必须得去救占GDP 85%的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而不可能去救仅占11%的制造业和不足2%的农业，客观上就导致了“有复苏无就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
2. 西方这种贫富差别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推高负债来提供社会保障才能维持相对平衡。先看美国，它现在的政府负债占全球的一半。并且，不仅官方负债是一个非常大、还在不断增加的数字，私人负债也在加速增加，总计相当于全球GDP的100%，这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
3. 西方国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负债，而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目前乃至今后数年内政府负债最低的是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仍然有条件用政府负债投资的方式，对内陆做基本建设投资，以此拉动其他投资。换句话说：只要政府长期投入于基本建设，就会为其他各项私人的或外部的投资创造“搭便车”获取机会收益的投资机会。
4. 过去农民分了地以后都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89%，接近90%，远高于不到60%的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几乎100%拥有私人房产。同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将近90%是在农民手里，他们即使在企业打工也仍然是小有产者。
全球危机与苏南经验
1.2006年“十一五”开始，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国农村“三农”总投入43271亿。为什么叫史无前例？因为原来都是农村支援城市。因此执政党这些年的理论是对的，方针路线是对的，只不过执行起来极其困难。原因是利益集团左右决策。但是，有些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大资本，在中国某种程度上还真得执行国家意志。
2.1956年苏联完成国家工业化开始转型对外开放，中国当然跟不上，因为尚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没有资本。于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今天我们把它视为极左错误，但客观地看人民公社是什么？意味着以乡为单位，成规模的使用劳动力替代国内稀缺程度几乎为零的资本——劳动力如果分散使用只能干“作坊”，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同期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来建拖拉机站，也就使得保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能力有承接的载体。可见，这是以人民公社作为载体，承接工业化遭遇资本稀缺的危机代价。
有个案例可以说明农村是怎么进行原始积累的。江苏苏州的吴江有一个村，本来没有村办工业，队长就动员全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大家少得500工分的分配，集中起来去城里交换那些工业生产环节的物质资料。第一年这个村每个男女劳动力500工分拿出来不分配，这500工分对应着应该分配的钱、粮、肉、菜、蛋等所有这些东西拿到城里工厂去换一个铸造工序——你把铸造换过来我这村里干，我给你城里企业提供铸件。第二年大家再每个劳动力节约500工分换来了清砂。第三年还得再让出500工分换来成型。这样村里就形成了一个有三种程序的铸件厂，也就是把城里的机械厂的铸件车间搬到了生产队。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条件下劳动替代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典型案例。
3. 在改制之前，苏南乡镇工业第一目标根本不是教科书所说的“利润最大化”。这是个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因为，我们当年做过很多苏南乡镇企业调查——我从80年代开始就在苏南搞农村改革实验，苏南乡镇企业第一目标是本村就业最大化，因为这个企业是办在村里的，是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办起来的。第二目标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本村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时国家之所以对乡镇企业采取的低税制、报税制，也因为它替代国家吸纳农民就业和缓解农村公共开支不足。1994年全国都改成分税制，乡镇企业纳入统一税制管理，不再享受税收优惠。
4.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负债大部分在银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的次贷是地方政府把盲目扩张所造成的风险大多转变为银行承载的金融风险上交给中央，这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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