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滿與漢：結語

 6滿與漢：結語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期望值日益上升的革命的典型例子。
清朝 的统治在1911—1912年的革命中被推翻,不是因为它如1898年那 样拒绝改革,而是因为它的改革步伐不够快。
在清朝最后的统治 期间,由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久经历练的 慈禧太后认识到了改变的必要。
她由此发起的“新政”改革激进 而广泛,以至于被认为是一场自我革命。
所以,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其著作中称之为“新政革命”。
这一革命在时间上 早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能在效果上也超过了辛亥革 命。
正如任达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
新政包含了
教育改革和
海 外留学,
重组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队,
行政和政治变革,
还包括 计划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变为君主立宪政体。
当新政在全国上 下推行时,这次全面的改革在中国的城市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五百万满人作为之前的特权阶层,是受新政冲击最大的群体。
 于是,驻京八旗和各省的驻防八旗都建立了新式学校,
中国第一 批留日学生中就有不少满人,驻京八旗的一部分被重新组织成为 陆军第一镇以及北京警察的一部分,满人也被选入资政院和各省 谘议局。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所产生的基本后果,是清廷不曾预料到也不愿意接受的,这就是中国城市精英的政治化。
他们大胆地要 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权力,无论是在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后来的 共和政体。
当时很少有满人拥护共和主义,但他们中并不缺乏对 政体改革的批评者。
满人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 大众示威运动,即
1903年的拒俄风潮;出版了政治期刊如《北京 女报》、《大同报》等,支持各种改革者的言论;参加一些政治组 织,如梁启超的政闻社;参加了
1909—1910年敦促朝廷立即召开 国会的游说运动。
所以,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与后来的革命运动 不同,它从不“排汉”,也并不“反满”。

正是由于清末朝廷的无能与民众期望的高涨,使得清廷的改 革只能让知识精英和政府当局愈加对立,也最终促成了革命的成 功。
在这一方面,朝廷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最突出的一点,是朝 廷坚决反对成立民众一致呼吁的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
但最终, 朝廷还是颁布“十九信条”,接受了这些要求。
此时已经是革命爆 发三周以后,也是驻扎于滦州的军事将领威胁要发兵北京之后了。
 到这时,这些努力无疑是太少也太迟了。
实际上,与改革者对朝 廷的疏远同样重要的还有清廷重新加强帝制的努力,以及在消除 满汉矛盾方面的失败。

清末朝廷重新加强帝制和重新强化集权之举同时进行,这两 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都是为了扭转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大加速 的地方分权进程,因为当时朝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一些 起义时,不得不依赖曾国藩、李鸿章等一些地方大员和他们的武 一装。
义和团运动后的一段时期,朝廷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开 始着手收回之前放弃的一些政治、军事权力。
最显著的是,朝廷 首先成功剥夺了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的军权。
袁世凯一手组建 了北洋六镇新军,但朝廷却将其中四镇调拨到陆军部尚书铁良的 麾下。
接着,又将袁世凯以及与他同样位高权重的张之洞从他们 根基所在的天津和武昌调往北京。
最后,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 又将袁世凯解职。
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以 牺牲各省当局和其他一些地方利益为代价的。
1911年5月,清廷 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同样是集权化的努力。
但是,众所周知,这一举措激起了各省士商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四川, 这
直接导致了5个月后武昌革命的爆发。

强化帝制【加強滿清皇族掌權】也同样充满争议,因为这不是为中央政府而是为宫 廷争取更多的权力。
这似乎是摄政王载沣的主要施政目标,他明 -显是想
仿效德国的威廉二世。
在载沣掌权的三年中,他下令和监 督组建了另一支新军——————禁卫军。
这支军队直接受命于宫廷而不 是陆军部。
载沣让自己的两个兄弟载涛和载询领导陆军和海军。
 他自己则挂上了陆海军大元帅的头衔,统领全国的军队。
载沣将 军队的人事权力由陆军部转归朝廷。
在回应立宪派的要求时,他 指定了一个由奕劻领衔的内阁,还包括4名皇族亲贵。
这些亲贵 在载沣摄政期间,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势,这在媒体对新召集的资 政院的争论那里有着明显的体现。

强化帝制的举措并不是始于载沣,早在半个世纪前的
1861 年,奕诉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时就开始了。
但是,载沣却将这一点 做到了极致。
奕沂的任命常常被认为是同治中兴取得成功的关键。
 但是同时,这也预示着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王朝传统的背离——————
自 军机处于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创建以来,从没有皇族亲王成 为军机大臣,或者成为各部尚书。
从另一方面看,亲王参政也标 志着对清朝最初统治时期的做法的回归,在清朝初期艰难的环境 中,皇族亲王都要参与日常决策。
于是,从
1861年奕䜣开始,直 到1911年(除1901-1903年的短暂中断以外)总是有一个皇族亲 王成为军机大臣。
进而,从
1901年奕助被任命为外务部总理大臣, 他儿子载振在两年后成为商部尚书开始,清中期以来关于皇族不 得担任各部尚书的禁令也被破坏了。
这些先例都是在慈禧太后统 治时期发生的。
这也为载沣组建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 铺平了道路。

朝廷加强集权和强化帝制的努力的后果是复杂的。
强化帝制 只在短时期内取得成功,很快就因为革命而毁于一旦。
在武昌起 义之后不久,朝廷被迫作出让步。
载涛和载洵不再在陆军部和海 军部任职,对奕劻和内阁中其他皇族亲贵的任命也被撤销,资政 院选举投票结果让那时新近被召回的袁世凯领衔组建新一届内阁,载沣也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
朝廷几乎将所有的大权都让给了袁 世凯和他的内阁。
最后,在皇帝退位的时候,朝廷掌管的禁卫军 也归于陆军部管理。
另一方面,强化帝制虽然明显失败,但加强 中央集权的积累效应还是持续到了共和政府的前几年。
它奠定了 袁世凯在任期内作为强权领袖的制度基础。
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 世之后,地方分权才重新占据了优势。

导致知识精英疏远朝廷和革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再 三承诺消除“满汉差异”,却没有成功。
这些差异正是共和革命者 控诉清王朝的主要理由,比如,梁启超1898年在《清议报》和 《大同报》上的文章。
然而改革者对“满汉差异”的抨击也和一些 广泛传播的观点相矛盾。
正如蒋介石、芮玛丽等很多权威人士所 述,满人充分吸收了汉文化,以至于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和 汉人有明显的区别。
但他们的推论也有明显的矛盾,认为种族 (满族)问题和1911年革命并不相关。
在清朝268年的统治中,满 人不可否认吸收了很多汉文化(同时,在较弱的程度上,满人也 对汉文化有很深的影响)。
满人长时间沉溺于令人愉悦的城市环境 中,被各种汉人围绕,几乎所有满人都最终背离了老满人生活方 式中的两个中心元素:“国语骑射”。
但无论是在满人眼中还是在 汉人眼中,满人从没有完全失去他们的独立身份。
八旗制度完整 地保持到王朝的末期,同样保存下来的还包括那些特定的文化元 素,如男人的名字、女人的服装和天足,所有这些都使得满汉有 明显区别。
革命者的排满宣传正是基于这些稀少但持久的满汉差 异(有时也是基于一些生理因素)。

晚清朝廷承认满汉差异的现实,也努力尝试采取措施。
在三 个不同的时期———————
1865年,1898年,1907年———————
清廷都宣布了法 令,废除对旗人在职业上和居住上的限制,要求解散各地的驻防 旗兵。
然而,三个法令(包括1902年消除满汉通婚的禁令)都没 有真正实行。
例如,直到清朝灭亡之前,旗人没有选择居住地的 自由,也不能随便择业。
其实,清朝的灭亡并不完全是载沣的过 错,慈禧太后也同样有责任。

当革命最终爆发时,清朝虽已日薄西山,但还是倍感意外。
虽然清朝被推翻已经毫无疑问,但投降这个概念也绝不是无条件 的和毫无尊严的。
清帝退位协议最终是清廷与共和党人认真谈判 的结果,袁世凯是居中调解人。
因此,溥仪在革命后的命运有戏 剧般的巨大差异。
与其他被罢黜的同时代的君主和独裁者相比, 他没有像之前的
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VI)或几年后的
俄国尼古 拉二世(Czar Nicholas)那样被监禁或是被处死,也没有像
1922-1924年土耳其革命后的穆罕默德六世(Sultan Mehmed VI) 被永远流放远离祖国。
他甚至没有被强迫放弃其宫殿而移居他处, 而
日本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城堡被明治皇帝所占据,只 能隐居到静冈。
[2]尽管北京的军阀政治频繁更迭,但
1912年签订 的优待条款在后来十多年里或多或少保持有效。
直到1924年,溥 仪才被逐出紫禁城。
即使在这时,协议的其他部分也没有被废除, 直到1928年破坏清东陵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受到处罚,才宣告了优 待条款的最终结束。

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结束,从而加 速完成了满族从一个军事阶层向一个民族的转变过程。
英语单词 “Manchu”包含了许多不同汉语词义,从满洲、满洲人、满人、满族 到旗人、旗籍人、旗族,这一情况使得什么是“满”这个问题变得复 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极为明显的。
尽管这些词语都是指满人, 但其含义在一定的社会或者历史背景下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
“满”的 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这也有助于对“汉”做出界定。

有清一代,满人身份问题不可避免与八旗的历史和组织交织 在一起,这导致了“满”的含义开始呈现出三个递进层次。
首先, 从最窄和最初的意义上说,“满”就是满洲,他们是分布在东北 各地的女真人的后代,努尔哈赤在16世纪90年代统一了女真 各部,并于1615年将女真组织成了八旗。
1635年,皇太极改 女真为满洲,这个词是从汉语“满洲”音译而来的。
为了区别 于后来增加的满洲旗人,他们也被称为佛满洲。
他们及其后代 是八旗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清朝历代皇帝眼里,佛满洲是 最受器重和信任的八旗队伍,皇帝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 的“国语骑射”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满文化的核心。
其次,从较广泛(和稍后)的意义上来说,“满”就是八旗满洲。
他们不 仅包括佛满洲,也包括伊彻满洲,清朝在1644年进入中原后, 附近的通古斯族和通古斯化的蒙古人加入了满洲旗人,他们被 称为伊彻满洲。
最后,在最广泛意义上说,“满”就是旗人, 尤其是当其与汉人相提并论时。
从清朝统治者的各种声明来 看,显然当提到满汉时,相对汉而言的“满”,通常不仅仅意 味着佛满洲甚至八旗满洲,还包括所有八旗成员。
皇太极在 1635年和1642年分别组建了两个新的八旗,前一个八旗由蒙 古人组成,后一个八旗由汉人组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满”包括所有三个不同的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 军八旗——————以及包衣。
由此,满人就等同于那些二十四旗的后代, 这样他们就被官方归为旗人,而主要由汉人组成的非旗人则被归 为“民”。
由于清朝皇帝和官员使用这两套基本上可以相互替换的 词汇—————满/汉和旗/民,因此正如“旗”对应于“满”一样, “民”几乎也就等同于“汉”。

正如本研究主张的那样,如果满人等同于旗人,那么他们在 清朝大部分时间内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职业身份。
从出身来 说,旗人是一个多族群的构成。
他们不仅被分为三个不同族 群,而且满洲八旗也分为佛满洲和伊彻满洲,伊彻满洲又分为 不同的群体。
总体来说,旗人在族群、语言和文化方面缺乏佛 满洲的那种同一性。
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努力满化所有旗人,要 求他们都要学习和吸收佛满洲的“国语骑射”传统,最终,
作 为旗人的满人与汉人的主要区别
不在于族群或者(一些人指出 的)政治地位,
而在于职业。
[3]八旗制度组建之初主要承担军事 职责。
八旗的核心成员是旗兵,他们是清朝征服汉人的主要战斗 力量,并在此后承担保护和维持清王朝统治的重任,他们分布在 北京、东北、中原的大量战略要地和北方边境的90多个驻防城 市。
除了极少数人能担任官职或在一些情况下从事耕种外,旗人 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以便更好地保持战备状态。
作为回报,清 廷向旗人拨付钱粮。
然而,八旗不仅包括旗兵,还包括他们的家 属和大量其他亲戚和附属成员。
清朝末期,旗人数量总计为五六百萬，旗兵和旗人的比例大致为1:20。
每一个旗人(不管是旗兵 还是附属成员)都属于一个牛录,且由牛录额真和八旗副都统所 管辖。
最后,八旗成员的身份是世袭的,并在入主中原后向外人 关闭了进入八旗的大门。
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一直被禁止, 而且也很少发生。
简单来说,作为旗人的满人在职业上变为一个 世袭军事阶层,这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阶层很类似。

满人从一个职业身份向一个民族的转变,始于19世纪90年代 后期和20世纪初这具有转折意义的十年。
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 的士人和官员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开始不再把“国” (country)视为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作为“民族一国家”这样一个 政治和地域范畴的概念。
中国人是发轫于华北平原内部的文明人, 并自称为“华”和/或“夏”,其他人则是发轫于诸如东夷和北狄 的各种“蛮族”。
众所周知,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对中国的重新 界定,把“中国”的概念从一种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和唯一的文 明)转向一个地域国家(许多国家中的一个)。
作为这种定义的一 个组成部分,梁启超也把满人重新界定为一个种族。
根据梁启超 1898年末关于满汉关系的文章,正如黄种人和白种人间生死攸关 的“种族冲突”一样,在中国,黄种人内部的两个小群体“满汉” 间同样存在这种冲突。
提到满和汉时,梁启超没有使用传统的文 化概念(如夷狄和华人),而赞成两个全新的概念,即“满人”和 “汉人”(尽管这两个概念来源于已有的“满汉”组合词,但作为 独立的词汇来使用以前还不常见)。
梁启超进而把满人等同于旗 人,他认为这“五百万”旗人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耕而食, 不织而衣”。

梁启超对满和汉的概念进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新界定, 这一定义在当时颇为流行。
清末民初,满汉差异主要表现在种族 方面,而不是过去的职业或文化方面,但旧的概念及其相关词汇 依然在延续。
因此,1905年的刺客吴樾、1907年的满人改革派刊 物《大同报》和1912年的退位协议都称满为“族”或者“民族”。
 然而,“满族”这个组合词很少用来指称“满”,尽管这一词语在 当时已经存在(该词主要出现在20世纪前十年和20年代满人主要的活动组织“满族促进会”中)。
[4]相反,在清末民初,用来指称 “满”的两个最常用的词是“满人”和“旗人”。
如邹容一样的革 命派倾向于使用梁启超倡导的“满人”,而清朝官员则倾向于使用 “旗人”。
“满人”一词在革命前更为普遍,“旗人”在革命后更流 行。
除了这些概念,还有其他常用的词语,尤其是在义和团运动 后的共和改革派中。
例如,陈天华几乎一直使用“满洲人”,这个 词既可以被翻译为“满洲八旗的人”(“满洲”是指“满洲八旗”), 也可被翻译为“满洲的人”(“满洲”是指中国东北这一地区)。
其 他人也从中国丰富和古老的文化词汇中寻找各种对“满”的称呼。
 章炳麟喜欢贬称满为“东胡”和“虏”,而其他人把“满”贬为 “鞑靼”和“鞑虏”。
简单说来,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满”应被视 为一个民族,但还是没有关于如何称呼“满”的统一说法。

关于谁是满人这一问题,清末民初的普遍看法都遵循梁启超 的观点,即他们等同于八旗的所有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旗人。
 这样,义和团运动后十年时间里,革命党控诉满人的七宗罪实质 上就是对他们作为八旗成员的指责。
把满人等同于旗人一直持续 到民国初年,当然许多八旗成员本身也把自己等同于旗人。
尽管 民国政府承认“满”是一个民族,但仍延续清朝的惯例,将他们 归类为旗民,只有少数满人正式请求改变自己的身份。
(这种改变 不是从“满”变为“汉”,而是从“旗”变为“民”。)
为什么随后 满人如此广泛地被称为“旗籍人”,原因就在于此。
事实上,一群 政治上活跃的满人在1914年提出用“旗族”作为他们的另一个称 呼。
尽管这一概念把旧的含义(作为旗人的满)和新的含义(作 为民族的满)结合起来,但却没有流行开来。

虽然在如何称呼“满”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关于“汉” 的称呼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梁启超的观点,“汉”在清末民 初被普遍界定为“汉人”。
例如,革命党倾向于把满人划分为“蛮 夷”,但很少使用相对应的“华”和/或“夏”来称呼自己,相反, 他们几乎一直称自己为汉人(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民国成立时选 择了使用“中华”这一名称作为国名)。
关于谁是“汉人”,仍然 遵循了梁启超的看法,在关于中国的种族竞争论述中,他仅仅集中于两个竞争者————满和汉。
因为满等同于五百万旗人,汉自然 就是其余大量中国人口,按照旗/民二分法,他们就是四亿非旗人 的“民”。

最后,
满人的合适地域是哪儿?
清末民初他们应居于何处?
义和团运动后十年时间里,中国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概念是个单一的民族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包括中原地区,居住在这 里的人几乎都是汉人,而且应该由汉人统治着这里。
正如陈天华 声称的那样,“中国属于汉人”。
由于中国被如此界定,因为满人 不是汉人,他们在中国就没有一席之地,根据同盟会的宣言,他 们应被“驱逐”。
章炳麟不止一次地表示,满人合适的避难之所应 该是他们的老家东北,他们可以在那里创建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正如后来日本人打着满人的名义所试图做得那样。
另一方面,清 朝把中国视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其中汉人居住的中原只不过是一 个地区而已。
以这种观点来看,清帝国也包括满洲、蒙古、回疆 和西藏,这些地方连同中原地区都处于平等地位,且都臣服于皇 帝。
对这些不同地区的人实行不同的管理。
汉人由普通官僚系统 管理,满人由八旗管理,蒙古人、回人和藏人由理藩院管理。
乾 隆皇帝征服了突厥斯坦并将其置于清王朝统治之下,他对于自己 作为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和统一者甚为得意。
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
满人改革派在《大同报》重申了乾隆皇帝的思想,
他们试图“统 一满、汉、蒙、回、藏为一体”。

到清朝统治在1912年被推翻之时,共和派放弃了他们以前 “中原属于汉人”的狭窄定义。
例如,他们没有把满人驱赶到东 北,而是允许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
相反,他们恢复到清朝把中 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更为广泛的定义。
新政权批准了隆裕 太后的退位诏书,宣布自己是清王朝合法的继承者,因此也继承 了清王朝所有辽阔的疆土和多民族的人口(不是所有人都服从这 一决定,正如外蒙古的蒙古人就拒绝把他们对清王朝的效忠转移 到民国)。
革命党人以前关于中国只存在满汉两个斗争民族的观 点,被中华民国(而不是清王朝)由五个民族组成这一观点所取 代。
这一观点重复了清朝的思想,并通过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得以体现。
此外,在谈到四个非汉民族—————“满、蒙古、回、 藏”——————时,退位协议清楚地表示他们都是单独的民族,并承诺 他们会受到与汉人同样的对待。
至少这是民国初年的目标,尽管 对于满人来说,现实远不是这样。

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这一思想经过蒋介石短 暂的否定后
又被共产党再次肯定。
蒋介石和国民党继承了共和革 命党人的观点,坚持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居住在其领土上 的是实质上等同于汉人的“中华民族”。
虽然他们称“满”为满 族,好像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但他们认为满族要完全被“我们汉 人”同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自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民 族学者对中国人口进行了比以前更细致和更精确的区分,官方认 可的少数民族数量也从5个激增到56个。
例如,民国初年大量回 人集中居住于西北地区,被看做一个民族。
共产党治理下,根据 语言和文化差异,他们被划分为十个单独的群体,“回”这一词汇 渐渐用来指称说汉话的穆斯林,现在他们被叫做“回族”。
然而, 对汉族没有进行类似的细分,因为政府拒绝承认诸如客家人和苏 北人这种独立群体为一个正式民族。
相反,与梁启超一样,共产 党把占中国总人口93%的汉人看做一个巨大的没有区别的 群体。
[5]

与汉族不一样,但与回族相同,满人在共产党治理下也增加 了不同种类。
民国初年,根据八旗制度下的——致成员身份,
满人 属一个民族,但现在变成了六个: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赫哲族和满族。
正如与晚清一样,其祖先在八旗中的 身份再次成为确定满族民族特征的依据,但现在其他五个民族也 分享了这种身份依据。
虽然“旗人”在一些地区仍然被用来指称 “满”,但基本上都被“满族”这个词所取代,这也结束了清末民 初以来对“满”称呼的混乱。
简单来说,旗人完成了其身份的转 变,从清朝时期的世袭军事阶层,到清末民初共和革命党人和其 他人称呼为“满人”这一更加宽泛和模糊的群体,最终在共产党 治理下被官方界定为“满族”。