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前言
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前言
胡志明(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卽越南共產黨創始人阮愛國,從
一九一二年離開越南, 渡其海外流亡者的生涯,到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便奪得越南政權,出任北越 共黨政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
二次大戰以後,利用中法在越的矛盾,一度維持其 北越政權的安定。自
一九四六——一九五四年,對法進行長期的抗戰,經過奠邊府一役,訂下日 內瓦協定,越南被劃分爲二,胡保有北越政權。
一九六二年,胡又直接對美長期作戰,
一九六九 年九月三日他病死在河內。
美國雖急於求和,但越戰仍不能結束。
以面積約十四餘萬方公里、人 口約一千二百萬的北越胡志明政權,雖有中共和蘇聯爲其奧援,但與美國在越戰中投下的人力和 物力相比較,有螞蟻和大象作戰的比擬。
胡志明以其有限的人口與物力,先後對兩大工業國家進行兩次長期的戰爭,其無視於越南民 族的生機,是
爲越南的眞正獨立而戰?
是爲越共本身的政權而戰?
雖然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 如從胡的早年鬥爭生活去透視,或有助於這一問題的了解。
本文的研究,是以胡在中國各時期的活動情況爲範圍。
以年代分,是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在中國活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奪得越南政權以前爲止。
但爲瞭解胡之思想及其行爲發生的背景,
胡之家庭及其靑少年時期的生活,
以及未會到達中國以前的歷史,也將扼要的探討。
胡自一九二四年底經由莫斯科來到廣州,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取得政權以前,其間爲時二十年 ,
曾以各種不同的化名,往返中國至少有五次之多,
留華時間前後約達十年之久。
其在中國的年代、活動地區,及已知的化名,列舉如下:
1912年取名(Ba)搭船當船務員離開西貢
(一)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廣州、武漢,化名李瑞、王山而、王達人、老王
(二)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初,在上海、香港、九龍、廈門,仍叫老王,在香港化名朱 文初,被捕後被認出是阮愛國。
(三)一九三八年底——一九四一年二月,到延安、衡陽、桂林、龍州、貴陽、重慶、昆明、 靖西,化名P. C. 林、胡光、陳先生(老陳)、胡志明、黃國俊。
(四)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柳州、靖西,叫胡志明。
(五)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昆明、百色、中越邊區,叫胡志明、老陳、秋大爺,被證實是阮愛國。
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胡在中國停留之久,往返次數之多,活動地區之 廣,其接觸的關係,必至複雜。在此時期,是他從事實際活動和準備奪取政權最重要的階段。其間雖有兩年時間不在中國,但其活動範圍仍在中越邊區;且其組織和幹部,仍在中國繼續活動。
本文研究的重點和目的,將根據上列各個時期胡在中國活動的範圍,接觸的關係,相關的情 況,活動的路線及其方式,影響的由來,及其動機或企圖,探求以下問題的解答:
有如胡在幼年 的家庭背景及其教育,
以及當時社會思潮,對他當時及以後的思想和行爲所發生的影響如何?
胡 在法國由社會黨員而成爲法共黨員,係受何種原因的影響?
與其早年的思想和行爲有無關連?
胡 爲何要來中國活動?
與當時莫斯科的東方政策關係如何?
越南共產黨的產生及其以後活動的路線 ,與胡個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它與中俄共黨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尤其二次大戰期間(一九 三九——一九四五),胡在中國的活動,迄有若干爭論問題,
例如胡在中國爲何被捕?
越盟之興 起,是否由於中國的援助?
胡利用什麼方式和機會,來發展其越盟的努力?
最重要的問題,是胡 之興起及其實際行動,
如以民族主義爲號召,是以爭取越南民族的眞正獨立爲前提?
還是求取本 身實力之生存與發展爲前提?
作者對於這些問題,雖未必能做到圓滿的答案,但願盡力根據事實
求得這些問題的了解。這是作者研究本文的目的。
作者從開始研究本文到它的完成,要特別感謝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故主任委員羅
家倫先生和前主任委員黃季陸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Prof. C. Martin Wilbu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ity),以及夏連蔭小姐(Miss Julie Lien-ying How),和哥 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夫人張華華女士(MrsMargaret
Chen)。
羅家倫先生和黃季陸先生,給予作者的支持和便利,以及更多的鼓勵,使作者充分利用黨史會所 戰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越南檔案,以及早期的若干原始文件,構成了本文的主要骨幹。韋敎授 給予作者熱心的協助和難得的機會,爲了本文的研究,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他爲我安排 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利用東亞圖書館 的藏書和資料。同時,在亞洲協會 (The Asia Foundation)的支持下,使作者經由香港到紐約
,一面搜集資料,一面訪問一些當事人。夏小姐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一九六六 ————一九六七年,她正在香港,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資料的搜集,她曾訪問過不少有關中國
的和越南的近代問題的當事人,她曾爲我多次的訪問張發奎將軍和楊清民先生。使我對於一些問 題能有進一步的了解和判斷。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支持下,張華華女士給予作者的協助 是最多的。本文的初稿「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〇——一九四五」,曾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由她譯 成英文。
此外,過去許多學者的著作,以及北越方面公開的資料,也是本文參考和對甜的依據。特別 是若干問題的處理或空隙的銜接,要仰賴以往學者研究的成就。
作者也要感謝陳慶先生爲我搜集一些有關研究越南問題的著作,尤其他的大著
「越南與中國 ,一九三八——一九五四」
(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 By King C. 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J. 1969)。
陳著的前言 (Acknowledgments)中,並提到利用作者未曾發表過的
「越南文件彙編」(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Vietnam, 1941–1948)以及
作者的論文「胡志 明與中國」 (Ho Chi Minh and China, 1941-44),
使作者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所謂「越南文件 彙綿」,是作者在研究本文的過程中搜集的一部份資料;陳著前言中所指的「胡志明與中國,一 九四一——四四」一文,即作者的「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〇——一九四五」的初稿。
但不論怎 樣,陳著能先我而出版,也是作者引爲快慰的,因爲這些未曾發表過的大量「文件」,能因陳著 而提前公諸於世,也是學術界的一樁盛事。
本書付梓前,承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指正並賜序;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先生予以出版,供此
誌謝。
蔣永敬
民國六十年十月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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