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與印度支那
- 为什么要指望广大越南民众加入这场战争，让自己的国家继续作为法兰西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的动机何在？
- 一度俯首听命的法国曾在1940年的短短六周内遭到纳粹德国的蹂躏，接下来又温顺地将印度支那拱手让给一路向前推进的日本，进一步遭到羞辱，却在1945年后想要重建殖民主义统治，而此时欧洲帝国主义体系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倾，它还怎么可能如愿成功？
- 法共对于当局夺回印度支那的这场冒险事业持默许态度。
- 胡志明本人看到了这个危险：万一巴黎向越南内部与之对立的政体妥协，同意其渐渐获得真正的行政权、立法权，并承诺最终使越南实现独立自主，这该如何是好？
- 万一南越政府（而且其领导人吴庭艳高舞着的民族主义勋章几乎跟他的一样闪亮）得以巩固政权，导致他那个由越盟统治统一的越南的梦想永远落空，这又如何是好？
- 那些敦促巴黎要先给予越南完全独立权，而后再跟越盟继续开战的美国官员，没有弄明白一个基本问题：既然法国到头来只能放弃在亚洲的利益，那么干吗还要打这么一场危险、血腥且没有结果的战争？
- 在1954年越南格局形成之后，南越缺乏建立有望成功的政权的人才资源，用作家尼尔·希恩（Neil Sheehan）的话来说，在冲突和阴谋的撕裂下，年复一年的摇摆、妥协和勾结令“最后一点点儿（人才的）残渣”都消失不见了。
- Edwin Moïse列有一个关于越战的精彩在线书目，可在以下网页查询：http：//www.clemson.edu/caah/history/facultypages/ EdMoise/bibliography.html。此外，关于该战争有个精美的图集，作者为Hugues Tertrais，Atlas des guerres d’Indochine，1940-1990：Del’Indochine française à l’ouverture internationale（Paris：Autrement，2004）。还要特别推荐Devillers，Fall，Goscha和Lawrence这四位作者，他们对本研究的影响尤为深远。
- 威尔逊主义，它许诺的是民族自决权；
- 初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它支持和引导了遍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者，倡导反帝国主义理念；
- 孙中山在中国创建的国民党，它鼓吹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原文如此）这三重信息。
- 如果印度支那遭到日本袭击，美国将做何反应在此期间，华盛顿是否将向印度支那立刻提供包括120架飞机和防空炮在内的军事援助？
- 美国既不会提供飞机，也不会提供武器。圣康坦继续问道，这样一来，西贡方面除了接受日本的要求，还有别的选择吗？
- 既然卡特鲁那么赞同戴高乐，在6月到7月初的最后那段时间里，他为什么没有趁着自己还掌权，努力把印度支那拉到戴高乐那一边呢？
- 美國為何沒有支持法屬印度支那反抗日本進入印度支那？
- 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跟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一些作者认为确实如此，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假两难推理（false dichotomy）。
- 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日本特使、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印度支那中立化。如果日军从印度支那彻底撤军，作为回报，华盛顿将居间斡旋，争取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将印度支那视为中立国，现存的法国政府仍保持管理权。罗斯福肯定知道日本对这个提议压根儿不感兴趣，因为还没等到对方回复，他就已经采取了更为强势的一步：25日，美国政府冻结了日本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实施了禁运令，并停止对日本出口石油。罗斯福和他的幕僚们想通过这个咄咄逼人的反应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 肯尼思·S.戴维斯（Kenneth S.Davis）对此有过非常敏锐的描述，他发现总统常常蔑视“那些坚定不移、长驱直入地追逐自己目标，以及对诱骗、掩饰、误导等策略不屑一顾的人，而在罗斯福看来，这些手段都是选举政治的艺术，或者说是这场角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告诉自己的幕僚们，想要缔造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社会，法国人民需要经受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 这场圣皮埃尔-密克隆行动让罗斯福又怒又窘：它令总统对自由法国的这位领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认为他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人类解放，而且一旦有机会，他将在战后的法国建立独裁政权。
- 戴高乐完全认同维希政府力保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做法，这也加深了罗斯福对他的鄙夷。
- 欧洲殖民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眼下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只要殖民地帝国继续存在下去，未来就依然有可能爆发各种冲突。
- 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Elliott）记下了父亲的一番话：“埃利奥特，无论何时你都要记着，如果不是因为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贪婪短视，美国人此时不会在太平洋献出生命。我们能允许他们［在战后］重新做这样的事情吗？”
-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罗斯福开始在拉丁美洲推行更为合作的政策，并且在尼加拉瓜出现动荡时强烈反对美国干预。他虽还怀有改善那些不幸的人们生活的布道热情，但美国官员们使用的手段日益令他不安。他承认，美国在拉美的帝国主义政策取得了重大的人道主义成就，可是它带来了什么样的代价？是否还有更好的法子？
- 如果印度支那和其他可能的殖民地在战后不应该回归殖民列强手中，它们又该何去何从？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托管方案，殖民地可以循此计划，通过几个步骤来实现最终独立。那些尚未做好独立准备的国家——在罗斯福看来包括了法国的所有殖民属地——需经联合国组建的一个非剥削性质的国际托管制度来监管。
- 早在20世纪20年代认识胡志明时，他就对其持不信任的态度，这种看法始终没有消失
- 随着战场上的运势决定性地转向了盟军一方，几乎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欧洲和亚洲的胜利，罗斯福必须面对一个自战争开始时就呼之欲出的困境：一边是建立以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新国际秩序的决心，另一边是在国际列强间推进战后合作的需求。如何在这两者间取得一致？
- 在1944年，中国在战争中的战略重要性总体来说开始急剧下滑。起初美国的领导者们认为想要击败日本，就必须在中国东北建立空军基地，但在这一年，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进行一场跨太平洋的“跳岛”作战可以为进军日本本土提供一条更方便快捷的路径，这条路径可以完全由美方掌握，而且不必跟盟国协商。一度在美国军事战略中显得极为重要的中国战场，开始迅速变得无关紧要。
- 中国的动荡和苏联意图的不确定性，让华盛顿外交机构中主张允许英法在战后收回亚洲属地的势力拿到了一手好牌。
- 1944年7月，戴高乐赴华盛顿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罗斯福对外摆出了一副又是尊重又是景仰的姿态，但关起门来时，他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告诉戴高乐，在战后的世界，法国将仅仅是个旁观者。美国、苏联、英国、中国这四巨头将拥有支配地位，而相比世界的其他部分，西欧的地位会被削弱。新的联合国组织将参与扼制苏联的野心，而在西方，美国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戴高乐提醒他说，不要指望中国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并称复苏的法国将再次成为国际领先力量。针对罗斯福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将成为美国战后政策的指导原则，戴高乐回答说，法国将乐于讨论殖民关系的形式——从属领地将在此后获得更多自治权——但不会放弃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任何一部分。他们两人的交流，套用一句绝妙的法文表述，是“沉默的对话”（dialogues de sourds）。[34]
- 艾森豪威尔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但他领会到了其中的精髓：这个时刻属于戴高乐。但是如果说这位盟军指挥官在应对戴高乐时表现出的圆滑和外交才能，令他在当时赢得了外界观察者、在此后赢得了史学家的推崇，那么，这也将罗斯福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新上任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和艾森豪威尔与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这两位将军都告诉总统，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他必须接受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总统。国务院开始起草正式认可临时政府地位的计划。罗斯福让这份计划书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躺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才服了软，于10月23日签署文件。
- 到1944年秋天时，罗斯福有关战后印度支那的规划碰到了麻烦。
- 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中，蒋介石的政权日益衰弱；
- 苏联对欧洲和其他各个区域野心不减，令人越来越担心；
- 戴高乐维护殖民帝国的承诺开始占据上风：所有这些都减少了法国在重新收回东南亚属地的道路上碰壁的机会。
- 在1945年2月于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不再坚持主张对殖民地实施国际托管制度；当时他表示，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人侵占的区域，需要在殖民列强同意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国际化。在雅尔塔会议上，他告诉斯大林，他不允许美国船只用于将法军运送到印度支那，但他还建议这位苏联领导人不要跟丘吉尔提起印度支那议题。“这只会叫英国人发火，”罗斯福解释说，“至少眼下最好别提。”
- 3月8日，从雅尔塔归来，又在纽约海德公园村小歇数日后，总统在白宫分别会见了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和中国战区指挥官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eyer）。
- 赫尔利竭力想让罗斯福了解中国即将发生的内战，总统的注意力却落在了别处。他表面上在认真聆听着赫尔利的讲话，但随即将话题转向印度支那。
- 魏德迈同样发现根本没办法让总统把注意力停留在中国问题上。
- 罗斯福指出自己和斯大林一致认为印度支那需要的是托管制度，而非殖民主义，他还下令魏德迈不得向法军在亚洲的任何行动提供补给。
- 他强调，未来的潮流所向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殖民帝国或势力范围。
n 法国的秘密警察部门安全总局（Sûreté Générale）
n “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
n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1899年写成的著名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恰恰是“白人的负担”。
n “教化使命”这个用作宣传的目标，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开发殖民地经济资源的实际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n 法国垦殖者，也即所谓的“colons”
n 1890年胡志明在义安出生，当时的名字阮生恭（Nguyen Sinh Cung），10岁那年改名为阮必成（必将成功）
n 潘佩珠（Phan Boi Chau）和潘周桢（Phan Chu Trinh）
n 顺化国立学校（National Academy in Hue）
n 1911年年初，21岁的胡志明怀着救国和学习欧洲文化的梦想，坐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离开了越南。他化名阿三（Van Ba）
n 去了伦敦，在豪华的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做点心师
n 指导他的是名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
n 民族主义者兼同胞潘周桢和潘文忠（Phan Van Truong）一起起草了那份向巴黎和会协约国领导人递交的请愿书
n 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
n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让·隆盖（Jean Longuet）这样的法国社会党人
n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只有列宁有力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和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潜力；只有列宁对殖民主义统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民族解放和像越南这样的贫穷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绘制了可行的蓝图。
n 列宁还保证苏维埃将通过共产国际向所有力争推翻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提供援助，他把此举看成掀起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关键的第一步。比起这个，还有什么跟印度支那的形势更加息息相关呢？
n 直至历史学家埃雷兹·曼尼拉（Erez Manela）所称的“威尔逊时刻”消逝，苏维埃在俄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后，列宁在殖民地世界的影响力才开始超越威尔逊。对于胡志明来说，这个转折点应该是1921年年初的那几个星期。
n 他参与创办了一份名为《流亡者报》（La Paria）的日报，并为如《民报》（Le Journal du peuple）、《人道报》（L’Humanité）和《共产主义杂志》（La revue communiste）这类出版物撰稿。
n 法国社会党党员、福堡俱乐部（Club de Faubourg）创始人莱奥·波尔代斯（Léo Poldès）
n 共产国际还是红色农民国际（Peasant International，又名Cresintern）的会议上，他提出的关于应培养亚洲农业社会民族主义志向和革命潜力的发言，都没有得到多少反响。
n 身边是诸如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这样的苏维埃高官；在殖民地问题和亚洲问题上，他也被视为专家。
n 印度支那共产党（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ICP）
n 印度支那共产党只是越南民族主义运动内众多组织中的一个。更多的亲法改良组织呼吁非暴力改革，它们大多集中在交趾支那。大部分组织希望能在不疏远法国的情况下改变殖民政策，并发誓要将越南留在法兰西联邦内。
n 在河内和顺化，以及分布在越南各地的省和地区行政中心，反殖民主义群体开始组建秘密的政治组织，并致力于赶走法国人，使国家重获独立。越南国民党（Viet Nam Quoc Dan Dang，VNQDD）是其中最重要的组织
n 印度和马来亚，领导者们克服了彼此间的差异，建立了一个对抗殖民统治的广泛联盟。但是越南不行。事实证明，在这里，地区和战略方面的分歧实在是太深了，深到各个民族主义党派完全无法并肩作战。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越南的反共产主义政党普遍缺乏跟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亲密关系的兴趣。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往往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关心的都是中产阶级议题，而对于那些对越南农民极其重要的问题，如缺少土地、政府腐败、税赋过重等，态度十分冷漠。
n 昆仑岛（Poulo Condore，又称Cao Dao）
n 几千名法国官员就能有效统治大约2500万印度支那人口，这一事实令人难免要质疑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殖民地统治（不仅仅在印度支那，还包括整个法兰西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业已遭到显著削弱的说法。[29]或许帝国最终崩塌的种子已经种下，它的种族主义基础与时代的精神越来越相悖，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接近尾声时，只有最乐观的越南革命者——或者是最悲观的殖民地管理者——才会相信法国很快就将被迫和它的远东明珠，帝国王冠上的这枚珍宝分道扬镳。
n 想了解法属印度支那的历史，可参考Pierre Brocheux and Daniel Hémery，Indochina：An Ambiguous Colonization，1858-1954，trans. Ly Lan Dill-Klein et a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还有一本书将该时期法兰西帝国纳入上下文中，这本书为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Empires in World History：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chaps. 10-11。还有一本书同样有用：Frederick Quinn，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New York：Praeger，2001）。
n 有关反抗法国统治的运动兴起的资料，可参见Marr，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William J. Duiker，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1900-1941（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关于监狱的资料，可参见以下这本翔实且有洞察力的书籍：Peter Zinoman，The Colonial Bastille：A History of Imprisonment in Vietnam，1862-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n 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 Philippe Pétain）
n 这篇时长不过四分钟的广播演讲后来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六一八宣言》（L’Appel du 18 Juin）
n “一夜之间，我们的世界天翻地覆，”裴恬（Bui Diem）回忆道，他是一个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年轻越南人，一直在河内紧张地追踪着这场战争的新闻。“《在歷史的鉗中》（In the Jaws of History，越南語：Gọng Kìm Lịch Sử），與大衛·沙諾夫合作，1987年[22][23]
n 裴豔[2][3][4]（越南語：Bùi Diễm，1923年10月1日[1]－2021年10月24日），也曾被翻譯作斐艷[5][6]，越南共和國外交家、報業家，曾任越南共和國駐美國大使。
n 1941年年初，胡志明坐上了一艘舢板船悄悄从中国边境溜出去，在高平省北坡（Pac Bo）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建立了党中央的总部。
n “印度支那共产党第八次全体会议” 一个新的政党诞生了。它的正式名称为越南独立同盟会，史称“越盟”。化名“长征”的知识分子邓春区（Dang Xuan Khu）——从创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起就是该党成员，曾任党报主编——成为越盟代理总书记。
n 对越南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做出了根本性的再定义”，它脱离了以往的阶级斗争，直指民族解放。这个组织从命名上突出了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强调独立这个议题，而且用单个的越南取代了印度支那。
n 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跟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一些作者认为确实如此，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假两难推理（false dichotomy）。
n 历史学家皮埃尔·布罗谢（Pierre Brocheux）在著述中否认两者存在对立：“通过建立越盟，胡志明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国际共产主义的能量集中到了一处——二者至少可以协同作用。”
日本人已经宣布柬埔寨和安南获得独立；为什么巴黎政府不能做出同样的承诺？
越南革命同盟会（Vietnam Revolutionary League）——与几个非共产主义的流亡团体一起在中国南方行动。
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团体痛斥该宣言在有关印度支那地区自治和独立的所有关键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日本人已经宣布柬埔寨和安南获得独立；为什么巴黎政府不能做出同样的承诺？在这些质疑者眼中，这份宣言似乎是勉为其难地游走于两个矛盾的原则之间：更加高涨的印度支那自治呼声，以及更紧密的帝国团结。更离谱的是，该宣言要求将越南继续分为三个区域，而完全无视所有有政治觉悟的越南人——从最保守的士绅到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统一日益强烈的呼声，这反映出了巴黎意欲坚守战前的“分而治之”策略。后来约瑟夫·布廷格（Joseph Buttinger）写道，法国人“打算摧毁越南独立，而恰恰在此时，它即将成为现实”。[22]
如果说越南的所有民族主义者在这个议题上态度一致，那么有一个团体在有力地表达、提供其他选项方面尤为合适，它就是由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对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来说，三月政变代表着一个绝妙的机会，而他们也确实敏锐地捕捉到了它。在1941年时，这个政党已经支离破碎，成员要么被处决，要么被囚禁，还有些藏身于越南内地的丛林和湿地中，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可是它慢慢重拾起了运气，原因有几点。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1940～1945年维希政府和日本间达成了暂时妥协，这使得那些将命运寄托在法国或日本任何一方的民族主义团体力量遭受到了悲惨的侵蚀；所有团体都受到了这种合作关系的致命伤害。与此同时，维希-日本关系缓和，使得由印度支那共产党所主导的越盟可以对法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攻击，而不必被贴上亲法西斯或反对盟国事业的标签。而在东南亚，但凡是日本政府未与殖民列强达成此类协定的地方——最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共产党可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顺化的陈重金政府碌碌无为。人们普遍将这个政府视为日本人的附庸，其领导成员虽说都是业务精干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教授——但面对的是几乎不可能逆转的绝境。他们不仅只能寄希望于日军持续占领，而且还要处理这个国家在年复一年的战争后基础设施摇摇欲坠的悲惨局面。盟军持续轰炸导致铁路系统严重瘫痪，船运基本停歇，就连将政府信息从顺化传播到偏远地区的基本任务也难以完成，只能指望控制着大部分公路的日本人开恩。至于金钱，这个政府更是没有财力可言，而且但凡有一点儿钱进账，也得上缴给日本人。
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查尔斯·芬恩（Charles Fenn）上尉
在一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全球战争中，几乎毫无国际经验的哈里·S.杜鲁门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作为失败的男装店老板、前密苏里州参议员，杜鲁门在1944年被推选为罗斯福的选举搭档，原因在于民主党内部的每个派系都将他列为次选，而且也是所有派系唯一能接受的候选人。罗斯福不到万不得已几乎不会做出决定，而杜鲁门常常冲动行事；罗斯福被助手们形容成“犹如斯芬克斯一样”，而杜鲁门往往会将自己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罗斯福将世界看成是由不同的灰度组成，而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世界往往非黑即白。
文静的美国人
[英] 格·格林 [[英] 格·格林]那麼，為什麼會爆發大戰呢？洛格瓦爾表明，部分原因是美國參與的主要反對者膽怯，部分原因是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堅決反對提前談判。他最高級的說法表明，美國官員儘管對戰爭的前景和越南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國會、媒體和國際社會的重要聲音的反對深表懷疑，但選擇了戰爭而不是脫離接觸。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對信譽的擔憂——與其說是美國或民主黨的信譽，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個人信譽。
基於六年的艱苦研究，這本書首次將 1963-65 年美國對越南的政策制定置於更廣泛的國際背景下，使用了多個檔案來源，其中許多最近解密。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看到戰爭在世界主要首都的表現——不僅在華盛頓、西貢和河內，而且在巴黎和倫敦、東京和渥太華、莫斯科和北京。
選擇戰爭是對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恐懼、偏袒和虛偽的有力而毀滅性的描述，這本書將永遠改變我們對越南戰爭悲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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