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習近平為什麼上台就一定要推翻中國的改革開放

黄亚生的東方模式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日期：202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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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講，一本對我影響超級大的書黃亞生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它的中文書名叫東方模式的興衰、考試、專制、穩定與技術，如何給中國帶來成功，以及為什麼它們可能導致衰落。這本書對我最大的衝擊是，它用一套非常實用的理論框架，把中國歷史的起起落落，講得明明白白，它不是那種戰隊式的書，不是為了誇中國也不是為了誇中國，

是為了罵中國，而是用事實和結構告訴你，為什麼中國能長期強大，為什麼中國又會在某些時代突然停滯甚至走向衰敗，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一個問題，同樣一套制度，在某些歷史階段可能是加分項，在另一些階段卻會變成拖後腿的枷鎖，中國模式之所以複雜，就是因為它既能創造奇蹟，也能製造停滯，黃亞生把這種矛盾解釋得非常清楚，

他用日本作為對照，讓我看到東亞並不是文化決定論，而是制度選擇決定了歷史走向下面，我就按照書裡的邏輯，一步一步把它講，透從作者的視角和EAST框架說起，再談歷史，對比當代中國的變化，以及最後的警告先說作者黃亞生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他長期研究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他的特點是喜歡用歷史、

數據、社會科學方法和國際對比來下結論，而不是憑情緒或憑立場，他寫這本書的態度也很明確，不是為了黑中國，而是為了用事實去反思中國的制度結構。黃亞生認為，中國最驚人的地方是它在政治結構上保持了極強的連續性，這裡的政治連續性不是指王朝沒有更替，而是指極權。治理體系的核心邏輯非常穩定，王朝可以換，但統治方式長期沒有本質變化。

從公元587年隋朝建立科舉制度開始，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套非常強大的治理體系，統一考試篩選精英，用專制權力壓制分歧，把穩定作為最高目標，再用技術放大治理能力。這套組合在隋唐之後逐漸成熟，貫穿了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延續到近現代，差不多持續了1500年，黃亞生的觀點很直接，中國的歷史不是經濟模式的勝利，

而是治理機器的勝利，EAST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發展道路，而是一套統治技術。黃亞生寫這本書的方式也非常硬，他大量使用歷史證據，比如發明數量的變化、曲線、官僚規模的統計、不同文明的制度差異，以及中國與歐洲、日本的對比，他想證明的是EAST這臺機器在某些時代確實能製造奇蹟，但它的代價是社會多樣性被壓縮，創造力會被犧牲，

當時代進入現代工業文明之後，這種犧牲就會從可接受的成本，變成致命的結構性缺陷。這本書的核心框架，就是EAST四個支柱E代表考試，也就是科舉制度A、代表專制，也就是威權結構;S代表穩定，也就是把秩序和無風險作為最高目標;T代表技術，也就是用技術放大治理能力。黃亞生強調，這四個支柱不是隨便拼出來的一套，

可以解釋中國興衰循環的統治模型，它的本質是一臺統治化機器，它最擅長的事情是讓社會高度統一，可管理可動員，它能在某些時期爆發出驚人的效率，但長期會壓制不同想法，壓制冒險精神，壓制原創，最後讓社會越來越窄，越來越難以自我更新。黃亞生認為，中國這臺機器能運轉1500年，就是因為它會形成一種路徑，

依賴一旦社會的精英培養方式、權力結構穩定，邏輯和技術方向都圍繞同一個目標運轉，那麼系統就會越來越傾向強化自身，而不是改革自身;外部環境越危險，內部就越傾向收緊，危機越大;機器越傾向加速統治化。這就是EAST最可怕的地方，它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它也會把長期的可能性一點點壓死。為了讓這個框架真正落地，

我們必須把EAST逐個拆開看清楚它們各自的功能，以及它們如何互相強化，先從E開始，也就是考試和科舉。黃亞生對科舉的解釋非常顛覆，因為在傳統敘事裡，科舉往往被當作公平選才寒門逆襲、選賢任能的象徵，但黃亞生認為，科舉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公平，而在於它同質化;它的核心功能不是選出最聰明的人，

而是選出最符合國家需要的人，它用標準化考試，把精英的思維方式統一成一種模式，讓他們對秩序、權威和正統價值觀形成高度一致的認同。科舉制度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隋朝公元587年左右，隋朝開始用考試制度取代門閥士族，對官僚體系的壟斷，國家用一套統一標準來篩選官員，這個變化極其關鍵，因為它意味著中央可以掌控精英的來源，

人才不再來自地方世家，而是來自國家認可的考試體系，表面上這是公平，實際上它意味著國家可以塑造精英的靈魂。科舉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強調的是忠君秩序、倫理服從它不斷篩選淘汰，把精英的思想磨成同一個模具。黃亞生說，科舉最大的作用不是考試，而是洗腦它把整個社會最聰明、最有資源、

最有動力的一批人，全都吸進國家機器裡，讓他們把人生的全部意義壓在進入體制上，而不是壓在創造商業、科學冒險或獨立思想上。科舉的好處當然很明顯，它可以快速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可以複製人才，可以讓國家機器的執行力非常強。在唐朝早期，這種能力幫助帝國建立了高度組織化的治理體系，支撐了大一統合擴張。但黃亞生強調，

科舉的壞處是長期的，它會讓精英越來越單一，國家需要的是服從性人才而不是探索性人才，久而久之社會的創新，土壤就會枯萎，黃亞生用歷史數據來證明這一點。他認為，在科舉成熟之前，比如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的六朝時期，中國雖然政治分裂動盪頻繁，但思想非常多樣，社會也更容易產生創新和發明，

佛教對儒家形成挑戰，思想體系出現出現競爭，社會充滿意志性，科舉成熟之後，秩序確實穩定了，但創新曲線開始下降，因為人才越來越集中進入官僚體系，社會的其他領域被擠壓，這也是黃亞生反覆批判的科舉神話科舉看起來公平，但它把優秀定義成順從，它不是在獎勵好奇心，而是在獎勵對權威的迎合，它不是在培養創造力，

而是在培養熟練的執行者。放到現在，中國的高考幹部選拔組織考核體系，本質上就是科舉邏輯的延續，形式現代化了，但同質化的內核沒變，接下來是A，也就是專制，黃亞生對專制的定義非常冷靜，他不把專制簡單理解為領導人獨裁，而是把它當作一種解構機制，專制的核心功能是讓分歧的成本變得極高，他用不受約束的權力，

把所有社會力量壓進一個統一的決策體系裡，從而實現快速動員、快速執行專制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統一之後，中國第一次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結構，秦朝的邏輯非常清晰，消滅貴族割據，消滅地方自主，消滅獨立武裝，消滅制度上的多中心，把一切權力集中到皇權之下，這種結構的好處是效率極高，它能在戰爭和危機中迅速調動資源，

能用統一命令實現全國協調。但黃亞生強調，專制的壞處同樣巨大權力，一旦沒有邊界，整個社會就會進入一種安全模式，每個人都在考慮政治風險，而不是考慮創造機會，識錯，會變得危險，冒險會變得愚蠢，久而久之社會會變得極度保守，專制能快速決策，但它也會快速製造錯誤。而且當錯誤發生時，整個社會缺乏糾錯機制，

更重要的是，專制和科學科舉會互相強化科舉，提供統一思想的精英，專制提供壓制分歧的權力結構，兩者合在一起，就會讓整個國家的治理變成一條單向通道國家，越來越擅長管理社會，但越來越不擅長釋放社會，到明清時期，這種結構走向極端，社會的自由空間進一步收縮，創新能力進一步衰退，放到現在。中共的組織體系在黃亞生看來，

就是一種升級版專制，它不僅僅是權力結構，其中更重要的是，它通過組織紀律、幹部系統和意識形態教育，把國家與社會徹底捆綁在一起，社會缺乏獨立制衡力量，專制的自我強化能力變得更強，第三個支柱是S，也就是穩定。黃亞生認為，穩定本來是治理的手段，但中國的治理傳統把穩定逐漸變成了終極目標穩定意味著降低管理成本，意味著壓住動盪，

意味著把一切變化當成風險，一旦絕對化，社會活力就會被視為威脅，改革就會被視為麻煩，多樣性就會被視為隱患穩定的形成不是某一年突然發生，而是科舉和專制長期運轉的自然結果，科舉讓精英統一專制，讓權力集中穩定，就成為治理者最依賴的心理安全感。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頻繁，但治理框架不變，就是因為穩定優先的邏輯太強，

只要能保持大一統，只要能避免分裂和內亂，其他代價都可以接受。黃艾生認為，這種穩定邏輯在前現代社會非常有效，因為前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主要是農業生產力低，社會抗風險能力弱，任何動盪都可能帶來飢荒和死亡，在這種環境裡，穩定就是生存，穩定就是成功，但問題在於當社會進入現代文明之後，穩定邏輯會反過來，成為創新的敵人，

創新本質上意味著不確定意味著是錯，意味著失敗穩定邏輯越強，社會越不敢識錯，穩定越絕對社會越傾向，把一切變化當成危險。黃艾生用歷史對比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繁榮時期，往往是規模和範圍平衡的時候，比如唐朝唐朝從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官僚體系強大，但思想相對多樣，佛教、道教與儒家並存，社會仍有活力，

到了宋明之後，科舉和官僚體系越來越極端化，穩定壓倒一切創新曲線逐漸下降，他還用歐洲做對比，歐洲長期不穩定，戰爭不斷，國家分裂，但正是這種不穩定，帶來了制度競爭和思想多樣性，最後孕育出工業革命;中國則因為穩定過強，範圍不斷被壓縮，最終在現代競爭中暴露出結構性缺陷。第四個支柱是T，也就是技術黃艾生把技術定義為治理能力的放大鏡，

而不是簡單的生產力工具，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當它被嵌入EAST體系之後，它往往會成為控制工具，而不是解放工具，技術會增強，國家的執行力會增強，監控能力會增強動員能力，從而讓專制更穩讓穩定，邏輯更強，讓同質化更徹底。在前現代時期，中國的技術發展，很多時候服務於帝國治理，比如造紙、印刷、火藥、

指南針等，都與行政、傳播戰爭能力和國家控制密切相關，黃艾生認為，中國並不缺技術，天賦問題在於技術被鎖定在管理人命的方向，而不是釋放個人創造力的方向，進入現代之後，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尖銳。現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顛覆性創新，創新需要容忍失敗需要思想自由，需要獨立社會結構，可是EAST體系傾向選擇安全技術，

確定性技術可控技術，而不是不確定的突破技術，越強閉環越牢，系統越難自我修正。黃艾生用發明曲線和官僚規模數據證明科舉成熟之後，中國原創性發明長期下降，原因不是中國人不聰明，而是制度結構，把最聰明的人吸進了官僚體系，把社會的創新通道擠壓掉了，社會缺乏像歐洲那樣獨立的大學行會宗教力量商人自治結構來孕育新思想技術，

逐漸從動態創新變成靜態維護放到今天，這個邏輯依然成了中國可以在應用技術上做到很強比如快速鋪設5G，快速發展電動車產業，但在基礎創新、原創突破上，更容易出現瓶頸，因為基礎創新需要的不是規模，而是範圍是思想的多樣性是允許不確定性的制度，環境技術在EAST裡最終會成為放大器，放大治理機器的力量也放大它的僵硬，

當我們把EAST全部拆開之後，就能看到EAST整體運轉的方式考試，提供統一的人才與思維方式專制，提供集中權力與動員能力，穩定把秩序變成最高目標技術，把執行效率無限放大，四個支柱互相強化，形成閉環，這個閉環一旦形成，就會不斷自我複製，它會越來越擅長製造，規模優勢越來越擅長壓制，異質性也越來越難以改革。黃愛生的總結非常刺耳，

但非常準確，EAST既是奇蹟，製造者也是活力殺手，它能製造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它也會把社會的創造力一點點掐死，它的強大在於規模，它的脆弱在於範圍理解了，EAST的閉環，我們就能順勢進入。黃愛生提出的核心模型，也就是規模與範圍的平衡，規模指的是統一控制的能力，指官僚體系動員能力和執行效率，範圍指的是思想制度，

實踐與社會結構的多樣性。黃愛生認為，一個文明真正繁榮的時期，往往是在規模與範圍保持平衡的時候，規模能保證，秩序範圍能保證創新，兩者缺一不可;如果規模太弱，社會會分裂，會內耗會陷入混亂，六朝時期就是典型例子，思想多樣但政治動蕩可，如果規模太強，範圍被壓縮，社會就會同質化，創新就會枯萎，最後陷入停滯。

宋明之後的中國就是典型例子，苛舉極端化，官僚膨脹穩定絕對化，因曲線逐漸下降，黃愛生認為，中國歷史的興衰循環，本質上就是規模與範圍不斷失衡的循環，繁榮往往來自短暫的平衡，比如唐朝衰落往往、來自規模壓倒範圍比如明清這個模型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不否認專制曾經成功，中國能保持1500年的政治連續性，

這本身就是一種文明韌性，但它同時指出，這種韌性是時代產物在前現代社會管理，人民追求穩定，確實是一種優勢，可是進入現代工業文明之後，創新成為核心競爭力，個人覺醒成為生產力來源，這套機器就會發生結構性衝突，為了讓這種衝突更清晰，黃愛生在書裡引入日本作為禁見，這也是我覺得最精彩的部分，日本早期確實深受中國影響奈良時代從公元710年到公元794年，

日本引入了類似苛舉的官僚選拔制度，用來強化中央控制，很快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到了平安時代後期和鐮倉時代，從公元1185年到公元1333年，日本逐漸放棄這種剛性系統，轉向封建分權，武士階層崛起，天皇與幕府並存，地方自治空間擴大，商人階層開始成長，這條分岔非常關鍵，中國在隋唐之後，不斷強化科舉和專制，

逐漸走向更徹底的統治化;日本則不斷注入範圍，它的社會結構更分散，權力中心。更多元宗教與思想融合更豐富商人經濟逐漸成形，結果是日本在前現代，雖然經歷了很多不穩定比如戰國時代，從公元1467年到公元1603年的內戰，但這種不穩定反而孕育了火力，促進了社會多樣性。進入現代之後，日本的優勢更加明顯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

日本主動學習西方廢除封建，推行憲政改革和市場改革迅速工業化，日本不是靠一臺中央動員機器人完成現代化，而是靠制度轉型，釋放社會力量。1889年明治憲法引入議會制度利益集團開始博弈企業和財閥成為經濟推動者，二戰之後，日本民主化進一步擴大範圍，條件1950年代到1990年代出現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接近9％，

這種增長來自企業自主市場競爭和制度穩定預期，而不是來自絕對控制。黃亞生用日本說明一個重要結論，東亞不是文化，中國與日本共享很多文化背景，但制度路徑不同，結果完全不同，日本的利益結構更分散多黨政治、議會機制、企業主導，使得逆轉更難發生，中國的黨政一體結構，則使得回歸閉環更容易更迅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可以快速起飛，

但也可能快速逆轉，有了日本這個對照，我們再回頭看中國的近代史，就會發現很多事情不再神秘。鴉片戰爭發生在1848年，他暴露的就是EAST體系的脆性，明清時期的過度穩定與同質化，讓中國難以應對工業革命衝擊列強入侵，引發內亂太平，天國戰爭發生在1850年至1864年，這些動盪其實都在說明一件事，規模雖然強，但範圍已經枯萎，社會失去自我更新能力，

辛亥革命發生在1911年，帝制被推翻，但治理慣性，並沒有真正消失，國民政府也繼承了部分EAST邏輯，官僚控制依然存在範圍，注入不足，最終走向內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EAST體系被進一步強化，毛澤東時代強調極端動員大躍進發生在1958年，至1962年，文革發生在1966年至1976年，這些災難都在說明閉環系統在極端條件下會產生巨大破壞性，

因為它缺乏糾錯機制，缺乏分權與多樣性。真正改變結構的是1978年改革開放衍生，把改革開放看成一種歷史異常，它不是EAST的自然延續，而是暫時打開了旁路，注入了範圍條件，地方試驗、民營創業信息流動，外資進入，市場機制擴大，國家與社會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正是這種範圍注入，才讓規模與範圍重新平衡，

產生了巨大的繁榮。中國GDP從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53.9萬億元，接近9.8％，這不是因為中國突然換了一種文化，而是因為制度結構短暫釋放了社會活力，但黃亞生認為，這種平衡很難長期維持，因為EAST的路徑依賴太強，危機越大，系統越傾向回歸控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債務累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膨脹環境危機，

外部圍堵，讓黨內危機感上升，保黨共識加強，這時閉環的回歸就變得更可能，這也解釋了習近平時代為什麼能在短短10年內逆轉改革開放習近平在2012年上臺之後，逐步把意志性重新定義為威脅，把穩定重新定義為絕對目標。習近平2018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一個標誌性節點，隨後是思想入線、產業國家化、監管民營巨頭強化、

組織紀律和人事控制，這些動作背後不是單純的個人意志，而是制度效率的體現，EAST體系的強大之處就在於它能快速同質化，精英快速清洗異見者快速統一組織路線，中國缺乏獨立社會力量制衡，缺乏像日本議會或歐洲公民社會那樣的結構性阻力，所以逆轉會像雪崩一樣迅猛，技術的進步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速度，AI監控數字治理數據動員，

讓穩定邏輯更容易落地，讓專制控制更精細，讓社會更難形成獨立組織技術沒有帶來，反而可能成為閉環的增壓器。表面上看，中國的應用技術很強，電動車出口強，產業鏈完整基礎設施強，但黃亞生的擔憂在於，如果範圍條件不斷收縮，基礎創新就會枯竭，社會會進入一種看似強大但內部僵硬的狀態，這就像明清時期的停滯，

只是換成了現代版本，到這裡，我自己的結論也就自然出現了。到了2012年，不管是張繼平、劉繼平還是馬繼平，上臺黨的發展路線，大概率都會走向威權，而不是走出威權，更不可能真正把權力還給老百姓，原因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性格，而是黃亞生所說的路徑，依賴EAST這臺治理機器，決定了一個基本傾向管理人民優先控制風險優先穩定壓倒一切黨內利益結構和權力邏輯，

決定了任何意志力量都會被視為威脅改革開放本質上是生存壓力下的異常，是系統被迫釋放範圍條件的結果，一旦危機緩解，一旦秩序恢復，系統就會傾向回歸本真，這也是最諷刺的地方EAST讓中國維持了長期的政治連續性，讓中國在歷史上屢次實現大一統和規模優勢，但在現代文明裡，它卻可能變成枷鎖，它越高效就越能快速逆轉開放，

它越擅長動員就越容易壓制創新，它越能控制社會，它越可能讓社會失去未來十年逆轉的速度，看起來像強大，其實也預示著一種脆斷風險，因為現代文明真正需要的不是管理能力，而是覺醒的個人和多樣的社會結構創新，不是靠命令產生的科技革命，也不是靠忠誠產生的。黃亞生的書最終給出的警告非常清楚，

如果中國不能重新注入範圍，條件不能鬆綁，教育與思想不能允許社會結構成長，不能讓技術更多服務創新，而不是服務控制，那麼中國很可能重演1500年的循環從崛起走向停滯，黃亞生並不是絕對悲觀。他也認為，歷史循環是可以打破的，但前提是領導者必須真正理解，這臺機器的代價必須意識到穩定，不是終點，專制不是萬能，

考試不能只培養順從技術，不能只用來強化控制。站在2026年的視角，看中國的科技資訊看似強大，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範圍缺失帶來的長期風險、規模優勢可以讓國家短期看起來無敵，但範圍缺失會讓社會逐漸失去創造力，EAST體系的核心矛盾，最終會回到一個文明級別的張力管理與覺醒之間的對抗，

前現代時代管理可能是優勢，現代時代覺醒才是未來，中國如果無法解決，這條矛盾就可能繼續，所以擁有強大的治理機器，卻失去真正通向未來的能力。這本書最值得讀的地方，就在於它逼著我們從證據出發，從結構出發，而不是從情緒出發，它提醒我們，中國的強大不是偶然，中國的停滯也不是偶然，所有的興衰背後都有一套機制在運轉，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我們是不是東方文明，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現代文明的規則下，因為在現代世界裡最可怕的不是失敗，而是一個國家看似強大卻再也無法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