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胡志明在中國

 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前言

胡志明(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即越南共產黨創始人阮愛國,從一九一二年離開越南, 渡其海外流亡者的生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便奪得越南政權,出任北越 共黨政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二次大戰以後,利用中法在越的矛盾,一度維持其 北越政權的安定。自一九四六——一九五四年,對法進行長期的抗戰,經過奠邊府一役,訂下日 內瓦協定,越南被劃分爲二,胡保有北越政權。一九六二年,胡又直接對美長期作戰,一九六九 年九月三日他病死在河內。美國雖急於求和,但越戰仍不能結束。以面積約十四餘萬方公里、人 口約一千二百萬的北越胡志明政權,雖有中共和蘇聯爲其奧援,但與美國在越戰中投下的人力和 物力相比較,有螞蟻和大象作戰的比擬。

胡志明以其有限的人口與物力,先後對兩大工業國家進行兩次長期的戰爭,其無視於越南民族的生機,是爲越南的眞正獨立而戰?還是爲越共本身的政權而戰?雖然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如從胡的早年鬥爭生活去透視,或有助於這一問題的了解。

本文的研究,是以胡在中國各時期的活動情況爲範圍。以年代分,是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在中胡自一九二四年底經由莫斯科來到廣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取得政權以前,其間爲時二十年,曾以各種不同的化名,往返中國至少有五次之多,留華時間前後約達十年之久。其在中國的年代、活動地區,及已知的化名,列舉如下:

(一)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廣州、武漢, 化名李瑞、王山而、王達人、老王

(二)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初,在上海、香港、九龍、廈門,仍叫老王,在香港化名朱文初,被捕後被認出是阮愛國。

(三)一九三八年底——一九四一年二月,到延安、衡陽、桂林、龍州、貴陽、重慶、昆明、 靖西,化名P.. 林、胡光、陳先生(老陳)、胡志明、黃國俊。

(四)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柳州、靖西,叫胡志明。

(五)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昆明、百色、中越邊區,叫胡志明、老陳、秋大爺,被證實是阮愛國。

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胡在中國停留之久,往返次數之多,活動地區之 廣,其接觸的關係,必至複雜。在此時期,是他從事實際活動和準備奪取政權最重要的階段。其間雖有兩年時間不在中國,但其活動範圍仍在中越邊區;且其組織和幹部,仍在中國繼續活動。 本文研究的重點和目的,將根據上列各個時期胡在中國活動的範圍,接觸的關係,相關的 況,活動的路線及其方式,影響的由來,及其動機或企圖,探求以下問題的解答︰有如胡在幼年 的家庭背景及其教育,以及當時社會思潮,對他當時及以後的思想和行爲所發生的影響如何?·胡 在法國由社會黨員而成爲法共黨員,係受何種原因的影響?與其早年的思想和行爲有無關連?胡 爲何要來中國活動?與當時莫斯科的東方政策關係如何?越南共產黨的產生及其以後活動的路線 ,與胡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中法俄共黨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尤其二次大戰期間(一九 三九——一九四五),胡在中國的活動,迄有若干爭論問題,例如胡在中國爲何被捕?越盟之興 起,是否由於中國的援助?胡利用什麼方式和機會,來發展其越盟的勢力?最重要的問題,是胡 之興起及其實際行動,如以民族主義爲號召,是以爭取越南民族的眞正獨立爲前提?還是求取本 身實力之生存與發展爲前提?作者對於這些問題,雖未必能做到圓滿的答案,但願盡力根據事實 求得這些問題的了解。這是作者研究本文的目的。

作者從開始研究本文到它的完成,要特別感謝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故主任委員羅 家倫先生和前主任委員黃季陸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Prof. C. Martin Wilbu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ity),以及夏連蔭小姐(Miss Julie Lien-ying How),和哥 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夫人張華華女士(Mrs. Margaret Chen)。

羅家倫先生和黃季陸先生,給予作者的支持和便利,以及更多的鼓勵,使作者充分利用黨史會所 藏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越南檔案,以及早期的若干原始文件,構成了本文的主要骨幹。韋教授 給予作者熱心的協助和難得的機會,爲了本文的研究,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他爲我安排 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利用東亞圖書館 的藏書和資料。同時,在亞洲協會 (The Asia Foundation) 的支持下,使作者經由香港到紐約 ,一面搜集資料,一面訪問一些當事人。夏小姐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一九六六 一九六七年,她正在香港,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資料的搜集,她曾訪問過不少有關中國 的和越南的近代問題的當事人,她曾爲我多次的訪問張發奎將軍和楊清民先生。使我對於一些問 題能有進一步的了解和判斷。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支持下,張華華女士給予作者的協助 是最多的。本文的初稿「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一九四五」,曾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由她譯成英文。

此外,過去許多學者的著作,以及北越方面公開的資料,也是本文參考和對證的依據。特別 是若干問題的處理或空隙的銜接,要仰賴以往學者研究的成就。

作者也要感謝陳慶先生爲我搜集一些有關研究越南問題的著作,尤其他的大著「越南與中國一九三八—一九五四」 (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 By King C. 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J. 1969)。陳著的前言 (Acknowledgments) 中,並提到利用作者未曾發表過的「越南文件彙編」(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Vietnam, 1941-1948)以及作者的論文「胡志 明與中國」 (Ho Chi Minh and China, 1941-44),使作者有補充說明的必要。所謂「越南文件 彙綴」,是作者在研究本文的過程中搜集的一部份資料;陳著前言中所指的「胡志明與中國,一 九四一——四四」一文,卽作者的「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〇—一九四五」的初稿。但不論怎 樣,陳著能先我而出版,也是作者引爲快慰的,因爲這些未曾發表過的大量「文件」 能因陳著 而提前公諸於世,也是學術界的一樁盛事。

本書付梓前,承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指正並賜序;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先生予以出版,併此誌謝。

蔣永敬 民國六十年十月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