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一八九四~一九七九,浙江縉雲人,保定 六期,剿共時歷任國軍七十九師師長、四十六軍軍 長。抗戰時任第卅四集團軍副總司令,上將軍銜。 一九三二年,樊部捕獲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樊崧甫 賣人情釋放了毛,還贈予路費。中共建政後,在鎮反 運動中不殺樊,且由中央軍委派專人到上海囑咐樊 「三十年內不許提起」捉放毛的往事。)
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被捕過，但至於到底被捕過幾次，一直沒有統一的説法；比較確定的説法是，毛澤東在1927年被捕，後來通過賄賂團丁得以逃生；不過，有人著書稱，毛澤東在1934年也曾被捕過。
毛澤東在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將1927年的被捕被視作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被捕，不過，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裏卻記載，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曾經被圍剿部隊的軍長樊崧甫的手下所捕。
吳越的父親吳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顧問處民事組組長，當時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書；據《我的爸爸是冤鬼》記載，樊崧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1933年蔣介石發動對閩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1934年蘇區反“圍剿”失敗，全軍撤退，開始了“兩萬五千裏長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澤東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形象鮮明，僅憑他一句話，是否認不了的。不過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後，立刻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以致後來宋希濂和瞿秋白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了，想給瞿秋白開脱些許都不可能，蔣介石下令處決，他不得不遵命執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給一些感情上的“優待”。
樊崧甫抓到毛澤東以後，甚至在明確了毛澤東的真正身份以後，根本就沒跟蔣介石提起過一個字，因此得到了處理毛澤東的“絕對自由”。第二，樊崧甫雖然是“國軍”的軍長，但他是“洪幫”中人，對“黨爭”的認識和興趣都不是很強，而對傳統的“義氣”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十分相信。因此，毛澤東能夠通過遊説打動他，讓樊崧甫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
這件事情，當然是絕對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澤東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個人知道。正因為樊崧甫與毛澤東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台灣，樊崧甫居然藉故沒有遵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來；而上海解放之後，對他這個當年圍剿過蘇區的戰犯，陳毅市長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而是派專人先去保護他的住宅，後來專門把他請到市政府去談話，接着請他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虹口區政協主委，還給他分配了許多社會工作，諸如抗美援朝委員會委員、愛國衞生委員會委員等等，在1951年的鎮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護。
《我的爸爸是冤鬼》裏的這段對毛澤東被捕的記載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實，不過，關於樊嵩甫的個人資料或可佐證這一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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