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敵人到朋友：北越對戰爭的看法From Enemy to Friend: A North Vietnamese Perspective on the War
裴信
From Enemy to Friend: A North Vietnamese Perspective on the War
世紀之雲
與越南、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的
退伍軍人 對話 ……關於 1945-1975年越南和印度支那 戰爭以及該國的現狀。
謹以此書獻給
在越南、美國
和其他國家 的所有士兵，
在戰爭的雙方，
那些已經倒下
的人和那些還活著
的人，以及他們所愛的人，
懷著這樣的願望：
化解仇恨，
滋養愛，
四海為家，
人與人為友！
巴黎，1998 年秋季
作者前言
埃菲爾鐵塔（巴黎）上三年了，一直用明亮的電燈寫著剩餘的日日夜夜，讓我們人類告別20世紀，與21世紀重逢。這個數字一直到1998年9月就是這個數字。400多個。
一個世紀的動盪，充滿喜怒哀樂的事件即將過去。對於越南來說，即將結束的世紀是戰爭、哀悼和破壞的世紀。偉大的著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給出了蘇聯、中國、東歐、朝鮮、古巴、越南等共產主義政權導致近 1 億人死亡的數字……
馬克思主義確實是20世紀籠罩部分世界的巨大陰影。多少人，包括最傑出的知識分子：物理學家、數學家、哲學家……都誤會了，認為這是真理，是時代的太陽。主要責任在於那些把馬克思主義帶入生活的人，帶著“致命的創造”——起因是由於一個號稱最仁慈的學說（人不剝削人；五大洲四海是兄弟。孩子） ，平等的人（豐富的財富，根據需要分配），提倡辯證唯物主義的手段是最科學的......再次被那些理解淺薄，唯心主義，只有意志力，內心殘酷，促進動物仇恨的人強加給...二十億人。- 馬克思有禍了，因為如果他還活著，他就不會意識到這些政權是他自己的孩子。
不幸的是，越南是上述受害者之一。巨大的苦難、暴政、不公的黑影消散在蘇聯和東歐的上空，留下了正在整治的沉重遺產。亞洲（中國、越南、朝鮮）和古巴島上的天空，世紀的陰雲依然沉重，因為過去還沒有散去，一黨專政還在肆虐，資本主義之間的逼婚沒有骨氣（沒有法律基礎）和沒有靈魂（沒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正在滋生無數的災難和矛盾，放慢創新的速度，慢慢地爬上坡。
談及越南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不能忽視馬克思主義這一20世紀特有的巨影背景及其後遺症。
它催生了冷戰，非常辯證地表現了無數場熱戰，伴隨而來的是政治犯、軍俘，四面八方無數，戰場上無數屍體，後方，墓地遍地都是。越南最大的遺留問題是人心不明，意識不清晰，是非混淆，在重要問題上是非不清：戰爭與復興。
本書希望通過一些有益的對話，撥開越南社會認知中殘留的一些陰雲。作者的願望是，在這個20世紀的最後時刻，親愛的越南國家能夠擺脫曖昧，看到過去，看到未來，進入和平的21世紀。
這本書從頭到尾，我在想每一天的年輕人——出生在20世紀後三分之一的人，21世紀初的公民——現在的主人，國家的未來。 ; 如果這本懺悔書能夠進入國內，接觸到河內、西貢的年輕人、大學生……引起熱烈的討論，我堅信。肯定是在國內外的年輕時代；你們一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有智慧，更有才華，成就少，錯誤多，是祖宗和後代的恥辱。
巴黎 1998 年 9 月 10
日
第一部分
看戰爭
與越戰退伍軍人的問答
，美國，澳大利亞，法國......
“美越戰爭的根本原因和本質是兩個世界體系的對抗：社會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
“戰爭增加了封閉、封閉性質的專制政權，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議會辯論。”
- 問：二戰後美越關係如何？
答：1945 年 8 月底，我在河內遇到了第一批美國人，他們是從越北戰區下來的。是佩蒂（A. Patti）、托馬斯（Thomas）……在軍情官群裡。在 Quang Trung 先生領導的越美支部發生八月革命的日子裡，他們和我們一起歡欣鼓舞。後來，泰族光忠先生在越南人民軍中晉升為上將軍銜。他於 1994 年去世。
是一些美國軍官訓練我的分隊射擊、投擲手榴彈……我們認為自己站在盟軍一邊，反對意日法西斯分子。
1946年底，越法戰爭爆發。法國政府要恢復舊的殖民制度。美國政府支持法國人。
1954年，奠邊府的勝利促成了日內瓦協定的簽訂。該國分為兩個區域。原定於 1956 年 7 月舉行的大選沒有舉行。南方政府是按照冷戰時期的防共戰略，由法國人建立和支持，得到美國承認和支持的……
自1964年以來，美國派兵在南方作戰，動用空軍攻擊北越。戰火波及整個越南。
從1968年開始，美國主張去美國化，“戰爭越南化”，逐步退出南越戰爭。1973年1月，越南簽署了恢復和平的巴黎協定。美國撤軍了。雙方的俘虜都被遣返。
但戰爭仍在繼續。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軍總攻結束，全國統一在共產黨政府之下。
1978年底，越南進攻柬埔寨的紅色高棉。越南人民軍佔領柬埔寨近十年，遭到西方和東南亞國家的禁運。
1995年7月，越美關係實現正常化，此後在貿易、金融投資、文化、教育、旅遊、外交、軍事...
在我看來，越美關係改善緩慢，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意願。原因可能是長期激烈的戰爭給雙方留下了深深的、不完整的傷痕。但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是河內共產黨領導人沒有全面、深刻和一貫的改革觀。他們也深受舊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們說：翻開與美國關係的新篇章，讓戰爭年代成為過去，把美國當作朋友等等。但實際上，在他們黨內，他們仍然說“美國既是既是朋友又是敵人”，“仍需警惕克林頓政府”，旨在推翻現政權的“和平演變”風險來自美方；美國政府要求越南尊重人權，越南政治犯有“暴力干涉越南內政和主權”的自由嗎？共產黨政府仍然“遏制”並沒有將自由和民主權利還給越南社會，這是越美關係的主要障礙。
1995 年 8 月 6 日，美國外交部長華倫·邁諾·克里斯多福（英語：Warren Minor Christopher在河內國際俱樂部與越南學生談話時，揭示了越南關係的一些有趣特徵。 已經將越南水稻品種的樣品帶到了他在弗吉尼亞州（Virginia）的農場。十年後，當 喬治·沃克·布希 成為美國總統時，第一艘美國商船登陸越南……
近一百五十年後，1945 年，Thomas 對 Giepheson 說“人人生而平等權利.. 。”在越南獨立宣言（1945 年 9 月）中得到回應。
- 美越戰爭起源於哪裡？
這是我過去十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關於越美關係。
起初，我認為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像之前的法越戰爭一樣。這是我們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在美國歷史上，你們也有過獨立戰爭。後來，特別是最近，多聽多讀，我看這確實是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問題。
戰爭，根據地點、時間、動機、特定歷史條件，具有不同的性質：對/錯戰爭、正義/非正義戰爭、保衛國家/侵略、熱/1、侵略土地、意識形態、種族、宗教、階級、神聖/骯髒的錯誤...
在我年輕的時候，作為一名軍人和一名下級軍官，我認為我們進行的戰爭是正確的，是正義的，因為它是為了爭取和保衛我們的獨立，反對侵略，反對中國的佔領。國家。簡單明了！
後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受共產黨的宣傳教育，我看到這仍然是一場保衛社會主義派系的戰爭，反對美國元首控制的“帝國侵略”。我們被教育看到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中國、東歐國家，加上朝鮮、古巴和後來的埃塞俄比亞。-Caragoa（尼加拉哥）、Angola（安哥拉）……是我們偉大的祖國無產階級。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使命，即把世界上所有人民和階級從壓迫、不公正和侵略中解放出來。因此，我們自豪而熱忱地戰鬥……我端著槍，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進步人類，既是國家的責任，也是國際的責任。。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的想法與以前不同！
- 您對越美戰爭的看法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了？
我想從 1975 年開始！1975 年 4 月 30 日之後，我在南方的西貢，即現在的胡志明市，連續呆了四年。在我和許多從北方到南方的人看來，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直接“發現了南方，就是這樣，不是像以前黨宣傳的那樣。我們逐漸看到南方的政治體制有壞處也有壞處，但不管怎麼說，它也比北方有優勢，比如有商業自由，特別是新聞和言論自由，有私人媒體，有走上街頭、抗議、遊行、傳播媒體的自由。簡單地說，有宗教自由……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
此外，1975年4月30日後，共產黨的錯誤政策，如倉促取消私人資本、加速農業合作、將前官員和乾部送進再教育營（監獄），造成了半個多世紀的悲劇。 1978年的百萬“船民”由於歧視性政策，長期對柬埔寨的軍事佔領……讓我感到沮喪和怨恨……，也改變了我對越美戰爭的看法。其次，最讓我改變對戰爭看法的事件是柏林牆（柏林）倒塌、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突然覆滅（1989年夏至1991年） . 最近，從莫斯科（Moscow）公佈了很多關於前蘇聯共產黨的斯大林時代的絕密文件，這些文件講述了歷史真相，
- 在您看來，越美戰爭的性質是什麼？
根據馬克思（K. Marx）、恩格斯（F. Engels）或孫子（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家）、拿破崙（Napoléon）、俾斯麥（Bismark）或學者赫爾曼·卡恩（Herman Kaln）的論證），斯坦利·卡諾（Stanley Karnow）（美國），一場戰爭的本質是與社會政治制度相關的節日。對於蘇聯的政治制度，我被教育宣傳為“最進步”、“精彩”、“模範”。越南實行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是“未來的蘇聯！” 那將是人間天堂：富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從 1965 年到 1990 年，我去過蘇聯十多次，途經了大部分蘇聯加盟共和國。漸漸地我發現蘇聯有兩個方面：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暴露的臉和隱藏的臉。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
斯大林利用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打贏了反法西斯戰爭，保衛了祖國。但與此同時，他有意從歐洲到亞洲建立一種“帝國主義”，把那些“新民主國家”當作“民族殖民地”、“新殖民地”和政黨。共產黨人不再有獨立和自由的權利。平等，考慮到莫斯科是整個社會主義派系的大首都。
在國內，蘇聯殘酷地推行“階級鬥爭”主義，鎮壓一切反對者和異議者，屠殺拒絕完全服從共產黨道路政策的同志和同胞。越南效仿了那個例子，那個模式——雖然規模較小——鎮壓了所有遵循不同方向的愛國力量（如越南國民黨、維丹黨、大越黨、托洛茨基集團等）、革命同盟會…… .) 甚至親民主的倡導者也被譴責為反黨，反政權，賣國賊。所有的鎮壓行動都披著“愛國主義”、“為人民”、“由人民”、“革命……”的面紗。
因此，我認為越南自1945年以來的社會政治制度仍然是落後的、專制的、不民主的、重男輕女的封建主義，理論和物質經濟、金融、軍事……都依賴於外國。
- 在您看來，這樣的社會政治體制是如何決定戰爭的性質的？熱戰、冷戰還是意識形態戰爭？
因為對社會政治體制的看法不再像以前一樣，所以我對戰爭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而社會的普遍看法變化緩慢。對於佔越南南北80%人口的人民，尤其是農民，他們的認知是單純的，他們受到單向宣傳機器的影響。這就是人民戰爭，愛國主義。戰爭，保衛祖國，抗擊外來侵略。以前他們看到的外國軍隊是日本兵、法國兵、中國兵、印度兵、英國兵（二戰後加入日軍繳械），後來是美國兵。他們只是想：來到越南的外國軍隊是入侵！
對於知識分子、學生、受過教育、或多或少接觸過外界的都市人來說，在“發現”南方如上述事實後，他們認為：美越戰爭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性是對抗兩種世界體系：真正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這是一場激烈而持久的熱戰，是二戰後開始至今、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冷戰的產物。
因此，南越戰爭，北方政權和南方政權之間的戰爭，是兩個地區之間的內戰形式，實際上是代理人戰爭。，典型的兩個對立世界之間的戰爭系統，生與死，相互對立。它有國際意識形態，有人稱之為聖戰，guerre sainte：反資本主義，國際帝國主義，但實際上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是在世界範圍內反對擴張，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本質上是專制的。
- 越南共產黨對越美戰爭的起源和性質持什麼立場？
共產黨領導人一直刻意掩蓋戰爭的意識形態特徵、階級特徵、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專製本質。
從1945年底開始，他們介紹了解散印支共產黨（實際上是該黨秘密退出，而且擴張得非常厲害，我這個時候入黨，1946年9月）。
他們從1951年到1976年使用了越南勞動黨的名稱。
直到1976年勝利後，他們才公開恢復了越南共產黨的名稱。
他們總是使用戰線的掩護：
1944-1945年的越盟戰線，
1946年的連越戰線，北方的祖國陣線和之後的南方解放陣線……
小心翼翼地掩飾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還要補充一句：
越共領導人始終把印度支那看成一個統一體，一個戰場，把緬甸和老撾兩個共產黨看成兩個小黨，同一個領導人，胡志明先生，一直承擔著將中南半島和東南亞都共產化的國際責任？
1975年4月30日以後，我曾聽越共書記處一位領導在高官會議前發言，對當時的泰國共產黨太弱表示遺憾，否則就有機會“解放”，將泰國全國共產化！
- 從你的角度來看，你如何看待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我讀了很多美國的書，在芝加哥、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波士頓、弗吉尼亞參加了一些軍事會議……我看到美國人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有時甚至相互對立。由於戰爭的性質，交織、環環相扣，視立場、視角，視戰爭中是“鷹派”還是“鴿派”而有不同的認知。因此，雙方都沒有絕對的真理或理由。
在我看來，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權利。這不是“三絕”、模棱兩可、不合理，而是同一現像不同性質並存所致。
北方政權有正確的一面，有錯誤的一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他們以愛國主義、救國主義、保衛獨立主義、擊退外國侵略者的口號召集人民，動員軍隊。但他們的政權是專制的，取消公民的自由，實行擴大共產主義的政策，從外面走洋主義！因此，麥克納馬拉（Mc Namara）先生評論說，代表真正民族主義的越南共產黨只能說“大象腿，他忘記了他的霸道，無良的面孔。民主，執行斯大林共產主義主義......這是不明智的，不公平的。要知道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遵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學說，堅決執行共產黨宣言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還把蘇共決議作為藉鑑和執行的範例。這麼正宗的國家？
曾經對越南戰爭抱以親密盟友精神的麥克納馬拉現在轉身說戰爭期間南越政權的領導人是“人渣中的人渣社會”在一個非常武斷的誹謗計劃中太多了。
他譴責那些鼓吹這場戰爭的美國人是錯誤的，這對他來說也不公平”，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正確地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也許是他們自己的；此外，根據許多國際歷史學家的說法，美國的干預是有效的將南越共產主義推遲了十年左右，阻止了紅色浪潮蔓延到泰國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我看來，即使美國人有“鷹派或鴿派”立場，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他們的一些道理我們需要尊重。我們不應該以結果來衡量。是戰爭的勝負來決定誰對誰錯。
正義的戰爭有很多勝利的條件，但實際上並非總是如此。美國人，儘管在戰爭中有過不同的看法，但戰爭已經結束二十多年，應該以寬容、科學、和解的眼光冷靜地回顧過去。因為越美戰爭的“是非”環環相扣，盤根錯節，只是相對的考慮，沒有人可以聲稱是絕對正確的。其多面性、複雜性、相對性……需要治理在國際背景下，從全球和地區的角度，從歷史和發展的角度，對這場已經過去的漫長而復雜的戰爭進行研判。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看來，雙方“過去的鴿派和鷹派，都認為自己真誠地希望越南獲得自由，現在需要支持越南的民主化事業，為越南早日結束做出貢獻。專制政權，踐踏越南的自由和人權，並為民主人士、非暴力分子和被監禁的人爭取早日自由。
- 回過頭來看，您如何評價越南的美軍？
1963年、1964年、1965年……當美國開始準備派遣美國作戰部隊進入南越時，我們非常擔心。北上南下，上至領導，下至指戰員，幹部戰士，無不著急。因為誰都知道美國是西方第一超級大國。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力量，最大的海軍和空軍。美國的軍事科技是巨大的。美國是個巨人！我們經常比較：美國大兵個子高大，比越南兵強一個頭，體重幾十公斤，吃得好，營養好，訓練好。美國士兵的力量壓倒了越南士兵的力量。看書看電影，我們看到最肌肉發達的美國士兵是黑人士兵，背負著，像拳擊手。我們擔心它很難站穩腳跟，很難在戰鬥中與美國抗衡。
記得1965年，武元甲大將在評論軍事評論時，私下對人民軍報的幾位軍事記者說：“美軍一萬四千五千已經是個問題了，戰場上會很艱難。如果美軍人數達到兩萬人以上，我方就很難了！” 因為，在 1965-1966 年期間，北方在南方的軍隊人數不足一萬二千（120,000）人，到 1968 年只有兩萬二千（220,000）人左右，而美軍在南方的人數則為大約只有兩萬兩千。南方已經達到五十多萬。
在人民軍的隊伍中，從最高司令部到師、軍區，從軍校到三軍軍官，都認為美軍直接參戰南方是一件大事。越美戰爭，是戰爭質量的變化，對我們來說非常嚴重。我們明白：美軍很強大，人數眾多，裝備極其現代化，從來沒有輸給過任何人，不知道失敗是什麼。
- 雙方打起來，你怎麼看美軍？
也許雲東戰役（1965 年 8 月）和波萊美戰役（1965 年 10 月 10 日）是越南人民軍與美軍之間的第一次近距離戰鬥。緊接著第五軍區，軍區司令部（位於西寧），河內的總參謀部，根據這兩場戰役的匯報，立即總結，非常認真地學習。。
我記得當時傳給全軍、傳給各級指揮部的總結要點是：美軍火力很強，但沒有過去的法國遠征軍那麼厲害。與法軍、日軍、英印軍隊、法國軍團士兵、北非軍隊（包括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招募的士兵）相比，美軍根本不懼怕。（我們經常和十多年前的宿敵比較。美軍有很多長處（顯眼），但也有很多短處。
大部分美國士兵都很年輕，來自遙遠的美國，戰鬥動機模糊，缺乏越南戰場的戰鬥經驗，陌生的地形，與地球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對新的戰局感到非常驚訝？在越南服役的美軍政權只持續了一年，（對於飛行員來說只需要執行一百次任務）然後“按時”返回美國就暴露了一個重大弊端，那就是美軍的地位非常薄弱。當美國大兵對戰場有些熟悉，或多或少有戰鬥經驗時，是不是該回美國了？
相比之下，
越南人民軍隊受到定期教育和激勵，有理想，有明確的戰鬥目標，有為最終勝利而戰的意志——儘管有強加和被迫的部分——他們熟悉地形，地勢、吃苦耐勞、紀律嚴明、水土和諧……也就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的三個要素都具備。
在古代，孫子總結為天地人和。（飛行員只需要執行一百次任務）然後“準時”返回美國就暴露了一個重大弱點，美軍非常薄弱的地位。當美國大兵對戰場有些熟悉，或多或少有戰鬥經驗時，是不是該回美國了？相比之下，越南人民軍隊受到定期教育和激勵，有理想，有明確的戰鬥目標，有為最終勝利而戰的意志——儘管有強加和被迫的部分——他們熟悉地形，地勢、吃苦耐勞、紀律嚴明、水土和諧……也就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的三個要素都具備。在古代，孫子總結為天地人和。（飛行員只需要執行一百次任務）然後“準時”返回美國就暴露了一個重大弱點，美軍非常薄弱的地位。當美國大兵對戰場有些熟悉，或多或少有戰鬥經驗時，是不是該回美國了？相比之下，越南人民軍隊受到定期教育和激勵，有理想，有明確的戰鬥目標，有為最終勝利而戰的意志——儘管有強加和被迫的部分——他們熟悉地形，地勢、吃苦耐勞、紀律嚴明、水土和諧……也就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的三個要素都具備。在古代，孫子總結為天地人和。當美國大兵對戰場有些熟悉，或多或少有戰鬥經驗時，是不是該回美國了？相比之下，越南人民軍隊受到定期教育和激勵，有理想，有明確的戰鬥目標，有為最終勝利而戰的意志——儘管有強加和被迫的部分——他們熟悉地形，地勢、吃苦耐勞、紀律嚴明、水土和諧……也就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的三個要素都具備。在古代，孫子總結為天地人和。當美國大兵對戰場有些熟悉，或多或少有戰鬥經驗時，是不是該回美國了？相比之下，越南人民軍隊受到定期教育和激勵，有理想，有明確的戰鬥目標，有為最終勝利而戰的意志——儘管有強加和被迫的部分——他們熟悉地形，地勢、吃苦耐勞、紀律嚴明、水土和諧……也就是中國著名軍事家的三個要素都具備。在古代，孫子總結為天地人和。
我記得，1966年初農曆新年之際，在河內的國防部舉行了一次大型會議，聚集了（軍區、師、軍種、裝甲部隊、砲兵等）的指揮官。 .) 防空、工程師、信息...) 傳播有關 1965 年 11 月 14 日至 22 日越南人民軍第 320、66 和 24 團在 Yadrang 地區（中央高地）進行的 Pleime 戰役的詳細信息大軍在中原戰場上。在那裡，美軍第173空降旅的兩個營損失慘重，尤其是在Dak To附近875高處的一次伏擊中，一個美軍營被殲滅75%的兵力。
Pleime戰役的經驗被記錄下來：報告、評論、地圖，印在人民軍報、人民軍雜誌上，在河內廣播電台、解放廣播電台上閱讀，邊遠單位記錄和廣泛傳播速度慢。但最大的經驗是：
- 越南人民軍可以與美軍對抗並有能力取勝。
- 美國方面擁有強大的技術和火力（蜂群炮、地毯式轟炸機 B.52、數百架發射三千枚火箭以密切支援美軍的直升機……）但沒有獲勝。接近時被擊中，措手不及。美軍所到之處，火力全開（從準備前進、進攻、攻擊……全部用火），炫耀武力，掩飾不住偷襲的成分，就像越南人民軍一樣.
戰爭期間，越南人民軍用兵不多。在亞德朗，他們只有五個連要打，但他們幾乎摧毀了整個美國營（第 173 旅的 2/7 營）。整個戰役地域，他們只有三個團，仍然能夠對付十二個美軍營加上四個南越和新西蘭營。
- 勝利的秘訣在於做好戰鬥準備，了解地形，準確判斷對手的行動，將對手引誘到正確的已經牽制的埋伏“陷阱”中，迅速出擊，迅速撤退。 . 始終以敵在城外攻敵的方式作戰，運用“打點、殺援”、“圍點、殺援”的策略，知戰役之始，知戰役之結局.
可以說，1965年底的中原普萊姆戰役是我方編寫抗美手冊這一新型抗美軍事手冊的關鍵戰役。
- 越南人民軍哪位將軍的戰爭經驗總結水平高？
我可以馬上說是 Nguyen Chi Thanh 將軍。
1965年，越南人民軍只有武元甲（國防部長兼總司令）和阮志青（總政治部部長）兩位四星上將。兩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清先生於1964年10月進入南方，緊接著國防部和中央軍委的特別調研組（我是其中成員）進入南方近一年後，又回來為他做報告。 . Thanh先生是南方政治局的代表，南方戰場的最高指揮官，位於柬埔寨邊境附近的西寧的地區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他是一個讀書多，口才好，對總結經驗很感興趣的人。在寫長文時，他常常署上長山的名字。他的秘書，專門起草論文給他修改，是我的朋友Mai Quang Ca上校。從1965年底開始，成先生寫下了《美國富而不強》、《美軍的苦旱季》、《抓住敵人的腰帶打仗！在人民軍報紙上發表並在河內廣播電台閱讀，無線電解放多次。他特別注意從 Dat Cuoc（1965 年 11 月 8 日）、Bau Bang（1965 年 11 月 12 日）和 Dau Tieng（1965 年 11 月 20 日）與美國人的戰鬥中汲取具體經驗。到 1967 年初，在 1966 年 10 月和 1966 年 11 月在 Duong Minh Chaw 戰區的 aceboro (Atleboro) 大戰役之後，在 Ben Cat 和 Cu Chi 地區進行了 Cedar Fall (1 月 6 日) 戰役；而 Gianson Siti (Junction City) (3.1967) 進入了西寧北部的戰區 C...對方隨心所欲地戰鬥；盡量處於進攻位置，對我方有利，不方便就閃、避、躲，自己選擇時間、地形、戰機；總想辦法近距離戰鬥，激烈戰鬥，速戰速決，不拖泥帶水（一場戰役只能持續兩三天到五六天，一場戰鬥可能只有十五到二十分鐘）。要做好準備，了解對手，了解地形，了解行動規則，正確判斷對手的反應，懂得機動靈活，兵力集中，集散快，移動快；守住隱蔽和出其不意的位置，重點轉移注意力，讓對方判斷失誤……
各單位指揮員、指揮官、參謀人員將經驗教訓熟記於心，加以運用。
- 還有誰？
有後來晉升為將軍的黎宗丹將軍。1966年加入南方司令部，代號巴龍。他於 1943 年來自河內 Bach Mai 機場地面部隊的法國“艦隊”。當時他加入了越盟，後來於 1953 年成為砲兵師的指揮官。工程師和砲兵）。1967 年，他是1977年任南方總參謀長、陸軍總參謀長。1986年任國防部長時突然病逝。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很少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作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在指揮和建議方面經驗豐富，他總是出現在重要的戰役中。總是有一個簡短、簡潔的意見。非常有思想，深刻，深受下屬尊重。
Tran Van Tra將軍，1975年後晉升為中將。他是從抗法時期就與南方戰場結緣的人，是上戰場時間最長的將軍。他聰明伶俐，才華橫溢（喜歡藝術，喜歡玩照片，喜歡聽音樂，看書……），別名塗痴。他在機動、牽制、了解指揮美國指揮官的心理方面有很多經驗……
黃明濤將軍（現任河內高級軍事學院院長、高級中將）。可以說，他是一位有教養的將軍，非常有知識，對越南民族的軍事歷史，古代東西方戰爭的歷史瞭如指掌……1969年至1973年擔任中原前線司令。這不可能更何況是後來晉升為中將的阮友安將軍。他曾經是名校團，對法國人打得很好。1975年任第2軍團司令（佔領西貢獨立宮的部隊），後任陸軍總督察長兼大叻軍事學校校長（增設了營和中央指揮官組） . 1965年至1966年任中央高地方面軍副司令員，指揮普萊姆戰役。他意志堅強，聰明，活潑，狡猾，制定作戰計劃時非常細緻，
據了解，1991年，安先生在河內結識了美國將軍哈倫·莫（Harold Moore）。莫先生曾任1/7營（屬3旅）中校營長，1965年參加波來美雅章戰役，後因癌症去世。
- Giap將軍呢？
在我看來，武元甲將軍在對美戰爭中的才華不如對法時期。公平地說，他的“天才”巔峰是 1954 年 1 月的奠邊府戰役，當時他自己改變了作戰格言，從“快速戰鬥，快速解決”到“堅定打擊，堅定前進”。然後取勝. 這是他在 1989 年 5 月奠邊府戰役 85 週年之際親自明確告訴我的。他講的內容被記錄在《最艱難的決定》一文中，留給了當時我擔任主編的人民星期天報。
對美戰爭期間，從1946年戰爭爆發到1975年4月結束，武元甲從未進入過南方戰場。他只住在越北和河內。他在國防部的指揮地堡指揮，地堡在舊樂王府的院子裡，靠近河內的古旗桿。（他只在《巴黎協定》簽署後陪同菲德爾·卡斯特羅沿著胡志明航線進入廣治一小段距離。）
因此，在與蘇聯、中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古巴的國際記者或軍事代表團會面時……談論對法國的戰爭時，談論奠邊府時，武元甲將軍總是更加生動活潑。與美國開戰。然而，在1966年、1967年評論奧茨莫倫將軍（威斯特摩蘭）的“發現並摧毀”政策時，當時在西貢，武元甲將軍卻有了一個好主意。1967年初，他對高級軍校幹部說：“搜殲說什麼？一是我軍機動性強，出其不意，好牽制，不固定在一處，懂得利用山區地形和依靠人民對部隊和行動的位置保密，迫使敵人搜索和發現，這表明敵人的被動地位。關於對手的主觀性，盲目性，狂妄自大，依靠強大的火力（大砲、坦克、直升機、B52……）使得在發現我方部隊時，很容易像一頭飢餓的野獸一樣衝進去，時刻準備著看到獵物和猛撲。所以，我們才有條件引誘敵人撲上去，讓它打不中！從那裡，對方很容易落入我的圈套……”
抗戰結束後，尤其是1986年開始“革新”，武元甲的聲望大增。在全軍黨代會第六次代表大會選舉中，他深受信任。很多人認為他可以推動民主化，融入西方，放棄教條……但他太矜持了，害怕了，太平了，大旗還沒揮動就到了。知識分子和軍官對他很失望。這是教條主義政權如何摧毀人才的一個典型例子。
我在越南的時候，非常喜歡武元甲將軍。到1986年底的六大，他的威信頗高，全軍和部分支部、地方的黨代會都提到他是風雲人物，但他猶豫不決，沒有果斷。放棄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從那以後，我對他的信心大大降低了。有的干部幹部批評他膽小鬼，膽小鬼，不敢為正義伸張正義，不敢為民主獻身。現在他老了。思想不會隨時間改變。你為什麼害怕？因為：經智鳥。被恐嚇、恐嚇、監視多次，他害怕了！他也害怕被人誤解為貪權、位居、出於個人動機的權力鬥爭。還是一個遊蕩的念頭，從我個人來說，不是為了無憂無慮的救民救國的動機。你也可能覺得個人事業那麼大，那麼珍貴，盡量遠離灰姑娘吧！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對他的期望。每個人都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有光明的部分，也有黑暗的部分！
- 你對美方在越南的戰爭管理有何評論。
在美國方面，我覺得將軍沒有製定和執行作戰計劃的全部權力。他們受到美國總統、國會和政界的嚴格控制。自古以來，孫子就指出，軍事行動必須大膽、果斷、倉促、出其不意。你也明白這一點。但迫於政治的製約，你不得不慢慢升級，步步為營，打打著談，打著試探著威脅著，時刻期待著每次升級都是最後一次，對手就要放棄了！美國和越南是兩個相距甚遠、文化迥異、政體截然相反的國家，因此雙方的戰爭管理方式也截然不同。美國有民主的生活方式，美國的越南戰爭每天都在美國報紙、電視和美國國會中公開討論。在越南，
在進行戰爭中，由於政治體制的不同，從政府的性質上來說，我覺得美國和越南是在打牌，美方是打臉（一切都是公開的），而且越南方面面朝下（隱藏得很好）。結果，越方對美國的所有戰爭行動瞭如指掌：增兵多少，給越南增加什麼武器，怎麼換指揮官，怎麼打，下一步怎麼辦，下一步怎麼辦? 軍事界的分裂、猶豫、爭議，美國輿論在政界……與此同時，美方對對手的判斷也非常困難。這都是猜測，猜測，而且往往與事實相去甚遠。在戰爭中，公開、透明（不隱藏）的民主總是有缺點。紀律嚴明的專制、隱秘的政權往往有很多優勢。
- 越戰期間美方在評估敵人時犯的最大錯誤是什麼？
或許是美國政界對敵人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意志和精神的評估，無論是從人力、體力，還是從前期的步驟來看，都支持他們在南方的軍隊。戰爭升級（比如增加軍隊、增加武器、增加對南北雙方的轟炸）是美國評估對手的最大錯誤。美國人常常認為，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武器，增加對南方的轟炸……會讓敵人損失慘重，無法彌補損失，然後失去人，失去土地，失去地形。如果表縮小，他們將被迫放棄並接受美國提供的政治解決方案......
襲擊美國北部的升級越來越猛烈，給敵人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大。很多在對法戰爭後辛辛苦苦建起來的工廠、廠房、城市、道路、橋樑、橋樑都被毀壞、夷為平地。這種情況將迫使敵人讓步，停止在南方的戰鬥，找到談判的結局。但現實並沒有像美國計劃的那樣發展。儘管榮市、翁碧、海防、河內發電廠、太原鋼鐵區、河內機械廠、海防、Bim Son 水泥廠、南定紡織廠、越治、龍邊（河內）、Thuong 的橋樑Ly、Cau Rao（海防）、Viet Tri、Phu Ly……都被打個不停，損失慘重，有時甚至高達百分百，但敵人依然頑強，絲毫沒有放棄的意思。
- 如果美國用空軍對北方的堤防系統[1] 進行更猛烈的打擊，會發生什麼？河內可以嗎？他們放棄了嗎？
不是？當然不！
自戰爭進行以來，許多德國和美國的記者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河內拒絕放棄，因為共產黨教育、鼓勵和部分強迫人民按照胡志明先生的名言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富：“沒有什麼比獨立自由更寶貴”和“在這一天勝利，我們將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大、更美麗、更有尊嚴”。
咬牙承受。默默地受苦、失去、死亡……已經成為越南人忍耐生活方式的一種思考方式。
如果美國在紅河水位最高的月份（每年7、8、9月）轟炸炸毀重點堤防，整個紅河三角洲都會被淹沒。河內（低於年度高水位）可能會被洪水淹沒。死亡人數可達數万、數百萬...將缺乏大米，房屋、田地和花園將被洪水淹沒，水牛和牛將死於 1945 年的一系列飢荒災難（200 萬人死亡，1000 萬人死亡）死了）。移動...）。但這場悲劇是敵人發動更強大的反美運動、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更多援助和世界支持的機會……
我認為，考慮到越南人民的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等特點，北越政府雖然面臨困難，人民受苦，但他們並沒有減少戰鬥的意志。他們有一整套宣傳、教育、強加、施壓的工具，可以在國內外引起對美國的仇恨。
- 如果 1972 年 12 月，美國延長對北方的猛烈轟炸，河內會屈服嗎？
不是？當然不！
很多美國朋友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努力回想1972年底發生的事情，然後回答說：“沒有？” 我還仔細看了阮天鴻先生的《宮廷檔案》一書，裡面有這樣一段話：據在北方河內住過幾天的人說，如果美國有點老，北方屈服了？也許這就是少數人的想法，他們是這樣預測和推理的。那時，我住在河內。每天在人民報社總部，在化學導彈基地（河內北部），或者在內排機場（MIG-21飛機起飛的地方）......美國空軍的轟炸從傍晚開始12月18日，我在龍邊橋附近的嘉林機場參加防空部隊歌唱節。在 12 天內——除了聖誕節 24.12——B.52、F.111、F.4 和 F.105 大隊遭到轟炸，轟炸了河內、嘉林、Phuc Yen、Noi Bai 機場……我家附近的 Kham Thien 社區[2] 被 B.52 炸彈鋪滿了地毯。位於河內南部門戶的白梅醫院遭到嚴重轟炸。從12月18日晚上開始，河內人撤離到周邊農村（河東、山西、北寧、北江、永安……），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機構、工廠和辦公室也被疏散。在河內市內，有許多隧道和坑道，尤其是道路兩旁數以萬計的單獨隧道。每一個深約 6 英尺，直徑約 70 厘米，頂部有一個水泥蓋。包括工人、學生、官員在內的自衛隊手持機槍和步槍，在高樓平頂的工事中執勤，只等美軍飛機抵達中低射程時發射子彈。大部分人的鬥志都很高漲，很少有人表現出猶豫。河內的高樓大廈不多。城市居民的電力不是至關重要的需求。城里人煮飯還是以柴火、煤、稻殼、幹樹葉..為主。照明方面，他們備有煤油燈和蠟燭。
1972年12月的最後一周，每天都有美軍飛機在河內上空被擊落，尤其是“飛行堡壘”B.52從12月18日至19日夜間被擊落，部分B.52被捕。1972年12月19日下午，我到華盧監獄（又名“河內希爾頓飯店”）詢問美國戰俘情況並取證。早上，人們排起了數百米長的隊，等待購買凌晨5點印刷的《人民報》，上面刊登了戰時新聞、國防部的公告、總司令部的表彰信和照片。飛機，美國大火，美國戰俘照片……一整支軍民攝影大軍都在追尋飛機在天空中燃燒的場景，長長的濃煙，美國飛行員跳傘被人民俘虜，導彈場景SAM -2，SAM-3[3] 升空，追著美國飛機...整天報紙，收音機，擴音器，
的確，也有人驚慌失措。特別是1964年8月5日開始的滅北戰爭的第一階段。後來大家習慣了警報聲，遠處傳來美軍飛機的隆隆聲，還有炸彈爆炸的聲音……弱者和恐懼無處不在。有些人害羞，只是聽到警報聲，警笛呼嘯著你……你……就已經驚慌失措了。這個數字並不多。
因此，即使美國繼續以更大的強度轟炸到1973年1月上旬，越南方面的損失會更大，美國方面也可能損失更多的飛機和飛行員，只會讓北方政權更加脆弱。引起了更強烈的仇恨。人民，更多地向世界譴責美國……我很理解共產黨領導人。軍民的生命損失再高，他們也沒有計算。他們願意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換取同胞的鮮血來贏得勝利。他們總是鼓勵甚至強迫整個社會為他們追求的目的做出犧牲。
- 你能告訴我更多嗎，在戰爭管理方面，美國還犯了哪些其他重大錯誤？
我認為，長期以來，您在評估蘇聯，尤其是中國直接干預越南戰爭的可能性時犯了錯誤。你擔心中國在進攻北越時會像1952年的朝鮮一樣參戰。因此，美國方面小心翼翼地升級，邊打邊聽和試探馬特的反應。莫斯科，尤其是北京。
因此，美軍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並不符合軍事原則：倉促、連續、大膽、出其不意……
我可以告訴那些問題，那些已經載入史冊的事件，不再是秘密。從1963年開始，當美國表露要空襲北越，等待輿論的時候，越南人民軍國防部、中央軍委、越蘇總參謀部，以及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和前哨，越南和中國就增加對越南的援助達成了秘密協議。由巴托夫將軍（Batov）[4]率領的蘇聯高級軍事代表團和由葉劍英Diep Kiem Anh元帥率領的中國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越南，深入了解實地情況，以落實這一重要戰略。協議。
1963年年中，由黎瑞慶將軍率領的另一個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越南。當時我在榮市第四軍區司令部，阮敦大將任司令員，朱輝文大將任政委。我在委員會歡迎上述代表團，協助報導軍區各方面的情況，組織觀光和娛樂代表團（文藝表演，電影放映，拜訪先生，參觀Ba Trieu寺，參觀Vinh Linh邊境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黎瑞慶等隨團出訪的中國將軍同意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意見。越南人民的一個原則：如果美國使用其空中強行入侵北越領空，中國空軍將參戰；如果美國動用其海軍入侵北方水域，那麼中國東海艦隊的一部分將與越南海軍參戰，如果美國派地面部隊進入北方，中國軍隊也將參戰。第 4 軍區（從 Thanh Hoa 到 Vinh Linh）的地形被認為很重要。中國高級軍官在戰場上仔細研究了這一地區，從海灘、河流、森林和山脈到道路、橋樑和交通方式，並討論了可能的作戰方案。將部署，如何協調越中兩軍部隊在和美軍作戰的時候。越南空軍和中國華南地區（包括廣西、廣東和雲南軍區）空軍指揮官考察了越南北部和中國華南地區的機場，了解情況，共同使用，
然後在1964年8月上旬發生了東京灣事件。美國海軍侵犯北越海域，與北越海軍交火。中國根本沒有回應！為什麼？
因為毛澤東、周恩來和葉劍英無法說服胡志明、黎筍和長征轉向北京公開譴責“過去奸詐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
當越南勞動黨試圖維持中間地位時1965年8月上旬，美國以報復美國為藉口發動了“雷霆萬鈞”運動（“滾雷”）。駐紮在波來古的軍事基地，在北部的廣平、義安、廣安……的一些地方遭到空軍的襲擊和轟炸。中國仍然一動不動！
當時在河內，北方領導人非常擔心美國知道中國的欺詐態度，並以此為信號，鼓勵他們進一步向北方升級。但這種擔心似乎是多餘的！當時，北越領導人最擔心的是，美國可能會在大陸登陸，在胡志明小道上佔據一段，或者佔領4區“盤柄”地區的一部分，引起騷動. 南北交通戰略規劃。
（經過西哈努克城的海運航線後來佔從北方運往南方的軍事物資總量的不到 2%。）這種擔心也是多餘的！
美國沒有像北越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行事。
直到1971年，西貢軍隊才進攻位於老撾的通往南方的交通要道。
那時候，對比雙方的力量是不一樣的。美國軍隊退出戰爭，
蘇聯方面的態度很明確。他們一方面把美國在越南深陷泥潭的狀態看作是一個在各方面赶超美國的好機會，另一方面又總是鼓勵和逼迫越南想辦法擺脫困境。出於恐懼與美國談判。
戰爭蔓延，他們被感染。他們說：越南到底有多強，能匹敵美國這個超級大國！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平較量，最後社會主義一方如何獲勝？
如果貿然貿然參戰，就會陷入僵局。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如赫魯曉夫、米契亞、蘇斯洛夫、科斯金……都有同樣的看法。
格雷斯科元帥也拍了拍武元甲的肩膀說道：“夠了，不要貿然投入戰火之中，都會被毀掉，直到短褲沒了！”
河內小心翼翼地掩飾這兩個“老大哥”招搖過市、馬馬虎虎的態度，擔心被美國知道並利用。作為消遣，河內總是高聲說：整個社會主義派系，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始終有力而有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事業，直至取得完全勝利。美方是否高估了莫斯科和北京在越南戰爭中對河內的“無產階級國際精神”？
- 戰爭期間，您是如何了解美國的政局的？
主要通過報紙、廣播和書籍在美國出版。我們在巴黎、新德里、拉哈萬都有越南的外交使團和代表、通訊社……世界報（Le Monde）、人道（Humanité）、時代（Times）、新聞周刊（Newsweek）、華盛頓郵報都派得很定期去河內。越南通訊社有專門的小組，專門研究、逐字翻譯或摘錄關鍵文章，刊登在《每日特別通訊》上，只供少數副部長、主任及以上級別的官員閱讀。我也參與了這個翻譯。David Hamberstam 的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和 Don Obendofer 的 New Year ）我很快就收到了，並立即翻譯給領導閱讀。後發表於《共產黨雜誌》、《人民軍報》。約翰遜（L. Johnson）、尼克松（R. Nixon）、基辛格（H. Kissinger）的回憶錄……托森德·霍普斯（Towersend Hoopes）的《第一次傷亡》一書，對理解美國政治也很有幫助。這樣的調查也是誤導！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北方領導人，從未出過國，只習慣於閱讀對他們有利的書籍和報紙，從某種意義上說，傾向於認為：美國國會議員大多像莫爾斯、格魯寧、富布賴特、曼斯菲爾德…… ., 美國藝術家如簡·方達、瓊·貝茲...盧斯、湯姆·海登、約翰·希廷格……
也是從同樣的角度，一提到西方和美國社會，他們立馬想到，那里工人整天罷工，罷工，住貧民窟，南方的美國大兵總是反戰，黑士兵專門扔手榴彈打死白人軍官...退伍軍人和美國大兵焚燒美國國旗，扔掉獎章，在紐約自由女神像上插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旗幟，在地下室哭泣的照片在 Khe Sanh... 消瘦、鞠躬的美國飛行員在河內的街道上被抬走... 被放大，在媒體上一遍又一遍地印刷，以炫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些形象雖然反映了對美國的偏見，但有助於培養我們的戰鬥意志和必勝信念。
- 人民軍隊的軍事決策方式如何？
抗戰期間，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會議很少。軍事行動是按年和季節（秋冬和春夏）進行的，並以政治局的決議為基礎，然後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政治局一般有11、13人，中央軍委有7、9人。一切都按照這樣的原則：共產黨對軍隊擁有完全、永久和絕對的領導權。政治局會議大約提前兩個月準備。總參作戰部要向中央政治局委員詳細報告戰場情況，制定未來六個月的軍事方針。開會政治局時，經常有業務部主任在場充當秘書，記錄會議紀要。
隨後召開了軍區、軍團、軍種黨委會議。接下來是各事業部黨委會議，研究政治局決議，下達本黨委決議執行。接下來是團營級的黨委會議，最後是基層會議（通常在連級），為他們的單位發布決議和行動計劃。
各單位黨委、司令員、政委、參謀長、政治主任、後勤主管等根據黨委決議，制定具體的訓練行動方案，做好作戰戰場準備，確保技術，戰鬥計劃……為你的單位。通常，黨委書記是政委，司令員是黨委副書記，但有時司令員兼黨委書記是副書記。當司令員和政委有不同意見時，如果是軍方的事情，就必須聽從司令員的意見，向上報告。
在軍事方面，軍區各省的省委必須遵守中央政治局和軍區委員會關於本省軍事問題的決議，如徵兵、動員公民參戰、學校、動員等。資源：大米、糧食和駐省作戰部隊的交通工具。凡是政治局、全軍各級黨委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一律列為“絕密”，記在機要本上，不得攜帶上戰場作戰。
- 各級政治局和黨委的決議是什麼？
戰爭時期，政治局關於戰爭方向的決議和軍隊黨委的決議通常有以下內容：
- 概況：世界時代的主要特點，敵情（美國政府的指示，戰略，預測，美國後方情況，南方軍事形勢，敵人的活動）敵人即將到來的計劃......）
- 河內的決心：在北方，在南方，軍事和外交協調，戰鬥和談判，軍事任務在未來的時間。目標實現 擴大解放區、爭取人民、消滅敵人、破壞兵器、動員力量、主力、地方部隊、游擊隊的配合、進攻方向、戰斗口號。
- 分支機構和單位的說明。諮詢、政治和後勤工作。分配給軍、師、軍種……指揮系統、通信計劃。特殊情況的預期處理。時間調節：準備、戰鬥、總結、安全工作、轉移......
- 附有大量圖表、統計數據、戰役地圖、主要戰役圖表......
- 在您看來，越南最鮮明的特點是什麼人民軍隊一邊和美國打仗？
有許多獨特的特點：忍耐吃苦，克服許多困難，隨機應變，智慧多，招數多。在我看來，最獨特的特點是使用現代武器實施游擊戰術。說到游擊隊，人們常說的是簡陋的武器：棍棒、刀、劍、手榴彈、長釘、地雷、步槍……我們在南方的部隊，打仗的時候都是經過改進和裝備的，跟美軍打仗有AK- 47門火砲，RPD團，機槍，B-40反坦克炮，60mm和82mm迫擊砲，DKZ-75mm火砲，火力比抗法時代強多了。後來還有大砲、坦克、裝甲車……營、團、師單位是統一的、正規的、現代化的武器，只是旅遊式的駐紮行軍。森林裡，躺在吊床上。
按照非常詳細的計劃進行常規風格的戰鬥，單位之間的合同很緊，但仍然遵循“游擊戰”的思路，時隱時現，避開對手，只有在確定獲勝時才接受決鬥，打得近、打得快、膽大、出其不意、殺得快以驅散“入性”。這種戰斗方式具有越南特色。蘇聯軍校不教，中國軍校也不教？蘇聯只教正規作戰，根據戰場，海陸空武裝力量，火力決鬥，坦克，各種導彈……而中國的軍事專家總是告訴我們，在南越，只能打游擊戰，只能打連級單位。與更大的單位戰鬥將被美國火力（大砲、轟炸機、直升機……）碾壓！
- 在北方，與美國空軍作戰時，人民軍的作戰特點是什麼？
我們既戰鬥又防禦。分散、撤離、轉移到農村和山區。城市和城鎮變得荒蕪。大多數城里人的根和親戚都在農村。工廠和學校也搬到了農村。
作戰時，將步槍、機槍、高射砲與導彈、飛機結合，低、中、高火力等級結合。我個人認為北方在對抗美國飛機時最有特色的是北方空軍的MIG-21迎接並擊落了F-105（Thunderchief），Con Ghost F-4（Fantom）和甚至是美國超級堡壘 B-52。我在河內附近的嘉林、內排和和樂機場的空軍師指揮掩體中，觀看了十多場 MIG-21 戰鬥。通常只有兩架或四架米格參加一場戰鬥。美國這邊，大約有十架飛機，裡面的，外面的，上層的，中間的，有時也有幾十架。北方空軍的作戰方式仍然是使用現代技術武器的游擊作戰方式。
自從美國飛機進入越南上空以來，雷達一直在追踪它們。女兵們按照雷達的提示花掉了自己的隨身物品，在雲母大地圖上用藍色鉛筆劃出了美軍飛機的飛行軌跡。戰鬥指揮官（通常是空軍師長或參謀長）密切監視著美軍飛機的飛行軌跡。在有利的情況下，他命令米格出擊。女兵們根據雷達的提示，用紅色畫出了米格的飛行軌跡。MIG 在地面指揮官的指揮下飛行，按照飛行速度和飛行角度接近一些被選中攻擊的美國飛機後方，直到 MIG 飛行員報告：找到目標。接近目標時，發出發射熱尋導彈的指令（一般在兩百到三百米的距離內，有時更近），攻擊機（無線電稱為 1 號）連續向目標發射一枚或兩枚導彈。搭載2號的飛機負責支援1號，方便的時候也參與對美機的攻擊，有時和1號的目標相同，有時附近還有另一個目標。發射火箭後，米格立即墜落地面，然後沖向最近的機場，進入防禦工事，有時是開鑿在山腰上的大洞穴。
戰鬥進行得很快，從起飛到降落只有六七分鐘，有時甚至更短。真正的正面交戰，只有十秒的時間。有幾次我清楚地聽到 MIG-21 的飛行員通過無線電向指揮所驚呼：擊中！”、“著火了？”、“報告擊中目標！”和“我看到一架被發射了！跳傘”報告二打開降落傘！”。一位名叫阮文南的飛行員，在擊落一架F-105後，連續喊了幾十遍：“著火了？掉下來了！餵，餵，著火了，著火了！很明顯！這麼明顯？” ”。
1972年12月，Pham Tuan機長在黑暗中擊落一架B-52也是如此：突然出擊，在與B-52平齊時飛得很高，向最後一架發射導彈，然後俯衝而下. 到白馬機場。出擊持續了不到八分鐘。
- 導彈如何打擊？
Mac Namara，越戰時期的美國前國防部長，著名的《電子圍欄》的作者 Mag Namara。
可以說美國飛機在北方被導彈擊落的比例是最高的，大約在60%左右。那就是蘇聯製造的SAM-2，尤其是SAM-3。我們在現有的銀色上塗上藍色和棕色斑點以進行偽裝。導彈通常佈置在工事中，呈三角形排列在戰場上，相距兩三公里，每個戰場上都有一輛指揮車與雷達相連。導彈部隊最困難的事情是，美國飛機在天空中投下了很多伸展開來的金屬束，在雷達屏幕上製造出閃閃發光的無人機。很難區分哪個點屬於平面，哪個點屬於去噪。雷達兵，尤其是在熒光屏上尋找目標的雷達兵，必須非常靈敏，長期積累經驗，敏銳才能在那些亂七八糟的光點中“捕捉”到真正的目標。他們訓練有素的眼睛可以分辨出肉眼幾乎無法分辨的真假。同樣，你必須了解敵人的飛行路線規則，F-105、F-4、B-52的飛行編隊……距離、速度……才能很快識別並鎖定目標。還需要了解的是，美國飛機的飛行路線往往是向基準點發射進出紅河三角洲，到首都河內的門戶，比如飛到Tam Dao山、Ba Ba基準點. 因為，還是羅河和濤河的匯合處，紅河的入海口……據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的證詞。識別目標習慣，經驗豐富，難得一見，非常珍貴的年輕雷達兵，被認為是部隊的“主食”，餵豬肝，魚油（讓眼睛變亮），喝瓜子”開圖”（北醫）也能明目。同樣，你必須了解敵人的飛行路線規則，F-105、F-4、B-52的飛行編隊……距離、速度……才能很快識別並鎖定目標。還需要了解的是，美國飛機的飛行路線往往是向基準點發射進出紅河三角洲，到首都河內的門戶，比如飛到Tam Dao山、Ba Ba基準點. 因為，還是羅河和濤河的匯合處，紅河的入海口……據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的證詞。識別目標習慣，經驗豐富，難得一見，非常珍貴的年輕雷達兵，被認為是部隊的“主食”，餵豬肝，魚油（讓眼睛變亮），喝瓜子”開圖”（北醫）也能明目。同樣，你必須了解敵人的飛行路線規則，F-105、F-4、B-52的飛行編隊……距離、速度……才能很快識別並鎖定目標。還需要了解的是，美國飛機的飛行路線往往是向基準點發射進出紅河三角洲，到首都河內的門戶，比如飛到Tam Dao山、Ba Ba基準點. 因為，還是羅河和濤河的匯合處，紅河的入海口……據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的證詞。識別目標習慣，經驗豐富，難得一見，非常珍貴的年輕雷達兵，被認為是部隊的“主食”，餵豬肝，魚油（讓眼睛變亮），喝瓜子”開圖”（北醫）也能明目。還需要了解的是，美國飛機的飛行路線往往是向基準點發射進出紅河三角洲，到首都河內的門戶，比如飛到Tam Dao山、Ba Ba基準點. 因為，還是羅河和濤河的匯合處，紅河的入海口……據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的證詞。識別目標習慣，經驗豐富，難得一見，非常珍貴的年輕雷達兵，被認為是部隊的“主食”，餵豬肝，魚油（讓眼睛變亮），喝瓜子”開圖”（北醫）也能明目。還需要了解的是，美國飛機的飛行路線往往是向基準點發射進出紅河三角洲，到首都河內的門戶，比如飛到Tam Dao山、Ba Ba基準點. 因為，還是羅河和濤河的匯合處，紅河的入海口……據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的證詞。識別目標習慣，經驗豐富，難得一見，非常珍貴的年輕雷達兵，被認為是部隊的“主食”，餵豬肝，魚油（讓眼睛變亮），喝瓜子”開圖”（北醫）也能明目。
當識別到目標後，按下導彈發射按鈕的時機最為重要。通常會快速連續發射兩枚導彈，朝目標方向飛去。飛機進近角窄，導彈會跟隨飛機的熱流向後方噴射接近目標並爆炸。
導彈也打“游擊戰”，避開固定戰場，一直移動，真導彈假戰場結合，牽制導彈，帶導彈去埋伏，撿機器，飛美國到指揮官判斷的地方。
- 您還記得美國如何試圖釋放山西的美國戰俘嗎？
我記得那件事發生在1972年11月左右，當時在山西有一個美國飛行員在北方的拘留營。為了為我目前的書《令人眼花繚亂的美國英雄》收集材料，我採訪了近 200 名美國戰俘，其中大多數是航空公司飛行員。
兩個月前，1972年9月，我去了山西的監獄，呆了兩天。營地里大約有 60 名美國飛行員，我記得有兩個有色人種，包括一個日裔美國人。營救美國戰俘失敗，救援隊的三架直升機降落時，一架降落在監獄院子裡，被一棵老鷹樹卡住，無法起飛，只好放棄。。第二天我上了營地，親眼目睹了美軍突擊隊埋伏的地方。美方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營地的囚犯數量早在兩週前就已經轉移了。此舉完全在既定計劃之內，並非美國救助意圖暴露。通過美國文獻的研究，我了解到他們的地面情報非常薄弱。美方只是根據他們的偵察機拍攝的照片，分析判斷該地區有一座監獄，那裡有美國人，於是決定進行營救。救援計劃組織嚴密，準備充分。他們通過監獄所在的Son Tay地區的地圖製作了沙盤，創建了一個與救援部隊派出的場地完全相同的模型，包括碉堡、房屋和監獄。美國突擊隊在一個秘密島嶼上接受過特殊訓練。午夜時分，一架載有救援突擊隊員的美軍直升機從泰國飛來，飛得很高，然後降落在著陸區。救援隊在監區工作了約40分鐘。由於沒有地面情報密切關注情況，在準備突襲期間，在美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轉移了囚犯人數。搶救失敗，
通過上述事件，證明美國人在北方空軍破壞戰中無法組織有效的地面情報網絡，提供真實的情報，幫助敵人的行動。美國的軍事行動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在山西組織突襲營救美國戰俘的計劃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 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是無法取勝的。有些人是這麼認為的。甚至 Mac Namara[6] 和學者 Sten/ey Kanop 也這樣做了。和你？
- 有我同意的觀點，也有我不同意的觀點！
美國無法贏得越南戰爭，因為它主要是政治性的。南方政府是法國在收復殖民地的戰爭中成立的：南北人民首先參加了對法國殖民者的抵抗戰爭。Bao Dai 和 Ngo Dinh Diem 在殖民時期都是國王和官員。美國在承擔法國戰爭的大部分費用後取代了法國。因此，吳庭艷政府很難對南北人民都擁有“愛國”、“革命”和“民族”的稱號。吳庭艷政府和美國政府被北方共產主義政府有效地剝削和利用，而他們自己則試圖隱藏自己的專製本性和對共產國際的依賴。
Ngo Dinh Diem 政府的裙帶關係、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及南方軍隊將軍們的政變（全部由法國殖民主義者訓練和培養）只會使這個弱點變得更弱，只會更弱。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在當時南越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有足夠威望的政治組織或政黨讓美國可以依靠。越南國民黨、大越、維丹等本就弱小的政黨被共產黨清洗，高台、和好等黨派只在部分地區有影響。
- 你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哪一點美國打不贏？
我認為美國贏不了。
- 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就在最近不可避免地輸得一干二淨？美國本可以避免像 1973 年和 1975 年那樣徹底的、毀滅性的失敗。
美國空手而歸，一無所獲，南越政權無條件投降，這難道不是宿命嗎？在我看來，美國贏不了，但也輸不起。你在一些摔跤比賽中錯過了很多贏得分數的機會——正如摔跤手常說的那樣——並且能夠保持緊張不安、糾纏不清、優柔寡斷的立場，這導致了一場戰鬥。通過談判達成妥協。現在二十多年的戰爭已經完全結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兩國實現了正常化，可以交朋友了。有了友誼，我可以說出
- 在你看來，美國如何避免20年前在越南的失敗，這兩個對手在戰爭中的不可言喻。
首先，懷著友誼，我可以坦誠地和越南人民軍的一些高級指揮官談談對美方領導風格的感受。你像富人一樣戰鬥。所以你習慣於用幾萬、幾十萬大軍、幾萬噸炸彈、幾萬門大砲、幾億、幾十億美元來製定軍事計劃，然後相信勝利是板上釘釘的。
我們是可憐的孩子，我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計算每一把槍、每一顆子彈、每一磅糧食的細節……所以，我們總是想辦法做到效率最高，用最少的損失，用最少的錢武力，最少的槍支。得想辦法打特種兵，特攻打，危攻打。擊中要害，擊中對手的要害或最薄弱的地方，是一種危險的擊打方式，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強大的武器。只要點對了點，對手就會變得麻木、麻痺、僵硬，再也反應不過來，翻身不省人事。形像地說，我們互相逼著吃菜，卻把刀叉勺藏起來，只用筷子，發揮自己的優勢。
- 我們美國人敢冒這個險嗎？
是的！胡志明小道我走過很多次，因為那隻是一條小道，車隊背著行囊。路過九街，要鋪麻袋踩，不留痕跡。後來，這條路可以騎自行車，也可以用手推了。每個包單元有50-200輛自行車，早上去，下午騎回車站。1965年以後，那條路變成了機動化運輸線，很多支線盤根錯節，兵力相當於兩個軍，兵種五花八門：汽車運輸、修理車間、車輛、油站、米庫、藥庫、武器庫倉庫、修理道路和橋樑的工程師，甚至大量的青年男女志願部隊、大砲、高射砲、軍醫和藥房、野戰醫院；信息單位、雷達、掃雷單位、運輸保護...
我多次與559部隊（成立於1959年5月）的指揮官Dong Sy Nguyen將軍會面，這是一支專門負責運輸和保護胡志明小道的部隊。1972年任559師團長，上校。兩年後，即1974年12月22日（建軍30週年），晉升為中將。後來他加入政治局，1964年至1968年擔任副總理。阮非常擔心美軍可能襲擊胡志明路。他告訴我：“用炸彈打，沒關係，B-52也沒關係！最擔心的是它用步兵或空降兵用降落傘，用直升機來佔一個整體。”整個生命。非常複雜的組織網格將被顛倒。出貨肯定會延遲，因為這是唯一的方法！
我的朋友、上校和總參謀部的少將也在 1965 年和 1966 年憂心忡忡地告訴我：“如果它用兩個或三個美國師和西貢師來佔領胡志明路的一段，那將是同性戀。長老們（意思是一把手）最關心的就是這一點！”
胡志明路經過的大多是人煙稀少或人煙稀少的山區，有的在越南境內，有的在老撾和柬埔寨境內，但沒有路標。直到1970年，在靠近北方的Sepon（Tchepone）發生了Lam Son 719行動，軍事形勢與他不同。美國從南方撤軍了，北方的軍隊變強了。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從1964年到1969年，美國步兵和西貢軍隊仍然沒有用步兵攻擊戰略運輸線。他們只是投下炸彈，投下化學藥品，派遣偵察兵前往該地區進行探索。在我看來，冒險就是衝擊戰略航道，培育整個南越人民奮鬥的“臍帶”。1965年，每天可通過胡志明小道向南運送50噸武器彈藥，以滿足需要。如果獲得 100 噸或更多是多餘的，少於 50 噸則令人擔憂。打那條路就是打肚子，打從北到南的必經之路。只佔一段，50-80公里的距離，沒必要佔滿800公里，足以搞砸每月的運費？不需要像 Gianson Siti 戰役或 Seda Pho 戰役那樣動用三四萬美軍的大部隊。只要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就足夠了。攻擊小道是危險的，因為敵軍集中在小道周圍相當擁擠的區域，但大部分都是後勤、倉庫、修路、運輸單位，不是熟悉戰鬥的軍事單位。
很難理解，為什麼美軍在1970年5月用美國步兵打柬埔寨，卻沒有打到上述南北戰略交通要道的某一部分！
打胡志明小道也被稱為危險襲擊，因為那裡幾乎沒有人，世界輿論和美國輿論肯定不會像打柬埔寨或者打平原那樣反應過激。在紅河邊，河內、海防……但軍事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將是巨大而深遠的。
另外，美方能有多危險？
是的！
1962年和1963年初，我在榮市期間，第四軍區指派我們選拔和培訓即將派往南方的軍政幹部。當時我們只是一個接一個地招人，主要是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集中在北方的南方部隊，少量帶回南方，每批幾十人。我們引入了一些，因為我們擔心如果我們引入大部隊，西貢會報復並使用大部隊攻擊北方。在美軍大部隊湧入南方後，第四軍區奉命做好準備，以防美軍在北方登陸，但首先是在吉安河以南的軍區地區。該地區的所有地區都已準備就緒。自衛和民兵都在演練海空兩棲部隊。空地種上竹竿、鐵竿，以防空降兵，沙灘上也種上了竿子。每年，四軍區通常在秋季舉行演習。在今年的實戰演練中（駐邊區3個師旅部隊，各省地方軍團、區營、公社民兵參加），次年指揮部演練（無實兵） ，專供指揮機構使用。一直排練的題目都是對付南邊的兩棲部隊和傘兵，從1963年開始還有打美軍和西貢軍隊，在江南登陸，跳傘佔領鄰近地區的題目。同海、廣平省等邊界線... 在今年的實戰演練中（駐邊區3個師旅部隊，各省地方軍團、區營、公社民兵參加），次年指揮部演練（無實兵） ，專供指揮機構使用。一直排練的題目都是對付南邊的兩棲部隊和傘兵，從1963年開始還有打美軍和西貢軍隊，在江南登陸，跳傘佔領鄰近地區的題目。同海、廣平省等邊界線... 在今年的實戰演練中（駐邊區3個師旅部隊，各省地方軍團、區營、公社民兵參加），次年指揮部演練（無實兵） ，專供指揮機構使用。一直排練的題目都是對付南邊的兩棲部隊和傘兵，從1963年開始還有打美軍和西貢軍隊，在江南登陸，跳傘佔領鄰近地區的題目。同海、廣平省等邊界線...
前來視察大演習的河內總參謀部的將領說，情況非常接近實際，因為北方派出每個團的時候，從1964年到南方，每個師都進入南方，然後是西貢部隊然後美軍可以“回應”相同的規模。他們會讓每個師降落或降落到第 4 軍區，尤其是夾在一側大海和另一側群山之間的狹窄狹長地帶。美國第七艦隊正在南海附近等待參戰。
後來，在 1977 年，當我隨武元甲將軍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中國時……我有機會向武元甲將軍詢問他的經歷。越美戰爭. 代表團還包括總參謀長Le Trong Tan高級中將。武元甲將軍回憶說：1964年、1965年，他非常擔心美軍和南越軍隊會降落並空降佔領4號軍區的一小塊區域。非常擔心，因為當時蘇聯不確定會採取什麼行動拍了，因為太遠了。而且中國明確表示他們不動！他們因 1951-1953 年的朝鮮戰爭而灰心喪氣。“對韓美院”成本太高，現在“對越美院”不行了？武元甲先生很擔心，因為美國這樣很容易，它不需要很多軍隊，只需要一兩個師，第七艦隊的一部分和南方的空軍，泰國足以做到這一點。他們將使北方難以維持對南方的支持，而將他們的力量用於保護北方這個國家的大後方基地。幸運的是，那沒有發生？“否則，戰局的走向不會像現在這樣有利！”他笑著總結道。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玩笑地採訪了Le Trong Tan將軍：“如果你是戰爭時期的美國將軍，你會如何指揮，採取什麼軍事行動？
Tan將軍，安靜，安靜，以美國將軍著稱。經驗豐富，指揮有天賦，回答我說：
“他們機動性很強，但他們沒有辦法去冒險。如果我是美軍司令，在1964年和1965年，我會進攻並佔領一段胡志明路，同時登陸廣平同海的一小塊區域。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前後或同時進行這兩種攻擊，這就是風險。當然贏不了，但可以避免像上次那樣大敗！”
記得當時，中央軍委的決議有一個明確的觀點：
要努力把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結合起來，防止戰火蔓延，迫使敵人在該地區的戰場上吃虧。
南方，不讓陸戰蔓延到北方，限制空軍的破壞性戰爭，把兩個地區的敵人拖下梯子。
- 讀美國的文件和回憶錄，見美國的政客和軍人，我看他們對敵人的了解不夠深入，可以說是膚淺的嗎？
- 有美國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輸在越南，是因為不敢動受1962年《老撾協定》約束的老撾。所以美國不敢直接攻擊胡志明小道，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老撾？
據我所知，這是諾曼·漢納（Norman B. Hannah）先生的意見，他在1962年擔任美國國務院東南亞司副司長，時任陸軍司令政治顧問。太平洋（太平洋司令部政治顧問，CINCPAC）。諾曼·漢納曾寫過一本書，書名是：《失敗的關鍵：老撾和越南戰爭》（The key of failure: Lao and the Vietnam war - Madison Books, 1987）。亨利·基辛格[9]在他1996年出版的回憶錄《外交》中回憶說，肯尼迪（J. Kennedy）[10]就任總統時，總統聽從了他的前任艾森豪（Eisenhower）的意見，非常感興趣在老撾。肯尼迪認為老撾的獨立和中立對於東南亞的穩定是必要的。在豬灣（古巴）戰敗後，肯尼迪打算通過談判來維護老撾的中立。關於老撾的談判持續了一年多，並於 1962 年 7 月以一項國際協議告終。來自美國、泰國和越南的所有外國軍事顧問和人員必須在國際控制下撤出老撾。美國和越南都承諾尊重老撾的中立地位。
我曾多次穿越長山以西和長山以東的上老撾和下老撾地區。這個地區的老撾人非常稀少和落後。他們用的不是錢，而是以物換物，比如拿雞換針，拿蜂蜜換毛巾，拿玉米、野肉換藥等等，這裡的人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和世界上。他們與居住的外部世界沒有聯繫。他們對老撾的概念也很模糊。
我們北越軍人可以生活在老撾廣袤的叢林中，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當美國軍隊到達老撾時，全世界立即通過西方的通信和信息系統知道了。
老撾問題協議達成後，我們宣布越方嚴格執行協議，全部撤軍。事實上，當時越南作戰部隊只是像徵性地撤出了一點點。茫茫山林，沒有軍營，只駐紮在叢林中，怎麼知道！一時間，在老撾的越軍還有三四萬，幾十個營，很多團。這些部隊在Sam Nua、Phong Xa Ly、Xieng Khouang、萬象周邊、Luang Pha Bang、Kham Muon、Boloven……證明越南軍隊存在？雖然是，但河內全都否認了。
河內一貫辯稱：欺敵瞞國際輿論是功，因雖有欺，
為革命正義，無須疑。
- 在您看來，美國能否有與以往不同的作戰方式？
我想，戰爭已經結束了，已經過去的不可能重來。不能像打牌一樣，輸掉這一盤，刪掉再玩另一盤。戰爭是地區和國際範圍內整個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媒體的嚴峻挑戰。
由於歷史條件，我站在戰爭的一邊，那一邊贏了。雖然勝利後我成為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反對者，但我並沒有因此提出希望戰爭以不同的方式結束的問題，因為它已經結束了。這個做完了。不過，在肯塔基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25年戰爭——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作用》一書中，布魯斯·帕爾默將軍有一個觀點，我認為是恰當的。書末183、184、185頁，潘姆將軍的思想獨到、深刻、邏輯清晰。大致說來：
美軍主要集中在I戰術區北部，靠近臨時軍事分界線（非軍事區DMZ）。越南共和國的盟軍，包括大韓民國（韓國）的兩個師也駐紮在這裡，被稱為具有堅固防禦工事的國際軍事力量，炮火。從海岸延伸到老撾邊境或者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擴展到老撾。
- 美國海軍經常在北越沿海地區保持威脅，海軍部隊和海軍陸戰隊隨時可以在北部一些重要地點登陸，空軍和美國海軍可以封鎖北部港口。
- 由美方裝備和訓練的越南共和國軍隊負責保護南越領土的安全，一旦有更多的國際部隊（包括美國及其盟友），它將成為越南的有效盾牌南在北極。
- 因此，美軍沒有必要在南方其他地區作戰。美軍沒有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越南共和國軍隊不依賴美軍，可以自立成熟。美國空軍不需要轟炸北方的居民區，這震驚了國際輿論和美國後方。
- 1966年底美軍在南越最北端的估計相當於7個師，美國的後勤和軍事力量也集中在這個最北地區，不需要建基地。後勤基地是由於在金蘭和龍平的規模太大，美軍在南部（戰術區 I、戰術區 II、戰術區 III、戰術區 IV 的南部）的軍事存在將非常有限。
這一政策始終迫使北越在北方保留大量軍隊進行防禦，從而阻止北越軍隊通過胡志明小道大規模滲透。如果北越想要向南方派遣更多的軍隊，他們就必須突破既定的防禦工事。因此，美國的戰爭成本將大大降低。目前在南越的美軍人數將遠低於五十萬。
- 作者認為，只要在朝鮮和南北韓採取這種選擇性和有限度的屏蔽和乾預策略，南北平衡就可以維持下去，並會在未來通過談判實現和平解決。
潘姆將軍的“拖延”和“擺尾巴”舉措表明，從美國政府上台伊始，美軍高層就沒有民主作風，沒有廣泛討論，找到一個合適的最合理的決定。我認為這是越美戰爭中最深刻、最相關的教訓。美方還沒有調動很多人的智慧做出最優決策，在眾多提議中選擇最合理、最明智的方案。
- 您能告訴我們您對這條戰略性航線的一些最美好的回憶嗎？
關於胡志明小道，我走過好幾次了。由於它於 1961 年底開始建造，1962 年初在 Binh Tri-Thien 省建造。那時，人們只能背著簡陋的包走路。尤其是嘉禾族的年輕人，從小就習慣背著袋子，背著袋子過溪流、過窄橋很快。後來馬路拓寬了，1963年可以騎自行車了，我也有機會去了。1972年，我再次走過這條路。當時它成為機動車運輸的道路。這條路我有很多回憶。首先，穿越這條路極其艱辛，更何況還有敵人炸彈隨時帶來的危險。當我們經過那裡時，據我們所知，士兵有十種不同的死亡方式。沒有送醫院就在半路上突發疾病死亡，比如急性闌尾炎。倒樹致死。被毒蛇咬傷而死。被老虎咬傷而死。因迷失而死。死於被洪水沖走或餓死。死於惡性瘧疾。死於慢性痢疾，然後筋疲力盡。在雨中滑倒，墜入萬丈深淵而死。因暴風雨、洪水、突然的水漲而死亡。過橋而死，斷橋，被洪水沖走。死於山體滑坡和岩石。更不用說炸彈、蚊子地雷、地雷造成的死亡了。然後走路。一天十三或十四個小時。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想帶在身上，就是想輕一點，盡量輕一點，一次算一克。就連食物也不放在盒子裡，而是放在塑料袋裡清淡，包括食物，少糖，少奶，少鹽，咸炸魚肉少吃，長期保存。衣服整潔，夠簡約，每人只帶兩套換洗用品，一張吊床和一袋必備藥品等。所以，平時每人可以帶三十斤，有的人帶四十斤，總要備十斤米。步道並不平坦，經常要趟過溪流，在叢林中陡峭攀登，背著沉重的擔子，所以每人都拄著拐杖前行。我有時去六七個月，有時肉不能吃，因為我打了一兩隻大象。如果不全部吃完，就把它裝進袋子裡泡在溪水里再冷卻幾個星期，這樣下一批人再吃。有時我們能在大溪流中釣到十斤重的大魚，有時我們能打到猴子，但缺少蔥蒜的調料。這是胡志明小道上的一些回憶。雖然艱險總是讓人望而生畏，但也很好玩。年輕的士兵們唱歌、講故事、寫日記、聽收音機了解新聞。繁忙的車隊進進出出，
“汽車沒有玻璃，因為沒有玻璃，炸彈生澀，炸彈晃動，玻璃碎了……”[11]
- 你能說說“汽車的輸油管道”嗎？北越軍隊？
年底？1963年，在總參謀部，討論了擴大和現代化胡志明小道——南北戰略交通要道的計劃。有兩種相反的觀點：
- 維護步道；主要靠自行車和人力包包搬運。平均一個人的承載量為60-80公斤，單車的承載量為180-220公斤/趟。根據螞蟻的座右銘，長長的，佈滿巢穴。道路狹窄，隱藏在叢林中。，避免敵機突襲。擴張很容易暴露，被撞，被切斷。
- 擴大、機械化，組建一支擁有高射砲、大砲、工程師、運輸系統、倉庫、維修站和輸油管道的大型通用軍隊。這種意見佔上風，批評上述意見是游擊隊、鸛鳥、保守和落後。它從 1968 年底開始實施。
起初，汽油是用大桶、卡車運載的，在一些地方，它是沿著河流傾倒和流動的。
1968 年，它從蘇聯運到一條 200 公里長的野外管道，配備 20 多台 PNU 35/7 0 泵
。第一個區域位於 Vinh - Nam Dan - Linh Cam (Nghe Tinh)。1968年6月22日，第一條500米管道橫跨拉姆河。
第一段長42公里，從Nam Thanh公社到Nga Loc公社，於1968年8月10日安裝並測試結果。1968年底，管道在12號公路上穿過Mu Gia山口（穿越越老邊境）鋪設。
1969年初，管道穿過Truong Son到達老撾Na Tong油庫，為31號加油站供油。公路.南北交通要道。1969 年 3 月，管道到達 Kavat 點（Mu Gia - Kavat 長 350 公里）。此後，管道沿18號公路延伸，穿過9號公路到達下老撾，然後向南延伸。
1971年初，6號公路以南的榮市汽油可以運到南邊。到1972年底，已向南邊輸送汽油6.5萬噸；從 1973 年 2 月（《巴黎協定》之後）起，管道沿 14 號公路在長山以東和以西延伸得更快，在邊界交界處相遇。
1975 年 1 月，管道通向 Bup Rang，然後通向 Loc Ninh。所以石油管道從越中邊境到東南地區的Bu Gia Map，全長4,900公里（因為很多路段要繞地形佈置），泵站和推站共316個，固定焊接站101個罐和現場焊接罐，總容量為880,000立方米石油。
輸油管軍官兵隊伍從1975年初的30人增加到14000人，其中工兵團2個，管道團9個，為運兵服務。戰爭透明。
- 那段時間，你知道美方有沒有什麼可行的、行之有效的行動計劃？
我參加了1996年初和1997年初在芝加哥（肯蒂尼，坎蒂格利）舉辦的兩次主題為“回顧越南戰爭”的會議，由美國海軍學院和羅伯特麥考密克論壇報基金會組織。我有機會與許多美國軍官和政治家交流非常有用的想法，例如前總統 Jeron Pho、將軍 Otmolen[12]、中將 John Katsman 和 Ha Ron Mo、Admiral Dum-oan (E. Zumwalt)、少將西蒙斯（E. Simmons）……、書報作家大衛·哈特曼（David Hartman）、彼得·布雷斯特拉普（Peter Brestrup）、伊麗莎白·貝克爾（Elizabeth Becker）、羅伯特·廷伯格（Robert Thimberg）、布賴恩·範·德馬克（Brian van Demark） )...
1997 年，我還應邀訪問了位於得克薩斯州拉伯克市的越南衝突研究中心和位於馬里蘭州（馬里蘭州）安南保利斯（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
但
切斷了胡志明小道，並實施了大規模的綏靖計劃。時至今日，他仍對戰略沒有實施感到遺憾。
我認為貓人將軍的提議是有實際依據的。當時沒有被接受，可能還是主觀主義、漸進主義的病，美方對武器和火力的崇拜。
我告訴卡茨曼將軍，他的意見很有意思。戰爭是行動和對行動的回應，是一連串的行動和反作用。如果美方當時採用貓人計劃，這場戰爭可能會不一樣，可能會和1975年不一樣。雖然美國很難取勝，但可能會處於拉鋸戰的局面以結束。相稱的政治解決方案。
- 戰爭期間，南北政府的高層接觸是如何進行的？兩個地區之間是否有和解和正常化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不是。因為自 1959 年以來，通過第 9 號決議，北方的共產黨領導人走上了暴力之路。1967年以來，蘇聯共產黨提出的不同政權和平共處的道路，被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認為是右翼的、修正的，是對蘇聯共產黨的錯誤背離聯盟.馬克思列寧主義。1963年，吳庭豔的顧問吳庭瑈與南方共產黨領導人范興之間，或越南共和國總理阮慶將軍和他的總統之間進行了一些間接民意調查。意見。建築師 Huynh Tan Phat，1965 年南越臨時革命政府主席……有人告訴我，這些都不是明確的、嚴肅的和解意圖，以結束敵對行動。
當時，河內的意圖是動員和吸引盡可能多的西貢知識分子，打造第三勢力。他們接觸並招募了律師 Trinh Dinh Thao、醫生 Le Van Hao、記者 Ngo Cong Duc、Venerable Thich Don Hau、醫生 Duong Quynh Hoa、神父 Le Khac Tu……以及許多其他角色。
對於吳庭艷、Nhu、Thieu、Ky、Khanh、Duong Van Minh 先生……，在我看來，共產黨政府並沒有認真的接觸和和解的意願。共產黨領導人認為這樣的人是“無法挽回的”，是最危險的，只能摧毀、推翻，但不能握手言和。他們也非常敵視其他政黨的領導人，如大越、越南國民黨、維丹、民主黨……最近，河內在《青年報》發表了譚正的一篇文章。星期天在西貢寫道：Duong先生范明[13] 與北方政府有過接觸，或多或少地與他們合作了很長時間，現在他想回到越南。那是在捏造、製造混亂並誇大戰爭期間敵方運輸業的成就。
至於美國，
我記得，早在1967年，河內就有意與華盛頓進行接觸，以尋求解決戰爭的辦法。從那以後，自 1968 年以來，雙方一直在巴黎進行談判，因此沒有其他調查，儘管華盛頓一再試圖影響莫斯科和北京向河內施壓。北越外交部官員、後來的河內駐巴黎（法國）大使麥文波先生告訴我們，華盛頓為這起案件定下了一個代號。“賓夕法尼亞行動”（“Pennsylvama 行動”） ”）。此案主要與“帕格沃什運動”有關，該運動是歐洲的一場政治運動，將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反對核威脅。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勾搭上了赫伯特·馬爾科維奇 (Herbert Marcovich) 和他的朋友雷蒙德·奧布拉克 (Raymond Aubrac)，這兩位法國親河內人士。1946年法越談判在法國舉行時，奧布拉克曾邀請胡志明先生到他家做客。通過這兩位人物，華盛頓相信美國將停止並可能停止對北越的轟炸。越南，一旦北越致力於獲得好評。據奧布拉克先生介紹，1967年7月2日，兩人抵達河內。當時胡志明先生身體不適，但還是同意接待他們。
兩位法國客人還會見了範文同總理並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董先生回答說：“我們希望美方無條件停止轟炸。如果那樣做，談判就不會有任何障礙。” 董先生希望他們通過在巴黎的麥文波先生與河內保持聯繫。
當時，基辛格想到了一個妥協方案（compromis），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但1967年10月20日，麥萬波先生突然拒絕接待奧布拉克和馬科維奇，理由是：“沒有什麼新鮮事可以談了，情況已經惡化，沒有任何理由再談了！”。
在我看來，賓夕法尼亞案的結束是因為河內相信約翰遜總統在那幾個月裡升級了，更猛烈地轟炸了北越。五角大樓表示，南部的軍事形勢有所改善，有利於美國和西貢：“越共被推離城市和基地很遠”。另一方面，河內有一項軍事決議，為 1968 年春節攻勢的大規模攻勢做準備。
到頭來還是美國吃虧？《巴黎協定》中沒有規定從北方到南方的軍隊在國際監督下撤回北方。將更多的北越軍隊帶到南方變得更加自然和容易。
- 關於 1968 年春節攻勢，河內領導人的意圖是什麼？
1968 年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共產黨領導人想創造一場震撼美國後方的勝利，並激髮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他們調集力量，在整個南方，尤其是市區鬧得沸沸揚揚：河內選擇農曆新年的時間，趁著人流繁忙，製造了驚喜。由於一年一度的停火在這個場合. 以突擊隊突襲（在整個戰場上協調擺動）的方式進行小規模戰鬥，多地作戰，選擇危險的目標來震懾敵人和號召人民。起義（僅廣治承天）面積用了相當大的力）。
春節前一段時間，河內活躍在溪生地區，分散了敵人的注意力，使城鎮保持安靜，使敵人主觀上認為北越軍隊沒有攻擊那裡的省份。1964年至1967年底，西貢軍與美軍活躍，多次發動攻勢，北越軍往往處於應付、留兵、撤遠、丟失人口稠密地區的境地。：因此，在1968 他們需要一場強有力的運動來重新獲得主動權並改善比賽。1968年春節攻勢之際的大規模進攻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震驚了世界輿論和美國政界，並通過報紙、廣播和電視廣為評論。五角大樓和 MACV（美國陸軍總司令部）的聲明：敵人已被趕出城市、基地、疲憊不堪、安全穩固……
- 然而，與計劃相比，春節攻勢並沒有達到以下幾點：
- 無法攻占西貢廣播電台，無法交付準備好的呼籲人民造反的錄音帶。對獨立宮的攻擊也未能到達之後，對美國大使館的襲擊只到達了底層就被擊退了（雖然很快就有報導說上面的樓層已經被攻占，因為一些西方記者已經趕上了這個消息。關閉）。在新山一機場、Bay Hien 十字路口、Phu Lam 等其他地方……無法守住，被迅速推回，損失慘重。
- ——因此，兵勝未如預期，民不反。
春節攻勢後，美軍和西貢在整個南方展開反攻，並迅速平定。1968年、1969年和1970年是河內損失最大的幾年。城內的大部分設施都暴露在外，一掃而光。農村也損失慘重。河內不得不調遣北越軍隊來替換他們在南方的軍隊。在南方招募當地軍隊非常困難。有些地方，來自省、區的當地士兵，甚至來自清化、義安、河靜的游擊隊……都被調來代替。
我們中有些人認為春節攻勢是北方進攻南方，共產黨意圖利用這次進攻摧毀政府軍。在南越共和國時期，因為北方和南方之間仍然存在競爭南方，然後就只有北方的軍隊留在南方了。那麼，春節攻勢之後，發現所有的軍隊都在南方，南方的戰鬥力幾乎全是北方的軍隊？
也許你們中的一些人在主觀推理上走得太遠了。我認為當時，北方的共產黨領導層在南方發動春節攻勢時，與中央局南方的領導層進行了協調。他們沒有你問的意圖。因為，臨時革命政府和解放南方民族陣線都是由共產黨領導建立的。那時候，在黨裡，在軍隊裡，我們總是受到很好的教育，雖然形式上有兩個黨（南方是人民革命黨，雖然有兩個政府（南方是人民革命黨）革命政府）。南越臨時共和國），但實際上只有一黨一政府和一個戰場。首都在南方，當時我回到5區的一些省份時，有一些清化、義安、河靜的地方部隊接替他們，因為裡面的部隊幾乎被消滅了。而且，如前所述，就地徵兵也不容易，因為到解放區徵兵的動作，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1968年以後的情況，就有這樣的一些縮影。當時我回到5區的一些省份時，有一些清化、義安、河靜的地方部隊接替他們，因為裡面的部隊幾乎被消滅了。而且，如前所述，就地徵兵也不容易，因為到解放區徵兵的動作，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1968年以後的情況，就有這樣的一些縮影。
還要補充的是，解放南方民族陣線和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立場是沒有實質內容的，他們只是一個陣線，一個提出來解釋和解釋的組織。說服世界認為這是南方固有的運動。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由北方的共產黨領導指揮的。當然，北方方面軍和方面軍的領導人與在南方成立的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之間是有協議的，但方面方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作用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從屬的，依賴的，正式的，順從的，沒有任何實際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1975年取得勝利的時候，民族解放陣線和臨時革命政府很快就解散了，幾乎沒有號角和鼓聲。長官，律師阮友壽、建築師Huynh Tan Phat、律師Trinh Dinh Thao、醫生Duong Quynh Hoa等在政府中站穩腳跟的知識分子也感到沮喪，因為他們不再受到尊重。一時有戲份的，無不為自己不屑一顧的身份而感到厭煩和難過。
- 那麼在春節攻勢中，誰贏誰輸？
純粹在軍事上，我們可以說我們沒有贏。無法佔領領土、城鎮或城市。
在順化佔領最長的 25 天之後，我們不得不撤退到山區。殺敵不多。
下一波弱於上一波，之後的損失也更重！南方人都知道，1968年和1969年是我們極其艱難的兩年，即使是1970年和1971年，也是到1972年才恢復過來。
然而，我們的失敗非常慘重，幾十年來精心打造的秘密和半秘密設施，政治和軍事基地，幾乎被完全摧毀。重建花了很長時間，這被美國政府的政治和心理失敗所抵消！
我們沒想到春節攻勢將約翰遜踢出了總統職位。他不得不宣布辭職，埋葬了他的“大社會”夢想。
他不得不拒絕奧斯莫倫將軍增兵的緊急請求。
他必須批准在巴黎舉行的開幕式談判並開始緩和局勢，承諾從南越撤軍。
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轉折點，有利於在戰場上面臨嚴重困難的河內。
他不得不拒絕奧斯莫倫將軍增兵的緊急要求。他必須批准在巴黎舉行的開幕式談判並開始緩和局勢，承諾從南越撤軍。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轉折點，有利於在戰場上面臨嚴重困難的河內。他不得不拒絕奧斯莫倫將軍增兵的緊急要求。他必須批准在巴黎舉行的開幕式談判並開始緩和局勢，承諾從南越撤軍。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轉折點，有利於在戰場上面臨嚴重困難的河內。
那麼，在政治上、戰略上、心理上，河內都取得了驚人的勝利？這是一個特殊的特點，看似違背規律，卻具有辯證的性質。政治勝利並不總是與軍事勝利聯繫在一起，反之亦然！現實生活並不簡單！
在春節攻勢之後，很明顯疲憊和分裂的美國已經放棄了越南。
- 春節攻勢期間順化的屠殺情況如何？
1985年、1988年我又回到順化，並註意了解這個事件。
在我看來，戰爭期間，特別是在共產黨軍隊撤軍到西部山區的最後幾天，屠殺被俘人員（包括士兵、軍官、公務員、民主黨人、他們的家人……）是真實的。在城內外的一些地方，如草莓園（東巴門附近）、西祿、金良、安和......，有許多亂葬坑，從20、30到60具不等，有時近百具屍體。
沒有屠殺囚犯的指令或政策。參加戰爭的單位都被告知戰場紀律，禁止殺戮、毆打、侮辱俘虜。
但是大屠殺發生了。因為北越士兵從參軍開始就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認真地接受了仇恨科學的“教育”。由於條例對惡人的極端態度，有血債的，他們往往認為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惡人：公社、區、省的干部；指揮班長到連長、營長；民主黨人，前參老...；傘兵、遊騎兵、海軍陸戰隊員；也有單位認為Ton That, Wng, Bao, Vinh... 是封建的，反共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嚴格指示不讓俘虜逃跑，洩露軍事機密，非常危險。 . 戰事緊急，美軍登陸，救援，飛機，炮聲，海上炮火，部隊移動，然後命令撤回山區……基層部隊（排、連和部分營）想出一個辦法：殺俘虜。避免纏繞，快速移動，不洩露秘密；也因為後期需要帶回來的傷兵數量較多，戰列正在迅速減少……
因此，可以說，屠殺俘虜和平民的責任是自上而下的指揮系統，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通過雙方的損失來贏得勝利。
- 有多少人被殺？不確定，
順便說一句，我表達了我對社會正義的渴望，澄清三個仍然模糊的統計數據非常重要：
- 你認為自1968年春節攻勢以來，美方是通過什麼現象放棄的？
回想那段時間，我軍在南方的活動逐漸疲憊，連打了將近兩個月的順化也不得不撤退，美國的消息蜂擁而至，振奮人心，說美國基本放棄了越南，去拿下越南。走出泥潭：
3月底，約翰遜總統宣布不再競選總統，並同意舉行會談和對北越進行有限度轟炸（從20度線起）。這些信號表明，美方顯然已經“受了打擊”，失去了意志。不久之後，1968年4月上旬[15]，麥克納馬拉卸任國防部長一職，克拉克克利福德接任，這是美國承認軍事失敗的又一佐證。
就在威斯特摩蘭將軍返回美洲的同時，克雷頓·艾布拉姆斯副將接任，也就是戰敗撤回戰場指揮官？
當時美國傳來一個消息，讓我們特別感興趣，約翰遜總統召集了美國一些最有才華、最聰明的人到白宮，商討越南的反制措施。他們都建議他們應該退出並找到談判解決方案。那些就是“wise Men”（即“智者”），美國政壇的“長老”，比如：丹·艾奇遜·約翰·麥克洛伊、麥克·喬治·邦迪、道格拉斯·狄龍……他們都是大牌“鷹派”，
- 您能否告訴我，當時您如何評價越南共和國陸軍的作戰能力？
這是一個廣泛的問題！當然，在美國撤軍的時候（包括1969年、1970年和1971年的撤軍過程），美國在裝備、訓練、建設海空軍等方面都試圖幫助那支軍隊。後來，在戰爭期間，在簽署合同後，越南共和國軍隊在 1972 年至 1973 年期間顯然無法保衛南方領土免受越南人民軍的無情攻擊。巴黎協定，特別是在1974年和1975年初。原因很簡單，過去，五十萬美軍和越南共和國軍隊在越南南部與越南人民軍進行了非常艱難的對抗。因此，當美軍帶著火砲、坦克、裝甲、空軍的強大火力撤退時，越南共和國陸軍的作戰能力當然就更加困難了。。
關於越南人民軍與越南共和國軍在南部戰場的評估和比較，我看到越南人民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這要感謝當時蘇聯和中國的幫助。時間。因此，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良好的訓練能力，特別是戰鬥精神，政治教育，心理宣傳和政治覺悟，加上嚴格的紀律，構成了這支軍隊的力量。在戰略方向上，越南人民軍有著長期的抗法經驗，這一點非常重要。沒有九年的抗法抗戰，北方在對抗美國遠征軍的戰爭中很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對於指揮官的職級，越南人民軍將領往往在培養理想的同時運籌帷幄，他們在抗法戰爭中經驗豐富，在民間享有良好的聲譽，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犧牲自己的人，獻身於上述民族解放事業。他們幾乎沒有腐敗問題。邊防戰役中只有一件大案，當時陳杜洲上校任軍需處處長，因貪污軍需被判處死刑。人民軍將軍們的活動十分樸素，他們有著與戰士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的精神。總的來說，它們只是在和平時期質量下降了。邊防戰役中只有一件大案，當時陳杜洲上校任軍需處處長，因貪污軍需被判處死刑。人民軍將軍們的活動十分樸素，他們有著與戰士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的精神。總的來說，它們只是在和平時期質量下降了。邊防戰役中只有一件大案，當時陳杜洲上校任軍需處處長，因貪污軍需被判處死刑。人民軍將軍們的活動十分樸素，他們有著與戰士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的精神。總的來說，它們只是在和平時期質量下降了。
至於越南共和國陸軍的將領，據我了解還不夠，還有像Nguyen Duc Thang, Do Cao Tri, Ngo Quang Truong...這樣有才華的將領……但總的來說，評價不錯。在當時的戰局中，越南共和國陸軍將領大多腐敗嚴重，影響了他們在軍隊和社會上的聲譽。人們議論紛紛，說將軍玩弄，走私等等。而這也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論雙方中層軍官的軍銜，可以說是大體相當。我在越南人民軍認識了我的兄弟們，後來認識了一些越南共和國陸軍的軍官，我看，越南共和國軍官的資歷不亞於，他們甚至通過國防高中、大叻的軍官學校和其他更大的培訓學校接受了正規培訓。有些甚至在美國軍事學校得到補充。他們對西方軍隊的一般戰術瞭如指掌，戰場總結工作也做得很好，不亞於越南人民軍的軍官。有通信、空軍、海軍、大砲等軍事技術方面的，他們訓練得更正規、更細緻。級別越低，從下級軍官、士官到士兵，說不上哪邊好。雖然勝利屬於北越軍隊，但也不能說越南共和國軍隊的士兵沒有表現出勇氣。雙方都有主要的作戰單位，例如越南共和國陸軍擁有海軍陸戰隊、傘兵和突擊隊。
- 在您看來，關於越南共和國軍隊還有什麼可說的？
到目前為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那支軍隊有了更多的了解。七年來，我見到了不少越南共和國陸軍的軍官、士官和士兵。有些人成了我的朋友，有些人非常親密。越南共和國陸軍在其誕生和發展過程中存在困難和弱點。它由法國殖民政府建立，由法國人組織和訓練。大多數最高級別的軍官都在法國殖民軍事學校學習。將軍 Nguyen Van Thieu、Nguyen Cao Ky、Nguyen Van Hinh、Tran Van Don、Duong Van Minh、Pham Van Phu、Do Cao Tri、Ngo Quang Truong、Do Mau……都做了。在越南人民和國際輿論面前，確實很難給這支軍隊冠上與越南人民軍不同的“愛國”和正義兩個字眼。當然，這與越南共和國陸軍的士兵、中級軍官無關。它屬於歷史。
導致越南共和國軍戰敗的除了非常基本客觀的困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是錯誤的策略，於 1975 年 3 月中旬倉促撤出中央高地，導致意志鏈、紀律和態勢崩潰，儘管越南共和國軍隊有優秀的將軍指揮作戰。 ，例如Ly Tong Ba、Ngo Quang Truong，像 Le Minh Dao 將軍一樣咄咄逼人……或者一些像 Nguyen Viet Thanh 一樣生活簡單、正直的人……，有像 Nguyen Khoa Nho 將軍、Pham Van Phu 和 Le Van Hung 將軍那樣的氣質無法挽回局面。
- 越南戰場上有蘇聯和中國的作戰部隊嗎？
我可以確定：越南戰場上絕對沒有蘇聯和中國的作戰部隊。據我所知，在 1950 年代邊境戰役結束時，只有一名中國軍事顧問。1950年1月第一位抵達越南的中國軍人是原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羅貴波上將，擔任第一任中國駐越南大使。越南民主共和國（現）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就在中國正式承認河內之後。
1950年8月，第一批近百人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越北。代表團由代號為“南南工作組”的Vi Quoc Thanh將軍率領。此前，魏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軍政治委員。1950年3月起，越南軍隊多次前往雲南、廣西，向越南運送武器、彈藥、地雷和炸藥，其中包括許多大大小小機槍和大砲。
在 1950 年 9 月中旬開始的邊界戰役期間，40 多名中國顧問出現在越南師團中，每個師和團有三到六名中國顧問。沒有人參加直接戰鬥。圍攻高平、諒山、攻打同溪要塞、殲滅勒帕格（Lepage）、薩頓（Charton）兩軍，解放大片邊區，均有軍方建議。越南人民軍。平心而論，中國將軍陳賡，一位具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將軍，第20軍軍長，中共中央委員，1950年6月被派往越南幫助越南。邊境戰役，為這場戰役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是個大胖子，每次上馬，都要有人“站”起來。
在奠邊府戰役中，據我所知，也沒有一個中國軍人參戰。總顧問韋國清 Vi Quoc Thanh 參加了這次戰役，但與駐紮在 Muong Phang 的戰役總司令 Giap 將軍不在同一個地方。所有部門都有中國顧問團。運來的中國武器越來越多，但都被越軍在邊境的憑祥和壺口軍事哨所接收。有人說，在奠邊府，中國士兵與法國士兵打過仗，這完全是假的！
我很清楚，1953 年 11 月 20 日，法軍 6 個營空降奠邊建立基地後，武元甲將軍立即著手準備進攻萊州和奠邊。作戰格言是“快進，快定”，因為法軍還沒有鞏固防禦體系。中國顧問同意這句格言，用中文來說就是“樂在其中，樂在其中”。1954 年 1 月 20 日，計劃中的進攻突然停止。作戰口號改為“堅決打擊，堅定前進”。改座右銘是武元甲將軍提出的，因為形勢發生了變化，法軍有16個多營，地堡工事堅固加固，鐵絲網，火砲陣地，機槍陣地都安裝好了。情報密集，有空中支援日和晚上。中國顧問也同意改變策略。攻勢不得不為 1954 年 3 月 13 日開始的近 50 個日日夜夜做準備。決定勝負的因素之一是用短而尖的鏟子挖掘、包圍、分割敵戰場、收緊和侵占的戰壕系統，結合地道、隱炮、彩虹火力和直射火力，以及許多假砲兵戰場，製造轉移煙霧來欺騙敵人的砲兵..
在北方與美國空軍的戰鬥中，從1967年底開始，有一些中國防空部隊對美國飛機進行射擊，但數量不多。他們只把戰場部署在紅河以北或河內附近，比如河北省、北泰省、廣寧省……遠離城鎮，美國飛機很少襲擊這些地方。他們駐紮在遠離人口稠密地區的森林中。中國高砲擊落的飛機數量非常少見。他們的主要目的似乎主要是為了獲得戰鬥經驗。
越南沒有蘇聯士兵，但軍事技術專家和軍事顧問人數眾多，有時甚至超過2000人。他們在國防部、總參謀部、總部、專業部、軍、師、學院、軍事技術研究所擔任顧問……還有空軍、火箭、蘇聯海軍和雷達方面的專家。當前的。更不用說 1975 年 4 月 30 日之後駐紮在金蘭基地的蘇聯東部艦隊海軍。
蘇聯和中國的軍事裝備，游擊戰的豐富經驗，
中國“堡壘”和“動員戰”的豐富經驗，
蘇聯“軍火合同”的經驗……對提高軍事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越南人民軍從建軍到現在的作戰水平。
但是戰斗方式必須完全是越南人。
- 你什麼時候覺得打仗艱難，讓越方憂心忡忡？
戰爭困難重重，因為越南經濟落後，而法國和美國的軍隊都配備了現代化的裝備。最困難和最令人擔憂的時期可能是美軍開始大規模派往南越的時候。我們擔心，在空軍、直升機、大砲、裝甲車、坦克的巨大支援下，我軍無法對付火力強大的美軍。但在 Pleimer、Yadrang 的戰鬥之後，在 Gianson Siti-Seda Pho、atleboro 的戰役之後……我們不那麼擔心了。美國軍隊沒什麼可怕的。我們找到了正確的打擊方式。我們明白，和美軍打仗，不需要全勝，只要不放棄，堅持就一定會贏。但是如果美軍打不贏，那我們就輸了。
有時面對如此巨大的差距，人們很容易不知所措。胡志明小道上，仰望天空，多架美國C.130運輸機掠過，腹中載有數十噸軍用物資和一個戰鬥連，每小時飛行近千公里。。我們肩上扛著三四十公里，一天只能走三十公里。累了，有時灰心喪氣，但隨後被克服困難的意誌所激勵，仍然為自己的耐力和韌性感到自豪。我們大多數人仍然持有樂觀的信念。互相鼓勵，保持精神，所以有牽掛，但沒有迷茫。迷茫、絕望、氣餒、放棄、冷卻的次數可以忽略不計。第一次遇到B-52的地毯式轟炸時，我也很害怕。那是 1972 年 5 月在廣治。習慣之後，因為炸彈擴散，只有當炸彈像洞中洞一樣命中時，它才會有危險，只要有地窖，有木頭屋頂的洞，它就會太平。美國對北方的空襲也是如此。第一次或兩次，我感到震驚和害怕。之後就悠閒的下地窖，報警，然後工作，看書，出門，若無其事。人類適應形勢的能力是無法估量的！
- 1973年1月簽署的《巴黎協定》對越南有何影響？
我們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軍隊必須撤退。我加入了在新山一機場控制最後一批美國人撤離的小組。空軍中士麥克比爾克少校是最後一名美國士兵。沒有條件迫使我們從南越撤軍。我們的論點很簡單，越南共和國軍隊和五十萬美軍都打不過我們，現在美軍撤了，只剩下越南共和國軍隊，我們一定會贏。我們知道有必要向南方派遣更多的北越軍隊。緊急制定了建立軍規模單位的意圖（每個軍有三個步兵師和一個裝甲師）。1973年底組建第1兵團。
另一個優勢是我們在新山一有一個“南方解放軍”的軍事代表團，在雙方的聯合軍事委員會中。代表團經常有工作需要前往祿寧和許多其他地方，如美芾、藩切、峴港、順化……這是一個強大的“觀察站”，可以快速掌握政治和軍事局勢。、美國和西貢心理，蒐集情報向河內領導匯報。由波蘭和匈牙利軍官組成的監督《巴黎協定》執行情況的國際代表團也有助於收集有關敵人的情報。
- 越南的“越南改革開放Doi Moi”工作是如何進行的？
共產黨仍然壟斷著領導權。選舉仍然是「選擇人民的政黨，等等。持不同政見者仍然被壓制、軟禁、監視和拘留。新聞自由被剝奪。
由於“創新不大膽、不積極主動、不協調全面，所以雖然有一些明顯的經濟效益，但工業或多或少發達，產原油、大米、橡膠、咖啡、咖啡……增長相當好吧，但是社會矛盾，貧富差距，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加劇了。特別是這兩年，增速放緩，外資停滯，來的遊客減少，農民的不滿導致普遍5 月和 6.1997 僅在太平省和紅河三角洲地區（海陽、興安、山西、清化省......）的 128 個鄉鎮進行鬥爭。
越南共產黨仍然受到過去，他們依然高唱馬克思列寧主義，宣示效忠社會主義，在河內隆重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第80次……
- 美越關係現狀和前景如何？
已經有了一些進展。1994年美國解除對越禁運，1995年年中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兩國大使接手。關於美國接受越南在美越貿易關係中的最惠國待遇的談判正在進行中。解決戰俘和在越失踪美軍（POW-MIA）現存問題互助工作取得積極進展。然而，仍然存在許多障礙。最大的障礙是河內用懷疑的眼光看著華盛頓。他們還沒有明確地翻開兩國關係的新篇章。“美國正在採取兩面性的態度，”他們爭辯道。美國既要擴大貿易和經濟關係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同時又要越南共產黨實行民主和多元化。加強經濟和政治改革。河內表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強迫越南釋放政治犯並譴責越南侵犯人權的行為是對越南主權的干涉。越南非常希望美國在貿易中給予最惠國待遇（MFC），但擔心主要來自美方的“和平演變”可能推翻其政權。河內看著華盛頓的眼神既想成為朋友，又懷有成為危險敵人的罪惡感。可以推翻他們的政權。河內看著華盛頓的眼神既想成為朋友，又懷有成為危險敵人的罪惡感。可以推翻他們的政權。河內看著華盛頓的眼神既想成為朋友，又懷有成為危險敵人的罪惡感。
關於外交戰略，越南共產黨內部存在分歧。最高領導人希望與中國全面融合的趨勢是主要的，因為同樣的一黨政治體制，同樣的建設社會主義宣言，同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作風上“創新”。像1979年這樣的侵略、衝突和戰爭問題是老故事、歷史故事，暫時成為過去。相反，有一些外交官、經濟官員、年輕幹部和一大批人既要和中美搞好關係，又要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其中美國要重一些。 ，因為它們巨大的經濟和金融潛力、現代技術和雄厚的投資能力；他們指出，為了與美國搞好關係，中國自己必須競爭。這種趨勢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這顯然與政治上要求創新的趨勢有關。越美關係長期前景良好。
即使對於不那麼遙遠的未來，我也很樂觀。因為在當前“門戶開放”時代，國內外交流擴大，來自民主世界的信息如潮水般湧入，無法阻止或過濾。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以不同的速度逐漸滲入社會。藝術家、知識分子、商人、年輕人……吸收最快。
在共產黨內部，吸納慢，最慢的是保守派領導。越來越多的年輕有才幹部以獎學金或自費方式赴美國、加拿大、歐洲國家、澳大利亞留學。他們深深吸收了那些國家的民主生活方式……上述優勢不小；旅居國外的越南人回國訪問，美國和西方遊客到越南也為該國的民主化趨勢做出了重大貢獻。
- 關於美國全國被俘和失蹤軍人 POW-MIA，你怎麼看？
1991年底，應美國國會戰俘和失踪人員特別委員會的邀請，我向國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明確表示，我的態度是把我知道的真相說出來，不加減減。倒不是當時國家領導人態度虛偽，痛恨我是“賣國賊”、“反動派”，是我說錯了他們的話。
我認為，巴黎協定簽署後，河內在遣返俘虜問題上的態度很明確：還錢，把所有美國俘虜都還清，收夠了，收下自己的人。我是北方代表團的正式成員，也是代表團的官方發言人，我可以在新山一機場（峴港營地）閱讀從河內翻譯成代表團的每日電報。-screw），具體指導執行協議。這些是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筍先生、部長會議主席範文同先生、武元甲大將的電報……在此之前，我有機會參觀了所有戰俘營. 美國士兵（在河內、河西），會見了近兩百名美國戰俘，寫了一本關於美國戰俘的書和許多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我最好的朋友Nguyen Thuc Dai上校，我小時候在順化和我同班，我是敵運部部長，包括戰俘營管理處，所以我很清楚。我幾乎可以自由地閱讀集中營中美國戰俘的秘密檔案，這些檔案是集中營負責人給我的，通常是中校和少校軍銜，而我是其中的一名上校。
我確實提到美國戰俘失踪人數很多，因為他們的飛機被擊落了很多次。有的墜入海中，有的墜入人口稀少、道路稀少的西北部、中部和老撾的叢林中。雨林密密麻麻，兩百米外根本看不到飛機和屍體的殘骸。雨水、陽光、洪水、洪水……失去了踪跡。1984年在河靜省義安西部發生事故，一架載有近十人的越南和蘇聯軍官直升機墜毀，調集大量直升機、步兵和當地民兵前往。找了幾個月也沒有找到單跡。我建議越方提交入營書原件、物資分配、營地月報、省歷史編輯委員會、地方黨委、省文物收藏委員會的文件。和地區博物館，因為擊落美國飛機、抓獲美國戰俘，被認為是各省區的傑出功績……，我們可以據此了解更多的案例。這是後來完成的。
- 可以把美國戰俘送到蘇聯嗎？
據我所知沒有！因為我去過莫斯科很多次，曾經在一個高級軍事集團，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此外，蘇聯在河內已有一名武官，其中包括一名軍事情報官。他們對通過被俘的美國空軍軍官獲取新武器、美國空軍戰術和其他軍事情報非常感興趣。根據上述命令，總參謀部和敵運部準備幫助他們，讓他們會見俘虜，告知他們越南人利用的情報，而不必將俘虜送到蘇聯。
1995年鮑里斯·埃爾欽（Boris Eltsin）先生去美國說蘇聯關押美國戰俘，五角大樓晚上打電話問我，我立馬回答說：我尊重恩欽總統，但在這件事我覺得他說的不是真的。後來五角大樓向我表示感謝，說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也有同樣的看法。
- 那麼關於研究員斯蒂芬·莫里斯（Stephan Morris）對莫斯科檔案館洩露的機密文件的看法，你怎麼看？
莫里斯先生在美國和法國多次與我會面，並就此事多次給我打電話、寫信。五角大樓還在莫斯科給我寄來了檔案，還派了一名 POW-MIA 軍官來見我幾次。兩份文件：1972年6月26日陳文光將軍向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和1970年12月越南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會議（第三屆）中央委員會書記黃英先生的報告。 1971 年 1 月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提供俄文譯本（無越南原件）並列為最高機密。
陳文光將軍的報告沒有提到美國戰俘，只說從1972年3月30日到當年6月，有近200架美國飛機在北方被擊落。“ta”飛機損失了27架飛機。Hoang Anh 先生的報告稱，有 785 名美國飛行員在朝鮮被俘，但只有 368 人（50%）被公開報導。Tran Van Quang 將軍的另一份報告極為重要，令斯蒂芬·莫里斯大吃一驚。那是1972年9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副總參謀長陳文光中將的報告的6頁節選”（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部俄文譯本），報導稱，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境內的美軍戰俘總數為1205人。報導稱，在越南被俘的美軍飛行員人數為767人，其中在北方被俘人數為624人，並被關押。南方是 143。在北部被俘的其他美國士兵人數為 47 人，使北部的美國戰俘人數達到 671 人。在南方，美國戰俘總數為 143 名飛行員，426 人中有 283 名其他士兵。因此，在南越和北越俘虜的美國戰俘總數為 671 人，加上 426 人即 1,097 人。
在柬埔寨抓獲的美國戰俘人數為 65 人，在老撾抓獲 43 人，這三個國家共逮捕了 1,205 人。
在北越，俘虜的美軍上校級戰俘為275人，其中上校7人，中尉85人，少校183人。
該報告還將被俘的美國戰俘分為政治和精神三類。372人有合理的看法，既不“進步”也不“反動”。368有一個“漸進式”的觀點，可以先去掉。其餘465人持“反動”觀點。所有戰俘高級軍官（senior officers）都持有“反動”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附有總參謀部軍事情報部主任蘇聯中將伊万舒京（Ivanshutin）的八頁摘要（俄文打字）。在越南、老撾、柬埔寨的美國戰俘，關於“越南獲得的關於美國軍隊、裝備和裝備的重要文件。打擊美國的武器，包括化學武器”。截至目前，上述三份文件的真偽，尚無定論。
美國陸軍前總參謀長約翰·韋西將軍（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赴河內會見陳文光將軍。越方斷然否認上述報導，稱當時（1972年）陳光將軍在南方，不在河內，也沒有擔任副總參謀長職務。另外，1972年，廣將軍的軍銜是少將，不是“中將”。
我非常仔細地閱讀了上述所有三個文件，並為找出真相感到非常困惑。主觀上不能說越南政府經常撒謊，撒謊“成神”，或“不知羞恥”地撒謊（因為它認為糊弄敵人是優勢，有才華為敵人著想）。 ..) 總而言之，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也撒了謊。也不能假設依附於蘇聯共產黨的越南共產黨始終將蘇聯視為大哥，就斷定這是一份“真文件”，越南已經“殺了”許多囚犯 美國士兵（數百人？？）當然還有越南將美國戰俘送到蘇聯。
不可能做出這樣武斷、武斷的推理。只能做出假設。甚至有人提起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殺害數万名波蘭軍官的案子，但幾十年後的輿論才知道說越南也乾過同樣的事？
我在評論上述文件時非常猶豫，因為：
- 我當時在南部戰場非常了解陳文光將軍，當時他長期擔任承天順化前線司令，不再在總參謀部擔任任何職務。美國戰俘問題是總政治部的責任，不是總參謀部的責任。如果要把這件事上報給政治局，那麼宋浩上將或者時任總政治部主席兼副主任的樂廣道上將就是合適的人選。報告中記錄的數字與《巴黎協定》後獲釋的美國戰俘人數為591人有很大差異。怎麼差了將近600人，關於黃英先生的報告，當時他是主管農業的。你怎麼能在黨中央會議上報告軍事問題，包括戰俘問題。” ？如果是匡將軍的真實報告，那他就不能把這兩個角色的名字搞混了。
- 上面提到的三個文件的問題可以關閉嗎？
五角大樓還在為上述三份文件的真假問題“頭疼不已”。如果是假的，那是誰造的？發明它幹什麼？是越方捏造的，還是蘇聯捏造的？如果是越南的，那是誰造的，由黨、政府或其他人“賣”給蘇聯人？最近，五角大樓找我幫忙。我指出兩個方向（pistes）：一個是河內的可能性，另一個是莫斯科的可能性。
我想，如果有隱瞞、欺騙、毀壞美國戰俘的事情，肯定涉及幾十人。幾個親信的軍官不可能不留痕跡地做出這種可怕的事情。事情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直接或間接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如果有的話，想必還有很多人還活著。
總政治部在敵運部負責幹部，在美軍戰俘營（從正、副、翻譯、典獄長、警衛、經理、補給、廚師……），在國防部辦公室國防部的，外交部的，總參情報部的……調動的，退休的，可以提供真實的信息。反對專制、反對欺騙、揭露真相、改善越美關係、要求民主……可以成為尋找真相的動機。
方向在莫斯科，在中央政治局、國防部、外交部、軍情局、蘇聯國防部外事司的檔案裡..肯定有很多珍貴的文件。接近和利用它們需要付出努力。目前，俄羅斯的絕密檔案正在整理中。秘密檔案館的總經理沃爾科戈諾夫將軍 (Volkogonov) 已經去世。長期擔任檔案管理員的弗拉基米爾·切爾努斯 (Vladimir Chernous) 因腐敗被解僱。“斯蒂芬·莫里薩”事件後，檔案館暫時停止外國人進入檔案館提取文件，進行整理。我在莫斯科的朋友說，在Quingiot女士（Quinn Judge）公開胡志明先生和Nguyen Thi Minh Khai女士夫妻關係的檔案後，已經有許多研究人員（或偽裝成研究人員的安全研究人員？）從越南到檔案館尋找一種方法來獲取它（偷偷摸摸地放在你的口袋裡？）或購買（以美元的高價？）一些最“敏感”文件。如果接觸、採訪和研究，個人記憶和文件（黨的領導人、外交部、前蘇聯國防部）也很有價值。
我相信，美國人正朝著這兩個方向努力尋找明確的真相。
五角大樓一位專門研究 POW-MIA 的軍官告訴我，莫斯科的檔案官員說，他們可能仍然保留著 Tran Van Quang 將軍 1972 年 2 月向監獄報告的錄音。美國軍隊，當時巴黎協定即將簽署. 如果是的話，我願意幫忙聽一下那盤錄音帶，看看錄音裡的聲音是不是真的是Quang將軍的，因為我很了解Quang先生，我去過他在Nghi Loc區的家人和老家. Nghe An), 那裡的聲音有著非常特殊的音色，Quang 將軍到過很多地方，仍然保留著義祿地區的聲音。
- 你如何評價1997年6月在河內舉行的越美越戰會議？
也許參加那次會議的Mc Namara先生和布朗大學的研究人員可以做出最準確的評論。麥克納馬拉先生是越南戰爭期間的美國國防部長。1996年訪問越南後，他於1997年6月21日至23日在河內發起了研討會，布朗大學負責聯繫和協調會議。出席研討會的美方有40多位學者，包括將軍、研究人員、歷史學家、軍事理論家、情報……如美國陸軍前特別助理威廉史密斯將軍。前參謀長，先生（C庫珀，CIA 人；Mr. F. Peter，副助理國防部長和Mc Namara 先生。美方希望這是一次科學會議，代表結束戰爭20多年後的最後總結，翻開越美關係史上的新篇章，開啟友好關係。遺憾的是，越方並未滿足這一要求。越南對美國仍然心存疑慮，擔心美國人推翻它，“和平發展”；他們不允許 Vo Nguyen Giap 先生參加那次會議，但沒有說明原因。武元甲先生僅在一屆會議中接待了美國代表團，這完全出乎美方的意料。我知道河內的很多越南人也很失望。國內當權者還是習慣獨白
即便在越軍中，也依然沒有對戰爭進行總結。或許像越南輿論評論的那樣，三篇長篇回憶錄，由三位將軍撰寫，目的是為了“打出名氣”。不少高級幹部抱怨：
出席研討會的越南“學者”如Nguyen Co Thach先生（90年代初的前外交部長）、Dinh Nho Liem（前副外長）、Tran Quang Co（副外長）、Dao Huy Ngoc（外交部長）國際關係研究所）、鄧武協將軍（政治總局）多為美方所謂“木舌頭”的官員，習慣於撰寫王室政權的陳詞濫調文件。就不能發表個人的想法、個人的調查、獨特的、尖銳的見解嗎？所有這些都經過事先仔細的審查、塑造和編輯。而且，河內領導人認為這是“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罪行”，懲罰美國政府，迫使美國政府支付戰爭賠款的好機會。他們的領導思想很奇怪，與眾不同！
在為期三天的會議召開之前，也就是美國國務卿梅德萊娜·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抵達河內的一周前，越南新聞社（VNA）公佈的戰爭損失數字為 300 萬；440萬人受傷，超過200萬人受到包括橙劑在內的有毒化學品的影響，戰後十年內誕生了50,000只怪物；50% 的戰爭受害者家庭現在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需要幫助……河內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顯然，這封簡訊是要向會議傳遞一個信息，
研討會的名稱是：“錯失的機會”。麥克納馬拉先生失望地說：“沒想到越方會犯這樣的錯誤，這是越方再次錯失的新機會。” 由於教條主義、保守主義、“與帝國主義敵人進行不妥協的階級鬥爭”的病症，河內再次錯失了與美國和解、與現代世界接軌的機會，為越南翻開新的一頁-美國關係。
我認為這也是 1997 年 6 月 24 日離開河內時威廉·史密斯將軍、切斯特·庫珀先生、弗朗西斯·巴托爾和麥克納馬拉先生的意見。
我希望在一段時間內，當越南接受民主和多元化，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齊頭並進時，越美研討會將非常熱鬧和有趣。越南軍隊不乏有才華和科學素質的軍官。目前，他們互相交換意見，但對付外國，尤其是對付‘敵人’，仍然有“嘴上貼膠帶”的感覺。有了民主和多元主義，每個越南人都可以成為閃閃發光的明星，擁有不同的美貌，但現在他們仍然只是封建味濃重的專制政權中被動的沙粒頭。多年來，我參加了在美國大學和軍事研究所舉行的關於越南戰爭的科學會議。多麼有用和真實的科學會議。參會人員全部合格，實踐經驗和理論，有深刻的個人見解，熱烈辯論，坦誠相待。沒有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但每次會議都會拓寬理解，將一些對立的想法逐漸拉近，得出豐富的結論，並激發新的思考。
在捷克的呂博克，當我參觀越南衝突研究中心時，我發現那裡的檔案非常龐大。會見舊金山（San Francisco）印度支那檔案館館長詹姆斯·雷希納（J. Rechner）和道格拉斯·派克教授（Douglas Pike）離開，很有意思？
- 你如何看待1975年的戰爭？
在 1975 年初，我們當中沒有人，即使是最樂觀的人也不認為戰爭會在 1975 年以我們的勝利結束。
1974 年 12 月上旬，在攻擊平龍省之前，我們沒有佔領南部的一個省份。此前，廣治省會被攻陷，後來又被收回。只有少數地區首府被佔領，如祿寧、錦羅、達克托……
我們認為這場鬥爭是漫長的。1974年年底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關於軍事形勢任務，關於政治局意向，要取得1975年和1976年的最高勝利，1976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誰想到到 1976 年底，就有可能佔領整個南越。
我們很多人擔心，在尼克松總統（R. Nixon）訪問莫斯科和北京期間，蘇聯和中國都急於與美國講和，因此支持、支持我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困難。河內大部分高級幹部的思維方向是，還需要進行長期鬥爭，軍事與外交相結合，攻擊與談判相結合，輿論壓力使南方不得不更換領導人擔任總統。文紹，在南越建立聯合政府……之後，還會有更多的鬥爭步驟。
早些時候，在 1974 年 8 月，我們從美國傳來了意想不到的消息：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退位。副總統惡妞（阿格紐）也被醜化了。越南總統成為總統，沒有一票。Pho 先生將是一個軟弱的總統。一個難得的、意想不到的機會來了。
我們深刻理解法國格言“幫助自己，天堂會幫助”。繼續努力，您確實會利用許多意想不到的機會！1975年3月，我們再次利用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越南人民軍進攻邦美蜀後，由於決定撤出西部，西貢軍隊在中央高地的混亂局面。最初由Thieu先生創作.
一位美國高級軍官在芝加哥的一次會議上（1996年）告訴我：1975年4月，在做了幾十年的人民戰爭之後，你們進行的是“人民戰爭”而不是人民戰爭（Replace Peoples war by Soldiers war）。而我們呢，以前只指望你們這麼打，機械化軍明目張膽地在公路上拉扯，讓我方有目標摧毀，沒有搜索的慾望。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目標太多時，我們不得不坐視。我們自己逃跑了，消失在大自然中，消失在海洋中！
- 4月30日-75年9月，他在西貢。現在回想起來，你有什麼感想？
老實說，23年前的那一天，我的感受是：累、餓、渴、開心。羅寫的很好，爭取盡快送到河內。
我不宣傳自己，不自稱是投降的接受者？我只是一名記者，我有幸隨第一部隊前往西貢市中心，見證了戰爭結束的歷史事件。
我只記得那天對Duong Van Minh、Vu Van Mau、Nguyen Van Huyen、Nguyen Huu Co...先生說的話：“只有美國人輸了，我們越南人都贏了！” 讓他們又憂又喜又憂又開始笑（那天我還留著Mau先生笑著的照片）。
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我很難過看到三位將軍的三部回憶錄：Vo Nguyen Giap、Van Tien Dung 和 Tran Van Tra，都試圖強調他們的個人角色，每天都在進行明顯的競爭。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了他們自己。昇龍慈善家 Ngo Thuc 先生正確地指責說，自戰爭以來，沒有一份文件總結戰爭，深刻地化解仇恨，開啟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在民族和民族共識的基礎上。 .
- 1975年4月30日之後，越南局勢如何？
1975年4月30日之後，我在西貢呆了四年多，只是偶爾去河內。我負責組織人民軍報在西貢的印刷工作，並為這份報紙收集南方各方面的信息。
南方人鬆了一口氣，因為沒有大屠殺，街角沒有人民法院。
但是一連串的事情卻把他們嚇得魂飛魄散。
前軍官，前官員，老黨派的人不得不報到，學習和再教育，幾乎整個賽季都在監獄裡。
貨幣兌換影響窮人和小商人的生活（因為富人保留的是黃金，而不是貨幣）。
大商人、大生產者都算在所謂的“工貿革新”中。
不那麼有吸引力的地區的“新經濟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使資本家、小商販和窮人“成為誠實的工人”，
實際上是在“把孩子趕出市場”來迫害他們。
以上政策讓我目瞪口呆，氣餒，懷疑。
解僱臨時革命政府中的人物，在民族解放陣線中，給了他們正式的職位（儘管他們是相對純粹的知識分子，比領導人更有知識。共產黨）進一步使我氣餒。
流離失所的浪潮蔓延開來，每個月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大海，尋找一個偏遠、不確定的地方，以逃避貧困、屈辱、蔑視、沒有前途的孩子們在鄉下的混血兒。
我遇到並詢問了一些被警察攔下以提取更多黃金的撤離人員。
這些是我良心上“溢出的水滴”。
我信任的、引以為豪的政黨……已經與醉酒的勝利者的古怪、無知和愚蠢的事業疏遠了。
我仔細考慮了一下，
- 20多年前，戰爭結束後，當時的情況如何，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 您如何看待1975年4月30日之後越南的社會發展？
我記得1975年4月30日之後的那段時間，絕大多數人都非常興奮。最令人振奮的是，這個國家在經歷了長期的戰亂、犧牲和廢墟之後，現在已經進入了和平時期。這個國家從1954年開始分裂，經過20多年，現在統一了。我認為，當時，如果有一個明智、深思熟慮的領導，充分討論制定正確的政策，如何建設發展最快的越南，利用一旦國家統一和平，越南將走得更快. 但很快，情況並沒有像許多人預想的那樣發展。現在有機會回過頭來看，我看到，就在大獲全勝之後，形勢並沒有向好的方向發展，反而越來越糟糕。人們也有理由認為，勝利之後，往往會有一段失敗的時期，偉大的勝利之後，有時也會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越南保守的共產主義領導人在取得光榮勝利後就開始失敗，因為他們眼光淺薄、咄咄逼人、主觀主觀、傲慢自大。當你贏了，如果你不警覺，你很容易被驕傲的酵母所感染。當你失去理智時，你就會盲目，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困難或障礙。因此，他們沒有考慮周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科學計算，從而製定正確的政策。在那之後，我看到他們提出了非常危險和可怕的政策。因為他們的眼光淺薄，因為他們的攻擊性、主觀性，因為他們的傲慢和自負。當你贏了，如果你不警覺，你很容易被驕傲的酵母所感染。當你失去理智時，你就會盲目，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困難或障礙。因此，他們沒有考慮周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科學計算，從而製定正確的政策。在那之後，我看到他們提出了非常危險和可怕的政策。因為他們的眼光淺薄，因為他們的攻擊性、主觀性，因為他們的傲慢和自負。當你贏了，如果你不警覺，你很容易被驕傲的酵母所感染。當你失去理智時，你就會盲目，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困難或障礙。因此，他們沒有考慮周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科學計算，從而製定正確的政策。在那之後，我看到他們提出了非常危險和可怕的政策。
它們是：
- 因南方有向社會主義的雄心而倉促改革南方經濟，倉促合作，並打算在一年多內完成整個南方的合作。振興南方工商業，以“貿易詐騙”為名，立即取締私營工商業，特別是南方乃至全國的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日趨衰退。
- 戰後獲得的戰利品，如越南共和國上交國庫中的27噸黃金，特別是設備、工具、機械和材料。美軍在龍平倉庫和其他許多地方留下的戰爭服務，可以使用兩三年，但仍然沒有結束。隻數了數印報紙用的鋅版有多少，就去看了，看能用幾十年。如果那些戰利品得到妥善保存，充分清算，合理節約地使用，那麼這對於國家的發展來說，就是一筆不小的資金來源。但實際上，這些戰利品都沒有得到妥善管理，被浪費、丟失、“散落”，甚至落入個人腰包，對國家沒有起到積極作用。
勝利後，軍隊本可以減少人數或轉移部分部隊，當時大約有 100 萬 700,000 人，從事經濟上必要的工作或建設基礎設施，例如道路、橋樑……但那支部隊仍保留在旗幟下. 幾年後，我隨黨總書記高級代表團訪問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在參加會談時，我感到震驚和不安，因為像印度尼西亞，例如，人口將近2億，是當時越南人口的三倍，但是越南的軍隊，他們從來沒有超過100萬。印尼領導人表示，如果我們將軍隊增加到超過100萬人，經濟將處於危險之中。而印度的人口是越南的近十倍，但他們的正規軍卻從未超過100萬200人，大約是越南軍隊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此龐大的軍隊數量，對本來就很不景氣的越南經濟來說，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氣死我了，想寫文章告誡這個問題，但是領導不聽。他們的說法是，勝利之後，經濟勢必騰飛，越南即將成為短時間內的“新龍”。
——我多次提到國內政府將20萬多名南方政府官員和軍官送到監獄式勞改營中進行再教育，以折磨和羞辱他們的政策。
- 能不能告訴我船民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 是什麼原因？
- 船民事件對越南大局有何影響？
“船民”事件對於越南來說可以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很多人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1975 年 4 月，在北越軍隊進入西貢之前，一些越南人撤離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戰爭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人們害怕當時美國宣傳機器和南越政府發動的所謂“大屠殺”，但所謂“大屠殺”並沒有發生。但我認為同樣苛刻的是我上面提到的歧視性政策。1975年4月30日之後，還有很多人離開，一直持續到1975年、1976年、1977年，到1978年達到頂峰，在排華運動中驅趕在越南的華人，以挑起衝突。和中國人民，為了繼續資產階級改革。“船民”事件是越南社會沉重的政治事件，因為不僅是南方人，還有很多北方人離開了。河內如何解釋這一事件？我聽很多領導人直接解釋，“沒什麼好擔心的，有些是壞分子，他們背叛了祖國，出國了，他們是偽軍，傀儡政權，充當帝國的走狗，現在跟隨師父的腳步，奔赴歐美、中國、加拿大……沒有什麼好遺憾的，沒有必要停下來，甚至，他們去，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一個擁擠的地方舉行的領導人會議說，“他們（指船民）就像賣國丟了民族根的越南人”。甚至有人把“船民”比作“肥肉，國家的闌尾，發炎了，我了解到一個更糟糕的秘密。
觀察當時的“船民”事件，看到逝者中不乏舊政府的知識分子和公務員。原因是共產黨領導人的政策，將數十萬人送進監獄，當然，他們的家人和親人也不得不離開，因為所有人都被視為敵人。另一個原因是歧視性政策，將偽軍和偽政權劃為一類。報紙和廣播電台繼續貶低他們，稱他們是帝國的走狗。對子女的招工、工作、學習和培訓政策也很嚴格，不公平。所以人們認為，留在共產主義政權裡，他們的孩子沒有前途，不能學習、不能訓練、不能晉升、不能受到平等對待，總覺得自己是世界公民。兩個社會。越南人民普遍尊重榮譽，自尊心強。所以，當他們被輕視，被踐踏，被認為是社會的邊緣，沒有前途的時候，當有機會的時候，人們當然會找到出路，儘管渡海的船吱吱作響。哇，海浪極其危險。他們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被迫擦乾親人的淚水，閉上雙眼，一頭扎進可怕的夜色大海中離開，用生命換取自由的生活和更加光明的未來。這是無情、教條和保守的領導人的大罪。用你的生命換取自由的生活，更光明的未來。這是無情、教條和保守的領導人的大罪。用你的生命換取自由的生活，更光明的未來。這是無情、教條和保守的領導人的大罪。
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文件，在海上遇難的“船民”人數可達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每離開一百萬人，就有大約二十萬人死亡。後面還要通過家屬申報統計，看有多少人失踪，歸類死因，破船，海盜，暴風雨，迷失方向。很多黃金，他們超載了允許負載的兩到三倍，導致船傾覆，這也被認為是海上的一個危險因素。共產黨領導人從來不想談這個，所以我們需要澄清和公開討論，澄清原因，指出“船民”事件的根源。
- 在您看來，越南人民軍和越南共和國軍，哪支軍隊是正義的？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清楚和圓滿，因為根據每個人的立場，也根據歷史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解釋。在越南人民軍這邊，看到兄弟們入伍，入黨，到南方去打仗，被教育宣傳認為是“抗美”、“解放南方”是一項歷史使命。因為 1954 年的日內瓦協定由於列強的強加，把國家一分為二。統一越南國家是全民的責任。根據日內瓦協定，預計兩年後將舉行大選，實現國家統一。但兩年來，美方、法方、南越政府都不想舉行大選。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共產黨人發動了人民起義，當然，也由於共產黨人的領導仍在南方，推動了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南方地方性的起義運動。他們利用南方人民的愛國精神，先是組建了一支解放軍的小部隊，後來又在北方集結的武裝力量返回南方，後來又增援了部隊。北方被引入。他們爭辯說：這是統一祖國的事業，擊退了外國侵略者，以前是法國，現在是美國。
在南方，有人說北方強佔了南方，大量派兵進入南方，所以他們必須有合法的自衛隊。
我的立場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性質混合在一起。
越南共和國軍隊在戰鬥中也遭到襲擊，遭到砲擊，包括同胞被炸死，在一些市場，學校也被砲擊，然後有人或親屬在“滅齊”的浪潮中被摧毀，除了詐騙”……也就是殺掉所謂的“敵人的爪牙”。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不應該認為任何人都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共同的精神是“同母雞……不相爭”。
我們不得不忍受右手打左手，左手刺右手，兄弟姐妹自相殘殺的痛苦，這是我們不希望的，也是歷史環境的推動。導致這樣的毆打. 以和諧的精神，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痛苦是民族的共同痛苦。不應該把一方毀得比另一方多，或者一方損失比另一方嚴重的所謂“我們”，幸災樂禍地殺害自己的同胞……但必須警惕，回頭看。誠如一位越共中央委員所言，黃先生“火”了，退休了，有民主精神，卻遭到國內政府的歧視：“是時候讓我們看看在戰爭中通過兄弟姐妹的眼光為了和解與和解，
畢竟，雙方之間的敵意只是欺騙、迷惑和脅迫的假裝。事實上，我們這邊是在和我們這邊打架。
一些曾經在越共但民族主義觀念很深的人提出一些意見，建議今後按照民族禮節為胡志明舉行適當的葬禮，以便安葬他。或按照他的意願火化，將剩餘的骨灰安葬在某個地方，作為他的家人、親人和仍然愛他的人的遺物。
有一句很有道理的評論，上次的戰爭，是“我方”和“我方”打的，所以說誰贏誰輸已經沒有意義了，太深刻了，
- 你在地區的軍隊裡。北上很久了，快40年了，你懷念那個時候嗎？
我在越南人民軍服役了 37 年半。現在想想，我承認每個人都是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如果我生活在南方，我可能不會在人民軍隊中，而是在越南共和國軍隊中……因此，人們並不總是能完全控制現在和他的未來。你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我出生在北方，成長於八月革命時期，有一點理想，想為祖國的獨立事業獻身。以前，我對我在越南人民軍的青春沒有任何留戀。那是一個值得活下去的時代，是你們用自己的熱情為爭取祖國獨立做有益事的時代。為民族爭取自由生活的權利。當然，我是在 1975 年 4 月 30 日之後才開始想很多的。
- 有可能避免戰爭嗎？
還應該明確的是，如果任何前殖民國家遵循與甘地（印度）相同的非暴力學說，那是不行的。
如果羅斯福總統沒有早逝（二戰後他主張殖民地獨立），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越南青年依舊冤死在柬埔寨，在越中邊境地區……軍人墳頭又冒出來了。失去孩子、寡婦、孤兒的母親的眼淚……這個國家被禁運、被排斥、被懲罰……我覺得黨犯了太多的嚴重錯誤。我試圖說出我的誠實的聲音，但立即被監視、仇恨、威脅……
1990年，我聽到國內有人批評他上訪，回答BBC採訪和他當時在國內說的話已經公開說了。所以你的缺點是出國說這種話，是真的嗎？
是的，在1990年、1991年我也聽國內的人說這個意見。我想是領導的話故意發表這樣的言論，以分散公眾對我的請願內容和我在書中所寫的內容的興趣。我寫的這本書的很多內容讓越南的領導人很不爽，因為我是第一次公開發言，首先是讓國內人民知道。比如，我曝光了戰利品大規模丟失、洩漏、不當使用的案件。
Bùi Tín
Mây Mù Thế Kỷ
Đối thoại
với các cựu chiến binh
Việt nam, Hoa Kỳ, Úc, Pháp...
về cuốc chiến tranh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Dương 1945-1975
và về tình hình hiện tại của đất nước.
Tôi tặng cuốn sách này:
đến tất cả các quân nhân Việt Nam, Hoa Kỳ
và các nước khác,
ở cả hai bên của cuộc chiến,
những người đã ngã xuống
và những người còn sống
cùng những người thân của họ,
với mong ước:
hóa giải các thù hận,
nuôi dưỡng tình yêu thương,
bốn biển là nhà,
người với người là bạn!
Paris, mùa thu 1998
LỜI NÓI ĐẦU CỦA TÁC GIẢ
Trên tháp Eiffel (Paris) ba năm nay luôn ghi bằng ánh điện rực sáng con số ngày đêm còn lại để loài người chúng ta từ biệt thế kỷ 20 và hội ngộ với thế kỷ 21. Con số đó đến tháng 9-1998 này là hơn 400.
Một thế kỷ náo động, đầy ắp sự kiện vui, buồn sắp qua. Với Việt nam thế kỷ đang chấm dứt là thế kỷ của chiến tranh, tang tóc và tàn phá. Cuốn sách lớn Sách Đen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đưa ra con số gần 100 triệu nhân mạng bị chết do các chế độ cộng sản ở Liên Xô, Trung Quốc, Đông Âu, Bắc Triều Tiên, Cuba, Việt nam...
Chủ nghĩa Mác quả thật là một bóng đen khổng lồ bao trùm một phần thế giới trong thế kỷ 20 này. Biết bao người, kể cả những bộ óc trí thức kiệt xuất nhất: nhà vật lý, nhà toán học, nhà triết học... từng lầm lẫn, ngỡ rằng nó là chân lý, là mặt trời của thời đại. Trách nhiệm chính là ở những kẻ đưa chủ nghĩa Mác vào cuộc sống, với những "sáng tạo chết người" - căn nguyên là do một học thuyết tự nhận là nhân ái nhất (người không bóc lột người; năm châu bốn biển là anh em), con người bình đẳng (của cải dồi dào, phân phối theo nhu cầu), đề cao phương tiện duy vật biện chứng là khoa học nhất... lại do những người hiểu biết nông cạn, đặc sệt bệnh duy tâm, duy ý chí, nội tâm độc ác, cổ vũ thú tính hận thù... đem ra áp đặt cho hai tỷ con người. - Oan cho Mác, vì nếu còn sống, ắt ông không nhận ra các chế độ ấy là con đẻ của mình.
Việt nam bất hạnh nằm trong số nạn nhân trên đây. Bóng đen khổng lồ của lầm than, độc đoán, bất công đã tan trên bầu trời Liên Xô, Đông Âu, để lại những di sản nặng nề đang được khắc phục. ở bầu trời châu á (Trung Quốc, Việt nam, Bắc Triều Tiên) và trên hòn đảo Cuba, mây mù thế kỷ còn đè nặng, do quá khứ chưa chịu ra đi, chế độ một đảng độc quyền ngự trị vẫn hoành hành, sự hôn phối cưỡng ép giữa chủ nghĩa tư bản không có xương sống (không trên nền tảng luật pháp) với chủ nghĩa xã hội mất linh hồn (không có công bằng xã hội) đang đẻ ra vô vàn tai ương và ngang trái, kìm hãm tốc độ của cỗ xe đổi mới đang ì ạch leo dốc.
Nói chuyện về chiến tranh ở Việt nam và Đông Dương không thể bỏ qua bối cảnh của bóng đen khổng lồ mang nhãn hiệu mác-xít, đặc sản của thế kỷ 20, và những di sản của nó.
Nó sinh ra chiến tranh lạnh, với biểu hiện rất biện chứng của vô vàn cuộc Chiến tranh nóng, cùng với tù chính trị, tù quân sự, đông đảo ở các bên, vô vàn xác chết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ở cả hậu phương, những nghĩa trang rải ra rộng khắp. Di sản nặng nề nhất ở Việt nam là lòng người chưa sáng tỏ, nhận thức chưa rõ ràng, đúng sai còn lẫn lộn, phải trái chưa phân minh đối những vấn đề hệ trọng: chiến tranh và đổi mới.
Cuốn sách này, qua một số cuộc đối thoại bổ ích, có ước vọng giải tỏa đôi chút những mây mù còn tồn tại trong nhận thức của xã hội Việt nam ta. Ước mong của tác giả là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thân yêu trong thời gian cuối cùng của thế kỷ 20 này rũ bớt được những điều mơ hồ để nhìn nhận quá khứ, thấy rõ con đường tương lai, thanh thoát đi vào thế kỷ 21 đầy hứa hẹn.
Từ khi khởi đầu đến khi kết thúc cuốn sách, hằng ngày tôi nghĩ đến các bạn trẻ -- những người sinh ra trong một phần ba cuối cùng của thế kỷ 20, những công dân của đầu thế kỷ 21 - những người chủ hiện tại và tương lai của đất nước; sẽ là hạnh phúc cho tác giả, nếu cuốn sách tâm sự này vào được trong nước, đến tay các bạn trẻ, các sinh viên đại học Hà Nội, Sài Gòn... gây nên những bàn luận sôi nổi tôi đặt niềm tin vững chắc ở tuổi trẻ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chắc chắn các bạn sẽ sáng suốt hơn, tài giỏi hơn thế hệ chúng tôi, một thế hệ thành tích ít mà lỗi lầm thì nhiều, thật đáng hổ thẹn đối với cả tiền nhân và hậu duệ.
Paris 10-9-1998
Bùi Tín
PHẦN I
NHìN LạI CUộC CHIếN TRANH
HỏI Và TRả LờI VớI CáC CựU CHiếN BINH
VIệT NAM, HOA Kỳ, úC, PHáP...
"Nguyên nhân sâu xa và tính chất bao trùm cửa chiến tranh Mỹ-Việt là sự đối đầu của hai hệ thống thế giới: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hiện thục và phe tư bản chủ nghĩa."
"Chế độ độc đoán mà chiến tranh làm tăng thêm tính chất bịt kín, khép chặt, không có tự do báo chí, không có tranh luận trong quốc hội."
Hỏi: Quan hệ Mỹ-Việt từ sau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hai đã diễn biến như thế nào?
Trả lời: Tôi gặp mấy người Mỹ đầu tiên ở Hà Nội cuối tháng 8.1945, từ chiến khu Việt Bắc xuống. Đó là Pét-ti (A. Patti), Thô-mátx (Thomas)... trong nhóm sĩ quan tình báo quân sự. Họ chung vui với chúng tôi những ngày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trong chi đoàn Việt-Mỹ do ông Quang Trung chỉ huy. Sau này ông Quang Trung, người Tày, lên tới cấp thượng tướng tro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Ông mất năm 1994.
Chính một số sĩ quan Mỹ ấy đã huấn luyện cho chi đoàn của tôi về bắn súng, ném lựu đạn... Chúng tôi tự coi là trong phe đồng minh, chống phát xít Đức ý-Nhật.
Cuối 1946, chiến tranh Việt-Pháp nổ ra. Chính phủ Pháp muốn khôi phục hệ thống thuộc địa cũ. Chính phủ Mỹ đã ủng hộ người Pháp.
Năm 1954, chiến thắng Điện Biên Phủ đưa đến Hiệp định Giơ-ne-vơ (Geneve). Đất nước chia làm hai miền. Tổng tuyển cử dự định vào tháng 7.1956 không diễn ra. Chính quyền ở miền Nam do người Pháp dựng lên và yểm trợ, được Hoa Kỳ công nhận và tiếp sức theo chiến lược ngăn chặn cộng sản của chiến tranh lạnh...
Từ năm 1964, Hoa Kỳ đưa quân chiến đấu vào miền Nam và dùng không quân đánh phá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Chiến tranh mở rộng ra cả nước Việt nam.
Từ đầu năm 1968, Mỹ chủ trương phi Mỹ hoá, "Việt nam hoá chiến tranh", rút chân dần ra khỏi cuộc chiến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Tháng 1.1978, Hiệp định Paris về lập lại hòa bình ở Việt nam được ký kết. Mỹ rút hết quân. Tù binh hai bên được trao trả.
Nhưng chiến tranh vẫn tiếp diễn. Ngày 30.4.1975, cuộc tổng tiến công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kết thúc, cả nước Việt nam thống nhất dưới chính quyề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uối năm 1978, Việt nam tiến công quân Khơ-me đỏ ở Căm-pu-chi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hiếm Căm-pu-chia gần mười năm, bị phương Tây và các nước Đông - Nam á... cấm vận.
Tháng 7.1995, quan hệ hai nước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được bình thường hóa, rồi từ đó được mở rộng, phát triển dần trên nhiều mặt: thương mại, đầu tư tài chính, văn hóa, giáo dục, du lịch, ngoại giao, quân sự...
Theo tôi, các mối quan hệ Việt-Mỹ được cải thiện chậm, chưa đáp ứng được mong muốn của nhân dân hai nước. Nguyên nhân có lẽ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lâu dài, ác liệt đã để lại những vết thương sâu, chưa hoàn toàn thành sẹo cho cả hai bên. Nhưng nguyên nhân chính, theo tôi là vì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Hà Nội chưa có quan điểm đổi mới toàn diện, sâu sắc và nhất quán. Họ còn bị ý thức hệ cũ ràng buộc quá nặng. Họ nói: giở sang trang mới trong quan hệ với Hoa Kỳ, cho vào quá khứ những năm tháng chiến tranh, coi Hoa Kỳ là bạn v v.. Thế nhưng, trên thực tế, trong nội bộ đảng họ, họ vẫn cho "Mỹ vừa là bạn, vừa là thù", "vẫn còn phải cảnh giác với chính quyền Clin-tơn", nguy cơ "diễn biến hòa bình", nhằm lật đổ chế đổ hiện nay là đến từ phía Mỹ; chính quyền Mỹ đòi hỏi tôn trọng nhân quyền ở Việt nam, tự do cho tù chính trị ở Việt nam "can thiệp thô bạo vào tình hình nội bộ và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Chính quyền cộng sản còn "tịch thu", chưa trả lại cho xã hội Việt nam quyền tự do và dân chủ là trở ngại chính cho quan hệ Việt-Mỹ.
Ngoại trường Mỹ Oa-ren Crít-xtốp-phơ (Warren Christopher), trong buổi nói chuyện với sinh viên Việt nam tại Hà Nội ngày 6.8.1995 ở câu lạc bộ Quốc tế, đã cho biết vài nét lý thú trong quan hệ Việt Mỹ:
Từ năm 1787, Thô-mátx Gie-phe-sơn (Thomas Jefferson), một nhà chính trị đấu tranh cho tự do và cũng là nhà khoa học kiệt xuất Mỹ, đã mang mẫu giống lúa Việt nam về trồng ở trang trại của ông ở bang Vớc-gi-ni-a (Virginia). Mười năm năm sau, khi Gie-phe-sơn trở thành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chiếc tàu buôn của Mỹ đầu tiên đã cập bến Việt nam...
Gần một trăm năm mươi năm sau, năm 1945, lời nói của Thô-mátx Gie-phe-sơn rằng "Mọi người sinh ra đều có quyền bình đẳng..." lại được vang bên trong bản Tuyên ngôn Độc lập của Việt nam (tháng 9.1945).
Chiến tranh Mỹ-Việt bắt nguồn từ đâu?
Đây là vấn đề tôi đã suy nghĩ kỹ đến từ mươi năm nay, về quan hệ Việt-Mỹ.
Mới đầu, tôi cho là vấn đề rất giản đơn, như cuộc chiến tranh Pháp-Việt trước đó. Đây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giành độc lập dân tộc của chúng tôi. Trong lịch sử nước Mỹ, các bạn cũng có cuộc chiến tranh giành độc lập. Càng về sau, nhất là gần đây, được nghe và đọc nhiều, tôi thấy quả thật đây là vấn đề phức tạp, rất phức tạp.
Các cuộc chiến tranh, tùy nơi, tùy lúc, tùy động cơ, điều kiện lịch sử cụ thể, mang tính chất khác nhau: chiến tranh đúng/sai, chính nghĩa/phi nghĩa, bảo vệ tổ quốc/xâm lược, nóng/1ạnh, xâm chiếm đất đai, ý thức hệ, dân tộc, tôn giáo, giai cấp, thiêng liêng thần thánh/sai lầm bẩn thỉu...
Khi còn trẻ, là binh sĩ và là sĩ quan sơ cấp, tôi cho chiến tranh mà chúng tôi thực hiện là đúng, là chính nghĩa, vì nó nhằm giành và bảo vệ nền độc lập, chống xâm lược, chống sự chiếm đóng của quân đội nước ngoài trên đất nước tôi. Đơn giản, rõ ràng!
Về sau, là người cộng sản, được giáo dục tuyên truyề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tôi thấy đấy còn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để bảo vệ cả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chống lại "sự xâm lược của phe đế quốc" do Mỹ cầm đầu. Chúng tôi được giáo dục để coi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gồm Liên Xô, Trung Quốc, các nước Đông Âu, cộng với Bắc Triều Tiên, Cu-ba và về sau cả Ê-ti-ô-pi (Ethiopia), Ni-ca-ra-goa (Nicaragoa), Ăng-gô-la (Angola)... là Tổ quốc lớn của những người vô sản chúng tôi. Cao hơn nữa, chúng tôi coi đây là sứ mệnh của giai cấp vô sản quốc tế nhằm giải phóng tất cả các dân tộc và các giai cấp trên thế giới khỏi ách áp bức, bất công, xâm lược. Vì thế, chúng tôi tự hào, hăng say chiến đấu... Tôi đang cầm súng, đứng trên tiền đồn của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của nhân loại tiến bộ, vừa làm nhiệm vụ quốc gia, vừa làm nghĩa vụ quốc tế.
Nhưng đến nay, tôi đã nghĩ khác trước!
Từ bao giờ, quan niệm của ông về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thay đổi?
Tôi nghĩ là từ năm 1975! Sau ngày 30.4.1975, tôi ở miền Nam, tại Sài Gòn, nay gọi là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liền trong bốn năm. Một điều quan trọng diễn ra trong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và của nhiều người từ miền Bắc vào miền Nam. Chúng tôi đã trực tiếp "khám phá ra miền Nam, đúng như nó vốn có, không như trước đó được đảng tuyên truyền. Chúng tôi dần dần thấy rằng,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ở miền Nam có những cái dở, cái kém, nhưng dù sao nó cũng có điểm trội hơn miền Bắc, như có tự do kinh doanh, đặc biệt là có tự do báo chí, ngôn luận, có báo tư nhân, có tự do xuống đường, biểu tình, tuần hành, tán phát truyền đơn, có tự do tín ngưỡng... là những điều ở miền Bắc chưa từng có.
Thêm vào đó, sau ngày 30.4.1975, các chính sách sai lầm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như xóa bỏ vội vã tư bản tư nhân, hợp tác hóa nông nghiệp cấp tốc, đưa cả sĩ quan viên chức cũ vào trại cải tạo (thực tế là nhà tù), gây nên thảm cảnh hơn nửa triệu "thuyền nhân" năm 1978 do chính sách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chiếm đóng quân sự lâu dài ở Căm-pu-chia... làm tôi nản lòng, phẫn uất..., đồng thời cũng làm cho nhận thức về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của tôi thay đổi. Tiếp đó, sự kiện làm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chuyển biến mạnh nhất về chiến tranh là sự sụp đổ bức tường Béc-lin (Berlin), sự tan rã của Liên bang Xô viết sự tiêu hủy đột nhiên của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ở Đông Âu (từ mùa hè năm 1989 đến năm 1991). Gần đây, nhiều tài liệu tuyệt mật của thời Sta-lin về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cũ được công bố từ Mát-xcơ-va (Moscow) nói lên sự thật lịch sử, cũng làm đảo lộn một số nhận thức của tôi về chiến tranh, về chính trị.
Theo ông, tính c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là gì?
Theo những lý luận của Mác (K. Marx), Ăng-ghen (F. Engels), hay của Tôn Tử (nhà chiến lược nổi tiếng thời cổ đại Trung Quốc), của Na-pô-lê-ông (Napoléon), Bít-xmác (Bismark), hoặc của học giả Héc-man Kan (Herman Kaln), Sten-lây Ka-nốp (Stanley Karnow) (Mỹ), tính chất của một cuộc chiến tranh gắn liền với chế dộ chính trị - xã hội. Về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ở Liên xô, tôi được giáo dục và tuyên truyền là "tiến bộ nhất", "tuyệt vời", "mẫu mực".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một đảng, chuyên chính vô sản được áp dụng ở Việt nam với khẩu hiệu "Liên xô Việt nam trong tương lai!" Nó sẽ là thiên đường dưới trần thế: giàu có, không có áp bức, bóc lột... Tôi đã có dịp qua Liên xô hơn mười lần, từ năm 1965 đến năm 1990, qua hầu hết các nước Cộng hòa xô viết. Dần dần tôi nhận ra rằng, Liên xô có hai mặt: mặt tốt và mặt xấu, mặt phô ra và mặt giấu kín. Mặt thực tế và mặt trên lý thuyết.
Sta-lin đã tận dụng lòng yêu nước của nhân dân Liên xô để giành thắng lợi trong chiến tranh chống phát-xít, bảo vệ Tổ quốc. Nhưng đồng thời, ông ta đã chủ tâm xây dựng một kiểu "đế quốc xã hội chủ nghĩa" từ Âu sang á, coi các nước "dân chủ mới" ấy là "thuộc quốc,, "thuộc địa kiểu mới" với các đảng cộng sản không còn quyền độc lập, bình đẳng, coi Mát-xcơ-va là thủ đô lớn của toàn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ở trong nước, Liên xô thực hiện học thuyết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một cách thô bạo, đàn áp thẳng tay mọi người chống đối, bất đồng chính kiến, tàn sát những đồng chí, đồng bào không chịu tuân theo hoàn toàn đường lối, chính sách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làm theo gương ấy, mô hình ấy - tuy ở quy mô thấp hơn - đàn áp mọi lực lượng yêu nước theo đường lối khác mình (như 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ảng Duy Dân, đảng Đại Việt, nhóm Trốt-skít, Cách mạng Đồng minh hội...) Ngay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òi dân chủ cũng bị lên án là chống đảng, chống chế độ, phản bội. Tất cả những hành động đàn áp đều được che đậy dưới bức màn "yêu nước", "vì dân", "do dân", "cách mạng...
Do đó, tôi cho rằng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 xã hội ở Việt nam từ năm 1945 đến nay vẫn còn lạc hậu, độc đoán, không dân chủ, là một kiểu phong kiến gia trưởng, phụ thuộc về cả lý luận lẫn vật chất, kinh tế tài chính, quân sự... vào nước ngoài.
Theo ông,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xã hội như thế quyết định tính c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như thế nào? Nóng, lạnh, hay chiến tranh ý thức hệ?
Do nhận thức về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 xã hội không còn như trước, nên nhận thức về chiến tranh của tôi cũng thay đổi. Trong khi nhận thức chung của xã hội thay đổi chậm. Đối với nhân dân, nhất là đối với nông dân chiếm tỷ lệ 80% số dân ở cả miền Bắc và miền Nam Việt nam, nhận thức còn đơn giản, lại bị bộ máy tuyên truyền một chiều tác động, thì phần lớn vẫn cho đây là chiến tranh nhân dân, chiến tranh yêu nước, bảo vệ Tổ quốc, chống sự xâm lược của nước ngoài. Trước kia quân đội nước ngoài họ thấy được là lính Nhật, lính Pháp, lính Tàu, lính ấn, lính Anh (vào giải giáp quân đội Nhật sau Thế chiến thứ 2) và sau này là lính Mỹ. Họ chỉ giản đơn nghĩ: quân đội nước ngoài đến Việt nam là xâm lược!
Đối với trí thức, sinh viên, người thành thị có học thức và ít nhiều tiếp xúc với bên ngoài thời mở cửa, sau khi "khám phá" ra miền Nam đúng như thực tế như ở trên đã nói, họ cho rằng: nguyên nhân sâu xa và tính chất bao trùm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Mỹ-Việt là sự đối đầu của hai hệ thống thế giới: phe chủ nghĩa xã hội hiện thực và phe tư bản chủ nghĩa. Đây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nóng quyết liệt, dai dẳng, con đẻ của chiến tranh lạnh được khởi đầu từ sau Đại chiến thế giới thứ hai đến nay và kéo dài nửa thế kỷ.
Do đó, cuộc chiến tranh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giữa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miền Bắc và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miền Nam, về hình thức là cuộc nội chiến giữa hai miền, về thực chất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ủy nhiệm (proxy), cuộc chiến tranh tiêu biểu giữa hai hệ thống thế giới đối chọi nhau, sống chết với nhau, đối lập nhau. Nó mang ý thức hệ quốc tế, có người còn gọi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thần thánh, guerre sainte: chống tư bản, đế quốc quốc tế, mà thực ra là chủ nghĩa tư bản tự do dân chủ đang chống lại sự bành trướng trên thế giới của phong trào cộng sản mang bản chất độc đoán.
Quan điểm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nguồn gốc và tính c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như thế nào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luôn cố tình che giấu tính chất ý thức hệ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tính chất giai cấp, thuyết chuyên chính vô sản, tính chất độc đoán của chế độ.
Từ cuối năm 1945, họ đã đưa ra việc giải tán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thực tế là đảng rút vào bí mật và bành trướng rất mạnh. Tôi vào đảng vào thời điểm này, tháng 9.1946). Họ lấy tên là đả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từ năm 1951 đến 1976. Đến năm 1976, sau khi toàn thắng, họ mới công khai lấy lại tên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Họ luôn dùng bức bình phong Mặt trận: Mặt trận Việt Minh hồi năm 1944-1945, Mặt trận Liên Việt hồi năm 1946,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ở miền Bắc và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sau đó... để che giấu kỹ độc quyền lãnh đạo kiểu độc đoá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Cũng cần nói thêm: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luôn coi Đông Dương là một thể thống nhất, là một chiến trường, coi hai đảng Cộng sản Miên và Lào là hai đảng đàn em, cùng chung một lãnh tụ là ông Hồ Chí Minh, luôn tự nhận trách nhiệm quốc tế là cộng sản hóa cả bán đảo Đông Dương và cả Đông Nam á?
Sau ngày 30.4.1975, tôi từng nghe một người lãnh đạo trong Ban bí thư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nói trước cuộc họp cán bộ cấp cao, tỏ ý tiếc là lúc ấy đảng Cộng sản Thái Lan quá yếu, nếu không thì đã có cơ hội "giải phóng", cộng sản hóa cả nước Thái Lan rồi!
Từ phía ông, ông nhộn thấy người Mỹ nhận thức về cuộc chiến tranh như thế nào?
Tôi đọc khá nhiều sách Mỹ, dự một số cuộc hội thảo quân sự ở Chicago, Texas, California, Boston, Virgnia... tôi thấy người Mỹ có nhiều quan điểm, nhận thức rất khác nhau, nhiều khi đối chọi nhau. Do tính c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có nhiều, xen kẽ nhau, lồng vào nhau, tùy theo chỗ đứng, góc nhìn, tùy theo là "diều hâu hay là "bồ câu trong chiến tranh mà nhận thức khác nhau. Do đó, không bên nào có chân lý, lẽ phải tuyệt đối cả.
Theo tôi, bên nào cũng có phần đúng của mình. Đây không phải là "ba phải", nhập nhằng, phi lý, mà do các tính chất khác nhau cùng tồn tại trong một hiện tượng.
Chế độ miền Bắc có mặt đúng, lại có mặt sai, có mặt tốt, lại có mặt xấu. Họ tập hợp được dân, họ động viên được quân đội dưới khẩu hiệu yêu nước, cứu nước, bảo vệ độc lập, đánh đuổi ngoại xâm. Nhưng chế độ họ lại độc đoán, thủ tiêu quyền tự do của công dân, lại thi hành chủ trương mở rộng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theo một học thuyết xa lạ từ bên ngoài! Do đó, ông Mắc Na-ma-ra (Mc Namara) nhận định: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iêu biểu cho chủ nghĩa quốc gia chân chính là chỉ nói được "một cái chân voi, ông quên đi cái mặt độc đoán, phi dân chủ, thi hành học thuyết cộng sản kiểu Sta-lin... và như thế là thiếu sáng suốt, thiếu công bằng. Bộ não điện tử sống ở Lầu Năm Góc - như có người đề cao ông Mc Namara - chẳng lẽ không biết rằng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heo học thuyết quốc tế vô sản, rắp tâm thi hành Tuyên ngôn Cộng sản và các chỉ thị của quốc tế Cộng sản; họ còn coi Nghị quyết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và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là mẫu mực để tham khảo và thực hiện. Quốc gia chân chính mà như vậy?
Mc Namara từng gắn bó với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với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trên tinh thần đồng minh thân thiết, nay quay ngoắt lại nhận định những người đứng đầu chế độ Miền Nam Việt nam hồi chiến tranh là "cặn bã của cặn bã xã hội" thì thật là quá quắt trong ý đồ phỉ báng rất tùy tiện.
Ông cũng không công bằng khi lên án những người Mỹ chủ trương chiến tranh là sai lầm khủng khiếp", bởi vì trong số ấy nhiều người chống lại sự bành trướng của chủ nghĩa cộng sản quốc tế là có lý, có lẽ của họ; hơn nữa, theo nhận định của nhiều sử gia quốc tế, sự can thiệp của Mỹ đã có hiệu quả là trì hoãn việc cộng sản hóa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ừng một chục năm, ngăn chặn làn sóng đỏ lan sang Thái Lan, Mã Lai, Nam Dương... Theo tôi, dù người Mỹ có lập trường "diều hâu hay "bồ câu, họ đều có cái lý của họ, có cái phần chân lý của họ mà ta cần tôn trọng. Cũng không nên lấy kết quả là sự chiến thắng hay sự thất bại trong chiến tranh để nhận định ai đúng, ai sai. Đó là cách nhìn cơ hội.
Chiến tranh chính nghĩa có nhiều điều kiện để chiến thắng, nhưng thực tế không phải bao giờ cũng như vậy. Người Mỹ, dù thời chiến có quan điểm đối nghịch nhau, nay chiến tranh đã kết thúc hơn hai mươi năm, nên bình tĩnh nhìn lại với quan điểm bao dung, khoa học, hòa giải với nhau. Bởi vì "cái đúng, "cái sai"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lồng vào nhau, xoắn xuýt với nhau, chỉ có tính chất tương đối theo từng mặt xem xét. Không một ai có thể tự cho mình là đúng tuyệt đối, là có độc quyền lẽ phải. Tính chất đa diện, phức tạp, tương đối... cần chi phối việc nghiên cứu và nhận định về một cuộc chiến tranh lâu dài, phức tạp đã qua này. Phải đặt cuộc chiến tranh ấy trong bối cảnh quốc tế, theo cách nhìn toàn cầu và khu vực, theo quan điểm lịch sử và phát triển.
Chính vì vậy, theo tôi, ở cả hai phía "bồ câu và "diều hâu trước đây, đều tự cho mình là thành tâm mong muốn Việt nam có tự do, đến nay cần ủng hộ sự nghiệp dân chủ hóa ở Việt nam, góp phần sớm chấm dứt một chế độ độc đoán, chà đạp tự do, nhân quyền ở Việt nam, đấu tranh để những người dân chủ, bất bạo động, đang bị giam giữ sớm được tự do.
Khi nhìn lại, ông đánh giá ra sao về quân đội Hoa Kỳ ở Việt nam?
Vào những năm 1963, 1964, 1965... khi Hoa Kỳ bắt đầu chuẩn bị và đưa quân chiến đấu Mỹ vào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úng tôi rất lo. Từ lãnh đạo đến chỉ huy, cán bộ, binh sĩ ở miền Bắc và ở miền Nam đều rất lo. Vì ai cũng biết Mỹ là siêu cường số một của phương Tây. Địch thủ chính của Mỹ là Liên xô. Mỹ có lực lượng quân sự hùng hậu, hải-lục-không quân lớn bậc nhất thế giới. Khoa học kĩ thuật quân sự của Mỹ cực lớn. Mỹ là người khổng lồ! Chúng tôi thường so sánh: người lính Mỹ to lớn, cao khỏe vượt hơn hẳn người lính Việt nam một cái đầu, nặng hơn vài chục kí, ăn uống đủ chất, được nuôi dưỡng, huấn luyện tốt. Sức lực của người lính Mỹ áp đảo sức lực của người lính Việt nam. Xem sách báo, phim ảnh, chúng tôi thấy lính Mỹ vạm vỡ nhất là lính da đen, xốc vác, như những võ sĩ. Chúng tôi lo khó trụ nổi, khó đọ sức nổi với Mỹ khi giáp trận.
Tôi còn nhớ hồi năm 1965, khi cho ý kiến về bình luận quân sự, tướng Võ Nguyên Giáp có nói riêng với mấy phóng viên quân sự 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rằng: "Mỹ vào chừng mười bốn, mười lăm vạn đã thành vấn đề gay go ở chiến trường. Nếu số quân Mỹ lên đến hai mươi vạn hoặc hơn nữa thì sẽ rất gay go cho phía ta!" Bởi vì, trong thời gian 1965-1966, số quân của miền Bắc ở miền Nam cũng chưa đến mười hai vạn (120.000), đến năm 1968 cũng chỉ vào khoảng hai mươi hai vạn (220.000), trong khi số quân Mỹ ở miền Nam đã lên đến hơn nửa triệu.
Trong hàng ngũ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từ Bộ tổng tư lệnh đến các sư đoàn, quân khu, từ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đến sĩ quan của các binh chủng đều nghĩ rằng, việc quân Mỹ trực tiếp tham chiến ở miền Nam là sự kiện lớn trong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là một thay đổi về c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rất nghiêm trọng đối với chúng tôi. Chúng tôi hiểu: quân đội Mỹ rất mạnh, rất đông đảo, trang bị cực kỳ hiện đại chưa từng thua ai, chưa biết thất bại là gì.
Khi hai bên đã giáp trận, các ông nhận xét ra sao về quân đội Mỹ?
Có lẽ trận Vạn Tường (tháng 8.1965) và trận Plây-me (tháng 10.1965) là những trận giáp chiến đầu tiên giữ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à quân đội Mỹ. Ngay sau đó ở Quân khu Năm, ở Bộ chỉ huy quân sự miền (đóng ở Tây Ninh), ở Bộ tổng tham mưu ở Hà Nội đã dựa vào báo cáo về hai trận ấy làm ngay tổng kết, rút kinh nghiệm rất tỉ mỉ.
Tôi còn nhớ, những điểm chính của tổng kết được phổ biến cho toàn quân, cho mọi cấp chỉ huy là: Quân Mỹ có hỏa lực rất mạnh, nhưng không đáng ngại bằng quân viễn chinh Pháp hồi trước. So với quân Pháp, quân Nhật, quân Anh-ấn, các đơn vị lê dương Pháp, quân Bắc Phi (gồm lính được tuyển từ các nước Ma-rốc, An-giê-ri, Sê-nê-gan...) thì quân Mỹ không có gì đáng sợ. (Chúng tôi hay so sánh với kẻ thù cũ, chỉ mới cách đó hơn mười năm. Quân Mỹ có nhiều chỗ mạnh (dễ thấy), nhưng lại có nhiều chỗ yếu. Đó là quân đội làm quân dịch, vào quân đội theo nghĩa vụ công dân chứ không phải lính chuyên nghiệp, nhà nghề. Lính Mỹ hầu hết còn rất trẻ, từ nước Mỹ xa xôi sang, động cơ chiến đấu mơ hồ, thiếu kinh nghiệm tác chiến ở chiến trường Việt nam, lạ địa hình, không hợp thủy thổ, lối sống, rất bỡ ngỡ với hoàn cảnh chiến đấu mới? Mặt khác, chế độ quân nhân Mỹ phục vụ ở Việt nam chỉ kéo dài có một năm, (đối với người lái máy bay chỉ cần bay đủ một trăm phi vụ) rồi sẽ "đến hẹn" trở về Mỹ bộc lộ một nhược điểm lớn, là chỗ rất yếu của quân Mỹ. Khi lính Mỹ đã phần nào quen với chiến trường, có ít nhiều kinh nghiệm chiến đấu cũng là lúc họ lên đường trở về Mỹ? Ngược hẳn lại,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được giáo dục, động viên thường xuyên, có lý tưởng, xác định rõ ràng mục tiêu chiến đấu, có ý chí chiến đấu đến thắng lợi cuối cùng - dù rằng trong giáo dục có cả phần áp đặt, bó buộc - lại quen thuộc địa hình, địa vật, sức chịu đựng gian khổ dẻo dai, kỷ luật nghiêm, hợp thủy thổ... Tức là họ có cả ba yếu tố nhà binh pháp nổi tiếng của Trung Hoa cổ đại Tôn Tử đã đúc kết là thiên thời, địa lợi, nhân hòa.
Tôi còn nhớ, vào dịp Tết âm lịch đầu năm 1966, có một cuộc họp lớn ở bộ Quốc phòng Hà Nội, tập trung các tư lệnh (của các quân khu, sư đoàn, quân chủng, binh chủng thiết giáp, pháo binh, phòng không, công binh, thông tin...) để phổ biến tỉ mỉ về chiến dịch Plây-me ở vùng Ya-drang (Tây Nguyên) diễn ra từ ngày 14 đến ngày 22.11.1965 do các trung đoàn 320, 66 và 24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huộc chiến trường Tây Nguyên thực hiện. Tại đó, hai tiểu đoàn của lữ không vận 173 Mỹ bị thiệt hại rất nặng, đặc biệt là trong trận bị phục kích ở cao điểm 875 gần Đắc Tô, một tiểu đoàn Mỹ bị loại khỏi vòng chiến đấu đến 75% quân số.
Kinh nghiệm chiến dịch Plây-me được viết thành văn kiện: tường thuật, bình luận, bản đồ, in trên 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tạp chí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đọc trên Đài truyền thanh Hà Nội, Đài Giải phóng, đọc chậm cho các đơn vị ở xa ghi lại và phổ biến rộng rãi. Nhưng kinh nghiệm lớn rút ra là:
-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ó thể đương đầu với quân Mỹ và có khả năng chiến thắng.
- Phía quân Mỹ có kĩ thuật, hỏa lực lớn (pháo bầy, máy bay B.52 ném bom rải thảm, hàng trăm trực thăng bắn được ba ngàn quả rốc-két yểm trợ rất gần quân Mỹ...) nhưng không thắng được khi bị đánh gần, bị bất ngờ. Quân Mỹ đến đâu là bắn phá phát quang cả vùng ấy bằng hỏa lực (từ chuẩn bị tiến, tiến công, xung phong... đều dùng hỏa lực) nên phô trương lực lượng, không giữ được yếu tố bí mật, bất ngờ như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rong khi tác chiến,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không dùng nhiều quân. ở Ya-drang, họ chỉ có năm đại đội chiến đấu, nhưng đã tiêu diệt gần hết cả một tiểu đoàn Mỹ (tiểu đoàn 2/7 của lữ 173). Trên cả địa bàn chiến dịch, họ chỉ có ba trung đoàn mà vẫn đủ sức đương đầu với mười hai tiểu đoàn Mỹ cộng với bốn tiểu đoàn Nam Việt nam và Tân Tây Lan.
- Bí quyết để chiến thắng là chuẩn bị chiến đấu kỹ, hiểu rõ địa hình, phán đoán chính xác hành động của đối phương để dụ đối phương đến đúng "bẫy" phục kích đã được nghi binh, bất ngờ đánh nhanh, rút nhanh. Luôn luôn tác chiến theo cách tiến công đối phương khi đối phương ở ngoài công sự áp dụng chiến thuật "đánh điểm, diệt viện", "vây điểm, diệt viện", biết khơi ngòi chiến dịch và biết kết thúc chiến dịch.
Có thể nói, chiến dịch Plây-me ở Tây Nguyên cuối năm 1965 là trận then chốt để phía chúng tôi viết nên cẩm nang chống Mỹ, một kiểu binh thư mới trong chiến tranh chống lại người Mỹ.
Vị tướng nào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ó trình độ cao về tổng kết kinh nghiệm chiến tranh?
Tôi có thể nói ngay là đại tướng Nguyễn Chí Thanh.
Hồi năm 1965,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hỉ có hai đại tướng bốn sao là Võ Nguyên Giáp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kiêm Tổng tư lệnh) và Nguyễn Chí Thanh (Chủ nhiệm Tổng cục Chính trị). Cả hai đều là ủy viên Bộ Chính trị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Ông Thanh vào miền Nam từ tháng 10. 1964, ngay sau khi đoàn nghiên cứu đặc biệt của bộ Quốc phòng và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mà tôi là một thành viên trong đoàn) vào miền Nam gần một năm, rồi trở ra báo cáo cho ông. Ông Thanh là đại diện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ở miền Nam, là người chỉ huy cao nhất ở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cầm đầu Quân ủy miền đóng ở Tây Ninh sát biên giới Căm-pu-chia. Ông là người đọc nhiều, nói chuyện hay, rất quan tâm tổng kết kinh nghiệm. Khi viết những bài luận văn dài, ông thường ký tên Trường Sơn. Người bí thư của ông chuyên thảo ra luận văn để ông sửa lại là đại tá Mai Quang Ca, bạn tôi. Ngay từ cuối năm 1965 ông Thanh đã viết mấy bài luận văn lớn, như "Mỹ giàu nhưng không mạnh", "Mùa khô cay đắng của quân Mỹ", "Nắm thắt lưng địch mà đánh!" đăng ở 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à đọc trên Đài truyền thanh Hà Nội, Đài phát thanh Giải phóng nhiều lần. Ông đặc biệt chú ý rút kinh nghiệm cụ thể từ các trận đánh với quân Mỹ ở Đất Cuốc (8.11.1965), Bầu Bàng (12.11.1965) và Dầu Tiếng (20.11.1965). Đến đầu năm 1967, sau các trận càn lớn át-lê-bô-rố (Atleboro) trong tháng 10 và tháng 11 năm 1966 ở chiến khu Dương Minh Châu, các chiến dịch Xê-đa Phô (Cedar Fall) (2.1967) vào vùng Bến Cát, Củ chi; Và Gian-xơn Xi-ti (Junction City) (3.1967) vào chiến khu C, Bắc Tây Ninh... tướng Thanh lại tổng kết trong bài luận văn "Năm bài học trong mùa khô thắng lợi. Các bài học đó là: luôn giữ quyền chủ động ở chiến trường, buộc đối phương chiến đấu theo ý muốn của mình; cố gắng ở thế tiến công, thuận lợi cho ta thì chiến đấu, không thuận lợi cho ta thì né, tránh, lẩn đi, tự chọn thời gian, địa thế, thời cơ để nghênh chiến; luôn tìm cách đánh gần, đánh mãnh liệt, đánh nhanh kết thúc nhanh, không dây dưa kéo dài (một chiến dịch có thể chỉ từ hai, ba ngày đến năm, sáu ngày, một trận đánh có khi chỉ kéo dài mười lăm đến hai mươi phút). Cần chuẩn bị kỹ, hiểu đối phương, hiểu địa thế, hiểu quy luật hành động, phán đoán đúng phản ứng của đối phương, biết cơ động linh hoạt, tập trung vừa đủ quân, tập trung và phân tán nhanh, di chuyển nhanh; giữ thế bí mật và bất ngờ, chú trọng nghi binh, làm cho phán đoán của đối phương bị sai lệch...
Các tư lệnh và sĩ quan chỉ huy, sĩ quan tham mưu ở mọi đơn vị đều thuộc lòng các bài học kinh nghiệm ấy để vận dụng.
Ngoài ra còn có ai nữa?
Có tướng Lê Trọng Tấn, sau này được phong đại tướng. Ông vào bộ chỉ huy miền Nam hồi 1966 với mật danh Ba Long. Ông xuất thân từ một ông "đội tàu bay" của Pháp ở một đơn vị mặt đất tại sân bay Bạch Mai, Hà Nội hồi năm 1943. Ông gia nhập Việt Minh từ hồi ấy và sau là tư lệnh sư đoàn công-pháo (công binh và pháo binh) năm 1953. Năm 1967, ông là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oàn miền Nam,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oàn quân năm 1977. Năm 1986, ông chết đột ngột khi được cử làm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Ông là người rất ít nói và ít thấy viết bài trên báo. Là người nhiều mưu mẹo, nhiều kinh nghiệm chỉ huy, tham mưu, ông luôn có mặt ở các chiến dịch quan trọng. Luôn có ý kiến ngắn, gọn. Rất mưu lược sâu sắc, thâm trầm, được cấp dưới nể trọng.
Tướng Trần Văn Trà, sau năm 1975 lên thượng tướng. Ông là người gắn bó với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từ thời chống Pháp, là tướng có mặt ở chiến trường lâu nhất. Ông thông minh, lanh lẹn, tài hoa (thích văn nghệ, thích chơi ảnh, thích nghe nhạc, đọc sách...) và có bí danh là Tư Chi. Ông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về cơ động, nghi binh, hiểu tâm lý chỉ huy các tư lệnh Mỹ...
Tướng Hoàng Minh Thảo (hiện là thượng tướng, Viện trưởng Học viện quân sự cao cấp ở Hà Nội). Có thể nói, ông là tướng có học thức, rất trí thức, uyên bác về lịch sử quân sự của dân tộc Việt nam, lịch sử chiến tranh đông tây kim cổ... Ông chỉ vào miền Nam một thời gian ngắn, làm Tư lệnh mặt trận Tây Nguyên từ năm 1969 đến năm 1973. Không thể không kể đến tướng Nguyễn Hữu An, sau lên thượng tướng. Ông từng là một trung đoàn trường nổi tiếng, đánh trận giỏi thời chống Pháp. Năm 1975, ông là Tư lệnh Quân đoàn 2 (đơn vị chiếm dinh Độc Lập Sài Gòn), sau đó là Tổng thanh tra Quân đội và Hiệu trưởng Trường quân sự Đà Lạt (nơi bổ túc cán bộ chỉ huy cấp tiểu đoàn và trung đoàn). Năm 1965-1966, ông là Phó tư lệnh mặt trận Tây Nguyên, chỉ huy chiến dịch Plây-me. Ông có ý chí cao, thông minh, hoạt bát, mưu mẹo, rất tỉ mỉ khi vạch kế hoạch tác chiến, đến tận nơi từng chiến sĩ phục kích để kiểm tra...
Tôi được biết năm 1991, ông An đã gặp tướng Mỹ Ha-rôn Mo (Harold Moore) ở Hà Nội. Ông Mo từng là trung tá, tiểu đoàn trưởng tiểu đoàn 1/7 (thuộc lữ đoàn 3) tham chiến ở trận Ya-drang, Plây-me năm 1965. Sau đó ông An đã chết vì ung thư.
Còn tướng Giáp?
Theo tôi, tài ba của tướng Giáp trong cuộc chiến với Hoa Kỳ không bằng thời chống Pháp. Đỉnh cao "thiên tài" của ông, công bằng mà nói, là chiến dịch Điện Biên Phủ tháng 1.1954, khi tự ông thay đổi phương châm tác chiến, từ "đánh nhanh, giải quyết nhanh" sang "đánh chắc, tiến chắc" rồi từ đó giành thắng lợi. Điều này ông đã kể rành rõi cho riêng tôi nghe, đúng vào dịp 85 năm kỷ niệm trận Điện Biên Phủ, tháng 5.1989. Những điều ông kể đã được ghi lại trong bài "Quyết định khó khăn nhất" và được dành riêng cho báo Nhân dân Chủ nhật đăng, mà lúc ấy tôi là Trưởng ban biên tập.
Trong chiến tranh với Mỹ, từ khi chiến tranh bùng nổ năm 1946 đến khi kết thúc tháng 4.1975, ông Giáp chưa hề vào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Ông chỉ sống ở Việt Bắc và Hà Nội. Ông chỉ huy từ chiếc hầm chỉ huy của bộ Quốc phòng, nằm trong sân cung vua Lê cũ, ở gần cột cờ cổ của Hà Nội. (Ông chỉ đi cùng Phi-đen Cát-xtrô vào Quảng Trị trên quãng đường Hồ Chí Minh một đoạn ngắn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được ký).
Do vậy, nên khi gặp các nhà báo quốc tế hay các đoàn đại biểu quân sự Liên xô, Trung Quốc, CHDC Đức, Cu Ba... khi nói về chiến tranh chống Pháp, về Điện Biên Phủ, tướng Giáp bao giờ cũng sôi nổi, sinh động hơn khi nói về cuộc chiến với Hoa Kỳ. Tuy nhiên, năm 1966, 1967, khi ông nhận định về chủ trương "tìm và diệt" của tướng Oétx-mo-len (Westmoreland), lúc đó đang ở Sài Gòn, tướng Giáp đã có ý kiến hay. Ông nói với cán bộ Học viện quân sự cấp cao đầu năm 1967 rằng: "Tìm và diệt nói lên điều gì? Một là quân ta cơ động cao, ẩn hiện bất ngờ, nghi binh tốt, không cố định ở một chỗ, biết tận dụng địa hình rừng núi và dựa vào dân để giữ bí mật nơi trú quân và hành quân, buộc kẻ địch phải đi tìm, đi mò, điều này nói lên thế bị động của đối phương. Diệt nói lên điều gì? Nó nói lên cái chủ quan, mù quáng, kiêu ngạo của đối phương, ỷ vào hỏa mạnh (pháo, tăng, trực thăng, B52...) để khi mò thấy quân ta là dễ dàng hùng hổ lao vào như con thú đói luôn sẵn sàng thấy mồi là vồ. Do đó ta có điều kiện để nhử địch vồ mồi và làm cho nó vồ hụt! Từ đó, đối phương dễ mắc bẫy của ta..."
Sau khi chiến tranh kết thúc, nhất là vào năm 1986, khi bất đầu bước vào "đổi mới", uy tín tướng Giáp lên khá cao. Khi bầu đại biểu đi dự Đại hội đảng cộng sản VI, trong Đại hội đảng toàn quân, ông được tín nhiệm rất cao. Nhiều người nghĩ ông có thể thúc đẩy quá trình dân chủ hóa, hòa nhập với phương Tây, từ bỏ giáo điều... Nhưng ông quá dè dặt, e ngại, an phận, cờ đã đến tay mà không phất. Giới trí thức, sĩ quan thất vọng về ông. Đây là trường hợp điển hình cho thấy, một chế độ giáo điều có thể tiêu hủy một tài năng như thế nào.
Hồi còn ở trong nước, tôi rất quý mến tướng Giáp. Đến đại hội 6, cuối năm 1986, uy tín ông lên khá cao, ông được đại hội đảng toàn quân và một số ngành, địa phương nhắc đến như một nhân vật của tình thế, nhưng ông do dự, không quyết đoán. Để trôi qua một cơ hội cực hiếm? Tôi giảm ghê gớm niềm tin ở ông từ đó. Một số sĩ quan và cán bộ chê ông là hèn, là nhát, không dám bênh vực lẽ phải, công lý, không dám dấn thân cho dân chủ. Nay ông đã già. Tư duy lại không đổi mới kịp. Vì sao ông ngại? Vì: kinh cung chi điểu. Đã bị đe, bị dọa, bị giám sát nhiều lần, ông đâm ra sợ! ông còn sợ bị hiểu lầm là tham quyền, cố vị, là tranh giành quyền lực do động cơ cá nhân. Vẫn là suy nghĩ lẩn thẩn, từ cá nhân mình, không vì động lực cứu dân cứu nước vô tư, trong sáng. Ông cũng có thể nghĩ sự nghiệp cá nhân đến thế là lớn, là quý lắm rồi, cố giữ cho khỏi lọ lem thôi! Dù sao cũng chỉ có thể trông mong ở ông đến thế thôi. Mỗi con người đều có phần lớn và phần bé, phần sáng và phần tối!
Ông có nhận xét gì về cách điều hành chiến tranh của phía Mỹ ở Việt nam./
Về phía Mỹ, tôi cảm thấy các ông tướng không có toàn quyền đề ra và thực hiện các kế hoạch chiến đấu. Họ bị tổng thống, quốc hội, chính giới Mỹ kiểm soát chặt chẽ. Từ xưa, Tôn Tử đã chỉ ra rằng, hành động quân sự muốn có hiệu quả thì phải táo bạo, quyết đoán, dồn dập, bất ngờ. Các ông cũng hiểu điều đó. Nhưng do những ràng buộc chính trị, nên các ông phải leo thang từ từ, từng nấc một, vừa đánh vừa đàm phán, vừa đánh vừa thăm dò, vừa đe dọa, và luôn trông chờ rằng mỗi nấc leo thang sẽ là nấc cuối, đối phương sắp bỏ cuộc! Mỹ và Việt nam là hai nước rất xa nhau, nền văn hóa rất khác nhau,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trái ngược nhau, cho nên cách điều hành chiến tranh của hai bên cũng khác nhau hoàn toàn. Mỹ có nếp sống dân chủ, cuộc chiến tranh của Mỹ ở Việt nam được bàn cãi công khai, hàng ngày trên báo chí, truyền hình Mỹ, trong quốc hội Mỹ. ở Việt nam, với một chế độ độc đoán, chiến tranh lại làm tăng thêm tính chất bịt kín, khép chặt, không có tự do báo chí, không có tranh luận trong quốc hội, khách nước ngoài đến Việt nam được sàng lọc kỹ, tin tức chiến tranh chỉ được đưa ở các thông báo của Bộ Quốc phòng, hầu như thư từ của tư nhân giữa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là con số không, báo chí của nhà nước bị cơ quan tuyên huấn của đảng và Bộ Công an kiểm duyệt chặt chẽ.
Trong điều hành chiến tranh, do khác biệt về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về bản chất của chính quyền, tôi có cảm giác như Mỹ và Việt nam đang chơi bài với nhau, bên Mỹ chơi bài ngửa (mọi sự đều công khai), còn phía Việt nam chơi bài úp (giấu kỹ). Thành ra, phía Việt nam am hiểu rõ mọi hành động chiến tranh của Mỹ: tăng quân bao nhiêu, đưa thêm vũ khí gì vào Việt nam, thay cấp chỉ huy thế nào, đánh ra sao, nấc thang sắp tới là gì, sự chia rẽ, ngập ngừng, tranh cãi trong giới quân sự, trong chính giới trong dư luận Mỹ ra sao... Trong khi đó, phía Mỹ phán đoán về đối phương rất khó khăn. Tất cả chỉ là phỏng đoán, ước đoán và thường khác xa với sự thật. Trong chiến tranh, một chế độ dân chủ, công khai, transparente (không che giấu) bao giờ cũng có những bất lợi. Một chế độ độc đoán, kín như bưng, kỷ luật khắt khe thường có nhiều lợi thế.
Phía Mỹ đã có những sai lầm nào lớn nhất trong cuộc chiến ớ Việt nam khi đánh giá về đối phương?
Có lẽ sự đánh giá của chính giới Mỹ về ý chí, tinh thần bền bỉ thực hiện chiến tranh đến cùng của đối phương, về việc chi viện cho quân đội của họ ở miền Nam về cả sức người, sức của, trước những bước leo thang chiến tranh của phía Mỹ (như tăng quân, tăng vũ khí, tăng cường ném bom ở cả miền Nam và miền Bắc) là những sai lầm lớn nhất của Mỹ khi đánh giá đối thủ của họ. Người Mỹ thường nghĩ, quân tăng, vũ khí nhiều hơn, tăng cường hành quân ném bom ở miền Nam... thì sẽ làm đối phương bị tổn thất nặng nề, không bù nổi với tổn thất, rồi mất dân mất đất, địa bàn bị thu hẹp, tất sẽ buộc phải bỏ cuộc, chịu chấp nhận một giải pháp chính trị nào đó do Mỹ đưa ra...
Các cuộc leo thang đánh phá miền Bắc của Mỹ ngày càng ác liệt, càng ngày càng gây nhiều tổn thất cho đối phương. Nhiều xí nghiệp, nhà máy, thành phố, đường xá, cầu cống được xây dựng với biết bao công sức từ sau chiến tranh chống Pháp, đã bị phá hoại, bị san bằng. Tình hình đó sẽ buộc đối phương chùn bước, ngừng chiến đấu ở miền Nam, tìm một kết thúc bằng thương lượng. Nhưng thực tế không diễn ra đúng với dự kiến của Mỹ. Mặc dù các nhà máy điện Vinh, Uông Bí, Hải Phòng, Hà Nội, khu gang thép Thái Nguyên, nhà máy cơ khí Hà Nội, các nhà máy xi-măng Hải Phòng, Bỉm Sơn, nhà máy dệt Nam Định, Việt Trì, các cầu Long Biên (Hà Nội), Thượng Lý, Cầu Rào (Hải Phòng), Việt Trì, Phủ Lý... đều bị đánh đi đánh lại, tổn thất nặng nề, có khi đến trăm phần trăm mà đối phương vẫn trơ gan, không có dấu hiệu gì tỏ ra là họ muốn bỏ cuộc. Những con tính của một số quan chức ở Oa-sinh-tơn đều cho đáp số sai!
Nếu Mỹ đánh mạnh hơn bằng không quân vào hệ thống đê điều[1] ở miền Bắc, sự thể sẽ ra sao? Liệu Hà Nội có chịu được không? Họ có bỏ cuộc không?
Không? Dứt khoát không!
Nhiều nhà báo Đức, Mỹ đã hỏi tôi như vậy từ khi chiến tranh đang tiếp diễn. Hiện nay vẫn còn một số người đặt câu hỏi đó với tôi.
Hà Nội không chịu bỏ cuộc, vì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giáo dục, động viên và có phần ép nhân dân phải chịu hy sinh, từ sinh mệnh, của cải theo câu nói của ông Hồ Chí Minh: "Không có gì quý hơn độc lập tự do" và "Đến ngày thắng lợi, chúng ta sẽ xây dựng đất nước ta to đẹp hơn, đàng hoàng hơn".
Nghiến răng mà chịu. Im lặng mà chịu đau khổ, tổn thất, chết chóc... đã thành một nếp nghĩ một nếp sống nhẫn nhục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Nếu Mỹ ném bom vào các tháng nước sông Hồng lên cao nhất (các tháng 7, 8 và 9 hàng năm) để phá các đoạn đê xung yếu, cả vùng châu thổ sông Hồng sẽ bị ngập nước. Hà nội (thấp hơn mức nước cao hàng năm) có thể bị lụt. Người chết có thể lên đến hàng chục vạn, hàng triệu... sẽ thiếu gạo, nhà cửa, ruộng vườn ngập, trâu bò, gia súc bị chết hàng loạt thảm họa đói như hồi 1945 (hai triệu người chết, mười triệu người di chuyển...). Nhưng chính thảm cảnh ấy là dịp để đối phương dấy lên phong trào chống Mỹ mạnh hơn, tranh thủ thêm viện trợ của các nước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à sự ủng hộ của thế giới...
Tôi nghĩ, với đặc điểm chính trị, xã hội, văn hóa, tâm lý của nhân dân Việt nam, chính quyền miền Bắc tuy có gặp khó khăn, nhân dân sẽ khốn khổ, nhưng họ không hề giảm ý chí chiến đấu. Họ có cả một bộ máy tuyên truyền, giáo dục, áp đặt, dồn ép gây lòng căm thù đối với Mỹ ở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Nếu tháng 12.1972 Hoa Kỳ kéo dài thêm các cuộc ném bom dữ dội ở miền Bắc, Hà Nội sẽ nhượng bộ?
Không? Nhất định không!
Nhiều bạn Mỹ cũng đã hỏi tôi câu này. Tôi cố nhớ lại những gì xảy ra vào cuối năm 1972 và trả lời "Không?" Tôi cũng đọc kỹ cuốn "Hồ sơ mật Dinh Độc Lập" (The Palace Files) của ông Nguyễn Tiến Hưng, có một đoạn kể lại rằng: theo những người đã từng sống ở Hà Nội, ở miền Bắc mấy ngày ấy, nếu Mỹ già tay một chút thì miền Bắc đã nhượng bộ? Có thể đây là suy nghĩ của một vài cá nhân, họ dự đoán và suy luận như thế. Hồi ấy, tôi sống ở Hà Nội. Ngày nào cũng ở trụ sở báo Nhân dân, ở căn cứ tên lửa Chèm (phía Bắc Hà Nội), hoặc ở sân bay Nội Bài (nơi máy bay MIG-21 cất cánh)... Cuộc ném bom của không lực Hoa Kỳ bắt đầu vào tối ngày 18.12, khi tôi đang dự buổi liên hoan ca hát của các đơn vị phòng không trong sân bay Gia Lâm, gần cầu Long Biên. Suốt 12 ngày - trừ ngày lễ Noel 24.12 - từng đoàn B.52, F.111, F.4 và F.l05 ném bom, bắn phá vùng Hà Nội, Gia Lâm, Phúc Yên, sân bay Nội Bài... Khu phố Khâm Thiên[2] gần nhà tôi bị bom B.52 rải thảm. Bệnh viện Bạch Mai ở ngay cửa ngõ phía Nam Hà Nội bị trúng bom khá nặng. Nhân dân Hà Nội từ đêm 18.12 đã sơ tán ra các vùng nông thôn bao quanh (Hà Đông, Sơn Tây, Bắc Ninh, Bắc Giang, Vĩnh Yên...), chỉ còn dưới một phần tư dân số ở lại. Cơ quan, nhà máy, công sở cũng sơ tán. Trong nội thành Hà Nội có sẵn nhiều hầm, hố, nhất là hàng chục vạn hầm cá nhân ở hai bên vệ đường. Mỗi cái sâu chừng một mét sáu, đường kính khoảng 70 cm, có nắp xi-măng đậy ở trên. Các đơn vị tự vệ gồm công nhân, sinh viên, viên chức có súng máy, súng trường trực chiến trong các công sự ở trên mái bằng của các tòa nhà cao tầng, chỉ đợi máy bay Mỹ đến ở tầm vừa và tầm thấp là nhả đạn. Tinh thần chiến đấu của phần lớn nhân dân khá cao, rất ít người tỏ ra nao núng. Hà Nội không có nhiều nhà cao tầng. Điện dùng cho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chưa phải nhu cầu sinh tử. Người thành phố vẫn nấu cơm bằng củi, than, trấu, lá khô.. là chính. Để thắp sáng, họ đã có đèn dầu hỏa, nến dự trữ.
Vào hạ tuần tháng 12.1972, ngày nào cũng có máy bay Mỹ bị bắn cháy trên bầu trời Hà Nội, đặc biệt là "pháo đài bay" B.52 bị bắn rơi ngay từ đêm 18 và ngày 19.12, một số người lái B.52 bị bắt. Tôi đã đến nhà giam Hỏa Lò (còn được gọi là "Khách sạn Hilton Hanoi") trưa 19.12.1972 để hỏi chuyện tù binh Mỹ, thu thập tài liệu. Sáng sáng, người ta xếp hàng rồng rắn dài tới vài trăm mét chờ đón mua báo Nhân dân in xong lúc 5 giờ sáng, đăng tin chiến sự, thông cáo của bộ Quốc phòng, điện khen của bộ Tổng tư lệnh, ảnh máy bay Mỹ cháy, ảnh tù binh Mỹ... Cả một đội quân nhiếp ảnh quân sự và dân sự đi săn cảnh máy bay cháy trên trời, khói dài, phi công Mỹ nhảy dù và bị nhân dân bắt làm tù binh, cảnh tên lửa SAM-2, SAM-3[3] vút lên, đuổi theo máy bay Mỹ... Báo, đài phát thanh, loa phóng thanh ra rả suốt ngày, đóng góp phần quan trọng vào việc cổ vũ tinh thần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và dân Hà Nội.
Quả thật, cũng có một số người hoảng hốt. Nhất là thời kì đầu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phá hoại miền Bắc, bắt đầu từ ngày 5.8.1964. Về sau ai cũng quen dần với còi báo dộng, với tiếng máy bay Mỹ ì ầm từ xa, cả tiếng bom nổ... Người yếu bóng vía, sợ sệt ở đâu cũng có. Có người nhát, mới nghe tiếng kẻng báo động, tiếng còi rú u...u... là đã cuống quít, phát hoảng. Số này không nhiều.
Cho nên, dù Mỹ ném bom tiếp sang đầu tháng giêng 1973 với cường độ mạnh hơn, tổn thất phía Việt nam có cao hơn, phía Mỹ cũng có thể bị mất thêm máy bay và người lái cũng chỉ làm cho chế độ miền Bắc phát động được căm thù mạnh hơn trong nhân dân, tố cáo Mỹ nhiều hơn với thế giới... Tôi hiểu rõ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Tổn thất về tính mạng của bộ đội và dân thường có cao đến đâu, họ cũng không hề tính toán. Họ sẵn sàng trả giá rất cao về xương máu đồng bào họ để giành cho được thắng lợi. Họ luôn động viên và cả ép buộc toàn xã hội phải hy sinh cho mục đích mà họ theo đuổi.
Xin ông cho biết thêm, trong điều hành chiến tranh, Mỹ có những sai lầm lớn gì nữa?
Theo tôi,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dài các ông đã có những sai lầm khi lượng định về khả năng can thiệp trực tiếp của Liên xô và nhất là của Trung Quốc vào cuộc chiến ở Việt nam. Các ông e ngại khi tiến công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có thể vào tham chiến như ở Triều Tiên hồi năm 1952. Do đó, phía Mỹ leo thang thận trọng, vừa đánh vừa nghe ngóng, thăm dò phản ứng của Mát-xcơ-va và đặc biệt là của Bắc Kinh.
Do vậy, hành động quân sự của Mỹ ở Việt nam đã không thực hiện đúng những nguyên lý quân sự: tới tấp, liên tục, táo bạo, bất ngờ...
Tôi có thể kể ra những vấn đề, những sự kiện đã đi vào lịch sử, nay không còn là bí mật. Từ đầu năm 1963, khi Mỹ để lộ ý định đánh phá miền Bắc và đang đón đường dư luận, bộ Quốc phò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và các bộ tổng Tham mưu của Việt nam và Liên xô cũng như của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đã có những thỏa thuận bí mật về việc tăng cường chi viện cho Việt nam, vừa là một thành viên, vừa là tiền đồn của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Một đoàn đại biểu quân sự cấp cao Liên xô do đại tướng Ba-tốp (Batov)[4] dẫn đầu và một đoàn đại biểu quân sự cấp cao của Trung Quốc do nguyên soái Diệp Kiếm Anh dẫn đầu đã sang Việt nam để tìm hiểu kỹ tình hình tại chỗ, nhằm triển khai thỏa thuận quan trọng ấy.
Giữa năm 1963, lại một đoàn quân sự của Trung Quốc do đại tướng La Thụy Khanh cầm đầu sang Việt nam. Lúc ấy tôi đang ở Bộ chỉ huy Quân khu 4 đóng tại Vinh, tướng Nguyễn Đôn là Tư lệnh và tướng Chu Huy Mân là Chính ủy. Tôi thuộc trong ban đón tiếp các đoàn trên, góp phần vào báo cáo tình hình mọi mặt của Quân khu, tổ chức cho các đoàn tham quan và giải trí (biểu diễn nghệ thuật, chiếu phim, thăm quê hương ông Hồ Chí Minh, thăm đền Bà Triệu, thăm vùng giới tuyến Vĩnh Linh...)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Quân giải phóng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La Thụy Khanh và các tướng khác của Trung Quốc đi trong đoàn đã thỏa thuận với Bộ tổng tham mưu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một nguyên tắc: nếu Hoa Kỳ dùng không quân xâm phạm không phận miền Bắc, thì không quân Trung Quốc sẽ tham chiến; nếu Hoa Kỳ dùng hải quân xâm phạm hải phận miền Bắc, thì một bộ phận hạm đội Đông Hải của Trung Quốc sẽ tham chiến cùng với hải quân Việt nam và nếu Hoa Kỳ đưa bộ binh vào địa phận miền Bắc, thì lục quân Trung Quốc sẽ vào tham chiến. Địa hình Quân khu 4 (từ Thanh Hóa vào đến Vĩnh Linh) được coi là trọng yếu. Các sĩ quan cao cấp của Trung Quốc nghiên cứu tỉ mỉ khu vực này trên thực địa, từ bãi biển, sông ngòi, rừng núi đến đường xá, cầu cống, phương thức vận chuyển và đã bàn đến các phương án tác chiến có thể sẽ triển khai, cách phối hợp các đơn vị của hai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khi chiến đấu chống lại quân đội Hoa Kỳ. Các cán bộ chỉ huy của không quân Việt nam và không quân vùng Hoa Nam của Trung Quốc (gồm các Quân khu Quảng Tây, Quảng Đông và Vân Nam) đã tìm hiểu các sân bay ở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và vùng Hoa Nam Trung Quốc để làm quen, rồi sẽ sử dụng chung, để có thể hợp đồng chiến đấu chặt chẽ, có thể cất cánh ở sân bay Việt nam rồi hạ cánh ở sân bay Trung Quốc hoặc ngược lại v.v... Chính tướng Đào Đình Luyện, Tư lệnh không quân Việt nam (sau này lên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đã kể lại cho tôi nghe những điều trên đây.
Thế rồi sự kiện vịnh Bắc Bộ (Tonkin Gulf) xảy ra vào đầu tháng 8.1964. Hải quân Hoa Kỳ xâm phạm hải phận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và đã chạm súng với hải quân Bắ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không hề có phản ứng gì! Vì sao? Vì Mao Trạch Đông, Chu Ân Lai, Diệp Kiếm Anh không thuyết phục được các ông Hồ Chí Minh, Lê Duẩn, Trường Chinh ngả hẳn về phía Bắc Kinh và công khai lên án "bọn xét lại Khơ-rút-xốp phản bội trong khi đả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cố giữ thế đi dây đứng giữa, nhưng vẫn phần nào nghiêng về phía Trung Hoa. Trung Quốc cho Việt nam có thái độ ba phải, không rõ ràng. Đến đầu tháng 8.1965, Mỹ mở chiến dịch "Sấm rền" ("Rolling thunder") với cái cớ trả đũa căn cứ quân sự Mỹ đóng ở Plây-ku bị tiến công, oanh tạc bằng không quân một số nơi ở Quảng Bình, Nghệ An, Quảng Yên... thuộc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vẫn bất động! Chẳng những thế, thủ tướng Trung quốc lúc bấy giờ là Chu Ân Lai còn tuyên bố: "Người không động đến ta, thì ta không động đến người!".
Hồi đó ở Hà Nội, giới lãnh đạo miền Bắc rất lo Mỹ biết thái độ tráo trở của Trung Quốc và coi đó là tín hiệu khuyến khích họ leo thang mạnh hơn nữa ra miền Bắc. Nhưng nỗi lo ấy có vẻ thừa! Hồi ấy giới lãnh đạo miền Bắc lo nhất là Mỹ có thể cho quân đổ bộ vào đất liền, trấn giữ một đoạn trên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hoặc chiếm một khu vực thuộc vùng "cán xoong" ở khu 4, làm đảo lộn kế hoạch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từ miền Bắc vào miền Nam. (Con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trên biển qua Xi ha-núc-vin sau này chỉ chiếm dưới 2% tổng khối lượng hàng quân sự từ miền Bắc chuyển vào miền Nam). Nỗi lo này cũng lại thừa! Mỹ đã không hành động như giới lãnh đạo miền Bắc lo ngại. Cho đến năm 1971, quân đội Sài Gòn mới đánh vào đoạn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vào miền Nam nằm trên đất Lào. Lúc đó, so sánh lực lượng hai bên đã khác hẳn. Quân Mỹ đã rút chân ra khỏi cuộc chiến, thế trận của họ ở miền Nam đã yếu đi rất nhiều.
Về phía Liên xô, thái độ rất rõ. Một mặt họ coi tình trạng Hoa Kỳ sa lầy ở Việt nam là dịp tốt để vươn mạnh lên đuổi kịp và vượt Mỹ về mọi mặt.. Mặt khác, họ luôn khuyến khích, ép Việt nam tìm con đường thương lượng với Mỹ vì sợ chiến tranh lan rộng họ bị vạ lây. Họ nói: Việt nam sức mấy mà đọ được với siêu cường Hoa Kỳ! Hãy thi đua hòa bình với Mỹ và các nước tư bản rồi cuối cùng thế nào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cũng sẽ thắng? Nếu cứ liều lĩnh lao vào cuộc chiến, thì sẽ bế tắc.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hàng đầu của Liên xô lúc đó như Khơ-rút-xốp, Mi-côi-an, Xu-xlốp, Cô-xư-ghin... đều chung một ý kiến ấy. Nguyên soái Grês-cô còn vỗ vai tướng Giáp nói: "Thế là đủ rồi, chớ có dại lao tiếp vào lửa chiến tranh, sẽ bị tàn phá hết, đến lúc cái quần đùi cũng chẳng còn!"
Hà Nội giấu kỹ thái độ lừng khừng, tráo trở của hai "ông anh lớn", lo Mỹ biết và khai thác. Để nghi binh, Hà Nội luôn nói to: cả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nhất là Liên xô và Trung Quốc, trước sau đều ủng hộ mạnh mẽ, có hiệu quả sự nghiệp chống Mỹ của nhân dân Việt nam cho đến thắng lợi hoàn toàn. Phía Mỹ đã nhầm khi đáng giá quá cao "tinh thần quốc tế vô sản" của Mát-xcơ-va và Bắc Kinh đối với Hà Nội trong vấn đề chiến tranh ở Việt nam?
Trong chiến tranh, các ông hiểu tình hình chính tri của nước Mỹ bằng cách nào?
Chủ yếu qua báo chí, đài phát thanh và sách xuất bản ở Hoa Kỳ. Chúng tôi có các cơ quan ngoại giao và đại diện của Việt-nam thông tấn xã ở Paris, Niu Đê-li, La Ha-van... Các báo thế giới (Le Monde), Nhân đạo (Humanité), Thời đại (Times), Tuần tin tức (Newsweek), Bưu điện Oa-sinh-tơn (Washington Post) được gửi rất đều về Hà Nội. Việt nam thông tấn xã có một nhóm chuyên khai thác, dịch nguyên văn hoặc trích dịch các bài báo chính, in trong Bản tin đặc biệt hàng ngày và chỉ dành cho một số ít cán bộ từ cấp thứ trưởng, viện trưởng trở lên đọc. Tôi cũng tham gia việc dịch này. Cuốn sách "Những người tài giỏi nhất và xuất sắc nhấ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của Đa-vít Hem-bơ-xtem (David Hamberstam), cuốn "Tết" của Đông Ô-bên-đâu-phơ (Don Obendofer) tôi nhận được rất sớm và lược dịch ngay cho các vị lãnh đạo đọc. Về sau có trích in trên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Những hồi ký của Giôn-xơn (L. Johnson), của Ních-xơn (R. Nixon), của Kít-xinh-giơ (H. Kissinger)... cuốn "Tổn thất đầu tiên" (The first casuality) của Thao-xen Húp (Towsend Hoopes) cũng rất bổ ích để hiểu chính giới Mỹ. Những sự tìm hiểu như vậy cũng có những sai lệch! Một số vị lãnh đạo miền Bắc ít học, chưa hề ra nước ngoài, chỉ quen đọc sách báo đã được lựa chọn cho có lợi, một chiều, có khuynh hướng cho rằng: các nghị sĩ Mỹ phần lớn đều như Morse, Gruning, Fulbright, Mansfield..., các nghệ Mỹ đều như Jane Fonda, Joan Baez..., các và vận động viê n đều như Mohamed Ali..., các trí thức phương Tây và Mỹ đều như Bertrand Roussel, Gábriel Kolko, Ramsey Clark, giám mục Thomas Grimbleton... các nhà báo đều như Walter Cronkite, Don Luce, Tom Hay den, John Hittinger... còn các sĩ quan Mỹ đều tàn ác như trung úy Calley[5] ở Mỹ Lai cả!
Cũng từ cách nhìn như thế, khi nói đến xã hội phương Tây và Mỹ là họ nghĩ ngay rằng, tại đó công nhân suốt ngày đình công, bãi công, sống trong các khu ổ chuột, còn lính Mỹ ở miền Nam luôn phản chiến, lính da đen chuyên ném lựu đạn giết sĩ quan da trắng... Các bức ảnh cựu binh và lính Mỹ đốt cờ Mỹ, vứt huân chương, cắm cờ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Việt nam trên tượng nữ thần Tự do ở New York, ôm đầu khóc lóc ở dưới hầm ở Khe Sanh... và các phi công Mỹ tiều tụy, cúi đầu bị giải đi trên đường phố Hà Nội... được phóng to, in đi in lại trên báo chí, bích trương để gây ấn tượng. Những hình ảnh đó, tuy phản ánh thiên lệch về nước Mỹ, nhưng đã góp phần nuôi dưỡng ý chí chiến đấu và niềm tin thắng lợi của chúng tôi trong chiến tranh..
Cách ra quyết định về quân sự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như thế nào?
Trong thời gian chiến tranh, Đại hội đảng và Hội nghị Trung ương đảng rất ít họp. Các hoạt động quân sự được tiến hành theo từng năm và từng mùa (Thu - Đông và Xuân-Hè) và đều dựa vào nghị quyết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sau đó là nghị quyết của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Bộ Chính trị thường có 11 hoặc 13 người,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có 7 hoặc 9 người. Tất cả đều theo nguyên tắc: đảng cộng sản lãnh đạo toàn diện, thường xuyên và tuyệt đối quân đội. Các cuộc họp Bộ chính trị đều được chuẩn bị trước chừng hai tháng. Cục tác chiến Bộ tổng tham mưu phải báo cáo cho các ủy viên Bộ Chính trị cụ thể tình hình các chiến trường và đề ra chủ trương quân sự cho sáu tháng tới. Khi họp Bộ Chính trị, cục trưởng Cục tác chiến thường được dự để làm thư ký, ghi biên bản cuộc họp.
Sau đó là các hội nghị đảng ủy các Quân khu, Quân đoàn, Quân chủng. Tiếp theo là hội nghị đảng ủy các sư đoàn họp để nghiên cứu nghị quyết Bộ Chính trị và ra nghị quyết của đảng ủy mình để thực hiện. Tiếp đến là hội nghị đảng ủy cấp trung đoàn, tiểu đoàn và cuối cùng là hội nghị chi bộ (thường ở cấp đại đội) ra nghị quyết và kế hoạch hành động cho đơn vị mình.
Dựa vào các nghị quyết đảng ủy, các tư lệnh, chính ủy, tham mưu trưởng, chủ nhiệm chính trị, chủ nhiệm hậu cần... ở các đơn vị đề ra các kế hoạch hành động cụ thể về các mặt huấn luyện, chuẩn bị chiến trường hành quân, đảm bảo kỹ thuật, phương án tác chiến... cho đơn vị mình. Thường thường, bí thư đảng ủy là chính ủy, tư lệnh là phó bí thư đảng ủy, nhưng cũng có khi tư lệnh kiêm bí thư đảng ủy, chính ủy là phó bí thư. Khi tư lệnh và chính ủy có ý kiến khác nhau, nếu là vấn đề quân sự, thì phải theo ý kiến của tư lệnh, đồng thời báo cáo lên trên.
Về mặt quân sự, các tỉnh ủy các tỉnh trong một Quân khu đều phải chấp hành nghị quyết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à của Quân khu ủy về những vấn đề quân sự trong tỉnh mình như: tuyển quân, huy động dân công phục vụ chiến trường, huy động vật lực: gạo, thực phẩm và phương tiện giao thông cho quân đội đóng quân hoặc chiến đấu trong địa bàn của tỉnh. Tất cả các nghị quyết về các vấn đề quân sự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của đảng ủy các cấp trong quân đội, đều được xếp vào loại "tuyệt mật", được ghi chép trong sổ bảo mật, không được mang theo khi đi chiến đấu.
Các nghị quyết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à đảng ủy các cấp thường có nội dung gì?
Trong chiến tranh, các nghị quyết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ề chỉ đạo chiến tranh và các nghị quyết đảng ủy trong quân đội thường có các nội dung như sau:
- Tình hình chung: những nét lớn của thời cuộc thế giới, tình hình đối phương (chủ trương, chiến lược, dự tính của chính quyền Mỹ, tình hình hậu phương Mỹ, tình hình quân sự ở miền Nam, hoạt động của đối phương, dự kiến kế hoạch sắp đến của đối phương... )
- Quyết tâm của Hà Nội: ở miền Bắc, ở miền Nam, phối hợp quân sự và ngoại giao, đánh và đàm, nhiệm vụ quân sự trong thời gian tới. Mục tiêu cần đạt Chỉ tiêu về mở rộng vùng giải phóng, giành dân, diệt địch, phá phương tiện chiến tranh, lực lượng huy động, phối hợp giữa chủ lực, quân địa phương, quân du kích, hướng tiến công, phương châm chiến đấu.
- Những chỉ dẫn cho các ngành, các đơn vị. Công tác tham mưu, chính trị, hậu cần. Phân công cho các quân đoàn, sư đoàn, binh chủng... Hệ thống chỉ huy, phương án thông tin liên lạc. Dự kiến xử trí các trường hợp đặc biệt. Quy định thời gian: công tác chuẩn bị, chiến đấu, tổng kết, công tác bảo mật, nghi binh...
- Kèm theo một số biểu đồ, thống kê, bản đồ chiến dịch, sơ đồ các trận chiến đấu chính...
Theo ông, đâu là nét đặc sắc nhất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rong khi chiến đấu với Mỹ?
Có nhiều nét đặc sắc: sức bền bỉ chịu đựng gian khổ vượt qua rất nhiều khó khăn, khả năng thích ứng với mọi hoàn cảnh, khôn ngoan, nhiều mưu mẹo. Theo tôi, nét đặc sắc nhất là thực hiện chiến thuật du kích với vũ khí hiện đại. Nói đến du kích, người ta thường nói đến vũ khí thô sơ: gậy, dao, kiếm, lựu đạn, chông, mìn, súng trường... Các đơn vị chúng tôi ở miền Nam luôn được cải tiến trang bị, khi chiến đấu với quân đội Mỹ đã có súng AK-47, trung kiên RPD, đại liên, súng chống tăng B-40, cối 60 mm và 82 mm, súng DKZ-75 mm, hỏa lực hơn hẳn thời chống Pháp. Về sau có cả pháo lớn, xe tăng, xe bọc thép... Các đơn vị tiểu đoàn, trung đoàn, sư đoàn biên chế thống nhất, chính quy, vũ khí hiện đại, nhưng đóng quân, hành quân lại theo kiểu du kích, phân tán, không có doanh trại cố định, phân tán trong rừng, nằm võng.
Chiến đấu theo kế hoạch rất tỉ mỷ kiểu chính quy, hợp đồng giữa các đơn vị chặt chẽ nhưng vẫn theo tư tưởng "du kích chiến", lúc ẩn lúc hiện, tránh đối phương, chỉ chấp nhận đọ sức khi chắc thắng, đánh gần, đánh nhanh, táo bạo, bất ngờ, kết thúc thật lẹ để phân tán "nhập vào thiên nhiên". Cách đánh như thế mang bản chất Việt nam.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Liên xô không dạy,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cũng không? Liên xô chỉ dạy chiến đấu chính quy, theo trận địa, hợp đồng binh chủng quân chủng hải, lục, không quân, đọ sức bằng hỏa lực, xe tăng, tên lửa đủ loại... Còn các chuyên gia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thì luôn khuyên chúng tôi là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ỉ nên đánh kiểu du kích thôi, chỉ dùng đơn vị cỡ đại đội là cao nhất. Đánh bằng đơn vị lớn hơn sẽ bị hỏa lực Mỹ (pháo binh, máy bay ném bom, trực thăng...) nghiền nát! Họ gọi kiểu đánh ấy là "du kích chiến" nhằm trường kỳ mai phục, có thời cơ chính trị thì nổi dậy khởi nghĩa bằng sức của đông đảo của quần chúng?
ở miền Bắc, khi chống cuộc chiến tranh bằng không quân của Mỹ, nét đặc sắc trong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là gì?
Chúng tôi vừa chiến đấu, vừa phòng tránh. Phân tán, sơ tán, di chuyển về nông thôn, vùng rừng núi. Các thành phố, thị trấn trở nên vắng vẻ. Phần lớn người ở thành phố đều có gốc gác, bà con họ hàng ở nông thôn. Nhà máy, trường học cũng di chuyển về nông thôn.
Còn chiến đấu thì phối hợp cả súng trường, súng máy, súng cao xạ với tên lửa, máy bay, phối hợp các tầng hỏa lực thấp, vừa và cao. Riêng tôi, tôi cho nét đặc sắc nhất của miền Bắc trong cuộc chiến đấu chống máy bay Mỹ là máy bay MIG-2 1 của không quân miền Bắc đã nghênh chiến và bắn hạ những chiếc Thần sấm F-105 (Thunderchief), Con ma F-4 (Fantom) và cả Siêu pháo đài bay B-52 của Mỹ. Tôi đã ở trong hầm chỉ huy của các sư đoàn không quân tại các sân bay Gia Lâm, Nội Bài, Hòa Lạc gần Hà Nội, để theo dõi hơn mười cuộc chiến đấu của MIG-21. Thường chỉ có hai MIG hoặc bốn MIG tham chiến trong một trận đánh. Phía Mỹ là trên dưới mười máy bay, vòng trong, vòng ngoài, trên tầng cao, ở tầng trung, có khi vài chục chiếc. Kiểu chiến đấu của không quân miền Bắc vẫn là kiểu dùng vũ khí kĩ thuật hiện đại trong cách đánh mang tính chất du kích.
Ra-đa theo dõi máy bay Mỹ từ khi những máy bay đó bay vào bầu trời Việt nam. Các nữ chiến sĩ tiêu đồ theo thông báo của ra-đa, vẽ đường bay của các máy bay Mỹ bằng bút chì xanh trên bản đồ lớn bàng mi-ca. Người chỉ huy trận đánh (thường là sư trưởng hoặc tham mưu trưởng sư đoàn không quân) theo dõi chặt đường bay của máy bay Mỹ. Khi thuận lợi, ông ra lệnh cho MIG xuất kích. Các nữ chiến sĩ tiêu đồ theo thông báo của rađa vẽ đường bay của MIG bằng màu đỏ. MIG bay theo lệnh của người chỉ huy từ mặt đất, dẫn theo tốc độ và góc bay để tiếp cận phía sau máy bay Mỹ nào đó đã được chọn để công kích cho đến khi người lái MIG báo về: đã thấy mục tiêu. Khi đến gần mục tiêu, lệnh phóng tên lửa tìm nhiệt được phát đi (thường là trong khoảng cách từ hai trăm đến ba trăm mét, có khi gần hơn), máy bay tiến công (được gọi qua điện đài liên lạc là số 1) phóng một hoặc liên tiếp hai tên lửa về phía mục tiêu. Máy bay mang số 2 có nhiệm vụ yểm trợ cho số 1, khi thuận lợi cũng tham gia tiến công vào máy bay Mỹ, có khi cùng một mục tiêu với số 1, có khi một mục tiêu khác ở gần đấy. Ngay sau khi phóng tên lửa, MIG lập tức đâm bổ đầu xuống gần mặt đất rồi lao về hạ ở sân bay gần nhất, chui vào các công sự, có khi là hang lớn khoét trong sườn núi.
Các trận đánh diễn ra chớp nhoáng, từ khi xuất kích đến khi hạ cánh chỉ chừng sáu, bảy phút, có khi ngắn hơn. Trận đánh thật sự khi giáp trận chỉ mươi giây đồng hồ. Tôi đã một số lần nghe rõ người lái MIG-21 kêu lên trong ống nói truyền về sở chỉ huy: Trúng rồi!", "Cháy rồi?", "Báo cáo mục tiêu đã trúng!" và "Tôi thấy một tên đã nhảy dù "Báo cáo hai dù đã mở!". Có người lái là Nguyễn Văn Năm sau khi bắn rơi một F-105 đã la lên liên tiếp hàng chục lần: "Cháy rồi? Rơi rồi! Alô, Alô, cháy rồi, cháy rồi! Rõ quá! Rõ quá? ".
Tháng 12.1972, đại úy Phạm Tuân hạ một B-52 trong đêm tối cũng theo cách đánh như thế: bất ngờ xuất kích, bay lên cao khi ngang tầm B-52, phóng tên lửa vào chiếc đi cuối cùng rồi lao xuống thấp hạ xuống sân bay Kép. Trận xuất kích kéo dài không đến tám phút.
Cách đánh của tên lửa ra sao?
Mắc Na-ma-ra, nguyên bộ trưởng bộ Quốc phòng Mỹ trong thời kì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tác giả của "hàng rào điện tử Mắc Na-ma-ra" nổi tiếng.
Có thể nói tỉ lệ máy bay Mỹ bị tên lửa ở miền Bắc hạ là cao nhất, chừng 60%. Đó là tên lửa SAM-2 và nhất là SAM-3 do Liên xô chế tạo. Chúng tôi đã sơn phủ màu xanh và nâu loang lổ trên màu bạc vốn có để ngụy trang. Tên lửa thường được đặt trong ụ công sự, bố trí trên trận địa theo hình tam giác, cách nhau hai, ba kilômét, mỗi trận địa có một xe chỉ huy nối liền với ra-đa. Cái khó nhất của đơn vị tên lửa là máy bay Mỹ thả rất nhiều bó kim loại trải dài và rộng trên trời, làm thành những mục tiêu giả lấp lánh trên màn ra-đa. Rất khó phân biệt chấm nào là của máy bay, chấm nào là của các giải nhiễu. Các chiến sĩ ra-đa, đặc biệt là chiến sĩ tìm mục tiêu trên màn huỳnh quang phải rất nhạy cảm, tích lũy kinh nghiệm lâu ngày, tinh nhạy để "tóm" được mục tiêu thật giữa những chấm hỗn loạn ấy. Họ luyện tập rất kỳ công đôi mắt phân biệt thật-giả mà mắt thường khó làm được. Lại phải hiểu quy luật của đường bay của đối phương, đội hình bay của những F-105, F-4, B-52... độ giãn cách, tốc độ... để sớm nhận ra và bám chặt mục tiêu. Cũng phải hiểu đường bay của máy bay Mỹ là thường phóng đến các điểm chuẩn để đi vào hoặc đi ra vùng châu thổ sông Hồng, vào cửa ngõ thủ đô Hà Nội, chẳng hạn như bay đến điểm chuẩn là đỉnh núi Tam đảo, Ba Vì, hoặc ngã ba sông Lô và sông Thao, cửa sông Hồng... theo lời khai của phi công Mỹ bị bắt. Các chiến sĩ ra-đa trẻ quen nhận ra mục tiêu,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là rất hiếm, rất quý, được coi là "mì chính" của đơn vị, được cho ăn gan lợn, dầu cá (để làm cho mắt tinh), được uống hạt "khải tử" (thuốc Bắc) cũng để sáng mắt.
Khi mục tiêu đã nhận ra rồi thì thời cơ bấm nút phóng tên lửa là quan trọng nhất. Thường hai tên lửa được phóng liên tiếp, nối đuôi nhau bay về hướng mục tiêu. Góc độ tiếp cận máy bay hẹp thì tên lửa sẽ lao theo luồng nhiệt của máy bay phun ra phía sau để tới gần mục tiêu và nổ.
Tên lửa cũng tác chiến theo cách đánh "du kích", tránh trận địa cố định, luôn di động, kết hợp tên lửa thật và trận địa tên lửa giả, tên lửa nghi binh, mang tên lửa đi phục kích, đón lõng máy bay Mỹ ở nơi nào đó theo phán đoán của chỉ huy.
Ông còn nhớ vụ Mỹ định giải thoát tù binh Mỹ ở Sơn Tây như thế nào không?
Tôi nhớ vụ đó xảy ra vào quãng tháng 11 năm 1972. Lúc bấy giờ có một trại giam phi công Mỹ ở miền Bắc đặt tại Sơn Tây. Để thu thập tài liệu cho cuốn sách đang viết là cuốn "Người hùng Mỹ chóng mặt", tôi đã phỏng vấn gần hai trăm tù binh Mỹ, hầu hết là những phi công lái máy bay.
Trước đó hai tháng, vào tháng 9.1972, tôi lên trại giam ở Sơn Tây và đã ở trại đó hai ngày. Trong trại có khoảng hơn sáu chục phi công Mỹ và tôi còn nhớ có hai người da màu, trong đó còn có một người Mỹ gốc Nhật Bản. Trận giải cứu tù binh Mỹ không thành, khi trong ba máy bay trực thăng của toán giải cứu đổ bộ xuống, có một chiếc hạ xuống sân trại giam bị vướng vào một cây bàng, nên không cất cánh lên được, đành phải bỏ lại. Ngày hôm sau tôi đã lên trại, tận mắt chứng kiến nơi bị biệt kích Mỹ tập kích. Lý do thất bại của phía Mỹ rất đơn giản là số tù binh ở trại đã được chuyển đi trước đó hơn hai tuần. Sự di chuyển này hoàn toàn nằm trong kế hoạch đã định sẵn, không phải do ý định giải cứu của Mỹ bị lộ. Qua tìm hiểu từ các tài liệu của Mỹ, tôi được biết tình báo trên mặt đất của họ rất yếu. Phía Mỹ chỉ dựa vào ảnh chụp được qua máy bay do thám của họ để phân tích, phán đoán ở vùng đó có một trại giam và có người Mỹ ở đó và họ đã quyết định giải cứu. Kế hoạch giải cứu được tổ chức, chuẩn bị rất công phu. Họ đắp sa bàn qua bản đồ khu vực Sơn Tây có trại giam, lập mô hình giống hệt với thực địa, nơi đổ quân giải cứu, gồm có lô cốt, nhà cửa, trại giam. Các đơn vị biệt kích của Mỹ đã được huấn luyện đặc biệt trên một hòn đảo bí mật. Vào lúc nửa đêm, máy bay lên thẳng của Mỹ chở quân biệt kích đi giải cứu xuất phát từ Thái Lan và bay khá cao rồi hạ xuống khu vực đổ bộ. Toán giải cứu hoạt động trong khu vực trại giam khoảng 40 phút. Do không có tình báo mặt đất nắm sát tình hình, nên trong thời gian chuẩn bị tập kích số tù binh đã được chuyển đi mà phía Mỹ vẫn không hay biết. Cuộc giải cứu không thành công, phải bỏ lại một máy bay lên thẳng và bắt mang theo ba, bốn bộ đội địa phương để khai thác tài liệu.
Qua sự kiện nói trên, chứng tỏ người Mỹ không tổ chức được mạng lưới tình báo mặt đất có hiệu quả trong thời kì chiến tranh phá hoại bằng không quân ở miền Bắc, để cung cấp những tin tức xác thực, giúp cho những hành động quân sự của Mỹ đạt kết quả như họ mong muốn. Kế hoạch tổ chức tập kích giải cứu tù binh Mỹ ở Sơn Tây là một bài học thấm thía đối với Mỹ.
Cuộc chiến của Mỹ ớ Việt nam là bật khả thắng (unwinnable). Một số người nhận định như thế. Ngay cả ông Mắc Na-ma-ra[6] và học giả Sten-/ây Kanốp cũng vậy. Còn ông?
Có điểm tôi đồng ý và cũng có điểm tôi không đồng ý!
Cuộc chiến tranh ở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Mỹ không thể giành được chiến thắng, vì trước hết là về mặt chính trị. Chính quyền ở miền Nam do Pháp dựng lên trong một cuộc chiến tranh chiếm lại thuộc địa: nhân dân cả hai miền Bắc và Nam lúc đầu đều tham gia cuộc kháng chiến chống thực dân Pháp. Bảo Đại rồi Ngô Đình Diệm đều là vua, quan thời thuộc địa. Mỹ đã thế chân Pháp sau khi nhận gánh phần chính chi phí của cuộc chiến tranh của Pháp. Do đó chính quyền Ngô Đình Diệm rất khó có danh nghĩa "yêu nước", "cách mạng , "dân tộc" đối với cả nhân dân ở hai miền Nam, Bắc. Chỗ yếu rất cơ bản và không thể khắc phục được này của chính quyền Diệm và của cả Mỹ đã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cộng sản ở miền Bắc ra sức khai thác và đã khai thác có hiệu quả, trong khi chính họ cố che giấu bản chất độc đoán và phụ thuộc vào quốc tế cộng sản của họ. Họ giương cao được ngọn cờ "yêu nước", "cách mạng", "dân tộc", chính nghĩa.
Tính chất gia đình trị, quan liêu, phong kiến của chính quyền Ngô Đình Diệm và các cuộc đảo chính của các tướng của quân đội miền Nam (đều do thực dân Pháp đào tạo và đưa lên) chỉ làm cho chỗ yếu ấy càng yếu hơn mà thôi. Cũng cần hiểu rõ một điều trong điều kiện lịch sử hồi đó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không có một tổ chức chính trị, đảng phái nào có đủ thế lực và uy tín để Mỹ có thể dựa vào. 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Đại Việt, Duy Dân... vốn đã yếu lại đã bị đảng cộng sản thanh trừng, các đảng phái như Cao Đài, Hòa Hảo cũng chỉ có thế lực ở một số địa phương...
Như vậy, ông không đồng ý với nhận định Mỹ không thể thắng ớ điểm nào?
Tôi cho rằng, Mỹ không thể giành chiến thắng.
Nhưng như thế không có nghĩa rằng Mỹ đã thua sạch trơn như vừa qua là điều tất yếu? Mỹ có thể tránh được thất bại hoàn toàn, nặng nề như đã thua hồi 1973 và 1975.
Việc Mỹ thất bại trắng tay, không còn gì tại chỗ và chế độ miền Nam phải đầu hàng vô điều kiện không phải là định mệnh? Theo tôi, Mỹ không thể thắng, nhưng cũng có thể không thất bại như đã thấy. Các ông đã để lỡ mất nhiều thời cơ có thể thắng điểm trong một số keo vật - như các đô vật thường nói - và có thể duy trì một thế cò cưa, dây dưa, bất phân thắng bại, từ đó dẫn đến một cuộc thương lượng để đạt được một thỏa hiệp, nhân nhượng nhau (compromis). Bây giờ chiến tranh đã đi hẳn vào dĩ vãng hơn hai mươi năm, một trang sử mới đã lật qua, hai nước đã bình thường hóa và có thể kết bạn. Với tình bạn, tôi có thể nói điều mà khi còn chiến tranh không thể nói ra giữa hai đối thủ
Theo ông, bằng cách nào Mỹ có thể tránh được những thất bại như của họ ở Việt nam cách đây 20 năm.
Trước hết, với tình bạn, tôi có thể nói thật về cảm tưởng của tôi và một số người chỉ huy cấp ca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ề cung cách chỉ huy của phía Mỹ. Các bạn đánh trận theo kiểu nhà giàu. Do đó, các bạn quen phác ra kế hoạch quân sự với hàng chục đến hàng trăm ngàn quân lính, hàng vạn, chục vạn tấn bom, hàng chục vạn quả đại bác, tốn kém hàng trăm triệu, hàng tỷ đô-la, và từ đó tin rằng nắm chắc phần thắng.
Chúng tôi là con nhà nghèo, phải dè xẻn lực lượng, tính toán chi li từng khẩu súng, từng viên đạn, từng cân lương thực... Do đó, chúng tôi luôn nghĩ cách làm sao để có thể đạt hiệu quả cao nhất với ít tổn thất nhất, dùng ít lực lượng nhất, sử dụng ít súng đạn nhất. Chúng tôi phải nghĩ ra cách đánh đặc công, công kích bằng những cách đánh đặc biệt, đánh hiểm. Đánh trúng huyệt, trúng điểm trọng yếu hoặc yếu nhất của đối phương là cách đánh hiểm, không cần nhiều sức mạnh, vũ khí ghê gớm. Chỉ cần điểm đúng huyệt là đối thủ có thể bị tê, liệt, cứng đờ, không còn khả năng phản ứng và lăn kềnh, bất tỉnh. Nói theo cách nói có hình ảnh, chúng tôi buộc đối phương cùng đánh chén, nhưng giấu kỹ dao, nĩa, muỗng, chỉ dùng toàn đũa để tận dụng thế mạnh riêng của mình.
Liệu người Mỹ chúng tôi có thể đánh hiểm không?
Có chứ! Tôi đã đi qua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một số lần, từ khi nó mới chỉ là đường mòn, với các đoàn vận tải vác vai, mang gùi sau lưng. Đi qua đường số 9 phải trải bao tải để bước lên, không để lại một dấu vết nào. Về sau thành con đường có thể dùng xe đạp thồ và đẩy bằng tay. Mỗi đơn vị thồ có từ 50 đến 200 xe đạp, cứ sáng thồ đi, chiều đạp xe trở về trạm. Sau năm 1965, con đường đó trở thành đường vận tải cơ giới với nhiều nhánh chằng chịt ngang dọc, với một lực lượng quân đội có quân số bằng hai quân đoàn, có đủ loại binh chủng: vận tải ô tô, xưởng sửa chữa xe, trạm cấp xăng dầu, kho gạo, kho thuốc, kho vũ khí, công binh sửa chữa cầu đường, cả những đơn vị thanh niên xung phong nam nữ đông đảo, rồi pháo binh, cao xạ, quân y với các trạm xá, bệnh viện dã chiến; các đơn vị thông tin, ra-đa, các đơn vị phá mìn, bảo vệ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Tôi nhiều lần gặp tướng Đồng Sỹ Nguyên, tư lệnh đơn vị 559 (thành lập từ tháng 5.1959) là đơn vị chuyên lo việc vận chuyển và bảo vệ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Năm 1972 ông là đại tá, tư lệnh 559. Hai năm sau, ngày 22.12.1974 (nhân kỷ niệm 30 năm ngày thành lập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ông được thăng vượt cấp lên trung tướng. Sau này ông vào Bộ Chính trị, giữ chức phó thủ tướng từ năm 1964 đến 1968. Ông Nguyên rất lo quân Mỹ có thể đánh vào đường Hồ Chí Minh. Ông nói với tôi: "Nó đánh bằng bom, không ngại gì, bằng B-52 cũng không đáng lo! Lo nhất là nó dùng bộ binh hoặc quân đổ bộ đường không bằng dù, bằng trực thăng chiếm hẳn một đoạn. Cả mạng lưới tổ chức rất phức tạp sẽ bị đảo lộn. Vận chuyển chắc chắn sẽ bị đình trệ, vì đây là đường độc đạo!
Các bạn tôi, các đại tá và thiếu tướng ở Bộ tổng tham mưu cũng lo lắng nói với tôi hồi năm 1965, 1966: "Nó mà dùng hai hoặc ba sư đoàn Mỹ và Sài Gòn đánh chiếm một đoạn đường Hồ Chí Minh thì gay, gay lắm! Các cụ (nghĩa là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ao nhất) lo nhất ở điểm này!"
Đường Hồ Chí Minh đi qua phần lớn vùng rừng núi không có dân hoặc rất thưa dân, có đoạn nằm trên lãnh thổ Việt nam, có đoạn ở đất Lào, đất Căm-pu-chia, nhưng không có cột mốc đánh dấu. Đến tận năm 1970, có cuộc hành quân Lam Sơn 719 vùng Sê-pôn (Tchépone), sát miền Bắc, thì tình thế quân sự đã khác hắn. Mỹ đã rút nhiều quân ra khỏi miền Nam,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đã lớn mạnh hẳn lên.
Vậy mà trong suốt một thời gian dài, từ năm 1964 đến năm 1969, bộ binh Mỹ và quân đội Sài Gòn vẫn không hề dùng bộ binh đánh vào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Họ chỉ ném bom, thả chất hóa học, tung thám báo tới khu vực đó để thăm dò. Theo tôi, đánh hiểm là đánh vào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cái cuống nhau (ombilical) nuôi dưỡng cuộc chiến đấu của toàn dân miền Nam. Hồi năm 1965, mỗi ngày cứ đưa được 50 tấn vũ khí đạn dược qua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vào miền Nam là đạt yêu cầu. Nếu đưa được 100 tấn hay nhiều hơn là vượt mức, dưới 50 tấn là đáng lo. Đánh vào đường mòn đó là đánh vào dạ dày và là đánh đường độc đạo duy nhất từ Bắc vào Nam. Chỉ chiếm một đoạn thôi, một quãng từ 50 đến 80 cây số, không cần phải chiếm cả đoạn đường dài 800 cây số, cũng đủ làm đảo lộn việc vận chuyển hằng mấy tháng? Không cần dùng quân đông như trong chiến dịch Gian-xơn Xi-ti hay trong chiến dịch Xê-đa Phô tới ba, bốn chục ngàn quân Mỹ. Chỉ cần một phần mười số quân ấy là đủ. Đánh vào đường mòn là đánh hiểm, vì quân của đối phương tập trung xung quanh khu vực đường mòn khá đông, nhưng phần lớn lại là các đơn vị quân hậu cần, giữ kho, sửa đường, vận tải, không phải là những đơn vị quen chiến đấu.
Có điều thật khó hiểu là, tại sao quân Mỹ đã đánh vào Căm-pu-chia bằng bộ binh Mỹ tháng 5.1970, mà họ lại không đánh vào một đoạn nào đó của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Bắc-Nam nói trên!
Đánh vào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còn gọi là đánh hiểm, vì ở đó hầu như không có dân chắc chắn dư luận thế giới và dư luận Mỹ sẽ không phản ứng gay gắt như đánh sang Căm-pu-chia hay đánh vào vùng đồng bằng sông Hồng, Hà Nội, Hải Phòng... mà hiệu quả quân sự sẽ lớn, sâu rộng về cả thời gian lẫn không gian.
Ngoài ra, phía Mỹ còn có thể đánh hiểm như thế nào nữa?
Có chứ!
Hồi năm 1962 và đầu năm 1963, khi tôi đang ở Vinh, Quân khu 4 giao cho chúng tôi tuyển lựa, huấn luyện quân sự và chính trị những cán bộ quân sự chuẩn bị được đưa vào miền Nam. Lúc ấy, chúng tôi chỉ tuyển chọn từng người một, chủ yếu là từ các đơn vị người miền Nam tập kết ra miền Bắc sau hiệp định Giơ-ne-vơ năm 1954 và đưa họ trở lại miền Nam với số lượng thấp, mỗi đợt độ vài chục người. Chúng tôi đưa họ vào ít vì lo rằng nếu đưa đơn vị lớn vào, Sài Gòn sẽ trả đũa và dùng đơn vị lớn đánh ra miền Bắc. Sau khi các đơn vị lớn của Mỹ đổ vào miền Nam, Quân khu 4 được lệnh chuẩn bị, đề phòng quân Mỹ đổ bộ lên miền Bắc, mà trước tiên là khu vực thuộc Quân khu ở phía nam sông Gianh. Tất cả các huyện trong khu vực ấy đều được chuẩn bị. Tự vệ, dân quân đều diễn tập chống quân đổ bộ bằng đường biển và đường không. Các bãi trống đều được cắm chông tre và chông sắt để chống quân nhảy dù, các bờ biển cũng được cắm chông. Hàng năm, Quân khu 4 thường tổ chức diễn tập vào mùa thu. Cứ năm này diễn tập thực binh (có quân của ba sư đoàn và lữ đoàn đóng ở vùng giới tuyến, các trung đoàn bộ đội địa phương của các tỉnh, các tiểu đoàn của các huyện và dân quân các xã tham gia), thì năm sau lại tổ chức diễn tập sở chỉ huy (không có thực binh), dành riêng cho các cơ quan chỉ huy. Bao giờ đề tài diễn tập cũng là chống quân đổ bộ và quân nhảy dù từ miền Nam, từ năm 1963 có thêm đề tài chống quân Mỹ cùng với quân đội Sài Gòn đổ bộ ở phía nam sông Gianh và nhảy dù chiếm các vùng sát giới tuyến như Đồng Hới, tỉnh Quảng Bình...
Các viên tướng ở Bộ tổng tham mưu từ Hà Nội vào kiểm tra cuộc diễn tập lớn đều cho rằng tình huống đề ra rất sát với thực tế, vì khi miền Bắc đã đưa từng trung đoàn và từ năm 1964 từng sư đoàn vào miền Nam, thì quân Sài Gòn và sau đó quân Mỹ có thể "đáp lại" cũng ở cỡ tương đương. Họ sẽ cho từng sư đoàn đổ bộ hay nhảy dù xuống Quân khu 4, đặc biệt là vùng cán xoong[7] hẹp, bị kẹp giữa một bên là biển, một bên là núi. Hạm đội 7 của Mỹ đang chực sẵn ngoài khơi biển Đông sẽ tham chiến.
Sau này, vào năm 1977, khi tôi đi trong đoàn quân sự do đại tướng Võ Nguyên Giáp[8] dẫn đầu sang Liên xô, Ba Lan, Đông Đức, Hungari, Trung Quốc... tôi có dịp hỏi tướng Giáp về thời kỳ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Trong đoàn còn có thượng tướng Lê Trọng Tấn,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ướng Giáp nhắc lại: hồi năm 1964, 1965, ông rất lo là quân Mỹ và quân miền Nam đổ bộ và nhảy dù chiếm một vùng nhỏ ở Quân khu 4. Rất lo vì lúc ấy Liên xô chưa chắc đã có hành động gì, vì ở quá xa. Còn Trung Quốc thì đã nói rõ là họ bất động! Họ bị cuộc chiến tranh Triều Tiên năm 1951-1953 làm nản chí, e ngại. "Chống Mỹ viện Triều" đã quá tốn kém, nay lại "chống Mỹ viện Việt" thì không còn sức nữa? Ông Giáp lo vì Mỹ rất dễ hành động như vậy, không cần nhiều quân, chỉ một, hai sư đoàn với một phần hạm đội 7 và không quân ở miền Nam, ở Thái Lan là thừa sức làm việc ấy. Họ sẽ làm cho miền Bắc khó duy trì được sự chi viện miền Nam, mà phải lo dành lực lượng để bảo vệ miền Bắc, căn cứ hậu phương lớn của cả nước. May quá, điều ấy đã không xảy ra? "Nếu không thì chiều hướng chiến tranh sẽ không thuận lợi như đã xảy ra!", ông mỉm cười kết luận như vậy.
Cũng vào dịp ấy, tôi phỏng vấn đùa tướng Lê Trọng Tấn: "Nếu anh là tướng Mỹ hồi chiến tranh, anh sẽ chỉ huy ra sao, với hành động quân sự gì?
Tướng Tấn vốn ít nói, thâm trầm, nổi tiếng là nhiều kinh nghiệm, có năng khiếu chi huy, đã trả lời tôi:
"Họ có phương tiện cơ động lớn, nhưng họ không có cách đánh hiểm. Tôi mà là chỉ huy quân đội Mỹ, thì hồi năm 1964, 1965, tôi sẽ tiến công chiếm một đoạn đường Hồ Chí Minh, đồng thời đổ bộ lên một vùng nhỏ ở Đồng Hới, Quảng Bình. Có thể làm hai cuộc tiến công đó trước sau một thời gian, cũng có thể đồng thời, thế mới là đánh hiểm. Tất nhiên họ không thể thắng, nhưng họ có thể tránh khôi thua đậm như vừa qua!"
Tôi nhớ lại hồi ấy, nghị quyết của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có một điểm nói rõ: Phải cố gắng kết hợp đấu tranh quân sự, chính trị và ngoại giao, ngăn chặn chiến tranh lan rộng, buộc địch phải thua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không để cho chiến tranh trên bộ lan ra miền Bắc, hạn chế cuộc chiến tranh phá hoại bằng không quân và kéo địch phải xuống thang ớ cả hai miền.
Đọc những tài liệu, hồi ký của Mỹ, gặp các nhà chính trị, quân sự Mỹ, tôi thấy họ hiểu đối phương còn thiếu sâu sắc, có thể nói là hời hợt?
Có học giả Mỹ cho rằng, Hoa Kỳ thua ở Việt nam vì đã không dám động đến Lào đang bị ràng buộc bởi Hiệp định năm 1962 về Lào. Do đó Hoa Kỳ đã không dám tiến công thẳng vào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mà phần quan trọng nhất của nó nằm trên đất Lào?
Theo tôi biết, đây là chính kiến của ông Noóc-man Han-na (Norman B. Hannah), năm 1962 là phó vụ trưởng Vụ Đông Nam á, Bộ Ngoại giao Mỹ, sau đó là cố vấn chính trị cho Tư lệnh quân Mỹ ở Thái Bình dương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INCPAC). Ông Noóc-man Han-na từng viết cuốn sách có nhan đề: "Chìa khóa của thất bại: Lào và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The key of failure: Lao and the Vietnam war -Madison Books, 1987). Hen-ry Kít-xinh-giơ[9] trong cuốn hồi ký "Nền ngoại giao" (Diplomacy), xuất bản năm 1996, đã kể lại rằng Ken-nơ-đi (J. Kennedy)[10] khi nhậm chức tổng thống đã theo ý kiến người tiền nhiệm của mình là Ai-xen-hao (Eisenhower) rất quan tâm đến nước Lào. Ken-nơ-đi cho rằng nền độc lập và trung lập của Lào là cần thiết cho sự ổn định của Đông Nam á. Sau thất bại ở vịnh Con lợn (thuộc Cuba), Ken-nơ-đi có ý định dùng thương lượng để bảo vệ nền trung lập của Lào. Cuộc thương lượng về Lào kéo dài hơn một năm và kết thúc với một hiệp định quốc tế vào tháng 7.1962. Tất cả cố vấn và nhân viên quân sự nước ngoài Mỹ, Thái Lan, Việt nam đều phải rút khỏi Lào dưới sự kiểm soát quốc tế. Mỹ và Việt nam đều cam kết tôn trọng quy chế trung lập của Lào.
Tôi đã nhiều lần đi qua các vùng Thượng Lào và Hạ Lào, ở cả phía tây Trường Sơn lẫn đông Trường Sơn. Dân Lào ở vùng này rất thưa thớt và lạc hậu. Họ không dùng tiền, mà trao đổi vật phẩm lấy những hàng hóa mà họ cần, như mang gà đổi lấy kim chỉ, mật ong đổi lấy khăn mặt, ngô, thịt rừng đổi lấy thuốc men v.v... Nhân dân ở đây không hiểu gì về tình hình trong khu vực và trên thế giới. Họ không có giao lưu với bên ngoài nơi họ ở. Khái niệm nước Lào ở họ cũng rất mơ hồ.
Lính Bắc Việt nam chúng tôi có thể sống trong rừng Lào rộng bạt ngàn mà ít ai biết. Nhưng khi quân Mỹ đến Lào thì cả thế giới biết ngay qua các hệ thống truyền tin, săn tin của phương Tây.
Sau Hiệp định về Lào, chúng tôi tuyên bố phía Việt nam đã thi hành nghiêm chỉnh Hiệp định, rút hết quân về nước. Thực ra, lúc đó quân chiến đấu Việt nam chỉ rút một ít để tượng trưng. Núi rừng bạt ngàn, không có doanh trại, chỉ đóng quân trong rừng rậm, làm sao mà biết được! Có lúc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ở Lào vẫn còn đến ba, bốn chục nghìn, hàng chục tiểu đoàn và nhiều trung đoàn. Các đơn vị ấy hoạt động ở Sầm Nưa, Phong Xa Lỳ, Xiêng Khoảng, quanh Viên Chăn, Luang Pha Bang, Khăm Muộn, Bô-lô-ven... Bằng chứng sự về có mặt của bộ đội Việt nam? Tuy có, nhưng Hà Nội phủ nhận hết. Hà Nội luôn lập luận: lừa được đối phương, giấu được dư luận quốc tế là thành tích, vì tuy lừa dối, nhưng đã là vì cách mạng, vì chính nghĩa thì không cần phải phân vân, băn khoăn.
Theo ông, Hoa Kỳ có thể có một cách tác chiến khác với những cách đã làm không?
Tôi nghĩ, chiến tranh đã kết thúc, không thể làm lại những gì đã qua. Không thể như đánh bài, thua ván này, xóa đi chơi ván khác. Chiến tranh là một thử thách ghê gớm cho toàn xã hội về chính trị, quân sự, kinh tế, văn hóa và truyền thông trong khu vực và trên lĩnh vực quốc tế.
Do điều kiện lịch sử, tôi đã ở một phía của chiến tranh và phía ấy đã thắng. Dù sau khi chiến thắng, tôi trở thành người đối lập với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độc đoán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nhưng không vì thế tôi lại đặt ra vấn đề mong muốn chiến tranh kết thúc một cách khác như nó đã kết thúc. Đây là việc đã rồi. Tuy nhiên, có ý kiến của tướng Bruce Palmer trong cuốn "Chiến tranh 25 năm -- vai trò quân sự của nước Mỹ ở Việt nam" do nhà xuất bản Báo chí thuộ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hát hành năm 1984, tôi cho là xác đáng. ở phần cuối cuốn sách, trong các trang 183, 184, 185, tướng Pan-mơ đã có những suy nghĩ độc đáo sâu sắc, hợp lý. Đại thể là:
Quân Mỹ tập trung đại bộ phận ở phía bắc vùng chiến thuật I, sát giới tuyến quân sự tạm thời (khu phi quân sự - demilitarized zone DMZ). Lực lượng đồng minh của Việt nam Cộng Hòa gồm hai sư đoàn Đại Hàn (Nam Triều Tiên) cũng đóng tại đây và mang tên là lực lượng quân sự quốc tế với việc tổ chức phòng thủ vững chắc bằng công sự, hỏa lực pháo binh trải dài từ ven biển lên đến biên giới Lào hoặc khi cần có thể kéo dài sang đất Lào.
- Hải quân Mỹ thường xuyên duy trì sự đe doạ vùng ven biển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các đơn vị hải quân và thủy quân lục chiến có thể đổ bộ bất cứ lúc nào vào một số địa phương quan trọng ở miền Bắc, không quân và hải quân Mỹ có thể phong tỏa các hải cảng của miền Bắc.
-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được phía Mỹ trang bị và huấn luyện, đảm nhận bảo vệ an ninh lãnh thổ miền Nam Việt nam, một khi có thêm lực lượng quốc tế (gồm Mỹ và đồng minh) hỗ trợ, thì sẽ là cái lá chắn che chở hữu hiệu cho miền Nam ở phía cực Bắc.
- Do vậy, không cần có quân Mỹ tác chiến trên lãnh thổ khác của miền Nam. Quân Mỹ không gây mâu thuẫn với dân sở tại,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ũng không ỷ vào quân Mỹ và có thể tự lực, trưởng thành. Không quân Mỹ không cần ném bom các vùng dân cư ở miền Bắc, gây chấn động dư luận quốc tế và ở hậu phương Mỹ.
- Lực lượng Mỹ ở phía cực Bắc của miền Nam Việt nam ước tính tương đương với bảy sư đoàn vào cuối năm 1966, nỗ lực hậu cần, làm đường quân sự của Mỹ cũng tập trung ở vùng cực Bắc này, không cần xây căn cứ hậu cần quá lớn ở Cam Ranh và ở Long Bình như đã làm, sự có mặt về quân sự của Mỹ ở phía Nam (Nam của vùng chiến thuật I, vùng chiến thuật II, vùng chiến thuật III, vùng chiến thuật IV) sẽ hết sức hạn chế.
Chủ trương này luôn buộc Bắc Việt nam phải dành một đội quân lớn ở miền Bắc để phòng thủ, vì thế sẽ ngăn được quân đội từ Bắc Việt nam thâm nhập với qui mô lớn qua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Nếu Bắc Việt muốn đưa nhiều quân vào miền Nam, họ phải vượt qua được hệ thống phòng thủ đã được thiết lập. Như vậy chi phí chiến tranh đối với Mỹ sẽ thấp hơn nhiều. Số quân Mỹ có mặt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sẽ thấp hơn nhiều con số nửa triệu.
- Tác giả cho rằng, với chiến lược lá chắn và can thiệp có lựa chọn và hạn chế như thế, thì thế cân bằng Bắc-Nam có thể được duy trì lâu dài như ở hai miền Bắc-Nam của Triều Tiên và sẽ đưa đến một giải pháp hòa bình thông qua thương lượng trong tương lai.
Sáng kiến "chậm trễ", "vuốt đuôi" của tướng Pan-mơ cho thấy từ đầu nhà cầm quyền Mỹ, giới quân sự cấp cao Mỹ không có lề lối dân chủ, không thảo luận rộng rãi dể tìm ra một quyết định hợp lý nhất. Tôi nghĩ đây là bài học sâu sắc nhất, thích đáng nhất trong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Mỹ chưa huy động được trí tuệ của nhiều người để có một quyết định tối ưu, chọn ra một phương án hợp lý, khôn ngoan nhất trong nhiều phương án đã được kiến nghị.
Ông có thể cho biết một vài kỷ niệm sâu sắc của ông về con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đó?
Về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tôi đã đi qua vài lần. Kể từ khi nó bắt đầu được xây dựng vào quãng cuối năm 1961, đầu năm 1962 ở tỉnh Bình Trị-Thiên. Lúc đó, người ta chỉ có thể đi bộ vận chuyển bằng gùi thô sơ trên vai. Đặc biệt thanh niên dân tộc người Ka-ho quen gùi từ bé nên họ gùi qua suối, qua cầu hẹp rất nhanh. Sau này con đường được mở rộng, đến năm 1963 người ta có thể đi được bằng xe đạp và tôi cũng có dịp đi qua đó. Năm 1972, tôi lại đi qua đường mòn. Lúc ấy nó đã trở thành con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bằng xe cơ giới. Tôi có nhiều kỷ niệm về con đường này. Trước hết, việc vượt qua con đường này là hết sức gian khổ, chưa kể đến nguy hiểm do bom đạn của đối phương gây ra bất cứ lúc nào. Khi đi qua đấy, theo chúng tôi biết, binh sĩ có đến mười kiểu chết khác nhau. Chết vì đau ốm bất ngờ giữa đường mà không kịp đưa đi viện, như đau ruột thừa cấp tính. Chết do cây đổ. Chết do bị rắn độc cắn. Chết do bị hổ vồ. Chết do lạc đường. Chết do bị nước lũ cuốn di hoặc do bị đói. Chết do sốt rét ác tính. Chết do bị kiết lỵ mãn tính rồi kiệt sức. Chết do trượt chân khi mưa gió, rơi xuống vực thẳm. Chết do bão, lụt, nước dâng bất ngờ. Chết do qua cầu, cầu gãy, bị nước lũ cuốn. Chết do đất lở, đá đè. Đấy là chưa kể chết do bom, mìn muỗi, mìn dây. Rồi đi bộ. Mỗi ngày đi độ mười ba, mười bốn giờ đồng hồ. Khi đó không muốn mang theo bất cứ cái gì trên người, mà chỉ muốn bỏ lại cho nhẹ, càng nhẹ càng tốt, tính từng gram một. Thậm chí, đồ ăn không để trong hộp, mà dồn vào túi ni-lon cho nhẹ, gồm lương thực, ít đường, ít sữa, ít muối, thịt cá rang thật mặn để ăn dè và để được lâu. Quần áo mặc thật gọn, đủ mức tối thiểu, mỗi người chỉ mang hai bộ để thay đổi, một chiếc võng và một túi thuốc men cần thiết v.v... Cho nên, thường mỗi người có thể mang ba chục cân, có người mang bốn chục cân và bao giờ cũng phải có dự trữ mười cân gạo. Đường mòn không bằng phẳng, thường phải lội suối, leo dốc trong rừng rậm, trên lưng lại đeo nặng nên mỗi người dùng một chiếc gậy chống để đi. Tôi đi có khi ròng rã sáu, bảy tháng trời, có những lúc thịt ăn không hết, do bắn được một hai chú voi. ăn không hết thì cho vào túi ngâm xuống suối cho lạnh để giữ thêm một vài tuần cho những toán đi sau có thể ăn tiếp. Có khi đánh bắt được cá to nặng tới chục cân ở những con suối lớn, có khi bắn được đàn khỉ nhưng lại thiếu gia vị hành tỏi.. để chế biến cho ngon. Đấy là một vài kỷ niệm trên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Tuy gian khổ, nguy hiểm luôn đe dọa, nhưng cũng rất vui. Anh em lính trẻ hát hò, kể chuyện, ghi nhật ký, nghe đài để biết tin tức thời sự. Từng đoàn xe vào ra nhộn nhịp, sống động thôi thúc:
"Xe không kính không phải vì xe không có kính, Bom giật, bom rung, kính vỡ mát rồi..."[11]
Ông có thể cho biết chút " về đường ống dẫn dầu của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Vào cuối năm 1963, ở Bộ Tổng Tham Mưu có cuộc thảo luận về phương án mở rộng, hiện đại hóa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Bắc-Nam. Có hai quan điểm đối chọi nhau:
- Duy trì đường mòn; chủ yếu là thồ bằng xe đạp và gùi bằng sức người. Trung bình sức người gùi được 60 đến 80 kg, xe đạp thồ được 180 đến 220 kg mỗi chuyến. Theo phương châm kiến tha lâu đầy tổ. Đường hẹp, ẩn trong rừng rậm, tránh được máy bay địch đánh phá. Mở rộng sẽ dễ bị phơi trần, bị đánh phá, cắt đứt.
- Mở rộng, cơ giới hóa, lập thành binh đoàn lớn, tổng hợp, có cao xạ, pháo binh, công binh, vận tải hệ thống kho hàng, trạm sửa chữa và đường ống dẫn dầu. ý kiến này thắng thế, phê phán ý kiến trên là du kích, cò con, bảo thủ, lạc hậu. Được thực hiện từ cuối năm 1968.
Lúc đầu xăng chở bằng thùng phuy lớn, chở bằng xe tải, có nơi thả cho trôi, chảy theo các dòng sông.
Đến 1968, được chở từ Liên xô sang một bộ đường ống dã chiến dài 200 km với hơn 20 máy bơm PNU 35/7 0.
Vùng đầu tiên được đặt là Vinh - Nam Đàn - Linh Cảm (Nghệ Tĩnh). Ngày 22-6-1968, bắt đầu đặt qua sông Lam 500 mét đường ống đầu tiên.
Đoạn đầu tiên dài 42 km từ xã Nam Thanh, vào đến xã Nga Lộc đặt xong và bơm thử có kết quả ngày 10-8-1968. Cuối năm 1968, đường ống được đặt qua đèo Mụ Giạ (qua biên giới Việt-Lào) trên đường số 12.
Đầu năm 1969, đường ống vượt Trường Sơn đến kho Na Tông trên đất Lào cung cấp xăng dầu cho trạm 31 của đường vận chuyển chiến lược Bắc-Nam. Tháng 3-1969 đường ống vươn đến điểm Ka-vat (Mụ Gia - Ka-vat dài 350 km). Từ đó đường ống được kéo dài theo trục đường 18, vượt qua đường số 9 đến Hạ Lào rồi hướng về phía Nam.
Đầu năm 1971 xăng dầu đã có thể chảy từ Vinh vào đến phía nam đường số 6. Đến cuối năm 1972, 65.000 tấn xăng dầu đã được bơm vào Nam; từ tháng 2-1973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đường ống vươn nhanh hơn dọc đường 14, cả phía Đông và phía Tây Trường Sơn để gặp nhau ở ngã ba biên giới.
Tháng 1-1975, đường ống vào đến Búp Răng, rồi đến Lộc Ninh. Thế là đường ống xăng dầu đi từ biên giới Việt Trung vào đến tận Bù Gia Mập ở miền Đông Nam Bộ, chiều dài là 4.900 km (do nhiều đoạn phải đặt quanh co theo địa hình), với 316 trạm vừa bơm vừa đẩy, với 101 kho bể hàn cố định và bể hàn dã chiến, có sức chứa cộng lại là 880.000 mét khối xăng dầu.
Đội ngũ cán bộ, công nhân của binh chủng đường ống dẫn xăng dầu từ 30 người buổi đầu đến đầu năm 1975 lên đến 14 ngàn người, bao gồm 2 trung đoàn công binh, 9 trung đoàn đường ống, phục vụ cho vận tải quân sự thông suốt trong chiến tranh.
Trong thời gian đó, có phương án hành động nào khả dĩ có hiệu quả của phía Mỹ mà ông được biết không?
Tôi đã dự hai cuộc họp có chủ đề "Nhìn lại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tổ chức vào đầu năm 1996 và đầu năm 1997 ở Si-ca-gô (vùng Ken-tích-ny, Cantiglly), do Học viện hải quân Mỹ cùng ủy ban Rô-bớc Mắc Co-mích (The Robert Mc Cormick Tribune Foundation) tổ chức. Tôi có dịp trao đổi ý kiến rất bổ ích với nhiều sĩ quan và chính trị gia của Mỹ, như cựu tổng thống Giê-rôn Pho, đại tướng Oét-mo-len[12], trung tướng Giôn Cát-sman và Ha-rôn Mo, đô đốc Dum-oan (E. Zumwalt), thiếu tướng Xim-mơns (E. Simmons)..., các nhà viết sách, viết báo Đa-vít Hát-man (David Hartman), Pi-tơ Brét-xtrắp (Peter Brestrup), ê-li-da-bét Bếch-cơ (Elizabeth Becker), Ro-bớt Thim-béc (Robert Timberg), Brai-ơn van Đê-mác (Brian van Demark)...
Năm 1997 tôi cũng được mời ghé thăm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xung đột ở Việt nam tại Lúp-bốc (Lubbock), thuộc tiểu bang Tếch-dớt (Texas) và Học viện hải quân Mỹ (US Naval Academy) ở An-na-pâu-lítx (Annapolis), thuộc tiểu bang Me-ry-lan (Maryland).
Trung tướng Giôn Cát-xman, vào tháng 3.1965, sau một thời gian làm cố vấn cho chương trình "bình định,, của Sài Gòn ở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và trở về Mỹ, ông đã viết một tập tài liệu nhan đề: "Sự yểm trợ từ bên ngoài của Việt Cộng: Phân tích và đề nghị" (External Support of the Viet Cong: an analysis and a proposal) và gửi cho Học viện quốc gia về chiến tranh (National War College). Đó là tập tài liệu nghiên cứu khá sâu sắc về mười bốn cuộc nổi dậy của nhân dân ở nhiều nước, một nửa thất bại và một nửa có kết quả, từ đó rút ra những kinh nghiệm để đề nghị hành động chiến lược ở Việt nam nhằm chiến thắng gồm hai điểm ("A Winning strategy: Block the Ho Chi Minh trai and excute a massive Pacification Proglam"). Một chi tiết đáng chú ý của Cát-xman là không dùng quân chiến đấu Mỹ ở nông thôn miền Nam Việt nam, mà cắt đứt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và thực hiện chương trình bình định miền Nam với qui mô lớn. Đến nay ông vẫn còn tiếc rằng chiến lược ấy đã không được thực thi. Tôi cho rằng, kiến nghị của tướng Cát-xman là có cơ sở thực tế. Nó không được chấp nhận hồi ấy có lẽ vẫn do căn bệnh chủ quan, cứ như thế mà làm thêm (incrementalism), do tệ sùng bái vũ khí, hỏa lực của phía Mỹ.
Tôi có nói với tướng Cát-xman rằng, ý kiến của ông là rất đáng chú ý. Chiến tranh là hành động và là phản ứng của hành động, một chuỗi dài các hành động và phản hành động. Nếu phía Mỹ áp dụng kế hoạch Cát-xman thì diễn biến chiến tranh đã có thể khác đi, cũng có thể khác hẳn với năm 1975. Tuy Mỹ khó chiến thắng, nhưng có thể sẽ ở vào thế giằng co, để đi đến một giải pháp chính trị tương xứng.
Trong chiến tranh, những cuộc tiếp xúc cấp cao giữa chính quyền miền Bắc và miền Nam đã diễn ra như thế nào? Đã có khả năng hòa giải và bình thường hóa nào đó giữa hai miền không?
Theo tôi thì không. Vì từ năm 1959, với nghị quyết 9,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miền Bắc đã theo đuổi con đường bạo lực. Từ năm 1967, con đường chung sống hòa bình giữa các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khác nhau, d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đề ra, đều bị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coi là hữu khuynh, xét lại, sai lầm đi chệch khỏi chủ nghĩa Mác-Lênin. Đã có một số thăm dò gián tiếp giữa Ngô Đình Nhu, cố vấn của Ngô Đình Diệm với ông Phạm Hùng,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miền nam hồi năm 1963, hay giữa tướng Nguyễn Khánh, thủ tướng Việt nam Cộng hòa với kiến trúc sư Huỳnh Tấn Phát, chủ tịch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miền Nam Việt nam vào năm 1965... Tôi được biết đó không phải là những ý định rõ ràng, nghiêm chỉnh để hòa giải, để chấm dứt chiến sự.
Hồi ấy ý định của Hà Nội là vận động, lôi kéo thật nhiều trí thức ở Sài Gòn nhằm lập ra lực lượng thứ ba. Họ tiếp cận, tranh thủ được các nhân vật như: luật sư Trịnh Đình Thảo, tiến sĩ Lê Văn Hảo, nhà báo Ngô Công Đức, thượng tọa Thích Đôn Hậu, bác sĩ Dương Quỳnh Hoa, linh mục Lê Khắc Từ... và khá nhiều nhân vật khác.
Đối với các ông Diệm, Nhu, Thiệu, Kỳ, Khánh, Dương Văn Minh..., theo tôi, chính quyền cộng sản không có ý định nghiêm chỉnh để tiếp xúc và hòa giả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coi những người ấy là "không thể cải tạo được", là tối nguy hiểm, chỉ có diệt bỏ, lật đổ chứ không thể bắt tay. Họ cũng rất kỵ với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ác đảng phái chính trị khác như Đại Việt, 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Duy Dân, Dân Chủ... Gần đây, Hà Nội đưa ra một bài của Tâm Chính đăng trên báo Tuổi trẻ chủ nhật ở Sài Gòn viết rằng: ông Dương Văn Minh[13] đã có liên hệ với chính quyền miền Bắc, ít nhiều cộng tác với họ từ lâu, nay xin về Việt nam. Điều đó là bịa đặt, gây hỏa mù, thổi phồng thành tích của ngành địch vận trong thời chiến tranh.
Còn với Hoa Kỳ, Hà Nội đã có ý định liên hệ với chính quyền Mỹ để giải quyết cuộc chiến tranh hay không?
Tôi nhớ lại, hồi năm 1967, Hà Nội đã có ý định móc nối để thăm dò Oa-sinh-tơn trong ý định tìm giải pháp cho cuộc chiến tranh. Sau đó, từ năm 1968, hai bên đã có các cuộc thương lượng mở ra ở Paris nên không có cuộc thăm dò nào khác, dù Oa-sinh-tơn nhiều lần cố gắng tác động đến Mát-xcơ-va và Bắc Kinh để ép Hà Nội. Ông Mai Văn Bộ, cán bộ của bộ Ngoại giao Bắc Việt nam, sau này là đại sứ của Hà Nội ở Paris (Pháp) có kể cho chúng tôi nghe và cho biết, Oa-sinh-tơn đã đặt mật danh cho vụ này "chiến dịch Pen-sin-va-nia" ("operation Pennsylvama"). Vụ này trước hết liên quan đến "phong trào Pắc-oáts" (movement Pugwash) là phong trào chính trị ở châu Âu tập hợp những trí thức chống nguy cơ hạt nhân. Henry Kissinger móc nối được với Herbert Marcovich và bạn của ông là Raymond Aubrac, hai nhân vật Pháp thân Hà Nội. Aubrac từng mời ông Hồ Chí Minh ở tại nhà mình khi thương lượng Pháp-Việt diễn ra ở Pháp năm 1946. Qua hai nhân vật trên, Oa-sinh-tơn bắn tin rằng, Mỹ sẽ ngừng và có thể chấm dứt ném bom Bắc Việt nam, một khi miền Bắc cam kết đáp ứng thuận lợi. Theo lời ông Aubrac kể lại, ngày 2l-7-1967, hai ông đến Hà Nội. Khi đó ông Hồ Chí Minh không được khỏe, nhưng vẫn đồng ý tiếp họ.
Hai vị khách Pháp cũng gặp thủ tướng Phạm văn Đồng và có những cuộc trao đổi khá lâu. Ông Đồng trả lời: "Chúng tôi muốn phía Mỹ cứ ngừng ném bom không điều kiện. Nếu điều ấy được thực hiện sẽ không còn có trở ngại gì cho thương lượng". Ông Đồng mong hai ông giữ liên lạc với Hà Nội qua trung gian là ông Mai Văn Bộ ở Paris.
Lúc ấy, Kít-sinh-giơ đã nghĩ đến một giải pháp thỏa thuận bằng nhân nhượng (compromis) là thành lập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government of coalition). Thế nhưng đến ngày 20.10.1967, ông Mai Văn Bộ bỗng từ chối không tiếp Obrắc và Ma-cô-vích với lý do: "Không có gì mới để nói với nhau. Tình hình đã xấu đi không còn lý do để thảo luận!".
Vụ Pen-sin-va-nia chấm dứt, theo tôi, đó là vì Hà Nội cho rằng trong mấy tháng ấy tổng thống Giôn-xơn đã leo thang, ném bom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mạnh hơn. Còn Lầu năm góc cho rằng tình hình quân sự ở miền Nam đã được cải thiện có lợi cho Mỹ và Sài Gòn: "Việt Cộng đã bị đẩy lùi xa khỏi các thành phố và căn cứ". Mặt khác, Hà Nội đã có nghị quyết quân sự chuẩn bị cho cuộc tiến công rộng lớn Tết Mậu Thân năm 1968.
Tại cuộc hòa đàm ở Paris, Hà Nội đã biết rõ rằng phong trào phản chiến trên đất Mỹ đang lên cho, hậu phương Mỹ chia rẽ sâu sắc, chính quyền Mỹ phân hóa mạnh giữa hai phe "diều hâu và "bồ câu", quân viễn chinh Mỹ bị tác động mạnh, Oa-sinh-tơn đã quyết định rút chân ra khỏi bãi lầy. Biết rõ "tẩy của Mỹ, nên ông Lê Đức Thọ[14] đã xác định ngay từ khi Hội nghị Paris về lập lại hòa bình ở Việt nam bắt đầu: không chấp nhận rõ ràng sự có mặt của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ở miền Nam, "nơi nào có áp bức, nơi ấy có đấu tranh", "người Việt nam chiến đấu trên đất nước mình", không thể có chuyện người Việt nam rút khỏi nước Việt nam, không có chuyện hai nước Việt nam, chỉ có miền Bắc và miền Nam... Cứ tụng đi tụng lại như thế, cuối cùng Mỹ đành phải chịu? Không có điều khoản nào trong hiệp định Paris về việc bộ đội từ miền Bắc vào miền Nam rút trở ra miền Bắc với sự giám sát của quốc tế. Việc đưa thêm quân miền Bắc vào miền Nam trở nên tự nhiên, dễ dàng hơn.
Về cuộc tổng tiến công Tết Mậu Thân năm 1968, ý định của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ở Hà Nội là gì?
Năm 1968 là năm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Mỹ.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muốn tạo nên một chiến thắng có thể làm chấn động hậu phương Mỹ và thúc đẩy phong trào phản chiến trong nhân dân Mỹ. Họ đã huy động lực lượng và tạo nên được tiếng vang ở toàn miền Nam, nhất là ở các đô thị: Hà Nội chọn thời điểm ngày Tết âm lịch để tận dụng dòng người di chuyển, đi lại tấp nập, tạo nên bất ngờ do lệ ngừng bắn hàng năm vào dịp này. Cách đánh theo lối tập kích của đặc công (đánh đu kích có phối hợp trên toàn chiến trường) dùng từng tốp nhỏ, cùng đánh ở nhiều nơi, chọn những mục tiêu hiểm yếu để gây chấn động cho đối phương và kêu gọi dân chúng nổi dậy (chỉ vùng Quảng Trị-Thừa Thiên là dùng lực lượng khá lớn).
Trước Tết một thời gian, Hà Nội đã đánh lạc hướng đối phương bằng cách hoạt động rộ lên ở vùng Khe Sanh, để các thành phố và đô thị yên ắng, làm cho đối phương chủ quan nghĩ rằng quân Bắc Việt không tấn công các nơi đó. Từ năm 1964 đến cuối năm 1967, quân đội Sài Gòn và quân Mỹ hoạt động mạnh, mở nhiều chiến dịch tiến công, quân Bắc Việt thường ở vào thế đối phó, giữ lực lượng, rút ra xa và mất nhiều khu vực đông dân: Vì thế, năm 1968 họ cần một đợt hoạt động mạnh để giành lại thế chủ động, cải tiến thế trận. Cuộc tiến công rộng lớn dịp Tết Mậu Thân 1968 đã thu được kết quả lớn, gây chấn động dư luận thế giới và chính giới Mỹ, được bình luận sôi nổi khắp nơi qua báo chí, đài truyền thanh, truyền hình. Những tuyên bố của Lầu năm góc và MACV (bộ tổng tư lệnh lục quân Mỹ): địch đã bị đẩy ra xa các thành thị, căn cứ, đã đuối sức an ninh đã vững chắc... thắng lợi của chiến tranh đã trong tầm tay v.v... đã bị thực tế bác bỏ và càng tạo nên khủng hoảng niềm tin của nhân dân Mỹ đối với chính phủ Mỹ.
Tuy nhiên, cuộc tổng tiến công Tết Mậu Thân không đạt được những điểm sau đây so với kế hoạch:
- Không chiếm được đài phát thanh Sài Gòn, băng ghi âm chuẩn bị sẵn kêu gọi nhân dân nổi dậy không đưa đến được, mũi đánh vào dinh Độc Lập cũng không đến nơi, cuộc tiến công vào sứ quán Mỹ chỉ vào được tầng trệt rồi bị đánh lùi (tuy có tin đưa vội rằng đã chiếm được các tầng trên, do một số phóng viên phương Tây sính tin giật gân). ở các nơi khác như sân bay Tân Sơn Nhất, ngã tư Bảy Hiền, Phú Lâm... không giữ được, bị đẩy lui nhanh với tổn thất lớn.
- Do đó, thắng lợi quân sự không lớn như mong muốn, nhân dân không nổi dậy.
Sau Tết Mậu Thân, Mỹ và Sài Gòn tiến hành phản kích trên toàn miền Nam và thực hiện bình định cấp tốc. Những năm 1968, 1969 và 1970 là những năm tổn thất lớn nhất của phía Hà Nội. Các cơ sở ở thành thị bị lộ, bị quét gần hết. Nông thôn cũng bị mất rất nhiều. Hà Nội phải đưa quân miền Bắc vào để thay thế quân của họ ở miền Nam. Việc tuyển quân tại chỗ ở miền Nam rất khó khăn. Có nơi bộ đội địa phương tỉnh, huyện, cho đến có nơi cả du kích "xã cũng là người từ Thanh Hóa, Nghệ An, Hà Tĩnh... được đưa vào để thay thế.
Trong chúng tôi có người nghĩ rằng, phải chăng cuộc tổng tiến công Tết Mậu Thân là miền Bắc tiến công miền Nam với ý đồ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lợi dụng cuộc tiến công đó để tiêu diệt lực lượng của chinh phủ Cách m(mg lâm thời Cộng hòa miền Nam Việt nam vì giữa họ vẫn có sự đố kỵ Nam-bắc, và để rồi chỉ còn lực lượng của miền Bắc ở miền Nam mà thôi. Cho nên, sau Tết Mậu Thân, người ta thấy rằng tất cả lực lượng chiến đấu ở miền Nam gần như hoàn toàn là lực lượng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Có lẽ một số người trong các bạn đã nghĩ quá xa với suy luận theo cách chủ quan. Tôi cho rằng, lúc bấy giờ bộ phận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miền Bắc khi mở cuộc tiến công Tết Mậu Thân ở miền Nam đều có sự phối hợp với bộ phận lãnh đạo ở miền Nam của Trung ương Cục. Họ không có ý đồ như các bạn đã hỏi. Bởi vì,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và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đều do cơ quan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lập ra. Khi đó trong đảng và trong quân đội, chúng tôi luôn được giáo dục rất kỹ rằng, tuy về hình thức có hai đảng (ở miền Nam là đảng Nhân dân Cách mạng tuy có hai chính phủ (ở miền Nam là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Cộng hòa miền Nam Việt nam), nhưng thực chất chỉ có một đảng, một chính phủ, một chiến trường. Sau Tết Mậu Thân 1968, sự thật là lực lượng cách mạng ở miền Nam bị tổn thất rất nhiều. Những cơ sở vốn có ở miền Nam, ở nông thôn cũng như ở thành thị bị tiêu diệt, bị "bình định thông qua kế hoạch Phượng Hoàng, do lực lượng cách mạng hoạt động gần như công khai vào năm 1968 và bị lộ. Khi bị đối phương phản công lại, hầu hết lực lượng đó bị phát hiện và bị tiêu diệt. Khi tôi về một số tỉnh ở khu 5 lúc bấy giờ, có một số lực lượng của địa phương từ Thanh Hóa, Nghệ An, Hà Tĩnh vào thay thế vì lực lượng ở bên trong bị tiêu diệt gần hết. Hơn nữa, như đã nói, việc tuyển quân tại chỗ không dễ dàng, do phong trào tòng quân ở các vùng giải phóng không còn như trước. Tình hình sau năm 1968 có một số nét phác họa như vậy.
Cũng cần nói thêm, vị trí của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và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miền Nam là không có thực chất, họ chỉ là cái bình phong, là một tổ chức được đưa ra để lý giải và thuyết phục dư luận thế giới, rằng đây là một phong trào vốn có từ miền Nam. Thực ra, tất cả đều do chỉ đạo từ cơ quan lãnh đạo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ở miền Bắc. Tất nhiên, giữa lãnh đạo miền Bắc với lực lượng Mặt trận và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miền Nam được dựng lên ở miền Nam có sự nhất trí, nhưng vai trò của Mặt trận,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luôn ở thế lép vế, phụ thuộc, hình thức, phục tùng, không có thực quyền gì. Chính vì thế đến năm 1975, khi giành được toàn thắng,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và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bị giải thể rất nhanh, gần như không kèn không trống. Các vị nhân sĩ, trí thức có chân trong chính phủ như luật sư Nguyễn Hữu Thọ, kiến trúc sư Huỳnh Tấn Phát, luật sư Trịnh Đình Thảo, bác sĩ Dương Quỳnh Hoa.. cũng cảm thấy chán nản, vì không được trọng dụng nữa.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có vai vế một thời đều ngao ngán, buồn tủi cho thân phận bị khinh bạc của mình.
Vậy thì trong Tết Mậu Thân, ai thắng, ai thua?
Một câu hỏi thú vị!
Thuần túy về quân sự, thì có thể nói chúng tôi không thắng. Không chiếm được địa bàn, thị trấn, thành phố. ở Huế sau 25 ngày chiếm giữ, là lâu nhất, chúng tôi phải rút lên núi. Tiêu diệt đối phương không nhiều. Tổn thất phía chúng tôi lại rất lớn. Lẽ ra sau đợt 1, chúng tôi rút về củng cố địa bàn nông thôn, duy trì thế lực lâu dài, thì chúng tôi lại phạm sai lầm, lao vào tiến công đợt 2 (tháng 5.1968), đợt 3 (tháng 9.1968), đợt sau đuối hơn đợt trước, tổn thất sau đó cũng nặng hơn! Ai ở miền Nam cũng hiểu rõ, năm 1968 và năm 1969 là hai năm cực kì gay go của chúng tôi, gay go sang cả năm 1970 và năm 1971, đến năm 1972 mới hồi phục. Thế nhưng, những thất bại của chúng tôi rất nặng nề, các cơ sở mật và nửa bí mật được xây dựng công phu hàng mấy chục năm, cơ sở chính trị cũng như quân sự, đã bị tổn thất gần hết sạch, phải có nhiều thời gian để xây dựng lại, lại được bù đắp bởi thất bại về chính trị và tâm lý của chính quyền Mỹ! Chúng tôi không ngờ, Tết Mậu Thân đã hất Giôn-xơn ra khỏi ghế tổng thống. Ông ta phải tuyên bố bỏ cuộc, chôn vùi luôn cả giấc mộng về "xã hội vĩ đại". Ông ta phải từ chối đề nghị khẩn thiết tăng quân của tướng Oét-mo-len. Ông ta phải chấp thuận cuộc thương lượng mở đầu ở Paris và khởi đầu cuộc xuống thang, cam kết rút quân ra khỏi miền Nam Việt nam. Đấy là một bước ngoặt tai hại cho Mỹ, có lợi cho Hà Nội đang gặp khó khăn gay gắt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Cho nên, về chính trị, chiến lược, tâm lý, Hà Nội đã thắng ngoạn mục, thắng lớn? Đây là một nét đặc biệt, có vẻ trái quy luật, mang tính chất biện chứng. Không phải thắng lợi chính trị bao giờ cũng gắn với một thắng lợi quân sự và ngược lại! Sự đời thật không đơn giản!
Sau Tết Mậu Thân, điều rất rõ là nước Mỹ mệt mỏi, chia rẽ, đã bỏ cuộc ở Việt nam.
Vụ tàn sát ở Huế hồi Tết Mậu Thân ra sao?
Hồi 1985, 1988 tôi trở lại Huế và có chú ý tìm hiểu thêm về sự kiện này.
Theo tôi việc tàn sát người bị bắt (bao gồm quân nhân, sĩ quan, công chức, đảng viên đảng Dân Chủ, gia đình họ...) trong khi chiến sự diễn ra, nhất là những ngày cuối khi bộ đội cộng sản phải rút quân lên vùng núi phía tây là có thật. Có một số hố chôn tập thể từ 20, 30 đến 60, có khi gần 100 xác chết ở một số nơi trong và ngoài thành phố, như bãi dâu (gần cửa Đông Ba), Tây Lộc, Kim Luông, An Hòa...
Không có chỉ thị, chủ trương tàn sát tù binh. Các đơn vị tham chiến đều có được phổ biến về kỷ luật chiến trường, nghiêm cấm giết, đánh đập, xỉ vả người bị bắt. Nhưng những vụ tàn sát đã diễn ra. Do bộ đội miền Bắc được "giáo dục" kỹ về khoa học căm thù, dựa trên cơ sở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ngay từ khi nhập ngũ. Do thái độ quá khích trong qui định về bọn ác ôn, có nợ máu, nên có khuynh hướng coi là ác ôn một cách bừa bãi: viên chức ở xã, ở huyện, ở tỉnh; chỉ huy tiểu đội trưởng lên đến đại đội trưởng, tiểu đoàn trưởng; đảng viên đảng Dân Chủ, Cần Lao cũ...; lính dù, biệt động, thủy quân lục chiến; lại còn có đơn vị coi người họ Tôn Thất, Wng, Bảo, Vĩnh... là gốc phong kiến, chống Cộng... Trên lại chỉ thị nghiêm không được để xổng tù binh, lộ bí mật quân sự, rất nguy hiểm. Đến khi chiến sự khẩn trương, quân Mỹ đổ bộ, ứng cứu, máy bay, pháo binh, pháo từ biển bắn dừ dội, bộ đội di chuyển, rồi lệnh rút lên núi... các đơn vị cơ sở (trung đội, đại đội một số tiểu đoàn) tự đề ra cách giải quyết: thủ tiêu tù binh để đỡ vướng bận, để di chuyển nhanh, không lộ bí mật; rồi còn vì số thương binh lên cao, cần đưa về sau, mà hàng ngũ chiến đấu ngày càng giảm sút nhanh...
Do đó có thể nói trách nhiệm của việc tàn sát tù binh và cả dân thường là hệ thống chỉ huy từ trên xuống dưới, là đảng cộng sản muốn giành thắng lợi bằng mọi giá, qua tổn thất của cả hai bên. Số người bị tàn sát lên đến bao nhiêu? Chưa biết rõ, cần điều tra thêm. Tôi nghĩ có thể là bốn đến năm nghìn. Một người tù binh hay dân thường bị tàn sát là tội ác, huống chi số tàn sát man rợ lên đến bốn hay năm nghìn, cũng có thể cao hơn nữa. Từ khi ở trong nước, tôi có nghe nói về vụ tàn sát này. Nhưng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và chỉ huy chiến tranh muốn che dấu, muốn bỏ qua, chỉ xử lý nội bộ, phê bình nội bộ đối với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tư lệnh chiến trường Trị Thiên, với chính ủy Lê Chưởng (chết trong tai nạn ô tô ở Quảng Bình), với đại tá Lê Minh (cũng đã chết bị bệnh ung thư). Họ muốn "quên", xí xóa vụ tàn sát này làm cho vụ án này càng thêm day dứt, gây thêm uất hận trong nhân dân và các chiến sĩ dân chủ...
Nhân đây, tôi nói lên mong ước về công bằng xã hội, rất cần làm rõ ba con số thống kê hiện còn mù mờ: số người bị tàn sát trong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là vào khoảng 6.000? hay trên dưới 10.000, hay là chừng 50.000 người? tùy theo tài liệu); số bà con thuyền nhân ta bị chết trên biển, do chìm tàu, thuyền, do hải tặc, do giông bão (là chừng 10 vạn, hay 20 vạn, hay đến nửa triệu, là 500.000? tùy theo sự ước lượng). Và số bà con ta bị tàn sát ở Huế (chừng 2000, 3.000 theo con số trong nước, không chính thức chừng 6 đến 7.000 hay hàng vạn người?). Sau này, cần có những nhóm điều tra, nghiên cứu, sưu tầm tài liệu của cá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ổ chức từ thiện, các học giả, sinh viên làm luận án... theo các nội dung trên một cách khoa học, cụ thể và tương đối chính xác để tiếp cận sự thật.
Qua những hiện tượng gì các ông cho rằng phía Mỹ đã bỏ cuộc từ sau Tết Mậu Thân năm 1968?
Nhớ lại hồi ấy, những hoạt động quân sự của chúng tôi ở miền Nam bị đuối dần, kể cả phải rút ở Huế sau gần hai tháng chiến đấu, thì tin tức từ Mỹ dồn dập tới, cực kỳ phấn chấn, nói lên rằng Mỹ về cơ bản đã bỏ cuộc ở Việt nam để rút chân khỏi bãi lầy:
Cuối tháng 3, tổng thống Giôn-xơn tuyên bố không ra ứng cử tổng thống nữa và thỏa thuận sẽ hội đàm và ném bom hạn chế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từ vĩ tuyến 20 trở vào). Những tín hiệu ấy cho thấy, rõ ràng phía Mỹ đã "thấm đòn", đã mất ý chí. Ngay sau đó, đầu tháng 4.1968[15], Mc Namara rời chức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Clark Clifford lên thay, lại thêm một bằng chứng về sự thú nhận thất bại trong quân sự của Mỹ.
Đồng thời tướng Westmoreland trở về Mỹ, Creighton Abrams phó tướng lên thay, có nghĩa là, tư lệnh chiến trường bị rút về vì thất bại? Chúng tôi bình luận với nhau: Hoa Kỳ đang gặp khó khăn. Về chức tổng thống, khó ai hơn Giôn-xơn, về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khó ai hơn Mắc Na-ma-ra, còn tư lệnh chiến trường khó ai hơn Oét-mo-len. Mỹ đã bế tắc!
Có một tin từ Mỹ hồi ấy làm chúng tôi đặc biệt thích thú là, tổng thống Giôn-xơn đã triệu tập những nhân vật tài giỏi, sáng suốt nhất của nước Mỹ tới Nhà Trắng để hỏi ý kiến về đối sách ở Việt nam. Họ đều góp ý nên rút ra, nên tìm một giải pháp hòa đàm. Đó là những "wise Men" (tức là "những người khôn ngoan"), những "bô lão" của nền chính trị Hoa Kỳ, như: Dan Achison John Mccloy, Mc George Bundy), Douglas Dillon... Họ đều là những "diều hâu" cỡ lớn, nay bằng gia nhập đoàn "bồ câu?
Đề nghị ông cho biết, lúc bấy giờ các ông đánh giá khả năng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như thế nào?
Đây là một câu hỏi rộng! Tất nhiên, khi Mỹ thực hiện rút quân (cả quá trình rút từ những năm 1969, 1970 và 1971), Mỹ đã cố sức giúp quân đội đó về các mặt trang bị, huấn luyện,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hải quân, không quân. Sau này, trong cuộc chiến người ta đã thấy rõ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không đủ sức bảo vệ lãnh thổ miền Nam trước những cuộc tiến công dồn dập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ừ năm 1972 đến năm 1973, sau khi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đặc biệt là năm 1974 và đầu năm 1975. Lý do cũng đơn giản, là trước kia cả nửa triệu quân Mỹ cùng với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đã đương đầu rất chật vật với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ở miền Nam. Do đó, khi quân đội Mỹ rút ra cùng với hỏa lực rất lớn của trọng pháo, xe tăng, thiết giáp, không quân, tất nhiên, khả năng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àng rơi vào tình trạng khó khăn thêm.
Về đánh giá, so sánh lực lượ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ới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tôi thấy, phí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được huấn luyện, trang bị khá tốt, do sự giúp đỡ, chi viện của Liên xô, Trung quốc lúc đó. Cho nên, vũ khí, trang bị hiện đại, khả năng huấn luyện tốt, đặc biệt tinh thần chiến đấu, công tác giáo dục chính trị, tuyên truyền về tâm lý và nhận thức chính trị chặt chẽ, cộng với kỷ luật nghiêm đã làm nên sức mạnh của quân đội đó. Về chỉ đạo chiến lược, Quân d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đã có một bề dày kinh nghiệm của thời kì chống Pháp, rất quan trọng. Nếu không có chín năm 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 miền Bắc khó mà đạt kết quả ngay được trong chiến tranh chống quân viễn chinh Mỹ. Về các cấp chỉ huy, các cấp tướng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hường trau dồi về lý tưởng, đồng thời họ mưu lược, dày dạn kinh nghiệm trong chiến tranh chống Pháp, họ có uy tín trong nhân dân, vì phần lớn trong số họ là những người đã từng hy sinh, tận tụy với sự nghiệp giải phóng dân tộc như đã nói ở trên. Họ hầu như không có vấn đề tham nhũng. Chỉ có một trường hợp đáng kể là trong chiến dịch Biên giới, đại tá Trần Dụ Châu là cục trưởng Cục quân nhu, vì đã tham nhũng nhu yếu phẩm của quân đội, ăn chơi sa đọa nên đã bị tử hình. Sinh hoạt của các vị tướ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khá giản dị, họ có tinh thần đồng cam, cộng khổ với binh sĩ. Nhìn chung, họ chỉ sa sút về phẩm chất từ những ngày hòa bình.
Còn các vị tướng của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heo tôi biết chưa thật đầy đủ, cũng có những vị tướng có tài như Nguyễn Đức Thắng, Đỗ Cao Trí, Ngô Quang Trưởng... Nhưng nhìn chung, đánh giá một cách khách quan trong điều kiện hoàn cảnh chiến tranh lúc bấy giờ, hầu hết các vị tướng của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nhiễm tật tham nhũng khá nặng, làm ảnh hường đến uy tín của mình trước hàng quân và trong xã hội. Người ta đã nói nhiều đến các vị tướng ăn chơi, buôn lậu v.v... Và điều này cũng làm giảm sức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đội. Về hàng ngũ sĩ quan trung cấp của cả hai bên có thể nói là xấp xỉ ngang nhau. Tôi đã gặp anh em ở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à sau này có quen biết một số sĩ quan cấp tá của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ôi thấy, trình độ của các sĩ quan Việt nam Cộng hòa không kém, thậm chí họ được huấn luyện chính quy qua các trường cao đắng quốc phòng, trường sĩ quan Đà Lạt và các trường huấn luyện khác qui mô hơn. Một số còn được bổ túc ở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Hoa Kỳ. Họ am hiểu nhiều về chiến thuật chung của quân sự phương Tây và công tác tổng kết chiến trường cũng rất khá, không kém gì sĩ quan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ó những mặt về kĩ thuật quân sự như truyền tin, không quân, hải quân, pháo binh v.v... họ được huấn luyện chính quy hơn, tỉ mỉ hơn. Càng xuống cấp dưới, từ sĩ quan sơ cấp, hạ sĩ quan đến binh sĩ thì không thể nói là bên nào khá hơn. Mặc dù chiến thắng thuộc về phía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nhưng không thể nói binh sĩ trong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không thể hiện sự dũng cảm. Cả hai bên đều có những đơn vị thiện chiến chủ lực, như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ó các đơn vị thủy quân lục chiến, dù, biệt độ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ó các quân đoàn 1, quân đoàn 2, các đơn vị đặc công, một số đơn vị tên lửa, không quân... vừa có trình độ huấn luyện tốt vừa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chiến đấu.
Có thể nói thêm gì về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heo ý ông?
Cho đến nay, với thời gian, tôi càng hiểu rõ hơn về quân đội ấy. Hơn bảy năm nay, tôi đã gặp khá nhiều sĩ quan, hạ sĩ quan, binh sĩ vốn thuộc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Một số người đã trở thành bạn tôi, có người khá thân nữa.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ó những khó khăn, nhược điểm ở ngay sự ra đời và phát triển của nó. Nó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thực dân Pháp lập nên, được người Pháp tổ chức và huấn luyện. Các sĩ quan cấp cao nhất hầu hết là học ở các trường quân sự của thực dân Pháp. Các tướ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Nguyễn Cao Kỳ, Nguyễn Văn Hinh, Trần Văn Đôn, Dương Văn Minh, Phạm Văn Phú, Đỗ Cao Trí, Ngô Quang Trưởng, Đỗ Mậu... đều thế cả. Trước nhân dân cả nước Việt nam, trước dư luận quốc tế, quả thật là có nhiều khó khăn, khi muốn dành cho quân đội ấy những chữ "yêu nước", chính nghĩa", khác hẳn với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ất nhiên điều này, anh em binh sĩ, sĩ quan sơ cấp và trung cấp của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không chịu trách nhiệm. Nó thuộc về lịch sử.
Ngoài khó khăn rất cơ bản và khách quan ấy đã đưa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đến chỗ thua trận, còn một lý do quan trọng nữa. Đó là chiến lược sai lầm, vội vã rút bỏ Tây Nguyên giữa tháng 3.1975, gây nên sụp đổ dây chuyền về ý chí, kỷ luật và thế trận, mà dù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ó những tướng giỏi về chỉ huy tác chiến, như Lý Tòng Bá, Ngô Quang Trưởng, xông xáo như tướng Lê Minh Đảo... hay có người sống giản dị, liêm khiết như Nguyễn Viết Thanh..., có khí tiết như các tướng Nguyễn Khoa Nam, Phạm Văn Phú, Lê Văn Hưng cũng không cứu vãn nổi tình thế.
Có đơn vị chiến đấu Liên xô, Trung Quốc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Việt nam không?
Tôi có thể khẳng định: hoàn toàn không có đơn vị chiến đấu Liên xô và Trung Quốc ở chiến trường Việt nam. Theo tôi biết, ở chiến dịch Biên giới cuối năm 1950, chỉ có một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Nhà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đầu tiên đến Việt nam vào tháng Giêng năm 1950 là La Quý Ba, cấp tướng, trước đó là chánh văn phòng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với chức vụ là đại sứ Trung Quốc đầu tiên ở nước Việt nam Dân chủ Cộng hòa (nay là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ngay sau khi Trung Quốc chính thức công nhận Hà Nội.
Tháng 8.1950, đoàn cố vấn quân sự Trung Quốc đầu tiên đông gần một trăm người đã đến Việt Bắc. Đoàn do đại tướng Vi Quốc Thanh dẫn đầu, mang mật danh là "Tổ công tác Trung-Nam". Trước đây, tướng Vi là chính ủy Quân đoàn 10, thuộc Đệ Tam dã chiến quân của Quân giải phóng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Từ tháng 3.1950 nhiều đơn vị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sang Vân Nam và Quảng Tây để chở vũ khí, đạn dược, mìn, chất nổ, trong đó có nhiều súng máy và đại bác các cỡ về Việt nam.
Trong chiến dịch Biên giới bắt đầu từ giữa tháng 9.1950, hơn 40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đã có mặt ở các sư đoàn, trung đoàn của Việt nam, mỗi đơn vị có từ ba đến sáu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Không có ai tham gia chiến đấu trực tiếp. Các trận bao vây Cao Bằng và Lạng Sơn, tiến công hạ đồn Đông Khê, diệt binh đoàn Lơ-pa-giơ (Lepage) và Sác-tông (Charton), giải phóng một vùng biên giới rộng, đều có sự góp ý của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vào kết hoạch quân sự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ông bằng mà nói, đại tướng Trung Quốc Trần Canh, một tướng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chiến đấu, tư lệnh của Quân đoàn 20, ủy viên Trung ươ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ược cử sang Việt nam từ tháng 6.1950 để giúp Việt nam chuẩn bị chiến dịch Biên giới, đã đóng góp đáng kể cho chiến dịch này. Ông to béo, mỗi lần lên ngựa lại phải có người "bệ" lên. Ngay sau khi chiến dịch Biên giới kết thúc, ông được lệnh về gấp Trung Quốc vào đầu tháng 11.1950 để nhận chức phó tổng tư lệnh chí nguyện quân Trung Quốc sang tham chiến ở Triều Tiên và là phó tướng của nguyên soái Bành Đức Hoài.[16]
ở chiến dịch Điện Biên Phủ, theo tôi được biết, cũng không có một quân nhân Trung Quốc nào tham gia chiến đấu. Tổng cố vấn Vi Quốc Thanh dự chiến dịch, nhưng không ở cùng chỗ với tướng Giáp, là tổng tư lệnh chiến dịch, đóng bản doanh ở Mường Phăng. Các sư đoàn đều có tổ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Vũ khí Trung Quốc được chuyển đến ngày càng nhiều, nhưng đều do bộ đội Việt nam nhận tại các binh trạm Bằng Tường và Hồ Khẩu ở biên giới. Có ai đó nói rằng, ở Điện Biên Phủ, lính Trung Quốc đánh nhau với lính Pháp là hoàn toàn sai sự thật!
Tôi biết rõ, sau khi sáu tiểu đoàn quân Pháp nhảy dù xuống Điện Biên vào ngày 20 tháng 11. 1953 để lập căn cứ, tướng Giáp đã đề ra ngay việc chuẩn bị tiến công cả Lai Châu và Điện Biên. Phương châm tác chiến là "tiến nhanh, giải quyết nhanh", vì quân Pháp chưa kịp củng cố hệ thống phòng thủ.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đồng ý phương châm này, nói theo kiểu Trung Quốc là "khoái tả, khoái diệt". Ngày 20.1.1954, cuộc tiến công đã được dự định thì đột nhiên phải đình lại. Phương châm tác chiến thay đổi thành "đánh chắc, tiến chắc". Sự thay đổi phương châm là do tướng Giáp đề xuất, vì tình hình đã thay đổi quân Pháp đã có hơn 16 tiểu đoàn, công sự hầm ngầm đã được củng cố vững chắc, dây thép gai, ụ pháo, ụ súng máy được bố trí dày đặc, lại có không quân yểm trợ ngày đêm. Các cố vấn Trung Quốc cũng đồng ý thay đổi phương châm tác chiến. Cuộc tiến công phải chuẩn bị thêm đến gần 50 ngày đêm nữa, để khởi đầu vào ngày 13.3.1954. Một trong những yếu tố quyết định thắng lợi là hệ thống hầm hào được xây dựng theo lối đào dũi, bao vây, chia cắt trận địa của đối phương, thắt chặt, lấn dần bằng xẻng cán ngắn, sắc, kết hợp với các hầm pháo được giấu kín, bắn cầu vồng và bắn thẳng, cùng với nhiều trận địa pháo giả, tạo khói nghi binh để đánh lừa pháo đối phương..
Trong cuộc chiến đấu chống không quân Mỹ ở miền Bắc, từ cuối năm 1967 có một số đơn vị cao xạ Trung Quốc tham gia bắn máy bay Mỹ, nhưng không nhiều. Họ chỉ bố trí trận địa ở phía bắc sông Hồng hoặc gần Hà Nội, như ở các tỉnh Hà Bắc, Bắc Thái, Quảng Ninh... xa các thành phố và thị trấn, nơi máy bay Mỹ ít đánh phá. Họ đóng quân trong rừng, ở xa vùng dân cư. Số máy bay do pháo cao xạ Trung Quốc bắn rơi rất ít thấy. Mục đích chính của họ có vẻ chủ yếu là thu thập kinh nghiệm chiến đấu.
Binh lính Liên xô không có mặt ở Việt nam, nhưng chuyên gia kỹ thuật quân sự và cố vấn quân sự thì khá đông, có lúc tới hơn 2000 người. Họ làm cố vấn ở Bộ Quốc phòng, Bộ tổng tham mưu, ở các tổng cục và cục chuyên môn, ở các quân đoàn, sư đoàn, học viện, viện kỹ thuật quân sự... Chuyên gia không quân, tên lửa, hải quân, ra-đa của Liên xô cũng luôn có mặt. Đó là chưa nói đến hải quân Liên xô thuộc Hạm đội phía Đông đóng ở căn cứ Cam Ranh sau ngày 30.4.1975.
Những trang bị quân sự của Liên xô và Trung Quốc, những kinh nghiệm phong phú về chiến tranh du kích, về "công kiên" và "vận động chiến" của Trung Quốc, những kinh nghiệm về "hợp đồng binh chủng" của Liên xô... đã có tác dụng to lớn đối với việc nâng cao trình độ chiến đấu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ừ khi đội quân này được thành lập cho đến nay. Nhưng cách đánh trận thì phải hoàn toàn Việt nam.
Những lúc nào ông cảm thấy chiến tranh gặp khó khăn và làm phía Việt nam lo ngại, bối rối?
Khó khăn trong chiến tranh nhiều vô kể, vì nền kinh tế của Việt nam lạc hậu, trong khi đó quân đội Pháp và quân đội Mỹ đều được trang bị tối tân. Thời điểm khó khăn, đáng lo ngại nhất có lẽ là khi quân Mỹ bắt đầu được đưa ồ ạt vào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úng tôi lo rằng quân đội chúng tôi khó đương đầu nổi với quân đội Mỹ có hỏa lực mạnh, với sự yểm trợ rất lớn của không quân, trực thăng, pháo binh, xe bọc thép, xe tăng. Nhưng sau các trận Plây-me, Ya-drang, sau các chiến dịch Gian-xơn Xi-ti Xê-đa Phô, át-lê-bô-rô... chúng tôi bớt lo. Quân Mỹ không có gì thật ghê gớm. Chúng tôi đã tìm ra cách đánh thích hợp. Chúng tôi hiểu, đánh nhau với quân đội Mỹ, không cần thắng lợi trọn vẹn, chỉ cần không chịu thua, bền bỉ đương đầu là thắng. Mà phía quân đội Mỹ không thắng được chúng tôi có nghĩa là thua.
Có những lúc đứng trước sự chênh lệch quá lớn, người ta dễ bị ngợp. Trên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nhìn lên trời, nhiều máy bay vận tải C.130 của Mỹ bay qua, chở hàng chục tấn hàng quân sự và cả một đại đội chiến đấu trong bụng nó, mỗi giờ bay được gần một ngàn kilômét. Trong khi chúng tôi vai vác ba, bốn chục ki lô, suốt một ngày chỉ đi được ba chục kilômét. Mệt bã người, có lúc thấy nản, nhưng rồi lại tự động viên bằng ý chí vượt khó, lại còn cảm thấy tự hào về sức bền bỉ, dẻo dai của mình. Phần đông chúng tôi vẫn giữ một niềm tin lạc quan. Động viên nhau giữ vững tinh thần, nên có lo ngại, nhưng không bối rối. Số bối rối, tuyệt vọng, nản chí, bỏ cuộc, bị chiêu hồi không đáng kể. Lúc đầu gặp cuộc ném bom rải thảm của máy bay B-52, tôi cũng sợ. Lúc ấy là ở Quảng Trị tháng 5.1972. Sau thì quen, vì bom tỏa rộng, chỉ khi nào bom trúng như ném vào lỗ đáo thì mới nguy, cứ có hầm, hố có mái che bằng gỗ cây là yên chí. Các cuộc ném bom của không quân Mỹ trên miền Bắc cũng vậy. Một, hai lần đầu thì giật mình, lo sợ. Sau cứ ung dung xuống hầm, báo động xong lại làm việc, đọc sách, đi chơi bình thường như không có gì xảy ra. Khả năng thích ứng của con người với hoàn cảnh thật vô cùng!
Hiệp định Paris về Việt nam được ký vào tháng 1.1973 đã có tác dụng gì?
Lợi thế của chúng tôi đã quá rõ. Quân Mỹ phải rút hết. Tôi tham gia tổ kiểm soát cuộc rút quân Mỹ cuối cùng ở sân bay Tân Sơn Nhất. Anh thượng sĩ không quân Mc Bielke là quân nhân Mỹ cuối cùng. Không có điều kiện nào buộc chúng tôi phải rút quân khỏi miền Nam Việt nam. Lập luận chúng tôi đơn giản là, cả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và nửa triệu quân Mỹ không thắng nổi chúng tôi, nay quân Mỹ rút đi, chỉ còn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hì chúng tôi chắc chắn thắng. Chúng tôi hiểu rằng, cần đưa thêm nhiều quân miền Bắc vào miền Nam. ý định thành lập các đơn vị cỡ quân đoàn được đặt ra (mỗi quân đoàn có ba sư đoàn bộ binh và một sư đoàn thiết giáp) một cách khẩn trương. Quân đoàn 1 được hình thành ngay cuối năm 1973.
Một lợi thế nữa là chúng tôi có đoàn đại biểu quân sự của "quâ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ở ngay Tân Sơn Nhất, trong Ban liên hợp quân sự hai bên. Đoàn thường xuyên có công việc đi Lộc Ninh và nhiều nơi khác như Mỹ Tho, Phan Thiết, Đà Nẵng, Huế... Đây là "trạm quan sát" lợi hại, có thể nắm bắt nhanh nhạy tình hình chính trị, quân sự, tâm lý của người Mỹ và Sài Gòn, thu lượm tin tức tình báo để báo cáo cho lãnh đạo ở Hà Nội. Các đoàn quốc tế giám sát việc thi hành Hiệp định Paris gồm các sĩ quan Ba-lan và Hung-ga-ri cũng rất có ích cho việc thu lượm tin tức thăm dò đối phương.
Công cuộc "đổi mới" ở Việt nam diễn ra như thế nào?
Khác với Liên xô cũ và Trung Quốc, ở Việt nam không có ai là "kiến trúc sư của "đổi mới" cả.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chưa có ai như Goóc-ba-chốp (M. Gorbachew)[17] cũng chưa có ai như Đặng Tiểu Bình[18].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ì bó buộc, phải thoát ra khỏi cảnh "đói nghèo tập thể" mà bất đắc dĩ đi vào "đổi mới". Do "đổi mới" một cách bị động, nên "đổi mới" nửa vời, cầm chừng với đầy mâu thuẫn chồng chéo nhau. "Đổi mới" khá rõ về kinh tế, nhưng "đổi mới" chậm chạp, đầy lo sợ về chính trị. Thực hiện kinh tế thị trường, tự do kinh doanh, nhưng không công nhận quyền sở hữu cá nhân về đất đai (theo Hiến pháp, mọi đất đai thuộc về toàn dân). Thực hiện kinh tế nhiều thành phần, nhưng sở hữu quốc doanh vẫn là chủ đạo, chiếm 60% tổng sản phẩm công nghiệp hàng năm. Đảng cộng sản vẫn độc quyền lãnh đạo. Bầu cử vẫn là "đảng chọn dân bầu v.v... Những người bất đồng chính kiến vẫn bị bịt miệng, quản thúc, giám sát và giam giữ. Tự do báo chí bị từ chối.
Do "đổi mới không mạnh dạn, không chủ động, không hài hòa và toàn diện, nên tuy có một số kết quả rõ về mặt kinh tế, công nghiệp phát triển ít nhiều, sản xuất dầu thô, gạo, cao su, cà phê... tăng khá, nhưng các mâu thuẫn xã hội, chênh lệch giàu nghèo, bất công giữa các vùng càng tăng. Đặc biệt hai năm nay tốc độ tăng trưởng chậm lại, đầu tư từ nước ngoài đình đốn, khách du lịch giảm, nông dân bất mãn dẫn đến những cuộc đấu tranh lan rộng ở 128 xã thuộc riêng tỉnh Thái Bình và cả vùng đồng bằng sông Hồng (các tỉnh Hải Dương, Hưng Yên, Sơn Tây, Thanh Hóa...) trong tháng 5 và 6.1997.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ẫn bị quá khứ đè nặng. Họ vẫn tụng niệm chủ nghĩa Mác-Lênin, rêu rao trung thành với chủ nghĩa xã hội, tổ chức kỷ niệm trọng thể Cách mạng tháng Mười Nga lần thứ 80 ở Hà Nội...
Quan hệ Mỹ-Việt hiện nay ra sao và có triển vọng như thế nào?
Đã có một số tiến triển. Lệnh cấm vận của Mỹ đối với Việt nam đã bãi bỏ từ năm 1994, quan hệ giữa hai nước được bình thường hóa vào giữa năm 1995. Đại sứ của hai nước đã nhận nhiệm vụ. Các cuộc thương lượng về việc Mỹ chấp nhận Việt nam được hưởng tối huệ quốc trong quan hệ buôn bán Mỹ-Việt đang được tiến hành. Việc giúp đỡ nhau để giải quyết các vấn đề tồn tại có liên quan đến tù binh chiến tranh và quân nhân Mỹ mất tích ở Việt nam (POW-MIA) đang tiến triển có khả quan. Tuy nhiên, vẫn còn lắm trắc trở. Trắc trở lớn nhất là Hà Nội nhìn sang Oa-sinh-tơn với đôi mắt đầy nghi kỵ. Họ chưa dứt khoát giở sang trang mới trong quan hệ giữa hai nước. Họ lập luận: "Mỹ đang có thái độ hai mặt". Mỹ vừa muốn mở rộng quan hệ buôn bán, giao dịch kinh tế để phục vụ quyền lợi của Mỹ, lại vừa muốn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phải thực hiện dân chủ, đa nguyên, đổi mới mạnh hơn cả về kinh tế lẫn chính trị. Hà Nội cho rằng, việc các nước, trong đó có Mỹ, ép Việt nam thả tù chính trị, lên án Việt nam vi phạm nhân quyền là can thiệp vào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Việt nam rất muốn Hoa Kỳ dành cho qui chế tối huệ quốc (MFC) trong giao thương, nhưng lại sợ nguy cơ "diễn biến hòa bình", chủ yếu là đến từ phía Mỹ, có thể lật đổ chế độ của họ. Hà Nội nhìn Oa-sinh-tơn với con mắt vừa muốn là bạn, vừa có mặc cảm cho là kẻ thù nguy hiểm.
Về chiến lược ngoại giao,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ang có phân hóa. Giới lãnh đạo chóp bu muốn xu hướng gắn bó toàn diện với Trung Quốc phải là chính, do chung một chế độ chính trị độc đảng, cùng tuyên bố xây dựng chủ nghĩa xã hội, cùng nói là theo chủ nghĩa Mác-Lênin, cùng "đổi mới" theo một kiểu. Vấn đề xâm lược, xung đột chiến tranh như năm 1979 là chuyện eũ, chuyện lịch sử, tạm thời cho vào quá khứ. Ngược lại, có một số cán bộ ngoại giao, cán bộ kinh tế, cán bộ trẻ cùng đông đảo nhân dân lại muốn quan hệ tốt với cả Trung Quốc và Mỹ cũng như với các nước phương Tây, trong đó nên nặng hơn về Mỹ và phương Tây, vì tiềm lực kinh tế, tài chính của các nước đó lớn, kỹ thuật hiện đại, khả năng đầu tư dồi dào; họ chỉ rõ rằng chính Trung Quốc cũng phải cầu cạnh để có quan hệ tốt với Hoa Kỳ. Xu thế này có chiều hướng tăng thêm với thời gian, gắn liền với xu hướng đòi đổi mới cả về chính trị một cách rõ ràng. Triển vọng lâu dài trong quan hệ Việt-Mỹ là thuận lợi.
Tôi lạc quan ngay cả đối với tương lai không xa. Vì trong thời "mở cửa" hiện nay, giao lưu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đã mở rộng, thông tin từ thế giới dân chủ tràn vào không có cách nào ngăn chặn hay sàng lọc nổi. Nếp sống, nếp nghĩ mới thấm dần vào xã hội theo nhiều tốc độ khác nhau. Văn nghệ sĩ, trí thức, nhà kinh doanh, tuổi trẻ... tiếp thu nhanh nhất.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tiếp thu chậm, chậm nhất là bộ phận lãnh đạo bảo thủ. Ngày càng có nhiều cán bộ trẻ, có tài năng đi học ở Mỹ, Ca-na-đa, ở các nước châu Âu, úc, có học bổng hoặc tự túc. Họ tiếp thu sâu sắc nếp sống dân chủ ở các nước đó... Lợi thế nói trên không nhỏ; bà con người Việt ở nước ngoài về thăm nhà, khách du lịch từ Mỹ và phương Tây vào Việt nam cũng góp phần đáng kể cho xu thế dân chủ hóa ở trong nước.
Về POW-MIA ý kiến của ông ra sao?
Cuối năm 1991, theo lời mời của ủy ban đặc biệt về tù binh chiến tranh và người mất tích của quốc hội Hoa Kỳ, tôi có trình bày ý kiến riêng của tôi tại quốc hội. Tôi nói rõ thái độ của tôi là nói lên sự thật mà tôi biết, không thêm bớt. Không phải giới lãnh đạo trong nước lúc ấy có thái độ vu cáo, chụp mũ tôi là "phản bội", "phản động mà tôi nói sai về họ.
Tôi cho rằng, sau khi Hiệp định Paris được ký kết, thái độ của Hà Nội trong vấn đề trao trả tù binh là rõ ràng: trả gọn, trả hết tù binh Mỹ để nhận đủ, nhận hết người của mình. Tôi là ủy viên chính thức đoàn miền Bắc, còn là người phát ngôn chính thức của đoàn, tôi được đọc các bức điện hàng ngày dịch điện mật mã được đánh đi từ Hà Nội cho đoàn ở trong sân bay Tân Sơn Nhất (trại Đa-vít), chỉ đạo cụ thể việc thi hành Hiệp định. Đó là những bức điện của ông Lê Duẩn, tổng bí thư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ông Phạm Văn Đồng chủ tịch Hội đồng bộ trưởng, đại tướng Võ Nguyên Giáp... Trước đó, tôi đã có dịp đến tất cả trại tù binh Mỹ (ở Hà Nội, Hà Tây), gặp gần hai trăm tù binh Mỹ, viết một cuốn sách phóng sự về tù binh Mỹ và nhiều bài báo về đề tài này. Bạn thân tôi, đại tá Nguyễn Thúc Đại cùng học một lớp với tôi khi còn trẻ ở Huế, là cục trưởng Cục địch vận, trong đó có phòng quản lý trại tù binh, nên tôi hiểu khá rõ. Tôi gần như được tự do đọc hồ sơ mật về tù binh Mỹ ở các trại giam, do các trại trưởng, thường là cấp trung tá và thiếu tá mà tôi là đại tá, họ nể tôi, họ đưa cho tôi đọc.
Tôi có nói rõ số tù binh Mỹ mất tích nhiều vì máy bay của họ bị bắn rơi nhiều vẻ. Có chiếc đâm xuống biển, nhiều chiếc rơi vào rừng rậm ở Tây Bắc, miền Trung và bên Lào, nơi rất ít dân cư, đường xá ít. Rừng nhiệt đới rậm đến nỗi cách xa chừng hai trăm mét đã không thấy xác máy bay và xác người. Mưa, nắng, lũ, lụt... làm mất vết tích. Chính chúng tôi có một trực thăng chở sĩ quan Việt nam và Liên xô gần mười người bị rơi vì tai nạn ở vùng tây Nghệ An, Hà Tĩnh năm 1984 mà huy động cả trực thăng, bộ binh, dân quân địa phương đông đảo đi tìm hàng tháng mà không thấy một dấu vết nào. Tôi đã đề xuất là nên yêu cầu phía Việt nam đưa ra các sổ sách gốc nhập trại, cấp phát đồ dùng, các báo cáo hàng tháng của các trại, các tài liệu của các ban biên tập lịch sử tỉnh, đảng bộ địa phương, các ban sưu tầm hiện vật bảo tàng tỉnh, huyện, vì việc bắn rơi máy bay Mỹ, bắt tù binh Mỹ được coi là chiến công nổi bật của các tỉnh, huyện..., thì có thể căn cứ vào đó mà biết thêm một số trường hợp. việc này sau đó đã được thực hiện.
Liệu có việc đưa tù binh Mỹ sang Liên xô không?
Theo tôi biết là không! Vì tôi có qua Mát-xcơ-va một số lần, có lần ở trong đoàn quân sự cấp cao mà không hề nghe nói đến chuyện này. Hơn nữa, Liên xô sẵn có tùy viên quân sự ở Hà Nội, trong đó có sĩ quan quân báo tại chỗ. Họ rất quan tâm thu lượm tin tức về vũ khí mới, chiến thuật của không quân Mỹ và những tin tức quân sự khác qua sĩ quan không quân Mỹ bị bắt. Theo lệnh trên, Bộ tổng tham mưu và Cục địch vận sẵn sàng giúp đỡ họ, cho họ gặp tù binh, thông báo cho họ biết những tin tức phía Việt nam khai thác được, không cần phải đưa tù binh sang Liên xô.
Khi ông Bô-rít En-xin (Boris Eltsin)[19] sang Mỹ năm 1995 có nói rằng, Liên xô có giữ tù binh Mỹ, Lầu năm góc hỏi ý kiến tôi qua điện thoại vào ban đêm, tôi trả lời ngay rằng: tôi tôn trọng tổng thống En-xin, nhưng trong vấn đề này tôi nghĩ ông ta đã nói một điều không có thật. Sau đó, Lầu năm góc cám ơn tôi và cho biết sứ quán Mỹ ở Mát-xcơ-va cũng cùng một ý kiến như vậy.
Vậy về những ý kiến của nhà nghiên cứu Stê-phan Mo-rítx (Stephan Morris) liên quan đến các tài liệu mật được tiết lộ từ kho lưu trữ ở Mát-xcơ-va, ông đánh giá thế nào?
Ông Mo-rítx nhiều lần gặp tôi ở Mỹ và ở Pháp, cũng nhiều lần gọi điện thoại và viết thư cho tôi về vấn đề này. Lầu năm góc cũng gửi tôi các tài liệu lưu trữ ở Mát-xcơ-va và cử sĩ quan chuyên về vấn đề POW-MIA nhiều lần gặp tôi. Hai tài liệu: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trước Bộ Chính trị ngày 26.6.1972 và báo cáo của ông Hoàng Anh, bí thư Trung ương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ại Hội nghị Trung ương lần thứ 20 (khóa 3) tháng 12.1970 và tháng Giêng năm 1971 Cục quân báo Bộ Quốc phòng Liên xô đều có dưới dạng bản dịch tiếng Nga (không có nguyên bản tiếng Việt) và được xếp vào loại tuyệt mật.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không nói đến tù binh Mỹ, mà chỉ cho biết từ ngày 30.3.1972 đến tháng 6 năm ấy đã có gần 200 máy bay Mỹ bị hạ ở miền Bắc. Còn máy bay "ta" bị mất 27 chiếc. Báo cáo của ông Hoàng Anh cho biết con số 785 phi công Mỹ bị bắt trên miền Bắc, nhưng chỉ có 368 người (50%) là đưa tin công khai. Một báo cáo khác của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mới cực kỳ quan trọng, làm Stê-phan Mo-rítx giật mình. Đó là trích đoạn 6 trang bản báo cáo của Phó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rung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tại cuộc họp bộ Chính trị ngày 15 tháng 9 năm 1972" (bản dịch tiếng Nga của Cục quân báo bộ Quốc phòng Liên xô), cho biết tổng số tù binh Mỹ ở Việt nam, Lào, Căm-pu-chia là 1.205 người. Theo báo cáo, số phi công Mỹ bị bắt ở Việt nam là 767 người, gồm số bị bắt ở miền Bắc là 624 và bị bắt ở miền Nam là 143. Số quân nhân Mỹ khác bị bắt ở miền Bắc là 47 người, đưa số tù binh Mỹ ở miền Bắc lên 671 người. ở miền Nam, tổng số tù binh Mỹ là 143 phi công cộng với 283 quân nhân các loại khác là 426 người. Do đó, tổng số tù binh Mỹ bị bắt ở cả hai miền Nam và Bắc Việt nam là 671, cộng với 426 người là 1.097 người.
Số tù binh Mỹ bị bắt ở Căm-pu-chia là 65, ở Lào là 43, tổng cộng số bị bắt ở cả ba nước là 1.205 người.
Trên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số tù binh cấp tá của Mỹ bị bắt là 275, gồm 7 đại tá, 85 trung tá và 183 thiếu tá.
Bản báo cáo còn phân tù binh Mỹ bị bắt làm ba loại về chính trị và tinh thần. 372 người có quan điểm phải chăng, không "tiến bộ" cũng không "phản động". 368 có quan điểm "tiến bộ", có thể được thả trước hết. Còn lại 465 người có quan điểm "phản động". Tất cả tù binh sĩ quan cấp cao (sénior officers) giữ quan điểm "phản động.
Điều đáng chú ý là, gắn liền với bản báo cáo này là 8 trang tóm tắt (đánh máy bằng tiếng Nga) của trung tướng Liên xô I-van-su-tin (Ivanshutin), Cục trưởng Cục quân báo thuộc Bộ Tham mưu quân đội Xô viết, nhắc lại những con số quan trọng về số lượng tù binh Mỹ ở Việt nam, Lào, Căm-pu-chia, về "những tài liệu quan trọng mà Việt nam đã thu được về quân đội Mỹ, trang bị chiến đấu các loại vũ khí Mỹ, kể cả vũ khí hóa học". Cho đến nay, ba tài liệu trên đây thật, giả ra sao vẫn chưa có kết luận dứt khoát.
Tướng Giôn Véc-xây (John Vessey), nguyên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quân đội Mỹ (former Chairman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đã sang Hà Nội gặp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Phía Việt nam dứt khoát phủ nhận bản báo cáo trên, nói rằng lúc ấy (năm 1972) tướng Quang ở miền Nam, không hề có mặt ở Hà Nội và cũng không mang chức vụ Phó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hêm nữa, năm 1972 cấp quân hàm của tướng Quang là thiếu tướng,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trung tướng.
Tôi đọc rất kỹ cả ba tập tài liệu trên và rất phân vân để tìm ra sự thật. Không thể nói một cách chủ quan rằng chính quyền Việt nam hay nói dối, nói dối "thành thần", hoặc nói dối "không hề biết ngượng" (vì cho rằng đánh lừa được địch là ưu điểm, là tài ba vì mục đích chính nghĩa...) để kết luận, họ cũng nói dối trong vụ này. Cũng không thể cho rằng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ốn phụ thuộc vào đảng Cộng sản Liên Xô, luôn coi Liên xô là ông anh cả, để kết luận rằng đấy là "tài liệu thật", Việt nam đã "thủ tiêu" nhiều tù binh Mỹ (vài trăm người??) và chắc chắn Việt nam có gửi tù binh Mỹ sang Liên xô.
Không thể suy luận khiên cưỡng, dễ dãi như vậy được. Chỉ có thể đặt ra những giả thuyết (supposition). Có người còn đưa ra vụ Sta-lin thủ tiêu hàng chục nghìn sĩ quan Ba Lan ở rừng Ka-tin (Katyn), mà mấy chục năm sau dư luận mới biết để nói rằng Việt nam cũng đã làm việc tương tự như vậy?
Tôi rất phân vân trong việc nhận xét tài liệu trên, vì:
- Tôi biết rất rõ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hồi ấy ở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khi ông làm Tư lệnh mặt trận Thừa Thiên-Huế một thời gian dài và không còn trách nhiệm gì ở Bộ tổng tham mưu. Vấn đề tù binh Mỹ thuộc trách nhiệm của Tổng cục Chính trị, chứ không thuộc Bộ tổng tham mưu. Nếu cần báo cáo vấn đề này với Bộ Chính trị thì tướng Song Hào hoặc tướng Lê Quang Đạo, lúc ấy là chủ nhiệm và phó chủ nhiệm Tổng cục Chính trị, mới là những người thích hợp. Các con số ghi trên báo cáo chênh lệch quá lớn với con số tù binh Mỹ được trao trả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tới 591 người. Làm sao có thể chênh lệch đến con số gần 600 người được Về báo cáo của ông Hoàng Anh, hồi ấy, ông đặc trách về nông nghiệp. Làm sao ông lại có thể báo cáo vấn đề quân sự, trong đó có vấn đề tù binh, tại cuộc họp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Trong báo cáo của ông, khi đề cập đến vụ "Xét lại-chống đảng, có ghi rằng: "đã có mười sáu ủy viên Trung ương đảng ở trong nhóm cơ hội chủ nghĩa này", và có kể tên: "Lê Liêm, Nguyễn Khánh Toàn, Hà Huy Giáp, Bùi Công Trừng, Nguyễn Văn Vịnh, Song Hào"... Theo tôi được biết và được nghe phổ biến chính thức, ba ông Lê Liêm, Bùi Công Trừng, Nguyễn Văn Vịnh là đúng, còn ba ông Nguyễn Khánh Toàn, Hà Huy Giáp và nhất là Song Hào thì là sai, mà trong văn kiện của đảng thì không thể sai đến vậy. Số ủy viên Trung ương "chống đảng" chưa bao giờ lên quá con số 5 người, theo phổ biến chính thức. Một văn kiện đảng không thể sai đến như vậy được. Trong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Quang, có nêu một vài viên tướng của Sài Gòn nhưng tướng Ngô Du lại viết sai là "Ngô Đình Du, có lẽ lầm với một nhân vật dân sự là Trương Đình Du chăng!? Nếu là báo cáo thật của tướng Quang, thì ông không thể nhầm lẫn tên của hai nhân vật ấy được.
Vân đề ba tài liệu nói trên đã có thể khép lại chưa?
Lầu năm góc vẫn còn "nhức đầu về sự thật, giả của ba tài liệu trên đây. Nếu là giả, thì ai đã sáng tạo, bịa ra nó? Bịa ra để làm gì? Phía Việt nam bịa, hay phía Liên xô bịa ra? Nếu là từ phía Việt nam, thì do ai bịa ra, do đảng, chính phủ, hay do một nhân vật nào đó bịa ra để "bán" cho phía Liên xô? Gần đây, Lầu năm góc lại mong tôi giúp vài ý kiến để tiếp cận sự thật. Tôi chỉ ra hai hướng (pistes): một là khả năng ở Hà Nội, hai là khả năng ở Mát-xcơ-va.
Tôi cho rằng, nếu có việc che giấu, lừa dối, thủ tiêu tù binh Mỹ thì chắc chắn liên quan đến hàng vài chục người thực hiện. Một vài sĩ quan thân tín không thể làm được việc tày trời ấy mà không để lại dấu vết. Chuyện mới xảy ra hơn hai mươi năm, nên số người biết trực tiếp hoặc gián tiếp chuyện này, nếu có, ắt có nhiều người còn sống.
Những sĩ quan có tránh nhiệm ở Tổng cục Chính trị ở Cục địch vận, ở các trại giam tù binh Mỹ (từ trưởng, phó trại, phiên dịch, quản giáo, canh gác, quản lý, tiếp phẩm, nấu cơm...), ở Văn phòng bộ Quốc phòng, ở Cục đối ngoại, ở Cục quân báo Bộ tổng Tham mưu... hiện đã di chuyển đi nơi khác, hoặc đã về hưu đều có thể cung cấp tin tức thật. Cuộc đấu tranh chống độc đoán, chống lừa dối, phơi bày sự thật, cải thiện quan hệ tốt đẹp Việt-Mỹ, đòi dân chủ... có thể là động cơ tìm ra sự thật.
Hướng ở Mát-xcơ-va, trong các kho lưu trữ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Bộ Quốc phòng, Bộ Ngoại giao, Cục quân báo, Cục đối ngoại thuộc Bộ Quốc phòng Liên xô.. chắc chắn còn nhiều tài liệu quý. Cần bỏ công sức tiếp cận, khai thác chúng. Hiện nay kho lưu trữ tuyệt mật của nước Nga đang trải qua củng cố. Tướng Vôn-cô-gô-nốp (Volkogonov), tổng giám đốc kho lưu trữ mật đã qua đời. Cán bộ lưu trữ lâu năm Vla-đi-mia Che-nútx (Vladimir Chernous) bị sa thải vì tham nhũng. Sau vụ "Stê-phan Mo-rítx", kho lưu trữ tạm thời đình lại việc cho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vào kho khai thác tài liệu, để củng cố. Bạn tôi ở Mát-xcơ-va cho biết, sau khi bà Quin-giớt (Quinn Judge) tiết lộ tài liệu lưu trữ về quan hệ vợ chồng giữa ông Hồ Chí Minh và bà Nguyễn Thị Minh Khai, đã có một số nhà nghiên cứu (hoặc an ninh mật đội lốt nhà nghiên cứu?) từ Việt nam sang đến đến kho lưu trữ để tìm cách lấy đi (lén bỏ vào túi?) hoặc mua (với giá cao bằng đô-la) một số tài liệu "nhạy cảm" nhất. Ký ức, tài liệu của cá nhân (các cán bộ lãnh đạo của đảng, của bộ Ngoại giao, bộ Quốc phòng Liên xô cũ) cũng có thể có giá trị nếu tiếp cận, phỏng vấn, tìm hiểu.
Tôi tin rằng, người Mỹ đang cố gắng theo hai hướng này để tìm ra sự thật rõ ràng.
Một sĩ quan chuyên về POW-MIA ở Lầu năm góc cho tôi biết, cán bộ kho lưu trữ ở Mát-xcơ-va cho biết, có thể họ còn giữ băng ghi âm buổi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Trần Văn Quang tháng 2.1972 về tù binh Mỹ, khi Hiệp định Paris sắp được ký. Nếu quả vậy, tôi sẵn sàng giúp để nghe băng ghi âm ấy và xác định giọng trong băng có đúng là của tướng Quang hay không, vì tôi rất quen ông Quang, tôi từng ghé thăm gia đình và quê ông ở huyện Nghi Lộc (Nghệ An), nơi giọng nói có âm sắc rất đặc biệt và tướng Quang đi nhiều nơi vẫn giữ nguyên giọng nói của vùng Nghi Lộc.
Ông nhận xét ra sao về cuộc Hội thảo Việt-Mỹ về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tháng 6.1997 ở Hà Nội.
Có lẽ ông Mc Namara và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trường đại học Brown dự hội thảo đó mới đưa ra được những nhận xét chính xác nhất. Ông Mc Namara nguyên là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Mỹ trong thời kì chiến tranh với Việt nam. Ông là người đề xướng cuộc Hội thảo ở Hà Nội từ ngày 21 đến 23.6.1997, sau chuyến ông sang thăm Việt nam vào năm 1996. Trường đại học Brown được giao liên lạc và phối hợp tổ chức Hội thảo. Tham dự Hội thảo, phía Mỹ có hơn 40 học giả, gồm những tướng lĩnh,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nhà sử học, các nhà lý luận quân sự, tình báo... như tướng William Smith, cựu trợ lý đặc biệt của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rước đây, ông (C. Cooper, người của cơ quan CIA; ông F. Peter, phó trợ lý bộ Quốc phòng và ông Mc Namara. Phía Mỹ mong rằng đây là một hội nghị mang tính khoa học và biểu thị sự tổng kết cuối cùng sau hơn 20 năm chấm dứt chiến tranh để bước sang một trang sử mới trong quan hệ Việt-Mỹ, khởi đầu một sự thân thiện. Nhưng đáng tiếc, phía Việt nam đã không đáp ứng được yêu cầu này.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Mỹ vẫn đầy nghi kị, lo người Mỹ lật đổ, làm "diễn biến hòa bình"; họ không để ông Võ Nguyên Giáp tham dự hội nghị đó mà không nói rõ lý do. Ông Võ Nguyên Giáp chỉ tiếp phái đoàn Mỹ trong một buổi, hoàn toàn trái với mong đợi của phía Mỹ. Tôi biết nhiều người Việt nam ở Hà Nội cũng thất vọng. Những người cầm quyền ở đất nước vẫn chỉ quen độc thoại
Ngay trong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vẫn chưa có tổng kết chiến tranh. Có chăng là ba cuốn hồi ký dài, do ba ông tướng viết, mục đích để "tranh công", như dư luận Việt nam nhận xét. Nhiều cán bộ lão thành phàn nàn rằng: chiến tranh kéo dài, hy sinh bạo nhiêu, thắng to như vậy, mà đến nay, hơn 20 năm rồi vẫn không có một bản tổng kết lịch sử ra trò? Trong quân đội và trong đảng, mọi việc đều phải tỏ ra nhất trí. Tranh luận hầu như bị gạt bỏ. Cho nên, cứ phải "nói theo nghị quyết". Mà nghị quyết thì gọn, khô. Các diễn văn, tổng kết đều theo một kiểu công thức lưỡi gỗ khô không khốc, nghe cứ như là xã luận báo Nhân Dân vậy...
Các "học giả" Việt nam dự Hội thảo như các ông Nguyễn Cơ Thạch (nguyên Ngoại trưởng từ đầu thập kỷ 90), Đinh Nho Liêm (nguyên thứ trưởng Ngoại giao), Trần Quang Cơ (thứ trưởng Ngoại giao), Đào Huy Ngọc (viện trưởng Viện quan hệ quốc tế), tướng Đặng Vũ Hiệp (Tổng cục Chính trị) hầu hết đều là viên chức mà phía Mỹ gọi là "lưỡi gỗ", quen viết các văn kiện sáo rỗng của chế độ cung đình. Họ đâu có nói lên được những suy nghĩ cá nhân, những tìm tòi cá nhân, những ý kiến riêng độc đáo, sắc sảo? Tất cả đã được xét duyệt, uốn nắn, sửa kỹ từ trước. Hơn nữa, lãnh đạo ở Hà Nội coi đây là dịp tốt để "lên án mạnh mẽ tội ác đế quốc Mỹ" và bắt đền, ăn vạ, buộc chính phủ Mỹ phải bồi thường chiến tranh. Tư duy lãnh đạo của họ lạ lùng, thật không giống ai cả!
Trước khi Hội thảo ba ngày, cũng là trước một tuần lễ bà Ngoại trưởng Mỹ Me-đơ-lai On-brai (Madeleine Albright) đến Hà Nội,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NA) phóng ra những con số về tổn thất trong chiến tranh là 3 triệu người chết; 4,4 triệu người bị thương, trên 2 triệu người bị ảnh hưởng của chất độc hóa học, trong đó có chất độc màu da cam (orange agent), 50 ngàn quái thai sinh ra trong mười năm hậu chiến; 50% gia đình nạn nhân chiến tranh hiện sống trong tình trạng cơ cực, cần trợ giúp... Hà Nội không làm điều gì một cách ngẫu nhiên. Rõ ràng bản tin này để nhắn với Hội thảo về "tội ác chồng chất" của Mỹ, "nghĩa vụ bồi thường chiến tranh" của Mỹ - những kẻ phạm tội - cần phải thức tỉnh lương tâm.
Tên của Hội thảo là: "Những cơ hội bị bỏ lỡ". Ông Mắc Na-ma-ra thất vọng nói: "Tôi không ngờ phía Việt nam lại tính toán sai lầm đến như vậy. Đây là một cơ hội mới mà chính phía Việt nam bỏ lỡ lần nữa". Do căn bệnh giáo điều, bảo thủ, căn bệnh "đấu tranh giai cấp không khoan nhượng với kẻ thù đế quốc", Hà Nội đã lại bỏ qua một cơ hội để hòa giải với Hoa Kỳ, để hòa nhập với thế giới hiện đại, để giở sang trang mới trong quan hệ Việt-Mỹ.
Tôi nghĩ, đó cũng là ý kiến của tướng William Smith, của cả ông Chester Cooper, Francis M.Bator và của cả ông Mc Namara nữa, khi họ rời Hà Nội ngày 24.6.1997 vừa qua.
Tôi hy vọng rằng một thời gian nữa, khi Việt nam chấp nhận dân chủ và đa nguyên, đổi mới về chính trị đi cùng với đổi mới kinh tế, các cuộc hội thảo Việt-Mỹ sẽ rất sôi nổi và lý thú.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không thiếu những sĩ quan tài giỏi, có trình độ khoa học. Hiện nay họ trao đổi ý kiến sôi nổi với nhau, nhưng còn bị như "dán băng keo ở miệng khi tiếp xúc với nước ngoài, nhất là khi tiếp xúc với những "kẻ thù cữ. Khi có dân chủ, đa nguyên, mỗi người Việt nam sẽ có thể là một ngôi sao lóng lánh với những vẻ đẹp khác nhau, mà nay họ vẫn chỉ là những hạt cát thụ động trong một chế độ độc đoán đậm mùi phong kiến, gia trưởng. Mấy năm qua, tôi đã dự những hội nghị khoa học về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tại cá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và viện quân sự Hoa Kỳ. Thật là bổ ích và đúng là hội thảo khoa học. Những người tham dự hội thảo đều có trình độ, kinh nghiệm thực tế và lý luận, có ý kiến cá nhân sâu sắc, tranh luận sôi nổi, thẳng thắn. Không có tình trạng nhất trí xuôi chiều với nhau. Nhưng mỗi cuộc họp lại mở rộng hiểu biết, một số ý kiến đối lập nhích lại gần nhau, các kết luận đều phong phú, kích động những suy nghĩ mới.
ở Lúp-bốc, bang Tếch-dớt, khi thăm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những cuộc xung đột ở Việt nam, tôi thấy tài liệu lưu trữ ở đó thật đồ sộ. Cuộc gặp gỡ với ông giám đốc Giam Rếch-xnơ (J. Rechner) và giáo sư Đu-glátx Pai-cơ (Douglas Pi ke) từ trung tâm lưu trữ Đông Dương (Indochine Archives) ở Xan Phran-xít-xcô (San Francisco) rời sang, thật lý thú vô cùng?
Ông đánh giá ra sao về chiến sự năm 1975?
Đầu năm 1975, không một ai trong chúng tôi, kể cả người lạc quan nhất, nghĩ rằng chiến sự sẽ kết thúc trong năm 1975 với toàn thắng của chúng tôi.
Đầu tháng 12.1974, trước trận tiến công vào tỉnh lỵ Bình Long, chúng tôi chưa chiếm được một tỉnh ly nào ở miền Nam. Trước đó tỉnh lỵ Quảng Trị bị chiếm nhưng sau đó đã bị lấy lại. Chỉ có vài quận lỵ bị đánh chiếm là Lộc Ninh, Cam Lộ, Đắc Tô...
Chúng tôi nghĩ cuộc chiến đấu còn lâu dài. Trong cuộc họp cán bộ cấp cao cuối năm 1974 về tình hình và nhiệm vụ quân sự, về ý định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giành thắng lợi cao nhất trong hai năm 1975 và 1976, năm 1976 là năm bầu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cũng chẳng ai nghĩ rằng cuối năm 1976 sẽ có thể chiếm được toàn miền Nam.
Trong chúng tôi, nhiều người lo rằng Liên xô và Trung Quốc đều mong muốn hòa dịu với Mỹ trong chuyến đi của tổng thống Ních-xơn (R. Nixon) sang Mát-xcơ-va và Bắc Kinh, do đó sự ủng hộ, chi viện cho chúng tôi sẽ gặp khó khăn với thời gian. Hướng suy nghĩ của phần lớn cán bộ cấp cao ở Hà Nội là còn phải đấu tranh lâu dài, kết hợp quân sự và ngoại giao, tiến công và đàm phán, tạo sức ép dư luận để miền Nam phải thay người lãnh đạo là tổng thố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tạo nên một kiểu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ở miền Nam Việt nam... Sau đó, sẽ có nhiều bước đấu tranh nữa.
Trước đó, tháng 8.1974, chúng tôi được cổ vũ bởi một tin bất ngờ từ Mỹ: tổng thống Ních-xơn bị kẹt cứng trong vụ Oa-tơ-ghết (Watergate), đã thoái vị. Phó tổng thống ác-niu (Agnew) lên thay cũng bị bê bối. Và tổng thống Pho lên làm tổng thống, không có một lá phiếu bầu. Ông Pho sẽ là một tổng thống yếu. Dịp may hiếm có, bất ngờ đã đến.
Chúng tôi thấm thía câu châm ngôn của Pháp "tự giúp trời sẽ giúp". Cứ cố gắng, sẽ tận dụng được nhiều cơ hội bất ngờ, quả vậy! Tháng 3.1975, chúng tôi lại tận dụng được thời cơ bằng vàng: sự hỗn loạn của các đơn vị quân đội Sài Gòn ở Tây Nguyên sau cuộc tiến công củ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ào Buôn Ma Thuộc, do quyết định rút bỏ Tây Nguyên của ông Thiệu tạo nên.
Một sĩ quan cấp cao của Mỹ nói với tôi trong một hội thảo ở Chi-ca-gô (năm 1996) rằng: tháng 4.1975, sau khi làm chiến tranh nhân dân mấy chục năm, các ông đã thực hiện "chiến tranh của người lính" thay vì chiến tranh nhân dân ( Replace Peoples war by Soldiers war). Còn chúng tôi, trước kia chúng tôi chỉ mong các ông tác chiến như thế, binh đoàn cơ giới ngang nhiên kéo đi trên đường quốc lộ để phía chúng tôi tha hồ có mục tiêu mà tiêu diệt, khỏi ao ước tìm kiếm. Nhưng thật trớ trêu, khi có thừa mứa mục tiêu thì chúng tôi đành ngồi nhìn. Chính chúng tôi lại bỏ chạy, tan biến vào thiên nhiên, ra đại dương!
Ngày 30-4-/975 ông có mặt ở Sài Gòn, nay nhìn lại ông có những suy nghĩ riêng ra sao?
Nhìn lại một cách ngay thật thì cảm giác của tôi hôm ấy, hơn 23 năm trước, là: mệt, đói, khát, vui. Lo viết cho tốt bài tường thuật, tìm cách gửi ra Hà Nội được sớm.
Tôi không tự đề cao mình, không hề tự nhận là người nhận đầu hàng? Tôi chỉ là một nhà báo, có may mắn đi cùng một đơn vị đầu tiên đến trung tâm Sài Gòn để kịp chứng kiến một sự kiện lịch sử chiến tranh chấm dứt.
Tôi chỉ nhớ một câu nói với các ông Dương Văn Minh, Vũ Văn Mẫu, Nguyễn Văn Huyền, Nguyễn Hữu Có... hôm ấy: "Chỉ có người Mỹ thua, còn người Việt nam chúng ta đều thắng!" làm cho các ông ấy đang ưu tư, lo lắng bằng vui vẻ và bắt đầu cười (tôi còn giữ bức ảnh có hình ông Mẫu với nụ cười hôm ấy).
Từ khi ở trong nước, tôi rất buồn thấy ba hồi ký của ba ông tướng: Võ Nguyên Giáp, Văn Tiến Dũng và Trần Văn Trà, đều cố nhấn mạnh vai trò của cá nhân mình, một sự tranh công lộ liễu sau khi hằng triệu người đã bỏ mình. Cụ Ngô Thức, một nhân sĩ Thăng Long có lý khi trách rằng từ sau chiến tranh đến nay vẫn chưa có một văn kiện tổng kết chiến tranh, sâu sắc, hóa giải các thù hận, mở ra một kỷ nguyên hòa bình, phát triển trên cơ sở đồng thuận quốc gia và dân tộc...
Sau ngày 30.4.1975, tình hình Việt nam diễn biên ra sao?
Sau 30.4.1975, tôi ở Sài Gòn liền hơn bốn năm, thỉnh thoảng mới ra Hà Nội. Tôi làm nhiệm vụ tổ chức in báo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ở Sài Gòn và thu lượm tin tức về mọi mặt ở miền Nam cho báo này. Người dân miền Nam yên lòng vì không có tắm máu, không có tòa án nhân dân ở góc đường. Nhưng một loạt chủ trương làm họ lo sợ đến hốt hoảng. Các sĩ quan cũ, viên chức cũ, người thuộc các đảng phái cũ phải trình diện, học tập cải tạo, thực tế là ở tù mút mùa. Việc đổi tiền giáng vào cuộc sống của dân nghèo và tiểu thương (vì nhà giàu giữ vàng, chứ không giữ tiền). Các nhà buôn lớn, sản xuất lớn bị kiểm kê trong cái gọi là "cải tạo công thương nghiệp". Các khu "kinh tế mới" ở các vùng heo hút được mọc lên để tư bản, tiểu thương, dân nghèo "trở nên người lao động lương thiện", thực tế là đày đọa họ theo kiểu "đem con bỏ chợ".
Các chủ trương trên làm tôi sững sờ, nản chí, hoài nghi. Việc thải loại các nhân vật trong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trong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giao cho họ những chức vụ hình thức (mặc dù họ là những trí thức tương đối trong sạch và có kiến thức hơn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làm tôi nản lòng thêm. Làn sóng di tản lan rộng, hàng ngàn người, hàng chục ngàn người mỗi tháng lao ra biển cả, đi tìm một nơi xa xôi, bất định, để thoát cảnh nghèo khổ, tủi nhục, bị khinh thị, con cái không có tương lai ở trong nước. Tôi gặp và hỏi chuyện một số người di tản bị công an chặn giữ cốt để moi thêm vàng. Đây là những "giọt nước làm tràn cốc" trong lương tâm tôi. Đảng mà tôi tin cậy, tự hào... đã trở nên xa lạ với những chủ trương kỳ quặc, ngu dốt, dại dột của những người say chiến thắng.
Tôi đã suy ngẫm và cho rằng đó là do tệ kiêu ngạo sau khi giành được toàn thắng quá lớn, ngoài mong đợi,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say mê với chiến thắng bất ngờ, tự cho phép mình làm mọi điều phi lý Tôi từng nghe họ nói: trên đời không gì khó bằng đánh thắng đế quốc Mỹ, tên đế quốc đầu sỏ, siêu cường số một của thế giới. Thắng Mỹ rồi thì làm gì cũng được cả! Từ đó là những chủ trương làm mất lòng dân, làm mất uy tín với thế giới, đẩy cả một bộ phận dân tộc ở miền Nam vào thế thù hận, đối kháng dai dắng.
Cách đây hơn 20 năm, sau khi kết thúc chiến tranh, tình hình lúc ấy ra sao và gây cho ông ấn tượng gì? ông nhận định như thế nào về diễn biến xã hội Việt nam sau ngày 30.4.1975?
Tôi eòn nhớ vào thời điểm sau ngày 30.4.1975, đại đa số nhân dân hết sức phấn khởi. Phấn khởi nhất là vì đất nước sau một thời gian dài chiến tranh, với biết bao hy sinh, đổ nát, bây giờ đã bước vào thời kì hòa bình. Đất nước bị chia cắt từ năm 1954, sau hơn 20 năm, nay đã thống nhất. Tôi nghĩ, vào thời điểm ấy nếu có sự lãnh đạo sáng suốt, chu đáo, có thảo luận một cách đầy đủ để có chủ trương đúng, làm thế nào để xây dựng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phát triển nhanh nhất, tận dụng ưu thế đất nước đã thống nhất và hòa bình, Việt nam sẽ tiến nhanh hơn nhiều. Nhưng ngay sau đó, tình hình diễn ra không như nhiều người mong đợi. Nay có dịp nhìn lại thì thấy rằng, ngay sau khi giành thắng lợi trọn vẹn, tình hình không diễn ra theo chiều hướng sáng sủa, mà càng ngày càng đi xuống một cách rõ rệt. Người ta nối cũng có lý rằng, sau chiến thắng thường bước vào kì thất bại, sau một thắng lợi lớn có khi lại rơi vào một thời kì hết sức đen tối.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ộng sản bảo thủ ở Việt nam đã bắt đầu thua ngay sau thắng lợi huy hoàng, vì tầm nhìn nông cạn, vì hiếu thắng, chủ quan, vì sự kiêu ngạo, tự phụ của họ. Khi thắng lợi, nếu không tỉnh táo, sẽ dễ bị chất men tự phụ làm ngây ngất. Khi đã mất tỉnh táo tất sẽ mù quáng, cho mình là nhất thiên hạ, làm gì cũng thành công mà không có gì khó khăn trở ngại. Cho nên, họ không cân nhắc thận trọng và đầy đủ, không tính toán chu đáo và khoa học để có những chủ trương đúng. Sau đó, tôi thấy họ đề ra những chủ trương rất nguy hiểm và tệ hại.
Đó là:
- Cải tạo vội vã nền kinh tế miền Nam do tham vọng đi lên chủ nghĩa xã hội, hợp tác hóa vội vàng, dự định trong vòng hơn một năm là hoàn thành hợp tác hóa toàn miền Nam. Cải tạo công thương nghiệp ở miến Nam nhằm xóa bỏ công thương nghiệp tư nhân ngay tức thời, dưới danh nghĩa "đánh gian thương" Chính do cải tạo công thương nghiệp, xóa bỏ tầng lớp tư sản dân tộc đã làm cho tình hình kinh tế miền Nam nói riêng và cả nước nói chung bị ảnh hưởng trầm trọng và ngày càng xuống dốc.
- Chiến lợi phẩm thu được sau chiến tranh, như 27 tấn vàng trong ngân khố do phía Việt nam Cộng Hòa giao lại, và nhất là thiết bị, dụng cụ, máy móc, vật liệu. phục vụ chiến tranh do quân đội Mỹ để lại trong tổng kho Long Bình và ở nhiều nơi khác, có thể dùng trong hai, ba chục năm vẫn chưa hết. Chỉ tính riêng số bản kẽm dùng để in báo, tôi đã đến xem, thấy có thể dùng mấy chục năm không hết. Nếu số chiến lợi phẩm đó được bảo quản chặt chẽ, thống kê đầy đủ và sử dụng hợp lý, tiết kiệm, thì đây là một nguồn vốn lớn để phát triển đất nước. Nhưng thực tế, tất cả số chiến lợi phẩm đó không được quản lý tốt và đã bị phung phí, thất thoát, "rơi vãi" hết, thậm chí chui vào túi cá nhân, không phát huy tác dụng có lợi cho đất nước.
Sau khi giành thắng lợi, đáng lẽ quân đội có thể giảm quân số hoặc chuyển một số lực lượng quân đội, lúc bấy giờ khoảng 1 triệu 700 ngàn quân, vào những công việc cần thiết về kinh tế hoặc xây dựng hạ tầng cơ sở như đường sá, cầu cống... Nhưng lực lượng đó vẫn được giữ nguyên dưới cờ. Sau dó mấy năm tôi được theo một phái đoàn cao cấp của tổng bí thư đảng sang thăm ấn Độ và In-đô-nê-xi-a. Trong lúc dự hội đàm, tôi giật mình và hết sức băn khoăn, vì như In-đô-nê-xi-a chẳng hạn, dân số gần 200 triệu người, gấp ba lần dân số của Việt nam lúc đó mà quân đội của họ chưa bao giờ lên trên 1 triệu quân.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In-đô-nê-xi-a nói, nếu chúng tôi tăng quân đội lên trên 1 triệu người, thì nền kinh tế sẽ nguy ngập. Còn ấn Độ có số dân đông gấp gần mười lần Việt nam, nhưng quân chính quy của họ chưa bao giờ vượt quá 1 triệu 200 người, bằng khoảng hai phần ba quân số của quân đội Việt nam. Số quân lớn như vậy là gánh rất nặng đối với nền kinh tế Việt nam vốn đã nghèo nàn lại càng thêm gay go. Điều đó làm tôi nản chí, muốn viết những bài báo để báo động vấn đề này, nhưng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không muốn nghe. Lập luận của họ là sau khi thắng lợi, nền kinh tế nhất định bay bổng và Việt nam sắp trở thành "con rồng mới"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ngắn.
- Tôi đã đề cập nhiều lần về chủ trương chính quyền trong nước đưa hơn 200 ngàn viên chức và sĩ quan trong chính quyền miền Nam đi cải tạo trong các trại kiểu nhà tù để đày đọa, hạ nhục họ. Lúc đầu nói "đi học tập ba tháng nhưng sau đó cứ kéo dài, ba năm, mười năm, có người tới mười ba năm. Tôi thấy chủ trương này rất sai lầm, độc ác, mang tính trả thù hèn hạ, đáng ra không nên có ở người chiến thắng và tự cho là "chính nghĩa
Xin ông cho biết ý kiến về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diễn ra như thế nào? Nguyên nhân do đâu?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đã ảnh hưởng gì đến tình hình chung của Việt nam?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boat people") có thể nói là một sự kiện bất hạnh cho Việt nam, nhiều người đã phải bỏ đất nước ra đi. Việc một số người Việt nam di tản vào tháng 4.1975 trước khi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vào Sài Gòn là một vấn đề thực tế xảy ra khi cuộc chiến chuyển sang giai đoạn cuối. Người ta lo sợ cái gọi là "cuộc tắm máu" được bộ máy tuyên truyền của Mỹ và chính quyền miền Nam tung ra lúc đó Tuy nhiên, cái gọi là "cuộc tắm máu" đã không xảy ra. Nhưng điều tôi cho là cay nghiệt không kém là chính sách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như tôi đã nói ở trên. Sau ngày 30.4.1975, vẫn có nhiều người ra đi kéo dài qua các năm 1975, 1976, 1977, đỉnh cao là năm 1978, trong chiến dịch bài Hoa, xua đuổi người Hoa đang sinh sống ở Việt nam, nhằm kích động mâu thuẫn giữa hai dân tộc Việt và Hoa, để tiếp tục đợt cải tạo tư sản.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là một sự kiện chính trị đè nặng lên xã hội Việt nam, vì không phải chỉ có người từ miền Nam, mà có không ít người từ miền Bắc ra đi. Hà Nội giải thích sự kiện này như thế nào? Tôi đã từng nghe trực tiếp nhiều cán bộ lãnh đạo giải thích là, "không việc gì phải lo ngại cả, số đó là những phần tử xấu, họ đã phản bội Tổ quốc, bỏ đất nước ra đi, họ là những phần tử ngụy quân, ngụy quyền, làm tay sai cho đế quốc, bây giờ bám gót chủ chạy sang châu Âu châu Mỹ, Trung Quốc, Ca-na-đa... thì không có gì đáng tiếc, không cần ngăn cản, thậm chí, họ đi là một cơ hội tốt cho chúng ta". Có người lãnh đạo họp ở chỗ đông người nói là "bọn đó (ám chỉ thuyền nhân) như Việt gian bán nước, mất gốc dân tộc". Có người còn ví "thuyền nhân" như là "cục thịt thừa, đoạn ruột thừa của đất nước, nó đã bị viêm, bị ung thư thì phải cắt bỏ, cơ thể đất nước càng lành mạnh"... Sau này, tôi được biết một bí mật còn thậm tệ hơn nữa. Hồi ấy ở miền Nam, chính cơ quan an ninh được phép bán bãi, bán tàu, thu vàng của mỗi người vượt biên từ một đến ba lượng, rồi tổ chức cho họ đi, để lấy tiền thu vào "ngân sách". Ngân sách nào và bao nhiêu thì không ai biết, ngay Quốc hội cũng không biết. Tôi biết trong Trung ương đảng cũng không thảo luận về vấn đề này. Thế thì số tiền này rơi vãi đi đâu? Chắc chắn vào những túi tham nhũng. Lúc bấy giờ có vụ giám đốc Công an Biên Hòa Mười Vân bị tử hình vì nhiều tội khác nữa, thì người ta mới được biết có những chuyện tham nhũng hàng mấy ngàn lượng vàng xung quanh sự kiện vượt biên, "thuyền nhân" này.
Quan sát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lúc bấy giờ, tôi thấy trong số những người ra đi có nhiều trí thức, công chức trong chính quyền cũ. Nguyên nhân là do chính sách của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ã bắt hàng trăm ngàn người vào tù, đương nhiên, gia đình và người thân của họ phải ra đi, vì tất cả đều bị coi là kẻ thù. Nguyên nhân nữa là chính sách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phân loại ngụy quân, ngụy quyền. Báo chí, đài phát thanh tiếp tục miệt thị họ là tay sai của đế quốc. Chính sách tuyển dụng làm việc, học tập, đào tạo đối với con cái của họ cũng khắt khe, bất công. Cho nên người ta nghĩ, ở lại trong chế độ cộng sản, con cái của họ sẽ không có tương lai, không được học tập, đào tạo, phát huy và đối xử một cách bình đẳng, luôn cảm thấy mình là công dân loại hai trong xã h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nói chung, trọng danh dự có tính tự trọng cao. Cho nên, khi đã bị khinh miệt, chà đạp danh dự, bị coi là ở ngoài lề xã hội, không có tương lai, khi có cơ hội, tất nhiên người dân sẽ tìm đường ra đi, mặc dù thuyền bè vượt biển ọp ẹp, đại dương sóng gió nguy hiểm vô cùng. Họ phải liều mình, buộc lòng gạt nước mắt từ biệt người thân, nhắm mắt lao vào màn đêm hãi hùng của biển cả để ra đi, đánh đổi tính mạng lấy cuộc sống tự do, tương lai sáng sủa hơn. Đây là cái tội lớn của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tàn nhẫn, giáo điều và bảo thủ.
Theo tài liệu công bố ở Liên hiệp quốc, con số thống kê "thuyền nhân" bị chết ngoài biển có thể đến một phần năm, phần sáu tổng số người ra đi. Nghĩa là, cứ một triệu người ra đi, thì có khoảng 200 ngàn người chết. Sau này chúng ta phải thống kê qua khai báo của các gia đình xem số người mất tích là bao nhiêu, phân loại nguyên nhân tử nạn, do thuyền bè hỏng, do hải tặc, hay do bão tố, do mất phương hướng... Vì những người tổ chức vượt biên tham lam, muốn lấy được nhiều vàng, nên chở quá tải gấp hai, ba lần tải trọng cho phép, dẫn đến lật thuyền cũng cho là nguyên nhân rủi ro ngoài biển.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ộng sản không bao giờ muốn nhắc tới chuyện này, cho nên chúng ta càng cần phải nói rõ và thảo luận công khai, làm rõ những nguyên nhân, chỉ rõ sự kiện "thuyền nhân" bắt nguồn từ đâu.
Theo ô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và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quân đội nào có chính nghĩa?
Câu hỏi này khó có thể trả lời một cách rõ ràng, thỏa đáng, bởi vì tùy chỗ đứng của mỗi người và cũng tùy thời điểm lịch sử mà có những cách lý giải khác nhau. Bên phí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tôi thấy anh em nhập ngũ, vào đảng trong quân đội, vào Nam chiến đấu, họ được giáo dục, tuyên truyền để nghĩ rằng, "đánh Mỹ",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là một sứ mệnh lịch sử. Bởi vì Hiệp định Giơ-ne-vơ năm 1954 đã chia đôi đất nước do sự áp đặt của các cường quốc. Nghĩa vụ của toàn dân là phải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Theo Hiệp định Giơ-ne-vơ, dự kiến sau hai năm sẽ tiến hành tổng tuyển cử và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Nhưng hai năm đồ phía Mỹ, Pháp, phía chính quyền miền Nam không muốn thực hiện tổng tuyển cử. Chính vì vậy, sau này phía cộng sản đặt ra chuyện vùng dậy của nhân dân, tất nhiên cũng do sự lãnh đạo của những người cộng sản còn nằm ở phía Nam, thúc đẩy phong trào đồng khởi, tạo ra phong trào nổi dậy tại chỗ ở miền Nam. Họ đã lợi dụng lòng yêu nước của nhân dân ở phía Nam để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Quân giải phóng nhỏ bé ban đầu, sau này được tăng cường bằng lực lượng vũ trang tập kết ra Bắc trở về miền Nam và sau nữa là các đơn vị hùng hậu của miền Bắc được đưa vào. Họ lập luận: đây là sự nghiệp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đánh đuổi ngoại xâm, trước kia là Pháp và hiện nay là Mỹ. Còn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ở miền Nam, như tôi đã nói ở trên, là do nước ngoài dựng lên từ quân đội cũ do thực dân Pháp thành lập.
ở miền Nam, người ta lại lập luận rằng, miền Bắc đã cưỡng chiếm miền Nam, đã đưa quân ồ ạt vào miền Nam, do đó họ phải có lực lượng tự vệ một cách chính đáng. Cũng như ngày 30.4.1975, một bên gọi là ngày "giải phóng", ngày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còn phía bên kia gọi là ngày "quốc hận", ngày "mất nước". Tôi nghĩ, đây là hai suy nghĩ đối lập nhau, một lúc nào đó chúng ta phải thảo luận cho ra lẽ, hoặc có một quan điểm nhất trí tương đối gần nhau. Tất nhiên, trong điều kiện như thế chúng ta phải lưu tâm đến dư luận của tuyệt đại đa số nhân dân. Bất cứ bên nào cũng không nên độc đoán, áp đặt mọi người phải nghe theo quan điểm của mình, hoặc trong khi thảo luận chưa ngã ngũ, không nên tự cho quan điểm của mình là chân lý. Mỗi người nên tự tìm hiểu và có chính kiến của mình, làm thế nào để con cháu mình có nhận thức đúng đắn về những gì đã xảy ra. Do đó, tôi nghĩ dần dần người ta sẽ đi đến chấp nhận ý kiến của nhau và nhận ra rằng chân lý không phải là điều dễ đi tới. Bản chất cuộc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diễn ra trên đất nước Việt nam có nội dung chồng chéo lên nhau. Nó không phải là đơn thuần, mà vừa là cuộc nội chiến, vừa là cuộc đọ sức giữa hai phe,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à tư bản chủ nghĩa, vừa mang tính quốc tế, mang vai trò tiền đồn giữa phe này đối với phe kia, vừa có tính dân tộc và có tính chất đảng phái nữa, tùy theo lập trường, chỗ đứng và góc độ xem xét. Những điều đó phải có ý kiến phân tích của các nhà sử học, các nhà khoa học, các nhà chính trị, trao đổi một cách bình tĩnh thì mới có thể ngã ngũ được. Tốt nhất, trong lúc này hãy hết sức lắng nghe nhau, không nên có một ý định cố chấp, càng không nên có sự áp đặt.
Lập trường của tôi là chúng ta phải thấy được các bản chất ấy xen kẽ lẫn nhau. Cuộc chiến Việt-Mỹ không hoàn toàn là cuộc nội chiến, không hoàn toàn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ý thức hệ, cũng không hoàn toàn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vì độc lập đơn thuần, mà cũng không phải chỉ là cuộc chiến tranh giành lấy sự thống nhất và quyền sống của một dân tộc. Cần nhận định bản chất cuộc chiến tranh ấy đúng như nó có. Thấy được về phía này có mặt đúng, mặt sai, phía kia cũng có điều cần làm, có điều đáng tiếc Cuộc chiến này không phải là định mệnh, nhất thiết phải có. Nói chung, cả dân tộc Việt nam là nạn nhân của thời thế, của những thế lực lãnh đạo độc đoán, nạn nhân của những ý thức hệ, của những học thuyết ngoại lai. Ngoài ra, ý muốn chân chính của dân tộc Việt nam được sống trong độc lập, tự do, hạnh phúc và thời cuộc xoắn chặt với nhau, lại bị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tuân theo một học thuyết ngoại lai, nuôi dưỡng những ý đồ xa lạ của các thế lực quốc tế mà họ phụ thuộc, tạo lên một cuộc chiến tranh bị thảm, đáng tiếc, đáng lý ra có thể tránh được Do vậy, cuộc tranh luận về bản chất chiến tranh Việt-Mỹ, hay Nam-Bắc, tranh luận về chính nghĩa thuộc về phía nào, tôi nghĩ không dễ đi đến chỗ rõ ràng. Nói thế không phải là ba phải, mà là thực tế nó như thế. phải tách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ao nhất ra khỏi quần chúng chiến sĩ và nhân dân, thậm chí tách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ảng cộng sản với số đông đảng viên ở cơ sở mới phân tích rành mạch vấn đề này được. Bởi vì tuy ở cùng một bên, nhưng suy nghĩ, mục đích của họ lại có điểm trùng nhau, cũng lại có điểm khác nhau. Chúng ta phải có thời gian để làm nguôi đi các hận thù thì mới có thể lắng nghe nhau và có thể tiếp cận được chân lý vốn khá phức tạp. Cũng từ đó mới nảy sinh ra vấn đề là, có những việc đã xảy ra đều do cả hai bên cùng làm, nhưng bên này gọi đó là "tội ác", còn bên kia lại cho là "chính đáng" và không gọi là "tội ác". Tôi lấy ví dụ: nạn nhân chiến tranh ở phía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là rất lớn, bố mẹ bị bom Mỹ giết hại, anh chị em bị chết ở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Bắc có, miền Nam có, con số lên đến mấy triệu người. Những cái chết này đều được tố cáo là "tội ác của đế quốc và tay sai". Đây là một tổn thất rất lớn khó có thể nguôi ngoai, do phía Mỹ cùng một bộ phận đồng bào ở miền Nam gây nên. Và ở miền Nam cũng thế. Rất nhiều gia đình bị gọi là "cộng sản", nhưng thật ra là gia đình của những anh em đi tập kết ra miền Bắc theo Hiệp định Giơ-ne-vơ bị chính quyền địa phương của Sài Gòn phát động những phong trào "tố Cộng", "diệt Cộng", chiến dịch Phượng Hoàng nhằm phát hiện "tay chân của Việt Cộng... Chúng tôi nghĩ, lúc bấy giờ những người do lòng yêu nước, giúp đỡ Quân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đã bị bắt bớ bị tù đày, bị tra tấn, bị thủ tiêu, con số cũng không phải là ít, có người nói đến hai, ba chục vạn...
Còn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ũng bị tổn thất bởi các cuộc tấn công trong các cuộc giao tranh, bị pháo kích, trong đó có cả đồng bào bị chết lây, có nơi chợ búa, trường học cũng bị pháo kích, rồi có người hoặc bà con thân thích bị thủ tiêu qua các đợt "diệt tề, trừ gian"... tức là thủ tiêu những người gọi là "tay sai của địch".
Bây giờ nhìn lại, chúng ta không nên coi người nào là của riêng một phía bên mình. Tinh thần chung của chúng ta là "gà cùng một mẹ... chớ hoài đá nhau".
Chúng ta phải đau với cái đau khi lấy tay phải đánh vào tay trái, dùng tay trái đâm vào tay phải, anh em với nhau mà tàn sát lẫn nhau, điều mà chúng ta không hề muốn và do hoàn cảnh của lịch sử đưa đẩy dẫn đến bị đát như vậy. Có tinh thần hòa hợp, chúng ta mới thấy cái đau ấy là nỗi đau chung của dân tộc. Không nên lấy cái gọi là "ta" đã diệt bên này nhiều hơn bên kia, hay cái tổn thất của bên này nặng nề hơn bên kia, vui mừng hả hê vì đã diệt được đồng bào của mình... mà phải tỉnh táo nhìn lại. Đúng như ý kiến của một vị ủy viên Trung ương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là anh Hoàng "lửa", đã về hưu, có tinh thần dân chủ, đang bị chính quyền trong nước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Đã đến lúc chúng ta phải nhìn lại cuộc chiến bằng con mắt anh em với nhau để hòa giải hòa hợp, nên tổ chức một buổi cầu siêu chung của tất cả bà con anh em dân tộc Việt nam ta đã bị chết, bị hy sinh trong cuộc chiến này ở cả hai bên".
Xét cho cùng, thù địch giữa hai bên chỉ là giả tạo do bị lừa dối, lầm lẫn và thúc ép. Về thực chất, bên ta đã đánh nhau với bên mình.
Có một số ý kiến của những người từng trong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nhưng có quan điểm dân tộc sâu sắc đề xuất là sau này nên tổ chức một buổi lễ an táng cho ông Hồ Chí Minh đàng hoàng theo nghi thức dân tộc, để ông ta có thể được chôn cất tử tế, hoặc được thiêu xác theo như nguyện vọng của ông, nắm tro còn lại được chôn ở một nơi nào đấy làm thành một di tích cho gia đình, người thân và những ai còn quí mến ông ta có nơi đến để tưởng niệm. Có người mê tín cho rằng vì ông Hồ không được hỏa thiêu, thi hài không được nhập thổ như ông muốn, hồn ông còn vất vưởng làm đất nước không yên ổn. Còn lăng của ông ở giữa thủ đô Hà Nội hiện nay nên chuyển thành Đài tưởng niệm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ã hy sinh trong cuộc chiến của tất cả các bên trong suốt 40 năm ròng rã. Đấy là đài kỷ niệm những oan hồn của đất nước đã chết trong chiến tranh. Qua lễ cầu siêu được tổ chức trong cả nước, chúng ta cầu nguyện cho hương hồn những người đã chết, bất kể họ thuộc dân tộc nào, địa phương nào, đơn vị nào, thời điểm nào, để thể hiện chúng ta quí trọng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ã chết oan trong các cuộc chiến tranh vừa qua. Tôi nghĩ, đó cũng là một cách hòa giải. Việc tranh luận bên nào là chính nghĩa, bên nào là phi nghĩa, cái chết bên nào là chính đáng... nên cho qua và coi đây là một nỗi đau, một sự kiện bị thương của lịch sử, nhưng điều cuối cùng chúng ta đã đạt được là độc lập, thống nhất. Và bây giờ chung sức để xây dựng đất nước, để bù lại những thời gian chiến tranh đã mất, nhìn nhau bằng con mắt không còn phân biệt "ta-địch", bên này-bên kia như trước nữa. Tôi mong rằng đã đến lúc chúng ta sẽ cùng nhau thực hiện bằng được điều đó
Có nhận xét rất có tình có lý rằng trong cuộc chiến vừa qua, bên "ta" đã đánh với bên "mình cho nên nói đến ai thắng ai thua là điều vô nghĩa. Thật thâm trầm vậy.
Ông đã ở trong quân đội miền Bắc trong một khoảng thời gian rất dài, gần 40 năm. Ông có luyến tiếc thời gian đó không?
Tôi ở tro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37 năm rưỡi. Bây giờ nghĩ lại, tôi thừa nhận mỗi người đều là một sản phẩm của những điều kiện lịch sử, xã hội cụ thể nhất định. Nếu như tôi sống ở miền Nam, có khi tôi đã không ở tro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mà lại ở trong Quân lực Việt nam Cộng hòa... Do đó, con người không phải lúc nào cũng hoàn toàn làm chủ được hiện tại và tương lai của mình. Có thể chỉ làm chủ được một phần nào mà thôi. Tôi sinh ra ở miền Bắc, lớn lên trong thời kì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có được một chút lý tưởng, muốn cống hiến cho sự nghiệp dành độc lập của đất nước. Trước đây tôi thấy không có luyến tiếc gì thời trai trẻ của mình ở trong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Việt nam cả. Đấy là một thời kì đáng sống, thời kì đem bầu nhiệt huyết của mình ra làm những cái có ích trong cuộc chiến đấu giành lại độc lập cho đất nước, giành quyền sống tự do cho dân tộc. Tất nhiên tôi chỉ bắt đầu nhiều suy nghĩ từ sau ngày 30.4.1975.
Có khả năng tránh được chiến tranh không? ấn Độ, Nam Dương không qua chiến tranh vẫn giành được độc lập! Trách nhiệm thuộc về các bên: chính phủ Pháp còn luyến tiếc hệ thống thuộc địa; chính phủ kháng chiến Việt nam không che dấu nổi cái bản chất cộng sản gắn bó với Staline và Mao mặc dầu đã giả vờ giải tán đảng Cộng sản; chính phủ Sài Gòn với chính sách tố cộng, diệt cộng, lê máy chém và dọa lấp sông Bến Hải; chính phủ Mỹ ủng hộ thực dân Pháp rồi thế chân quân viễn chinh Pháp... Do từ các phía mà các cơ hội hòa bình đều bị bỏ lỡ...
Cũng cần nói rõ rằng nếu nước thuộc địa cũ nào cũng theo chủ thuyết bất bạo động như thánh Gandhi (ấn Độ) thì không ổn. Tùy điều kiện, có thể chủ trương bất bạo động hay bạo động võ trang; hai chủ trương này hỗ trợ cho nhau. ở Việt nam ta, điều chính là cầm súng để giành độc lập rồi để làm gì nữa? Để trở nên một nước độc lập chân chính, một nước dân chủ, có phát triển và hạnh phúc, hay để lại chui vào tròng của một kiểu "đế quốc cộng sản" khác, chịu một ách độc đoán mới để rồi chìm sâu trong đói nghèo và bất công như đã xảy ra.
Chiến tranh có thể tránh khỏi, nếu như Tổng thống F. Rô-du-ven (F. Roosevelt) không chết sớm (ông chủ trương trả lại độc lập cho các thuộc địa sau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hai); nếu như các ông Hồ Chí Minh và Ngô Đình Diệm đều có tinh thần dân tộc cao, không lệ thuộc nước ngoài; nếu như... thì vô cùng! Đó là những giả thuyết không thực tế. Tôi chỉ thử đặt ra tình huống, nếu như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hực tế rất khó xảy ra), sau khi đã chấm dứt được chiến tranh, có một chính sách sáng suốt chính sách hòa giải, hòa hợp thật sự, không đưa 200 ngàn sĩ quan, viên chức cũ của chính quyền Việt nam Cộng hòa vào trại cải tạo, thực chất là các nhà tù tàn ác, bỏ qua mọi chuyện trong quá khứ, coi nhau là anh em một nhà để bắt tay xây dựng đất nước trong hòa bình, thì tôi nghĩ có thể tôi đã không nản chí, không bận tâm về quá khứ chiến đấu của mình. Trong vòng mười năm (1975-1985) các nước láng giềng của chúng ta tận dụng những cơ hội mới, phát triển rất nhanh. Đất nước ta, do kéo quân vào Căm-pu-chia một cách dại dột, ngông cuồng, lại không biết giải quyết các vấn đề nội bộ trong nước với nhau sau chiến tranh, rồi hàng triệu người bỏ nước ra đi kiểu "thuyền nhân"...
Tuổi trẻ Việt nam vẫn lại chết oan uổng thêm ở Căm-pu-chia, ở vùng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 Các nấm mồ chiến sĩ lại mọc lên. Nước mắt các bà mẹ mất con, các vợ góa, con côi... Đất nước bị cấm vận, tẩy chay, trừng phạt... Tôi cảm thấy đảng đã phạm quá nhiều sai lầm tệ hại. Tôi tìm cách cất lên tiếng nói trung thực của mình, nhưng liền bị giám sát, chụp mũ, đe dọa...
Vào năm 1990, tôi đã nghe có người trong nước phê bình rằng ông đã đưa ra kiến nghị, đã trả lời phỏng vốn của đài BBC và những điều ông nói lúc bấy giờ người ở trong nước đã nói công khai cả rồi. Do đó khuyết điểm của ông là đã ra nước ngoài để nói những điều đó, có đúng như vậy không?
Vâng, hồi năm 1990, 1991 tôi cũng đã nghe người trong nước ra nói cái ý kiến đó. Tôi cho đó là lời của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cố tình đưa ra nhận xét như vậy nhằm đánh lạc hướng dư luận đang quan tâm đến nội dung kiến nghị của tôi cũng như những điều tôi đã viết trong những cuốn sách. Nhiều nội dung trong cuốn sách tôi đã viết làm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ở Việt nam khó chịu, bởi vì lần đầu tiên tôi nói công khai và trước hết để đồng bào ở trong nước biết. Ví dụ, tôi đã phanh phui vụ để thất thoát, rò rỉ và chi dùng bất hợp lý số chiến lợi phẩm ở qui mô lớn. Chính ở trong nước rất ít người biết đến và có biết cũng không được phép nói ra. Những vụ "Nhân văn-giai phẩm" và vụ "Xét lại chống đảng" cũng rất ít người ở trong nước biết nội dung đầy đủ. Lần đầu tiên tôi nói để nhân dân trong nước rõ, ngay cả một số người trong đảng cũng lần đầu tiên được biết sự thật về những vụ nói trên. Sau này, với những bài phát biểu của ông Hoàng Minh Chính[20], hồi kí của ông Trần Thư[21], gần đây là hồi ký của ông Vũ Thư Hiên[22], nhân dân trong nước bắt đầu hiểu ra sự thật về những vụ như vậy một cách cặn kẽ và đòi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phải giải quyết công bằng. Hàng loạt những vấn đề khác như vụ "cải tạo ngụy quân, ngụy quyền", vụ "tổ chức vượt biển" của "thuyền nhân" là những vấn đề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bảo thủ ở trong nước không muốn ai đụng đến, muốn cả xã hội quên đi. Những điều tôi đề cập và nhắc đến làm cho họ đau đầu, nhức nhối. Họ rất sợ những cuốn sách, bài báo tôi viết được gửi về nước. Vì những điều viết trong đó, đồng bào trong nước rất dễ tiếp nhận, đồng tình. Tôi lại viết với giọng điệu ôn tồn, có lý lẽ, không chửi bới om xòm, dễ đọc, dễ nghe, không làm chối tai. Chính do vậy mà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độc đoán coi tôi là kẻ chống đối nguy hiểm nhất của chế độ. Có người còn dọa dành cho tôi một bản án tử hình! Tôi khẳng định điều tôi làm là cần thiết, là hoàn toàn chính đáng, cho dù nói ở bất kì đâu, ở trong hay ở ngoài nước. ở trong nước, tôi không thể nói được. Chính quyền sẽ kiểm duyệt, ngăn chặn bằng cả một bộ máy khổng lồ. Chỉ có ra nước ngoài, tôi mới có thể nói được, viết được một cách đầy đủ, rõ ràng những điều tôi từng biết, những gì tôi đã nghĩ, đến những vụ đen tối, sai lầm của những người cầm quyền cộng sản, ảnh hưởng đến quyền lợi của nhân dân và đất nước. Hành động của tôi hoàn toàn phù hợp với thực tế Nếu không, đồng bào trong nước vẫn không biết đến những vấn đề của đất nước đã bị che giấu và được phơi bày trong hai cuốn sách của tôi.[23] Tuy có thể có chi tiết nào đó chưa thật chuẩn xác tôi có thể đính chính, nhưng trên đại thể là đúng và nhìn chung ai cũng khẳng định đây là những điều mới mẻ, nhân dân trong nước chưa biết. Nếu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thấy tôi viết sai thì họ có thể tranh luận, nhưng họ đã im lặng. Có thể họ sợ tranh luận công khai về những nội dung tôi đưa ra, vì bị buộc phải nhận những sai lầm khi bị đánh trúng huyệt và phải sửa sai. Đây là điều họ luôn tìm cách lẩn tránh, vì họ luôn nói trước dư luận là đảng không phạm sai lầm. Vì lẽ phải, tôi không ngại dư luận trong nước hay ngoài nước, vì ở trong nước đã biết, thì dư luận ở ngoài nước cũng biết. Chúng ta không nên giấu dư luận ngoài nước, vì một khi đất nước vững mạnh thì không ai có thể phá hoại. Đất nước chỉ thực sự vững mạnh khi mọi việc được thực hiện một cách trong sáng,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Việt nam đều biết và cùng nhau giải quyết. Chúng ta không ngại phê bình và tự phê bình trước những khuyết điểm của mình, công khai cho nhân dân cả nước biết và tất nhiên thế giới đều biết, vì hiện nay có nhiều phóng viên báo chí nước ngoài nằm ở trong nước, không thể giấu dư luận được. Gần đây nhà nước còn thực hiện một chủ trương phi lý, trái với xu thế hòa nhập, tức là cấm báo chí nước ngoài có mặt ở Việt nam liên hệ với người Việt nam, cấm người trong nước viết bài cho báo chí nước ngoài (kể cả báo người Việt hải ngoại và báo ngoại quốc). Đó là điều dại dột, ai viết người ấy phải chịu tránh nhiệm về vấn đề đã viết. Viết sai đã có dư luận lên án, thậm chí nếu vu khống thì pháp luật có thể trừng phạt người viết, không thể cấm giao lưu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cấm thông tin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Điều đó hoàn toàn trái với những qui ước về thông tin quốc tế, không phù hợp với xu thế chung của thời kì hòa bình hiện nay, kể cả tập tục ở trong nước, trái ngược với phương thức làm việc trong quan hệ đa phương của các nước trên thế giới. Chẳng hạn phóng viên Việt nam có mặt ở Pháp hoặc ở bất kì một nước nào đó đều có thể phỏng vấn mọi công dân của các nước đó, trong khi đó tại sao lại cấm phóng viên nước ngoài không được phỏng vấn người Việt nam? Vì lý do gì những người trong nước, kể cả nhà báo, không được viết cho báo chí nước ngoài, trái với những qui định về phong tục tập quán và nghiệp vụ của tất cả nhà báo quốc tế ở các nước khác?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