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笔”的传说：中亚地图是否为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之笔”的传说：中亚地图是否为苏联的阴谋？

哈迪尔·阿布德·阿勒阿齐姆

Published On 2022年10月16日

2022年10月16日

更新: 

2022年10月16日

11:38 晚上 (GMT+8)

研究中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员和学者们通常认为，中亚大部分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都要归咎于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分离该地区的方式。并且在脱离莫斯科的情况下，动荡是如何成为中亚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而这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并分离成为独立共和国时真实发生的情况。对此，牛津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莫里森在“欧亚网”（Eurasianet）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该地区局势的不同看法。在文章中，他驳斥了“斯大林所进行的分离是中亚遭受所有罪恶的原因”这一假设。

 

中亚地区经常会被媒体所忽视，这种情况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会发生。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新闻很少能够到达主要的新闻机构，除非这些消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威权主义或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等热点话题相关。尽管中亚地区确实存在上述这三个问题，但这些言论都建立在许多“危险警告”的基础上。并且这些言论已经抹掉了很多（可能是战略性的）新闻分析，其中包括任何有助于了解中亚的非常清楚或者不同的观点。如果说过去几年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件事，那么就是，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更可能是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来源。然而，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去世后，评论员们并没有停止针对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威胁发表一些毫无根据的陈词滥调。

在中亚，威权主义当然是一个诅咒。但在土库曼斯坦封闭的新斯大林主义政权、盗贼统治的塔吉克斯坦（盗贼和腐败统治）、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议会自由主义和哈萨克斯坦的技术官僚独裁之间是存在重要差异的。因此在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方面，根据该地区具有多样性的情况，真正的奇迹在于能够相对遏制住了这种紧张局势。此外，中亚从未发生过类似达尔富尔的种族清洗、尼日利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战争、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对基督徒的迫害，或1990年代发生的巴尔干战争这样的事件。然而，在中亚，存在十分少见的情况之一，即带有种族特征的政治暴力，尤其是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事件。在此背景下，我们被预设的、关于“永恒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的假设所重重打击。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在其《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一书中对南斯拉夫暴力式崩溃的解释。

斯大林的阴影

目前仍然广泛流行着一个特定的比喻，即因苏联边界的遗留问题将这个地区比作一个危险的火药桶。正如2010年奥什暴力事件期间，英国电台广播员爱德华·斯托顿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实际上，要回答吉尔吉斯斯坦问题背后的问题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斯大林对该地区进行分离的方式导致了该地区因种族暴力而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在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规划地图上画线，而当时他就创造了注定会破坏这些共和国稳定的少数民族。

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家彼得·扎伊汉为斯特拉福中心写了关于奥什事件的类似文章，他称“斯大林掌握了画线的方式”。而《经济学人》杂志对当时的暴力事件的分析简单地用“斯大林的收获”为题表达出来。似乎斯大林的形象就是坐在克里姆林宫，手里拿着一支巨大的铅笔，并且面带恶意地在中亚地图上画线，旨在保证该地区陷入动荡，以防其脱离苏联。这成为了一个无法抹灭的形象。尽管这在当时（2010年）遭到了强烈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左翼政治分析家肖恩·格洛瑞（Sean Glory）和英国政治研究员玛德琳·里夫斯（Madeline Reeves）。但是，这种对中亚困境的刻板印象和非历史性解释具有惊人的连续性。

一本关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书，名为《不安的山谷——中亚，小国政治的悲剧》 (社交网站)

在其《不安的山谷——中亚，小国政治的悲剧》（Restless Valley: Revolution, Murder, and Intrigue in the Heart of Central Asia）一书中，菲利浦.席斯金(Philip Shishkin)将这个地区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归咎于斯大林所谓的“分而治之”政策。2017年进行的一项安全分析中提到，在划定费尔干纳盆地边界时，斯大林的“马基雅维利式民族政治管理”并“没有考虑种族分类”。同年，斯特拉特福准备的一份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历史的文件称，“斯大林的想法是，划定的边界要能够增加人口各群体的混乱并维持种族紧张局势”。另一方面，英国《卫报》驻中东欧记者肖恩·沃克在2016年12月发表了一份关于中亚共和国独立25年后情况的一片最清醒的文章。他在其中强调，“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断起伏的边界是苏联边界遗留的部分，而这似乎是一个酒鬼拿着铅笔随意绘制的”。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似乎不在斯大林身上。

而这个广为流传的假设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它表明中亚人民被他们的过去所困，并且没有任何能够代表他们实体可以让其摆脱过去的桎梏。其次，这些分析严重歪曲了过去的事实。中亚的边界可能非常复杂，也可能存在问题。但是，这些边界并不是随意划定的，并且也不是没有种族参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并没有单方面强行划界。

中亚穆斯林并未受到影响

自1991年苏联档案公开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针对苏联在非俄罗斯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的民族政策的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尤里·兹莱斯金（Yuri Zleskin）和罗纳德·桑尼（Ronald Sonny）、俄罗斯研究教授特里·马丁（Terry Martin）、挪威作家阿尔恩·霍根（Arne Hogan）、历史学家弗朗辛·赫希（Francine Hirsch）、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亚巴赫（Sergei Yabachin）以及其他许多人已经揭示，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说法，斯大林远远称不上“国家的毁灭者”。而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任职时还负责为他们提供区域和制度建设。而这并不是出于有害的“分而治之”政策，而是为了应对革命和内战时期在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力量。这是诚实的并且也许是被误导一次尝试，即在一个以前没有以这种方式建立国家的地区建立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认为，“落后民族”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约瑟夫·斯大林（右）和弗拉基米尔·列宁 (盖帝图像)

这一过程并非从由莫斯科党的中央组织领导的高层开始进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亚的苏联体制非常脆弱，在国内急需盟友。新的国家实体诞生于国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苏联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但这种联盟往往并不那么顺利。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贾迪第耶”（Al-Jedidiah）的所谓“复兴者”运动，其附属机构在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贾迪德”（Jadid），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奥尔达”运动。这就是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埃德加在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案例，前英国大使保罗·伯恩在塔吉克斯坦的研究案例，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位专门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教授阿里·伊格曼、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教授阿迪布·哈立德、历史教授迪娜·阿曼祖洛娃以及人文学科教授青山智彦等在哈萨克斯坦的研究案例中所证明的情况。

在与莫斯科以及彼此之间的国家边界谈判中，拥有大量当地骨干的地方共产主义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884年在柏林议会上，欧洲殖民列强实际上仅在地图上画线时非洲所发生事件；或者当《赛克斯-皮科协定》不顾当地政治意愿时，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与这些事件相反的是，中亚的边界并不是随意划定的，即使有时候这些边界似乎在地理逻辑上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中亚的边界划定是沙皇时代末期和苏联时代初期的人口普查、民族志和东方研究数据的一个结果，也是当时所发生的“区域化”过程的部分结果。也就是说，边界划定确定了应该是合乎逻辑和可行的经济单位，并确保了每个新的国家都符合构成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低标准，其中包括每个国家至少有100万人口并拥有配备铁路的主要城市。

中亚的边界是沙皇时代末期和苏联时代初期的人口普查、民族志和东方研究数据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发生的“区域化”过程的结果当时，即确定应该是合乎逻辑和可行的经济单位，并确保每个国家符合构成全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低标准，其中包括该国拥有人口至少有一百万，并且有一个有铁路通道的主要城市。

当然，许多问题就是在划分一个以前没有国界的地区的边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双语现象普遍存在，身份会相互重叠且很复杂，还有语言和民族的划分往往也伴随着城乡划分等；这些都会产生许多不平衡的情况。在定居人口中，各种较为古老的身份，如萨尔马提亚人、花剌子模人、费尔干尼人、撒马尔罕人和布哈拉人等都被归为“乌兹别克人”这一个名称。但在1921年之前，上述不同身份仅指某些部落群体。塔什干和奇姆肯特的城市包含着欧洲人和乌兹别克人的混合人口，并且被大多数哈萨克人居住的偏远地区所包围着。第一个划分的城市最终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另一个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而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塔吉克语地区被突厥语-蒙古语郊区所包围，并最终划入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决定至今仍使塔吉克斯坦感到非常愤怒。

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大多是游牧民族（即在无永久定居点的情况下旅居），因此他们只占共和国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而欧洲人和乌兹别克人则占人口的大部分。至于奥什和贾拉拉巴德这两个2010年暴力事件最严重的城市，都被纳入了吉尔吉斯斯坦，尽管其大部分居民都是乌兹别克人。而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两个城市将失去相邻的经济后院，其中大部分是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地方。而如果没有这两个城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就无法拥有任何相当大规模的城市。

在斯大林死后，审查边界划定文件的过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且期间也进行了一些修改。而最近一次修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玛德琳·里夫斯所证明的那样，做出的修改通常遵循的是与二十年代发生的“区域化”过程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以及种族逻辑。并且这是当地在水和农田方面经过激烈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费尔干纳盆地周围复杂的边界和飞地如今的情况并不是斯大林主义企图播下种族冲突的阴谋的一部分计划。相反，这是在试图适应高度复杂的人口多样性的这一现实，同时还要满足当地民族主义的要求。

穆斯林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

根据那些具有历史回顾性的证明所声称的，我们可以说，任何试图将民族主义原则引入人口和政治边界划分方式长期以来都不同的地区的尝试都将伴随着一系列问题。这不仅适用于中亚，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强迫中亚成为民族主义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苏联。据阿迪布·哈立德称，在中亚地区建设苏维埃民族国家的计划是具有地方根源的。这是该地区穆斯林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思想和运动的结果。这些思想和运动可以追溯到苏联统治之前，而苏联政委只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拉拢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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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第一代中亚知识分子都被抛弃。但是，国家建设的项目仍在继续进行。而一直以来，这些知识分子对建立共同的苏联身份这一总目标感到非常地紧张。但事实证明，民族主义的想法具有惊人的韧性。由于1991年苏联解体而勉勉强强建立的独立民族国家不必从头开始创建民族认同，并且能够在已有的苏联基础上进行发展。而今天大多数中亚人对自己所居住的国家的依恋程度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民族主义思想已经被完全吸收、同化和内化。

中亚地区那些相互交错的边界带来了重大挑战，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

在25年前，罗伯特·卡普兰并未试图了解导致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破裂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这在当时导致了南斯拉夫爆发了暴力事件。相反，卡普兰将其归咎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以及有时候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永恒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称，这是在约瑟夫·铁托领导的残暴专制统治下才能够被控制住的仇恨。在其评论卡普兰著作的文章中，英国记者诺埃尔·马尔科姆完全驳斥了这一观点。而现在关于南斯拉夫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已经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些想法。而中亚仍然被认为是苏联历史的俘虏。这个地区的种族紧张局势仍然在转折点周围徘徊不定，并且因斯大林可恶的划界计划而成为一个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结果。

民族国家从来都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政治单位。这不仅必须是通过创造和制造出来地，还必须改变现实以在边界和身份之间产生完美而虚幻的对应。而身份是每个活动家或国家领导人的目标。最后，这一过程导致了种族清洗、人口迁移和被迫同化。这不仅发生在前欧洲殖民地，而且在整个欧洲这个据说是民族思想之乡的地方也在发生。比较一下1920年代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人口交换，或者1945年之后东欧大部分地区德国人被驱逐，或者1962年之后欧洲殖民者离开阿尔及利亚，或者1990年代伴随巴尔干战争发生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我们可以发现，迄今为止，中亚民族主义的后果已经算得上相对平静。而部分原因在于，在苏联国家刚成立时，这些国家都处于苏联的超国家框架内。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并无“连贯”的边界，也并不存在建立独立国家或国际边界的想法，并且从一开始就不期望这些事情的发生。

但即使在独立和收紧这些边界之后，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渐进并且是自愿的。这是因为数百万俄罗斯人离开了该地区（还有数百万人留在了该地区），所以哈萨克人受到其相对繁荣的经济吸引，逐渐从邻近的共和国迁移到了哈萨克斯坦。但是，中亚所有的共和国仍然包含着许多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而暴力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威胁到这种平衡的存在。但显然，这种威胁小于俄罗斯，当然也小于许多西欧国家。中亚错综复杂的边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但正如玛德琳·里夫斯所证明的那样，生活在这些边界内的人们已经制定了十分巧妙的策略，以适应甚至利用这些边界。因此，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亚地区缺乏区域一体化。至于必须永远拒绝的提议，还是那句话，即这个问题由于划界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或者说斯大林可恶的阴影仍徘徊在中亚并困住其人民。

本报告翻译自欧亚网，并不一定反映此网站立场。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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