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章——多疑如曹操(P359)
第三部分 人物特寫（或：人物簡述）
阮文紹曾講過一個例子：1967 年軍方掌權時，沒人想大選，但美國催得緊。阮高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脫口而出：「還要兩年才能實行民選政府。」這句話嚇壞了美國人。兩週後，街頭便出現了要求大選的示威。阮文紹總結道：「每當美國大使要求我做某事而我拒絕時，幾週內就會出現示威或媒體攻擊。」
這部分內容深入描寫了阮文紹總統的個人性格特質。作者透過阮文紹的童年往事、行事風格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勾勒出一位極度謹慎、深沉且對時機掌握極為敏感的政治人物。在同僚眼中，他被稱為「曹操」，意指其多疑且善於謀略。
以下是內容重點摘要及全文中譯：
內容重點摘要
「人等車，車不等人」：家教造就的謹慎 阮文紹出生於一個謙遜的家庭，父親早年為了生計驅趕牛群長途跋涉，深知預先準備的重要性。父親教育他「人等車，車不等人」，這養成阮文紹一生謹慎、不冒險、凡事求穩的性格。
少年時期的謀略 阮文紹從小就展現出聰明與機智。他五歲起就幫母親賣餅，卻會偷偷省下錢或利用空檔去看心愛的足球賽。回家後他能如數繳回貨款，且對母親守口如瓶，顯露出其自幼便具備在幕後運作的本領。
極致的文書細節控 作者透過 1979 年阮文紹接受德國媒體採訪的案例，展示了他驚人的細緻程度：他要求在每頁文件簽名、逐行編號，甚至在空白處劃線以防他人篡改或添加內容。這種「連標點符號都小心」的性格，反映了他對環境的極度不安全感。
「掌握時機的大師」 與衝動的阮高祺（Nguyễn Cao Kỳ）不同，阮文紹被威斯特摩蘭將軍評價為「掌握時機的大師」。他善於忍耐，能夠長期在幕後觀察，直到最適當的時機才出手。例如在處理《巴黎協定》的簽署壓力，以及 1975 年最後關頭辭職的決定，都顯示了他對政局節奏的精確計算。
全文翻譯：第 17 章——多疑如曹操
火車的汽笛聲在遠方迴盪，月台早已開始忙碌。在那些小車站，火車停留的時間極短，錯過了就無他法，因為當時沒有摩托車、巴士或飛機。因此，乘客總是得早早做好準備。
阮文紹總統回憶，有一次他的父親要前往北方。老人家在傍晚就收拾好包袱去車站過夜，任憑蚊蟲叮咬，儘管他知道火車要到隔天中午才到。阮文紹問父親為何要去得那麼早？父親回答：「是人等車，不是車等人。」父親教導孩子凡事要小心，不可粗心或冒險。或許正是受父親影響，阮文紹養成了一生謹慎、求穩、凡事深思熟慮的特徵。
阮文紹出生於一個謙遜的家庭，他真正的生日是 1923 年 5 月 4 日，但因入學登記時父母不在身邊，他便隨意選了 1924 年 12 月 24 日。據占卜師說，這個日子正好是子年、子月、子時，在紫微斗數中是極佳的命格。他在家中排行老八，人稱「八少爺」。他的父親十一歲便成孤兒，靠替人牧牛維生。阮文紹五歲時，母親便讓他挑著餅籃去市場販售。他極愛足球，常存下賣餅的小錢，每逢週日便把生意擱在一旁去看球賽。賽後他會如數將錢交給母親，卻從不提起看球的事。可見他從小就極具謀略。
處事謹慎，步步為營
「阮文紹是那種講求實效、生活樸素、極度謹慎的人，」阮文紹的政治助理阮文銀（Nguyễn Văn Ngân）評價道。阮文銀是與他共事極近的人，對其內在思維有深刻了解。阮文紹自己也常透過故事展現其細膩。
他提到自己有時會深夜在西貢與堤岸巡視。為了降低危險，他讓憲兵坐在後座，自己穿著軍裝開吉普車，沒人會注意到這位「駕駛」就是總統。軍旅出身的背景給了他很大幫助，這是吳廷琰總統做不到的。提到吳廷琰，阮文紹回憶 1963 年政變時，楊文明將軍曾計畫暗殺吳廷琰，但阮文紹強烈反對，理由是「軍隊不搞暗殺」。這段經歷讓他出入公共場合時極為小心，有時他會直接坐在司機旁而非後座。他座車還是吳廷琰留下的舊賓士，他不曾買過新車。
1979 年 12 月，當他接受德國《鏡報》（Der Spiegel）採訪時，他要求稿件必須譯成英文供他審閱。他審稿極其嚴格：
在每頁末尾簽署「Nguyen」；
每頁的每一行都必須編號；
問答之間若有空白行，他會劃上「V」字標記，防止記者私自添加內容。
當發現第 39 頁遺失，儘管記者標註「無第 39 頁」，他仍在其下劃線並簽名圈起來。我問為何要簽？他說：「萬一他們事後加了一頁第 39 頁進去怎麼辦？」
這種「連點畫撇捺都小心」的態度，威斯特摩蘭將軍看在眼裡，評價他是：「一位能力超群的軍人……謹慎、深思熟慮、極具耐心，甘於在幕後長期運作，帥氣、整潔、聰明，最重要的是——精明（shrewd）。」
對時機的敏感性
威斯特摩蘭將軍曾對比阮文紹與阮高祺：阮高祺容易激動、衝動；而阮文紹則是「掌握時機的大師」。他能耐心地在幕後運算每一步棋。
關於時機，阮文紹曾講過一個例子：1967 年軍方掌權時，沒人想大選，但美國催得緊。阮高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脫口而出：「還要兩年才能實行民選政府。」這句話嚇壞了美國人。兩週後，街頭便出現了要求大選的示威。阮文紹總結道：「每當美國大使要求我做某事而我拒絕時，幾週內就會出現示威或媒體攻擊。」
正因為對時機敏感，他避開了許多困難。在《巴黎協定》上，他抵制簽署直到最後一刻；在 1975 年 4 月 20 日，當邦克大使根據基辛格指示勸他辭職，並提到將領們可能會逼宮時，阮文紹意識到最後時刻已到，這才決定引退。
- 关于谈判能力： 文中提到，没有任何美国人能比南越人更了解如何用越南语与越南共产党打交道。
- 被删减的部分： 页面中间有一段被划掉的文字，内容涉及对盟友诚实性的质疑，并提到了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文本中的“圈套”。旁边有手写注释：“同意取消”（Agreed to cancel），并附有签名。
- 关于“体面的间歇”（Decent Interval）：
- 《镜报》（SPIEGEL）提问：当时有美国高官称，基辛格追求的只是在美国撤军与南越崩溃之间留下一个“体面的间歇”。基辛格在其著作中否认了这一点。
- 阮文绍（THIEU）回答：无论美国人怎么说，他坚信美国人的最终目标……（话未说完，该页结束）。
- 在划掉的段落旁注有：“Agreed to cancel - ”（同意取消）。
- 页面底部注有：“No page 39”（没有第39页）。
(P364)
這部分內容揭露了阮文紹總統「先發制人」（Preemptive Move）的政治策略。透過幾則具體的軼事，展現出他如何運用對情報的掌握和對時機的直覺，在對手出手前先將局勢扭轉為對自己有利的局面。
以下是內容重點摘要及全文中譯：
內容重點摘要
「先發制人」的哲學： 阮文紹分享了一個「酒鬼自責以避妻罵」的小故事，說明與其等著被人攻擊，不如先走一步主導輿論。這種思維貫穿了他的政治生涯。
化解反對大選的示威： 當反對派組織大規模示威要求提早大選時，阮文紹掌握了情報卻秘而不宣。直到示威前一晚，才突然宣布「政府決定提早大選」。這讓準備抗議的團體措手不及，他甚至大方提供新標語，讓本來的「打倒政府」示威，瞬間變成了「擁護政府大選」的遊行。
1971 年「一人競選」的佈局： 面對美國屬意的候選人楊文明（Dương Văn Minh）以及對手阮高祺（Nguyễn Cao Kỳ）的退選，阮文紹並未退縮，而是以「憲法未規定一人不能參選」為由強行推進。他看準了基辛格雖然偏好楊文明，但更恐懼西貢陷入政治動盪，因而成功保住權位。
1975 年不連任的真實算計： 阮文紹私下表示，他原本就決定不參加 1975 年 10 月的連任選舉，因為他預見美國會強推「聯合政府」。雖然他在 1974 年修改憲法允許連任三屆，但那僅是為了維持「強人形象」以防止樹倒猢猻散（Band wagon effect）。他深知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下，強行參選無異於「自殺」，最終選擇在最關鍵的時機宣布辭職。
全文翻譯：永遠領先一步
有個酒友喝得爛醉，朋友們勸他先喝杯咖啡提神再回家，免得被妻兒嘮叨。那人卻說：「沒事，我直接回去。」隔天朋友問他有沒有被老婆罵？他得意地說：「哪有，她反而更疼我了。」阮文紹總統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領先一步」的道理：那人一進門不等老婆開口就先自責「我真笨，禁不起朋友勸酒，不喝還被笑是死雞，男人沒酒就沒氣勢」。這則故事讓我想起阮文紹其他「先發制人」的策略。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選舉。當時有人計畫發動大規模示威，施壓政府儘早舉行總統大選。阮文紹早就掌握了組織者與計畫，卻假裝一無所知。直到示威前一天下午，各地的卡車已載著民眾進入西貢，學生也動員完畢，他才使出「先發制人」的招式：他公開宣布軍隊將盡快組織大選，只需幾個月準備。這下反對派尷尬了，示威的訴求被滿足，抗議還有什麼意義？組織者跑來問他：「我們都安排好了，現在怎麼辦？」阮文紹回答：「沒關係，你們照樣示威，但把標語從『反對政府』改成『擁護政府組織大選』、『建設強大民主』就好。」看到對方一臉困惑，阮文紹甚至主動提出：「如果你們標語印好了來不及改，我今晚可以叫華人區的工廠趕製一千條新的送給你們。」隔天，示威如期舉行，但全成了支持政府的口號。
到了 1971 年總統大選，根據阮文銀（Nguyễn Văn Ngân）助理的說法，美國當時屬意楊文明將軍勝選，以便實現美國從南越脫身、並將南越交給共產黨的計畫。阮文紹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基辛格來到西貢會見所有候選人，特別是楊文明。儘管最後阮高祺與楊文明都退選了，阮文紹仍決定繼續。他先發制人地向美方放話：憲法並未規定只有一個候選人時必須取消選舉。他深知當時巴黎和談還在進行，基辛格雖然想要楊文明上台，但絕不希望西貢此時發生政治混亂。
至於第三任期的考量，阮文紹在與我們閒談時透露，他早已決定 1975 年 10 月不再參選。理由是屆時美國必會逼他成立《巴黎協定》規定的「民族和解委員會」（即聯合政府），而他絕不接受。他認為美國當時已在「栽培」楊文明，若他執意參選，很可能會遭到政變，這無異於「自殺」。
那我問他，為何還要在 1974 年夏天修改憲法以爭取連任？他說是因為許多人要求他留任以對抗解放陣線，他才順應修憲。但我推測，他維持參選姿態是為了守住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正如他常說的法文諺語：「人們只借錢給富人」（on ne prête qu'aux riches），意思就是世態炎涼，大家只會追隨強者。他展現出依然「強盛」的樣子，是為了降低「花車效應」（Band wagon effect），防止部屬太快倒戈。
這種對時機的精確掌握，也體現在他 1975 年 4 月 21 日晚間辭職的決定上。他在局勢最關鍵的時刻，選擇透過電視直播宣布引退。
阮文紹總統的這些決策背後，既有政治家的精明，也透著一絲對當時南越孤立處境的無奈。您覺得在當時那樣的局勢下，這種「先發制人」的策略是否真的能為南越換取更多的生存空間？
(P367)
這部分內容深入剖析了阮文紹總統著名的「多疑」性格。透過他與美國將領、助理及身邊人士的互動，作者揭示了這種不信任感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源於在複雜的政治與軍事鬥爭中，為了生存而發展出的防禦機制。
以下是內容重點摘要及全文中譯：
內容重點摘要
「多疑如曹操」的防禦心態： 美國將領海格（Alexander Haig）與南越參謀總長曹文員（Cao Văn Viên）皆評價阮文紹多疑。為了防止 CIA 竊聽，他不在辦公室談密事，而是移步至長廊陽台或邊走邊談。他甚至對支持他的馬丁大使（Graham Martin）也隱瞞軍事撤退計畫。
細節控與「先發制人」的教訓： 阮文紹教育作者做事要「連標點符號都小心」。他之所以在演講時習慣準備多份副本並貼身攜帶，是因為曾遭遇過講稿在混亂中被對手故意偷走的窘境。他認為在越南政壇，必須時刻提防他人的「惡作劇」。
對忠誠度的幻滅： 在討論美國水門案時，南越官員感嘆 Nixon 身邊缺乏願意「代主受過」的忠臣。阮文紹則諷刺地評論：在當今時代，如果領袖把龍袍交給部屬代穿以掩護，部屬恐怕會直接坐上龍椅當起皇帝，意指權力面前並無絕對忠誠。
吳廷琰之死的終身陰影： 阮文紹曾直言：「如果不深沉多疑，我早就沒命了。」他最深層的恐懼源於 1963 年親眼目睹吳廷琰、吳廷瑈兄弟被暗殺後的慘狀。他深知美國若認為盟友礙事，隨時可能煽動政變或暗殺，這成為他對美外交中揮之不去的噩夢。
全文翻譯：第 17 章——多疑性格（續）
多疑
在《時代》雜誌的一次採訪中，當時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軍事助理的海格將軍將阮文紹描述為「一個複雜、有能力且敏銳的人。他喜歡與極少數人共事，且生性多疑……他的行動準則是走在所有談判問題的前頭。」自從阮文紹在 1968 年美國大選期間成功誤導華盛頓以來，美方就見識到了他的謀略。當時無論 CIA 如何偵查都一無所知，邦克大使甚至向詹森總統發出了錯誤的報告，認為阮文紹已同意參加和談。
直到 1973 年簽署《巴黎協定》前夕，儘管阮文紹已表示同意，基辛格仍擔心他會像 1968 年那樣臨陣反水。根據外長陳文林的回憶，在簽約前的最後一刻，基辛格還單獨召見他進行安撫並重申五項承諾。基辛格顯然害怕阮文紹會下令讓陳文林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前突然宣布：「南越政府遺憾地表示無法簽署此協定！」
曹文員將軍曾評價說：「阮文紹多疑如曹操。」根據我的觀察，這確實屬意。出於對 CIA 竊聽的戒備，他從不在辦公室討論要事，而是選在三樓或四樓走廊窗邊的餐桌旁，或是繞著建築物散步。無論是 1975 年 3 月 13 日討論「重新部署」的戰略會議，還是 20 日與我討論給福特總統寫信，他都保持這種警覺。即使是對支持他的馬丁大使，他也不曾透露撤出第一、第二軍區的決定。
教導作者要「小心點畫撇捺」
阮文紹曾叮囑我做事要小心到「點畫撇捺」，意即要保持質疑。有次他要去國會演講，我備好了稿件並放在現場架子上，他卻堅持要我再複印一份給他隨身帶著。他解釋說，現場媒體與工作人員混雜，萬一有人故意搞鬼，在混亂中把架上的講稿偷走，「難道我要在全體國民面前問我的講稿在哪嗎？」他笑著補充：「我曾被這樣整過一次！」他告訴我，在越南，隨身準備一份副本，就能讓那些想看你出糗的人啞口無言。
受此影響，我也避開了幾次行政疏失。曾有國營公司呈報不實文件，我因仔細審閱而發現錯誤。另一次，我向他提起我在經濟論壇的演說，他提醒我：「組織那個活動的人不是好人，你在美國待久了不了解這裡的政治環境，眼見不一定為實。那些人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敵人，甚至可以為了利益『賣掉自己的老母』（vendre sa mère）。」
當尼克森因水門案辭職時，副總統陳文香曾感嘆為何沒人願意像「黎萊救主」那樣挺身代罪？阮文紹開玩笑說：「我不確定我們這兒還有第二個黎萊。現今這時代，如果黎利把錦袍交給黎萊，那人恐怕會趕緊穿上直接坐上皇位當國王了！」
吳廷琰之死的執念
在獨立宮的一次談話中，我提到有人說他多疑。他當時避而不談，但後來在倫敦時他向我交心：「如果不深沉多疑，我早就沒命了。」
阮文紹一生要在三條戰線上作戰：一是抗共；二是應付內部派系鬥爭；三是應付美國與 CIA。前兩者他尚有軍隊與支持者，但面對美國這條戰線，他完全是孤軍奮戰。這是一段既愛又恨的關係，因為美國是主要盟友，他的權力基石部分來自美國的支持；但他也清楚，如果為了國家利益而違抗美國政策，處境會極其危險。1969 年，情報局長阮克平參觀完 CIA 總部後曾警告他：「總統必須自保，他們的技術太先進，我們防不勝防。」
自 1963 年 11 月初吳廷琰政變後，「暗殺」成了阮文紹揮之不去的噩夢。當時他被楊文明要求參與政變，理由是若不推翻吳廷琰，美國將削減軍援。阮文紹曾要求不得殺害吳氏兄弟。政變當晚，他負責攻佔總統府。後來他在部隊總部看到運載吳廷琰、吳廷瑈屍體的 M113 裝甲車，當他強令士兵打開後門，看到滿是彈孔與刀痕的屍體時，他感到極度震驚與噁心。他脫下軍帽深深刻頭悼念。
他後來說：「如果我在府邸找到他們，我會用敞篷吉普車公開請他們回總部。那樣就沒人敢公開殺害他們了。」那兩具蜷縮在血泊中的屍體畫面從此纏繞著他，他說「唯有打網球時才能暫時忘掉」。從那時起，他對暗殺——尤其是美國煽動或默許的暗殺——始終保持最高等級的戒備。事實上，他在任內也確實遭遇過多次政變威脅。
(P373)
這部分內容深入分析了阮文紹總統「多疑」性格的另一面：他如何處理諮詢與決策，以及這種性格對南越國運的雙重影響。作者透過具體的歷史案例，展現了阮文紹如何利用其敏銳的直覺避開政治陷阱，但也指出這種不信任感導致了南越政府內部的權力過度集中與溝通斷層。
內容重點摘要
「懷疑諮詢」與主見： 阮文紹雖然會徵詢他人意見，但始終堅持獨自決策。如果他對諮詢者缺乏信任，甚至會故意採取與建議相反的行動。他曾說：「我可以聽別人的建議，但最後決策往往相反。」
避開美國的「激將法」陷阱： 美國曾以二戰名將麥克阿瑟驅散「補償金大軍」（Bonus Army）為例，建議阮文紹強硬鎮壓傷殘老兵的抗爭。阮文紹洞察其險，斥之為「誘騙小孩吃雞糞」，改採柔性安撫與先發制人的宣傳，成功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
性格的雙刃劍：
正面：他的謹慎、多疑與耐力，終結了吳廷琰死後的混亂局勢，維持南越近十年的穩定。尼克森評價他是南越史上最有能力的領袖。
負面：因多疑而導致權力過度集中（專斷），缺乏優秀顧問團。他將尼克森的承諾信件視為最高機密，甚至未與國會分享，導致美國國會因不了解秘密保證而輕易切斷軍援。
對「時機與極限」的體悟： 阮文紹在 1973 年 1 月 20 日（尼克森連任就職日）意識到談判已達「絕對期限」。他深知此時若再拒絕，美國將繞過南越單獨與北越簽約，因此在最後關頭決定簽字，並感嘆：「我已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
全文翻譯：第 17 章——連顧問的話也懷疑
對諮詢保持戒心
在重大決策上，阮文紹總統習慣諮詢多人，但最後總是一個人思考與拍板。當顧問是他不信任的人時，他甚至會做出與建議截然相反的決定。他曾親口說：「我永遠是那個決策者。我會聽取建議，但決策權在我。」
這讓我想起一樁發生在西貢的潛在衝突。當時，一群傷殘老兵在西貢占地紮營要求土地補助，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社會問題。有美國官員建議阮文紹應立即強力清場，並舉出美國 1932 年的先例：麥克阿瑟將軍因成功驅散了華盛頓的「補償金大軍」（Bonus Army）而聲名大噪。阮文紹思考後卻評論道：「這簡直是誘騙小孩吃雞糞（xúi trẻ con ăn cứt gà）。」
1932 年美國「補償金大軍」事件的真相
好奇之餘，我研究了這段歷史：1932 年經濟大恐慌期間，一萬五千名一戰老兵在華盛頓紮營要求政府提前發放戰爭獎金。麥克阿瑟無視艾森豪（其當時助理）的勸阻，動用坦克與催淚瓦斯強硬清場，導致帳篷焚燒、婦孺流離。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公憤，觀眾在電影院看到這些新聞畫面時紛紛發出噓聲，麥克阿瑟也因此名聲受損。阮文紹當時雖不清楚細節，但憑著直覺避開了這個可能引發政治動盪的陷阱。他採取冷處理，並在示威前先行宣布政府已有補償計畫，讓抗爭運動在無聲無息中消解。
綜合觀察與評價
阮文紹的謹慎、多疑與謀略，確實讓他個人在政治浪潮中倖存，並維持了南越近十年的穩定。
負面評價： 政治助理阮文銀認為，阮文紹的領導具有「個人專斷」色彩，許多國家機密與決策動機從未被分享。這種專權源於南越稚嫩的民主環境，以及美國頻繁干預政治所帶來的心理陰影。曹文員將軍也認為，阮文紹行的是「民主外殼下的獨裁」。因為擔心政變，他將權力集中於獨立宮，甚至直接調動軍隊。
這種多疑也使他未能建立強大的顧問團。例如，他將尼克森總統的保證信件鎖進保險箱。如果他能早點讓顧問或國會知道這些「保證」，或許南越能更有效地遊說美國國會，而不至於讓對方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切斷援助。
正面評價： 儘管有諸多缺點，尼克森總統仍評價他是「南越迄今最好的領袖」。威斯特摩蘭將軍也認為，阮文紹是南越在當時混亂局勢中真正的希望。他具備極佳的耐心，能以「不動如山」的姿態應對宗教團體與政敵的紛擾。他常說「做政治要厚臉皮（lì）」，也懂得利用時間來化解矛盾。
孤注一擲與最後期限
阮文紹一直引以為傲的一點，是他曾在 1968 年美國大選中「賭了一把」，間接協助尼克森當選，從而延長了南越幾年的命脈。在《巴黎協定》談判後期，他敏銳地察覺到基辛格的背叛與尼克森前往北京的交易，因此即便面臨巨大恐嚇，他依然頑強抵抗。
直到 30 年後的解密文件才證實，阮文紹當時的懷疑完全正確——基辛格與尼克森確實已在談判桌上部分拋棄了南越。
最終，阮文紹展現了他對時機的掌握。1973 年 1 月 21 日，當尼克森連任就職之際，阮文紹意識到談判的「絕對期限」已到，美方已具備單獨簽約的實力。當天，他召見邦克大使表示接受協定，並留下了那句沈重的話：「我已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
阮文紹總統這種「寧可信己，不肯信人」的極端性格，雖然保住了他八年的權位，卻也埋下了最後崩潰時內部指揮系統混亂的種子。您認為在越戰那種特殊的「大國博弈」背景下，小國領袖是否真的有空間在「多疑」與「透明」之間取得平衡？
- 他在這裡參加雄王祭祖儀式（Giỗ Tổ Hùng Vương）。
- 照片記錄於UPI/Bettmann 檔案館。
- 這是關於他當時政治生涯的影像記錄。
- 阮文紹總統的心思。 383
- 阮總統坐著參加雄王祭祖儀式。
- （照片：UPI/Bettmann 檔案館）。
- 阮總統坐著參加雄王祭祖儀式。
- （照片：UPI/Bettmann 檔案館）
- 這張照片捕捉了1964 年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 和前美國副總統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 會見越南共和國將軍楊文明(Dương Văn Minh) 和總理阮慶(Nguyễn Khánh) 的畫面。
- 這是關於這四位領導人在1964 年會晤的後台安排照片。
- 影像來源於書籍《越南－完整的攝影歷史》(Vietnam-A Complete Photographic History)。
- 頁碼與作者： 384 • 阮進興
- 圖片說明： 後台安排：大使洛奇和前副總統尼克森於1964 年會見文明將軍和阮慶總理（圖片來源：摘自書籍《越南－完整的攝影歷史》 - Tess Press，攝影編輯：Hal Buell）。
- 左側： 前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阮文紹（Nguyễn Văn Thiệu）。
- 右側： 當時的美國駐南越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
CHƯƠNG 17
Đa Nghi Tào Tháo (P359)
Tiếng còi tầu rú lên mãi từ xa mà sân ga đã bắt đầu
nhộn nhịp rồi. Tâu tới thì kẻ đến, người đi, ai cũng phải
cho lẹ vì tầu chỉ dừng lại chốc lát ở những trạm ga phụ.
Nhỡ chuyến tâu là hết đi, vì đâu có Honda, xe buýt, máy bay,
tầu thủy. Bởi vậy hành khách luôn phải chuẩn bị cho thật sớm.
Tổng thống Thiệu kể là một hôm cha ông có việc phải ra
ngoài Bắc. Cụ bèn xách khăn gói ra ga xe lửa từ lúc xẩm
chiều, ngủ đêm ở đó, mặc kệ cho muỗi đốt, dù biết rằng mãi
đến trưa hôm sau tầu mới tới ga. Khi cha về, ông hỏi tại sao
cha ra ga xe lửa sớm thế? Cụ đáp: “Người chờ xe chứ xe đâu
có chờ người.” Ông còn kể là cha luôn dạy con lúc nào cũng
phải cẩn thận, chớ có cẩu thả, liều lĩnh. Có thể là cũng nhờ
cha một phần mà ông đã học được cái tính cẩn thận, chắc ăn,
luôn luôn cân nhắc, một đặc tính đã đeo đuổi ông suốt cuộc đời.
Xuất thân từ một gia đình khiêm nhượng, ông kể lại rằng
ngày sinh đích thực của ông là ngày 5 tháng 4, 1923 nhưng vì
khi đến trường ghi danh xin học lần đầu, song thân ông đã
vắng mặt không có ở nhà để cho ông biết ngày sinh đích xác,
nên ông đã chọn đại ngày 24 tháng 12, 1924. Người ta nói là
theo thầy tướng số thì nhằm đúng giờ Tý, tháng Tý và năm Tý
- là một tuổi có điểm tốt theo tử vi. Là con út trong một gia
đình bảy người con, mọi người đều gọi ông là cậu Tám. Cha
ông mồ côi từ năm mười một tuổi, đã sống với một người chú
ở vùng quê, và phải đi chăn bò để kiếm ăn: “Ông cụ đã thành
một thứ cowboy; hồi đó, không có đường xá nhiều, cho nên
thường khi cụ dẫn đàn bò từ tỉnh này sang tỉnh khác để bán,
dọc đường có khi mất đến một nửa” Về sau, cụ dành dụm tiền
mua được hai mẫu ruộng, rồi lấy vợ, đẻ con. Gia đình bốn trai,
ba gái. Mẹ ông đêm đêm nấu bánh tét và từ khi ông lên năm,
bà đã giao cho ông bưng thúng bánh ra chợ bán lúc sáng sớm.
Ông bán đủ tiền mua vật liệu cho nổi bánh ngày hôm sau, và
được lãi chút đỉnh. Ông rất mê đá banh, nên hay dành dụm
chút tiền kiếm được để rồi mỗi chiều chủ nhật, ông bỏ chợ đi
coi đá banh. Hôm đó, ông lấy bánh ra ăn và còn cho bạn ăn
nữa. Sau trận đá, ông vẫn về nhà đưa đủ số tiền bán bánh cho
mẹ cũng như những ngày khác, nhưng không hề nói với bà là
ông đã đi coi đá banh. Như vậy là mưu lược từ bé.
hs 2 Cần mực, cần trọng
“Ông Thiệu thuộc loại người ăn chắc, mặc bền, rất cẩn
trọng,” ông Nguyễn Văn Ngân nhận xét về Tổng thống Thiệu.
Ông Ngân là Phụ tá Tổng thống về chính trị, và là người làm
việc rất gần ông. Về vấn để chính trị nội bộ, có thể là phần
nào ông Ngân đã “nắm được tinh thần” ông Thiệu khá rõ ràng
(ông Thiệu hay dùng chữ “nắm được tinh thần tôi'). Đặc tính
cẩn thận, kỹ lưỡng thì chính ông Thiệu đã tỏ rõ qua những câu chuyện, lời khuyên đối với cá nhân chúng tôi. Sau đây là mấy
câu chuyện mà tôi còn nhớ.
Ông kể là thỉnh thoảng ông cũng đi quan sát trong thành
phố Sàigòn-Chợ Lớn về ban đêm. Nhưng để cho bớt nguy
hiểm, ông để cận vệ ngồi ghế sau rồi ngồi ghế trước, giả làm
một quân cảnh tự mình lái xe jeep đi lòng vòng, không ai để
ý. Cái quá khứ từ một quân nhân lên vai lãnh đạo, đã giúp
ông thật nhiều. Việc này thì không bao giờ Tổng thống Diệm
làm được. Nói về TT Diệm,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là trong thời
điểm đảo chính năm 1963, có lúc Tướng Dương Văn Minh đã
định tổ chức bắn trộm TT Diệm khi ông đi từ Dinh Độc Lập ra
phi trường Tân Sơn Nhất (chắc là vào ngày 28 tháng 10 khi TT
Diệm lên Đà Lạt cùng với Đại sứ Cabot Lodge để khai trương
lò Nguyên tử). Ông Thiệu đã cực lực phản đối, vì “quân đội
không có đi ám sát”? Có thể kinh nghiệm này đã giúp ông hết
sức cẩn thận mỗi khi ông lên xe đi dự nghi lễ ở Quốc hội hay
nơi này nơi kia. Ông nói là nhiều lần ông ngồi ngay bên tài xế
lái xe chứ không ngồi đàng sau xe. Chiếc xe Mercedes ông đi
cũng chính là cái xe cũ của ông Diệm để lại vì ông không
mua xe mới.
Vào tháng 12, 1979 khi cho tuần báo Der Spiegel bên Đức
phỏng vấn (xem Chương 20), ông đặt điều kiện là dù bài in
bằng tiếng Đức nhưng phải dịch ra tiếng Anh để ông coi lại
trước khi in lên báo. Khi nhà báo đưa bản tiếng Anh thì ông
nhờ chúng tôi đọc lại xem họ có dịch đúng hay không. Chúng
tôi nói với ông là không biết tiếng Đức, nhưng đây là nhà báo
lớn, uy tín, và ông đã quá cẩn thận đối với họ nên không sao,
ông cứ yên tâm. Ông đã đọc kỹ lại như thế nào? Nơi đây
chúng tôi in lại một trang để làm thí dụ:
‹ Ông ký “Wguyen” vào cuối mỗi trang;
‹ Mỗi trang đều phải ghi số thứ tự từng dòng;
- - Sau mỗi câu hỏi hay câu trả lời thì xuống hàng, nhưng
nếu người đánh máy để trống thêm một hàng nữa thì ông Thiệu liền gạch ngay chữ “V” vào chỗ trống, thế
là hết lo nhà báo thêm chữ;
°_ Đến trang 38, có câu nói về Hiệp định Geneva, ông
gạc để bỏ đi và nhà báo đã đồng ý: ông liền ghi vào là
“Agreed to cancel” (đồng ý bỏ đi) cho chắc ăn;
° - Có thể là vì đánh máy lộn nên nhà báo đã để sót một
trang là trang 39; tuy nhiên, người phỏng vấn đã ghi rõ
là “No page 39” (không có trang 39). Thế mà ông vẫn
gạch ở dưới ba chữ “No page 39”, rồi vòng quanh nó
lại và ký tên “Wguyen'. Tôi hỏi là tại sao ông phải ký
vào đây. Ông nói: “Nếu không ký mà nó thêm vào một
trang 39 thì làm sao?” Nghe vậy, tôi mới thấy đúng là
ông đã “cẩn thận từ cái chấm cái phẩy) như có lần ông
đã dặn tôi. Ấy thế mà có lần ông cũng đã bị hố, đó là
trường hợp tờ báo “NOW” đề cập trong “Lời Mở Đầu”.
Nói về văn bản, độc giả xem cách ông gạch, xóa, đặt câu
hỏi, bút phê vào các thư tín của TT Nixon, TT Ford, và một số
văn bản in trong Phần Phụ lục của cuốn KĐMTC thì thấy rõ
(đặc biệt là những trang 573-585; và 595-598).
Tướng William Westmoreland nhận xét về ông là “Một
nhà quân sự có khả năng khác thường... Cẩn thận, cân nhắc,
nhẫn nại, bằng lòng hoạt động ở hậu trường thật lâu, ông ta
bảnh trai, chải chuốt, thông minh, và nhất là sắc sảo” (Unsually
capable military man... Cautious, deliberate, so patient that he
was for long content to operate behind the scenes, he was handsome, well-øroomed, ¡intelligent, and above all, shrewd.) (1)
Bén nhạy về thời gian tính
Tướng Westmoreland cũng so sánh giữa hai ông Thiệu và
ông Kỳ như sau: “Ông Kỳ gây ấn tượng, bốc đồng mpressionable, impulsive). Trái lại, ông Thiệu rất quán triệt về thời
gian tính” (a master of timing). Ông ta kiên nhẫn, cẩn thận, sấn sàng dùng thời giờ để tính trước những bước đi từ bên
trong hậu trường...” (2)
Về vấn để thời gian tính, qua sự nhận xét và những câu
chuyện TT Thiệu kể lại, tôi cũng thấy ông nhạy cảm về việc
biết hành động khi nào cho đúng lúc. Sau đây là vài thí dụ:
Ông kể là vào năm 1967, các tướng lãnh hồi đó không ai
muốn có bầu cử sau khi nắm chính quyền vào năm 1965, nhưng
người Mỹ cứ đòi phải đi tới bầu cử cho sớm. Một hôm Thủ
tướng Kỳ đi thăm Miền Tây, có ký giả hỏi ông: “Bao giờ các
ông mới tiến tới một chính phủ dân sự?” Ông Kỳ không do dự
gì và đáp ngay: “Hai năm nữa. Chúng tôi sẽ tiếp tục chính
phủ quân sự trong hai năm” Câu này làm cho người Mỹ hoảng
sợ vì đợi như vậy là quá lâu. “Hai tuần sau đó,” ông Thiệu kể,
“Phật giáo và sinh viên biểu tình đòi bầu cử để có chính phủ
dân sự” Ông tiếp: “Hễ khi nào anh thấy Đại sứ Mỹ tới gặp và
yêu cầu tôi làm một việc gì mà tôi không làm, thì chỉ vài tuần
sau anh sẽ thấy có biểu tình hoặc báo chí chống đối: Có thể
là chính vì nhạy cảm về thời gian tính nên ông cũng đã né được nhiều khó khăn.
Thí dụ khác là về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nhất định cưỡng
lại, không chịu ký cho tới khi ông biết rằng hạn chót đã tới, đó
là lúc bất đầu nhiệm kỳ II của Tổng thống Nixon, như sẽ để
cập tới dưới đây.
Rồi ngày 20 tháng 4, 1975, Đại sứ Martin theo chỉ thị của
Kissinger đã vào Dinh Độc Lập thuyết phục ông từ chức và
nói là “Tôi đã đi đến một kết luận vô tư là nếu ông không chịu
xuống thì các tướng lãnh dưới quyền ông cũng sẽ bắt buộc
ông làm điêu này. ” Thời gian tính chắc đã báo hiệu cho ông
đây là giờ phút chót, ông phải từ chức. (p363)
先用中文寫出重點，在整篇翻譯成中文
Luôn đi bước trước
Có anh bạn đi nhậu, uống rượu say bí tỉ, bạn bè khuyên anh ta nên uống cà phê cho tỉnh rồi từ từ hãy về nhà kẻo vợ con căn nhăn. Vì trời đã khuya, anh bạn nói: 'không sao, tôi
cứ về." Hôm sau bạn hỏi anh ta tối qua bị vợ la lối ra sao? “Có
gì đâu, bà ấy lại còn thương moi là khác.” Ông Thiệu kể là vì
anh này đã đi bước trước: “thay vì để vợ chửi, anh ta tự chửi
mình trước: sao mình ngu quá để thằng bạn nó cứ ép uống
rượu, rượu thì hạng bét, không uống thì nó chê là gà chết, đàn
ông vô tửu như kỳ vô phong” Câu chuyện này làm tôi nhớ
đến vài chuyện khác về đi bước trước.
Thí dụ thứ nhất cũng về chuyện bầu cử. Ông kể về một cuộc biểu tình thật lớn đã được sắp xếp để làm áp lực Ủy Ban
Lãnh Đạo Quốc Gia (UBLĐQG) và Ủy Ban Hành pháp Trung
ương phải tổ chứ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cho sớm chứ đừng nắm
quyền mãi. Ông đã được đầy đủ tin tức về nhóm người tổ
chức biểu tình và kế hoạch của họ, nhưng cứ lờ đi coi như
không biết gì hết. Rồi chờ đợi cho tới lúc cuối cùng, đó là vào
buổi chiều trước ngày biểu tình, khi các xe vận tải đã chở
từng đoàn người từ xa về tận Sàigòn để đi biểu tình, và nhiều
nhóm sinh viên đại học cũng đã được điều động sẵn sàng, lúc
ấy ông mới ra tay với chiêu bài “preemptive move” (đánh
phủ đầu). Ông tuyên bố (hình như là tại Hội trường Diên Hồng,
tôi không nhớ rõ) là quân đội sẽ tổ chức bầu cử sớm hết sức,
chỉ cần vài tháng chuẩn bị. Ấy chết, mục đích biểu tình là đòi
bầu cử mà bây giờ ông Thiệu lại tuyên bố sắp bầu cử rồi thì
còn biểu tình gì nữa! Thế là có phản ứng tức thời: nhóm người
tổ chức đã đến điều đình với ông Thiệu ngay: “Chúng tôi đã
sắp xếp xong hết rồi, bây giờ sao đây?” Ông bèn trả lời: “không
sao, mấy ông cứ tiếp tục biểu tình, nhưng thay vì chống đối,
đả đảo UBLĐQG, đòi tổ chức bầu cử thì nói “ủng hộ kế hoạch
của UBLĐQG tổ chức bầu cử”, 'xây dựng dân chủ vững mạnh””
v.v. Nghe vậy, vẻ mặt mấy ông hết sức bối rối! Ông Thiệu hỏi
tại sao lại phải lo nghĩ? Bấy giờ mấy ông mới nói thật ra là đã
nhận tiên làm nhiều “banderoles' (biểu ngữ) rồi, bây giờ thì
quá muộn để thay đổi.” “Không có vấn đề gì hết,” ông Thiệu
trả lời, “các ông cần bao nhiêu biểu ngữ mới, chúng tôi cũng có thể cung cấp. Mấy hãng ở Chợ Lớn có thể làm xong cả ngàn
biểu ngữ nội trong đêm nay, nếu các ông muốn.” Hôm sau,
cuộc biểu tình diễn ra có trật tự với những biểu ngữ: “Tổ chức
bầu cử là điều mong muốn của toàn dân,” “Xây dựng dân chủ
vững mạnh,” “Đi bầu cử là bổn phận của mỗi người dân.”
Đến cuộ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năm 1971, theo Phụ tá Nguyễn
Văn Ngân (trong một bài do ký giả Phan Thanh Tâm phỏng
vấn) thì: “Tướng Minh là người được Hoa Kỳ chọn lựa với hy
vọng sẽ thắng cử trong cuộ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năm 1971
hầu thực hiện sự giải kết của Hoa Kỳ đối với miền Nam và
trao miền Nam cho cộng sản dưới chiêu bài dân tộc tự quyết.”
Điều này thì chính ông Thiệu cũng xác nhận. Vào mùa hè
năm 1971, Tiến sĩ Kissinger cũng tới Sàigòn gặp tất cả các
ứng cử viên, đặc biệt là Tướng Dương Văn Minh. Dù là sau
cùng cả ông Kỳ, ông Minh đều rút ra, ông Thiệu cứ tiếp tục
bầu cử. Ông đánh phủ đầu trước: bắn tiếng cho phía Mỹ biết
là dù hai ứng cử viên kia có rút ra thì ông vẫn cứ tiếp tục, “vì
Hiến pháp VNCH đâu có quy định là cuộc bầu cử phải hủy đi
nếu chỉ có một ứng cử viên; Hiến pháp đâu có nói là nếu có
một ứng cử viên thì người này phải ngừng lại và đi tìm một
người thứ hai để cùng tranh cử?”(3) Ngoài ra, ông cũng thừa
biết là vào thời điểm ấy, Hòa đàm Paris còn đang tiếp diễn,
nên “dù rằng Kissinger đã muốn cho ông Minh lên Tổng thống,
ông ta cũng không muốn xáo trộn chính trị ở SàIgòn.'
Nhưng đến nhiệm kỳ thứ ba thì khác. Nếu VNCH chưa
sụp đổ thì cuộ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sẽ được tổ chức vào tháng
10 năm 1975. Trong những cuộc mạn đàm với chúng tôi, ông
Thiệu cho biết là ông đã đi trước một bước rồi: ông quyết
định là lần này thì chắc chắn ông sẽ không ra ứng cử nữa. Lý
do là vì lúc ấy Mỹ sẽ bắt ép tổ chức một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theo hình thức Hội đồng Hòa hợp Hòa giải Dân tộc như Hiệp
định Paris quy định, một điều ông không thể chấp nhận, “Tôi
đã chống việc thành lập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ngay từ thời ông
Johnson, ” ông nói. Vì vậy, theo ông thì Mỹ đã “cultiver” (o bế) ông Minh và sẽ vận động cho ông này trúng cử, “Còn nếu
như tôi cứ nhất định ra ứng cử thì sẽ là “suicidal” (tự sát) vì
sau đó sẽ có đảo chánh. ” Tôi hỏi vậy sao Tổng thống lại cho
sửa đổi Hiến pháp vào hè 1974 để có thể ra ứng cử nhiệm kỳ
III? Ông nói là rất nhiều người để nghị ông phải tiếp tục giữ
chức Tổng thống rồi thành lập một chính phủ mới và mạnh để
còn tranh đấu với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nên ông cứ để cho sửa
hiến pháp. Ngày 19 tháng 1, sau Phước Long, trong một bài
phỏng vấn (ngày 29 tháng 1, 1975) với ký giả McComb của tờ
Washington Post, khi được hỏi là ông có định ra ứng cử tháng
10 hay không, ông Thiệu nói là ông chưa quyết định, và quyết
định của ông còn tùy vào ba yếu tố: liệu ông có đương đầu
được với cuộc tấn công của Cộng sản hay không, khả năng
giải quyết tình hình kinh tế khó khăn, và sự thành công hay
thất bại của chương trình 'cách mạng hành chánh” Đây là ba
điều vô cùng khó khăn vào lúc ấy, và khả năng thành công
của ông về cả ba điểm này là rất ít, nên chắc ông đã quyết
định không ra ứng cử. Theo sự suy đoán của chúng tôi, có thể
là ông vẫn cứ cho thay đổi hiến pháp để mọi người nghĩ là
ông sẽ ra ứng cử vì làm như vậy có cái lợi cho ông là tiếp tục
giữ được cái thế đứng trân sân khấu chính trị, vì ông thường
nói “on ne prête qu"aux riches” (người ta chỉ cho người giầu
vay tiền), ý là người đời chỉ phù thịnh. Và ông đã đánh phủ
đầu khi tỏ ra mình vẫn còn “thịnh, giảm thiểu được ảnh hưởng
của “band wagon effect'`: người đời chỉ thích leo lên xe ngồi
với người mạnh hơn.
Quán triệt về thời gian tính còn thể hiện vào lúc ông từ
chức tối ngày 21 tháng 4, 1975: ông đã chọn giờ phút thuận
lợi nhất để tuyên bố từ chức trên tivi như đã bàn tới trong
Chương 9. (P367)
先用中文寫出重點，在整篇翻譯成中文
Đa nghỉ
Trong một bài phỏng vấn đăng trên tờ Time, Tướng Alexander Haig, lúc ấy là trợ lý Quân sự của Hội đồng An
ninh Quốc gia (và là liên lạc viên thường xuyên giữa TT Thiệu
và TT Nixon, Cố vấn Kissinger lúc hòa đàm Paris), đã mô tả
ông Thiệu là “người phức tạp, có khả năng và sắc xảo. Ông ta
thích làm việc với một số rất ít người, và có tính đa nghi...Đường
lối hành động của ông ta là đi trước mọi vấn đề liên quan đến
cuộc điều đình”(4). Từ ngày ông Thiệu đi bước trước để đánh
lạc hướng Washington một cách thành công trong dịp tuyển
cử tháng 11, 1968 (giữa hai ông Humphrey-Nixon) thì phía
Hoa Kỳ đã biết ông mưu lược như thế nào. Dù có dò xét cách
mấy thì CIA cũng đã hoàn toàn không biết gì, chỉ còn có cách
phỏng đoán về hành động của ông Thiệu. Và đã đoán sai: Đại
sứ Bunker báo cáo về cho TT Johnson là mọi việc đã được
sắp xếp xong xuôi (việc ông Thiệu sẽ tuyên bố tham gia hòa
đàm ParIs).
Theo như vậy, tới lúc sắp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thì mặc dù
sáng ngày 21 tháng 1, 1973, TT Thiệu đã đồng ý là sẽ ký và
thông báo cho ĐS Bunker (KĐMTC, 104), nhưng tới sát nút
lúc chính thức ký (ngày 27 tháng 1) thì ông Kissinger vẫn cứ e
ngại ông Thiệu lại tháu cáy một lần nữa giống như 1968, cho
nên theo như Ngoại trưởng Trần Văn Lắm kể lại trong buổi
họp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ngày 22 tháng 3, 1975 mà chúng tôi còn
ghi lại được, thì ngay trước lúc ông đại diện VNCH để ký hiệp
định, ông Kissinger còn họp riêng để thuyết phục cho ông
Lắm yên lòng. rồi lập lại rõ ràng tất cả là 5 điều cam kết (như
đã ghi lại trong cuốn KĐMTC, trang 276). Có thể là Kissinger
sợ ông Thiệu đã chỉ thị cho ông Lắm “cuối cùng sẽ không ký?
nhưng tuyên bố ngay trong phòng họp, trước tivi cho cả thế
giới xem (giống như ông Thiệu tuyên bố trước Quốc hội VNCH
sáng thứ Bảy ngày l tháng 11, 1968) rằng “Chính phủ VNCH
rất tiếc là không thể ký kết Hiệp định này!”
Trong bài “Mạn đàm với Đại Tướng Cao Văn Viên, (đăng
trên mạng ngày 27/2/2006) tác giả Lâm Lễ Trinh có ghi lại lời
ĐT Tướng Viên nhận xét là “Ông Thiệu đa nghi Tào Tháo.” Theo sự nhận xét của cá nhân chúng tôi, điều này là đúng.
Thí dụ như vì đa nghi nên ông luôn để phòng việc CIA nghe
lén. Khi bàn việc gì quan trọng thì ông không làm việc trong
văn phòng hay phòng họp ở sát cạnh, nhưng là ở bàn ăn kê sát
cạnh cửa sổ trên hành lang lầu ba hay bốn (hay đi dạo quanh
tòa nhà). Thí dụ như khi họp với lãnh đạo quân sự ngày 13
tháng 3, 1975 để bàn về chiến lược “tái phối trí”, hay khi họp
với chúng tôi ngày 20 tháng 3 về việc viết thư cho TT Ford.
Kể cả đối với ĐS Martin là người ủng hộ ông thì ông cũng
vẫn giấu những tính toán của mình. Trong một công điện đánh
về cho ông Kissinger ngày 21 tháng 4, 1975 để trả lời về việc
ông Kissinger cứ muốn biết rõ xem ông Thiệu định từ chức
vào giờ nào, ông Martin viết: “Tôi đã nói với ông Thiệu là bất
cứ điều gì ông quyết định làm thì ông cũng nên thông báo cho
người bạn lâu năm của ông biết trước chút đỉnh. Điều này thì
ông Thiệu đã không làm (không cho biết trước) khi ông quyết
định rút khỏi QÐ 1 và 2...Ông đã không hứa với tôi là sẽ cho
biết trước (giờ từ chức) nhưng nói là ông sẽ lưu tâm đến việc
này” (xem công điện trong Phụ lục Chương 9)
^ˆ^ 3 ° ˆ - ˆ ^ +, s* ~“ +, ® ` Khuyên tác giả nên “cần thận từ cái chấm cái phầy?
Đối với cá nhân chúng tôi thì ông Thiệu lại còn khuyên là
nên cẩn thận từ “cái chấm cái phẩy, ý nói là cũng phải đa
nghi. Một hôm, trước khi ông ra Quốc hội nói chuyện về tình
hình đất nước, tôi có soạn một đoạn về kinh tế rồi đưa cho
Đại tá Cầm chánh văn phòng. Sau đó, tôi cho văn phòng để
sẵn trên kệ trong phòng họp Quốc hội một bản cho ông. Trước
khi ra Quốc hội, ông bảo tôi đưa thêm một bản copy nữa. Tôi
nói: “Đã có một bản để sẵn trên kệ rồi, và trong hồ sơ còn
một bản nữa.” Ông Thiệu vẫn khư khư đòi có thêm một bản.
Lúc ấy kỹ thuật máy móc làm copy còn thô sơ, nhưng tôi cũng
phải vội làm thêm một bản khác chiều ý ông. Sau đó vài tuần,
một hôm tôi gặp ông về một chuyện khác, ông lại dặn tôi nên cẩn thận về ý đồ của đối tác. Rồi ông nhìn tôi và nói: “Hôm
trước anh có vẻ ngạc nhiên khi tôi nói đưa thêm cho tôi một
bản diễn văn?”
- Vâng, tôi không hiểu! Tôi đáp.
- Như anh biết, trước khi tôi đọc bài diễn văn tại Quốc hội
thì có báo chí, rađiô, tivi, xếp đặt máy móc, đi ra đi vô lộn
xôn. Lúc đó, nếu có tay nào chơi xỏ, giả bộ đi cầu, rồi lướt
qua cái kệ thò tay lấy bài diễn văn thật nhanh thì sao đây?
Trước máy truyền hình, trước dân chúng, sau khi giới thiệu
Tổng thống Việt Nam Cộng Hòa, chả lẽ tôi lại hỏi bài diễn
văn đâu? Lầm sao có thể như vậy được. Thấy tôi có vẻ hoài
nghĩ, ông Thiệu cười và nói tiếp: “Tôi đã bị như thế một lần
rồi!” Ngẫm nghĩ một phái, ông thêm: “Ở Việt Nam, anh phải
cẩn thận từ cái chấm cái phẩy. Tôi chắc là hôm đó, tay nào
chơi xỏ tôi thì nó phải xét lại, vì tôi móc ngay bản khác trong
tát ra đọc!”
Vì nghe lời cố vấn này mà một hôm tôi cũng tránh được
một sự lầm lỡ khi một công ty quốc doanh (tất cả là 39 công ty
quốc doanh trong thẩm quyền của Bộ Kế Hoạch) trình một
văn bản để tôi ký. Đọc kỹ lại thì thấy ghi “Chiếu nghị định
này, kia; chiếu quyết định của Hội đồng Quản trị ngày này,
ngày kia, v.v.” tôi phát giác ra là có điều không chính xác, nên
đã gọi ông Tổng Giám đốc lên hỏi, ông này nhận và xin lỗi,
đổ cho văn phòng, và vì ông đã không coi lại cho kỹ, v.v., tôi
cũng bỏ qua.
Lần khác, tôi kể cho TT Thiệu nghe buổi nói chuyện của tôi
về kinh tế Việt Nam tại một hội trường nọ. Ông nói là ông có
biết chuyện này, rồi nhìn tôi và nói: “Người tổ chức buổi nói
chuyện đó không phải là người tốt, anh ở Mỹ lâu không hiểu rõ
môi trường chính trị ở đây, thấy vậy mà không phải vậy, đừng
vội tin.” Rồi ông kể thí dụ khác về một nhân vật nọ và nói
những con người như thế này thì nay là bạn mai là thù, “7! esz
capable de vendre sa mère,” (anh ta có thể bán cả mẹ mình
nữa).
Khi TT Nixon từ chức, trong một buổi họp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vụ Watergate được đem ra thảo luận. Phó Tổng thống
Trần Văn Hương phàn nàn: “Tại sao không có một Lê Lai liều
mình cứu chúa?” Nói cách khác, tại sao đã không có một người
nào trung thành với Nixon để đứng ra nhận tội giùm cho Nixon
về vụ Watergate, lãnh một án tù, rồi sớm muộn ông Nixon
cũng phải tìm cách giúp tại ngoại (như sau này, Tổng thống
George Bush đã bãi án 30 tháng tù cho ông Lewis “Scooter”
Libby, phụ tá cho Phó TT Dick Cheney). Một người khác nói
thêm: “Giá như có được một Lê Lai trong Tòa Bạch Ốc, thì
Nixon đã được cứu thoát và có khi Việt Nam cũng được cứu
luôn, chưa biết chừng.” Ông Thiệu nói đùa: “Tôi không chấc
là ngay ở xứ mình còn có một Lê Lai thứ hai nữa đâu! Thời
buổi này, nếu như Lê Lợi trao áo cẩm bào cho Lê Lai, thì
chắc tay này đã vội khoác vô, nhảy lên ngai ngồi chễm chệ
làm vua thật rồi!”
Ám ảnh bởi cái chết của tổng thống Diệm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trong một lần nói chuyện, tôi nói là có
nghe nhiều người cho rằng Tổng thống đa nghi? Ông cau mày
nhìn tôi rồi nói sang chuyện khác. Sau này, ở Luân Đôn, tôi
lại hỏi lại như vậy, nhưng lần này thì ông tâm sự “Nếu không
đa nghỉ thì tôi đã chết từ lâu rồi. ”
Suy nghĩ về cuộc đời của ông thì chúng tôi thấy thực ra
ông phải chống đỡ ba trận tuyến: /h nhất là lãnh đạo cuộc
chiến chống Cộng sản; /h hai là đối phó với các phe phái
tranh giành nội bộ; và /hứ ba là Hoa Kỳ, CIA. Mặt trận thứ
nhất thì ông có quân đội, chính phủ, và nhân dân ủng hộ; mặt
trận thứ hai thì có những người theo ông như Đảng Dân Chủ
và những người có thiện cảm với ông; nhưng mặt trận thứ ba
thì ông phải chiến đấu một mình. Và mặt trận này là thật khó,
vì liên hệ với Hoa Kỳ đối với cá nhân ông là vừa thương vừa
ghét. Khó vì Hoa Kỳ là đồng minh chính yếu, và quyền lực của ông phần nào dựa vào sự ủng hộ của Hoa Kỳ. Mặt khác,
ông biết rõ là nếu vì quyển lợi quốc gia mà ông phải cưỡng
lại chính sách của Hoa Kỳ thì thật là nguy. Thiếu tướng Nguyễn
Khắc Bình (Tư lệnh Cảnh sát Quốc gia kiêm Tổng Giám đốc
Trung ương Tình báo) kể lại là vào năm 1969, ông được mời
sang thăm cơ quan CIA ở Langley, Virginia. Lần đầu tiên được
xem trang bị của trung tâm này, ông vô cùng kinh ngạc. Khi
về tới Sàigòn, ông Bình cố vấn ông Thiệu: “Tổng thống phải
cẩn thận mà tự bảo vệ lấy mình, dà chúng tôi bảo vệ ông tới
đâu cũng rất khó, vì máy móc, kỹ thuật của họ quá tối tân!”
Ám sát là cơn ác mộng vẫn chập chờn trong đầu óc ô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kể từ khi có cuộc đảo chính ông Ngô Đình
Diệm hồi đầu tháng 11 năm 1963. Dạo đó, ông đang là Tư
lệnh Sư đoàn 5 BB đóng tại Biên Hòa. Đại tướng Dương Văn
Minh kêu ông về Sàigòn và yêu cầu tham gia đảo chánh.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lý do ông Minh đưa ra là nếu còn ông Diệm làm
tổng thống thì Mỹ sẽ giảm viện trợ cho quân đội. Ông Thiệu
đã đặt điều kiện với ông Minh là không được hạ sát hai anh
em ông Diệm-Nhu. Đêm đảo chánh, ông được giao trách nhiệm
chiếm Phủ Tổng thống. Ông chỉ nói với Bà Thiệu hãy “ấm
con về thăm bà ngoại” trước khi ông thi hành công tác. Sau
khi chiếm Dinh Gia Long, và sau khi Tổng thống Diệm đã gọi
về Bộ TTM cho biết nơi ông đang ở (Nhà thờ Cha Tam), theo
như Bà Thiệu thì chính ông Thiệu đã đề nghị với Tướng Minh
để cho ông đi đón hai anh em ông Diệm “vì Sư đoàn 5 ở gần
Chợ lớn nhất,” nhưng ông Minh trả lời: “Mày khỏi phải đi, tao
đã có người rồi. ”
Khi ông Thiệu trở về Bộ TTM, thấy chiếc xe bọc sắt M113 từ Chợ Lớn về và đang đậu ở trong sân, ông liển bảo
người tài xế mở cửa hậu ra, người tài xế ngần ngừ. Ông lấy
cái gậy “baton de command' chỉ vào mặt bắt phải mở ngay ra.
Nhìn thấy xác hai ông Diệm và Nhu đầy vết đạn và dao đâm
nằm trên sàn sắt, ông Thiệu bàng hoàng và buồn nôn vì ghê
tổm tội ác. Ông mở mũ ra và cúi đầu thật sâu trước hai thi thể. Sau này ông nói: “Giá như tôi tìm được hai ông ở Dinh, thì tôi
đã có thể công khai mời họ về TTM trên xe jeep trần. Sẽ không
một ai dám giết hai ông một cách công khai cả. ”
Hình ảnh xác chết hai anh em ông Diệm-Nhu nằm co quắp
giữa vũng máu trên sàn xe đã ám ảnh ông Thiệu từ đó, và
“chỉ khi nào tôi chơi tennis thì mới quên đi được” ông đã xác
nhận. Cũng từ lúc đó, ông đã luôn luôn để cao cảnh giác về
ám sát, nhất là ám sát do người Mỹ xúi giục hoặc tán thành.
Về việc TT Thiệu bị ám ảnh bởi cái chết của TT Diệm thì đại
tướng Viên cũng nhận xét trong một cuộc mạn đàm trích dẫn
trên đây. Trong thực tế, ông Thiệu cũng đã bị đe dọa đảo
chính nhiều lần (xem Chương 18).
(P373)
先用中文寫出重點，在整篇翻譯成中文
Nghi cả những lời cố vấn
Về những quyết định quan trọng, ông Thiệu hay hỏi ý kiến
những người khác nhưng rồi suy nghĩ và làm quyết định một
mình. Khi người cố vấn cho ông lại là người ông không tin thì
ông lại làm quyết định ngược lại với lời cố vấn. Chính ông đã
nói: “Tôi luôn là người quyết định. Luôn luôn như vậy. Tôi có
thể nghe người khác gợi ý một quyết định, nhưng rồi làm quyết
định ngược lại. ”(Š) Liên quan tới điểm này, chúng tôi nhớ câu
chuyện ông kể về một vụ rất có thể nổ lớn tại Sàigòn. Đó là
về biến cố một số các thương phế binh chiếm đất, cắm lều
trại đòi đất, lúc đầu ở Nha Trang rồi lấn về Sàigòn. Đây là
một vấn đề hết sức nhạy cảm. Có quan chức Mỹ còn cố vấn
ông là phải đẹp đi ngay vì có thể là Cộng sản đứng đằng sau.
Họ đem ra một tiền lệ là cựu chiến binh Mỹ cũng đã cắm lều
trại biểu tình và Tướng MacArthur đã dẹp được nên sau này
ông tướng này nổi tiếng. Ông Thiệu suy nghĩ về lời cố vấn và
cho rằng: “cái này là xúi trẻ con ăn cứt gà rồi. ”
Tò mò, chúng tôi nghiên cứu thêm về vụ này thì mới biết
là vào năm 1932, giữa cuộc khủng hoảng kinh tế, cựu chiến
binh Mỹ đã kéo về Washington để biểu tình.(6) Số là tám năm trước đó (1924), Quốc Hội và Chính phủ có hứa sẽ cấp
phát tiền thưởng “bonus' cho binh sĩ tham gia cuộc Đại chiến
L Tiền thưởng là từ $1 tới $1.25/ cho mỗi ngày phục vụ. Ai
được $50 thì được trả ngay, nhưng hơn $50 thì nhận được giấy
chứng chỉ, tới 1945 mới được lĩnh. Vì khủng hoảng trầm trọng,
nhiều cựu chiến binh thất nghiệp. Trong phiên họp thường
niên ngày 15 tháng 3, 1932 tại Portland (Oregon), thượng sĩ
Walter Waters đứng lên hô hào anh em hãy nhảy lên xe lửa
kéo về thủ đô cắm lều lập một “Hooverville” (Thành phố
Hoover, tên của Tổng thống) đòi chính phủ đổi chứng chỉ ra
tiền mặt ngay chứ đợi đến 1945 thì chắc chết hết rồi! Thế là
phong trào “Bøonmus Army” (Đoàn quân Tiền thưởng) được thành
lập. Từ trạm này tới trạm khác, càng về gần tới Washington
lại càng đông. Ngày 29 tháng 5 thì toán đầu tiên từ Portland
đã về tới nơi. Khoảng 15,000 người gồm cả 1,100 vợ con cắm
lều tại một khu ở Anacostia, ngoại ô Washington.
Tình báo quân đội Mỹ báo cáo về Tòa Bạch Ôc là có Cộng
sản lẩn vào đoàn cựu chiến binh để lật đổ chính phủ. Báo chí
hùa theo làm rùm beng. Ngày 14 tháng 7 (ngày Bastille), Phó
TT Curtis còn lo cuộc biểu tình sẽ dẫn tới một cuộc nổi dậy
giống như biến cố Bastille bên Pháp. Tới ngày 28 tháng 7 thì
có bạo động. Tướng MacArthur theo lệnh Tổng thống liền
cho quân đội từ Fort Meyer (Arlington, Virginia) tiến sang
Washington. Phụ tá của ông là Trung tướng Eisenhower (sau
làm Tổng thống) khuyên ông không nên xuống đường và chỉ
nên chỉ định một sĩ quan cao cấp để làm việc này. MacArthur
không nghe, lại còn chỉ thị ngay Eisenhower phải đi theo ông
luôn. Sĩ quan dẫn đầu đoàn quân lại chính là Tướng Patton,
theo sau là 5 chiếc xe tăng với 300 binh sĩ đội nón sắt đi tuần
tiễu trên đường phố thủ đô, dùng lựu đạn khói đẹp hết biểu
tình. Lều trại bốc cháy, khói lửa lên nghi ngút như có chiến
tranh.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iên và duy nhất (cho tới nay) có xe tăng
đi trên đường phố thủ đô Washington. Dẹp xong, Tướng
MacArthur còn tiếp tục đi qua cầu tiến tới Anacostia, trái cả lệnh Tổng thống Hoover. Lần thứ hai MacArthur trái lệnh tổng
thống khi ông làm Tư lệnh quân đội Liên Hiệp Quốc tại Đại
Hàn, ông đã bị TT Truman giải nhiệm.
Dù rằng lúc ấy ông Thiệu không biết gì về chuyện Tướng
MacArthur dẹp biểu tình nhưng bản tính đa nghi của ông đã
giúp ông né được một cuộc khủng hoảng chính trị. Ông quyết
định không phản ứng gì, cứ để anh em tới “cắm trại` trong
vườn Tao đàn, kiên nhẫn chờ đợi thời gian lắng xuống. Khi
được tin là có chính trị gia đang xúi họ ồ ạt kéo tới biểu tình
trước Dinh Độc Lập, ông bèn đi bước trước và cho loan tin
ngay rằng chính phủ đã có kế hoạch để thỏa mãn tất cả những
yêu cầu của anh em rồi. Thế là kế hoạch biểu tình xẹp xuống,
chỉ một số ít đã tới trước Dinh Độc Lập. Khi họ tới nơi thì ông
đã sắp xếp sẵn người đón tiếp, dàn xếp ngay. Vậy là mọi chuyện
yên ổn. Về việc người cố vấn đã nói với ông Thiệu rằng Tướng
MacArthur đã nổi tiếng vì dẹp được biểu tình ở Washington
thì cũng không đúng. Sự thật đã trái lại, vì sau vụ này, những
đoạn phim về phần tin tức thời sự tại các rạp xi nê (lúc ấy
chưa có tivi) chiếu cảnh ném lựu đạn khói, lều trại bốc cháy
nghi ngút, vợ con cựu chiến binh nheo nhóc ôm nhau chạy,
khán giả đã bu lên âm rạp, chỉ trích hai Tướng MacArthur và
Patton. Tiếng tăm của hai ông này (và ông Eisenhower) là do
những thành công trong chiến tranh chứ không phải vì dẹp
biểu tình. Năm ấy, Tổng thống Herbert Hoover cũng thất cử,
nhường chỗ cho ông Franklin Roosevelt.
Nhận xét
Tóm lại, vì ông cẩn thận, đa nghi, mưu lược, và may mắn
nữa, nên đối với riêng cá nhân mình, ông cũng đã thoát được
nhiều nguy hiểm và giữ được vai trò lãnh đạo quốc gia trong
gần hai nhiệm kỳ. Đối với đất nước, những cá tính này cũng
đã có ảnh hưởng sâu xa.
Về mặt tiêu cực, ông Nguyễn Văn Ngân nhận xét (trong bài phỏng vấn với ký giả Trần Phong Vũ, Kỳ 1): “Giai đoạn
ông lãnh đạo đất nước có tính cách chuyên-hoạnh cá-nhân,
có nghĩa là nhiều bí mật quốc gia đã không được chia xẻ,
nhiều quyết định liên quan đến vận mệnh đất nước mà động
cơ thực sự chưa bao giờ được tiết lộ?” Ông Ngân thêm rằng
“Tại miền Nam Việt Nam dưới thời Tổng thống Diệm và Tổng
thống Thiệu có nhiều nguyên nhân đưa đến tình trạng lãnh
đạo có tính cách chuyên hoạnh cá nhân: nền dân chủ phôi
thai, sinh hoạt chính đảng yếu kém, xã hội phân hóa, chiến
tranh v.v... Nhưng một trong những nguyên nhân chính có tính
cách quyết định là chính sách can thiệp của người Mỹ ”` Tướng
Viên cũng nhận xét rằng “ông Thiệu theo đường lối “độc tài
trong dân chủ), vỏ ngoài dân chủ nhưng bên trong chi phối cả
ngành lập pháp và tư pháp.”
Vì vậy, chính cái hiểm họa đảo chính lởn vởn trong óc ông
cũng đã là yếu tố dẫn tới việc ông tập trung nhiều quyển
hành. Về điểm này, ĐT Viên nhận xét (cũng trong bài 'Mạn
đàm' trích dẫn trên đây): “Trước khi cuộc đàm phán Paris
tiến đến giai đoạn kết thúc năm 1973, tình hình quân sự căng
thẳng.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ới tư cách Tổng tư lệnh quân đội,
tập trung hết quyền bính trong tay, cho đặt một hệ thống máy
truyền tin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để liên lạc thẳng với các quân
khu, điều động các đơn vị, bổ nhiệm tư lệnh vùng và ra lệnh
trực tiếp hành quân.”
Về khía cạnh này thì có thể là cả Trung tướng Đặng Văn
Quang, Cố vấn Quân sự cũng đã phần nào thay mặt ông để
liên lạc thẳng với các tướng lãnh, vì tôi thấy ngày I1] tháng 4,
1975, TT Thiệu có ghi chỉ thị của ông trên một tờ trình là
“Quang, đừng xía vô các TL (Tư lệnh) Vàng” (xem copy về tờ
trình của ĐS Martin trong Chương 8).
Có thể là phần nào vì sự tập trung như vậy nên Đại Tướng
Viên đã xin từ chức sáu lần. Tuy nhiên TT Thiệu không chịu
và vẫn yêu cầu ông nán lại. Theo thiển ý của riêng chúng tôi,
sở dĩ TT Thiệu cứ muốn giữ ĐT Viên trong chức vụ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là vì ông Viên đã chứng tỏ tính cương trực
và trung thành hầu như tuyệt đối của ông trong vụ đảo chính
TT Diệm. TT Thiệu đã tin tưởng vào ông, con người sẽ không
bao giờ tham gia đảo chính. Vì vậy nhiệm kỳ ông Thiệu làm
Tổng thống (tháng 10, 1967 tới 21 tháng 4, 1975) cũng là nhiệm
kỳ của ông Viên làm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tháng 11, 1967
tới 27 tháng 4, 1975).
Tôi không biết nhiều về Tướng lãnh Việt Nam nhưng nghe
nhiều người nói là vì đa nghi nên TT Thiệu đã không bổ nhiệm
tuớng lãnh về phe Tướng Kỳ vào các chức vụ quan trọng.
Riêng chúng tôi thì vào năm 1974 khi tình hình chiến trường
sôi động, chúng tôi có nói với TT Thiệu về một người bạn
thân lâu năm của gia đình là tướng Nguyễn Bảo Trị, theo như
chúng tôi biết là một quân nhân dũng cảm,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chiến trường và ông Thiệu nên bổ nhiệm ông vào địa
vị tư lệnh. Ông Thiệu không phản ứng gì về để nghị, nhưng
ông nói tới nhiều giới hạn, nhiều sự khó khăn trong việc thăng
chức, việc bổ nhiệm tướng lãnh vào những địa vị tư lệnh. Ông
nói là luôn phải cân nhắc nhiều yếu tố: ngoài khả năng, còn
vấn đề thâm niên công vụ, tuổi tác, cân bằng Bắc - Trung -
Nam, tôn giáo, bè phái chính trỊ.
TT Thiệu thường suy ngẫm, rồi lo lắng, và lo lắng một
mình. Thí dụ như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thì ông hết sức lo lắng
và đã nghĩ tới việc cần phải thu hẹp lãnh thổ nhưng trăn trở về
hậu quả của một quyết định như vậy (như đề cập trong Chương
2), nên ông vẫn giữ kín, không bàn bạc với ai. Đến lúc nước
tới chân rồi mới chạy, nhưng khi chạy thì đã trễ rồi. Dù khen
ngợ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ề nhiều điểm như đã trích dẫn, Tướng
Westmoreland cũng nhận xét về sự cẩn thận của ông: “Sự cẩn
thận của TT Thiệu cũng chính là yếu tố sau này đã đưa ông ta
tới chỗ sụp đổ” (*although his caution was destined later to
bring about his down fall').(7)
Mặt tiêu cực khác nữa là ít khi ông ra lệnh rõ ràng mà thường chỉ gợi ý. Ngoại trưởng Vương Văn Bắc sau này kể lại
rằng TT Thiệu “Ít khi nào cho lệnh rõ ràng, trực tiếp. Ông ta
hay gợi ý mơ hồ, như “anh liệu lấy mà làm”. Ra khói phòng
họp rồi, mình chẳng bao giờ rõ là ông ta có đứng đằng sau
những gì đã quyết định hay không.” Điều này thì cá nhân
chúng tôi cũng thấy đôi lần. Thí dụ như vào hồi tháng 3, 1975,
khi tôi xin phép ông để bí mật chuyển vài lá thư của TT Nixon
tới tay TT Ford qua tướng Weyand (vì biết chắc ông Ford không
biết gì về những văn kiện này) thì ông chỉ đặn là “anh làm gì
thì làm nhưng phải hết sức thận trọng đừng để cho Mỹ có cái
cớ đổ cho mình là bội tín” Tôi hiểu ngay là ông đồng ý, nhưng
ông đã không ra chỉ thị thật rõ ràng. Như vậy là có thể ông đã
quá cẩn thận với chính bản thân mình.
Hậu quả tiêu cực của khuynh hướng đa nghi đã khiến ông
không tụ tập được nhiều cố vấn giỏi về quân sự, chính trị,
ngoại giao. Thí dụ như về ngoại giao: việc ông đã giữ bí mật
những văn kiện của TT Nixon nhân danh Hoa Kỳ cam kết với
VNCH là sẽ tiếp tục viện trợ đây đủ và bảo đảm hòa bình sau
đình chiến thì theo chúng tôi, đã là một sự sai lầm. Chúng tôi
còn nhớ là chỉ vào tháng 3, 1975 thì TT Thiệu mới đưa toàn bộ
hồ sơ mật Dinh Độc Lập cho chúng tôi. Như đã viết trong
cuốn KĐMTC, đọc xong những văn kiện này, chúng tôi đã
hết sức bàng hoàng. Giả như TT Thiệu có được những cố vấn
hiểu biết rõ về diễn tiến hiến định của Hoa Kỳ (constitutional
process) là “Thượng viện cố vấn và ưng thuận (advise and
consent), và cả hai viện Quốc hội mới có quyển về chiến
tranh (war power) thì có thể ông đã hành động khác rồi, không
chỉ tin tưởng vào cam kết của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mà phải
vận động Quốc hội Mỹ trên căn bản những cam kết này. Nếu
như Quốc hội VNCH được biết và khai thác những văn kiện
này với Quốc hội Hoa Kỳ thì không thể nào họ có thể ngang
nhiên cắt hết viện trợ cho VNCH một cách quá đơn giản như
họ đã làm. (8)
Vào lúc tuyệt vọng, chúng tôi cố vấn ông là phải tìm cách nào tế nhị để cho nhân dân và Quốc hội Mỹ biết những cam
kết của TT Nixon, thí dụ như qua một phỏng vấn trên đài tivi
Mỹ (chúng tôi có thể-sắp xếp chuyện này với Frank Mariano
của đài ABC), nhưng ông vẫn không muốn tiết lộ. Khi chúng
tôi thúc dục thêm thì ngày 22 tháng 3 ông triệu tập một cuộc
họp với Chủ tịch Thượng viện Trần Văn Lắm, Chủ tịch Hạ
viện Nguyễn Bá Cẩn, Ngoại trưởng Vương Văn Bắc và chúng
tôi. Ông đặt câu hỏi: “Chứng ta đã tới cái chỗ cạn tầu ráo
máng giữa ta với Hoa Kỳ chưa?” Đa số có mặt đều đồng ý là
'chưa, chưa tới lúc phải dùng tới phương sách cuối cùng này,
Miền Nam không nên công khai buộc tội Hoa Kỳ vì có thể bị
buộc tội là can thiệp vào nội bộ Hoa Kỳ....'(9) Sau này chúng
tôi hỏi TT Thiệu về lý do ông cứ giữ kín hồ sơ thì ông nói là
phía Mỹ luôn luôn yêu cầu ông phải bảo mật, vì nếu ông tiết
lộ, báo chí làm rùm beng lên thì ông Kissinger sẽ đổ tội và
nói: “thấy chưa tại ông tiết lộ, bây giờ báo chí phản đối, chính
phủ Mỹ không làm gì được nữa. Chúng tôi nói là giả như vào
năm 1973 mà ông đưa hồ sơ này thì trong một chuyến đi công
tác tại Washington, chúng tôi đã có thể đem nó ra để làm việc
với Quốc hội Hoa Kỳ. Sau đó, chắc chắn là sự việc sẽ lộ ra,
và ông Kissinger sẽ phản đối, trách móc ông Thiệu. Lúc ấy
thì ông Thiệu cứ việc đổ cho chúng tôi đã không bảo mật, trái
lệnh tổng thống, rồi cách chức và cho Tòa án VNCH truy tố.
Phần chúng tôi thì chẳng có vấn đề gì, chỉ không trở về Sàigòn
nữa là xong.
Về quân sự thì theo Tướng John Murray, Chỉ huy trưởng
Phòng Tùy viên Quân sự Hoa Kỳ thì “tuy ông Thiệu là Tổng
tư lệnh quân đội, ông ta thực không phải là một người chuyên
quyền. Ít nhất là trong những quyết định quan trọng thì đều có
nhóm gọi là Bộ - Ba để làm việc. Ông Thiệu ngồi xuống với
ông Viên và Thủ Tướng Khiêm. Cả ba bàn luận rồi quyết
định. Dĩ nhiên là quyết định không phải bao giờ cũng do đa
số...Tuy nhiên ông Tổng thống luôn tôn trọng ý kiến của ông
Thủ tướng và Tổng Tham Mưu Trưởng.” Ông thêm rằng TT Thiệu thường theo ý ông Viên trong việc điều chỉnh và điều
quân”(10) Về điểm này thì chính Tướng Trưởng cũng có nói
với chúng tôi rằng “khi lấy quyết định gì quan trọng, TT Thiệu
luôn hỏi ý kiến ĐT Viên.
Về mặt tích cực, một phần cũng do cá tính cẩn mực, thận
trọng mà ông đã giữ được ổn định tại Miền Nam trong gần
mười năm (1965-1975), tức là một nửa cuộc đời của VNCH.
Trong một buổi họp với ban quản lý tuần báo 7ïme và lãnh
đạo một số các công ty Mỹ (11/3/1969), Tổng thống Nixon
phân tích tình hình tại Miễn Nam và bình luận: “Ông Thiệu là
lãnh đạo có khả năng nhất mà nhân dân Miền Nam có được
cho tới nay” (Thieu was the best leader the South Vietnamese
people have had to date).(I 1) Nhìn lại tình trạng “thập nhị sứ
quân' sau cuộc đảo chính TT Diệm thì ta thấy tình trạng bất
ổn của Miễn Nam đã lên tới mức nào và chắc chắn nó đã tiêu
diệt sức mạnh của Miền Nam không phải là ít.
Nhận xét về việc tướng lãnh tranh nhau ra ứng cử chức
tổng thống vào năm 1967, tướng Westmoreland viết trong hồi
ký như sau:(12)
“Tôi là người duy nhất trong số những quan chức của phái
bộ Hoa Kỳ đã nghiêng về ông Thiệu hơn là ông Kỳ. Tôi
đã theo dõi những tiến bộ của ông ta trong nhiều năm, từ
lúc làm Sư đoàn trưởng, Tham Mưu Liên Quân,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rôi Quốc trưởng và Chủ tịch Ủy Ban Quân
sự Quốc gia (Ủy Ban Lãnh đạo Quốc gia)... Trong tất cả
các ứng cử viên, tôi thấy ô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là hy
vọng thực sự cho đất nước ông””
Nói về ổn định, sau này ông Thiệu có tâm sự với chúng tôi
về sự tranh dành, bất nhất, thiếu đoàn kết giữa các bè phái tại
Sàigòn. Ông phàn nàn: “Hai nhà sư vào nói với tôi khác nhau,
hai ông cha vào nói nghịch nhau, còn các phe phái chính trị thì khỏi nói”` Theo tướng Westmoreland thì TT Thiệu là người
“kiên nhẫn, cẩn thận, sẵn sàng dùng thời giờ để tính trước
những bước đi từ bên trong hậu trường, một người có tài đương
đầu với lãnh đạo các tôn giáo, bè phái”(13) Ông đã vận dụng
mưu lược để giải quyết, nhiều khi cứ ỳ ra rồi từ từ giải quyết.
Sở dĩ tôi nói tới 'ỳ ra'` là vì có lần ông nói chuyện với tôi về
“Lão Tử” và nói là có những vấn để thì cứ phải để từ từ, có
thêm thời gian rồi giải quyết. Có lần tôi nghe ông nói “Làm
chính trị phải lì?” một câu mà cả tướng Viên cũng có nghe
(cũng trong bài mạn đàm)
Ông rất tự hào về việc ông đã nghi ngờ ứng cử viên
Humphrey đã có kế hoạch điều đình với Bắc việt để thành
lập một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với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tại
Miền Nam, nên ông đã liều lĩnh đánh ván bài tháu cáy, giúp
ông Nixon lên Tổng thống, và vì vậy kéo dài sự tổn tại của
VNCH được thêm mấy năm. Rồi đến giai đoạn cuối của mật
đàm Paris, ông nghi ngờ là ông Kissinger đã phản bội và ông
Nixon đi Bắc Kinh để đổi chác, dù rằng TT Nixon đã viết thư
nói rõ là “Wgài có thể chắc chắn tuyệt đối rằng tôi sẽ không đi
tới một thỏa thuận nào tại Bắc Kinh...” (thư ngày 31/12/1971)
và “Chúng tôi đã không thương lượng điều gì đằng sau lưng
những người bạn của Hoa Kỳ; và đã không có sự đổi chác bí
mật nào hết (ngày 5/3/1972). Vì nghi như vậy nên khi hai ông
này làm áp lực bắt ông Thiệu chấp nhận bản dự thảo Hiệp
định vào tháng 10, 1972, ông Thiệu đã chống đối kịch liệt dù
bị hăm dọa đủ điều. Phải đợi 30 năm sau tài liệu giải mật mới
chứng minh rõ ràng sự xác đáng của điều ông Thiệu nghi vấn:
đó là sự phản bội của ông Kissinger và phần nào, của ông
Nixon ngay tại Bắc Kinh (xem Chương 15 và phụ lục).
Sau này chính TT Nixon cũng đã gián tiếp công nhận rằng
ông Thiệu đã thu được nhiều điểm có lợi cho VNCH khi ký
Bản hiệp định Paris vào tháng I, 1973 so sánh với bản Dự
thảo mà ông Kissinger đưa cho ông vào tháng 10, 1972:(14)
“Ông Thiệu đã tận dụng thời gian từ tháng 10 và bây giờ
đã ở trong vị thế mạnh hơn nhiều đối với Cộng sản. Tôi
vẫn tin rằng vì cái nhạy cảm tự nhiên (common sense) và
lòng ái quốc - nếu không phải vì bản năng sinh tổn của
ông ta (instinct for surviva]) - rồi ông cũng sẽ phải đồng ý
với chúng tôi khi hạn chót tuyệt đối về đàm phán bản
Hiệp định đã tới...”
Mà thật vậy, dù là vẫn nghi ngờ ông Nixon phản bội, linh
tính của ông cho ông biết là khi Ñixon đăng quang nhiệm kỳ
hai vào ngày 20 tháng 1, 1973 (ngày 21 tháng 1, giờ Việt Nam,
sau đại thắng trong kỳ tuyển cử 1972) là đã đến hạn chót
tuyệt đối rồi. Ông Thiệu biết rằng vào thời điểm này ông
Nixon không còn nhu cầu tranh cử nữa và đã ở vào thế mạnh,
nên ông Kissinger sẽ có thể dễ dàng thuyết phục ông Nixon
đơn phương ký với Bắc Việt một hiệp định đình chiến. Bởi
vậy, ngay ngày hôm ấy, ông Thiệu mời đại sứ Bunker vào
Dinh Độc Lập để thông báo việc chấp nhận ký bản Hiệp định
Paris, và nói: ” Tôi đã làm hết mình. Tôi đã làm tất cả những gì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cho xứ sở tôi.” (15)
(P382)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