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對蘇俄革命的誤讀

中國知識份子對蘇俄革命的誤讀

中國知識份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直接來自於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是經由蘇俄新文學和日本中介的蘇俄馬列主義，如毛澤東所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眾所周知，中國知識份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直接來自於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而是經由蘇俄新文學和日本中介的蘇俄馬列主義。確如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時所論，「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 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91年蘇聯解體導致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命運發生鉅變；這一事件連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革，促使我們有必要反思蘇俄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國的意義。

歷史發展到今天的結果，反而容易讓事情的原委得以呈現。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的革命浪潮，不是一批激進份子的人為所致，而是配合了十八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發生革命的大趨勢，也是二十世紀初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勢之一。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1917年2月）刊發的著名文章〈文學革命論〉中已經聲明了這點2：

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

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

兩年後，陳獨秀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1919）一文中進一步把蘇俄革命泛化為普遍的革命：

「英美兩國有承認俄羅斯布爾札維克政府的消息，這事如果實行，世界大勢必有大大的變動。

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3。

問題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的革命潮流何以一定要和蘇俄革命聯繫起來？

因為蘇俄的介入，

中國把經典的

德國馬克思主義擱置起來，許多

進步人士滿懷理想地接納並實踐

蘇俄馬克思主義。

儘管實現了一系列偉大目標，但也帶來諸多嚴重後果。

蘇俄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旅行，

成了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況且，在後蘇聯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已經從國家意識形態變為眾多學說中的一種，也能看到當年僑民學者如何自由探討俄國馬克思主義問題之作，還能自由發表還原俄國馬克思主義原貌的言論4。

這些為我們深入探討

馬克思主義如何從蘇俄進入中國，

提供了很扎實的學術基礎。

— 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的蘇俄文學熱

就一般情況而言，現代中國接受蘇俄馬克思主義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革命情勢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知道，無論俄國多麼貧窮、議會（杜馬）政治多麼混亂，但

二月革命發生及其建立的臨時政府，使俄國遠離了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而

十月革命的發生及其所建立的蘇維埃制度，更使俄國自覺遠離了西方帝國主義（如主動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不管蘇俄理念是否烏托邦，蘇俄已經成為一個航標，為來自戰爭瓦礫上的西方思想家、藝術家，以及尋求理想世界的政治激進主義者指出了方向，也讓

飽受帝國主義傷害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從中看到了希望。

因此，世界各國的許多熱血知識份子為蘇俄馬克思主義所傾倒。蘇俄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向全球擴展其影響力，並在後來大半個世紀連綿不斷的國際反西化和反資本主義潮流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5。

而中國則更甚：

從孫文到毛澤東、

從李大釗到周作人、

從陳獨秀到魯迅等，

大批滿懷壯志的仁人志士，為重建中華民族、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去尋求更有效的思想文化資源，由此，知識界的俄國文學熱長盛不衰。這種熱浪又從知識界普及到難以計數的作家、文學青年、熱愛文學的讀者和譯者等公眾身上，以至於關心蘇俄成為現代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1920年8月22日新民學會以「俄國事情亟待研究」為由成立「俄羅斯研究會」，

「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毛澤東還擔任研究會的書記幹事），該會認真研究了一些問題後，決定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實地調查、提倡留俄勤工儉學。

五天後，《大公報》發表了蔭柏的署名文章〈對於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的感想〉，該文稱，「你要覺得現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萬惡，方才知道俄羅斯怎麼起了革命，方才知道應當怎樣研究俄羅斯，方才會研究俄羅斯到精微處」。第二年夏天，

該會還真的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

俄羅斯研究會在引介蘇俄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一事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前後介紹了十六名進步青年先到上海外國語學校（陳獨秀所創）補習俄語，然後赴蘇俄學習，其中包括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新中國的開國元勳。

中國大批滿懷壯志的仁人志士，為重建中華民族、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而去尋求更有效的思想文化資源，由此， 知識界的俄國文學熱長盛不衰。關心蘇俄成為現代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7年10月號 總第一○三期

茅盾歸納抗戰以後的外國文學譯介情況說：從七七抗戰開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介紹的主要是蘇聯戰前作品，而從太平洋戰爭到抗戰勝利前夕，

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是尤其介紹得多。

中國知識份子對蘇俄的認同，首先是和當時的蘇俄文學熱聯繫在一起的。魯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一文曾生動描述了「讀者大眾對俄國文學共鳴和熱愛」的壯觀情景：「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托爾斯泰的

《戰爭與和平》了」6。今天回過頭來看，《戰爭與和平》（Bnim` h lhp）的各種中譯本有超過十種，各種譯本再版近百次，其影響力實在不可思議。

何止是這部《戰爭與和平》有如此聲譽，超過十種譯本的蘇俄文學作品不下三十種，其中著名詩人普希金（@. Osxjhm）的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

（Ebcemhi Nmechm）已經有超過十五種譯本。這類現象意味$，

俄國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其他的文學種類，以至於以學法國象徵派而著稱的「詩怪」李金髮，在詩名隆盛的1920年代如此說：「日看小說，夜看小說，不知不覺把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看了幾十本，甚至神經衰弱都不知」7。正因為如此，從西方留學回來的朱自清於1929年在清華大學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

（以後在師大和燕京大學也曾應邀開設），也內設有「『外國的影響』與現在的分野」專題，專門論述「俄國與日本的影響——理論」，並且認為《新青年》、五四運動期間各社團、文學研究會、成仿吾和錢杏ff等人的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等先後深受俄國和日本的影響8。

這種情況後來一直在延續$，茅盾1945年在歸納抗戰以後的外國文學譯介情況時如是說：從七七抗戰開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介紹的「主要是蘇聯戰前作品（蘇維埃文學中劃時代的長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而從太平洋戰爭到抗戰勝利前夕，「除繼承前期的工作而外，還把注意力普遍到

英美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了——不用說，

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是尤其介紹得多」9。

然而，中國知識份子們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主要

不是由於其審美性，

而是基於其反映種種社會問題時所蘊含的思想價值。瞿秋白在給《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所寫的〈序〉（1920）中曾深刻分析到bk：

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確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

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Q，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Q開闢一條新道路，聽 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不是因為我們要改造社會而創造新文學，而是因為社會使我們不得不創造新文學，那麼，我們創造新文學的材料本來不一定取之於俄國文學，然而俄國的國情，很有與中國相似的地方，所以還是應當介紹。

而且，這並非已經開始傾向於左翼的瞿秋白個人的一廂情願，而是社會知識界的普遍認知，如魯迅也有同感，在前述〈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 述了俄國文學熱的情景並分析其原因bl：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Q，要生長出甚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

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正是在這種熱潮中，連對

暴力革命有深刻的理性研究和宗教哲學分析的著名作家

陀斯妥耶夫斯基（T. Dnqrnebqjhi），也被中國知識份子革命化了，如羅羅譯的〈陀斯妥夫斯基之文學與俄國革命之心理〉（《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十二號，1918年12月），很真切地顯示出了這種趨向。如此一來，中國知識份子把蘇俄社會主義革命視為「必然趨勢」，並且把原本作為地方性的蘇俄革命演繹成適合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模式，還把蘇俄社會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在蘇俄的成功實踐，自然也就視之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十月革命是俄國社會變革的極端形式之一，是超出當時人們預期而未必一定要發生的社會事件，更難說它有普遍性。何況，後來歷史證明，它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讓俄國居民和國際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至於俄國文學，它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關係甚微：說俄國文學表現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那是蘇俄意識形態操控下的官方學術觀念。

二 俄國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

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深刻地指出，

俄國始終存有重建俄羅斯帝國的偉大理想，蘇俄馬克思主義及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和蘇俄後現代主義一樣，都是深深植根於俄國文化傳統中的同一種意識形態範式bm。馬克思主義作為俄國民眾的理想追求之一，同俄國文化傳統相互融 合。據俄國傑出的宗教哲學家

別爾嘉耶夫（M. Aepd_eb）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和思想》中的辨析，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過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種各樣信仰的過程，包括斯拉夫農民村社式社會主義、只求信仰而拒絕理性的虛無主義、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民粹主義、反對理性和法制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東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現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學 述，也有身體力行的社會行動，

蘇維埃共產主義乃諸種馬克思主義中的思潮之一——

這是廣大下層民眾信仰的

布爾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它比

孟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知識份子所追尋的，帶有學理性的）要強大得多bn。

十月革命是俄國社會變革的極端形式之一，是超出當時人們預期而未必一定要發生的社會事件，難說它有普遍性。它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讓俄國居民和國際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蘇俄馬克思主義並非德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由俄國文化傳統改造馬克思學說而成的列寧主義， 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傳統相結合的產物，結合的結果是本土傳統的份量大大壓倒了外來思想。

換言之，

蘇俄馬克思主義並非

德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經由

俄國文化傳統改造馬克思學說而成的

列寧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傳統相結合的產物。而且，結合的結果是本土傳統的份量大大壓倒了外來思想，改變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結構，哪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直接關心俄國社會發展動態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俄國發行的情況，如恩格斯寫有論文〈論俄國的社會關係〉（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且被收錄在俄羅斯公開發行的《恩格斯論俄國》俄文本（Tphdphu ]mcek|c n Pncchh）中，恩格斯還特意為這本小冊子寫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登陸成功，並非列寧個人及其布爾什維克黨在短時間內成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本土化過程。

激進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B. Aekhmcjhi）曾讀過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於《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包括〈《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論猶太人問題〉（“On the Jewish Question”）等。而彼得拉舍夫斯基

（A. Oerp`xebcjhi）這位俄國外交官和《袖珍外語詞典》（J`pl`mm{i cknb`p| hmncrp`mm{u cknb）編輯者，因為信仰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會主義，在聖彼得堡組建了傳播禁書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在這個組織的藏書中就有馬克思的多種著作。安年科夫（O. @mmemjnb）這位在十九世紀蘇聯人看來屬於保守派的文學批評家、美學理論家、第一套《普希金文集》（cnwhmemhi @. Osxjhm`） 的主編，1846年認識馬克思之後便與其保持$多年的私人聯繫。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L. A`jsmhm）儘管和馬克思、恩格斯矛盾重重bo，但1869年居然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俄譯本（L`mhtecr Jnllsmhcrhwecjni o`prhh）。1872年俄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M. D`mhek|cnm）翻譯了《資本論》（J`ohr`k）第一卷，在聖彼得堡公開出版發行，第一次印刷了3,000冊，在一個半月內就售出900冊。1882年1月《共產黨宣言》俄譯本第二版問世（馬克思、恩格斯親自作序）。而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拉甫羅夫（O. K`bpnb）這位1870年加入第一國際、1871年參加巴黎公社起義的民粹主義知識份子，曾為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三卷地租篇提 供了關於俄國土地問題和農村公社的材料，其著作《歷史信札》（Hcrnphwecjhe ohc|l`）、《試論當代思想史》（No{r hcrnphh l{ckh mnbncn bpelemh）、《理解歷史的使命》（G`d`wh onmhl`mh_ hcrnphh）等，均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諸如此類的例子難以盡數，所透出的重要信息是：早期熱衷於馬克思著作的俄國知識份子沒有一個是共產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傳到俄國三十年後，才出現首個馬克思主義組織：1888年9月25日，普列漢諾夫（C. Okeu`mnb）、查蘇利奇（B. G`cskhw）、阿克雪里羅得（O. @jcek|pnd）、捷依奇（K. C. Deiw）、伊格納托夫（B. Hcm`rnb）五人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日內瓦成立「勞動解放社」（Ncbnanfdemhe rpsd`）。普列漢諾夫及該社先後翻譯、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三十種，包括《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Thkncnthh mhyer{）、《僱傭勞動與資本》（M`elm{i rpsd h j`ohr`k）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P`gbhrhe cnvh`khgl` nr srnohh j m`sje）等，並把它們秘密運回俄國傳播。到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Opnhcunfdemhe cel|h, w`crmni cnacrbemmncrh h cncsd`pcrb`）俄譯本出了第三版。在馬克思主義作用下，普列漢諾夫本人還寫了《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Qnvh`khgl h onkhr.Anp|a`）、《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J bnopncs n p`gbhrhh lnmhcrhwecjncn bgck_d` m` hcrnph~）與《我們的意見分歧》（M`xh p`gmnck`ch_）等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這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產生了巨大作用，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關注，列寧也受益於這些著作

但是，在社會民主黨分化後，普列漢諾夫本人因堅守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而成為少數派，被批評為孟什維克份子和

「正統馬克思主義」（nprndnjc`k|m{i l`pjchgl）的始作俑者。

但是，就在普列漢諾夫等職業革命家試圖把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付諸實踐而遭遇困難時，因為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被付諸實踐過程中出現激進化趨向，使得索洛維約夫（Bk. Qnknb|eb）和弗蘭克（Q. Tp`mj）等著名宗教思想家、別雷（@. Aek{i）等象徵主義文學家謹慎地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司徒盧威（O. Qrpsbe）院士、神學家和經濟哲學家布爾加科夫（Q. Askc`jnb）和別爾嘉耶夫等人把馬克思主義改造為經濟唯物主義，列寧在《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Wrn dek`r|? M`ankebxhe bnopnc{ m`xecn dbhfemh_）中否定性地稱之為「合法馬克思主義」（kec`k|m{i l`pjchgl）。

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

這是俄國普遍接受德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重要階段！

俄國自彼得大帝實施西化政策半個世紀後就出現了本土斯拉夫文化危機，引發知識界尋求擺脫危機的出路。

當時的德國如何在接納現代性同時抵抗英法現代化模式，隨即也被俄國的有識之士所關注。於是，德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建構民族認同的行為，從十八世紀末以來一直為俄國知識界所痴迷，並且隨$資本主義改革所帶來的問題日趨突出，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和普及過程，自然也就促使俄國從接納德國啟蒙文學（以接受歌德[J. W. von Goethe]最甚）、古典哲學（主要是謝林 [F. W. J. von Shelling]和費希特[J. G. Fichte]等），轉向接納馬克思主義。

上述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被接納的過程，也是其本土化的過程，並且隨$馬克思主義被付諸實踐，伴隨激進化傾向，而且這種趨向又可視為俄國知識份子激進主義歷史傳統的自然延續、自覺更新。

從深受法國啟蒙主義影響的十二月黨人革命，經把馬克思主義和本土斯拉夫村社社會主義融合的赫爾岑（@. Cepvem） 的「俄羅斯社會主義」、把村社社會主義和法國唯物主義相結合的車爾尼雪夫斯基（M. Wepm{xebcjhi）的農民社會主義、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府主義論（否定國家的作用）等，發展到和普列漢諾夫孟什維克主義鬥爭取勝的列寧主義，最終演變成在和托洛茨基（K. Rpnvjhi）、布哈林（M. Asu`pmhm）鬥爭中所形成的斯大林主義，彼此之間確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淵源關係bp。

由此可見，

蘇俄馬克思主義，與

德國經典馬克思主義相差豈止是十萬八千里， 以致俄國許多職業革命家認為，共產主義不是源於理論，而是來自實踐和民間追求。

法國著名左翼作家紀德（André Gide）因為太執著於馬克思主義，1936年 6月17日，已經67歲的他還受蘇聯政府邀請，開始歷時兩個多月的蘇聯之行。訪蘇歸來三個月後，即同年11月出版了在東西方世界分別掀起軒然大波的《訪蘇歸來》（Retour de l'U.R.S.S.），作者很失望，於一年後寫下《為我的〈訪蘇歸來〉答客難》（Retouches â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有言，「三年以來，我太沉溺

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這是俄國普遍接受德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重要階段！俄國自彼得大帝實施西化政策半個世紀後就出現了本土斯拉夫文化危機，引發知識界尋求擺脫危機的出路。當時的德國如何在接納現代性同時抵抗英法現代化模式，隨即也被俄國的有識之士所關注。

現實遮蔽了人們對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加上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則的深入人心，中國左翼知識界更是一廂情願地把蘇俄的事情泛化為中國的訴求。

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以致到了蘇聯反而覺得在異鄉異俗過生活似的」bq。這

些都很生動地證實了蘇俄馬克思主義具有強烈的俄國地方性特徵。

令人驚奇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馬克思主義這一複雜的歷史演化過程是有所知的。田漢在著名的〈詩人與勞動問題〉（1920）一文中曾專門論及「波爾舍維克倒底甚麼一個東西？」的問題。經他考證，《資本論》於中國同治十一年

（1872）已經譯成俄文，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擴展最為強勁是在1880至1890年代，俄國最初馬克思派代表人物為普列漢諾夫（譯成「勃雷哈洛夫」），其先驅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所開創的「到民間去運動」、繼之乃「土地與自由」之結社（即虛無黨）。虛無黨分裂成激進派與溫和派之後，便有了激進派組建的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多數斯拉夫主義者」）和溫和派靜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而成立的「社會民主黨」（「與工廠勞動者一氣，多屬西歐主義者」），兩黨都脫去了虛無黨的色彩，都以廢除君主專制、成就社會革命為根本目的，但所主張的手段不一致。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尊重俄國米爾（村社）制度，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而社會民主黨（工廠勞動者黨）則蔑視此種保守主義，謂於現代社會無用；革命黨主張土地之共有，民主黨則主張土地之自由；革命黨認為革命之方法當採恐怖主義，而民主黨則視之為無益而有損。兩黨齷齪不斷，同時誘發各黨內部之分裂。民主黨主張以較和平的手段達其目的者則為普列漢諾夫派，主張以激烈手段急行政治與社會的革命者則為列寧派

（當時譯為「呂寧」）。田漢還介紹說，1903年社會民主黨於斯德哥爾摩開第二次大會，列寧派遂以多數戰勝普列漢諾夫的少數，於是就有了列寧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的少數派（孟什維克），分裂原因在於孟什維克「固執議會政治」，而布爾什維克主張「勞動階級的執政權者」甚堅，不肯與第三階級的議會政治相妥協。最後，田漢總結說：「波爾舍維克的基礎特質就是勞動階級的執政權！」「最能表現此種特質者，莫如由波爾舍維克之手所定之《勞兵會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憲法》，此憲法之主要條項是『一切權力屬此國之勞動者』」br。

應該說，這樣的考釋是很有學術價值的。遺憾的是，中國接受蘇俄馬克思主義，並不在意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本土化過程中的是是非非，只是關心其結果。

三 中國知識份子無暇深究蘇俄的真相

今天看來，田漢的這番重要研究沒有產生影響，是基於人們無暇也沒條件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對包括蘇俄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問題皆無法深入辨析，更沒人去區分蘇俄馬克思主義和德國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別。情形如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1922）一文中所倡言的那樣，即要學習馬克思用歸納法研究社會問題的精神，「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幹馬克思革命的運動」bs。這樣一來，中國知識份子自然就普遍認為十月革命和勞農政權乃對共產主義理想之實踐，而列寧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常發展。對他們來說，用階級鬥爭手段解決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化國家的階級結構問題，這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正是由於現實遮蔽了人們對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加上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則的深入人心，中國左翼知識界更是一廂情願地把蘇俄的事情泛化為中國的訴求，以至於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本來是隨中國的國家觀念建構、二十世紀第一波國際民族主義浪潮而興起的，可是在陳獨秀看來，中國受外敵侵略八十餘年後才有自覺的民族運動，主觀上是「蘇俄十月革命觸動了中國青年學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緒，並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壓迫的國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之大本營」bt。

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了一些在後人看來很是奇怪的事情。1922年3月初， 蘇俄發生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蘇維埃政府事件，起義的官兵們提出「自由貿 易」、「開國會」和「無共產黨之蘇維埃」等要求。這本來是對蘇維埃政府實行嚴厲的軍事共產主義的自然反彈，卻遭到蘇維埃當局武力鎮壓。事後不久，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不反思這次事件，反而通過了今後要嚴厲鎮壓此類事件的無產階級專政決議。這些自然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響。可是，向來關心國際問題並深受五四洗禮的瞿秋白，親歷蘇俄、體驗了蘇維埃政權的實際生活，在《赤都心史》（1924）中生動 述了蘇俄見聞及其理解，例如在「宗教俄羅斯」章節中記錄了東正教繼續存在的盛況，但在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蘇維埃政府事件上，卻斷然否定蘇維埃政府的責任，認為是軍人因為「受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的結果ck。

還有，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於蘇俄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誤會連連。我們知道，蘇維埃政權的穩定過程很快就顯露出很多劇烈矛盾——一方面布爾什維克許諾了許多關於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並因此喚起很多渴望變革的青年的熱望，另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很快成為新的利益團體，並且得到意識形態和體制的雙重護，導致一些知識份子或者去國他鄉，或者自殺身亡。在這個過程中， 原本是著名的未來主義詩人馬雅可夫斯基（Bk. L`_jnbcjhi），滿懷熱誠於新政權，並由此而成為激進的左翼詩人，但也寫下了《臭蟲》（Jkno）和《澡堂》（A`m_）之類諷刺蘇維埃官僚主義的喜劇、《官僚主義者》（A~pnjp`rhd`）之類的詩篇，可是經常得不到當局認可，又被布爾什維克黨支持的文藝團體所拒絕，在又一次失戀的刺激下，於1930年4月14日自殺身亡。此事件曾在國際文壇轟動一時，可是胡風卻在《最近的世界文壇》第八則（1930）「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後」中評論說，

「詩人自殺了以後，給與了各方面一個大的震動。當時蘇俄政府曾疑心他有政治的嫌疑，搜查的結果，發見了遺書——自殺的原因是失戀」，以掩蓋詩人之死的社會原因；接$又說，「最近發見了他未發表的題作《蒸汽浴場》的劇本（即《澡堂》），舞台在紀元二千三十年，銳利地諷刺蘇俄的現狀，但這也許是帝國主義新聞記者的謠言」cl。

無獨有偶，在高爾基（L. Cnp|jhi）去世的問題上，中國人也是用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加以理解。1936年6月19日蘇聯《消息報》（Hgbecrh_）刊載高爾基逝世的訃告。第二年底高爾基之死就開始成為蘇聯政治鬥爭中的重大事件被提及，如先是高爾基的醫生接二連三被逮捕、判刑，繼而說是當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授意所為；到1990年代以後又先後有新說，包括斯大林指使蘇

布爾什維克許諾了許多關於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並因此喚起很多渴望變革的青年的熱望；另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很快成為新的利益團體，導致一些知識份子或去國他鄉，或自殺身亡。

對蘇俄如何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的過程及其意義問題，中國知識界缺乏清醒認識。蘇維埃政府根據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經濟理念、經濟運作模式等學說，推出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等極端「理論」。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K. Aeph_）周密部署讓高爾基致死、斯大林指使高爾基的情人毒害等。既然連一個事實的說法也如此多變，那麼和蘇聯關係密切的人士就應該注意蘇聯官方的說法。而中國知識界對高爾基應該是比較熟悉的，如《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四號（1920年2月）的「世界新潮」欄中刊載了〈俄國文豪高爾基氏之通告書〉。可是，在高爾基去世五年後，茅盾卻於《華商報》上撰文〈紀念高爾基〉（1941年6月18日），聲稱「高爾基是被托洛斯基派害死的。為甚麼托洛斯基派要害死這位暮年多病的老頭子？因為高爾基是被蘇聯人民所愛戴的，是全世界勞苦人民所擁護的，他宣揚讚美者，正直、博愛、勇敢、公正、為高尚理想而鬥爭的精神。」cm茅盾是聲名赫赫的作家，此說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還餘音繚繞。 而對高爾基的事實性誤讀遠不止這些，如十月革命發生前後高爾基於《新生活報》

（Mnb`_ fhgm|）上連續發表《不合時宜的思想》（Mecbnebpelemm{e l{ckh），呼籲不要為了黨派利益而置人類優秀文化遺產於不顧，勸說布爾什維克放棄暴力革命，這些言論遭列寧嚴厲批評並被查禁（直到1988年才開禁），《新生活報》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就被取締了。而中國知識界也一直認為在這個事件上高爾基是有問題的，而事實真相直到二十世紀末《不合時宜的思想》被漢譯後才有所揭示。

諸如此類，本來是蘇俄官方的意識形態所為，卻演變成中國的信念，這類情形不勝枚舉。而事實上當時國際社會就已經發現，二戰前「蘇俄佔統治地位的文學流派，是一種文學上的官派，它組織得極可讚美，報酬也頗為豐富」，同時，很多著名老作家、傑出學者（包括《資本論》的名譯者）、基層領導者等，或坐牢、流放、失蹤，或隨時被警察監控，「勞動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們可以胡亂執行！那種國內身份證制度，剝奪了人民遷居的權利；為反對工人及甚至反對小孩的法律，簡直痛苦得要人的命；連坐的法律極其殘酷，⋯⋯」，國際社會「正在建造一條反法西斯的陣線，但在我們的後方有這許多的集中營，這是多麼妨礙了我們前進的道路」cn。對此，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是無暇深究的。

更為重要的是，對蘇俄如何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的過程及其意 義問題，中國知識界缺乏清醒認識。我們知道，蘇維埃政府根據馬克思批判資 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經濟理念、經濟運作模式等學說，推出計劃經濟＝社會主 義、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等極端「理論」。經歷軍事共產主義教訓後，列寧意識 到了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危險性，便嘗試以新經濟政策替代之：1921年列寧寫下 了著名文獻〈十月革命四周年〉（“J wer{pëukermei cndnbyhme Njr_ap|cjni pebnk~vhh”），該作稱得上是蘇俄要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理論綱領的重要文獻。列寧在此列舉了十月革命種種偉大意義後聲稱co：

我們三四年來學會了一些實行急劇轉變（在需要急劇轉變的時候）的方法， 我們現在開始勤奮、細心、刻苦地（雖然還不夠勤奮，不夠細心，不夠刻苦）學習新的轉變，學習「新經濟政策」了。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成為一個謹慎、勤勉、能幹的「主人」，成為一個精明的批發商，否則，就不能使這個小農國家在經濟上站穩腳跟。現在，在我們和資本主義的（暫時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並存的條件下，是沒有其他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的。

列寧

而且，新經濟政策實施給蘇俄帶來的經濟政策變化，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作了很生動的描述，並且在該書第十節「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中還認真論及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決策問題cp：

（俄國）通商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列若乏⋯⋯告訴我們許多蘇維埃政府的國際關係：俄國與國外通商，是政府的專利。⋯⋯現在俄國還正努力協理各種租借地，借外國資本來發展俄國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戰事革命，工業毀壞太甚。內戰繼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於戰事，一切原料及工業生產品都用在軍事上。機器不夠用，技師非常之少，技術程度又太低—— 戰爭時俄國技師死者甚多。所以非聘用外國技師，購買外國機器來發展工業不可。⋯⋯列若乏還 重的說：「沒有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況且決不能在隔離狀態中實行新村式的共產主義⋯⋯我們俄國革命史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時代盛行的民粹派（Narodniki）主張無工業的農村公社社會主義。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爭執的焦點就在於此。你們想必很明白，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行這種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不僅如此，《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六號（1921年3月）的「新思想和新文藝」欄目上有化魯〈馬克思主義的最近辯論〉一文，及時介紹了當時歐洲馬克思主義研究新進展，並特別引述羅素（Bertrand Russell）遊俄歸來後之作《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與理論》（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的重要思想，也提及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決定一時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經濟的原因自然是很關重要的， 但是把一切非經濟的原因一概不顧，只以經濟的原因，斷定一切的運命， 而以為一無錯誤，這個我卻有些不信哩。

接受十月革命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它最早是由一批無政府主義者發起。他們鑒於俄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克魯泡特金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以及勞農政府高度重視工農利益的特點，率先發表了同情俄國十月革命的言論，歡迎俄國平民革命的勝利。

有一種最顯著的非經濟的原因，而亦是社會主義者所最忽視的，那便是民族主義了⋯⋯👉看大戰中，全世界的傭僱工人——除極少數的例外—— 都被民族主義的感情所支配 ，把共產黨的寶貴的格言「全世界勞動者，快快聯合」已完全置諸腦後了。

馬克思派斷定所謂「人群」（Man's herd）只是階級而已，人總是和階級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聯合的。這句話只含 一部分的真理。因為從人類長時期的歷史看來，宗教乃是斷定人類運命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的欲望在於經濟的向上，這話不過比較的合理罷了。馬克思的學說，淵源於十八世紀唯理的心理學派，和英國正統派經濟學者同出一源， 所以他以為「自私」（Self-enrichment）是人類政治行動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學已經從病的心理的浮面上探下去，為更進一層的證明。過去時代的文化的樂觀主義，已給近代心理學者根本推翻了。但是馬克思主義卻還是以這種思想為根據，所以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觀，不免有殘刻呆板之誚了。

中國建構了既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強調建設的列寧主義，而是接納了把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和來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等混合一體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此文還提及了考茨基（K. Kautsky）有關文章辨明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和馬克思主義不合」，又另外論及英國司各特（J. W. Scott）新作《馬克思的價值論》

（Karl Marx on Value）和《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討論俄國實踐馬克思關於工業國有化理論但效果欠佳之文，最後總結說：「馬克思的社會進化理想、勞動階級勃興論、貧乏廢滅論，現代學者大概都加以承認，只是他的價值法則、唯物的歷史觀、武力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計劃，卻還沒有成為一定不易的理論呢。」

1922年8月，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勤工儉學的張聞天（時年22歲），翻譯了英國《曼切斯特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該報1959年改為《報》）所刊載的蘇維埃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政府報告內容，並取名為《蘇維埃俄羅斯政策之發展》。該報告論述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根據、基本原則、意義，提出「蘇俄要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變遷中的一種經濟組織，它不會做純粹的社會主義，因為這種日子尚未到來；也不會做純粹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日子已經衰敗。他是過去與未來的唯一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元素混合的同時存在」，「指導蘇維埃俄羅斯事業的不是夢想者」，「而是共產主義的實際者」。這一重要翻譯分別刊於1923年1月18、19、21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之上。

然而，這些文字基本上沒有產生實際影響cq，更沒有讓更多的人關注蘇俄馬克思主義變革的問題。究其因，與中國知識份子接受十月革命最早是由一批無政府主義者發起有關：他們鑒於俄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克魯泡特金

（O. Jpnonrjhme）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以及勞農政府高度重視工農利益的特點，率先發表了同情俄國十月革命的言論，歡迎俄國平民革命的勝利。無政府主義創辦的《勞動》（上海）雜誌第三號（1918年5月）刊文〈李寧之解剖，俄國革命之真相〉稱，

「法蘭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紀之文明，俄羅斯革命，將轉移二十世紀之世局」。在無政府主義影響下，中華革命黨人才開始改變對蘇俄態度，如《民國日

報》1918年6月17日社論首次稱俄國為「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為「新派」，李

大釗才發表〈庶民的勝利〉。此後，蘇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產生了更為激進的影響：1919年7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著文〈階級競爭與互助〉，用「互助論」來補充階級鬥爭學說，說「這最後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瞿秋白稱新文化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而不能成就」（〈新青年之新宣言〉）；鄧中夏斷言新文學是「驚醒人們有革命自覺的最有效用之工具」（〈貢獻於新詩人之前〉）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儘管陳獨秀在〈虛無主義〉（1920）中否定虛無主義，呼籲「篤行好學的青年，要覺悟到自己的實際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別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對於社會上一切黑暗，罪惡， 只有改造，奮鬥，單單否定他是無濟於事；因為單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實際的存在」cr，但仍然無暇分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之差別。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後，尤其是1923年後，較來自日本和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而言，蘇俄馬克思主義影響已經顯示出絕對優勢。1931年，楊東蓴在

《本國文化史大綱》如實描述了這樣的分化：「不到幾時，《新青年》受了蘇俄革命的影響，便斷片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而李大釗竟在北大講授唯物史觀。後來思想分野，李大釗和陳獨秀一派，便信奉馬克思主義，而成為中國××黨的指導人物；胡適一派，便信奉杜威的實用主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cs

可見，中國所理解和認同的是「暴力革命」的蘇俄，經濟和文化建設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少有人關注。此舉結果導致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問題複雜化—— 一廂情願地建構了既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強調建設的列寧主義，而是接納了把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和來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等混合一體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這些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給中國社會製造的最深刻影像之一ct。

四 結語：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源頭上的歧出

可以說，和新文化運動同時出現並持續更長時間的俄國文學熱，是促使人 們在全方位接納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感情基礎。蘇俄十月革命及其布爾什維克政 權的建立，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進行的，這吻合了中國社會對反西方和反資 本主義的民族主義訴求，符合知識界為重建中華民族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的現實性需求。在愛國熱潮席捲中國的過程中，社會又流行$快捷認識並實踐 蘇俄馬克思主義的熱望，並因缺乏深刻理解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條件，緊迫的現 實又促使人們願意把已經取得革命成功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和解決中國問題結合 起來。這些促成了是蘇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傳教士和從西方歸來的學人所倡 導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登陸成功dk。

然而，接受經由蘇俄而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凸顯革命的列寧主義和把所有問題政治化的斯大林主義，而不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列寧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不是經由重建社會各階層關係的路徑，使之良性互動起來，從而有

在誤把蘇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思想當作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中國還因遵循國際共運原則，忽視了蘇俄馬列主義的俄國文化傳統基礎、蘇俄民族身份和蘇聯國家利益訴求等，而把蘇俄社會進程當作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

效召喚國民的民族國家認同，而是相反，即凸顯社會變動中的階級衝突情勢的緊迫性和全面性，並用階級鬥爭手段解決階級矛盾問題。這就既在事實上加劇了中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困難，也在觀念上讓中國人無所適從——從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到民粹主義等，常常打$「馬克思主義」旗號進行過激的革命實踐，加劇了馬克思主義問題在中國的複雜化，也使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問題更為棘手；在事實上，那就更是有目共睹了——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進程及其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革除蘇俄的影響。

在誤把蘇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思想當作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中國還因遵循國際共運原則，忽視了蘇俄馬列主義的俄國文化傳統基礎、蘇俄民族身份和蘇聯國家利益訴求等，而把蘇俄社會進程當作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這種移植蘇俄的做法，違背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設的潮流。二十世紀初是帝國普遍崩潰而紛紛代之以民族國家的時期，現代中國知識界未能冷靜辨析真假馬克思主義、正視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問題、在世界多元文化圖景中更合理地選擇和配置資源等，也因此未能找到更有效的途徑，來解決中華民族國家的重構和國家認同、國民的民生和民權等重大問題，從而給後來中國社會發展帶來了無限的障礙，也增加了二十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難度。

媒婆」，「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

李金髮：〈我名字的來源〉，《小說月報》，第17卷第2號（192@年2月10日）。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載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83-84。

茅盾：〈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1945），《文哨》，創刊特大號（194@年5月4日）。 bk 《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頁248-49。

bl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載《魯迅全集》，第四卷，頁4@2。

bm Mikhail Epstein, After the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trans. Anesa Miller-Pogacar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188.

bn M. Aepd_eb, Hcrnjh h cl{ck psccjncn jnllskhgl` (L. M`sj`, 1990), 82.

bo 18@9年9月第一國際第四次會議上雙方爭執得很厲害，以至於馬克思先後稱他

是俄國政府和泛斯拉夫主義黨的間諜。

bp 關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史，請參見：@. D. Qsunb, Hdeh L`pjc` b psccjni thkncnthh.//Qa. J`pk L`pjc h cnbpelemm`_ thkncnth_ (L. HT P@M, 1999), 302-10; Pncchij`_ vhbhkhg`vh_: ]rmnjsk|rspm{e h dsunbm{e `coejr{.

]mvhjknoedhwecjhi cknb`p|. Ped. ond L. Lwedknb h dp. (L.: Hgd`. Pecosakhj,

2001), 174-78; @. T.G`l`keeb, sweamhj psccjni onkhrnknchh, QOa: Hgd.-rnpcnb

{i dnl“Kermhi Q`d”, 2002, 157-9@.

bqcn 紀德（André Gide）著，鄭超麟譯：《從蘇聯歸來——附：答客難》（瀋陽：遼

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114；11-12。

br 田漢：〈詩人與勞動問題（續）〉，《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頁52- 54。應該說，這種陳述表明田漢先生對蘇俄問題的判斷是比較謹慎的。

bs 參見《廣東群報》，1922年5月23日。

bt 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嚮導》，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ckcp 《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頁108；114-15。

cl 谷非：〈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後〉，《現代文學》，第1卷第4期，轉引自《胡風全集》，第五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50-51。

cm 茅盾：〈紀念高爾基〉，載《茅盾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頁477。

co 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572。

cq 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還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甚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

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參見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39。

cr 陳獨秀：〈虛無主義〉，載《獨秀文存》，卷二，下冊，頁92-93。

cs 楊東蓴編：《本國文化史大綱》（上海：北新書局，1931），頁493。

ct 關於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同中國馬克思主義之關係問題研究，請參見顧昕：

〈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399-454。

dk 關於現代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問題，詳情請參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頁14@-209。

林精華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文學院、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