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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謝東森 · 2025-10-08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提醒我們：戰敗不是一個單一的經驗，而是可被多重敘事化的文化創傷——陣亡英雄、受害者、加害者（加上本文要加入的「革命／戰爭責任」）這四種敘事彼此拉扯，並且可被三條不同的解決路徑（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所吸納或排斥。日本的戰後重建，就是在這種多聲部的創傷管理中完成國家認同的重塑。把這個框架放回台灣／兩岸，我認為龍應台主導的和平論壇過於偏重「受害者—和平主義」的單一救贖，忽略了四種創傷敘事間的張力，也未能把三條解方的互補性、衝突性與台灣現實綁在一起檢視——因此難以提出可動員廣泛社會與政策層面的落實方案。以下把核心論點整理出來，並用「統獨意識形態」與「中共武統／革命意識」來說明四敘事與三途徑的異同，以及對和平論壇的具體建議。
一、四種戰敗文化創傷敘事（框架回顧）
革命／戰爭責任敘事：對於發動或延續革命／戰爭的政治或軍事責任的追究與認定（誰應為失敗或動員負責）。
陣亡英雄敘事（烈士化）：把犧牲者神聖化、英雄化，作為民族復原或凝聚的情感資源。
受害者敘事：把國家或人民放在受害者位置，強調痛苦、哀悼與避免重蹈覆轍的決心。
加害者敘事：承認對外或對內造成的暴力與傷害，並由此展開反省與補償（轉型正義的語彙）。
日本案例顯示，這四種敘事並非互斥；相反地，它們并置、競合，且被不同政治力量用來建構或解構國族認同。相對地，兩岸（尤其台灣島內）常呈現較單一或高度極化的集體記憶：某些敘事被填滿政治意識形態的投射，其他面向則被壓抑或簡化。
二、三條解決路徑（如何回應創傷）
民族主義途徑：以重建國家尊嚴、強化共同身份與歷史敘述為手段（有時會英雄化、淡化加害）。
和平主義途徑：把拒絕戰爭、以不再武力化國家為核心的倫理作為治理基礎（較傾向受害者敘事）。
和解主義途徑：透過承認、道歉、賠償與跨界對話來修補被加害的歷史關係（重視加害者敘事與轉型正義）。
日本能同時存在三條路徑的交錯，讓政策與文化有緩衝空間；當一條路徑受挫（例如民族主義抬頭），其它路徑仍能在社會中保有動能。龍應台的論壇多把焦點放在「1949作為受害與流亡創傷」與「和平主義價值」，卻沒有充分把「革命責任」「陣亡英雄」「加害者」這些話語拉進來做制度性處理，因此論壇的說服力與可操作性受限。
三、把「統／獨」與「中共武統／革命意識」放進四敘事與三途徑：異同與互動
下面以幾個關鍵對應說明台灣現實：
（一）統派（含大陸政權敘事）傾向的敘事與路徑
革命／戰爭責任：中共敘事強調「歷史正統」（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的階段性任務），把國共內戰與抗日歷史編入一體化的英雄連續線。對於革命失敗（國民黨）或內部暴力的責任，官方敘事常以「歷史交織的正義」或「歷史需要由黨國講述」來淡化具體責任追究。
陣亡英雄：中共與國家主流會突顯革命烈士、抗日英雄，為統一與國家合法性加冕。
受害者／加害者：在兩岸議題上，中共敘事擅長把自身置於「抗外侵／民族復興」的正當性位置，對其在某些時期的內部暴力或對台政策造成的加害，則常被遮蔽或以「時代必要」合理化。
解決路徑：民族主義（以國家整體利益與武力威懾為工具）居優勢；和解主義與和平主義在官方話語中常被工具化（例如把“和平統一”包裝成善意）。
（二）獨派（含台灣本土／反統）傾向的敘事與路徑
革命／戰爭責任：獨派內部對於1949及更早的轉型暴力（如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責任追究要求較高，期待轉型正義、揭露國家加害。
陣亡英雄：本土運動也會烈士化某些民主運動者或抗爭者，把他們當作國族重塑的情感槓桿（例如二二八受難者、白色恐怖受難者）。
受害者：台灣的「受害者語彙」相當強：從外來政權的壓迫到被置於冷戰棋盤的歷史位置。龍應台正好擅長動員這種悲情敘事。
加害者：對於國民黨過去的威權暴力，獨派更傾向揭露與清算，但對於台灣在史前對原住民或內部結構性不公的加害，社會討論仍有延宕。
解決路徑：和解主義與轉型正義在獨派話語中被視為修復正義的重要工具；民族主義（此處為台灣民族意識）則以脫離中華民族主體的方式重建認同；和平主義在年輕或部分市民中獲得共鳴，但面對中共威脅時易被安全議題壓縮。
（三）中共「武統／革命」意識形態的特點
強調革命正當性與歷史延續的合法性，把統一視為「歷史必然」與民族復興的一部份。這裡的「革命責任」被重塑為正當行動的延續，而非需被追究的錯誤。
在對外政策上，民族主義路徑佔主導，和平主義/和解主義常在權益談判中退居次要。
因此，中共語境下的「英雄／烈士化」與「加害者的否認或重述」會使跨海峽的共同歷史記憶更難以互相承認。
四、關鍵差異與交集（簡要）
誰能講史？ 日本的多元敘事形成某種「公共不確定性」：不同敘事並存。台灣兩岸則常呈現「敘事壟斷」：統方與獨方各自建構封閉的歷史框架，彼此互不承認。
受害與加害能否同時被接受？ 日本較能容忍受害與加害並存的悖論（雖然常引發外交摩擦）；在兩岸情境，承認雙面性會觸及主權與正當性核心，政治成本極高。
安全現實如何影響選擇路徑？ 在日本，和平憲法與美國同盟給了和平主義較多制度支持；台灣面對實際軍事威脅時，和平主義難以單獨承擔安全風險，必須與國防與威懾政策並行。
文化修復能否制度化？ 日本能把「道德創傷管理」透過教育、民間團體、祭祀與外交語彙協調出多聲道；台灣需要更強的制度工具（真相委員會、跨黨派歷史平台、甚至兩岸民間的共同紀念工程）來避免敘事的零和競賽。
五、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三項具體不足（與改進建議）
過度依賴受害者—和平主義語彙，忽視其他創傷面向
建議：論壇應主動把「革命責任」與「加害者」議題拉進討論，例如邀請轉型正義學者、原住民代表與歷史教材改革者，面對內部的加害與結構性不平等，避免和平僅成為避免對外衝突的道德口號。缺乏對「陣亡英雄」文化的制度化理解與對話
建議：設計跨黨派、跨代的紀念與教育機制，承認不同群體的英雄與悲劇存在，但反對把烈士化變成為對外侵略或報復提供正當性的工具。可考慮建立透明的紀念審查機制或共同紀念日。未能把和平主義與實際安全、外交、轉型正義三者連結成可操作策略
建議：和平不是單一信念，而是需與國防透明、民主治理、以及對外溝通相連結。論壇應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如民間與官方同步推動的「和平教育＋危機應變」課綱、兩岸民間交流的守則、以及面對外來武力威脅時的民主授權與監督機制。
六、結語：和平需要多聲部的記憶治理
橋本明子的洞見提醒我們，處理戰敗創傷不是把社會鎖在一種道德姿態裡，而是把多重敘事的衝突、痛苦與責任擺上公共桌面，通過制度化的對話、真相揭露與記憶工程，讓社會能承受不一致而非被不一致吞噬。龍應台的和平主張有其情感與倫理的價值，但若把和平僅當作受害者的靈藥，而不處理「誰為革命與暴力負責」「如何對烈士與加害者共存做解讀」「如何把和平主義與現實安全相銜接」——那麼這個論壇的影響力將止步於文化呼籲，難以成為能改變政策、療癒創傷、重建共同想像力的長期平台。
在兩岸與台灣內部的歷史結構裡，和平不是單一的情感選擇，而是一組制度工程的總和。要在台灣做真正有分量的「和平論壇」，必須讓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在制度中互為制衡、互為補位；也就是說，和平既要有道德的願景，也要有追究與修復的正義程序，並且有對現實威脅的民主化防衛架構——只有如此，才可能把「1949的傷痛」從狹義的受害者悲情，轉成促成社會成熟與責任共承的公共資產。
你說：
ChatGPT 說：
非常好，你抓到了核心缺口。
確實，如果要用《漫長的戰敗》的「四敘事 × 三途徑」框架來檢視台灣的統獨光譜與和平論述，
國民黨（KMT）是「戰敗文化」中最典型、卻最矛盾的一方——
既是1949年戰敗者，又是持續拒絕承認戰敗、試圖重塑勝利敘事者。
以下是完整補充，整合成可直接放入觀點投書的一節分析段落。
國民黨的戰敗敘事：從「革命正統」到「受害者國家」的漂移
若把橋本明子所說的日本「戰敗文化重建」放回1949之後的中華民國歷史，國民黨的角色極為關鍵。
它承載的「戰敗」不僅是軍事上的潰退，更是國家正統性的瓦解與再造。
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的戰敗經驗同時包含了革命責任、英雄神話、受害者自述與加害者失語四種敘事。
一、革命／戰爭責任敘事：拒絕承認「革命失敗」
在中華民國的正統敘事裡，「1949」被描述為「暫時失土」，而非「革命失敗」。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與「復興中華」口號，事實上是一種否認敗戰的國族心理防衛機制。
這使得國民黨從未能公開討論「革命的代價與責任」：
國共內戰是否必要？蔣政權的失敗是否來自制度腐敗與權力集中？
這些問題被凍結成禁忌，也導致戰敗創傷無法轉化為反省與制度革新的契機。
→ 相較於日本能透過「十五年戰爭責任論」討論軍國主義錯誤，
台灣的國民黨體系長期欠缺「革命責任論」，形成一種政治失語的戰敗文化。
二、陣亡英雄敘事：烈士化的忠貞神話
1949後，國民黨延續自北伐與抗戰時期的「革命烈士崇拜」，
建立了忠烈祠、國父紀念館、黃埔精神等「英靈化」儀式。
這與日本的靖國神社邏輯類似：
透過烈士化儀式來轉化失敗為道德勝利，
以「為自由世界守土」的信念掩蓋了戰敗創傷。
但不同於日本透過烈士神格化重建民族凝聚，
台灣的烈士崇拜卻日漸內向化、儀式化，
成為黨國體制的權威象徵，而非公共記憶的整合機制。
三、受害者敘事：流亡與孤島的悲情
國民黨在戰敗後迅速將敘事重心轉向「受害者國家」：
蔣介石以「赤禍」「失國」「反共孤軍」等語彙，把國共內戰重構為道德悲劇，
把整個中華民國塑造成「流亡者」與「最後的中國」。
這種敘事讓政權在冷戰中取得國際同情與援助，
卻也把台灣社會推進一種被動的歷史姿態——
人民成為「時代的受害者」，沒有革命責任，也沒有加害反思。
在龍應台的「1949和平主義」中，這條受害者敘事被延續成「幸運的失敗者」：
避開戰火、保存文明，卻不問這場敗退的歷史代價與責任者。
四、加害者敘事：威權暴力的歷史盲區
國民黨戰敗後在台建立的威權體制，
以「反共復國」之名行內部鎮壓之實，
形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加害記憶。
但在官方記憶體系中，這些暴力被合理化為「非常時期的必要犧牲」。
因此，國民黨的戰敗敘事在道德層面出現「雙重否認」：
既不承認對中共戰敗，也不承認對台民社會的加害。
這與日本對「加害者」角色的掙扎極為相似，
只是日本有民間左翼、學界與媒體持續追問；
台灣則長期被黨國教育壟斷記憶生產，直到解嚴後才逐步打開。
國民黨的解決路徑：民族主義主導，和解主義薄弱
若以三條解決路徑來看：
民族主義途徑：國民黨最擅長。
它將「反共復國」轉化為民族尊嚴的象徵，並以「中華文化」作為身份歸屬核心。
戰敗的羞辱因此被包裹進「文化優越」與「道統繼承」的自我想像中。和平主義途徑：直到近年，國民黨才在兩岸政策上轉向「和平交流」，
但這種和平往往是權力現實下的策略性和平，非出於道德反思或創傷療癒。和解主義途徑：最為薄弱。
國民黨對自身威權時期的加害責任始終缺乏充分承認，
對於轉型正義常以「撕裂社會」「歷史共業」等語言回避具體責任。
這種「不道歉的和解」使得國民黨在記憶政治中始終難以重建道德信任。
對和平論壇的啟示
龍應台的和平論壇若要超越情感呼籲，
必須把「國民黨的戰敗敘事」作為檢視樣本之一。
這不僅是歷史責任問題，更關乎台灣戰爭記憶的多層結構。
日本能夠以多敘事競合來重塑國族認同，
台灣若要建立真正具批判性與包容性的和平文化，
就必須讓「國民黨的戰敗」「台灣的受害」「中國的革命加害」
在同一個討論框架下共存，
讓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不再是對立的口號，
而是共同面對歷史責任的三條路徑。
是否希望我幫你把這一段（包含國民黨補充部分）整合回整篇投書稿中，形成完整的「修正版」？
我可以幫你潤成一篇可直接投稿到《風傳媒》或《思想坦克》的最終版本。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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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 👍
那我幫你整理成一篇完整的觀點投書版本，主題是：
〈從日本《漫長的戰敗》看台灣的和平想像──國民黨、民進黨與戰敗文化的三條路〉
這篇會用《漫長的戰敗》框架（四種戰敗敘事 × 三條重建路徑）
分析台灣統獨與和平論述的不同邏輯，並特別補上國民黨的戰敗敘事。
下面是完整可投用的版本 👇
從日本《漫長的戰敗》看台灣的和平想像──國民黨、民進黨與戰敗文化的三條路
文／宋卡
日本學者橋本明子的《漫長的戰敗》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戰敗不只是軍事上的終結，而是一場文化與認同的漫長重建。
日本自1945年後經歷了「戰敗責任、英雄神話、受害者、加害者」四種敘事競合，
在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三條路上不斷擺盪。
這個模型，同樣能用來觀察今日台灣——
一個在「勝利的陰影」下長期運作的、從未正式承認戰敗的社會。
一、國民黨的戰敗文化：拒絕承認敗戰的「正統敘事」
若以1949年作為斷點，國民黨其實是中華民國的「戰敗者」。
但它成功地將戰敗轉化為「暫時失土」的故事，
把失敗敘事重寫成「革命未竟」「道統延續」的正統論述。
在這個敘事中，「反攻大陸」「中華文化復興」成為否認敗戰的象徵性語彙。
蔣介石的革命信念被轉化為歷史正義的延續，
而非政治責任的檢討。
這使得國民黨在心理層面上從未真正完成敗戰轉型。
其結果是：
戰敗責任被凍結成歷史禁忌；
烈士崇拜取代反省，形成「英靈化政治」；
戰敗者身分被包裹成「自由世界最後的中國」；
內部加害（白色恐怖）被合理化為「反共必要代價」。
國民黨的「戰敗文化」因此呈現出雙重否認：
既否認對中國內戰的戰敗，也否認對台灣社會的加害。
這種矛盾的歷史位置，使其在今日和平論述中顯得語焉不詳。
在橋本的三條路徑中，國民黨明顯傾向於民族主義途徑。
它透過「文化中華」「兩岸一家」等語言尋求精神勝利，
卻缺乏真正的和解與責任反思。
這也是為何國民黨即使呼籲兩岸和平，仍難以建立社會信任的根源。
二、民進黨的「勝利焦慮」：以受害者身份追求道德勝利
與國民黨相對的，是民進黨代表的「後戰敗一代」。
它在黨國的陰影中誕生，反威權、爭民主，
自然以「受害者敘事」作為道德基礎。
在這個敘事裡，台灣是威權與帝國的雙重受害者：
被國民黨統治、被中國威脅，也被美日戰略挾制。
因此，民進黨的「勝利」其實是一種道德上的戰敗轉化：
它將歷史傷痕轉換成民主合法性，
以「自由台灣」對抗「專制中國」。
這種「受害者的勝利」雖然強化了國家認同，
卻也帶來一種和平焦慮：
任何談判、妥協或自制都容易被視為「投降」。
於是，民進黨的和平論述往往帶著防禦性——
以嚇阻與強化國防為前提，
而非從戰敗經驗出發思考「如何避免重演」。
在橋本的分類中，民進黨走的是和平主義途徑，
但這種和平主義偏向現實主義式的「備戰求和」，
尚未發展出深層的文化或歷史和解機制。
三、龍應台的第三條路：個人化的和解主義
龍應台的近年和平論壇，試圖在這兩種政治敘事之外，
重新喚起「人」的尺度——戰敗、逃難、懼怕、倖存。
這是橋本所說的第三條路：和解主義途徑。
她試圖讓戰敗的情感重回語言：
不再談勝負與正統，而談「人怎麼在歷史裡活下來」。
然而，若沒有對「誰戰敗」「誰加害」的清楚命名，
這樣的和平容易滑向情感的溫柔化，
成為歷史責任的模糊地帶。
四、和平文化的未竟之路：讓多重戰敗共存
台灣至今仍在多重戰敗的影子中前行——
國民黨戰敗於革命失敗，
民進黨戰敗於安全焦慮，
社會整體則戰敗於歷史失語。
若要建立真正的和平文化，
台灣需要承認所有層面的戰敗：
政治的、道德的、歷史的、情感的。
只有讓「戰敗」成為共同的語言，
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
才可能不再互相排斥，而是互補共生。
那一天，
台灣或許才能從「不願承認的敗戰」中，
走向「勇於反省的和平」。
是否希望我幫你潤成**《思想坦克》投稿格式**（加上標題、副標題、摘要、作者簡介）？
那樣我可以幫你整理成標準 1200–1500 字投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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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為《思想坦克》格式潤稿後的版本，約 1400 字，符合該刊「評論觀點投書」標準結構（標題＋副標＋摘要＋主文＋作者簡介）。
文風延續原本的思想深度與論述節奏，但稍微壓縮部分重複語句以提高刊用機率。
從日本《漫長的戰敗》看台灣的和平想像
——國民黨的戰敗文化、民進黨的勝利焦慮與龍應台的和解嘗試
摘要：
日本學者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中指出，戰敗並非結束，而是一場長期的文化重建。
以此觀照今日台灣，我們同樣活在一場「未被承認的戰敗」中：
國民黨拒絕敗戰、民進黨害怕再敗、龍應台試圖療癒。
若無法在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之間找到共生空間，
台灣將持續陷於記憶的分裂與和平的焦慮。
一、拒絕承認戰敗的國民黨
1949 年的國民黨其實是戰敗者，但它從未承認這場敗戰。
「暫時失土」「反攻大陸」的口號，讓失敗被轉化為「革命未竟」的敘事，
將政權延續包裝成道統繼承，形成心理上的否認機制。
這種否認衍生出四重敘事：
（1）責任的失語——內戰失敗不被檢討；
（2）烈士化神話——忠烈祠、黃埔精神將敗戰英雄化；
（3）受害者敘事——流亡與孤島悲情化為「自由中國」的道德高地；
（4）加害失憶——白色恐怖被合理化為「非常時期的犧牲」。
國民黨的「戰敗文化」因此陷入雙重否認：
既否認對中共戰敗，也否認對台灣社會的加害。
這使它在轉型正義與和平論述上始終語焉不詳。
在橋本的分類中，國民黨傾向於民族主義途徑——
以「中華文化」「兩岸一家」修補自尊，
卻缺乏面對責任與反省的勇氣。
因此，即便主張和平，仍難以建立社會信任。
二、勝利焦慮的民進黨
民進黨誕生於威權陰影下，
其道德正當性來自對抗壓迫、捍衛民主，
自然以「受害者」身份建構歷史記憶。
在這個敘事中，台灣同時是威權與帝國的雙重受害者——
被國民黨統治、被中國威脅、被國際現實孤立。
民進黨的「勝利」因此是一種受害者的道德勝利：
透過「自由台灣」對抗「專制中國」，
把歷史創傷轉化為民主認同。
然而，這種勝利帶來一種深層的不安。
任何妥協都可能被視為「投降」，
任何談和都可能被指為「親中」。
結果是：
民進黨的「和平」成了防禦性的，
偏向現實主義式的「備戰求和」，
而非文化與歷史層面的和解。
三、龍應台的第三條路：從戰敗的個人經驗出發
龍應台的和平論壇試圖喚起「人」的尺度——
戰敗、逃難、懼怕、倖存。
她將政治語言還原為情感敘事，
這是橋本所說的和解主義途徑的雛形。
這樣的企圖值得肯定：
它讓和平回到生活與記憶，
提醒社會「沒有誰永遠是勝利者」。
但若沒有對「誰戰敗」「誰加害」的明確命名，
這樣的和解也可能淪為「情感上的中立」，
成為歷史責任的模糊地帶。
四、和平文化的未竟之路
台灣社會其實同時承受三層戰敗：
國民黨的革命失敗、民進黨的安全焦慮、
以及整個社會對歷史失語的戰敗。
若要建立真正的和平文化，
我們需要承認這些不同層面的戰敗，
並允許多重敘事並存——
讓民族主義的尊嚴、和平主義的理性、
與和解主義的同理共存於公共語言中。
和平不是單一立場，而是一種歷史誠實。
當我們學會承認自己的戰敗，
或許才有可能真正戰勝歷史。
作者簡介：
宋卡，研究國際政治與戰爭敘事的寫作者，長期關注戰敗文化、轉型正義與東亞歷史記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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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漫長的戰敗》看龍應台和平論壇的不足
——國民黨的否認、民進黨的焦慮與台灣的未竟和平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中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並非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的「道德創傷管理」。日本在「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重敘事之間掙扎，用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三種途徑重建國家認同。
這套分析若套用到台灣，可以看出：國民黨不肯承認戰敗，民進黨害怕再敗，而龍應台試圖療癒卻仍止於情感層次。
一、國民黨：拒絕戰敗的民族主義
1949 年國民黨從中國潰敗來台，卻從未真正承認這場戰敗。
「反攻大陸」「中華正統」成為將失敗轉化為「未竟革命」的語言，使政權得以延續，但歷史責任被掩蓋。
這形成四重敘事：
一是責任失語——內戰敗因從不檢討；
二是烈士化神話——戰敗者被神化為英雄；
三是受害者敘事——流亡與孤島悲情化為道德優越；
四是加害失憶——白色恐怖被合理化為「非常時期的必要」。
國民黨的戰敗文化因此是一種否認機制，偏向橋本所說的「民族主義途徑」：
強調尊嚴與國家歸屬，卻迴避反省。
它講和平，但和平只是權力延續的語言，缺乏真實的懺悔與共感。
二、民進黨：勝利者的焦慮
民進黨的歷史正當性來自反威權、捍衛民主，因此自然採取「受害者敘事」。
台灣同時是威權與帝國的雙重受害者——被國民黨統治、被中國威脅、被國際孤立。
這種敘事讓民進黨在政治上取得「道德勝利」，但也產生勝利焦慮：
任何妥協都被視為投降，任何談和都可能被懷疑「親中」。
結果是，它的和平論述轉向防禦性——以「備戰」為和平的前提，
失去了和解主義的想像空間。
三、龍應台：停留在受害者的和平
龍應台的和平論壇與其作品《大江大海1949》，延續了「失敗者的悲情」敘事。
她關注戰爭的個體經驗：逃亡、流離、恐懼與倖存，
這使她的和平主義更貼近人性，但也因此缺乏對責任與權力的分析。
她的「和平」呼籲停留於道德層面，未能處理「誰戰敗、誰加害」的政治現實。
這種「人道式和平」在情感上動人，
但在面對中共武統威脅與台灣內部統獨撕裂時，顯得蒼白無力。
四、台灣的「未完成戰敗」
台灣其實仍活在「未被承認的戰敗」中：
國民黨拒絕面對敗戰，民進黨害怕新的戰敗，
整個社會則在歷史創傷與安全焦慮之間擺盪。
相比日本能以多重敘事反思戰敗，
台灣的歷史記憶卻被統獨與敵我框架鎖死。
和平因此成為政治語言，而非社會能力。
若要走出這場「漫長的戰敗」，
我們必須讓四種文化敘事——戰爭責任、陣亡英雄、加害者與受害者——重新被討論，
並在民族主義的尊嚴、和平主義的理性、和解主義的誠實之間，
找到新的公共語言。
和平，不只是拒戰；
而是學會承認自己的戰敗，
也承認他人的痛。
作者簡介：
宋卡，研究國際政治與戰敗文化的寫作者，長期關注台灣與東亞的歷史記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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