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敵我的傷痕史:讀潘翠霞《不要說出我的名字》與《我是父親的女兒》

 文章標題建議(中文)

根據全文核心——潘翠霞兩本書如何從兩邊士兵視角書寫戰爭與戰後的「傷痕歷史」、超越敵我、記錄被遺忘的個人命運、以及作者作為「非官方史家」的特殊角色,以下是適合的標題建議(按推薦順序列出):

  1. 跨越敵我的傷痕史:讀潘翠霞《不要說出我的名字》與《我是父親的女兒》 (最推薦:直接點出「跨越敵我」與「傷痕史」的核心意涵,概括兩本書,適合書評風格。)
  2. 兩邊都是越南人:潘翠霞寫下的戰爭與戰後真相 (突出「兩邊士兵同樣是受害者」的和解視角,情感強烈且直擊主題。)
  3. 從勝利者到失敗者:一位北方女兒的南方傾聽 (強調作者身份轉換與「聽另一邊故事」的過程,帶有強烈情感張力。)
  4. 不要說出我的名字,也不要遺忘他們——潘翠霞的戰後書寫 (借用書名,呼應「不被遺忘」的使命感,文藝而有力量。)
  5. 一部由傷口寫成的越南戰爭史:潘翠霞兩書合讀 (點出「傷口/傷痕史」的獨特視角,適合深度書評。)

如果你希望標題更簡潔有力或更偏向和解主題,第1或第2個最合適。下面是全文翻譯:



書籍介紹:《我是父親的女兒》與《不要說出我的名字》 發表於 2020年8月3日 作者:編輯 無評論

– 《不要說出我的名字》/潘翠霞/婦女出版社,2020 – 《我是父親的女兒》/潘翠霞/婦女出版社,2020

「作為越南戰爭時期北越士兵的特殊記憶博物館,《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可視為近年最重要的補充資料之一,關於這場塑造20世紀歷史的戰爭。透過這本書,潘翠霞真正尊崇越南老兵,讓他們說出自己的聲音,袒露半生承載的痛苦。我認為,這樣的書應在大學與中小學廣泛推廣,讓年輕人從人文角度理解歷史真相。」 ——歷史學博士 Jason Picard

「1975年後南方政權的士兵,全都被懷疑、被歧視,都必須背負『失敗者』的身份,他們的人生都充滿艱辛與苦難。潘翠霞像對待自己父親——一位北方士兵的親人一樣走近他們。她寫道:『父親的女兒去見叔伯們,我看到了父親的影子,像在與父親的靈魂對話。』於是,從前一本到後一本,她用戰爭中與戰後兩邊的人們命運,寫成一部越南人的悲傷歷史。可以說,這是一部傷痕史。」 ——文學評論家范春原(Phạm Xuân Nguyên)


戰爭是兩股力量的對抗,結局有勝有敗。戰爭史通常由勝利者書寫。歷史、戰爭史,只談戰役、戰鬥、各場大小戰役的得失,直到最後一戰定局。其中事件重於人。古今國家正史大抵如此。

潘翠霞不關心戰爭中的戰鬥歷史,她關注的是走進戰爭、走過戰爭的人。《我是父親的女兒》寫越南共和國(南方)士兵,接續幾年前的《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寫越南民主共和國(北方)士兵。這些是戰後回歸平凡生活的士兵。北方士兵「勝利一方」生還回家鄉,也因戰爭後遺症、家破人亡、和平的逆境而承受許多痛苦與辛酸。榮耀屬於國家,悲劇屬於個人。《不要說出我的名字》正是他們的願望:那些參加人民軍、經歷戰火的戰士,不提功勞、不談成就,默默承受身心傷痕,他們與戰爭中的普通百姓有共同命運。

在第一本書,潘翠霞就選擇一種寫法:講真相,讓真相透過當事人之口自己說話,她只做傾聽者與記錄者,把最赤裸的真實呈現紙上。每位講述者都有真實姓名、籍貫、地址,以及作者親自尋訪的真實過程。到《我是父親的女兒》,這種寫法被她發揮到極致。她自掏腰包深入中部、南部,想盡辦法聯繫、會見「失敗一方」的士兵,引導他們說話、傾聽他們、理解他們,把那些如實轉化成書頁。北方士兵的女兒,去見與父親曾是敵人的南方士兵,這是信任的過程。是長大的女兒對已故父親的責任。是母親對將長大的孩子們的責任——讓他們讀母親寫的東西。是人民對飽經分裂與傷痛的國家的責任。總之,透過這些書,潘翠霞是一位質疑歷史、試圖回答歷史的人,雖然對她來說這或許說得太大。

《我是父親的女兒》,北方士兵的女兒,就是潘翠霞。但書末卻是「我是爸爸的女兒」,南方士兵的女兒——Quỳnh Anh,她的爸爸是1975年後必須去學習改造的越南共和國軍官。兩個女孩都愛父親/爸爸,以父親/爸爸為傲。書最後一句是Quỳnh Anh回憶爸爸在改造營期間,住在隔壁的一位北方部隊戰士:「滿臉天花疤痕,卻帶著溫和笑容。海叔在十一歲女孩心中,留下對北方戰士的第一印象。」(第354頁)

作者如此結構這本書乃至兩本書,顯然有共同的終極想法:無論這邊或那邊的士兵,都是士兵,都是越南人,都經歷過殘酷的戰爭歲月,回歸和平後都得面對毫不留情的戰後命運,雖然性質與程度不同。南方政權的士兵在1975年後,全被懷疑、歧視,背負「失敗者」身份,人生充滿艱難與苦楚。潘翠霞像對待父親親人一樣走近他們。她寫道:「父親的女兒去見叔伯們,我看到了父親的影子,像在與父親的靈魂對話。」於是,從前一本到後一本,她用兩邊戰爭中與戰後的人們命運,寫成一部越南人的悲傷歷史。可以說,這是一部傷痕史。

潘翠霞自己承擔起這位特殊史家的角色。她原本是婦女出版社文學編輯,三十多歲時辭職回家,開始尋訪、記錄、書寫兩邊戰線士兵的戰後命運。寫完後自己申請出版許可,自費印刷、自行發行,因為希望這些心血之作能到達需要讀的人手中。《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取材自她家鄉河靜省香溪縣的真實村莊,記錄那些出征又回來的男人,在平凡生活中承受的痛苦與挑戰。從這邊士兵出發,她繼續跨越17度線、班海河南岸,去見另一邊的士兵,知道他們是誰、戰後過得如何。

她寫的兩本書很難定義體裁。只知道她像在抄寫歷史,最大程度尊重當事人講述的真相。作者只負責串聯、排列故事,按想法與問題順序。有時她才流露自己的情感與思考,但也僅是引導,讓讀者從她聽到、記錄的內容中自己尋找答案。有時潘翠霞也會自問:為什麼我要做這種事?誰會相信我講的這些故事是真的?「故事就從這樣的牽線開始?你拿出那個故事說,這是真實故事?是我從當事人那裡記錄的?而我們讀者是基於這種轉述?這個問題我該怎麼解決?為什麼我把這工作扛在身上。一個對誰都不必要的任務。」(第79頁)但她還是去、還是聽、還是記、還是寫。彷彿非如此不可。而她的寫法讓讀者感動、相信,正是這種寫法、這種語調、這種文字。潘翠霞兩本書在文學上的成功,就在這裡。對她自問的回答是:這些書是有用且必要的,對每個人,對國家。

我曾對潘翠霞說,她這種寫法選擇,很接近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阿列克謝耶維奇自稱是「耳朵作家」,傾聽從生活深淵發出的聲音,無論車諾比核災還是阿富汗戰爭。她在諾貝爾演說中說:「我喜歡人們講的故事……我喜歡孤獨的人聲。那是我最大的愛與熱情。」這不是等同比較,而是巧合。許多讀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人,讀潘翠霞時也感覺到這種親近。當我這樣說時,潘翠霞很驚訝,因為她之前從未讀過阿列克謝耶維奇。如此看來,這種寫作選擇源自她內心的驅動,像一種天生的文學傾向。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她一樣有勇氣選擇這種寫法並堅持到底。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比虛構寫作(fiction)要求作者走得更多、見得更多。

請讀潘翠霞的兩本書——《我是父親的女兒》與之前的《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去了解另一場戰爭:那些經歷過戰火、失去許多、如今仍在日常生活中掙扎求生的士兵們。讀完你會發現,國家正統史家寫的現代戰爭史,將被一位非官方史家用筆補充得更生動——從兩邊戰爭中的人與命運,由一位女性、一位女兒、一位母親的胸懷寫出。

文學評論家 范春原(Phạm Xuân Nguyên) (來源:Danviet.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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