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滿與漢：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第五章

 

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民国初年的皇室

民国初年的满人

1928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结语

 

新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们满腔热情地希望由此开启一个民主宪 政和国家独立的新时代,但却迅速跌入了失望的深渊。
正如杨欧 纳(Ernest P. Young)所描述的那样,
袁世凯统治下的“自由共 和国”不久走向了又一个独裁政府,甚至还两次尝试恢复帝制。
[1] 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915年到1916年之间,袁世凯试图当新皇帝;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目的是恢复清朝的统 治。
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共和国的颜面得以保存。
然而,此时 中国进入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序状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军阀 混战时期,这一状态持续了十年时间,直到国民党1927年到1928 年获得政权后才结束。

 

 

 

如果革命的政治愿望只得到短暂实现,那么反满的目的何在 呢?
革命者以前控诉满人七宗罪,认为自己现在能够纠正或消除 这些罪状。
然而,由于他们渴望革命有一个快速且成功的结果, 革命者也承诺旗人以及清朝皇室将会得到保护和优待。
这似乎是 一个矛盾的结果,再加上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
新政权一方面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清除满人的罪行,
另一方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退位协议中保证的优待呢?
换句话说,
在民国前期(1912- 1928)和随后的政权下,皇室和旗人在新的时代如何生活?
“满” 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如何变化?

 

民国初年的皇室

 

革命党人以七宗罪为理由,要求推翻清统治者,但为了避免 陷入长期的战争,他们妥协于一个谈判协议。
为了让清朝从专制 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他们在优待条款中答应优待退位的皇帝。
 虽然因协议太过慷慨而激怒了一些革命党人,但直到溥仪1924年 被逐出皇宫,甚至在此之后,协议基本上有效。

 

 

 

在中华民国的头两年,当总统袁世凯在以前由革命党人和立 宪改革派建立的“自由”政治框架内(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和选举产生的两院制议会,两院制议会取代了革命党人的临时参 议院)活动时,新政权尽力去履行退位协议的义务。
事实上,对 于皇室在某些方面的优待要超出以前所作的承诺,如没有要求皇 帝离开紫禁城。
原先认为皇帝只是暂时留在宫内,在不太确定的 “日后”,皇帝就会搬到西北郊的颐和园。
伍廷芳公开宣称这不会 晚于当年冬天,但是,随着春天的到来,
袁世凯提出由于1912年 2月29日曹锟的第三镇在京城发动兵变而引起骚乱,从而同意皇 帝延期搬出紫禁城(他用同样的借口拒绝了临时参议院把政府迁 到南京的要求)。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虽然关于皇帝准备搬到颐和 园的报道屡现报端,但皇帝仍然留在宫中。
可能袁世凯发现与其 让皇帝移到郊外,还不如在身边更容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2]

 

退位后的清皇室仅仅占据了以前京城的一小部分。
以前,宫 殿群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周围的皇城,如北面的景山(也称 为煤山)、西面的三海和南部的社稷坛和太庙。
退位协议允许皇室 仅仅留在紫禁城,其余宫殿则移交给民国。
因此,1913年1月1 日,皇室把天安门南边的御路向公众开放,而这条路以前是与外 界封锁而隔绝的。
1913年3月后,皇室移交了三海,包括南海的瀛台, 此地在4月成了新的总统府并一直延续到1925年。
也是在1913年,民国政府把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成为一个可以付费参观的 公共场所。
(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后,为了纪念孙中山而更名为中山 公园)。
然而,毗邻的太庙由于与皇室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仍然 控制在皇室之手,但是限制性地向公众开放,景山的情况也 一样。
[3]

在紫禁城内部,皇室放弃了南面的一半,也即“外朝”。
这 样,在新国会草草选举后,袁世凯的总统就职典礼于1913年10月 10日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
外朝的其他建筑也割让给了 民国,包括靠近午门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这两个地方是文武百官 等待皇帝召见的地方。
不久之后,1914年,文华殿和武英殿————— 连同附近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变成了一个公共博物馆 即古物陈列所,陈列着沈阳(以前的盛京)和热河宫殿里的珍品。
 皇室只留下了乾清门北面的“内廷”,还有外朝三大殿边上的一些 建筑。
紫禁城北面围墙处的神武门取代了南面的午门,成为皇室 的正式入口。
除了这些还控制着的建筑,皇室还控制着颐和园, 或许有一天还要搬到这个地方。
[4]

如其承诺的那样,民国对待前朝皇室的礼仪和仪式,其规格 与对待外国君主一样。
溥仪被称为“大清皇帝”,隆裕太后也得到 了同样的待遇,这名太后自从摄政王载沣退位后便把持朝政。
因 此,1913年2月15日,正值隆裕太后45岁寿辰,袁世凯派他的 秘书长梁士诒(1869-1933)去宫内向其贺寿。
当时隆裕太后坐 在龙椅上,梁士诒鞠躬三次,并向“大清隆裕皇太后”进呈祝贺 公函。
一周后,隆裕太后撒手西归,袁世凯内阁命令全国的官署 降半旗,所有文武百官服丧27天。
由于隆裕太后去世,在溥仪未 成年期间,朝廷的大权由四名太妃掌握———————包括同治皇帝的三名 妃子和光绪皇帝的一名妃子。[5]

皇室与新政权之间的协调人是前军机大臣世续,当时他与溥 伦是内务府大臣。
因此,世续代表皇室参加了袁世凯于1912年3 月10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六个月后,孙中山和黄兴来 北京游览,世续和溥伦代表皇室欢迎他们。
溥伦为两名革命领导 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同时世续陪同他们游览了紫禁城和颐和园。
一年后袁世凯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太和殿举行,这次轮到溥伦代表 皇室。
在迎宾队列中,溥伦被安排到外交使团的旁边,似乎皇室 与外国使团的地位相同。[6]

新政权也努力履行对清皇室的财政承诺。
主要的责任是每年 四百万两白银(后来是元)的津贴。
向袁世凯追讨这笔款项是内 务府大臣世续的责任。
[7]尽管民国政府财政困难,但还是支付了大 量津贴,虽未一次性付清。
例如,1912年4月财政部支付了 150000两白银,10月支付了600000两白银,12月支付了200000 元。
《北华捷报》在1913年年初评论说,民国政府一直遵守了关 于皇室津贴和尊严的承诺。
袁世凯于1913年4月签订了一份有争 议的善后大借款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要支付皇室的巨额花费,从4 月到10月的六个月估计就支付了2777777元。
[8]对皇室的另一项 义务是完成光绪皇帝的陵墓。
这是一笔更大的费用(虽然是一次 性的),也是善后大借款的主要用途,数目为4611537元。
光绪陵墓的 修建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又在1913年春天恢复动工。
尽 管有人抱怨费用超支,陵墓最终还是完成了,光绪皇帝在1913年 12月13日正式下葬。
[9]

最终,袁世凯政府从皇室手中接管了禁卫军,并将其置于陆 军部控制之下,但如当初承诺的保存了其组织的完整性。
尽管一 些革命党人坚决反对,但禁卫军还是没有被解散。
因此,善后大 借款的另一个用途是预先支付陆军部1243196元以养活禁卫军, 它是京城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
袁世凯在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时 检阅军队,三千名士兵组成的禁卫军分遣队规模居第二位,仅次 于袁世凯拱卫军的六千名士兵。
除了当初基本上都由汉人组成的 第四步兵协外,禁卫军仍然是一支满人军队。
至少,当初征募新 兵时,都是从京旗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正如《北华捷报》北京通 讯记者1912年10月所言,除了很多重要满人军官被汉人取代外, 禁卫军的组织和构成几乎没有变化。
而且,军中的士兵仍然主要 是满人。
事实上,即使在军官中,满人势力依然强大。
1913年关 忠和是第一协统领,他以前统率第一步兵标,第二步兵标的统领 是崇林(或崇恩)。
因此,禁卫军的八名或者十名高级将领中,有两名是满人。
[10]

民国初年,禁卫军继续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并保留了其有 特色的“禁卫军”之名。
1913年,主要由汉人组成的第四步兵协 被派往张家口与蒙古盗匪作战,其余各协的大部分士兵仍旧驻守 在西北郊畅春园的新营地。
崇林第二步兵标的特殊职责是把守通 往紫禁城的大门,包括已向公众开放的大门。
[11]然而,禁卫军除 了继续与皇室保持紧密联系外,也日益演变成冯国璋的军队,冯 国璋依靠这支军队在仕途上不断高升。
1911年12月摄政王载沣辞 职后,冯国璋就成为禁卫军的统领。
即使1912年9月冯国璋被任 命为直隶都督,其禁卫军统制的职位被第一协统领关忠和的前任 王廷桢取代,但他仍然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
尽管冯国璋只是 带了100名士兵前往天津,但他仍然对整个禁卫军保持着最高权 威。
至少在1913年的两次特殊情况下,他还返回北京处理禁卫军 事务。
[12]由于冯国璋几年来一直与清廷保持着密切关系,且极为 关心皇室的利益,这在退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禁卫军 受朝廷和冯国璋的双重节制并不显得冲突。

 

 

清皇室为了自己的利益尽量对民国表现出热情和喜欢的态度, 而与一些清廷追随者从事恢复帝制的活动保持距离。
皇帝退位后 的开始几个月,报纸上充斥着反革命阴谋的故事,其中大部分被 归结于宗社党的头上。
宗社党的头目据说包括以前坚决反对清廷 向共和派投降的满人。
当清廷退位时,他们大部分逃离了北京, 避难于外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内。
善耆去了旅顺(西方称为 亚瑟港),这是日本在奉天关东的租借地;
溥伟去了德国在山东的 租借地青岛;铁良去了日本在天津的租界。
他们躲在租界里,努 力重整旗鼓,准备重新开始反对民国的斗争并恢复清王朝。
保皇 派在满洲和北京极为活跃,这两个地方的许多满人可能会支持他 们的目标。
早期的复兴阴谋中,野心最大的是善耆(肃亲王), 他与日本的川岛浪速勾结在一起,十年前在组建北京警察时他就 与川岛浪速一起合作过。
1912年,善耆和川岛浪速试图在紧邻满 洲的内蒙古建立一个日本的保护国,这样溥仪能在那里复位。
然 而,建立詹森(Marius B. Jansen)称之为“第一满洲国”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当时日本政府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并转而支持袁世 凯。
善耆撤回旅顺,1922年死于此地。
善耆从来没有接受过 民国。
[13]

在北京,禁卫军由于直到最后还在反对清廷退位,因此被怀 疑抱有恢复帝制的情绪。
1912年4月,崇林第二协的四十名或更 多的士兵占领了前共和派创办的《中华日报》的办公地,强行将 报社的编辑押到他们的兵营,因为这份报纸拒绝撤销一些对旗人 的充满敌意的评论。
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一场谣言,即禁卫军正 在与保皇派密谋一次武装起事。
这迫使禁卫军发布了一份声明来 澄清谣言和宣誓忠于民国。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保皇派曾与禁 卫军有过深入接触和密切联系。
[14]

然而,袁世凯政府警告皇室要限制其追随者。
大约在1912年 3月底,隆裕太后曾因此下令宗社党解散。
她担心宗社党的活动会 导致优待条款被取消以及外国势力的介人。
她命令皇族亲贵离开 外国避难所返回北京。
[15]虽然隆裕太后的谕令没能阻止保皇派, 但至少向共和派表明了保皇派的活动与皇室无关。

 

 

自由共和政体不久就让步于独裁。
在袁世凯总统任期的第一 年和之后一半的统治期内,他是在前共和革命党人不情愿的支持 下执政的。
但革命党逐渐怀疑袁世凯的专制野心。
1913年夏天, 随着袁世凯3月参与了刺杀宋教仁(1882-1913)和一个月后试 图不与国会商议而擅自进行善后借款,革命党人最终起义反对他, 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然而,袁世凯很快镇压了他的对手并迫 使孙中山等人逃离中国。
从此以后,袁世凯逐步加强专制。
1913 年11月,他解散了国民党;1914年1月,他解散了国会;1914年 5月他用《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赋予 了自己最大权力。

 

 

在袁世凯独裁的1914年到1915年间,对清朝皇帝的优待条款 得以尽力保留。
事实上,袁世凯命令一个委员会起草新的协议, 把一条明确的条款补充进去,以使优待条款和其他两个优待文件 “永不变更其效力”[16],这赢得了皇室的感激。
然而,1914年12 月26日,袁世凯自己开始对优待条款进行了大幅修改,并强加给皇室一个补充协议,即《善后办法》。
[17]他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一 行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皇室可能卷入了宋育仁(1857-1931) 试图恢复清朝这一众所周知的阴谋,这或许是直接原因。
《善后办 法》第一条就提醒皇室的地位处于共和政体内:“清皇室应尊重中 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 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

从《善后办法》的其他条款判断,颁布《善后办法》的更主 要原因在于皇室在过去三年里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小过错的积累。
 因此,第二条要求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 书契约,通行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例如宣统)。
第三条规 定,清皇帝告谕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 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例如,允许骑马进入紫禁城)。
第四条,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 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政府内务部 为主管之衙门。
第五条,清皇室应确定内务府为主管皇室事务总 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第六条,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 察职务。
第七条,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因 此,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 宜。
总之,相比以前,善后条款主要是更加明确地界定了皇室相 对于共和国的权限。

 

 

其他方面,袁世凯作为独裁者对待皇室和在自由共和时一样。
 他自己居住在皇城的瀛台,他允许皇帝留在紫禁城内廷,而不是 努力让他搬到颐和园。
此时,代表皇室与袁世凯政府打交道的还 是溥伦和世续。
1914年4月,他们与载沣、绍英一起设宴款待修 改优待条款的委员会成员,感谢他们把优待条款与民国的存在永 久绑定在一起。
袁世凯后来把溥伦增补到参政院中。
更重要的是, 袁世凯继续支付皇室每年的固定津贴。
例如,1915年11月,财政 部支付了皇室700000元,几乎占了当年津贴额的五分之一。
[18]

除了《善后办法》,在袁世凯独裁期间影响皇室的另一个变化 是大部分禁卫军被调离京师,而且这支军队从皇帝侍卫逐渐变成 了冯国璋的个人军队。
1913年7月,冯国璋从天津被派往长江下游镇压二次革命,事后他被任命为江苏都督。
1914年1月,由禁 卫军统制王廷桢亲自统率的禁卫军第——混成旅也在南京与冯国璋 汇合。
随后,禁卫军的另一支分遣队第四步兵团也被派往江苏并 驻守苏州。
除了基本上都是汉人的苏州第四步兵团,江苏的其他 禁卫军士兵和以前一样主要是满人,第一协统领也还是关忠和。
 留在京城的唯一禁卫军是第二步兵团,虽然远在京城,但冯国璋 仍然控制着这支军队。
这支禁卫军的任务也没变化,依然是拱卫 宫廷。
[19]

袁世凯在1915年到1916年的总统任期内逐步走向君主政体。
 这是恢复君主政体,而不是恢复清王朝。
然而,皇室和其他满人 都希望扮演他们被指派的角色。
这场运动的早期拥护者是来自地 方的乌泽声和恒钧,他们两人是晚清满人改革派刊物《大同报》 的主编,前者是来自吉林的代表,后者是来自满人的代表。
另一 名是第一协的关忠和,还有许多驻守南京的禁卫军(非满人)将 领。
当袁世凯的心腹散播舆论,制造出一派普遍支持的景象时, 皇室也加入进来。
1915年12月,溥伦也极力劝说总统顺从民意称 帝。
袁世凯表示了适当的谦虚,最后还是同意了。
他宣布,中华 民国将于此年改为中华帝国。
12月16日,皇室向袁世凯表示了祝 贺。
然而,当溥伦向袁世凯隆重磕头时,他或许已经超越了皇室 赋予他的权限。
[20]

在复辟帝制时期,皇室担心的主要是优待条款的前途,这也 是世续询问的内容。
这些条款会无效吗?袁世凯政府回答,虽然 政体变了,但优待条款不会变。
12月16日,为了报答皇室的支 持,袁世凯宣布他计划草拟中的新宪法将加入《中华民国约法》 的第六十五条,也就是说退位协议永远不变。
[21]然而,皇室意识 到随着重建君主制的临近,至少有一条是要发生变化。
由于袁世 凯已经称帝,作为皇帝居住在其他地方是不合适的,因此皇室离 开紫禁城的最后期限到了。
如同当初要求的那样,皇室可以移居 到颐和园,或者可能与袁世凯互换而搬到南海。
[22]然而,在新宪 法草拟和皇室离开紫禁城之前,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在一片反对声 中很快破灭了。
反对之人既有军队官员,也有文官,其中大部分是他以前的拥护者。
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政敌是冯国璋,虽然冯国 璋的禁卫军部下先前曾签名发布了一份支持恢复君主制的请愿 书。
[23]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匆忙下令恢复共和,此后不到三 个月,他便撒手人寰了。

 

 

袁世凯称帝努力的失败和随后的去世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 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在黎元洪(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总 理和当时的陆军总长)和冯国璋(南京的禁卫军统领,重开的国 会选举他取代黎元洪)三人之间分配。
作为新当选的副总统,冯 国璋应当前往北京,但为了承认他的独立权力,他被特许留在江 苏,并继续担任江苏都督的职务。
[24]这三人都是军人,相互之间 的关系很紧张。
黎元洪和段祺瑞为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长期斗争, 而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敌对在1911年到1912年退位危机中就已 经突显,现在他们开始把袁世凯的北洋军分为皖系和直系两个对 立的派系。

 

 

由于袁世凯的死亡,皇室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保护伞,但他的 继任者并没有打破现状的想法。
黎元洪总统任期内,侵害到皇室 利益的一个变化是新召开的国会(1912年到1913年选举产生,但 被袁世凯解散)决定草拟新宪法。
1916年9月,宪法草案浮出水 面,只字未提退位协议,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中保证退位 协议永远不变的第六十五条被删除了。
皇室及其外部支持者,包 括副总统冯国璋和前军机大臣徐世昌,匆忙游说国会把这条保证 重新加入宪法的最后版本里。
徐世昌声称,不这么做就会造成优 待条款被废除的疑虑不安。
虽然他们进行了努力,但1917年5月 颁行的新宪法仍然没有重申这一条款。
[25]

尽管这种游说活动的失败意味着高层对皇室的支持开始走下 坡路,但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后的继任者拒绝承认退位协议的继续 有效,徐世昌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相反,黎元洪政府好像更加忠 实地遵守优待条款。
它没有强制皇室遵守其不久前向袁世凯做出 的搬出紫禁城的承诺,它继续尊崇和体面地对待皇室。
1916年10 月10日,这是袁世凯下台后的第一个共和革命纪念日,黎元洪授 予包括世续和亲王载涛在内的很多人特别荣誉。
溥伦原本可能与世续相当,但因为他与前总统的亲近甚至是阿谀关系,他已经失 去了皇室的信任。
溥伦于1926年在北京逝世。
[26]

一年后张勋突然复辟帝制,黎元洪的总统任期结束了。
张勋 在辛亥革命期间固守南京,他从未接受共和政体。
他的军队从南 京撤退后,驻扎在江苏北部的徐州。
由于他不允许士兵剪辫,因 此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军”。
1917年7月,张勋被召集到北京调 停黎、段之间不断升级的“府院之争”,当时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 的国务总理职务。
6月16日,张勋身着清朝官服,在内廷养心殿 按礼仪拜见了11岁的溥仪。
两周后,他统领的徐州军队与几名保 皇派(全部是汉人,如康有为)联合起来,宣布恢复大清帝国, 并强迫共和总统黎元洪把权力移交给复辟的宣统皇帝。
张勋自命 为议政大臣。
他向一名记者解释,共和政府形式不适合中国,只 有恢复帝制才能救国家于水火。
[27]

在张勋的极力主张下,年幼的皇帝在同一天颁布了九道上谕, 阐明了新政权的方针。
国体是“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晚清限制 “满人优势”和缩小满汉差异的改革措施一律采纳,因此,“惊遵 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所有以前——切满蒙官缺,已经 裁撤者,概不复设”。
虽然上谕没有明确谈到优待条款和附加的 《善后办法》,但皇帝的复位从逻辑上意味着这些条款都被取消了。
 溥仪不再被限定在紫禁城内廷的划定区域内,例如,7月1日他在 外朝的中和殿第二次召见了张勋。
上谕宣布以宣统的年号来纪年 (宣统九年),使用阴历而不是阳历。
然而,上谕间接提到了优待 条款中的一条,上谕明确指出,拨给皇室的经费“仍照所定每年 四百万元数目”。
[28]

相比于一年半前袁世凯恢复君主制,张勋复辟清朝的努力更 不成功。
张勋也得不到其他军事将领的支持。
南京的冯国璋再次 反对,虽然其禁卫军大部分都是满人,而且被普遍怀疑赞成恢复 清帝。
第一协统领关忠和是一名旗人,他承认他的军队作为禁卫 军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为了平息南京城的这种普遍忧虑,冯国 璋和禁卫军统制王廷桢暂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派遣到 长江对面的浦口。
他们还发布让公众安心的王廷桢和关忠和的联合声明,即禁卫军反对复辟,并且把反对意见提交给了皇室的载 沣。
然而,不是远在南京的冯国璋,而是近在天津的段祺瑞平息 了张勋复辟。
段祺瑞组织了“讨逆军”,轻松击败了张勋,7月12 日张勋仓皇逃亡荷兰驻华公使馆避难。
清朝复辟只持续了12天。
[29]

张勋的失败使得政治局面比以前更为混乱,当时有两个政权 宣称代表中国。
北方,派系斗争中的军阀先后登台。
副总统冯国 璋(直系)最先到北京就任总统,取代了被张勋强迫辞职的黎元 洪,但冯国璋很快发现,由于段祺瑞(皖系)对张勋的胜利,实 际上是段祺瑞掌握着实权。
1918年10月,段祺瑞强迫冯国璋在缩 短的任期结束后隐退,用前军机大臣徐世昌取代他担任总统。
然 而,段祺瑞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只持续到1920年7月,当时,曹 锟于1919年在冯国璋死后接替其在直系的位置,并率领直系在斗 争中取胜,在所谓的直皖战争中,曹锟得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 支持,击败了段祺瑞并结束了皖系军阀的统治权。
然而,随后的 两年,这两名取得了对段祺瑞战争的胜利者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 权力争夺。
最终,1922年4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曹锟与权 力日益扩张的属下吴佩孚(1874-1939) 击败了他们的前同盟张 作霖,把他赶回了满洲南部。
一直到1924年,曹锟和吴佩孚联合 控制着北京。
同时,南方的其他军阀于1917年年初反对段祺瑞, 他们在广州建立了对抗性政府,其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是孙中山, 但也是断断续续地担任。
1923年3月,孙中山最终巩固自己在广 州的地位,在苏联的帮助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并通过自己的武 装建立了独立的革命政权。

 

 

由于皇帝卷进了张勋复辟事件,这导致许多人要求取消优待 条款以示对皇室的惩罚,这样的要求是1912年以来的第一次。
他 们认为如果没有皇室的积极合作,张勋不可能复辟成功,因此皇 室与张勋这名将军一样有罪。
7月7日,复辟期间被流放到天津的 60名国会议员,其中大部分都是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们提出了后 张勋时代的九项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取消退位协议:

就民国来说,优待条款是一种表示格外开恩的姿态。
历史上没有其他被赶下台的统治者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从一 开始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予以优待。
既然皇室反叛政府, 这些优待自然应被取消;如果还继续保留,就等同于奖励叛 乱者。
必须考虑到这种恶劣的后果。

 

 

四名全面参与退位协议谈判的人———————不仅共和派方面的代表 (伍廷芳、温宗尧和汪精卫),而且皇室方面的代表(唐绍 仪)——————都无条件地同意这一点。
他们在复辟失败后发了一份电 报,宣称“今既叛国,当然取消”。
甚至,据说是冯玉祥(1882- 1948)带头的许多北方将领,发布了一份电报并提出了同样的要 求:“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元经费,停止缴付;取消宣 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所 有宫殿朝庙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用之地;惩办 此次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

皇室自身也预料到其鲁莽地与张勋合作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它甚至草拟了溥仪宣布退位的谕旨。
幸运的是,段祺瑞政府选择 把皇帝描述为张勋阴谋中一个被动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辜 的受害人。
事实上,张勋的行为确实更多的是出于忠于清朝而非 恢复满人特权。
基本没有什么满人参与复辟。
大量任命到复辟朝 廷的官员中,只有五六名是满人,其中包括前陆军部尚书铁良, 其他大多数都是汉人。
溥伟等保皇派一直没有参加复辟。
内务府 大臣世续鉴于局势的多变,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他还多次拒绝 溥仪的召见。
考虑到这些情况,段祺瑞对皇室格外仁慈。
他拿走 了皇室为溥仪准备的退位谕旨,并进行了大量“修改”。
7月17日 颁布的这道谕旨把全部罪过推到了张勋身上,把年幼的皇帝描述 成完全无辜且无助的样子。
鉴于在过去六年里,优待条款使皇室 受到了极好的对待,谕令明确希望这种待遇能继续下去。
[31]

从1917年到1924年,在冯国璋、段祺瑞和曹锟统治时期,优 待条款一直保持有效。
在溥仪莽撞地进入紫禁城外朝后,北方的 军阀们允许他回到其习惯的内廷,他们没有强迫他搬到颐和园。
 他们也承认他作为清朝皇帝的地位和头衔。
他们还邀请皇室代表参加共和国的典礼,如参加
1918年10月徐世昌的总统就职典礼。
 同样,他们派遣民国代表参加皇室的典礼,例如,他们派遣荫昌 参加了1922年溥仪的婚礼,荫昌是前陆军部大臣,虽然他是一名 满人,但成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高级军事顾问。

溥仪在自传中 回忆,荫昌首先“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
他向我鞠躬以后, 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
说 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然而,当皇室越界时,军阀们毫不犹豫 地将它驳回。
1921年10月,曹锟提醒内务府,根据1914年的 《善后办法》,皇室人员在与民国官员交往时必须使用阳历来标注 其公文。
[32]

用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的话来说,皇室无须“恳 切地请求共和政府”,北方军阀就继续保留了对皇室的津贴,虽然 不是完全付清每年四百万元的数目。
1922年溥仪结婚时,曹锟的 财政部写信向内务府官员致歉,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 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 两万,算是民国贺礼。

 

 

换句话说,其他的八万元算是给皇室的津贴。
但是,庄士敦 称,民国拒绝履行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关于1914年从沈阳和热 河运来并在紫禁城外朝古物陈列所展览的七万余件皇家器物的。
 1916年签订的这份协议规定这些珍宝是皇家私产,只要财政允许, 就按照专家的估价由民国购买这些珍宝,同时这些珍宝被看做民 国向皇室借用。
后来估计,这些珍宝的价值大约为三百五十万元。
 据庄士敦记载,民国没有支付一分一毫。
[33]由于皇室的高消费和 日益缩减的收入,内务府逐渐被迫出售和抵押其他众多皇室 珍宝。
[34]

最后,如优待条款所保证,北方军阀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保 持禁卫军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禁卫军的士兵仍然主要是满人。
 1917年年中,禁卫军统领冯国璋表示,“一半的士兵都是旗籍”。
 然而,这支军队遭受了军阀政治的变迁兴衰之苦。
张勋复辟时禁 卫军驻扎于南京,1917年年中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成为总统, 禁卫军返回北京。
禁卫军是冯国璋军事力量的中坚,连同第十五师成为冯国璋总统卫队的一部分。
最近两次复辟帝制的过程中, 皇室烙印一直困扰着禁卫军,此时为了摆脱这种皇室印记而进行 的明显努力,是禁卫军被更名为陆军第十六师,这使得禁卫军的 名号与国家军队的其他各军一致(然而,在非正式场合,第十六 师仍然被称为禁卫军)。
王廷桢继续担任第十六师师长,第一旅旅 长依旧是关忠和,不过被更名为第三十一旅。
即使一年后冯国璋 被迫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第十六师仍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第十六师被调至察哈尔,王廷桢被任命 为察哈尔都统。
王廷桢自己在第二年夏天直皖战争中大权旁落, 当时直系的曹锟和奉系的张作霖联合击败了段祺瑞的皖系。
王廷 桢作为冯国璋的旧部应该是获胜的直系军阀的一部分,但他明显 打错了算盘,转变立场支持皖系。
因此,他被剥夺了第十六师师 长的职务,而由奉系将军邹芬接管。
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爆 发,邹芬适时倒戈支持直系,使得奉系被击败。
尽管第十六师又 一次成为直系的中坚力量,但还是被解散“重组”,占绝大多数的 满人士兵被“遣散”。
然而,1922年察哈尔禁卫军的大部被遣散并 没有影响到北京的步兵第二团,1924年它仍然守护着皇宫大门。
[35]

北方军阀对清皇室的迁就使得批评声四起,尤其是1922年8 月曹锟取得对张作霖战争胜利后,当时1917年被解散的旧国会重 新在北京组建。
至少在两次公开场合,国会的少数激进派极力主 张取消优待条款。
国会议员邓元彭对溥仪1922年12月婚礼的豪奢 仪式感到极为愤怒,当时整个京城都充斥着黄色的龙旗和其他皇 室标记,他把这种情形比做张勋复辟,并认为这等同叛乱。
1924 年年初,另一名国会议员李燮阳同样建议废除退位协议。
据这些 批评者说,皇帝自己最近的行为充分证明取消协议是合理的。
溥 仪不仅在1917年勾结张勋颠覆民国从而违背了1912年的优待条 款,而且在张勋1923年9月死后对其进行追封而违背了1914年 《善后办法》的第三条。
另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激起众怒的原因, 是内务府为了弥补皇室的巨大花费而出售和抵押了皇室珍宝。
北 京大学的考古学会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前海军大臣、溥仪的叔叔 载洵毁灭了国家财产。
皇室坚持认为,按照优待条款的规定,这些珍宝都是皇室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它可以随意处置。
另一方面, 批评者宣称这些珍宝属于中国人。
同时,广州的南方政权与北方 保守的政权不一样,北方政权曾是张勋复辟过程中皇室的同谋, 而南方政权则表示退位协议无效。
孙中山政府要求终止优待条款, 废除溥仪的地位,降为普通平民。
[36]

同时,皇室内部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溥仪快速成长起来。
 1918年11月,溥仪12岁,段祺瑞政府安排英国外交官庄士敦当 溥仪的家庭英语教师。
庄士敦对这位皇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例如,大约在1921年,他说服溥仪剪去了辫子,这让皇室的几乎 每个人都效仿剪去了辫子。
1922年12月,溥仪不到17岁,他与 两名满人女子结婚,婉容(1906—1946)成为他的妻子,文绣 (1909-1953)成为他的妃子。
此后不久,在庄士敦的鼓励下,他 开始坚持亲自管理皇室事务。
1923年7月,由于怀疑太监偷盜和 出售宫中宝物中饱私囊,溥仪把几乎所有的一千多名太监逐出皇 宫,只留下了大约一百名太监照顾后妃。
[37]

1924年,溥仪准备重组内务府,自从1922年1月世续死后, 绍英成为内务府大臣。
1924年春,溥仪用张謇立宪派成员郑孝胥 取代绍英管理内务府,这是清朝历史上首名汉人出任内务府的职 位。
与庄士敦一样,郑孝胥赞成在皇室进行大范围改革。
他们两 人都建议溥仪搬到颐和园,部分原因是为了平息对优待条款日益 高涨的反对之声。
如果皇室最终履行优待条款的承诺而离开紫禁 城,那么共和政体可能倾向于尊重协议的其他条款。
郑孝胥派庄 士敦负责整修颐和园,为迎接新主人的到来做好准备,他则安排 溥仪巡游颐和园。
然而,皇室离开紫禁城的可能性极大地影响了 内务府的既得利益,最终内务府的旧势力占了上风。
仅仅三个月 后,郑孝胥被迫从内务府辞职,绍英则官复原职。
皇室搬到颐和 园的计划被废弃。
[38]

皇室不久就因其强硬的态度而付出了代价。
1924年年底,第 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被打败,当时吴佩孚的 得力部下冯玉祥倒戈支持张作霖和奉系。
冯玉祥的军队把吴佩孚 赶出了北京,强迫曹锟辞去总统,以黄郛(1880-1936)的“代理内阁”取代了曹锟。
次年,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控制了北京。

 

 

冯玉祥虽然是一个北方军阀,但他长期对皇室仍然盘踞于京城中 心感到不满。
七年前,张勋复辟事件后,冯玉祥就曾率领一群北 方将领,要求撤销优待条款,削除溥仪的帝位,降为平民。
现在, 冯玉祥控制下的“代理内阁”指出,皇室曾有充足的时间(十三 年)履行搬离紫禁城的承诺,但却没有行动。
冯玉祥迅速单方面 改变了皇室与民国的关系。
11月5日,即他进入北京两周后,他 的一名部下和二十名士兵强行闯入紫禁城内廷,向他们所说的 “溥仪先生”下达了冯玉祥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三小时内离开皇 宫。
冯玉祥还把一套“修订”的优待条款强加给溥仪。
修订条款 要求“宣统皇帝”永远放弃皇帝头衔,与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享 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国把皇室每年的津贴从四百万元减少到五 十万元(除此之外,划拨二百万元一次性付清的特别费用,为北 京的穷人开办工厂,优先支付给旗人);皇室离开紫禁城,可以去 他们想去的地方定居,民国仍然负责他们的人身安全;民国继续 为皇室宗庙和陵墓提供军事保护;民国也将保护皇室的私人财产, 但接管其所有公有财产。
[39]

溥仪没有选择,只能离开紫禁城,此后不久他的两个妻子和 两个活着的太妃跟着离开。
他先去了紫禁城北部其父亲载沣的住 处,随后去了北京使馆区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最后于1925年2月 去了天津的日本租界。
40 清朝皇室的其他成员也离开了京城。
载 洋也居住在天津,奕劻的大儿子、世袭了庆亲王爵位的载振(从 1918年以来)也到了天津。
[41]庄士敦返回英国外交部。
同时,由 于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禁卫军第二步兵团作为皇家侍卫的任务最 终结束。
与两年前第十六师其他各部的结果一样,他们也被迫复 员和遣散了。
[42]

溥仪和皇室的被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是在南方的前革 命党人和激进的共和派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退位 协议。
绍英和其他内务府成员曾经问过孙中山的意见。
当时孙中 山的身体每况愈下,在1925年3月去世前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到 北京游览,看到皇室仍没有履行优待条款和附加的《善后办法》中的条款:皇室仍然住在紫禁城,仍然采用皇帝年号纪年,仍然 没有停止追封授爵(追封非满人如张勋),赞同张勋改变国家政体 的做法。
孙中山总结说,皇室已经失去了道义上或者法律上的支 持。
章炳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就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他对冯玉 祥表示了祝贺,因为“清酋”早就该逐且早就应该“夷为平庶”。
 事实上,章炳麟对冯玉祥的修订条款也有意见,认为仍然对皇室 太过仁慈,尤其是承诺保护溥仪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
还有一群 人同样认为冯玉祥做得还不够,他们是北京的反对清室优待大同 盟的成员,据庄士敦所说,这个组织迫切要求“完全废除“优待 协议”的最后残余,包括1924年11月强加给皇室的“协议”,以 及对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所有“君主制主义者,实行严惩甚至执 行死刑”。
[43]

然而,也有少数人批评冯玉祥做得太过分了。
一些人对溥仪 被逐的方式颇有微词。
让人意外的是,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中有 一个是唐绍仪,1917年他联合伍廷芳和其他几名参与优待条款谈 判的人,宣称皇室由于串通张勋,应该自己废除优待条款。
现在, 唐绍仪谴责冯玉祥的强制行为是“不择时,不公平和不道德也”, 因为他使用武力来对付年轻的手无寸铁的溥仪。
唐绍仪主张,如 果退位协议要改变,也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杰出知识分子胡适(1891-1962) 同样很恼火,认为优待条款的 修改伴随着“军事胁迫”,他称这是“中国共和政府最丑恶的 行为!”[44]

一些人对驱逐溥仪这件事情本身表示反对。
这部分人除了保 皇派和前朝旧臣外,还包括几名实权派人物,如段祺瑞和张作霖。
 自从四年前在直皖战争中失利后,段祺瑞隐居天津,但由于1924 年直系势力削弱,他成为临时执政。
1917年,段祺瑞曾对皇室勾 结张勋给予了特别宽恕,此时他发电报给冯玉祥批评他的行为。
 他认为优待条款是民国政府与皇室之间达成的具有强制力的正式 条约。
在他看来,溥仪的被逐不仅违背了民国向皇室所做出的承 诺,而且也会削弱民国将来在与外国的外交谈判中的信誉。
段祺 瑞个人给溥仪传话,表示愿意“竭尽全力”支持皇室。
此时冯玉祥的盟友张作霖也同意段祺瑞的忧虑。
这些反对驱逐事件的人要 求恢复原状。
11月8日,一群清朝旧臣在前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带 领下,电告段祺瑞和张作霖,要求立即恢复最初的优待条款。
这 包括让溥仪返回紫禁城(或者至少是颐和园),承认他的皇帝头 衔,全额支付给他每年四百万元津贴。
1925年2月,段祺瑞召集 了所谓的“善后会议”来决定将来的政府政策,大量保皇派和满 人群体联合向民国请愿,要求“保护溥仪”。
然而,由于冯玉祥仍 然控制着北京,这场活动没有结果。
不管个人感情怎样,张作霖 和段祺瑞在当时不愿意也无力反对冯玉祥。
[45]

虽然溥仪被逐出了皇宫,但正如章炳麟抱怨的那样,冯玉祥 没有完全废除优待条款,他只是进行了“修改”。
根据新协议,民 国承诺给予皇室每年五十万元津贴,区别对待皇室私产(进行保 护)和公产(进行没收)。
冯玉祥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些调 整后的承诺呢?显然没有支付给溥仪一分一毫,这大概是因为前 朝皇帝在日本人中寻求政治庇护而放弃了他的要求。
但是,冯玉祥 的北京政府还是努力清点皇室的巨额财产,来确定哪些是私产哪 些是公产。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不久,由民国方面和皇室任命的 人联合组成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皇室的财产进行彻底调查。
 11月9日,该委员会封锁了紫禁城内廷并开始清查财产,九个月 后完成了任务。
区分了皇室的私产和公产后,在没有任何补偿的 情况下,政府没收了公产,包括内廷的所有宫殿及其大量艺术珍 宝。
这些公产变成了1925年10月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 后,故宫博物院兼并了早期在外朝建立的古物陈列所)。
[46]这个时 期民国还接管了颐和园。
最后,冯玉祥的北京政府确实保持了清 朝皇帝陵墓的安全。

 

 

冯玉祥对北京的控制只持续了一年,此后他与张作霖不稳定 的联盟破裂。
1925年年底,张作霖联合吴佩孚(为了报一年前冯 玉祥出卖他的——一箭之仇)对抗前盟友并击败了冯玉祥。
由于冯玉 祥暂时避难于苏联和段祺瑞被免职,张作霖接管了政权并在随后 的三年里控制了北方政府。
皇室的支持者这时满心喜欢,因为据 说张作霖不同意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他现在有能力改变冯玉祥的所作所为。
因此,1926年7月,包括上海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保皇 派请求张作霖的盟友吴佩孚恢复优待条款。
然而,让他们和溥仪 感到气愤的是,张作霖并不打算答应他们的要求。
对于1926年的 这次请愿,张作霖的内政部最后决定,溥仪的皇帝头衔永远被剥 夺,而且民国指派为公产的所有皇室财产也永远丧失了,这两样 都不应该归还给他。
[47]

张作霖不仅没有恢复原来的优待条款,他甚至对冯玉祥“修 订”条款中的相关规定也很漠视,即保护清朝陵墓。
张作霖摄取 政权后,清朝陵墓的安全毫无保障,尤其是位于北京八十英里处 的遵化清东陵。
1926年秋天,奉系军阀的一队士兵砍伐了东陵的 树木,将其作为木材出售。
1926年到1927年冬天,一名奉系将领 因追赶一名本地盗匪,暂时驻军于东陵的偏远建筑内并毁坏了这 些陵墓。
次年春天,盗贼闯入了同治皇帝妃子的陵墓,挖出棺材, 偷走了陪葬的珠宝,抛弃了其尸体。
几名罪犯被抓住并移交给遵 化县政府,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
[48]

1928年年中,随着孙中山的继任者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1887-1975)完成北伐,张作霖最终被逐出北京,军阀 混战时代也结束了。
那些长期以来要求取消原来优待条款的国民 党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遵守冯玉祥的“修订”条款。
对 于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仪,他们没有支付过一分津贴,而且 他们也没有保护过清陵。
事实上,他们对清皇的亵渎远远超过了 张作霖的军队。
1928年7月,靠近北京的由孙殿英(1889—1947) 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正在遵化进行操练,尤其是谭 温江的第五师,他们用大炮炸药轰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 墓,并洗劫一空。
其他的十二座陵墓虽然没有被抢掠,但在很大 程度上被破坏了。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成为盗贼的目标,可能是 因为他们在位时极尽奢华,因此陪葬品数目巨大且价值连城。
被 盗的物品装了二十多辆卡车,估计价值超过了一亿元。
这些物品 迅速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被出售。
[49]

溥仪和他的支持者对国民政府的愤怒不仅因为士兵亵渎皇陵 的行为,也包括政府随后对此事缓慢迟疑的处理态度。
清朝皇室派出一个由前度支部尚书载泽领导的代表团,前往盗墓现场进行 调查和修补,他们要求国民政府派军队保护陵墓,并抓住罪犯进 行惩罚。
作为回应,国民党派调查人员前往遵化的清东陵,并派 兵保护易县的清西陵,他们还保证召集军事法庭来审理此案,第 十五军师长谭温江是主要的嫌疑犯。
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什么 事情。
军事法庭一拖再拖,逢场作戏,最后也不了了之。
[50]

1928年清东陵的被洗劫以及四年前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标志 着1912年退位协议承诺对清朝皇帝的“优待”就此完结。
其中最 引人注意的是优待条款的优厚程度和优待条款的持续时间。
然而, 退位协议中还包括关于满人待遇的承诺。
民国初年是否认真公平 地履行了这些承诺呢?

 

 

民国初年的满人

 

 

辛亥革命胜利本身就破除了革命者关于满人七宗罪中的两宗 罪。
在革命中对旗人的暴行,大大抵消了满人祖先在清初对汉人 所犯下的残暴罪行(第二宗罪),而被废黜的皇室再也不能实行以 前的排汉政策(第七宗罪),其他的五宗罪则需要早期的民国来 清除。

 

 

满人的第三宗罪是把自己的习俗—————辫子、满语和官服—— 强加给汉人来奴化中国。
新政权立即着手将满化的情况颠倒过来。
 清廷原来要求男子剃发留辫作为臣服的证据,这一发式必然成为 革命的首要对象。
[51]尽管几年来政治和社会改革派公开呼吁剪除 辫子,但直到革命进行了两个月后,留辫要求才被明令废除。
即 使到此时,清廷也只是允许而不是强制其男性臣民剪除辫子而留 西式(和日式)发式。
革命党人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毫无诚意的 措施十分不满,他们坚持全体的强制性的剪辫。
因此,在武昌起 义和清帝退位之间的四个月时间里,在革命者掌权的地方,他们 颁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剪除辫子,这是忠于新政权的一个标志。
 例如,1911年12月中旬,江西新政府要求所有官员和成年男性在 接到命令后五天内剪去他们的辫子。
[52]

让共和派忧虑的是,他们普遍的强制性剪辫政策并不总是受 到欢迎。
不是因为人们反对革命,而是因为经过二百多年后,人 们已经把满人的发式看做传统文化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
因此, 剪辫命令经常被漠视。
规定的短暂期限很不现实,也没有达到目 的。
当主动服从命令的要求没有实现时,革命政府通常开始采取 强制措施。
在浙江,嘉兴和杭州的地方官员派出手拿大剪的士兵, 剪去他们看到的留辫之人的辫子。
他们在城门驻扎这样的“剪辫 队”,抓住那些来自乡村的粗心农民强行剪辫。
[53]这些强制措施只 会让他们的政策更加不受欢迎。
商人为了抗议而关门歇业,农民 拒绝给城市提供农产品,很多男人都躲避着那些挥舞着剪刀的 士兵。
[54]

然而,革命军不愿逐渐过渡到新式短发。
1912年3月5日, 孙中山在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的前五天,发布了一道全国范围 内的强制剪辫令。
他解释说,既然满人统治已经结束,现在是清 除旧残渣而成为新国民的时候了。
大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这么 做了,但他承认一些偏远地方仍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行动。
因 此,孙中山命令各省军政府颁布公告,要求管辖范围内的成年男 性必须在二十天内剪除辫子。
[55]

虽然袁世凯从来没有取消孙中山的命令,但他自己好像恢复 了之前他说服清廷采纳的宽松政策。
他本人在2月16日悄悄剪去 了辫子,这刚好是清廷退位后的第四天,但他没有让其他人效仿 自己。
例如,禁卫军统领冯国璋六个月后才剪掉辫子。
然而,教 师和学生是例外,据《时报》记载,1912年5月,教育总长蔡元 培(1868-1940)命令他们要么剪辫要么回家。
另一方面,经过 革命过程中最初的强制阶段后,剪辫在实际生活中变成了一件自 愿的事情。
1912年10月底,临时参议院讨论并最终否决了让剪辫 成为民众实行“公共权利”的前提这一提案,“公共权利”包括了 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投票权。
总统袁世凯把这件事情移交给各省 当局,要求他们要靠说服而不是强制来处理这一问题。
1914年6 月,自由共和政体终结,袁世凯的独裁政府在北京推行了一场强 制性的全体剪辫运动。
这或许标志着辫子作为官方认可的发式的终结。
[56]

即使这样,满人的发式也没有完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失。
 政治和社会保守派继续钟情于辫子。
一些政治精英———————不仅有满 人也有汉人——为了表示对已亡清朝的永久忠诚,他们拒绝改变 自己的发式。
1917年复辟帝制的张勋就留着辫子,他还要求自己 部队的士兵也留辫子。
另一名著名的保皇派王国维(1877—1927) 仍然留着满人发式,直到1927年6月自杀身亡。
此时,清朝皇帝 自己已经剪掉了辫子。
此后,政治保守派再也没有坚持旧发式的 有力理由了。
[57]另一方面,社会保守派依然坚持留辫,因为他们 视其为传统的一部分。
他们一般集中在中原地区的内地省份,尤 其是集中于乡村农民。
例如,1922年河南留辫仍然很普遍,当时 冯玉祥成为督军,他提出了十点改革计划,把剪除辫子列入其中 (同时禁止妇女缠足)。
几乎同一时期,四川军务督办杨森 (1884-1977)也要求废除辫子,当时“中国西部的乡村地区留辫 子的人不在少数”。
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在如安徽某处 集镇这样一些偏远地方能偶现辫子的踪迹,但辫子已成为极为稀 罕之物了。
[58]中国男人的发式已经完全“去满化”。

 

 

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废除了与汉语一 样作为官方语言的满语。
政府公文不再需要用满汉两种语言书写。
 满语从新政权发行的硬币上消失了。
安徽、黑龙江等地的民国学 校也禁止教满语。
[59]“国语”一词在清朝是指满语,现在被重新 指定为普通话。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百多年来居于优势地位的 满语对民国的语言没有任何影响了。
虽然只有相对很少的满语词 汇进入了汉语词典,但是一些语言学家指出,由于“语言变迁” 这一过程,北方普通话——————中国其他地区语言的样板————————的语法 结构在一些重要方面(通常不被承认)是从满语转化而来的。
[60]

最后,除了剪除辫子和去除官方语言满语,民国也废弃了满 人朝廷旧式的服饰而采用新的官服,一些剪辫的支持者也提倡这 么做。
清朝官员是外着上紧下松的长衫,外加“马褂”,戴圆帽, 佩朝珠。
民国的服饰借用了西方的或受西方影响的日本服饰。
当 时的照片充分表明孙中山(例如,1912年1月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和其他文官头领喜欢西装、领带和大衣,而袁世凯和随后 的军阀喜欢军服。
孙中山最终提出了两种服装样式的混合,被称 之为“中山装”。
这种服装在后来与共产党干部密切相关,以至于 在西方被称为“毛式服装”(Mao suit) [61]

与剪辫强加给所有男性不一样,服饰上的去满化被限定在男 性官员范围内。
普通男子不需要废弃满人服装,因为清朝统治二 百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装束。
因此,在中华民国头二 三十年里,中国男人不分长幼都身着改版了的满服,宽袖长衫, 穿或不穿马褂。
著名的长袍在城市里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时代, 当时长袍被西式的长裤和衬衣取代;在乡村地区,长袍持续的时 间更长。
官服的去满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妇女后来对旗袍的喜爱, 迄今她们仍没有放弃这一满人服装。
正如其名字一样,旗袍起源 于旗人。
直到清朝结束后,许多汉人妇女仍然穿着明朝服装,即 过膝的外套罩在裤子外面。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革命后的十 年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汉族妇女开始摒弃这种旧式的外套加裤 子装束,而喜欢上了被抛弃的满人单件长袍服饰(但他们没有吸 收精美的头饰和厚底鞋,这些是满人服饰的显著特征)。
 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满人的旗袍变成了国民政府时期妇女的正式服 装,且被广泛视为中国妇女的“民族”服装。
直到20世纪50年代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旗袍与同样起源于满人的男人长袍才被 男女皆宜的中山装(或“毛式服装”)及其变体所取代。
[62]

总之,关于革命党人控诉满人的第三宗罪,即满人强加给汉 人的习俗—————辫子、满语和官服——————在民国初年被全部废除了。
 然而,在普通汉人男女的服饰和汉语语言方面,仍然存留有满人 习俗的一些痕迹。

 

 

满人的其他四宗罪是,革命者指责满人是异族蛮夷而非中国 人(第一宗罪),他们是特权少数族群,并凌驾于汉人之上(第四 宗罪),以军事侵略来镇压汉人(第五宗罪),从损害汉人利益的政 治差异中获益(第六宗罪)。
然而,在三项退位协议的最后一项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共和党人也对满人做 出了三项承诺:与汉人平等,八旗生计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一律蠲除旗人营业居住等限制。
总统袁世凯在1914年 5月颁行的《中华民国约法》第六十五条中发誓,“满、蒙、回、 藏各族”待遇条件与退位协议中的其他条款都会“永不变更其效 力”,1915年恢复君主制前夕他又重申了这一誓言。
[63]虽然袁世凯 之后的军阀继任者从未重复这一承诺,但也没有否定。
由于民国 统治者们要惩罚或者纠正满人的四宗罪,同时又要履行对普通满 人做出的三项承诺,因此随着旗人地位和身份在中国社会的变化, 他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也必然改变了。

 

 

根据革命者指控的满人第四宗罪,满人把自己上升为特权族 群,凌驾于汉人之上,且隔离于汉人。
作为证据,对满人的控诉 征引了如下例子:旗兵享受朝廷俸禄,旗人职业的限制,旗人与 非旗人之间隔离而居,满汉通婚禁令。
根据退位协议,民国政府 立即废除了以前对旗人职业和居住的限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 某些地区仍然在向旗兵发放薪俸。

 

 

只要还在发放军饷,八旗制度就会继续存在且发挥作用。
总 统袁世凯多次考虑如何处理这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旧制度。
1912 年10月,袁世凯内阁讨论重组八旗。
两年后,据说政府决定废除 二十四名副都统职位———————每名副都统都统领一满八旗或蒙八旗或 汉八旗,而代之以监察旗务的特别官员。
[64]然而,这些考虑都没 有结果。
因此,虽然清廷被推翻,但袁世凯及继任军阀继续向二 十四个八旗的高级职位以及旗务处派驻官员。
例如,1912年12月 22日,袁世凯任命溥伦为满洲镶红旗副都统,两周后又任命他和 其他几人担任旗务处官员。
正如前面两种任命那样,任命到八旗 中的人经常是满人,包括如溥伦一样的皇室亲贵。
然而,为了符 合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改革措施,民国初年,并非所有的八旗官员 都是满人,因此,镶红旗溥伦的继任者就是一名汉人段芝贵 (1869-1925)。
一些全国性八旗职位的任命一直延续到1924年上 半年,而一些地方八旗职位(如奉天辽阳驻防八旗的军事统领) 的任命则至少持续到1919年。
[65]

八旗制度与以前一样继续发挥着管理旗人事务的职能。
例如, 1914年5月,一名叫钟禄的人被控犯有贪污罪从而导致满人镶蓝旗都统被解职,他自己也被判伤害罪而被本旗关押,“严加看 管”。
[66]由于八旗制度依然是管理旗人的有效体制,1915年年底, 袁世凯的支持者还呼吁八旗的旗人支持恢复君主制,这样二十四 个旗被要求分别派遣一名代表到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皇帝。
[67]然而, 民国时期八旗制度的主要职能和存在原因,是在分配退位协议承 诺的津贴中发挥作用。
[68]

由于新政权定都北京,因此很难忽视满人的存在。
在20世纪 20年代初期,满人占整个城市人口的20%~25%。
[69]因此,民国 初年的政府在北京认真遵守了退位协议,继续向八旗旗兵提供粮 食和饷银。
据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老满人回忆,旗兵在民国初期 都能领到钱粮,数量与清朝时相比没有变化。
但大约在1913年到 1914年,袁世凯的共和政体结束时,旗兵的米粮就停止发放了。
 此后,他们只能领到以银元支付的饷银,后来逐渐用铜币取代了 以前的银元。
此外,袁世凯1916年死后,饷银的数量进一步缩 减。
然而,到1918年7月冯国璋当总统时,据满人正红旗当月的 账簿显示,北京好几万旗人的饷项仍然由政府支付。
单正红旗一 个旗就有8400人在薪俸册上。
饷银以银两为单位登记造册,但折 合成银元支付,420名下士级别的士兵每月各领取最多的3.8两银 子,几个最近成为寡妇的人各领取最少的0.5两银子。
1534名普 通士兵每月各领取2.1两银子。
然而,此后不久,饷银的发放更 加不固定,只是在二十四名副都统的再三要求下才发放。
最终, 在20世纪20年代初,饷银被严格限定在农历的三个重要节日发 -放—————月、五月和八月————————每次饷银总计不超过十个贬值的 铜元。
[70]

但在地方各省的驻防八旗中,民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履行继 续给旗兵分发军饷的承诺。
各省驻防的情况不一样,主要取决于 每个驻防八旗对革命的反应,但所有驻防的军饷都没有持续多长 时间。
那些激烈反抗革命到底的驻防城市————————显然包括西安、太 原、福州、镇江和南京—————军饷立即停发,幸存下来的旗人只好 自谋生路。
那些通过谈判而和平移交权力的驻防城市,旗兵通常 能领到一些形式的政府补助,这经常是谈判协议的一部分,但从来都不会超过几个月。
在成都,共和派继续支付了旗兵最多一年 的军饷。
[71]在荆州,政府保证向穷困的旗人提供六个月的“善 款”,但实际上只提供了三个月的数目。
当这笔款项不够时,他们 拨发了另一笔20000元的救济金。
[72] 在杭州,在支付了原来答应 的两个月饷银后,政府同意再支付三个月的9000元军饷。
[73]在广 州,政府一开始同意每月拨付73000元,同意保持受过现代军事 训练的这支八旗分遣队的完整。
但是仅仅三个月后,这支部队就 被解散,每名士兵上缴一件武器即支付10元的遣散费。
1912年4 月起,每名士兵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8分。
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 和军阀龙济光(1867—1925)的到来,即使这点微薄的饷银也在 1913年春停止发放。
[74]最后,那些没有直接经历革命的驻防城市, 一些新的官员至少继续给旗人提供饷银,另外一些官员则没有提 供。
据副都统绰哈泰1912年11月所言,密云、察哈尔、热河和绥 远驻防八旗仍然能领到饷银,但他自己所在的宁夏驻防八旗已经 不能领到饷银了。
甘肃的凉州和庄浪驻防八旗的饷银持续到 1914年。
[75]

一旦旗人的饷银终结,八旗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因此,在许多地方,八旗制度在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崩 溃了。
到1913年12月,陆军总长段祺瑞告知总统袁世凯,各省的 许多旗兵都解散了,只有京城和一些地区如青州、太原、宁夏、 凉州和伊犁,八旗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
[76]北京驻防八旗的饷银 也最终停止发放了,虽然到1924年年底还没有停发,但随着冯玉 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以及民国对清廷津贴的终结,京旗的军饷也 废除了。
也就是在这时,八旗制度最终完结了,也没有再任命官 员到八旗中。
例如,京旗的步军统领衙门在1924年10月5日就被 废除了。
[77]

继续向八旗提供饷银并非长远之计,最初也是打算持续到新 政权提出新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
民国初年尝试着解 决这一问题,但也并不比清朝的办法更成功。
袁世凯在成为临时 大总统后不久,内政部设立了筹办八旗生计处,代替了清末的变 通旗制处。
在筹办八旗生计处的鼓动下,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1月向政治会议(暂时取代被解散的国会的准立法性质机构)提出 建议,中国向国际银行团签订一个500万英镑的长年借款合同, 以此为庞大的旗人安置计划提供资金。
这一建议要求把京旗的8 万满人迁移到满洲、察哈尔、绥远和新疆的荒地,用每年向旗人 发放的900万元饷银作为贷款的担保。
重新安置旗人算不上一个 新思路,结果也与以前没有任何不同。
政治会议担心贷款会给中 国增加更多的债务,没有进行周详的统计就决定这项计划是不成 熟的;政治会议要求对北京及其周围的旗人数量进行统计,同时 也要求对用来安置旗人的北方周边可利用土地进行登记造册。
筹 办八旗生计处一直没有什么新的举措。
正如一个满人在1914年年 底抱怨的那样,筹办八旗生计处存在了三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 的成绩。
[78]

与以前一样,民国初期也进行了其他大量非官方努力来解决 旗人生计问题,办法是为旗人提供职业培训。
在北京,满汉官员 1909年创办的北京首善第一女工厂继续向旗籍妇女传授纺线、缝 纫和织布技术。
然而,这家工厂的变迁历史也表明了民国政府对 满人的利益越来越没有兴趣。
1912年,工厂设立了六个部门,雇 佣了300多名妇女,设置了一所女子小学。
袁世凯亲自关照该校, 批准由政府捐资。
整个20世纪前十年,连续几届民国政府每年都 • 捐助2万两白银来支持这家工厂,但1923年后这种捐资停止了。
 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一年后,他在“修订”版退位协议中提 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来开办和资助工厂,以解决北京的穷人生 计问题,优先解决那些“旗籍困难人群”。
这笔公共划拨的经费如 何花出去,并不清楚。
首善第一女工厂只有依靠私人的慈善捐助 才得以勉力维持(至少维持到1929年)。
[79]

在一些省的驻防八旗城市,民国政府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来 帮助旗人自给自足。
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数荆州,黎元洪的湖北 军政府在1912年春任命胡鄂公(1884-1951)作为他的特使前去 解决荆州两万旗人的生计问题。
胡鄂公是一名受过日本教育的荆 州当地官员,他的计划是要把最穷苦的旗人遣送到湖北省其他地 方,所需资金部分由公共基金提供,部分则强迫当地富裕满人捐助。
他们每人得到30元的动身费,此后他们就自食其力且不再返 回荆州。
这项计划开始于1912年10月,当时1500名旗人坐船顺 流而下被遣送到武汉三镇,600人安置于武昌,500人安置于汉 口,400人安置于汉阳。
不幸的是,由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不能 在当地谋生,很多人都离开了。
不久,大部分旗人都秘密回到了 荆州,在这里也不比以前好多少。
[80]诸如成都的其他一些驻防城 市也建立了类似荆州的机构来帮助旗人适应新的境况。
[81]与北京 和荆州一样,这些地方的努力通常都收效甚微。
而诸如广州等其 他城市则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改善旗人生计。

 

 

由于旗兵的饷银缩减或废止,且民国初年政府没能提出一项 长期计划,旗人没有选择,只好自谋生路。
退位协议最终废除了 以前旗人选择职业的限制。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于突然 而来的自由显得手足无措。
东北的旗人或许是最幸运的,这得益 于这里的八旗制度基本没有被破坏。
过去,他们通常生活在驻防 城市之外的偏远乡村,通过耕种、狩猎和捕鱼维生。
他们既不懒 散,也不依靠旗兵的饷银度日,与北京和其他驻防城市的旗人完 全不同。
[82]

在北京,即使20世纪前十年旗兵的饷银仍然照发,但许多满 人很难适应这前所未有的放任自由的境况。
那些应招加入晚清新 军的旗人通常能够保留自己的职位。
如前所述,直到1922年解散 之前,禁卫军四个步兵团中的三个都主要由满人组成。
陆军第一 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是这样。
在何宗莲的统率下,陆军第一镇 在革命时期被调离京师而驻防于察哈尔和张家口。
1914年兵变时, 第一师(第一镇)仍主要由旗人士兵组成,兵变后不久师长何宗 莲被蔡成勋(1871-1946)所取代,1922年蔡成勋及其第一师被 调往江西。
四年后,当时成为军阀孙传芳(1885-1935)军队一 部分的江西第一师被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和解散。
[83]除了进 人军队,北京的许多旗人继续供职于警察机构。
据戴维·斯特兰 德(David Strand)记载,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10000名警察中, “四分之三以上都有旗人身份”。
[84]对于读过书的满人,包括废止 满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被解雇的许多笔帖式来说,他们还有机会作为“中文秘书”受雇于各类外国使馆。
例如,在英国驻华公使馆, 20世纪30年代中文秘书处的所有职位都由满人担任。
[85]

然而,北京的许多旗人既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工作的动力。
 与满洲的旗人不一样,他们不能克服依赖性,这种依赖习惯是清廷 长期以来禁止他们选择职业所造成的。
甘博(Sidney D. Gamble)在 20世纪前十年对北京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老舍笔下对其讲究而 懒惰的亲戚的描述。
甘博记载:

长年来依靠政府施舍度日使得大部分满人不能自谋生路, 现在他们绝大部分宁愿挨饿也不去工作。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他们在自己赚钱糊口之前甚至愿意卖掉房屋的砖瓦。

 

 

甘博也证实了满人名声在外的奢侈习惯。
通过对家庭预算的 调查,他发现相比汉人,满人会把更多的收入花费在奢侈品上, 也比汉人更容易入不敷出。
不幸的是,“愿意工作的满人能找到的 职位大多是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对于过去生活得很舒适的 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竞争激烈、收入微薄、生活水平低下和穷 困”,实际上,“大部分满人都极为贫穷”。
[86]

 

在以前驻防八旗城市中的满人,境况也和京城满人差不多。
 他们由于经济困境和缺乏职业技术所迫,不得不从事低技术、重 体力、低收入的工作。
幸运的满人是那些读过书并居住在如广州、 福州等通商口岸的满人,他们能在外国领事馆、外国人经营的海 关和邮局工作。
然而,大部分满人只能勉强糊口而已。
根据一项 粗略估计,广州20%的满人过得很舒适,60%的满人作为小贩和 劳工只能勉强度日,还有20%打零工或乞讨的满人几乎不能维持 生计。
[87]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来。
对于各省的满人 来说,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冬季尤为艰难。
尽管当地政府和社会 精英努力分发稀粥和棉衣,但许多无家可归的旗人要么饿死要么 冻死了。
[88]

同时,满人与汉人的隔离制度在民国时期也最终瓦解。
1912 年4月13日,总统袁世凯表示慈禧太后1902年的谕旨没有改变社 会现状,并下令不再禁止满汉通婚。
[89]满城作为以前受保护的满人居住地,到现在也被废除了。
退位协议解除了对满人居住地的 限制,虽然承诺保护满人的私人财产,但这意味着他们的公共财 产将会被没收。
因此,在那些驻防城市,民国政府迅速占据了巨 大且人口稀少的满人居住地区,没收了以前非私人的所有土地和 房屋。
正如前面所述,在京城,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紫禁城,只给 皇室留下了(直到1924年)紫禁城后面的一小部分;他们还接管 了包括皇城在内的整个内城。
在福州,当地政府于1912年废弃了 旗人的地契并要求换发新地契,因为满城现在是新政权的财 产。
[90]在杭州,政府拍卖了旗人的土地,并开始把旗地转变成今 天仍然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
据一名西方记者报道,早在1913 年,关于旧满城的计划已经公布…………………大量建筑被出售…………………商会购 买了西湖旁边的许多建筑。
少量留给满人的建筑正在迅速消失, 修路的标志到处可见。
[91]

在很多地方,以前用来隔离满人与其驻防城市的城墙被清除 了。
西安满城的南城墙在1912年被摧毁,代之以两边都是洋货店 的宽阔马路。
荆州、杭州和成都的内城城墙在1912年或1913年被 拆除。
北京是个例外,内外城之间的城墙一直完好地保存至20世 纪50年代共产党人领导的“大跃进”。
[92]

然而,尽管满汉之间法律上的族群隔离在革命中终结,但事 实上的族群隔离仍然存在。
袁世凯1912年颁布的支持满汉通婚的 法令,显然并不比十年前慈禧太后颁布的谕令更有效。
20世纪20 年代初期,在安徽、黑龙江,满人(包括汉军)之间通常通婚, 而很少与汉人结婚。
[93]而且,旗人仍然倾向于集中居住于以前满 城的旧址,虽然他们不再严格地与汉人隔离开来。
根据甘博的调 查,20世纪前十年,北京内城的十个警区中,满人集中居住于其 中五个警区内。
尤其是,大量满人居住在包括皇城在内的两个警 区,还有“数量众多的满人”居住于北部和西北部的三个警区。
 换句话说,不再受排挤的汉人则大量涌入了东部和南部的五个警 区。
在广州,绝大部分满人继续居住在旧城西部这块以前被限定 的地区。
[94]

总之,关于革命党人控诉的第四宗罪,革命后的满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汉人隔离,但他们显然不再是以前清廷统治下享有 特权的阶层。
尽管在革命爆发前满人就长期经历着经济困境,但 随着新政权完全取消了旗兵的饷项,他们的境遇越发糟糕。
当北 京最终取消了旗兵的饷银时,地方也立即取消了饷银。
满人迅速 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在公众意识里,他们逐渐等同于贫穷和简 单劳动,非常类似于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
与上海的苏北人一样, 满人垄断了北京拉黄包车这一营生。
这种职业被视为低人一等, 身份低微。
[95]

正如革命党人把旗人从高高在上的特权族群驱赶下来那样, 他们也成功地根除了满人的军事权力———————满人的第五宗罪。
八旗 制度创立之时是军民合一的体制。
革命后,虽然八旗制度至少在 北京是得以保留以处理分配旗兵饷银这一日常事务,但民国政府 迅速剥夺了其军事职责。
1912年5月,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段 祺瑞告知八旗士兵,他们应该放弃射击训练,因为民国所有的军 事人员都必须来自陆军,他命令二十四旗的副都统交回晚清陆军 部配发的一万支或者更多支步枪,当时清廷已经用步枪射击训练 取代了射箭。
[96]因此,和晚清不同,民国初年的八旗士兵已经不 再承担任何军事职能。

 

 

革命党人也结束了满人以前在政治领域以牺牲汉人利益所享 有的优待(第六宗罪)。
在整个清代,由于满汉共治和官缺制导致 旗人在中央政府的任职比例失调。
虽然义和团运动后,清廷按照 其宣布的任职“不分满汉”的目标作了一些改革努力,但直到民 国时期才完全废除满汉共治和官缺制。
因此,虽然满人在政府中 的任职没有完全消失,但其优势迅速降低。
袁世凯当上总统时, 据说他希望至少有一名旗人在他的共和国内阁中任职(当他还是 清朝内阁总理时,他任命的内阁也包括了——名满人)。
袁世凯任命 的满人是曾任职于北京内城工巡局的荣勋,到1906年6月去世之 前,荣勋一直担任内务次长。
荣勋去世后十年,另一名供职于北 方政府内阁的满人是恩华,他是来自镇江驻防八旗的一名受过日 本教育的蒙古旗人,1924年他担任司法次长一职。
[97]

然而,在内阁这一层次之下,政府的几个机构继续保留了一些满人官缺。
在1924年八旗制度被完全废除之前,八旗体系中的 许多要职都由满人担任。
同样,继清朝理藩院之后的蒙藏事务院 的副总裁几乎也是由旗人担任。
[98]为了编撰《清史稿》而于1914 年创立的机构,由前东三省总督汉军赵尔巽担任总裁,其他人选 还包括满人金梁。
1927年赵尔巽死后,金梁奉命加快修史步伐, 要赶在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到达北京之前完成,以免修史工作 受阻。
[99]

令人意外的是,在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的过程中,左右 逢源的一名满人竟然是荫昌,他是受过德国教育的前陆军部尚书, 曾指挥清军对革命进行了最初的反击。
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 荫昌接替冯国璋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国民党的许多成员对此深 感不安。
然而,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人物黄兴则为荫昌辩护并支持 他的发展。
虽然在革命时期,清朝保皇派良弼曾对荫昌的资历提 出质疑,然而黄兴称赞他“洞悉军务,国际知名”和“具世界性 眼光”。
黄兴说,荫昌率领清军攻打革命军,那只是他的分内之 事,无论如何,应该为攻占汉口所致的流血事件和毁灭该城负责 的是冯国璋而不是他。
荫昌作为一名民国官员的政治生涯在袁世 凯倒台之后仍在继续,他曾担任许多高级军事顾问的职务,直到 1928年去世。
他经常代表民国与皇室交涉,如1922年他参加了溥 仪的婚礼。
[100]

最后,虽然革命军控诉满人的第一宗罪,即满人是异族蛮夷 而不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新政权并没有驱逐他们。
但也有很多事 例表明在革命过程中,有许多旗人被集体赶出家园。
民国接受了 满人在中国的存在,甚至在退位协议中承诺满人与汉人一样平等 对待。
协议正式承认满人是五个主要民族中的一个,而这五个民 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国。
“五族共和”这一概念并不是什么新思 想,隆裕太后就曾在她的退位诏书提到这一想法。
“满、汉、蒙、 回、藏五族共和”也是满人改革派刊物《大同报》1907年提出的 一个目标。
事实上,“五族共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乾隆皇帝,他 自认为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统一者和统治者。
然而,在民国时期, 满人不再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上等阶层。
他们的地位被降低了,至少与汉人和其他几个主要民族平等。
正如1912年3月《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第五条宣称的那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 阶级宗教之区别”。
[101]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五个主要民族一律平等, - 这可以从“五色旗”体现出来,“五色旗”是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 院的建议于1912年6月采用的国旗,且一直是国家的象征,直到 国民党取代了北洋政府。
五色旗由五条等宽的水平长条组成,每 种不同的颜色(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了“汉、满、蒙、 回、藏”五个民族。
[102]同样的民族平等思想也被表述为“五族一 家”,这也是民国初年不断重复的话题。
作为对“满汉一家”旧思 想的重要扩充,“五族一家”这种思想在1912年得到了不同的重 要人物的拥护,如隆裕太后、袁世凯和孙中山。
例如,当朝廷满 人大员敦促隆裕太后拒绝袁世凯改大清门为中华门的提议,认为 这是共和派对皇帝权限的无理侵犯时,隆裕太后回答说:“五族本 为一家。
为什么要区分你我呢?”[103]

成功实现公开承诺的民族平等后,新政权要求废除近来非常 普遍的反满作品和活动。
例如,革命期间反满的文学作品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这些作品既包括清廷禁止的旧作品,如王秀楚的 《扬州十日记》,也包括一些新作品,如由二十名无能满人和贪污 太监的简略自传构成的《奴才小史》,还有《贪官污吏传》,这两 部书都是由一名叫“老吏”的人在1912年5月编辑和出版的。
1912年5月,袁世凯颁布总统令,禁止所有反满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 “与共和政体的原则相违背”且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感情”。
禁 令宽泛地把目标对准了那些“仇视满人或诽谤前清”的书籍。
袁 世凯政府也再三警告个人和地方团体,不要非法没收旗人的私人 财产,如果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必须把侵占的财产归还给物主。
 湖北当局在1912年发布了一个类似公告,要求辖区内人民不要歧 视满人和蒙古“旗人”。
[104]事实上,民国不再禁止满人参加县知 事选拔的考试。
例如,1914年8月进行的第三次考试中,830名 通过的人中有12人(1.4%)是“旗籍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京籍 旗人。
[105]

然而,虽然民国初年好像致力于公正的目标,但满人发现很 难消除革命党人以前抨击他们的“非我族类”的恶名。
例如,满 人声称在民国第一届国会中,唯独他们被拒绝给予足够的代表名 额。
1912年,为了在年底选出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草拟了选举 法,分配给各省一定的名额,蒙古、西藏和青海也都有名额。
满 族同进会的领袖指责说,按照这种按地域分配名额的规定,他们 中几乎不可能有人能获选,因为他们在各省的人数都不占优势 (蒙古人在蒙古就占优势)。
他们要求“旗人”被给予特殊的非地 域选举名额,同样,教师和华侨也应该给予类似的选举名额。
临 时参议院引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款,即所有人民不分 种族一律平等,拒绝了满人特别对待的要求。
临时参议院强调, 在某些地方如北京和东北,旗人的数量足够多,即使按照地域分 配名额也能当选。
事实上,选举出来的两院制国会共862名成员, 至少3人名字上听起来像满人——2名来自奉天的参议员(延荣和 富元)和1名来自直隶的众议员(皇族成员和前《大同报》主笔 恒钧)。
即使这样,这与蒙古的54个名额或西藏的20个名额也相 去甚远(不是两地所有的名额都由蒙古人和藏族人所占据)。
旗人 代表问题在1914年再次被提出,当时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将取代被 袁世凯解散的国会。
虽然这个机构没有提出正式方案,但满人再 次感到不安,因为讨论中的计划没有包括给予满人特殊的名额。
 正如一名名叫子伟的旗人在新的满人政治刊物《旗族月报》中抱 怨的那样,中国其他四个民族都能够表达和实践自己的政治观点, 只有“旗族”注定处于沉默和被动状态。
[106]

尽管满人没有在国会中获得特殊代表,但这显然不能归因于 他们没有努力。
主导这次运动的满族同进会成立于1912年春,主 要目的是在民国初年新的多民族环境中代表满人的利益。
在写给 “八旗老幼”的一份声明中,满族同进会消除了一些人表达出来的 恐惧,这些人认为成立这个组织只会煽动起反满情绪。
该会声称, 其他四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代表组织,只有满人没有采取这种 政治行动。
如果满人想要自救,他们也必须联合起来。
满族同进 会成立时,会长是晚清京官熙彦,其四大任务是:复兴满人精神,争取满人权利,增长满人学识,筹划满人生计。
在北京,这一个 知名的满人代表机构至少持续到1929年。
该会还曾在东北奉天设 有分会。
[107]另一代表满人的声音是上面提到的《旗族月报》,这 是一份1914年在北京发行的月报,由罗万章编辑。
这份报纸致力 于它所说的“旗族”事务,1914年11月5日该报第六期专门考察 了长期以来的八旗生计问题。

 

 

在民国初年,不仅满人整体而且个人都遭受到了歧视和偏见。
 尽管有着退位协议中的承诺和民国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大部分满 人无力抵抗当地政府随时随地非法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之举。
只 有像与奕劻关系紧密的前布政使志森这样,拥有政治和财力资源 的人,才能够引起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内阁的注意。
志森坚持要收 回自己在1912年被浙江政府没收和拍卖的药房,三年来他几乎都 在努力,结果也只获得部分成功。
[108]此外,满人还发现,很多汉 人雇主如果知道或者怀疑某人是满人,就会拒绝雇用他们。
例如 满人的姓名基本是不常见的双字,因为革命后许多满人仍然遵循 旧制,不用族姓只用他们自己的名字。
1914年,12名通过县级官 员选拔考试的旗人,其中9人都是这样满人式的名字。
[109]

为了尝试避免这样的歧视,许多(虽然不是全部)满人寻求 消除他们身上这种明显的非汉人出身标记。
他们主要利用退位协 议中的规定,即允许他们自由“入籍各州县”(也就是地方行政当 局),这样就能改变他们的身份和姓名。
北京的八旗制度延续到: 世纪20年代中期,满人出旗者需要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如果内政 部同意了其请求,就会通知申请者原来所在的旗,以及将要入籍 的州县。
1913年3月2日这一天,政府公报记录了六条来自内政 部的命令,同意旗人要求改变其身份和姓名的请求。
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例子是来自步军统领的一名警察,名叫凌寿,他请求从镶 蓝旗达崇阿部的“旗”转变为直隶宛平县的“民”;在同一请求 中,他也要求用“关”作为他的姓,并且把自己的名改为德寿。
 内政部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饬令镶蓝旗和宛平县知照。
满人改名 字通常是在原来名字上加一个汉姓(如关),但如凌寿一样,有时 候也会采用一个全新的名字。
[110]

 

值得注意的是,户籍的改变是从“旗”变为“民”,而不是从 “满”变为“汉”。
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在当时肯定存在,第 三份的退位协议就把满族视为汉族之外四大民族中的一个。
满族 同进会的名称中“满族”这个词也是一个证据。
但在很大程度上, 满人在自我认同以及被他人认同时,还是作为八旗制度的成员而 不是一个民族群体。
因此,民国初期,对满人最普遍的称呼不是 “满族”或者“满人”(由于某些原因,“满人”这个词在革命后的 使用情况已经不如革命前广泛),而是“旗人”或其变体,包括新 造的“旗籍人”和“旗族”一词。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 more)在1929年到1930年游历了整个满洲,发现:

“满人”一词在交谈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几乎从不使 用,在书写中也很少用到………………最通用的词汇是“旗人”,这既包 括汉旗,也包括满旗。
相应的,非旗人的称呼就是“民”。
[111]

当然,只要八旗制度继续存在(一直延续到1924年),就可 以理解满人等同于八旗成员。

 

 

除了改身份和用汉姓,满人还尝试用其他方式来隐藏其出身 以被视作汉人。
一些人放弃他们的世袭定居地(如满城),居住于 汉人之中并和汉人一起工作。
例如,京旗三个守卫营中的一个营 共有100多户旗人,他们在当地一直居住到清朝结束,但只有20 户居住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他的人都迁走了。
满人也不再遵守 满人习俗和穿满人衣服,他们藏起家谱,在一些地方,由于口语 被当地人排挤,于是改变语言(例如,由普通话变为当地方言), 他们甚至与非旗人通婚,通常是满人女子嫁给汉人男子,因为满 人男子太穷了而不具有吸引力。
总之,他们至少在外人面前不承 认自己是满人。
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于1928年对附近的一个属于 京旗守卫营的村庄进行调查,他们发现2437名居民中承认是满人 的不到3%。
“我们怀疑一些满人可能在调查中隐瞒其出身,因为 满人通常不喜欢人们知道他们是满人。
”民国初年,许多满人认 为,他们只有放弃满人身份,才能融入民国社会。
当时,北京的 一名医生是满人瓜尔佳氏,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理由,只因为他是满人,就拒绝颁给他医生执照。
他向内政部提出请求,要求改变 身份由旗人变为民,并且用三个字的汉人姓名(李承荫)。
变更在 1916年被批准,他马上获得了执照。
[112]

总之,民国政权对满人的政策是不一致的。
一方面,政府必 须信守承诺,按照退位协议中的规定继续提供旗兵饷银,至少在 北京几乎一半的旗人靠饷银生活,直到1924年冯玉祥上台才彻底 停发饷银。
很明显,对于清朝没能解决的八旗生计问题,民国政 府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消除革命党人控 诉的满人七宗罪过程中,并没有如退位协议中承诺的那样平等公 正地对待满人,满人自己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
新政府废除了满 人的特权地位,废除了八旗制度和驻防八旗,结束了满汉隔离的 状态,把满人从中国社会的特权位置赶下来。
然而,对于满人来 说,其代价是受到普遍的歧视,民族认同感被侵蚀,似乎面临着 被汉人逐渐同化的命运。

 

 

 

1928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溥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和清东陵1928年被盗挖,这两件事 正好与北京旗兵最后停发饷银相吻合。
从此以后,清皇室和普通 满人完全靠自己了。
在民国初年之后三个不同政权———————国民政府、 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他们会遭 遇什么样的处境呢?

大体上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重视溥仪,他自1925年后一 直居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
1931年末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并 提议让溥仪担任傀儡政府的元首,国民党才对溥仪有了兴趣。
为 了劝阻溥仪与日本合作,蒋介石派他的特使,当时任职于国民党 监察院的前清官员高友唐去拜访溥仪。
根据高友唐的公开记录和 溥仪的自传,高友唐带去了一份令人惊异的建议,即蒋介石承诺 把溥仪安排在北京或者上海,并支付其所有费用,如果溥仪真诚 地支持国民政府,他就会恢复优待条款和皇室每年的津贴,任命 满族代表到政府最高机关,保证将来所有政治机构中将按照蒙古和西藏的同样标准安排满族代表。
虽然蒋介石的提议包括恢复优 待条款,但这只是部分恢复,因为没有提出让溥仪回到紫禁城或 者颐和园,也没有承诺恢复他的皇帝头衔。
然而,溥仪怀疑蒋介 石是否能履行他的承诺。
他提及,国民党不管军事法庭的审判结 果,一直没有对盗挖清朝陵墓的犯罪士兵进行惩罚。
[113]溥仪最终 决定投靠日本人,而国民党也没有和他进一步交涉。

 

 

日本人想要一个清廷皇室成员来领导伪满洲政权,但溥仪不 是唯一的人选。
日本人以前与善耆合作过,因此善耆是合乎逻辑 的选择,但他在1922年就死了。
另一名自荐的候选人是溥伟,他 与善耆一样激烈反对清帝退位,后来他成了反对共和的保皇派。
 溥伟开始避难于德国(后来是日本)在青岛的租界地,青岛于 1922年回归中国后,他搬到日本在南满关东的租界地大连。
1931 年9月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占领了沈阳,溥伟满心欢喜地急切自荐, 希望领导“满洲独立运动”。
他于10月到了沈阳,在这里他召集 了大规模的市民集会,领导了一个原先受日本支持的团体,大声 疾呼要与日本人合作进行“满人治满”。
他还祭奠了附近的满族先 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
然而,日本人不久告诉溥伟他们另 有安排,并迅速把他送回了大连。
这和1908年的情况一样,当时 他们两人都是继承光绪皇帝皇位的人选,结果他被排除在外而溥 仪继位。
六年后,溥伟去世。
[114]

溥仪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后,于1931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了 天津,前往旅顺与关东军谈判合作的条件。
溥仪及其支持者希望 不仅恢复君主政体,而且要恢复清王朝。
但日本人只同意恢复君 主政体,而且希望有所延迟。
“满洲国”在1932年3月1日举行成 立典礼,当时以共和政体的形式出现,溥仪成为“执政”。
只是在 二周年纪念时,“满洲国”才变成了“满洲帝国”,溥仪这才当上 了“皇帝”。
[115]在为新政体选择名字和成立时间时,日本人深思 熟虑,利用了这个地区与满人和清朝的传统历史联系。
尤其是, “满洲国”曾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之前使用的名字,而且3月 1日也被认为是清朝的吉日。
[116]

然而,日本人为恢复清王朝设定了很多限制。
“满洲国”都城不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建都地沈阳,而是定都于吉林长春 名“新京”)。
他们不用晚清的龙旗而用五色旗作为“国旗”,这种 五色旗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
1932年溥仪就职时,日本人不准他 祭祀沈阳城外的清朝陵墓,而与他同族的溥伟则在几个月前祭祀 了清陵;日本人只允许溥仪经过陵墓时让火车短暂停留,这样他 不下车就能“跪拜其祖先的灵魂”。
最明显的是,溥仪1934年 “登基”时,日本人让他成为“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 用康德年号取代了原来的宣统年号。
此外,日本人让溥仪在公开 的“登基”典礼上身着军事制服,只有在一个较早的天坛祭天仪 式上允许他穿清朝龙袍。
最后,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时,他们 没有让溥仪返回紫禁城或者让他把“帝国”从满洲扩大到关内。
[117]

虽然清王朝没有恢复,但“满洲国”吸引了清朝皇室的几名 成员来效劳。
最著名的是溥仪的弟弟溥杰,日本人让他在1937年 与裕仁天皇的堂妹结婚,如果溥仪死后没有子嗣,他们显然是想 让溥杰继承帝位。
另一名加入“满洲国”的皇族是宪均,他是强 烈反对共和政体的善耆的第十二子,负责一所军事医院。
爱新觉 罗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在满洲与日本人合作,其中包括溥仪的 父亲载沣和叔叔载涛。
虽然他们去“满洲国”看过他,但都没有 留下来。
[118]

在溥仪“登基”11年之后的1945年,随着其后台日本的战 败,溥仪作为“满洲帝国”康德皇帝的统治也画上了句号。
当他 得知裕仁天皇投降后,匆忙发布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道退位诏书, 并准备逃往东京。
但是,他被苏联军队俘虏并带到苏联,在那里 他被关押了5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巴罗夫斯克。
1946年8月, 作为一名在押犯,他在东京战犯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了8天。
 1950年6月,苏联把溥仪遣送回中国,共产党人把他关押了9年。
 与他一同被关押在辽宁抚顺的还有其他几名与日本人合作过的清 朝皇族成员,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善耆的儿子宪均和溥伟的一个 名叫小固的儿子。
他们都要接受思想改造。
[119]

1959年10月4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特 赦令的一部分,溥仪被释放。
随后,他自被逐出紫禁城35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
一开始他被安排在植物园工作。
1961年,他被 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成为一名“文学和史学 工作者”。
他的责任是整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资料;另一项 任务是把他在监狱中写下的供述进行修改和补充,写一部自传。
 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出版,英文名字是《从皇帝到 平民》(From Emperor to Citizen)。
溥仪死于1967年10月17日,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
去世时他61岁,没有子嗣。
[120]

当然,共产党人不会承认1912年优待条款的有效性,但是他 们对一些健在的清朝皇族成员却出人意料地尊重,尤其是那些与 溥仪不一样、与“满洲国”保持距离的人。
这种对前朝的宽大可 能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国民党 政权有很大区别,因为国民党憎恨清廷,所以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始几年里,共产党给予了溥仪的叔 叔载涛突出的(可能是名义上的)政治待遇。
载涛在其兄载沣摄 政时期,与载洵一道把持了晚清朝廷(载洵1949年去世,载沣 1952年去世)。
在载沣摄政时期,载涛比他哥哥更具开放思想,在 民国时期,他没有参与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或者“满洲国”政权。
 因此,在共产党政府,他的声誉相对较好。
可能考虑到他在载沣 摄政时期较早地参与了军事事务,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马政局顾问,他在西北大草原上度过了一段时间。
1950年 6月,载涛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1954年,他作为 满人被北京直辖市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此后,他 作为人大代表周游了全国,去看望大量满人群体,例如,1956年 5月他参观了广州的一个满人小村。
他于1959年和1964年分别被 选为第二、三届人大代表。
1970年9月,载涛去世。[121]作为官方 承认的政府与满族之间的中间人,载涛的身份与袁世凯任总统期 间溥伦的情况并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载涛的侄子溥杰也开始扮演类似的角色, 尽管他过去是一个罪犯。
1960年,溥杰在抚顺监狱被释放,他也 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他的哥哥溥仪一年前被 释放。
次年,他和他的日本妻子及岳母,还有满族小说家老舍一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图15)。
1978年溥杰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1988年和1993年,他连续三届当选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随着87岁的溥杰在1994年年初去世,皇 室与继来政权之间长期且往往是紧绷的关系最终完结。
[122]

 

与此同时,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大量满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一般来说,每 个政权及“满洲国”都根据其整体的民族政策来对待满人。
国民 党拒绝承认民国初年的多民族社会而赞成民族同化论。
民国初年 承认中国存在五个主要的民族,满族是其中的一个,并声称所有 民族一律平等;而国民党则宣称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拒绝 满族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
他们的民族同化政策可以追溯到孙中 山,尽管孙中山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明显是个两面派。
1912年年底, 孙中山会见北京的满人时,他向他们表示自己很赞同当前盛行的 “五族一家”的概念。
十二年后,在他与共产党合作时,他与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承认中国存在许多民族,并如民国初年那样承诺平 等对待各族。
然而,在这两次表态之间,1921年6月孙中山在其 《三民主义》中声称,民族主义只不过实现了推翻“满清”部分, 只有创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
这种民族观模仿 了美国的民族思想,认为“汉族是中心,满、蒙、回、藏其他四 个民族要被我们融合”。
因此,中华民族基本上等同于“我们汉 族”。
[123]

蒋介石的民族政策是坚定的民族同化。
在1943年第一次出版 的《中国之命运》中,他坚持中国人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他也 称这个单一民族为“中华民族”,并认为这是“多数民族融合”这 一长期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
而且,继孙中山之后,蒋介石把中 华民族等同于汉族。
在解释匈奴和古代中国其他民族的消失时, 他把他们融入中华民族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汉化”。
与匈奴一样, 满人入主中原后也经历了“种族同化”:“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 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简单地说,根据蒋介 石的看法,满族已经完全被融合,他们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 而存在。
他们变成了单一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基本等同于 汉族。
[124]

由于满人不被承认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因此他们没有受到国 民党的特殊关照就不足为奇了。
与对溥仪一样,国民党唯一关注 满人的时候是1931年年底。
蒋介石在请求溥仪不要与日本人合作 的同时,承认满人是一个独立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的各种行政 和协商机构中按照蒙古人和藏族人的配置给予满人特殊的代表名 额。
然而,国民党没能阻止溥仪去关外,因此这一提议也被撤销 了。
国民党也没有涉及满人的经济困境。
他们定都南京,因此与 其前几个政权不一样,不必每天面对大量仍然生活在旧都的穷困 旗人。
虽然南京也曾经是一个驻防城市,但满人数量不多,而且 在革命中基本上被清除了。
因此,南京政府对满人的政策是“眼 不见,心不烦”。

 

 

由于国民党的民族同化政策,相比于民国初年,单个满人隐 藏其民族身份并融入汉族变得更加紧迫,正如国民党政权所宣称的那样。
国民党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当时不承认自己的满 人身份,或者不把任何满人特征的人物放入他当时写的小说中, 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125]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不久,1953年人口普查 表明,不到250万人(这只是晚清时期估算的满人数量的一半) 认为自己是满人,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如此短的时间范围内消失 了巨额人口,这还有别的解释吗?尽管很多满人在共和革命中被 杀死,还有更多满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饿死,但其他满人则是把 自己变为汉人而消失了。

 

 

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指责日本人利用“民族自决”的阴谋来 分裂和征服中国,“满洲国”的日本人对此感到很恼火,于是公开 宣扬多民族的民族政策。
因此,“满洲国”诚恳地向其辖境内的不 同族群做出了承诺,保证种族平等和融洽。
最终,“满洲国”采用 了五色旗为“国旗”,与民国初年一样,象征着五个主要民族的团 结统一。
然而,“满洲国”的五个组成民族与民国初年的五个民族 稍有不同,他们是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人和朝鲜族,用日 本人及朝鲜族取代了回族和藏族。
与蒋介石不一样,日本人不仅 重新肯定满族是五个主要民族之一,而且在“满洲国”中把满人 置于优越位置。
例如,“满洲国”“国旗”的四分之三都是黄色, 代表满族,剩下位于左上方的四分之一分为四色条纹,代表其他 四个民族。
而且,据F.C.琼斯(F.C. Jones)记载,日本人“通 过恢复满语和满文来努力促进满人的民族意识”。
他们甚至尽力笼 络远在新疆的说满语的锡伯族人,1939年的一份“满洲国”刊物 称其为“被遗忘的满人”,锡伯族人被描述为“极度渴望回到他们 的故地,忧伤地凝望着满洲方向”。
然而,“满洲国”的满人数量 较少,不到总人口的3%,原因部分在于汉人在新近几十年里大量 移民到这里,还有一些原因是许多满人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汉人 的生活方式。
“满洲国”杂志《当代满人》声称,中国北方的满人 还保留了“他们在房屋、服饰和发式上的民族特征”。
[126]

据琼斯记载,日本人为了回应溥仪“满人治满”的信条,也 “努力恢复满人对“满洲国”的管理”。
然而,在最初被任命的政 府高级官员中,只有两个人的名字看起来像满人的。
一名是满洲旗人熙洽(1884-1952),他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自其毕业返回国内,20余年来直活跃于东北军界,他当时是 “满洲国”政府的“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
另一名满人是 贵福,他是“满洲国”的一名“议员”。
保皇派金梁自1926年以 来一直在沈阳工作,他当时是“东三省博物馆馆长”和《清史稿》 的编修,1931年他逃离东北前往北京,由于退休而身无分文,他 只有靠出卖书法作品来维持生活。
1962年金梁去世。
[127]金梁的出 走标志着“满洲国”在吸引普通满人方面的全面失败。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奉行多民族政策。
共产党宣称自己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于1952年正式承认满族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5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人口占当时整个国家人口 7%左右。
由于满族大量融入了汉族文化,因此他们作为一个独特 群体的身份,需要对斯大林那个已被普遍接受的“民族”定义进行 一个相当宽松的解释。
斯大林认为,“民族”有四个共同的主要特 征: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思想倾向或文化。
20世纪50年代中 期,田野调查者发现,除了锡伯族和黑龙江上游的少量原居民, 他们所到之处几乎所有满人都不能读或者写满语。
满人也没有聚 居于任何一个地域。
他们也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
而且,他们的 思想倾向与汉人几乎没有任何不同。
然而,共产党发现,清朝的 八旗制度是既能把满人与汉族和许多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又能把 满人统一成一个独特整体的一个关键因素。
正如20世纪50年代对 北京满人进行田野调查的作者们解释的那样:

可以肯定,“八旗制度”与“满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从满族的构成这一立场来看,二者又是不可分离的。
进入 八旗的蒙古人、汉人和其他民族,连同他们的政治身份和经 济利益都要受到八旗制度的同样约束。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和 谋生,他们的生活习俗、使用的语言甚至他们的思想都在很 大程度上与八旗满人一样了。
[128]

换句话说,清朝对八旗制度下所有人员进行的“满化”政策, 把共同的生活、语言、思想强加给了所有八旗成员,这样就满足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三个标准,只缺共同的地域这一标准了。

 

 

晚清和民国初年把满人视为旗人的概念形成了共产党对满人 进行定义的基础,只是词语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旗人”一词被 废弃,但这个词汇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民间话语中依然存在。
 阎云翔于1991年在黑龙江双城县的一个旗人村子里做田野调查, 据他的描述,满族和汉族仍然互相称对方“旗人”和“民 人”。
[129]晚清时期开始使用并在国民党时期极为盛行的一个词语 是“满族”,在正式出版物中几乎强制性使用这一术语。
相应的, 与之对应的词语是“汉族”。

 

 

共产党通常把满人等同于清朝旗人的后代,但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是,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后代可以恢复他们祖先原 来的民族身份,只要他们愿意。
因此,广州许多汉军八旗的后代 要求被划为汉族,而成都一名名叫刘显之的前蒙古镶白旗人则把 自己视为蒙古人。
也有许多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后代选择登记 为满人。
例如,据20世纪50年代另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记载,锦州 区22638名“满人”中,只有10%的满人是满洲八旗的子孙, 其余全部都是汉军八旗的后代。
[130]

第二个例外是,清朝八旗制度中五个新的满人群体被正式承 认为独立的民族,独立且区别于主要的满人群体。
关于居住在嫩 江及其支流地区的达斡尔族,人类学者费孝通描述了这一民族认 定是如何做出的。
因为他们东靠黑龙江,毗邻通古斯族而居,又 因为他们在清初被合并到了八旗之中,根据满人通常等同于旗人 这一原则,似乎达斡尔族被划为满族无可非议。
或者,因为他们 西临内蒙古,毗邻蒙古族而居,又因为他们说的语言与蒙古语很 相近,他们被划为蒙古族也是正当的。
或者,他们可以被视为一 个既不是蒙古族也不是满族的独立群体,因为一方面,他们说的 蒙古语与通行的蒙古语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不管他们居住位置 怎么靠近,也不管八旗成员的身份,“坚决反对被说满语的人所同 化”。
最后,政府决定将达斡尔族区别于满族和蒙古族,构成一个 独立的民族。
[131]除了达斡尔族,辽宁和新疆的锡伯族、内蒙古东 北部的鄂温克族(以前叫索伦族)和鄂伦春族、黑龙江北部的赫哲族,他们都被划为不同的民族。

 

 

据1953年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2418931人,居中国少数 民族的第七位,排在壮族、维吾尔族、回族、彝族、藏族和苗族 之后,蒙古族之前。
曾作为清朝八旗一部分的其他五个少数民族 人数极少,达斡尔族44100人,锡伯族19000人,鄂温克族6200 人,鄂伦春族2200人,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只有 450人。
六个与满人相关的群体共计2490881人,只占晚清旗人 的一半左右。
[132]

除了正式承认满族,共产党还给予他们其他各种认可和支持, 而这是民国初年和国民党都拒绝给予的。
尤其是,他们在国家政 府机构中规定了满族代表。
例如,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召开时,1200多名代表中有18名满族代表(包括载涛)。
[133]为 了扭转近代以来的反满偏见,共产党试图删除让满族人感到反感 的某些词语。
因此,1956年2月,国务院命令书籍和报纸出版单 位不要用“满清”来称呼满族人。
这个词是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国 民党(包括孙中山)为了称呼旧满人政权而使用的词语,后来就 用于整个满族人群。
许多满族人反对把满族这一群体与清王朝的 统治者联系在一起。
[134]

总之,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政权对待满族的态度应该让满 人感到满意。
举例来说,老舍不像在国民党时期那样隐藏自己的 满洲旗人身份。
从1954年到1964年,他一直用自己的真名舒舍 予,而不是笔名,他作为北京的满族代表参加过第一、二、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汉姓来自原先的满姓舒穆禄的第一个 字)。
1961年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中,老舍———还有皇族的载 涛、溥仪、溥杰———————就代表了满族。
相比于以前的沉默寡言,老 舍开始以满族人为素材进行写作。
1957年创作的剧作《茶馆》中, 主角是北京的两名旗人,而他20世纪60年代初创作的、直到 1966年去世很久以后才出版的小说《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 说,描写了他1899年出生以来的北京满人家庭和亲戚。
[135]由于 其他旗人及其子孙也不再隐藏他们的民族身份,前几十年发生的 满族人口急剧下降趋势得以终止并开始回升。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已经上升到4299159人,几乎是1953年的两倍。
那 时,满族人口数量超过藏族但仍排在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 族和苗族之后。
以前附属于清朝八旗制度的其他五个少数民族人 口也大大增加,从71950增加到202594人。
然而,1982年,满 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总人口 数仍然比晚清500万旗人的数量略少一些。
[136]

直到20世纪80年代,满族有一个方面受到的待遇不如其他少 数民族。
这就是满族是十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中唯一没有建立大 规模自治区域的民族。
在这种自治区域,少数民族可以自由地实 行和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
1956年和1957年,满族被批准在黑龙 江和河北建立一些“民族乡”,其中的大部分在1958年被解散或 者被并入了人民公社。
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族与其他主要少数民 族不一样,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很不集中。
据1982年人口普查,大 部分满族人居住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省和北 京。
具体来说,46%的满族人在辽宁,12%在吉林,21%在黑龙 江,换句话说,79%的满人在“满洲”。
另外9%的满族人在河北, 3%在北京,剩下9%的满族人散居于其他省份,尤其是曾经的清 朝驻防城市。
然而,所有省份满族人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 分。
即使满族人口众多的辽宁省,人数也只占辽宁省总人口的 5.6%,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据何溥英在1987年的研究,共 产党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极为关心”满族人高度自治问题, 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者没有透露,这个问题当时没有 解决。
[137]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障碍 才终于得以克服,满族最终被允许在比乡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实行 自治。
因此,1985年和1986年设立了5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三个 县在辽宁东部:新宾县(满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2.8%)、岫岩县 (71.7%)和凤城县(54.5%),其他两个自治县在河北北部:青 龙县(51.6%)、丰宁县(48.6%)。
到1994年,建立了另外8个 满族自治县——————辽宁5个县,河北2个县(其中一个是围场,是一 个满族蒙古族联合自治县)。
同时,340个民族自治乡也建立起来。
例如,其中一个民族自治乡是河北北部遵化县东陵乡,这里 41.3%的人是满族人,他们是守卫清东陵的驻防八旗的后代,国 民党军队曾于1928年盗挖了清东陵。
在这些地方,最明显表示他 们自治的是公共建筑上的标记均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
[138]

20世纪80年代也见证了空前的满族历史和文化热。
很多由满 族人写的关于满族的出版物迅速增加。
其中最有分量的是1985年 创办的学术期刊《满族研究》。
其他的出版物包括对一些满族群体 的人类学个案研究,如关于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屯村的《满族 的历史与生活》和辽宁省满人自治县的《满族在岫岩》,这两本书 分别在1981年和1984年公开出版。
1985年出现的另一部人类学 著作是《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各个满族 群体的田野调查选编。
稍欠学术性且更加个人化的研究是金启孮 研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满人的两组系列论文,连载于1985年到 1989年的《满族研究》,这两组系列论文主要针对民国初年的满 人,并描写了金启孮作为一名京籍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
另一部 类似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汪宗猷所著的《广州满族简史》,汪 宗猷生于当地驻防八旗满洲镶红旗家庭。

 

 

满族文化热的另一个表现是满人试图保护和恢复满语。
满族 人群体长期以来停止写满文和说满语。
20世纪80年代,唯一使用 满语的一个较大群体是新疆西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尽管他们的 祖先属于清朝的八旗体系,但他们还是被承认为一个独立于满族 的民族。
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人甚至以满文的变体 锡伯文发行了一份报纸。
[139]为了挽救逐渐式微的满语,1985年九 名满族人和一名蒙古人创办了北京满文学院,这是一所“业余学 校”(学生在业余时间才参加学习),大约150人报名,超过半数 的学生是满族人,大部分年龄在20岁和30出头。
学院的第一个班 级是两年制,毕业于1987年。
[140]然而,可能由于满文的使用范 围比较有限,满文没有能够和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等 少数民族文字一起出现在人民币上。

 

 

最能表明20世纪80年代满族欣欣向荣状态的是人口的巨额增 加,从1982年的4299159人增加到1990年的9821180人。
1982年以前的三十年里,满族人口增长了近78%,而随后的八年里则 增加了128%多!尽管1952年到1982年间,满族人口的年增长率 为2%,但1982年到1990年间,年增长率则达到了10.9%。
在官 方认可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在这一阶段是人口增加速度 第四快的民族。
因此,满族成为中国人口第二的少数民族,排在 彝族、维吾尔族、苗族甚至回族之前。
只有广西的壮族仍然是人 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过去附属于满洲八旗的五个少数民族——————锡 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也超过了平 均增长水平,1990年,这五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到331729。
他 们和满族加起来总人口超过了1000万,大概相当于此时中国总人 口的1%。
[141]与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满族不需要执行政府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满族人口的剧增不能归因于人口增长率 (例如,汉族人口的年增长率才1.3%)。
这种人口激增主要是因为 满族人不断增强的民族认同。
与以前的老舍一样,他们先前被看 做汉人,现在他们想承认其满人身份。
清朝被推翻后满族人口下 降了50%,
这要归因于民国初年反满导致的歧视政策和国民党政 府采取的民族同化政策;
20世纪80年代满族人口增加了128%多。

 

 

这或许是因为政府的多民族政策和文化自主。
例如,李承荫这名 北京医生曾于1916年要求从旗人变为民,而他的女儿利用20世纪 80年代的宽松氛围正式恢复满族身份(虽然不是她原来祖先的满 姓)。
[142]由于这种个人恢复满族身份不断累积,20世纪80年代满 族最终恢复了在1911年及以后所有失去的人口数量。
这是自辛亥革 命以来,满族人口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晚清时期。

 

 

结语

清廷和八旗制度的历史并没有在辛亥革命中结束。
虽然逐渐 式微,但清皇室和八旗制度又存在了十多年,因为民国初年的几 任政府进行了认真但逐渐递减的努力来遵守和执行让革命获得相 对容易成功的退位协议。
虽然民初的财政都十分艰难,但每任政 府都继续如承诺的那样资助皇室和旗人。
对于皇室来说,除了在1917年与张勋进行了妄想式的合作外,也很努力遵守退位协议的 规定。
虽然皇室继续居住在紫禁城的内廷显然违背了协议,但这 也是在共和政权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
随着冯玉祥把溥仪逐 出紫禁城并剥夺了他的皇帝头衔,以及随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清- 皇陵,民国与皇室和旗人的这种暂时妥协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最终结束。
当时,八旗制度内的人事任命也停止了,给旗兵的饷 银和清廷的津贴都停发了。
当日本人扶植“满洲国”时,皇室的 成员而不是清王朝本身过上了一种时间并不长的“新生活”。
然 而,对于普通旗人来说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 努力赚钱糊口,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由于他们 的努力,他们在
1949年后从清朝统治下的世袭军事阶层转变为一 个民族,“旗人”转化成了“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